读《西行漫记》有感

第一篇：读《西行漫记》有感

读《西行漫记》有感

在家里书架的最上面，有一本封面早已泛黄的书，封面的颜色是已经褪色的橘黄色，一个吹军号的红军战士侧身像成为封面的主角，这本书就是《西行漫记》----一本我父亲小时候的书。当我得知这次作业的时候，脑海中立刻浮现出这个红军战士的侧影--尽管我还是在高一的时候读过它。也许，曾经读过的这本书，还藏在记忆深处，潜移默化地影响着我的人生观和世界观。

刚读这本书，对它的名字感到很好奇，为什么叫《西行漫记》呢？难道不知道还有一本赫赫有名的《西游记》吗。后来上网查资料得知这本书的英文名直译过来其实应该是《红星照耀中国》，尽管《西行漫记》这名字更诗意，我还是觉得前者更贴切些。

细读这本书，仿佛跟随作者的足迹，来到1936年的陕甘宁边区。年代的久远，让我们难免对有些文字感到生疏，可是这丝毫不妨害斯诺告诉我一个个鲜活的故事，好像就在昨天。这本书真实记录了斯诺在中国西北革命根据地进行实地采访的所见所闻，通过与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广大红军战士、农民、工人、知识分子的接触交往，了解了革命根据地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生活各方面的真实情况，准确、鲜明、生动地反映了中国共产党和工农红军的斗争业绩。

通过他的描述，我看到了一个此前虽有所了解却并不熟知的延安根据地。当面对误解和扭曲，红色中国的领导人敞开胸襟，热烈的欢迎这个远方而来的不速之客。无拘无束的告诉他他们所知道的一切。然后信任地通过这个青年，告诉全世界，在世界东方的战场上，不起眼的角落里发生的故事----在这里，西北的漫天黄沙没有了，取而代之的是清新的民主之风；滚滚的硝烟暂时退却，到处一派欣欣向荣的革命气象。斯诺仿佛是带着一张白纸来到中国，而他笔下的周恩来、彭德怀、林伯渠，直至毛泽东本人，都好像是在那白纸上画下的绚丽墨卷。这些此前国民党通缉令上的人物，突然之间活生生的出现在人们的面前，坚定、执着、深邃而不乏快乐和幽默，让人迷醉。这些红军领袖的个人魅力，也是成千上万的中国人，以各种形式去同情或追随共产党，并为之流血牺牲的原因之一吧！

除了共产党领袖的故事，斯诺还描写了许多形形色色的百姓。从斯诺火车上偶遇的老者，到飞夺泸定桥的敢死队队员，还有穿得破破烂烂、头上扎着辫子的农民，这些普通人的群像组成了红区真实鲜活的生活画卷。在斯诺笔下的那些小人物，反映出当时当时的社会情况，折射出当时人们的精神状态。

对于那些在历史上举足轻重的大人物，他们的言语和行为，他们的思想，也由这些小人物的环绕，获得了更加人性的衡量尺度。如此的叙述形态，恰好在某种角度上符合了历史的要求。它的意义，在于和政治史、经济史、军事史相互渗透、相互参照，为历史研究提供了多维度、多方位的视角。

在书中，斯诺探求了中国革命发生的背景、发展的原因。他判断由于中国共产党的宣传和具体行动，使穷人和受压迫者对国家、社会和个人有了新的理念，有了必须行动起来的新的信念。由于有了一种思想武装，有一批坚决的青年，所以能够对国民党的统治进行群众性的斗争长达十年之久。他对长征表达了钦佩之情，断言长征实际是一场战略撤退，称赞长征是一部英雄史诗，是现代史上的无与伦比的一次远征。他用毋庸置疑的事实向世界宣告：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革命事业犹如一颗闪亮的红星，不仅照耀着中国的西北，而且必将照耀全中国，照耀全世界。书中记载了斯诺与共产党领导人及红军战士、农民、工人、知识分子所作的对话，从这些对话中，可以约略窥知使他们不可征服的那种精神，那种力量，那种热情。他发现了一个“活的中国”，他发现了隐藏在亿万劳动人民身上的力量，并断言中国的未来就掌握在他们手中。

回想起《西行漫记》，我更深刻地理解了书中所体现的红军精神——把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看得高于一切，坚定革命的理想和信念，坚信正义事业必然胜利的精神；为了救国救民、不怕任何艰难险阻，不惜付出一切牺牲的精神；坚持独立自主，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的精神；顾全大局、严守纪律、紧密团结的精神；紧紧依靠人民群众，同人民群众生死相依、患难与共、艰苦奋斗的精神。这种精神不应是静止的，而是历久弥新的；是历史的，又是现实的。

与同时期其他的同类作品比较，斯诺的《西行漫记》是第一本打破国民党新闻封锁，向世界报导中国革命真相的书。美国新闻记者白修德说：“斯诺对中国共产党的发现和描述，与哥伦布对美洲大陆的发现一样，是震撼世界的成就。”正是这种唯一性和特殊性，使得《西行漫记》的成功在必然性之外，还蒙上了一层偶然性的神秘色彩。“

今天，当年的战争硝烟已经散去，但和平发展的天空并非晴空万里。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道路上，新的长征与当年红军长征一样将是山水重重的漫漫征程，也将面临着严峻的困难和考验。作为一名大学生，在新时期新阶段，应当高举红军精神的火炬，让曾经推动中国革命取得成功的光荣传统在新的长征中焕发出时代光芒，照耀着我们像当年的长征红军那样去不断开创出新的局面。在我们的学习中要坚持 “努力学习、艰苦奋斗、不怕吃苦”，努力学习文化知识丰富我们的内涵，成为对社会的栋梁之才。

第二篇：读《西行漫记》有感

翻开厚重历史

感受别样岁月

——读埃德加·斯诺《西行漫记》第二版有感

久闻德加·斯诺和《西行漫记》的大名，今日有暇得以看到，第一眼看到这本书时，红色的略呈灰灰的书的色调，立即给人以“红色”的感觉，更兼有历史的厚重感，仿佛书面上一直有历史风沙在吹，显示出设计者的独具匠心和对红色中国那份历史的把握。《西行漫记》又名《红星照耀中国》，当时因为便于在“白色中国”发行才译成西行漫记的，坦率地讲，我更喜欢红星照耀中国这个名字，觉得更有中国革命的特色，更有力度，更有影响力和冲击力。

今年有幸去延安等西北地区参观学习，所以对书中提到的很多景物都有直观印象，那是一个什么地方呢，时过七十年了，依然属于欠发达的地区，同事们去一趟“面子上”都有反应，依然是一地干渴的黄土和太阳能晒开石头的缺水区。

翻开书本，心就平静下来了，作者平铺直叙、娓娓道来他的西部之行，而一个个鲜活人物跃然纸上，一幅红色苏区斗争图浮现在眼前。作者运用欧美作家善用的描写的手法，以平视的角度，朴实的笔触给我们讲述着那段历史。朴实的语句却将东西方文学的区别体现的淋离尽致，当时这样的文章应该算作新闻或通讯了，而在今天就是一部传记了。

朴实的语句却感觉别样而新鲜，外国人看中国的革命对每个读者和关心中国的人来说都具有很大的吸引力，我们还是看看作者是如何描写别样情景和人物的吧。“他确乎有一种吸引力，似乎是羞怯、个人的魅力和领袖的自信的奇怪混合的产物”。这是对周恩来同志的描述。

“我开始有一点点懂得中国共产党人为什么这样长期地、这样毫不妥协地、这样不象中国人地进行战斗。”这是作者对中国革命的初步认识和认同（当然象中国人地战斗我们不知道是一个怎样的战斗）。

“在我看来，毛泽东是一个令人极感兴趣而复杂的人。他有着中国农民的质朴纯真的性格，颇有幽默感，喜欢憨笑”。这是对伟人毛泽东的描写-----是一个喜欢憨笑的人。

从他的记叙中也让我们看到了极为难得看到的、很有点神秘色彩却极为悲壮的西路军的有关资料。西路军的很多故事、当然也包括很多女红军战士惨烈经过至今仍在民间流传，在中国革命史上可能是绝无仅有的，当年的残酷是我们现代人无法想象，而那种信念、意志也令我们不能望其项背的。如果你感受过西北的风沙，有幸、有缘你可能在宁夏、青海依然能听到当地百姓将一种树叫“红军杨”，折断树枝略呈红色的液体慢慢地渗出来，百姓们说那是当年红军的鲜血，每一节树枝中间有一个非常规则的、鲜红的五角星，百姓们说那是红军当年头上的红五星。这个故事是我听来的，我们无须去分辩真假，而那段悲壮、惨烈的历史却是真实的，至今放在档案里、在百姓中间口口相传，而经济仍欠发达或者说贫困的当地百姓对红军的那份感情言语间听来让你落泪，你是男人也会的。

让我们铭记那段历史吧，珍惜今天所拥有的，跟一位美国人---斯诺一样深爱这片红色土地或者说更爱这片土地，因为我们是中国人。

第三篇：读《西行漫记》有感

读《西行漫记》有感

《西行漫记》是一部文笔优美的纪实性作品。作者斯诺真实记录了自1936年6月至10月在中国西北革命根据地，进行实地采访的所见所闻，向全世界真实报道了中国和中国工农红军以及许多红军领袖、红军将领的情况。

书中作者描绘的苏区充满了生机和活力，中国共产党人和红军战士坚忍不拔、应用卓绝的伟大斗争精神以及他们的领袖人物的伟大而平凡的精神风貌深深感动和震撼着我。

斯诺写道“毛泽东每天工作十三、四个小时，常常到深夜二、三点钟才休息。他的身体仿佛是铁打的。他认为这要归因于他在少年时代在父亲的田里干过苦活，要归因于他在学校读书的刻苦时期。当时他与几个志同道合的人组织斯巴达俱乐部一类的团体。他们常常饿着肚皮，到华南山林中作长途跋涉，在严寒的日子去游泳，在雨雪中光着脊梁——这一切都是为了要锻炼他们自己。他们凭直觉知道，中国的来日需要他们有忍受最大艰难困苦的能力。”朴实真诚的文字深刻展现了我们伟大领袖坚毅不拔、吃苦耐劳的高尚品质。在苏区，不仅伟大的领袖是这样，各级党人、百姓都英勇无畏、追随正义，许多知识分子和热血青年甚至抛弃原有的地位和财富，义无反顾地奔赴苏区。

“虽然几乎都遭遇过人生的悲剧，但是他们都没有太悲伤，也许是因为年纪太轻，也许是我所看到过的第一批真正感到快活的中国无产者。在中国，消极的满足是普遍的现象，但是快活这种比较高一级的感情确实罕见的。这意味着对于生存有一种自信的感觉。”斯诺说，“有时我几乎不能相信，只是由于至一批坚决的青年，有了一种思想的武装之后，竟然能够对南京的千军万马进行了群众性斗争达十年之久。”这段话让我体会最深，最触动我。对于青年一代，在年龄层上，我们与那时的青年是一致的，但是他们所处的年代与我们是截然相反的。他们的时代国家面临重大考验，社会动荡不安，他们时常食不果腹，与亲人分离，但是他们似乎从来都不曾妥协过，不曾畏惧过，他们始终坚持自己的信仰，坚定自己的意志，为党的事业而奋斗。身在国家强盛，社会和平的年代的我们，是否更应该传承和发扬他们的精神？答案是肯定的。我们青年一代，在这个信息化快速发展的时代，自己的思想显得尤为重要，一个人有否自己的思想，决定自己的发展方向。正如那个年代的青年们，他们的思想就是为红色事业而奋斗，他们有目标，有理想并为之努力，这就启发我们要有自己的信仰，要有自己的理想。而身为党组织中的一员的我们，更应严格要求自己，用科学文化知识武装自己，强大自己，为日后回报党组织、回报社会、回报祖国打下坚实的基础。虽然现在物质条件蒸蒸日上，但是我们始终要保持勤俭节约、艰苦奋斗的品质，扎扎实实，一步一个脚印去实现自己的目标。

《西行漫记》带给我很多触动，同时又带给我很多思考，让我更加坚定了追随党组织的信念和信心，我会牢记历史，牢记前人的教诲，一步一步地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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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东方

第四篇：读西行漫记(斯诺)有感

看斯诺如何“说话”

——读《西行漫记》有感

有种说法是，历史最好别从教科书上学来，旁门左道反而好些。虽然我一直认为这句话无论在用词还是因果关系上都存在逻辑问题，但是我引用这句话的目的只是想说明，在学习本专业的一年半时间里，我的许多新闻知识都是从课外读物上习得的。也许这有贬低教科书之嫌，那我换一种说法好了。课外读物让我更客观、更全面地了解这个专业，当然，结果就是我更加不知所以然。大家都知道潘多拉最后的一个盒子里装的是“希望”，换一种说法就是人的期待。我觉得能不能探寻到高深的知识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有所期待，发出质疑。而《西行漫记》一开始吸引到我的也是作者斯诺的好奇心。

一、善于质疑——带着问题出发

翻开书籍，首先映入眼帘的就是长达三页纸的发问，“中国红军到底是支怎样的队伍？他们的领导人是谁？他们是真正的国际主义者吗？……”斯诺一连问了81个问题，而这些问题都是西方社会迫切想要知道却没有获得真相的问题。1936年，斯诺带着这些疑问，踏上了去往延安的道路，进行了为时五个月的采访。作为一名记者，斯诺深知此次采访的危险，用书里的话来说就是，“用微生物的眼睛来看一下我的血液，就可以发现一支毛骨悚然的队伍，在我的臂部和腿部注射了天花、伤寒、霍乱、斑疹伤寒和鼠疫的病菌”，在这里我们可以感受到当时的中国的确有些“危险”，但是，斯诺的好奇心无疑成了他最大的武器之一。

学者朱光潜曾说过，“人的最大问题在于自身的惰性”。我觉得，如果按照这种逻辑来分析的话，斯诺当年去“红色中国”的决定无疑是解决了身为人的最大问题。一个记者，敢于发现问题，提出问题，因为一颗好奇的心奔赴到一个充满着“生与死”抉择的国度，甚至说只是一片随时会被侵占并改变地名的区域，这在别人看来是多么疯狂的行为呀。但是斯诺去做了。在为时五个月的采访里，斯诺带着问题前后采访了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人，获得了第一手材料，获得了自己问题的答案。

写到这里，我想起去年元旦《南方周末》的一篇新年献词因提出了敏感问题而最终受到上级领导的多次删除修改，这件事在读者中引起了一番声讨与抵抗，文章作者最后也离开了报刊，出国深造。我无力深究这篇新年献词是否真的具有社会危害性，在这件事中，我看到的是一个新闻工作者被扼住了喉咙，制止了提问，他的确没有失去所有，但却成了“无源之水”。《西行漫记》的成功带有太多的必然性，假如78年前的斯诺同样被制止提问，那么斯诺对“红色中国”的认识只能是泛泛而谈，且不说深刻问题，也许连最基本的客观情况都难以说清。

我觉得，问题即事实。斯诺从一开始“说话”就是提出疑问的，他把这种说话方式在为期五个月的采访里时时处处地使用，为的是什么？事实。在沉默的大多数里，斯诺无疑发出了那个时代响亮的声音，而在这里，他教给我的第一门课程就是，记者该如何“说话”呢？提出问题！

二、真实客观——捍卫自己的话语权

为这本书着迷的原因，大概因为它记叙的是真实的事情，一位美国的记者第一次进入被层层封锁的红军苏区，以一个记者客观的视角来描叙他接触的人与物。书中讲述的事像小说，可是它是真实的，我似乎能够想象出毛泽东、周恩来、朱德以及我新发现的来自浏阳的李长林在延安生活战斗的情景，它们是那么亲切而又新鲜，有血有肉。

易中天曾说过，“真实，是新闻的生命；客观，是记者的职业道德。”我想，仅从一本《西行漫记》探究“真实与客观”对一个记者的价值是远远不够的，所以在这里，我想换个词，“窥见”——以《西行漫记》作为一个小孔，去看我所能看到的，并转化为自己的所有。

首先，斯诺特别注重细节描写。

我们来看一下斯诺对苏区共产党员描写，“忽然间，他们（毛泽东夫妇）两个都俯过身去，看到一只飞蛾在蜡烛旁奄奄一息地死去，高兴得叫起来。这的确是一只很可爱的小东西，翅膀是淡淡 的苹果绿，边上有一条橘黄色和玫瑰色的彩纹。毛泽东打开一本书，把这篇彩色的薄纱般的羽翼夹了进去。这样的人会是真的在认真的考虑战争吗？”

我认为，苏区共产党员的描写是全书的亮点，也是让人为之动容的精华。斯诺在选取人物相关的资料上，并没有大段生硬的引用他们经历、职务和政治观念，而是更多选取了一些非常生活化的细节：这些材料出现在历史题材作品中，的确让人眼前一亮。年轻时期的毛泽东形象忽然丰满起来。关于毛泽东的历史书籍很多，但是比起斯诺描写的段落，恐怕使看过的人都会会心一笑。书中谈“正事”固然不误（如毛泽东谈抗日战争等内容），但是有了许多这些鲜活的材料点缀前后或穿插其中，全书却更让人感觉更是可信，真真实实。

其次，斯诺能够有限度的说一些话。比如书中记载到，一个战士在跟老农讨价还价半天之后，用心爱的兔子换了农民三只西瓜，吃完西瓜之后，他很不高兴，要农民把兔子还给他。这种故事，多么损坏红军战士的形象。但是斯诺写进去了。此外，斯诺还写了自己在苏区成立的“赌博俱乐部”，“周夫人、毛夫人时常聚在我的土炕上‘聚众赌博’”。

在这两个小片段里，我们看到的是比较完整的苏区人民以其人性。斯诺在书中没有一味地讴歌苏区的伟大存在价值，没有片面地只看到苏区战士哪怕是重要的领导人的优秀品质。他敢于把他所看到的事实有限度地说出来，把一个较为完整的历史呈现出来，始终坚守着真实与客观。

迪克在《作为话语的新闻》里有这么一段话，“事件感觉和解释的结果是该事件在记者记忆中形成一个主观、但又受社会监控的认知模式。社会的认知模式即公认的伦理道德和舆论走向。为什么谈到歹徒就是滋事挑衅而警察就是维护正义，这样的刻板印象无异于是一道新闻审查的过程，其区别在于这种审查是在潜移默化中由记者主动配合完成的，从这个角度也说明了绝对的客观性也不可能存在”。我想，斯诺“有限度”地说一些话的确无可厚非，许多时候，我们恰恰连这个“限度”都没有给自己。

再说，斯诺的“说话”是相对客观的。这本书之所以不同于其他红色经典，根本不在于这本书的内容如小说般精彩，而是活生生的一个个事实。用斯诺自己的话来讲就是，“这些故事却是中国革命青年们所创造，所写下的。这些革命青年们使本书所描写的故事活着。而且从严格的字面上的意义来讲，这一本书的一大部分也不是我写的，而是毛泽东、彭德怀、周恩来、林伯渠、徐海东、徐特立、林彪这些人——他们的斗争生活就是本书描写的对象——所口述的”。

斯诺作为一名资深记者，深谙描写的客观对新闻报道来说是何等的重要。因此，斯诺一开始进入苏区就是不带意识形态的区别的。他以一名记者的身份来到苏区，他的任务就是把这里的一切呈现出来。斯诺除了较为全面地呈现苏区人民的人性以及他们的生活外，采访对象所说的每一句话他都会再三落实；遇到自己不了解的情况而又需要加以描述时，斯诺在引用别人的描写后，一定会严格说明来源。例如，斯诺对朱德怀有极大兴趣，但不巧的是，他离开延安后，朱德才到达延安。为了使《西行漫记》不落下朱德总司令这个人物，在《关于朱德》的写作中，他引用了尼姆•韦尔斯对朱德访问的笔记材料，文章严格注明材料的来源，没有一点隐讳引用韦尔斯的材料。斯诺的采访和任何时代都会不断涌现的历险猎奇行径有着本质的区别，那就是斯诺对客观地“说话”的执着追求。

福柯曾说过，“话语即权利”。作为“无冕之王”的记者，被赋予了太多的责任，但是不是权利。权利是记者自己争取来的。记者只有通过客观真实地“说话”，才能对社会起到一定的舆论作用，才能倡导一种社会道德，才算是把握住了“话语权”。

三、提高素养——为了更好地“说话”

为什么一个外国记者的手记无形中吻合了本国历史教材和政治宣传的宗旨，而且这种吻合是如此地有机而自然呢？上文说过，《西行漫记》的成功有着太对必然的因素，我想，作者斯诺的个人素养就是其中一个。

我们可以看到，斯诺在书中经常与毛泽东一谈就是一个通宵，毛泽东渊博的知识不必多说，一位外国记者在语言不通的情况下居然和毛泽东聊了一个又一个的通宵，就不得不让人对斯诺本人产生兴趣。

通过资料查阅，我得知斯诺在1925年秋天进入密苏里州大学著名的哥伦比亚新闻学院学习，同时兼职于《堪萨斯城明星报》驻校通讯记者。1928年，斯诺帮助J•B•鲍威尔编辑出版《新中国》特刊，并担任《密勒式评论报》助理编辑，后又任该报代主编，同时兼任美国《芝加哥论坛报》驻远东记者。1930年，斯诺任美联社远东代表，在中国和远东各地采访。1934年，他应聘燕京大学新闻系讲师，并任英国《先驱日报》特派记者。如此显赫的工作背景，也许我们对斯诺本人的个人修养可窥见一斑。

邵飘萍曾说过，“铁肩担道义，辣手著文章”。我以为，要获得这种大无畏的勇敢，记者实在是需要渊博的知识水平和高尚的个人修养。记者许多时候不是在采写，就是在采写的路上，面对的未知太多，没有过硬的本领难以更好地“说话”。

结尾

最后，我想以一个小故事来总结我对斯诺“说话”方式的感悟。“有一位年轻人曾求教于一位大提琴家：‘我如何才能成为一个优秀的大提琴家？’大提琴家回答说：‘你先成为一个优秀的人，再成为一个音乐人，然后会很自然地成为一个优秀的大提琴家’”。

在社会急剧发展的今天，许多包容都带着歧视，许多矛盾又蕴含着平衡，记者在说与不说、怎么说之间一直徘徊着，我们都知道，这不是一个群体的问题，而是一整个社会的问题。我自认年纪方小，任何批判都显得过于无力。所以我想说的是，记者学“说话”前，先学做人，做一个优秀的人，再成为一个记者，然后就会很自然地优秀地“说话”。

第五篇：长征精神--读《西行漫记》有感（定稿）

长征精神

关美玲 14101123

长征精神

正值长征胜利80周年，我仔细品读了埃德加.斯诺著的《西行漫记》，这本书描写了毛泽东、彭德怀等人的斗争故事，而且大都是由他们口述的，其余的都是斯诺处于人民群众和全体官兵中的真实感受，这一本书将我曾经以为的冷冰冰的历史人物丰富了起来，使我开始喜欢阅读历史类的书籍，并孜孜不倦。

首先我们来谈谈民众，我认为凡是经过改良可以真正改变政治制度和现实，没有一个人愿意选择去经历一场革命，更何况是与只向内压迫的当权政党，更何况是彻头彻尾的反抗和对峙。可以见得，当时的劳苦大众在被压迫中是多么的无助，于是当共产党出现，当秋收起义和广州起义一次次打响的时候，他们看到的了希望和曙光，他们摆脱了木讷和保守，认为总有一天共产党可以带领他们创建新的中国，所以现在甘愿冒着被国民党屠杀的危险，成为了广大共产党员的后备力量。“在谈及苏维埃政府时，农民总是说‘我们的政府’，使得乡村有一种新鲜的凝聚力”，于是广大人民和红军们同仇敌忾，拥有共同的理想和目标，成为一条道路上共同奋斗的人。

红军也总是对得起人民的信任，在一次次的战略和选择中，大部分情况下总能够做出当时最好的决定，另外也出现了像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事实，之后政府决定进行一次战略转移—长征。红军主力撤出江西，农民赤卫队和游击队继续进行后卫战，以保证主力可以突围远去，之后红军就开始了一次丰富多彩、可歌可泣的长征，强渡大渡河、巧渡金沙江、飞夺泸定桥、爬雪山、过草地等等，在这期间，他们赢得了少数民族的友谊，在毛泽东的描述下，除了在川西外，他们到处受到农民群众的欢迎，时常是大军未至，名声就早已经传到了，常常会有受到压迫的农民派代表要求去“解放”他们，红军们也总是沿途“没收”地主、官吏、豪绅的财务作为给自己的给养，剩余物资则发放给当地的贫民，大家都知道了，这是“穷人的军队”。从长征的数字上来看，也是触目惊心的。几乎每天都会遭遇一次战争，十五个整天用来打大决战，有二百三十五天用在白天行军，十八天用在夜晚行军，平均每天行军七十一华里，爬过十八条山脉，二十四条河流经过十二个省份，占领过六十二个大小城市，突破是个地方军阀的包围，“不论你对红军有什么看法，却不得不承认长征是军事史上伟大的业绩”。这是一次历史上最盛大的“武装巡回宣传”，战略撤退而保留了核心力量，军心士气和政治意志也坚强的一如往昔。相比于拿破仑从莫斯科的溃散，红军的撤退进军到了西北要地，更加成功。万里长征中红军牺牲无数，也是中共革命军经历的最严酷、最壮烈的“生命之征”。

而这本书中描述的鲜活的伟人形象也深深吸引着我，毛泽东风趣幽默、平易近人，从小就拥有极强的反抗压迫和追求自由的意识，也一直是以忧国忧民作为 主要的出发点，在斯诺对毛泽东的采访中，完全可以看见毛泽东的睿智和真诚，他期望全国组成统一战线的强烈愿望，和对日本侵华战争这场消耗战必败的预见性，一直使我为之惊叹。毛泽东和林彪为红军们定的规定大致为不拿农民一针一线，尽最大努力帮助农民，一切以广大人民的利益优先，我想这可能就是人民爱戴红军的又一个原因吧。

其中，在本书中我最为感动和信仰的就是长征精神，乐于吃苦，不怕牺牲，顾全大局，拥有坚定的理想和信念，坚定正义必胜的精神，把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看得高于一切。而这种精神不仅应该存在于革命时期，更应该存在于和平时期，因为就是这种居安思危、不改始终的精神才能够赢得人民的信任和依赖。但我并不会过分瞧不起现在社会的我们，因为社会造就人物，乱世方能出枭雄，我们的安危意识不强，恰恰说明了我们处在一个和谐和平的社会中，总有一些无私奉献的人们在为我们服务，但是我不知道，我们是不是会在安逸中渐渐忘记了曾经的反抗，就像一个老兵所说的，我们怕的从来不是死亡，而是遗忘。可是通过看这本书，看到了他们的斗争与热血，体会到了战争时期的流血和牺牲，我一定会更加珍惜现在的时光，在真正参与到工作后，更好的服务他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