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老一辈革命家的故事
老一辈革命家的故事
——周恩来
在日内瓦会议期间，一个美国记者先是主动和周恩来握手，周总理出于礼节没有拒绝，但没有想到这个记者刚握完手，忽然大声说：“我怎么跟中国的好战者握手呢？真不该！真不该！”然后拿出手帕不停地擦自己刚和周恩来握过的那只手，然后把手帕塞进裤兜。这时很多人在围观，看周总理如何处理。周恩来略略皱了一下眉头，他从自己的口袋里也拿出手帕，随意地在手上扫了几下，然后——走到拐角处，把这个手帕扔进了痰盂。他说：“这个手帕再也洗不干净了！”
朱德的扁担
这是一根不平常的扁担，这是一个家喻户晓的故事。几十年来，一直被人们传颂着，教育和鼓舞了一代又一代人。
1928年4月，朱德、陈毅带领湘南起义的队伍，到达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砻市，同毛泽东带领的工农革命军会师，组成工农革命军第4军（不久改称中国工农红军第4军），毛泽东任党代表，朱德任军长。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地处罗霄山脉中段，是湘赣两省的交界。周围五百里都是崇山峻岭，地势十分险要。1928年11月中旬，红军集合在宁冈、新城、古城一带，进行冬季训练。由于湘赣两省敌军的严密封锁，井冈山根据地同国民党统治区几乎断绝了一切贸易往来，根据地军民生活十分困难，所需要的食盐、棉花、布匹、药材以及粮食奇缺，筹款也遇到很多困难。红军官兵除粮食外，每人每天5分钱的伙食费也难以为继。一日三餐大多是糙米饭、南瓜汤，有时还吃野菜，严冬已到，战士们仍然穿着单衣。
为了解决眼前的吃饭和储备粮食问题，红4军司令部发起下山挑粮运动。这些粮食大部分从宁冈的大陇运来。大陇的粮食是砻市、古城等地集中起来存在那里的。朱德也常随着队伍去挑粮，一天往返50公里。他的两只箩筐装得满满的，走起路来十分稳健利落，年青力壮的小伙子也常被他甩得老远。战士们从心眼里敬佩朱军长，但又心疼他。四十开外的人了，为革命日理万机，还要翻山越岭去挑粮，累坏了怎么办?大家一商量，就把他的扁担藏了起来。朱德没了扁担，心里很着急，他让警卫员到老乡那儿买了一根碗口粗的毛竹，自己动手，连夜做起了扁担。月光下，他破开竹子，熟练地削、刮、锯，一会儿就把一面黄一面白的半片竹子，做成了一根扁担。为防止战士们再藏他的扁担，就在上面刻了“朱德记”3个大字。
第二天，三星未落，挑粮的队伍又出发了，朱德仍然走在战士们中间，大家看见他又有了一根新扁担，感到十分惊奇，崇敬之外更增添了几分干劲。从此，朱德的扁担的故事传开了。井冈山军民为了永远纪念朱德这种身先士卒、艰苦奋斗的精神，专门编了一首歌赞颂他：“朱德挑谷上坳，粮食绝对可靠，大家齐心协力，粉碎敌人„围剿‟”。
第二篇：老一辈革命家严于律己的故事
老一辈革命家严于律己的故事
2010-05-18 08:45:14 作者： 来源：互联网 浏览次数：470 文字大小：【大】【中】【小】
○王树人
毛泽东、刘少奇、朱德、周恩来、任弼时、董必武、邓小平、张闻天、陈毅、罗荣桓、彭德怀、贺龙、谢觉哉、陶铸、许光达、王树声、徐特立、徐立清、李立
三、萧克、萧华、万里、邓颖超、张鼎丞等老一辈革命家，无论是在烽火连天的战争岁月，还是在艰苦创业的建设时期，都给我们留下了许多惊天动地的历史画卷。在反腐倡廉的今天，仅回忆一下他们严于律己、为官清廉的高风亮节，就会使我们肃然起敬。在他们身上发生的那些鲜为人知的感人事迹，堪称是我们端正党风的典型与旗帜。现实录这些老一辈革命家严于律己的小故事，与读者共勉。
毛泽东不许在人民币上印自己的肖像：１９４７年，中国人民银行筹备处在设计人民币票版时，出于对领袖的尊敬而拟将毛泽东像绘制在票版上，并呈请中央审阅。毛泽东的答复是：“人民币是属于国家的，是政府发行的，因此不能把我的像印在票面上。”１９４９年１０月，中国人民银行再次准备将毛泽东像印在人民币上。当南汉宸行长请示毛泽东时，毛泽东说：“为了制止传统的歌功颂德现象，不得在人民币上印制我的像。”１９５３年，中国人民银行欲将挂有毛泽东像的天安门图案印在一元人民币的票面上，又被毛泽东制止。
刘少奇没花一个戈比：１９６０年，刘少奇作为中共中央代表团团长，率团去苏联参加八十一国共产党会议。按规定，国家发给他５０００卢布的零用费。但到了莫斯科后，他没花一个戈比（１卢布合１００戈比），而是把钱全部交给了中国驻苏联大使馆。刘少奇还从不接受馈赠。外宾送了礼品，他都如数上交。到外地视察时，他总是吃住在停靠在偏僻岔道上的专列上，以免妨碍交通和避免当地干部的接待。遇到有地方负责人送东西，他总是严肃地告诉工作人员：“给他退回去，请客送礼是中央规定禁止的。退回去，下一次他就不搞了；你不退，别的地方也就跟着来破坏中央的规定。”
朱德的澡盆：朱德住的是旧房，使用的卫生间窄小，但洗澡盆却很高。晚年，朱德腿脚不灵便，又有病，洗澡进出不方便。工作人员反复商量，想把澡盆改装得低一点，上面再加个喷头，好让他坐着淋浴。他们多次向朱德提出，并且说明：改装一下澡盆，只花两三个工，用不了多少钱。但朱德就是不同意，总是说：“很好嘛！再修，又要浪费钱财。”后来，大家又跟他提起了几次，他还是不同意。直到１９７６年他最后一次住进医院后，大家才悄悄地把洗澡盆改装了一下。谁知，他老人家还没有使用一次就逝世了。
周恩来参加劳动不特殊：１９５８年的一天，当周恩来率领中央和国家机关各部门领导干部到北京十三陵水库工地参加劳动时，有人建议他带一位医生去，周恩来却说：“到了工地一点也不能特殊，我即使有点毛病，应该和大家一样，请工地的医生看看就是了！”一到工地，周恩来就嘱咐随身的警卫说：“到了这里，一切都要按这里的规矩办事，一点也不能特殊。”工地指挥部的同志在分配劳动任务时，说了句“我们欢迎首长们……”话还没说完，周恩来就纠正说：“这里没有首长。在这里，大家都是普通劳动者。”在工地劳动的一个多星期中，周恩来同大家一样，每天按时上下工，从不迟到、早退，并和工人们同在一个食堂吃大锅饭，在同一个澡堂洗澡，什么事也不特殊。
任弼时拒不搬家：解放初期，任弼时所住的房子很挤，又靠近大街，不适宜养病。组织上给他找了个安静的地方后，任弼时说：“那房子住着一个机关，我一个人怎能牵动一个机关呢？当干部的一丝一毫不能特殊。”后来，组织上又给他找了一所房子，准备花钱修理。任弼时知道后又拒绝了。他说：“现在国民经济正在恢复发展时期，还是把钱用到工业建设上去吧！”就这样，一直到任弼时逝世，他始终住在原来的房子里。
董必武教子务农：１９６９年春天，董必武响应中央号召，坚决把自己的小儿子董良翮送到河北省晋县农村去务农。董良翮临下乡时，董必武嘱咐他说：“到晋县去，要努力学习毛泽东思想，要努力参加生产劳动，做一个好农民，要为共产主义的宏伟理想努力奋斗。”董良翮下乡后，董必武不仅经常写信教育他，还不时请董良翮所在生产队的同志到北京来，向他们了解儿子在农村各方面的表现，请他们多讲他的缺点，以便及时对董良翮进行帮助。１９７０年１２月，董良翮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以后又担任生产大队党支部书记。董必武写信告诉他要注意两点：一是不要“一得自矜”，二是不要“浅尝辄止”。意思是要他不要自满，继续努力。
邓小平不坐黄包车：１９４９年初夏，邓小平从北平赶往南京。乘轮渡江后，警卫员给邓小平找来一辆黄包车。邓小平见车夫身体很弱，就把皮箱放在车上，自己在后面跟着走。上坡时，见车夫拉得吃力，邓小平和警卫员索性就在后面推。虽说是初夏，南京这个大“火炉”还是把两人热得大汗淋漓。车夫流泪了，他还记得国民党士兵坐车不给钱，还记得美国大兵的皮靴踢过他的脊梁。如今，这位共产党首长却给钱不坐车，竟和黄包车夫一齐走进了原国民政府的总统府！
张闻天不许儿子坐公车：解放初期，张闻天当时家住沈阳。他８岁的儿子虹生见爸爸出门经常坐着小汽车，自己也想坐，可是总得不到允许。有一天，小汽车开到家门口后，虹生灵机一动，趁爸爸还没有上车，来了个捷足先登。他偷偷地钻进小汽车里一动也不动。张闻天上车后，突然发现儿子坐在车里，就让儿子赶快下去。但儿子说什么也不下车，并对张闻天说：“爸爸，我一次小汽车都没坐过，让我坐坐吧！”张闻天对儿子说：“这车是党和国家给我工作用的，小孩子可不能用它享受，你要坐车，坐公共汽车去！”儿子不干，张闻天就步行去开会，儿子自然没坐成小汽车。
陈毅不许亲属搞特殊：解放初期，陈毅在担任上海市市长时，他的岳父来上海住了几天后，陈毅就对夫人张茜说：“我们现在还实行供给制，吃的用的都有规定。你的父亲住久了，要影响国家收入，还是让他回去吧！”张茜的父亲知道后有点想不通，心想：陈毅是上海市市长，住几天吃几顿饭都不行吗？陈毅和张茜就做他的思想工作，告诉他说，共产党的干部与国民党的官老爷不同，越是地位高越要带头。经耐心说服，老人想通了，就回去了。
罗荣桓不住别墅：１９４７年７月，罗荣桓从莫斯科治病回国后，组织上考虑到他重病未愈，需要有一个较好的休养环境，便安排他家四口人住在哈尔滨市区原沙俄占领时期一个官僚的别墅里。这使艰苦朴素惯了的罗荣桓感到不安，几次向有关部门提出将这所别墅挪作公用，自己另找一处房子。一次，他看到谭政住着一幢二层小楼，于是就对谭政说：“跟你们搭个邻居怎么样？你家住楼上，我们住楼下。欢迎吗？”谭政当时还以为罗荣桓是在开玩笑，可没过两天，罗荣桓真成了他的邻居。
彭德怀拒住高级招待所：有一年，彭德怀到一个著名的风景区去参观。他听说这里有几座小楼是专门给中央首长准备的，哪一级住哪一座楼都有规定，有的楼一年到头都空着后，自己不但拒住，而且还对当地的一位负责人说：“你们也许是真心实意地尊重我们，但我也真心实意告诉你们，我们不是帝王将相！你们这样搞，是在群众面前孤立我们嘛。人们看到这些长期闲着的房子，会怎么想？不骂娘，起码也会觉得我们这些人太特殊了吧？看看人民住的什么，我们革命，不就是为了打倒压在人民头上的贵族老爷吗？”
贺龙和战士蹲在一起吃饭：有一次，贺龙到青岛海军学校视察。一进校门，只见仪仗队正等候检阅，但贺龙却不管这些，亲切地走向仪仗队，笑眯眯地同大家握手，拉家常，使本来威武严肃的仪仗队一下子变得活跃起来。事后，贺龙微笑着说：“你们要那样做，我就用这套办法对付。”中午时分，贺龙见师生们在院子里围成一个圆圈吃饭，便走过去，说：“给我一个碗，我就在这里和你们一起吃。”这时，一位苏联高级顾问看见了，提意见说：“你是国家元帅、副总理，怎么能和战士蹲在一起吃饭呢？这在我们苏联是不允许的。”贺龙听罢，笑笑说：“这是我军的传统。”
谢觉哉不为子女和亲属安排工作：新中国成立初期，谢觉哉担任内务部长时，他的二儿子从湖南来到北京，要求父亲为自己安排工作。那时，新中国建立伊始，政府工作人员还很缺少，在这样的情况下，安排个把人的工作是极容易的事。但谢觉哉没有满足儿子的要求。他对儿子说：全国刚解放，上头下头都要人，你有文化，还是回家乡工作好。遵照老人的嘱咐，二儿子回到老家从事了教育工作。后来，谢觉哉在家务农的大儿子也提出参加工作的要求。谢觉哉也给了一个明确的答复：“种田人还是要的。”谢觉哉的一个妹夫曾写信要求帮助安排工作，谢觉哉始终没有应允。过后，妹夫又当面提出，谢觉哉幽默地说：“要我安排你的工作，除非我回家当老百姓，你来当部长。”
陶铸“说不多吃就不多吃”：１９６１年前后，国家正处于困难时期，陶铸对自己的生活标准作了严格的规定。他一再向炊事员交代，家里吃的米和油等，都必须和人民群众一个样，绝不准有任何特殊。有一天，炊事员找到一点瘦肉，他心想陶铸爱吃辣椒炒瘦肉，便自作主张，高高兴兴地炒了一碟端了去。陶铸一看就火了，当场批评炊事员说：“我这个月的猪肉已经吃完了，怎么又弄来炒菜？说不多吃就不多吃！端回去！”炊事员感到很为难，劝了又劝。陶铸更火了，就是不吃，厉声命令端走。最后，炊事员只得把这碟菜送给了工作人员。事
后，炊事员对人说：“真厉害！想不到他会发这么大的火。以后再也不能这样干了。”
许光达请求降薪：１９５５年，解放军实行薪金制时，许光达的级别被定为四级。但他位尊不计酬，曾三番五次地给中央军委、毛泽东写信，请求降低级别。中央军委接受他的意见，将他的级别由四级改为五级。对此，有人不理解，他解释说：“一个共产党人，一个革命者，工作上要高标准，生活上要低标准。在物质享受方面孜孜以求，不配干革命事业。”
王树声甘居陋室：１９５５年，王树声调到北京任解放军总军械部部长后，组织上决定为他修建住房。按规定，建房标准和用具可以好一些。但王树声拒绝了，只要求盖成一般的平房，不要单门独院和警卫，室内的陈设，也只要一般的家具。上世纪６０年代初，有关部门决定为王树声修建室内防空洞，并列入了计划。正要动工时，被王树声拦阻了。他说：“我们的国家这么困难，我的防空洞就免修了吧。能给人民省一个钱也是好的嘛。”王树声就在这所简陋、狭窄的寓所里住了１８年，直到去世。
徐特立让贤：建国后，徐特立自感记忆力衰退，便向党中央打报告，要求辞去中宣部副部长的职务，让年轻同志担任。他在报告中说，若不这样，我是很不安的。几天后，中共中央派中央办公厅主任杨尚昆和中宣部部长陆定一登门看望徐特立。一进门，杨尚昆就说：“徐老，我们有哪些地方对您照顾不周，请您指出来呀！”徐特立说：“我又不是小孩子，什么照顾周不周的。”随后，他认真地向两人讲了自己的想法。他说：“我年龄大了，力不从心了，再占着这个位置，于心不安啊！革命总是后浪推前浪的。帮助年轻人成长起来，是我们老一代的责任。”他还说：“不让贤怎么能安心呢？就是要让贤嘛！”
徐立清主动让军衔：１９５５年解放军实行军衔制时，徐立清当时任中央军委总干部部副部长，分管全军干部工作。论职务、资历和能力，他理应授上将军衔，可授衔后他佩戴的却是中将军衔。原来，徐立清律己极严，他经常对总干部部的同志说，做干部工作的同志要模范执行党的政策，决不能利用掌管干部工作的权力为自己的升调谋私利。就在总干部部向党中央及中央军委上报授衔名单的同时，徐立清上书毛泽东、中央军委，建议给自己授中将军衔。毛泽东十分赞赏，说徐立清是一个好同志、好领导，并亲自批准授予他中将军衔。
李立三请求当助手：１９５５年，党中央决定成立四个主管业务的办公室，准备任命李立三为主管农业的第四办公室主任。当邓小平征求李立三对这件事的意见时，李立三对邓小平说，自己对农业一窍不通，是否分配他去管理工业的第三办公室工作。邓小平说，三办主任已经安排了李雪峰。李立三说，我比较熟悉工业，我去给李雪峰当助手。邓小平说，李雪峰还不是中央委员，你去当副主任好吗？李立三说，职位高低不必考虑，请中央放心，我保证服从李雪峰的领导，配合他搞好工作。中央三办后来改为中共中央工业部，李立三仍担任副部长。他在那里一直工作到１９６０年。他尊重李雪峰的领导，也不计较工作的轻重，只要交给的工作就努力去完成。
萧克不乱花人民的一个钱：１９７８年以来，萧克曾三次率领代表团出国访问。每次出访，他都反复向代表团成员交代，要按规定办事，国家发的零用费标准不能超标。回国后，他都要检查零用钱的使用和礼品处理情况，要工作人员给他一笔一笔汇报清楚。１９８０年，他率领代表团访问美国、加拿大，有人建议他返回时取道香港。他说，我们在香港没有任务，不能去；绕道而行，势必多花钱，探亲访友，赠物收礼，影响不好。他坚持原路去，原路回。他说：人民的钱一个也不能乱花，我们国家还很穷，要建设四化大业，不艰苦朴素是不成的。
萧华把自己看成一个普通党员：１９７７年８月，萧华担任兰州军区党委第一书记、政治委员后，就对党小组长、司令部办报科参谋周木森说：“今后过组织生活，一定要通知我。我是一个普通党员，在党小组由你领导！”有一次，周木森得知萧华晚上没安排别的事，就通知他晚上７点半过组织生活。可快到开会的时候，突然听说省委来了两位领导找萧华商量工作，就急忙打电话通知萧华说：“党小组会改期再开。”萧华急忙制止：“这怎么行！我是一个普通党员，党小组的活动不能围着我的时间打转转。建议今晚小组会照开。我头一个发言。”党小组会准时召开后，萧华首先发言，然后向周木森请了假，回去和省委同志商谈工作。
万里请人提意见：万里担任铁道部部长时，曾主持过一次事故分析会。会上，他动员大家给铁道部及他本人提意见。可是，一直到中午１２点半，只有少数人含含糊糊地给铁道部提了几条，给万里本人提意见的只有一位。意见很尖锐，与会者面面相觑。中午休息时，万里把提了意见的同志留了下来，并请这些同志吃午餐。席间，万里斟满一杯啤酒走到给他提意见的那位同志面前说：“感谢你的批评，我代表铁道部和我本人敬你一杯。”然后又叹息道：“可惜这样的同志太少了。”
邓颖超不搞特殊化：１９８０年６月，邓颖超率全国人大代表团去法国访问，途经乌鲁木齐。新疆接待部门特意给她准备了一辆“红旗”轿车。邓颖超知道后，通知有关部门说，她不坐“红旗”轿车，要和代表团成员一起坐面包车。邓颖超从北京到乌鲁木齐，没有坐专机，乘坐的是民航班机。下飞机后，她和大家一起坐上面包车进城。在宾馆里，邓颖超睡的是硬板床。为了省电，房间不让多开灯。那几天，乌鲁木齐天气较凉，宾馆工作人员拿来电炉子，邓颖超却不让开；每日三餐都和工作人员一起吃。出发时，邓颖超仍然同大家一起坐面包车，从宾馆到机场，然后乘民航班机去巴黎。
张鼎丞向老师赔礼道歉：有一次，张鼎丞正在中学读书的女儿张延忠在课堂上同语文老师顶撞起来。张延忠放学后回到家里，在讲起课堂“**”时，言谈中还流露出对老师的不满情绪。没想到这些话被张鼎丞听到了。他把女儿叫到跟前，用严肃的口吻说：“你太狂妄了，我不准你用这种态度同教师讲话！你不要以为自己是检察长的女儿，就可以目中无人，就可以顶撞教师！老师为你们的成长付出了多少心血啊！延忠，你这样做对得起老师吗？你应该向老师赔礼道歉！”事后，张鼎丞还亲自把校长、教导主任和班主任请到家里，诚恳地说：“我没有把子女教育好，没有尽到家长的责任，我很痛心，希望你们原谅。我不能允许我的孩子做出不尊重老师的事情……”■
第三篇：老一辈革命家严于律己的故事
老一辈革命家严于律己的故事
毛泽东、刘少奇、朱德、周恩来、任弼时、董必武、邓小平、张闻天、陈毅、罗荣桓、彭德怀、贺龙、谢觉哉、陶铸、许光达、王树声、徐特立、徐立清、李立
三、萧克、萧华、万里、邓颖超、张鼎丞等老一辈革命家，无论是在烽火连天的战争岁月，还是在艰苦创业的建设时期，都给我们留下了许多惊天动地的历史画卷。在反腐倡廉的今天，仅回忆一下他们严于律己、为官清廉的高风亮节，就会使我们肃然起敬。在他们身上发生的那些鲜为人知的感人事迹，堪称是我们端正党风的典型与旗帜。现实录这些老一辈革命家严于律己的小故事，与读者共勉。
毛泽东不许在人民币上印自己的肖像：1947年，中国人民银行筹备处在设计人民币票版时，出于对领袖的尊敬而拟将毛泽东像绘制在票版上，并呈请中央审阅。毛泽东的答复是：“人民币是属于国家的，是政府发行的，因此不能把我的像印在票面上。”1949年10月，中国人民银行再次准备将毛泽东像印在人民币上。当南汉宸行长请示毛泽东时，毛泽东说：“为了制止传统的歌功颂德现象，不得在人民币上印制我的像。”1953年，中国人民银行欲将挂有毛泽东像的天安门图案印在一元人民币的票面上，又被毛泽东制止。
刘少奇没花一个戈比：1960年，刘少奇作为中共中央代表团团长，率团去苏联参加八十一国共产党会议。按规定，国家发给他5000卢布的零用费。但到了莫斯科后，他没花一个戈比(1卢布合100戈比)，而是把钱全部交给了中国驻苏联大使馆。刘少奇还从不接受馈赠。外宾送了礼品，他都如数上交。到外地视察时，他总是吃住在停靠在偏僻岔道上的专列上，以免妨碍交通和避免当地干部的接待。遇到有地方负责人送东西。他总是严肃地告诉工作人员：“给他退回去，请客送礼是中央规定禁止的。退回去，下一次他就不搞了；你不退，别的地方也就跟着来破坏中央的规定。”
朱德的澡盆：朱德住的是旧房，使用的卫生间窄小，但洗澡盆却很高。晚年，朱德腿脚不灵便，又有病，洗澡进出不方便。工作人员反复商量，想把澡盆改装得低一点，上面再加个喷头，好让他坐着淋浴。他们多次向朱德提出，并且说明：改装一下澡盆，只花两三个工，用不了多少钱。但朱德就是不同意，总是说：“很好嘛!再修，又要浪费钱财。”后来，大家又跟他提起了几次，他还是不同意。直到1976年他最后一次住进医院后，大家才悄悄地把洗澡盆改装了一下。谁知，他老人家还没有使用一次就逝世了。
周恩来参加劳动不特殊：1958年的一天，当周恩来率领中央和国家机关各部门领导干部到北京十三陵水库工地参加劳动时，有人建议他带一位医生去，周恩来却说：“到了工地一点也不能特殊，我即使有点毛病，应该和大家一样，请工地的医生看看就是了!”一到工地，周恩来就嘱咐随身的警卫说：“到了这里，一切都要按这里的规矩办事，一点也不能特殊。”工地指挥部的同志在分配劳动任务时，说了句“我们欢迎首长们„„”话还没说完，周恩来就纠正说：“这里没有首长。在这里，大家都是普通劳动者。”在工地劳动的一个多星期中，周恩来同大家一样，每天按时上下工，从不迟到、早退，并和工人们同在一个食堂吃大锅饭，在同一个澡堂洗澡，什么事也不特殊。
任弼时拒不搬家：解放初期，任弼时所住的房子很挤，又靠近大街，不适宜养病。组织上给他找了个安静的地方后，任弼时说：“那房子住着一个机关，我一个人怎能牵动一个机关呢?当干部的一丝一毫不能特殊。”后来，组织上又给他找了一所房子，准备花钱修理。任弼时知道后又拒绝了。他说：“现在国民经济正在恢复发展时期，还是把钱用到工业建设上去吧!”就这样，一直到任弼时逝世，他始终住在原来的房子里。
董必武教子务农：1969年春天，董必武响应中央号召，坚决把自己的小儿子董良翮送到河北省晋县农村去务农。董良翮临下乡时，董必武嘱咐他说：“到晋县去，要努力学习毛泽东思想，要努力参加生产劳动，做一个好农民，要为共产主义的宏伟理想努力奋斗。”董良翮下乡后，董必武不仅经常写信教育他，还不时请董良翮所在生产队的同志到北京来，向他们了解儿子在农村各方面的表现，请他们多讲他的缺点，以便及时对董良翮进行帮助。1970年12月，董良翮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以后又担任生产大队党支部书记。董必武写信告诉他要注意两点：一是不要“一得自矜”，二是不要“浅尝辄止”。意思是要他不要自满，继续努力。
邓小平不坐黄包车：1949年初夏，邓小平从北平赶往南京。乘轮渡江后，警卫员给邓小平找来一辆黄包车。邓小平见车夫身体很弱，就把皮箱放在车上，自己在后面跟着走。上坡时，见车夫拉得吃力，邓小平和警卫员索性就在后面推。虽说是初夏，南京这个大“火炉”还是把两人热得大汗淋漓。车夫流泪了，他还记得国民党士兵坐车不给钱，还记得美国大兵的皮靴踢过他的脊梁。如今，这位共产党首长却给钱不坐车，竟和黄包车夫一齐走进了原国民政府的总统府!
由吾小学
2013年10月
第四篇：《老一辈革命家的入党故事》读后感
《老一辈革命家的入党故事》读后感
《向党旗宣誓：老一辈革命家的入党故事》描述了已故老一辈革命家入党的经历。他们出身各异，参加革命的时间有先有后，但他们为了一个共同的目标，汇集到中国共产党的旗帜下，面对党旗作出自己庄严的承诺。从他们的入党经历中，可以看到一个人究竟应当有怎样的理想与追求，人生究竟应当怎样去奋斗才有价值和意义。
读了书中老一辈革命家入党的故事，更加深了对中国共产党的深刻印象。我认真思考了“当初入党为什么，现在应该怎么干”的问题，而且更深刻地认识到，作为一名党员，不仅要在组织上入党，而且要在思想上入党。我们今天的幸福生活是由老一辈革命家用鲜血和生命换来的，在血雨腥风的岁月里，他们坚定走上革命道路，不是为了个人打天下，而是为了救国救民。今天我们生活在和平年代，享受着老一辈革命家带给我们的安定幸福生活，怎样在这个年代做一名合格的共产党员，完成他们未尽的事业是我们应该思考的问题。
时代在变迁，我们作为一名共产党员的初衷是不变的，那就是为实现共产主义奋斗终身。作为一名工作在基层的共产党员，我们就应该立足自己的工作岗位，不忘初心，为实现我们党的奋斗目标而努力工作。
第五篇：《老一辈革命家书法艺术精选》出版
《老一辈革命家书法艺术精选》出版 2012-11-10 5:03:03来源：《 人民日报 》（2012年11月10日 04 版）新华社北京１１月９日电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中国人民解放军档案馆、荣宝斋合作编辑的《老一辈革命家书法艺术精选》近日由中央文献出版社、荣宝斋出版社联合出版，即日起在全国各地新华书店发行。
本书共收录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朱德、任弼时、邓小平、陈云的墨迹六十三件。所选作品是从他们浩瀚的手迹中精选出来的，全部依据真迹刊印，其中十余件系首次公开发表。这本书的出版，可以满足广大读者、书法爱好者对老一辈革命家书法作品的鉴赏和收藏需要，有助于学习和了解老一辈革命家的书法艺术，触摸他们的精神世界，感悟他们的人格魅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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