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一代革命家的故事

第一篇：老一代革命家的故事

老一代革命家的故事

风趣的陈毅

建国初期，陈毅任上海市长。有一次对工商界人士演讲，讲台上摆放着名贵的鲜花和精美的茶具。陈毅一上台就说：“我这个人讲话容易激动，激动起来容易手舞足蹈，讲桌上的这些东西，要是被我碰坏，我这个供给制的市长，实在赔偿不起，所以我请求支持会议主持人，还是先把这些东西'精兵简政'撤下去吧。”会场上的人们立刻发出了轻松的笑声。

在60年代的一个会议上，陈毅为落实知识分子政策而大声疾呼：“不能够经过了几十年改造、考验，还把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这项帽子戴在所有知识分子头上！”说到这里，陈毅摘下帽子，向参加会议的知识分于代表鞠了一躬，然后大声说道：“今天，我给你们行脱帽礼！”这真挚的感情和恰到好处的幽默，使与会者为之动容。

陈毅讲话大都不用稿子。但是，他出口成章，侃侃而谈，常常以机敏而风趣的言辞使听者折服。在一次会议上，有人看见他拿着一份稿纸，还不时地低下头看看，后来竟发现那是一张白纸。“陈总，您怎么用张空白的发言稿啊?”会后有人问他。他回答说：“不用稿子，人家会讲我不严肃，信口开河。”

第二篇：学习老一代革命家的人格风范，当新时代的表率

学习老一代革命家的人格风范，当新时代的表率

什么是老一代革命家的人格风范?1937年10月23日，毛泽东在为陕北公学(中国人民大学的前身)成立的题词中讲到过一段非常有情怀的话。毛泽东说：我们“要造就一大批人，这些人是革命的先锋队。这些人具有政治的远见。这些人充满着斗争精神和牺牲精神。这些人是胸怀坦白的、忠诚的、积极的与正直的。这些人不谋私利，唯一的是为着民族与社会的解放。这些人不怕困难，在困难面前总是坚定的，勇敢向前的。这些人不是狂妄分子，也不是风头主义者，而是脚踏实地富于实际精神的人们。”毛泽东的这段情真意切的教诲，既是他对革命干部应有素质的明确要求，也是他对自己人格风范的真实表露。

一、老一代革命家人格风范的鲜明特征

以毛泽东为代表的老一代革命家，他们给我们树立的人格风范，可以概括为四个方面：一是敢于担当的使命情怀;二是严守纪律的大局观念;三是廉洁奉公的公仆意识;四是高尚纯洁的道德情操。

(一)敢于担当的使命情怀

自古以来，中华民族就有敢于担当的传统。从“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到“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从“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到“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这些大家耳熟能详的名言，其实正诠释和记录了中华民族敢于担当的精神内涵。历史选择了中国共产党，也成就了中国共产党老一代革命家敢于担当的使命情怀。

重要历史关头敢于挺身而出——毛泽东赴重庆谈判

1945年抗战结束，蒋介石三次电邀毛泽东到重庆进行和平谈判，当时美国驻中国大使赫尔利还为此专门去到延安。党内一些同志担心毛泽东的安全，不同意他去。经过慎重考虑，毛泽东说：可以去，必须去。这样一句简单，但却坚决的话，正体现了一个领袖应有的责任担当，更体现了一个领袖在重大历史关头挺身而出的生命担当。

面对艰险毫不畏惧——刘少奇重返白区

刘少奇说：“共产党员的革命气概，应该是充分估计困难，而且在最困难的时候，还是挺起腰杆前进。”充分体现了他的担当精神。在革命紧急关头，他总是不避艰险，到最困难的地方去，挑最重的担子。1936年初，党中央派刘少奇去北方局工作，有同志对他说：你这次去白区，是重返虎穴，任务艰巨呐!他果断回答：不入虎穴，焉得虎子。[1]刘少奇向我们充分展示了担当者的气魄。

危机时刻勇挑重担——彭德怀赴朝作战

1950年，新中国成立后不久，当美国把朝鲜战争的战火烧到鸭绿江边的危急时刻，中共中央毅然作出“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战略决策，彭德怀临危受命，出任中国人民志愿军总司令兼政治委员，肩负民族的期望，高举保卫和平、反抗侵略的正义旗帜，雄赳赳，气昂昂，跨过鸭绿江，同朝鲜人民和军队一道，历经两年零九个月舍生忘死的浴血奋战，赢得了抗美援朝战争的伟大胜利。

(二)严守纪律的大局观念

中国共产党是一个具有崇高理想和铁的纪律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纪律严明是中国共产党的光荣传统和独特优势。党的纪律的极端重要性，使党自成立以来便一贯重视纪律建设。早在党成立时，《中国共产党第一个纲领》就作出关于纪律方面的规定，老一代革命家也都是严守纪律的模范。

坚决遵守中央决定——毛泽东被剥夺职务，朱德驳斥张国焘

严守纪律首先就是严守党的政治纪律，坚决遵守中央作出的决定，即使存在问题或个人受到委屈仍要服从。在井冈山、瑞金时期，由于“左”倾错误路线的指导，毛泽东多次受到不公正对待，但他每次都能做到服从组织决定。1932年10月在宁都会议上，毛泽东被剥夺红一方面军总政委的职务，他以大局为重，坚决服从党中央决议，严格遵守党的纪律，坚决维护党的团结统一，走的时候，还掷地有声地留下了一句承诺：前方军事急需，何时电召便何时来!与此同时，他通过组织程序，进行耐心细致的工作，说服教育了一部分受“左”倾错误影响的同志。后来，遵义会议纠正了“左”倾军事路线，挽救了中国共产党和中国革命。

在长征途中，当时担任红四方面军负责人的张国焘无视党的纪律，背着中央搞分裂活动，险些断送党和红军。红军中的广大党员，包括红四方面军的绝大部分同志，都能抵制张国焘的错误。当张国焘逼迫朱德公开反对中央关于北上抗日的决议时，朱德坚定地回答：“党中央北上抗日的方针是正确的。北上决议，我在政治局会议上是举过手的，我不能反对。”

严守组织纪律——邓小平严格执行请示报告制度

请示报告制度是中国共产党党内一项重要的政治组织制度。1948年1月7日，中共中央发出由毛泽东起草的《关于建立报告制度》的党内指示(以下简称《指示》)，要求各中央局和分局书记(自己动手，不要秘书代劳)除向中央作临时的报告和请示外，每两个月向中央和中央主席作一次政策性综合报告;要求各野战军首长和军区首长，除作战方针必须随时请示报告外，每两个月向军委主席作一次政策性综合报告。考虑到各地的实际情况(主要是战争因素)，《指示》还规定，“写报告时间(逢单月的上旬)恰在作战紧张的时候，则可提前或推迟若干天，但须申明原因。”

在这方面，时任中原局书记的邓小平，在晋冀鲁豫野战军在大别山区刚站住脚、战斗环境紧张而艰险的时刻，仍严格执行党中央关于请示报告制度的指示，受到毛泽东的表扬。毛泽东曾说：“书记在前线亦是可以作报告的，邓小平同志在大别山那样紧张的环境亦作了几次很好的报告。”从那时起直到1952年调中央工作，除特殊情况向中央申明原因外，邓小平坚持约两个月向中央写一次书面报告。[2]

严守保密纪律——周恩来、邓颖超夫妇的保密意识

周恩来、邓颖超夫妇从参加革命斗争初期起，就具有强烈的保密意识。他们入党的时间不同，地点各异，建党初期也没在一起工作，所以相互不知道对方是什么时候入党的。恋爱期间，他们在通信中也从不涉及党的机密，只谈理想和情感。直到1924年9月，周恩来自欧洲回国后，经过组织沟通，他们才知道对方都是共产党员。1925年8月，两个人结婚后经常相互提醒，在任何情况下都要严守党的纪律，保守党的机密。1927年周恩来参加南昌起义，邓颖超事前毫不知情，直到看了国民党的报纸，才知道发生了南昌起义。

据秘书回忆，周总理平时和邓颖超聊天范围很广，从一般老百姓关心的国家大事、书画戏剧到熟人朋友，家常话题无不涉及。但却从不会谈到一些没公开的机密事件，尤其是那些周总理认为邓颖超不该知道的事情。很多重要的事情，周总理可以和有关秘书谈，但是绝不会对邓颖超说。1964年，我国首次核试验前夕，周恩来总理在紫光阁的会议室主持召开重要会议。会议期间，张爱萍副总参谋长站了起来，向周总理请假，说今晚外交部安排了一个外事活动，要提前告退。就在张爱萍站起身来，刚准备离去时，周总理突然站了起来，关切地说：“爱萍，你带核试验的文件了吗?”在得到张爱萍没有带的回答后，他仍指指张爱萍的口袋说，再搜一搜，看看里边有没有字条。最后，张爱萍将自己几个衣兜都掏了一遍，周总理才如释重负地说：“保密无小事啊。你邓大姐是老党员、中央委员，她就不知道我们要搞核试验，我从不对她讲。”[3]

(三)廉洁奉公的公仆意识

廉洁奉公，是《中国共产党章程》规定的党员必须履行的义务，体现了中国共产党的宗旨、本色和风格。在这方面，老一代革命家时时事事以身作则，率先垂范。

公私分明——周恩来三付饭费

周恩来是廉洁奉公的杰出楷模，他毕生艰苦朴素，只求奉献、不思回报，虽身居高位，但从不搞特殊化。大家可能听过他三付饭费的故事。有一次，周恩来总理陪法国总统蓬皮杜访问杭州，即将离开那天，周总理请随行人员去楼外楼吃饭。饭后，周总理叫秘书去结账，省里同志忙说：“不必总理付了，由我们地方报销吧!”总理听了说：“今天我请客，当然我付钱啰!”饭店员工知道若不收钱总理会生气，就只收了10元钱。周总理说：“这许多菜，10元钱怎么够?一定要按牌价收足。”经理和厨师商量了一下，又多收了5元钱，不料总理有些生气地说：“我请客吃饭也要和一般顾客一样付钱嘛!”最终，饭店又加收5元。谁知事情还没结束。1小时后，机场来电话通知饭店，说周总理临上飞机前又留下一些钱付饭费。后来，餐厅决定还是听从总理按价收钱的吩咐，并给总理写了份详细报告，并将清单和多余的钱寄回了北京。周恩来三付饭费彰显了他不搞特殊化、公私分明、廉洁奉公的崇高品质。[4]

艰苦朴素——朱德的信

朱德也是人民公仆的典范。全国抗日战争爆发后，他在给亲人的家书中说：“我虽老已52岁，身体尚健，为国为民族求生存，决心抛弃一切，一心杀敌。”“那些望升官发财之人决不宜来我处，如欲爱国牺牲一切能吃劳苦之人无妨多来。”远在四川老家的母亲80多岁，生活非常困苦，他不得不向自己的老同学写信求援，他在信中说：“我数十年无一钱，即将来亦如是。我以好友关系，向你募两百元中币。”战功赫赫的八路军总司令清贫如此、清廉如此，让人肃然起敬![5]

心系群众——习仲勋一心为民

习仲勋一生保持着热爱人民、心系群众的优良作风。他心里始终装着人民群众，关心群众疾苦，毛泽东曾称赞他为从群众中走出来的群众领袖。他牢记马克思主义群众观点，一以贯之坚持党的群众路线，强调群众才是真正的英雄，江山是人民的江山，任何时候都不能脱离群众。在革命战争年代，担任中共绥德地委书记时，习仲勋就注重到基层调查研究，通过调研推动大生产运动，解决南下移民生产生活困难，解决当地儿童常见疾病治疗问题。新中国成立后，担任国务院秘书长期间，习仲勋高度重视畅通信访这一党和国家联系人民群众的重要渠道，要求认真做好人民来信来访工作，切实保障人民群众反映问题的权利，还安排秘书直接参与信访办理工作，亲自布置起草信访情况报告，把人民群众反映的真实事例和真实语言写进去。[6]

(四)高尚纯洁的道德情操

习近平总书记曾把品德教育比作“人生的第一粒扣子”，实际上就是在强调做人的第一守则——道德品质的问题。关于这一点，我们老一代革命家同样给我们树立了典范，他们身上体现出的高尚纯洁的道德情操证明，有德才有得，有诚才有成;做官先做人，从政先立德。

慎独自省，自我解剖——周恩来自我检查

周恩来的座右铭是“活到老，学到老，改造到老”。1943年3月18日，周恩来写下《我的修养要则》，在延安整风期间，他严格审查了自己的全部历史，检查了自己在探索中国革命道路过程中的某些失误，并认真地进行了批评和自我批评。建国以后，他身居高位，一刻也不放松思想改造，带头过好“五关”。他对自己严格要求，一言一行都考虑到对党、对国家和人民的影响，力求不使党和国家受到丝毫损害。他所领导的工作出现问题，首先自己承担责任，决不委过于人，而且还帮助同志尽快弥补损失。[7]周恩来之所以能做到这样，与他明大义、识大体、顾大局，具有高尚的道德情操是密不可分的。

坦荡无私，顾全大局——邓小平正确评价毛泽东

邓小平有着不计个人恩怨得失的博大胸襟。在一生的三落三起中，后两次痛苦经历都是在毛泽东所犯“左”的错误下发生的，如果在一般常人看来，他对毛泽东有意见则是可以理解的。然而，当毛泽东逝世后，社会上刮起一股否定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的歪风时，首先站出来维护毛泽东在党内的历史地位和毛泽东思想权威的正是邓小平。这是多么豁达大度的胸襟!后来他又多次反复强调，对毛泽东的评价要一分为二，功绩是第一位的，错误是第二位的，要永远高举毛泽东思想的伟大旗帜。正是邓小平对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的正确评价，才稳定了中国的大局，才使中国比较快地找到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在谈他个人退休问题时，邓小平坦荡无私的风格足以使所有的听者都深深感动。他多次主动提出，在自己身体还比较好的情况下，退出党、政、军的中央领导岗位，让比较年轻的同志上来，以保持党和国家的长治久安。这又是多么高尚的情操![8]

二、老一代革命家人格风范形成的原因探析

老一代革命家崇高人格风范的形成是他们生活经历、教育经历、当时时代背景及个人政治信仰等诸多原因共同作用、共同影响的结果，但究其主要原因，还是在于他们对马克思主义的坚定信仰、矢志不渝为国为民的人生价值追求，并在这过程中始终坚持和发扬党的革命传统和优良作风。

(一)老一代革命家崇高人格风范的形成，在于他们都有着坚定不移的马克思主义信仰

理想信念是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内核，是支撑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事业信心的动力源泉。老一代革命家以自己的光荣一生坚守理想信念，证明了信仰的力量。20世纪初的中国，列强压迫、军阀混战，民族危机、社会危机深重，中国政局风雨飘摇，广大贫苦百姓挣扎在死亡线上。苦闷彷徨中的中国人在各种“主义”中寻找信仰，共产主义成为老一代革命家共同的选择。在青年时代，他们就深知“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道理，所以，他们立志救国救民，变革社会。

毛泽东在青年时代就曾立下了远大的志向，当年，他父亲想让他经商，但他却执意要出去求学。1910年秋天，毛泽东离开韶山，去湘乡就读东山高等小学堂。临行前，毛泽东改写了一首诗《七绝·呈父亲》：“孩儿立志出乡关，学不成名誓不还。埋骨何须桑梓地，人生无处不青山。”[9]离开老家后，在学习的过程中，毛泽东对无政府主义、社会改良主义等进行了反复的比较，最终，他选择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他说，我一旦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就没有动摇过。毛泽东的确做到了这一点，做到了不忘初心，所以，他才可以这么自信地向世界宣示，我的信仰是如此之坚定。

朱德经历过旧民主主义革命的失败，从切身体验中认识到，旧的道路走不通了，只有马克思主义才是解决中国问题的真理。在确立马克思主义信仰、树立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的崇高理想后，无论面对什么样的艰难险阻和重大挫折，他始终没有动摇。越是危难关头，他越是信念坚定。南昌起义部队南下潮汕失败，朱德所部孤立无援，他挺身而出，稳住军心，斩钉截铁地说，黑暗是暂时的，要革命的跟我走，最后胜利一定是我们的。1975年初，他在89岁高龄时亲笔写下“革命到底”的条幅。1976年2月，他又写下“全党团结紧，险峰敢登攀”的诗句。在临终前不到两个月，他看到《共产党宣言》新译本后，不顾年高体弱，驱车到中央党校，看望参与翻译的同志，一起交流对这部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学习心得。

陈云入党时就认识到：“此身已非昔比，今后不是做‘成家立业’的一套，而要专干革命。”他对自己选定的共产主义信仰笃信终生。他说：“一个愿意献身共产主义事业的共产党员，不仅应该为党在各个时期的具体任务而奋斗，而且应该确定自己为共产主义的实现而奋斗到底的革命的人生观。”要“终其一生，为他的信仰的实现而奋斗到底”。他在解释什么叫做“奋斗到底”时说，就是奋斗到死。在改革开放历史新时期，陈云高度重视对党员干部的理想信念教育。他反对“共产主义遥遥无期”的观点，明确指出，这个观点是不对的，应当说，共产主义遥遥有期，社会主义就是共产主义的第一阶段。他强调：“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和经济体制改革，更加要有为共产主义事业献身的精神。”“马克思主义、共产主义的真理，一定会战胜资本主义腐朽思想和作风的侵蚀。”[10]

“心中有信仰，脚下有力量”。在残酷的革命年代，在坚守信仰的征途上，不仅布满了荆棘，无数共产党人为了坚守自己的信仰，还为革命贡献出了自己的一切，甚至是生命。从1927年3月至1928年上半年，全国有31万余人牺牲在国民党反动派的屠刀之下，其中有26000余名共产党员，包括罗亦农、赵世炎、陈延年、陈乔年、李启汉、萧楚女、邓培、向警予、夏明翰、张太雷等革命家在内。这期间，有不少人退党，但有更多人入党。叶剑英等人就是这个时候加入党组织的。老一代革命家从国家民族命运出发，舍弃“小我”，实现“大我”。为了革命的胜利，毛泽东一家牺牲6位亲人，徐海东大将家族牺牲70多人，贺龙元帅的贺氏宗亲中有名有姓的烈士达2050人。[11]据统计，仅在大革命和土地革命战争期间，牺牲和失踪的共产党员就有近40万;全国解放前夕，有名可查的共产党员烈士就有370万。[12]

(二)老一代革命家崇高人格风范的形成，在于他们都有着矢志不渝为国为民的人生价值追求

生于理想，死于信念的事迹，在我们党的历史上有太多。我们老一代革命家，其实，不少出身比较富裕的家庭，很多也受过比较好的教育，有的在当时已经有了比较好的社会职业。在那个时候，他们完全可以过上中上等的生活，但他们为什么选择马克思主义的信仰?为什么有的人选择了马克思主义之后，能始终如一，而有的人却中途退出，有的人甚至背离了自己当初的选择?

现在全党开展“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这不仅有很强的现实针对性，其实也是历史经验的总结。习近平总书记说，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回顾我们党的历史，我们党内确实出现过叛徒的，而他们的叛变，也确实给我们党的事业带来了严重的危害。相反，长征途中，我们很多普普通通的红军小战士，在极端艰难困苦的条件下却能坚定地跟党走。其实，他们这些人，并不指望革命胜利后，他们能做到一个什么样的官儿，甚至都不知道自己能不能走完长征全程。为什么会有这样鲜明的反差?这是一个特别值得我们今天思考的问题。

这其中，追求什么样的人生价值很重要，也就是我们常说的人生观问题。老一代革命家入党、参加革命，绝不仅仅是为了自己的生计，而是为了挽救国家民族危亡，为了拯救百姓脱离苦海。

毛泽东说：“要奋斗就会有牺牲，死人的事是经常发生的。但是我们想到人民的利益，想到大多数人民的痛苦，我们为人民而死，就是死得其所。”这就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老一代革命家的人生追求。在古今中外的历史舞台上，功利主义的政治家或者说政客比比皆是，但理想主义的政治家却是非常的少，而像毛泽东这样，执掌政权之后，仍然对建构理想社会矢志不移的政治家，真的是绝世少有。起初，毛泽东梦想，我们能过一种新社会的生活，后来他说，我们要“改造中国与世界”，再到未来，我们要实现共产主义的远大理想，他成功地完成了思想和理论的升华。1945年4月24日，在党的七大上，毛泽东庄严宣布：“我们共产党人从来不隐瞒自己的政治主张。我们的将来纲领或最高纲领，是要将中国推进到社会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去的。”为了这个美好的、善良的、共同的初衷，老一代革命家，凝心聚力，斗志昂扬，毕其一生，不懈追求。

周恩来一生勇肩重任，勇挑重担，呕心沥血，任劳任怨。他说：“为着我们子子孙孙的幸福，我们不能不暂时把许多困难担当起来。”“畏难苟安，不是共产党人的品质。”新中国成立后，他平时每天工作都在12个小时以上，有时在16个小时以上。“文化大革命”时期更是辛苦，夜以继日，有时一天只能休息两三个小时，即便是得了重病之后也是如此。周恩来说：“既然把我推上历史舞台，我就得完成历史任务。”他数十年如一日，即使在生命最后时期，还抱病操劳国事，心忧百姓。他说，死我并不怕。古人说，人活七十古来稀，我已是七十七岁多的人了，也算得上是高寿了。可是这二十几年的时间，总应该把国家建设得好点，人民的生活多改善一些，去马克思那里报到，才感到安心。现在这种状况去报到，总感到内疚、羞愧。周恩来真正做到了鞠躬尽瘁、死而后已。[13]

(三)老一代革命家崇高人格风范的形成，在于他们都始终坚持和发扬党的革命传统和优良作风

人格风范的根本是信仰，是理想。而理想信仰的背后，折射的是作风。党在革命战争年代形成了三大优良作风：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作风，和人民群众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作风以及自我批评的作风。[14]

毛泽东曾说，《共产党宣言》我读了至少100遍，但是，这些书上没有中国的湖南、湖北，也没有中国的蒋介石和陈独秀。也就是说，理论要与实际相结合。应该说，毛泽东的确是最早认识到，并在实践中切实推进这个“相结合”的领导人。当年，为了做好这个相结合，毛泽东做了大量深入实际、深入基层、深入群众的调查研究。正是因为有了这些扎扎实实的调查研究，毛泽东才那么的懂农民，懂农村，懂中国，所以，才创造性地提出了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思想，从而逐步找到了一条推动中国革命取得胜利的正确道路。

关于密切联系群众，党和老百姓的关系也很能说明问题。延安时期，著名摄影家吴印咸说，他到延安之后，给他印象最深刻的就是这里的人际关系。这里的人们个个显得十分愉快，质朴，人们之间的关系又是那么融洽。“我看到毛主席、朱德总司令等人身穿粗布制服出现在延安街头，和战士、老乡唠家常，谈笑风生。”这就是领袖与老百姓之间的良性互动。如果我们党没有发扬密切联系群众的作风，这种“一家亲”的关系是不可能出现的。

毛泽东一生光明磊落，他是有过失误，但是，他可以率先垂范，主动进行自我批评。作为领袖，能做到这一点，非常难能可贵。毛泽东曾说：凡中央犯的错，直接的归我负责，间接的我也有份。所以，在延安整风过程中，针对审干扩大化，毛泽东在公开场合就主动作了三次自我批评;在1962年的七千人大会上，毛泽东也主动对大跃进和人民公社运动的失误作了自我批评。回顾我们党的历史，可以看到，每一次批评和自我批评之后，我们党反而更加团结了，所以，毛泽东总结说：“让人讲话天不会塌下来，自己也不会垮台;不让人讲话呢?那就难免有一天要垮台。”

三、在学习和继承老一代革命家人格风范中践行初心和使命

以毛泽东为代表的老一代革命家，不仅以其毕生的精力为实现国家富强、民族振兴和人民幸福建立了不朽功勋，同时也以其崇高的人格风范构筑了中国共产党和中华民族的道德丰碑。

我想老一代革命家崇高的人格风范正是我们对照的先进典型、学习的优秀榜样。学习老一代革命家的人格风范，对于我们坚定理想信念、加强党性修养、主动担当作为、促进事业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每名党员干部都要继承和发扬老一代革命家的人格风范，努力当好新时代践行初心和使命的表率，使自己成为习近平总书记所要求的一面鲜红的旗帜。

(一)坚定理想信念，做对党忠诚的表率

理想信念是精神之“钙”，具有神奇的力量。邓小平指出：“为什么我们过去能在非常困难的情况下奋斗出来，战胜千难万险使革命胜利呢?就是因为我们有理想，有马克思主义信念，有共产主义信念。”反观一些党员领导干部之所以政治上变质、经济上贪婪、道德上堕落、生活上腐化，其深层次根源就在于理想信念的缺失与丧失。

第三篇：老一辈革命家严于律己的故事

老一辈革命家严于律己的故事

2010-05-18 08:45:14 作者： 来源：互联网 浏览次数：470 文字大小：【大】【中】【小】

○王树人

毛泽东、刘少奇、朱德、周恩来、任弼时、董必武、邓小平、张闻天、陈毅、罗荣桓、彭德怀、贺龙、谢觉哉、陶铸、许光达、王树声、徐特立、徐立清、李立

三、萧克、萧华、万里、邓颖超、张鼎丞等老一辈革命家，无论是在烽火连天的战争岁月，还是在艰苦创业的建设时期，都给我们留下了许多惊天动地的历史画卷。在反腐倡廉的今天，仅回忆一下他们严于律己、为官清廉的高风亮节，就会使我们肃然起敬。在他们身上发生的那些鲜为人知的感人事迹，堪称是我们端正党风的典型与旗帜。现实录这些老一辈革命家严于律己的小故事，与读者共勉。

毛泽东不许在人民币上印自己的肖像：１９４７年，中国人民银行筹备处在设计人民币票版时，出于对领袖的尊敬而拟将毛泽东像绘制在票版上，并呈请中央审阅。毛泽东的答复是：“人民币是属于国家的，是政府发行的，因此不能把我的像印在票面上。”１９４９年１０月，中国人民银行再次准备将毛泽东像印在人民币上。当南汉宸行长请示毛泽东时，毛泽东说：“为了制止传统的歌功颂德现象，不得在人民币上印制我的像。”１９５３年，中国人民银行欲将挂有毛泽东像的天安门图案印在一元人民币的票面上，又被毛泽东制止。

刘少奇没花一个戈比：１９６０年，刘少奇作为中共中央代表团团长，率团去苏联参加八十一国共产党会议。按规定，国家发给他５０００卢布的零用费。但到了莫斯科后，他没花一个戈比（１卢布合１００戈比），而是把钱全部交给了中国驻苏联大使馆。刘少奇还从不接受馈赠。外宾送了礼品，他都如数上交。到外地视察时，他总是吃住在停靠在偏僻岔道上的专列上，以免妨碍交通和避免当地干部的接待。遇到有地方负责人送东西，他总是严肃地告诉工作人员：“给他退回去，请客送礼是中央规定禁止的。退回去，下一次他就不搞了；你不退，别的地方也就跟着来破坏中央的规定。”

朱德的澡盆：朱德住的是旧房，使用的卫生间窄小，但洗澡盆却很高。晚年，朱德腿脚不灵便，又有病，洗澡进出不方便。工作人员反复商量，想把澡盆改装得低一点，上面再加个喷头，好让他坐着淋浴。他们多次向朱德提出，并且说明：改装一下澡盆，只花两三个工，用不了多少钱。但朱德就是不同意，总是说：“很好嘛！再修，又要浪费钱财。”后来，大家又跟他提起了几次，他还是不同意。直到１９７６年他最后一次住进医院后，大家才悄悄地把洗澡盆改装了一下。谁知，他老人家还没有使用一次就逝世了。

周恩来参加劳动不特殊：１９５８年的一天，当周恩来率领中央和国家机关各部门领导干部到北京十三陵水库工地参加劳动时，有人建议他带一位医生去，周恩来却说：“到了工地一点也不能特殊，我即使有点毛病，应该和大家一样，请工地的医生看看就是了！”一到工地，周恩来就嘱咐随身的警卫说：“到了这里，一切都要按这里的规矩办事，一点也不能特殊。”工地指挥部的同志在分配劳动任务时，说了句“我们欢迎首长们……”话还没说完，周恩来就纠正说：“这里没有首长。在这里，大家都是普通劳动者。”在工地劳动的一个多星期中，周恩来同大家一样，每天按时上下工，从不迟到、早退，并和工人们同在一个食堂吃大锅饭，在同一个澡堂洗澡，什么事也不特殊。

任弼时拒不搬家：解放初期，任弼时所住的房子很挤，又靠近大街，不适宜养病。组织上给他找了个安静的地方后，任弼时说：“那房子住着一个机关，我一个人怎能牵动一个机关呢？当干部的一丝一毫不能特殊。”后来，组织上又给他找了一所房子，准备花钱修理。任弼时知道后又拒绝了。他说：“现在国民经济正在恢复发展时期，还是把钱用到工业建设上去吧！”就这样，一直到任弼时逝世，他始终住在原来的房子里。

董必武教子务农：１９６９年春天，董必武响应中央号召，坚决把自己的小儿子董良翮送到河北省晋县农村去务农。董良翮临下乡时，董必武嘱咐他说：“到晋县去，要努力学习毛泽东思想，要努力参加生产劳动，做一个好农民，要为共产主义的宏伟理想努力奋斗。”董良翮下乡后，董必武不仅经常写信教育他，还不时请董良翮所在生产队的同志到北京来，向他们了解儿子在农村各方面的表现，请他们多讲他的缺点，以便及时对董良翮进行帮助。１９７０年１２月，董良翮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以后又担任生产大队党支部书记。董必武写信告诉他要注意两点：一是不要“一得自矜”，二是不要“浅尝辄止”。意思是要他不要自满，继续努力。

邓小平不坐黄包车：１９４９年初夏，邓小平从北平赶往南京。乘轮渡江后，警卫员给邓小平找来一辆黄包车。邓小平见车夫身体很弱，就把皮箱放在车上，自己在后面跟着走。上坡时，见车夫拉得吃力，邓小平和警卫员索性就在后面推。虽说是初夏，南京这个大“火炉”还是把两人热得大汗淋漓。车夫流泪了，他还记得国民党士兵坐车不给钱，还记得美国大兵的皮靴踢过他的脊梁。如今，这位共产党首长却给钱不坐车，竟和黄包车夫一齐走进了原国民政府的总统府！

张闻天不许儿子坐公车：解放初期，张闻天当时家住沈阳。他８岁的儿子虹生见爸爸出门经常坐着小汽车，自己也想坐，可是总得不到允许。有一天，小汽车开到家门口后，虹生灵机一动，趁爸爸还没有上车，来了个捷足先登。他偷偷地钻进小汽车里一动也不动。张闻天上车后，突然发现儿子坐在车里，就让儿子赶快下去。但儿子说什么也不下车，并对张闻天说：“爸爸，我一次小汽车都没坐过，让我坐坐吧！”张闻天对儿子说：“这车是党和国家给我工作用的，小孩子可不能用它享受，你要坐车，坐公共汽车去！”儿子不干，张闻天就步行去开会，儿子自然没坐成小汽车。

陈毅不许亲属搞特殊：解放初期，陈毅在担任上海市市长时，他的岳父来上海住了几天后，陈毅就对夫人张茜说：“我们现在还实行供给制，吃的用的都有规定。你的父亲住久了，要影响国家收入，还是让他回去吧！”张茜的父亲知道后有点想不通，心想：陈毅是上海市市长，住几天吃几顿饭都不行吗？陈毅和张茜就做他的思想工作，告诉他说，共产党的干部与国民党的官老爷不同，越是地位高越要带头。经耐心说服，老人想通了，就回去了。

罗荣桓不住别墅：１９４７年７月，罗荣桓从莫斯科治病回国后，组织上考虑到他重病未愈，需要有一个较好的休养环境，便安排他家四口人住在哈尔滨市区原沙俄占领时期一个官僚的别墅里。这使艰苦朴素惯了的罗荣桓感到不安，几次向有关部门提出将这所别墅挪作公用，自己另找一处房子。一次，他看到谭政住着一幢二层小楼，于是就对谭政说：“跟你们搭个邻居怎么样？你家住楼上，我们住楼下。欢迎吗？”谭政当时还以为罗荣桓是在开玩笑，可没过两天，罗荣桓真成了他的邻居。

彭德怀拒住高级招待所：有一年，彭德怀到一个著名的风景区去参观。他听说这里有几座小楼是专门给中央首长准备的，哪一级住哪一座楼都有规定，有的楼一年到头都空着后，自己不但拒住，而且还对当地的一位负责人说：“你们也许是真心实意地尊重我们，但我也真心实意告诉你们，我们不是帝王将相！你们这样搞，是在群众面前孤立我们嘛。人们看到这些长期闲着的房子，会怎么想？不骂娘，起码也会觉得我们这些人太特殊了吧？看看人民住的什么，我们革命，不就是为了打倒压在人民头上的贵族老爷吗？”

贺龙和战士蹲在一起吃饭：有一次，贺龙到青岛海军学校视察。一进校门，只见仪仗队正等候检阅，但贺龙却不管这些，亲切地走向仪仗队，笑眯眯地同大家握手，拉家常，使本来威武严肃的仪仗队一下子变得活跃起来。事后，贺龙微笑着说：“你们要那样做，我就用这套办法对付。”中午时分，贺龙见师生们在院子里围成一个圆圈吃饭，便走过去，说：“给我一个碗，我就在这里和你们一起吃。”这时，一位苏联高级顾问看见了，提意见说：“你是国家元帅、副总理，怎么能和战士蹲在一起吃饭呢？这在我们苏联是不允许的。”贺龙听罢，笑笑说：“这是我军的传统。”

谢觉哉不为子女和亲属安排工作：新中国成立初期，谢觉哉担任内务部长时，他的二儿子从湖南来到北京，要求父亲为自己安排工作。那时，新中国建立伊始，政府工作人员还很缺少，在这样的情况下，安排个把人的工作是极容易的事。但谢觉哉没有满足儿子的要求。他对儿子说：全国刚解放，上头下头都要人，你有文化，还是回家乡工作好。遵照老人的嘱咐，二儿子回到老家从事了教育工作。后来，谢觉哉在家务农的大儿子也提出参加工作的要求。谢觉哉也给了一个明确的答复：“种田人还是要的。”谢觉哉的一个妹夫曾写信要求帮助安排工作，谢觉哉始终没有应允。过后，妹夫又当面提出，谢觉哉幽默地说：“要我安排你的工作，除非我回家当老百姓，你来当部长。”

陶铸“说不多吃就不多吃”：１９６１年前后，国家正处于困难时期，陶铸对自己的生活标准作了严格的规定。他一再向炊事员交代，家里吃的米和油等，都必须和人民群众一个样，绝不准有任何特殊。有一天，炊事员找到一点瘦肉，他心想陶铸爱吃辣椒炒瘦肉，便自作主张，高高兴兴地炒了一碟端了去。陶铸一看就火了，当场批评炊事员说：“我这个月的猪肉已经吃完了，怎么又弄来炒菜？说不多吃就不多吃！端回去！”炊事员感到很为难，劝了又劝。陶铸更火了，就是不吃，厉声命令端走。最后，炊事员只得把这碟菜送给了工作人员。事

后，炊事员对人说：“真厉害！想不到他会发这么大的火。以后再也不能这样干了。”

许光达请求降薪：１９５５年，解放军实行薪金制时，许光达的级别被定为四级。但他位尊不计酬，曾三番五次地给中央军委、毛泽东写信，请求降低级别。中央军委接受他的意见，将他的级别由四级改为五级。对此，有人不理解，他解释说：“一个共产党人，一个革命者，工作上要高标准，生活上要低标准。在物质享受方面孜孜以求，不配干革命事业。”

王树声甘居陋室：１９５５年，王树声调到北京任解放军总军械部部长后，组织上决定为他修建住房。按规定，建房标准和用具可以好一些。但王树声拒绝了，只要求盖成一般的平房，不要单门独院和警卫，室内的陈设，也只要一般的家具。上世纪６０年代初，有关部门决定为王树声修建室内防空洞，并列入了计划。正要动工时，被王树声拦阻了。他说：“我们的国家这么困难，我的防空洞就免修了吧。能给人民省一个钱也是好的嘛。”王树声就在这所简陋、狭窄的寓所里住了１８年，直到去世。

徐特立让贤：建国后，徐特立自感记忆力衰退，便向党中央打报告，要求辞去中宣部副部长的职务，让年轻同志担任。他在报告中说，若不这样，我是很不安的。几天后，中共中央派中央办公厅主任杨尚昆和中宣部部长陆定一登门看望徐特立。一进门，杨尚昆就说：“徐老，我们有哪些地方对您照顾不周，请您指出来呀！”徐特立说：“我又不是小孩子，什么照顾周不周的。”随后，他认真地向两人讲了自己的想法。他说：“我年龄大了，力不从心了，再占着这个位置，于心不安啊！革命总是后浪推前浪的。帮助年轻人成长起来，是我们老一代的责任。”他还说：“不让贤怎么能安心呢？就是要让贤嘛！”

徐立清主动让军衔：１９５５年解放军实行军衔制时，徐立清当时任中央军委总干部部副部长，分管全军干部工作。论职务、资历和能力，他理应授上将军衔，可授衔后他佩戴的却是中将军衔。原来，徐立清律己极严，他经常对总干部部的同志说，做干部工作的同志要模范执行党的政策，决不能利用掌管干部工作的权力为自己的升调谋私利。就在总干部部向党中央及中央军委上报授衔名单的同时，徐立清上书毛泽东、中央军委，建议给自己授中将军衔。毛泽东十分赞赏，说徐立清是一个好同志、好领导，并亲自批准授予他中将军衔。

李立三请求当助手：１９５５年，党中央决定成立四个主管业务的办公室，准备任命李立三为主管农业的第四办公室主任。当邓小平征求李立三对这件事的意见时，李立三对邓小平说，自己对农业一窍不通，是否分配他去管理工业的第三办公室工作。邓小平说，三办主任已经安排了李雪峰。李立三说，我比较熟悉工业，我去给李雪峰当助手。邓小平说，李雪峰还不是中央委员，你去当副主任好吗？李立三说，职位高低不必考虑，请中央放心，我保证服从李雪峰的领导，配合他搞好工作。中央三办后来改为中共中央工业部，李立三仍担任副部长。他在那里一直工作到１９６０年。他尊重李雪峰的领导，也不计较工作的轻重，只要交给的工作就努力去完成。

萧克不乱花人民的一个钱：１９７８年以来，萧克曾三次率领代表团出国访问。每次出访，他都反复向代表团成员交代，要按规定办事，国家发的零用费标准不能超标。回国后，他都要检查零用钱的使用和礼品处理情况，要工作人员给他一笔一笔汇报清楚。１９８０年，他率领代表团访问美国、加拿大，有人建议他返回时取道香港。他说，我们在香港没有任务，不能去；绕道而行，势必多花钱，探亲访友，赠物收礼，影响不好。他坚持原路去，原路回。他说：人民的钱一个也不能乱花，我们国家还很穷，要建设四化大业，不艰苦朴素是不成的。

萧华把自己看成一个普通党员：１９７７年８月，萧华担任兰州军区党委第一书记、政治委员后，就对党小组长、司令部办报科参谋周木森说：“今后过组织生活，一定要通知我。我是一个普通党员，在党小组由你领导！”有一次，周木森得知萧华晚上没安排别的事，就通知他晚上７点半过组织生活。可快到开会的时候，突然听说省委来了两位领导找萧华商量工作，就急忙打电话通知萧华说：“党小组会改期再开。”萧华急忙制止：“这怎么行！我是一个普通党员，党小组的活动不能围着我的时间打转转。建议今晚小组会照开。我头一个发言。”党小组会准时召开后，萧华首先发言，然后向周木森请了假，回去和省委同志商谈工作。

万里请人提意见：万里担任铁道部部长时，曾主持过一次事故分析会。会上，他动员大家给铁道部及他本人提意见。可是，一直到中午１２点半，只有少数人含含糊糊地给铁道部提了几条，给万里本人提意见的只有一位。意见很尖锐，与会者面面相觑。中午休息时，万里把提了意见的同志留了下来，并请这些同志吃午餐。席间，万里斟满一杯啤酒走到给他提意见的那位同志面前说：“感谢你的批评，我代表铁道部和我本人敬你一杯。”然后又叹息道：“可惜这样的同志太少了。”

邓颖超不搞特殊化：１９８０年６月，邓颖超率全国人大代表团去法国访问，途经乌鲁木齐。新疆接待部门特意给她准备了一辆“红旗”轿车。邓颖超知道后，通知有关部门说，她不坐“红旗”轿车，要和代表团成员一起坐面包车。邓颖超从北京到乌鲁木齐，没有坐专机，乘坐的是民航班机。下飞机后，她和大家一起坐上面包车进城。在宾馆里，邓颖超睡的是硬板床。为了省电，房间不让多开灯。那几天，乌鲁木齐天气较凉，宾馆工作人员拿来电炉子，邓颖超却不让开；每日三餐都和工作人员一起吃。出发时，邓颖超仍然同大家一起坐面包车，从宾馆到机场，然后乘民航班机去巴黎。

张鼎丞向老师赔礼道歉：有一次，张鼎丞正在中学读书的女儿张延忠在课堂上同语文老师顶撞起来。张延忠放学后回到家里，在讲起课堂“**”时，言谈中还流露出对老师的不满情绪。没想到这些话被张鼎丞听到了。他把女儿叫到跟前，用严肃的口吻说：“你太狂妄了，我不准你用这种态度同教师讲话！你不要以为自己是检察长的女儿，就可以目中无人，就可以顶撞教师！老师为你们的成长付出了多少心血啊！延忠，你这样做对得起老师吗？你应该向老师赔礼道歉！”事后，张鼎丞还亲自把校长、教导主任和班主任请到家里，诚恳地说：“我没有把子女教育好，没有尽到家长的责任，我很痛心，希望你们原谅。我不能允许我的孩子做出不尊重老师的事情……”■

第四篇：老一辈革命家的故事

老一辈革命家的故事

——周恩来

在日内瓦会议期间，一个美国记者先是主动和周恩来握手，周总理出于礼节没有拒绝，但没有想到这个记者刚握完手，忽然大声说：“我怎么跟中国的好战者握手呢？真不该！真不该！”然后拿出手帕不停地擦自己刚和周恩来握过的那只手，然后把手帕塞进裤兜。这时很多人在围观，看周总理如何处理。周恩来略略皱了一下眉头，他从自己的口袋里也拿出手帕，随意地在手上扫了几下，然后——走到拐角处，把这个手帕扔进了痰盂。他说：“这个手帕再也洗不干净了！”

朱德的扁担

这是一根不平常的扁担，这是一个家喻户晓的故事。几十年来，一直被人们传颂着，教育和鼓舞了一代又一代人。

1928年4月，朱德、陈毅带领湘南起义的队伍，到达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砻市，同毛泽东带领的工农革命军会师，组成工农革命军第4军（不久改称中国工农红军第4军），毛泽东任党代表，朱德任军长。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地处罗霄山脉中段，是湘赣两省的交界。周围五百里都是崇山峻岭，地势十分险要。1928年11月中旬，红军集合在宁冈、新城、古城一带，进行冬季训练。由于湘赣两省敌军的严密封锁，井冈山根据地同国民党统治区几乎断绝了一切贸易往来，根据地军民生活十分困难，所需要的食盐、棉花、布匹、药材以及粮食奇缺，筹款也遇到很多困难。红军官兵除粮食外，每人每天5分钱的伙食费也难以为继。一日三餐大多是糙米饭、南瓜汤，有时还吃野菜，严冬已到，战士们仍然穿着单衣。

为了解决眼前的吃饭和储备粮食问题，红4军司令部发起下山挑粮运动。这些粮食大部分从宁冈的大陇运来。大陇的粮食是砻市、古城等地集中起来存在那里的。朱德也常随着队伍去挑粮，一天往返50公里。他的两只箩筐装得满满的，走起路来十分稳健利落，年青力壮的小伙子也常被他甩得老远。战士们从心眼里敬佩朱军长，但又心疼他。四十开外的人了，为革命日理万机，还要翻山越岭去挑粮，累坏了怎么办?大家一商量，就把他的扁担藏了起来。朱德没了扁担，心里很着急，他让警卫员到老乡那儿买了一根碗口粗的毛竹，自己动手，连夜做起了扁担。月光下，他破开竹子，熟练地削、刮、锯，一会儿就把一面黄一面白的半片竹子，做成了一根扁担。为防止战士们再藏他的扁担，就在上面刻了“朱德记”3个大字。

第二天，三星未落，挑粮的队伍又出发了，朱德仍然走在战士们中间，大家看见他又有了一根新扁担，感到十分惊奇，崇敬之外更增添了几分干劲。从此，朱德的扁担的故事传开了。井冈山军民为了永远纪念朱德这种身先士卒、艰苦奋斗的精神，专门编了一首歌赞颂他：“朱德挑谷上坳，粮食绝对可靠，大家齐心协力，粉碎敌人„围剿‟”。

第五篇：《老一辈革命家的入党故事》读后感

《老一辈革命家的入党故事》读后感

《向党旗宣誓：老一辈革命家的入党故事》描述了已故老一辈革命家入党的经历。他们出身各异，参加革命的时间有先有后，但他们为了一个共同的目标，汇集到中国共产党的旗帜下，面对党旗作出自己庄严的承诺。从他们的入党经历中，可以看到一个人究竟应当有怎样的理想与追求，人生究竟应当怎样去奋斗才有价值和意义。

读了书中老一辈革命家入党的故事，更加深了对中国共产党的深刻印象。我认真思考了“当初入党为什么，现在应该怎么干”的问题，而且更深刻地认识到，作为一名党员，不仅要在组织上入党，而且要在思想上入党。我们今天的幸福生活是由老一辈革命家用鲜血和生命换来的，在血雨腥风的岁月里，他们坚定走上革命道路，不是为了个人打天下，而是为了救国救民。今天我们生活在和平年代，享受着老一辈革命家带给我们的安定幸福生活，怎样在这个年代做一名合格的共产党员，完成他们未尽的事业是我们应该思考的问题。

时代在变迁，我们作为一名共产党员的初衷是不变的，那就是为实现共产主义奋斗终身。作为一名工作在基层的共产党员，我们就应该立足自己的工作岗位，不忘初心，为实现我们党的奋斗目标而努力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