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民保险公司与中国蚕丝绸缎进出口公司保险合同案

第一篇：中国人民保险公司与中国蚕丝绸缎进出口公司保险合同案

中国人民保险公司与中国蚕丝绸缎进出口公司保险合同案

中国人民保险公司与中国蚕丝绸缎进出口公司保险合同案2007-02-06 12:27:07

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

（）一中经终字第号

上诉人中国人民保险公司（以下简称中保公司）因保险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北京市宣武区人民法院（）宣经初字第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北京市宣武区人民法院判决认定，中国蚕丝绸缎进出口公司（以下简称中绸公司）与中保公司之间就有关保险事

宜所签订的保单为保险合同，不违反有关法律规定，应属有效合同。中绸公司向中保公司所投短期出口信用保险，是国家为了推动本国的出口贸易，保障出口企业的收汇安全而制定的一项由国家财政提供保险准备金的非赢利的政策性保险业务。中绸公司与同一外籍公司进行出口交易过程中出现保险事故并造成损失，属中绸公司向中保公司投保责任范围中所规定的商业信用保险，现该外籍公司已无支付货款的可能，故中绸公司有权依保单向中保公司索赔。中保公司对中绸公司的信用限额申请审批限额为万美元，中绸公司依批准的信用限额申报出口及交纳保费不违反合同的规定，其按限额申报出口可以理解为已向中保公司作了如实申报，故中保公司所述中绸公司未如实、全面申报出口不能成立，其以此为由拒绝承担赔偿责任没有事实依据，不予采信。中保公司应在保险金额的范围内承担％的赔偿责任，并依保单规定以美元支付给中绸公司。

根据中绸公司所提供的有关部门对该外籍公司的调查材料，可以认定为该外籍公司无力偿还债务，中保公司依保单规定应在证实买方丧失偿还能力后尽快赔付，不违反合同规定，故对中绸公司要求中保公司支付利息及承担违约责任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但中绸公司为查明保险事故的性质所支付的咨询费元应由中保公司承担。依法判决：

一、中保公司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赔付中绸公司九万五千九百二十二点五九美元的百分之八十；

二、中保公司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给付中绸公司为调查保险事故性质所支付的咨询费五千元；

三、驳回中绸公司其他诉讼请求。中保公司不服该判决，其上诉理由主要是：⒈原审法院判决认定事实不清，被保险人中绸公司未按保险合同的规定履行其应尽的及时、如实、全部申报其出口货物数额并交纳相应保费的义务，未尽为收回货款而采取一切必要措施的义务，原审法院判决对此未予认定和处理；⒉原审法院判决

引用已废止的原《经济合同法》，属适用法律不当，请求本院依法改判。被上诉人中绸公司表示服从原审法院判决。

经审理查明，年月日中绸公司向中保财产保险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保财保公司）提交短期出口信用综合险投保单（以下简称投保单），预计年向加拿大地区出口价值万美元的箱包，支付条件为／天，请求中保财保公司对其自年月日起保险适用范围内的出口给予承保，并保证在保险后按保险单规定，对所有投保范围内的出口业务按时向中保财保公司申报并交纳保费，遵守安全收汇制度，保持应有的谨慎，承担保密义务，保证其投保单申报正确无误，无误报或漏报任何与本保险有关的重要情况，同意其投保单的申报构成本保险的基础，是中保财保公司承担保险责任的先决条件。中保财保公司收到中绸公司的投保单后，于年月日向中绸公司签发短期出口信用保险综合保险单（以下简称保单，保单号为），该保单条款规定，中保财保

公司对中绸公司在保单有效期内从中国出口货物，在按合同（即保单）规定的条件将货物交付承运人后，由于出现商业信用风险或政治风险引起的损失，按保单规定负责赔偿。同时规定，在货物交付前，买方已有严重违约行为，中绸公司有权停止发货，但仍向其发货而造成的损失，中绸公司未按保单第条申报的出口项下发生的损失等为中保财保公司的除外责任。该保单适用范围为中绸公司按付款交单（／）、承兑交单（／）或赊帐（）等一切以商业信用付款条件，产品全部或部分在中国制造信用期不超过天的出口合同。中绸公司应向中保财保公司申请信用限额，中保财保公司按批准的信用限额承担保险责任，但不得超过保单明细表所列赔偿的百分比，本保单每个月承担的赔偿责任，包括以前申报而于该个月内定损的赔偿责任，最高不超过保单明细表规定的最高赔偿限额。中保财保公司每月按费率，计算中绸公司应交的保险费。本保单以中绸公

司全部投保其适用于保单的每批出口为承担保险责任的条件，中绸公司应在规定的时间内申报出口，如故意不报或漏报或误报，中保财保公司有权拒绝承担赔偿责任。中绸公司对保单的存在负有保密义务。

当发生买方违约拒绝收货及付款或拖欠货款，中绸公司应及时采取一切必要措施包括必要时向买方起诉，避免和减少损失。本保单的保费及赔偿均以美元支付。该保单签发后，中绸公司依保单规定于年月日向中保财保公司书面申请买方信用限额万美元，支付方式为／，支付期限天，并载明当前合同总金额万美元，出口商品为箱包，合同执行时间为年月至同年月，同时声明该申请正确无误，如有虚假，保险公司有权拒赔有关损失。中保财保公司收到该申请后，于同年月日向中绸公司签发买方信用限额审批单，审批结果为支付条件／，天，买方信用限额万美元。同年月日中绸公司和中保财保公司共同签发出口月

申报表及保费计算书，该书记载了中绸公司出运日期自年月日至月日共计批出口业务，总金额为美元，保费为美元。同年月日中绸公司向中保财保公司交纳保险费美元。年月日中绸公司向中保财保公司出具了可能损失通知书，并说明了与其进行进出口交易的某外籍公司已人去楼空，收回货款出现风险。此间，中绸公司曾委托多方查找该外籍公司，包括接受我国对外贸易经济合作部计算中心的建议委托美国收帐局（）有限公司追讨货款，未果。中绸公司为此向中保财保公司索赔，要求中保财保公司按保单规定承担赔偿责任。中保财保公司经国家工商局批准于年月日变更名称为中国人民保险公司（即中保公司），中保公司于年月日致函中绸公司，以中绸公司只申报万美元其实出运万美元，未按保单规定履行申报义务，产重违反了被保险人义务，对中绸公司的索赔请求予以拒绝。为此中绸公司诉至原审法院。庭审中，双方当事人对号保单第条关于

以被保险人全部投保其适用于保单的每批出口为承担保险责任的条件的约定有不同的理解和解释。中保公司认为适保范围内的每批出口，被保险人中绸公司都须按规定向中保公司投保，否则中保公司不承担保险责任。中绸公司认为中保公司审批的信用限额是保险合同的重要组成部分，全部投保适用于保单的每批出口应解释为按中保公司审批的信用限额进行出口申报，交纳保费即是履行了全部投保适用于保单的每批出口的义务，中保公司应承担保险责任。

上述事实有号保单、中绸公司投保单、信用限额申报表、信用限额审批单、保单明细表、出口月申报表、保费计算书、保费收据、中绸公司向外商追帐材料、可能损失通知书、中保公司拒赔通知、中绸公司货物出运单、中保公司营业执照及工商证明材料、当事人陈述等证据材料在案佐证。

本院认为，中绸公司和中保财保公司就短期出口信用保险事宜签订的号保

单为保险合同，该合同未违反国家法律规定，符合国家关于推动本国出口贸易的政策，应依法确认有效。因双方当事人对该保险合同第条的理解和解释有争议，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三十条的规定，对该条款应作有利于中绸公司的解释。中绸公司依中保财保公司批准的信用限额申报其全部出口并交纳保险费用，应视为中绸公司按合同约定履行了全部投保其适保范围的每批出口的义务，中保财保公司承担该保险合同约定的保险责任的先决条件已成就。中绸公司按照保险合同约定的适用范围，与同一外籍公司进行出口贸易过程中出现保险事故并造成损失，属中绸公司向中保财保公司投保责任范围中所规定的商业信用风险，中绸公司在出险后已按保险合同的规定，采取一切必要合理的措施，多方查找该外籍公司以追讨货款。现该外籍公司无力偿还货款，中绸公司有权依保险合同的规定向中保财保公司索赔。鉴于中保财保公司已变更

名称为中保公司，故中保公司应依保险合同向中绸公司承担保险责任，在保险金额的范围内承担％的赔偿责任，并按规定以美元支付给中绸公司。中保公司关手中绸公司未按合同履行其应尽的及时、如实、全部申报其出口货物数额并交纳相应保费的义务，其不应承担保险责任的上诉主张，与事实不符，于法无据。其关于中绸公司在出险后未尽为收回货款而采取必要措施义务的主张，无事实根据，其上诉主张不承担保险责任的理由不成立。原审法院判决认定事实清楚，处理并无不当，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五十三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一审诉讼费一万三千六百六十一元，由中国蚕丝绸缎进出口公司负担三千六百八十九元（已交纳），由中国人民保险公司负担九千九百七十二元（于本判决生效后七日内给付中国蚕丝绸缎进

出口公司）；二审诉讼费一万三千六百六十一元，由中国人民保险公司负担（已交纳）。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杨淑敏

审判员支建成

代理审判员赵燕华

二年四月二十四日

本件与原本核对无异

书记员李利

第二篇：解析何省昌与中国人民保险公司深泽县支公司财产保险合同纠纷案

何省昌与中国人民保险公司深泽县支公司财产保险合同纠纷案

告人：何省昌，男，三十三岁，河北省深泽县人，系该县西河乡干部。

被告人：中国人民保险公司深泽县支公司(原名中国人民保险公司深泽县代理处，以下简称深泽县支公司)。

被告人深泽县支公司一九八四年首次开办麦场夏粮火灾保险业务。同年六月三日，原告人何省昌与深择县支公司就何省昌投保的七点三八亩小麦，以预测承保亩产五百六十斤，每斤二角计价，共计承保小麦四千一百三十三斤，保险金额八百二十六元六角，签订麦场夏粮火灾保险合同一份。合同规定：保险方深泽县支公司自一九八四年六月十日小麦入场时起至同年七月九日止，对投保方何省昌麦场上的小麦实行火灾保险。在此期间，麦场如发生火灾造成保险小麦的损失，由保险方负赔偿责任。但是，如果是由于投保方及家属的故意行为造成火灾，火灾以外的自然灾害和意外事故，投保方违反交通部门的规定在公路上碾打小麦发生火灾三种情况，造成保险小麦的损失时，保险方不负赔偿责任。同时，合同规定了投保方的义务：在起保日前，按保险金额千分之一的比例，一次交清保险费;遵守公安消防及有关部门的规定，接受保险方对安全情况提出的建议，做好防火安全工作;麦场发生火灾，应积极施救，尽量减少损失;出险后做好现场保护工作，及时报告有关部门并在两天内通知保险方。

合同签订当天，何省昌向深泽县支公司一次交清保险费八角三分，合同生效。何省昌几天后将小麦收割入场。六月十六日，何省昌到乡里所在单位值班，让其弟何会昌看守麦场。何会昌晚饭时回家吃饭，饭后外出办事，麦场无人看守。晚十时许，麦场发生火灾，经群众抢救扑灭，但因麦场四周无水源，三垛投保的小麦除一垛麦种外，其余两垛基本烧毁，共剩小麦四百三十斤。次日，何 1

省昌将发生火灾的情况通知了深泽县支公司。深泽县支公司同县公安局消防股及有关单位对火灾现场作了勘验，县公安局消防股的结论是：失火原因不明。事后，由于深泽县支公司提不出合同中规定的除外责任的根据，何省昌要求深泽县支公司对火灾损失，按保险合同规定的保险金额扣除所剩四百三十斤小麦的折款后，全部予以赔偿;深泽县支公司则以何省昌的小麦实际产量低于承保时的预测产量，火灾损失没有那么大，只能按实际产量的损失赔偿为理由，拒绝按保险金额计算赔偿。双方争执不下，何省昌于一九八四年九月三日向河北省深泽县人民法院起诉。

深泽县人民法院依法受理此案。经调解双方不能达成协议，故参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合同法》第四十六条的规定，于一九八四年十一月二十四日判决：按保险合同规定的保险金额八百二十六元六角减去剩余小麦四百三十斤的折款八十六元，余下的七百四十元六角为火灾损失金额，由被告人深泽县支公司负责赔偿百分之八十。计人民币五百九十二元四角八分;原告人何省昌自负百分之二十，计人民币一百四十八元一角二分。宣判后，何省昌和深泽县支公司均不服，先后以原诉理由向河北省石家庄地区中级人民法院提出上诉。

石家庄地区中级人民法院经第二审审理认定：(一)何省昌与深泽县支公司签订的麦场夏粮火灾保险合同合法有效，双方应认真履行。由于火灾是在保险期内发生，且深

县支公司又不能证明对火灾有除外责任，故保险方深泽县支公司对火灾损失应负赔偿责任。(二)合同保险金额是在小麦收割入场前，通过预测承保亩产量确定的，深泽县支公司也按保险金额收取了保险费。由于承保亩产量的预测仅是估算，事实上不可能与实际产量完全一致;且事后多次调查中，与何省昌麦地四周相邻的农户对何省昌麦地当年的亩产量，虽估计有所不同，但大体上接近承保时的预测产量;同时，在麦场上小麦已烧成灰烬的情况下，不可能对烧毁的小麦的实际数量作出准确的测定。因此，深泽县支公司提出何省昌的小麦实际产量低于承保时的预测产量，要求按实际产量的损失赔偿，理由既不充分，也无可靠的证据，不予认定。赔偿金额应以合同规定的保险金额计算。(三)何省昌在火灾发生前，虽在麦场上备了防火水缸，但却未装水，致使起火后群众用沙石

扑灭，未能有效地减少损失。况且火灾发生时，何省昌的弟弟何会昌因回家吃晚饭，饭后没有返回看守麦场，致使火苗未被及时发现，造成大火。故何省昌对火灾损失，亦应负一定责任。据此，石家庄地区中级人民法院认为：深泽县人民法院对该案的第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以保险金额计算赔偿，在减去剩余四百三十斤小麦折款后，余下部分由深泽县支公司赔偿百分之八十，何省昌自负百分之二十，也并无不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试行)》第一百五十一条(一)项的规定，于一九八五年三月三十日判决驳回何省昌，深泽县支公司的上诉，维持原判。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一九八五年六月五日第二百二十六次会议，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法院组织法》第十一条一款的规定，在总结审判经验时，认为财产保险制度的广泛实行是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一个方面，对稳定社会主义经济秩序，促进生产，安定人民生活有着积极的作用。人民法院在审判工作中，对财产保险合同的正确执行，应积极提供法律保护。河北省深泽县人法院对该案的第一审判决和石家庄地区中级人民法院的第二审判决，分清了是非，明确了责任，处理得当，既保护了投保方的合法权益，又保护了保险方的正当利益，可供各级人民法院借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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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篇：专业技术培训的界定--严某某与花旗银行(中国)上诉案

【案例要旨】

用人单位与劳动者可以在劳动合同中约定服务期条款。根据劳动合同法的规定，服务期只能约定违约金，且违约金的数额仅限于服务期尚未履行部分所应分摊的培训费用；服务期的范围也仅限于用人单位出资为劳动者提供专业技术培训。对于用人单位派遣劳动者出国，是属于工作还是专业技术培训，分歧较大。本案的审理对于准确界定专业技术培训和正确审理此类服务期培训的案件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案情简介】

上诉人（原审被告）严某某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花旗银行（中国）有限公司

2003年2月20日，严某某看到美国花旗银行有限公司上海分行（以下简称花旗银行上海分行）在新民晚报刊登的招聘广告遂去应聘，双方于2003年7月1日签订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一份，约定试用期为6个月，自2003年7月1日至2003年12月31日，并约定严某某从事见习管理工作，每月税前基本工资为人民币12,000元。同年11月6日，花旗银行上海分行向严某某签发“海外培训概要——谅解书”，派遣其至新加坡进行海外培训，为期24个月。2005年11月13日，严某某离开新加坡，回到花旗银行上海分行，担任花旗中国个人银行业务集团的产品和资金部门的产品经理；工资调整至每月人民币17,000元，但是严某某必须为花旗银行上海分行服务3年。

2006年10月17日，严某某申请辞职，实际工作至11月16日。花旗银行上海分行于2007年1月15日申请仲裁，要求严某某返还培训费人民币162,720元。同年4月20日，上海市浦东新区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作出裁决，裁令严某某返还花旗银行上海分行培训费人民币6,686元。花旗银行上海分行不服该裁决，遂诉至原审法院，请求判令严某某返还培训费人民币150,990元（生活补贴12,110美元、住房津贴16,106美元、安家费581美元，按2007年7月17日的汇率折算成人民币为217,852元，飞机票人民币4,469元、行李超重费人民币4,164.71元，合计人民币226,485.71元/36个月×24个月），仲裁费由严某某承担。

【 裁判结论】

一审判决：

一、严某某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返还花旗银行（中国）有限公司培训费人民币 147,819.79元；

二、严某某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花旗银行（中国）有限公司仲裁费人民币250元。

二审判决：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评析意见】

一、服务期的约定

服务期是指劳动关系当事人双方基于合意而产生的劳动者承诺向用人单位给付劳动的有约束力的期限。也就是根据用人单位和劳动者在劳动合同或者专项合同中的约定，劳动者向用人单位提供劳动的期限。服务期源于劳动关系，但是又相对独立于劳动合同。它的产生，本身就是源自对于特定身份劳动者就业自由施以合理限制的需求。所以服务期往往就成为用人单位喜欢采用、用以保护自身正当利益的手段。

根据《劳动合同法》第 22条规定，用人单位与劳动者签订服务期协议的前提是为其提供专业技术培训，但是并非所有用人单位提供的培训都可以约定服务期协议。如用人单位对于新员工的上岗培训，就不得约定服务期。因此，劳动合同法将服务期的范围仅限于用人单位出资为劳动者提供专业技术培训。区别于原来《上海市劳动合同条例》的规定，除出资招用、培训外，还有其他特殊待遇也可以约定服务期。

本案中，花旗银行与严某某签订的“海外培训概要谅解书”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且不违反法律规定，应为合法有效。在双方签订该谅解书后，实际按照约定履行了义务，严某某也确实到新加坡进行了培训。

二、服务期违约金以培训费为限

用人单位与劳动者要依法约定违约金。主要包含两层意思：

第一，违约金是劳动合同双方当事人约定的结果。体现了权利义务对等原则，享受权利的同时，要求承担义务。权利义务应当是相互对应的。这要求当事人所取得的财产、劳务或者工作成果与其履行义务大体相当。劳动者违反服务期约定的，应当按照约定向用人单位支付违约金。第二，用人单位与劳动者约定违约金不得超过法定标准。一是数额不得超过用人单位提供的培训费用。二是约定的范围，仅限于专业技术培训，原来用人单位与劳动者约定的其他特殊待遇，如提供住房、解决户籍、借款、股权安排等重大市场价值的特殊待遇，不得约定服务期。

应当说，劳动合同法的规定，与现行的《上海市劳动合同条例》的规定也有所不同。上海市劳动合同条例允许在“约定违约金”或者“按照实际损失赔偿”两种的方式中选择一种。《关于实施 <上海市劳动合同条例>若干问题的通知》规定，“双方当事人约定的违约金数额高于因劳动者违约给用人单位造成实际损失的，劳动者应当按双方约定承担违约金；约定的违约金数额低于实际损失，用人单位请求赔偿的，劳动者按实际损失赔偿。” 而劳动合同法中规定，服务期只能约定违约金，且违约金的数额仅限于服务期尚未履行部分所应分摊的培训费用。

根据劳动合同法第 22条规定，服务期协议中的违约金以用人单位提供的培训费数额为上限，并根据服务期的年限按比例逐年递减。如用人单位为劳动者提供了5年的培训费，并约定了5年的服务期。劳动者在履行3年后辞职。在这种情况下，服务期协议中只能约定5万元的违约金，同时在该劳动者辞职时，用人单位只能要求劳动者支付2万元的违约金。本案中，双方在谅解书中约定，严某某回国之后需为花旗银行服务3年，如提前离职，需按比例返回花旗银行已经支出的培训费用。应当讲，这种约定是符合相关法律规定的，对于双方也是合理的、公平的。

三、专业技术培训的界定

本案的争点主要是严某某在新加坡期间究竟是工作还是培训。严某某认为，其在新加坡期间，与其他新加坡员工接受同样的管理，完成同样的工作任务，没有接受过任何形式的培训。因此，严某某在新加坡期间是正常工作，而非培训，花旗银行要求返回培训费用，缺乏依据，应当予以驳回。花旗银行则认为严某某在新加坡是接受培训。

劳动合同法对于专业技术培训的概念未作规定。对劳动者进行专业技术培训，包括专业知识和职业技能，但是，一般的上岗职业培训不包括在内。对于专业技术培训的概念应当作广义理解。培训的形式也可以多样的。可以是脱产的，半脱产，也可以是不脱产的。本案中严某某在花旗银行新加坡有限公司究竟是工作还是培训？通常来说，培训是用人单位开展的为提高劳动者素质、能力、工作绩效等而实施的有计划、有系统的培养和训练活动，目的在于改善和提高劳动者的知识、技能、工作方法、工作态度以及工作的价值观等。因此，培训的形式并不局限于课堂教育，还包括具体岗位上的能力培养。严某某从新加坡回国后，花旗银行明确严某某是完成了在新加坡的海外培训，提升了严某某的职位和工资，并重申了服务要求，对此，严某某没有表示异议。并且严某某在新加坡的工资、住房津贴、生活补贴以及安家费，都是由花旗银行支付的。因此，我们认为严某某在新加坡系培训，严某某应当按照约定履行自己的义务。

第四篇：首例中国法院判决在美国的承认与执行案

首例中国法院判决在美国的承认与执行案

1994年2月24日，经罗宾逊公司介绍，三联实业公司与卓诚公司（罗宾逊公司的亚洲代理经销商）在中国宜昌签订了买卖合约。按照合约，三联实业购买罗宾逊公司R-44直升机一架，加上在中国的安装和试飞费，总计29.3万美元。没想到这架直升飞机一上天便折戟。1994年3月22日15时45分，三联实业公司安排R-44直升机进行首次载客，但起飞六分钟后，这架崭新的直升机就坠毁于重庆丰都境内的长江主航道上。机上3名游客遇难身亡，飞行员受伤获救。中国民用航空中南管理局出具的事故调查报告结论是，“导致这起事故的直接原因很可能是机械故障，与生产质量有关”。

2001 年1 月，三联公司和平湖公司在中国湖北省高级人民法院（“湖北高院”）提起诉讼（“中国诉讼”），要求被告罗宾逊公司承担因产品质量事故造成的直升机损失以及其他经济损失赔偿。该诉讼程序中的传票、诉状、出庭通知等相关文件于2004 年2 月送达至被告罗宾逊公司，但罗宾逊公司并未出席其后的开庭审理，也未申请延期诉讼或采取其他措施。同年12 月，湖北高院在罗宾逊公司缺席庭审的情况下作出判决（“中国判决”），支持三联公司和平湖公司的诉讼请求，判决罗宾逊公司向三联公司和平湖公司支付总计2000 多万元人民币的损失赔偿金及相应的利息。为了使中国判决得以执行，2006 年3 月，三联公司和平湖公司委托金杜律师事务所，并在具有相关专长的美国律师的协助下，在美国联邦法院加州中部地区法院（“联邦地区法院”）提起关于承认和执行中国判决的请求。

经过长达三年多的双方争辩及法院审查过程，美国联邦地区法院于 2009 年8 月作出判决，同意承认与执行本案的中国判决。三联公司和平湖公司由此将获得总额约650 万美元的赔偿及相应的利息。罗宾逊公司不服，于当年10月向美国第九巡回法院提起上诉；2011年3月，美国联邦第九巡回法院驳回了上诉请求。2011年6月底，罗宾逊公司履行相关赔款义务。

二、争议焦点

目前，美国法院承认和执行外国法院判决通常适用各个州的法律和案例法确定的规范。总体而言，美国的大部分州（包括加利福尼亚州）都采纳了由美国统一州法委员会制定的《承认外国金钱判决统一法》（《统一法》）作为其州法；其他没有采纳《统一法》的州则适用案例法的礼让和互惠原则。《统一法》的适用范围限于金钱支付类的外国判决，规定了一系列与承认和执行外国法院的支付判决有关的判断标准，并且只要求对外国司法体系和法院判决进行程序是否正当的审查而并不对实体问题进行重审。本案中，三联公司和平湖公司在美国联邦地区法院申请执行中国判决的法律依据为《统一法》。申请承认与执行中国判决的整个程序中，原被告双方的争议焦点主要集中在以下方面：

（1）在中国的诉讼程序中，罗宾逊公司是否在程序上受到了不公正的对待，送达程序是否合法公正；

（2）中国判决是否为终局的、结论性的和可执行的；（3）是否应考虑公共政策及司法礼让原则的适用情况。

三、法院判定承认与执行中国判决的依据

围绕上述争议焦点涉及的相关问题，原被告双方展开了激烈的争辩。美国联邦地区法院经过审查，全面支持了原告的主张和观点，判定承认与执行中国判决，其主要依据如下：（1）关于中国诉讼的程序公正性问题

被告罗宾逊公司提出：由于送达不当，其未能得到在中国案件中为自己辩护的机会，因此其在程序上受到了不公正的对待；并且，中国法院的送达程序不符合《关于向国外送达民事或商事司法文书和司法外文书公约》（《海牙送达公约》）规定的有效送达方式。联邦地区法院拒绝了罗宾逊公司的上述抗辩，而支持了原告三联公司和平湖公司的主张，作出如下认定：第一，罗宾逊公司实际上收到了关于中国诉讼及其审理的通知，并且有充足的时间提交证据和准备答辩、或者对中国诉讼中的送达程序提出异议，但是其并没有这样做；第二，《海牙送达公约》中并没有关于送达效力的规定，而仅仅规定了一些技术上的机制和程序；第三，原告提供的相关证据表明，关于中国诉讼的送达符合《海牙送达公约》的规定。

（2）关于中国判决是否为终局的、结论性的和可执行的判决 被告罗宾逊公司提出：原告未能举证在 2006 年3 月申请承认与执行之时中国判决是《统一法》所要求的终局的、结论性的和可执行的外国判决；而且，由于中国《民事诉讼法》第219 条规定的当事人申请执行判决的期限为六个月，中国判决在2006 年3 月已经不可执行。基于原告的主张和观点，联邦地区法院作出如下认定：由于被告罗宾逊公司并未在中国《民事诉讼法》规定的期限内提起上诉或申请延期上诉，中国判决已成为终局的、结论性的和可执行的判决。并且，中国《民事诉讼法》第219 条仅适用于在国内执行的判决，关于在国外执行的判决应当适用第266 条，而该条并没有规定执行的期限；对于在外国申请执行判决的期限，应当适用受理申请的外国法院所在地的法律规定。因此，在本案中应适用当时有效的《加利福尼亚民事程序法》中规定的关于执行外州判决的期限，即10年。（3）关于公共政策以及中美之间的司法礼让问题

被告罗宾逊公司提出：根据司法礼让原则，本案的中国判决不应在美国得到承认与执行。中美两国并未签署任何关于相互承认和执行判决的协议，也未加入关于相互承认和执行判决的国际公约；另外，美国法院作出的判决从未在中国得到过承认和执行。由此，请求联邦地区法院拒绝承认和执行中国判决。

对此，联邦地区法院支持了原告提出的如下观点：首先，《统一法》并未规定必须存在互惠关系才能执行外国判决，而且从这部法律过去的适用情况来看，也没有任何证据表明存在这一要求。其次，即便《统一法》存在上述要求，对本案也不会产生影响。由于罗宾逊公司已经自愿选择了中国作为审理地，并选择接受中国法院作出的判决，因此其不得以任何理由来拒绝执行本案的中国判决。

第五篇：陈松平与中国国际航空股份有限公司劳动争议纠纷上诉案

陈松平与中国国际航空股份有限公司劳动争议纠纷上诉案 陈松平与中国国际航空股份有限公司劳动争议纠纷上诉案

四川省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事判决书

（2008）成民终字第2082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陈松平。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中国国际航空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李家祥，董事长。

委托代理人刘守民，四川守民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石焓，四川守民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陈松平因与被上诉人中国国际航空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航股份公司）劳动争议纠纷一案，不服四川省双流县人民法院（2008）双流民初字第41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法院判决认定，陈松平于1970年参加工作，于1973年4月进入原中国西南航空公司（以下简称西南航空公司）所属全资子公司中国西南航空飞机维修公司，于1996年11月20日与中国西南航空飞机维修公司签订《劳动合同书》，从事后勤服务工作（保管）。《劳动合同书》第十三条（劳动报酬）规定：“甲方（指公司）按照国家、民航总局、当地政府及甲方的有关规定，每月以货币形式支付乙方工资，乙方工资项目随甲方的工资制度确定。甲方支付乙方的工资不得低于当地工资标准”。

2001年10月17日，陈松平与原西南航空公司签订《中国西南航空公司职工离岗退养协议》（以下简称《离岗退养协议》），该协议第二条规定：“„„乙方离岗退养期限自2001年10月1日起至正式退休之日止”。第三条第一项规定：“离岗退养期间，乙方作为甲方在册职工，计算连续工龄”。第四条第一项规定：“离岗退养期间的待遇：

（一）离岗退养费＝基础工资＋年功工资＋各项福利补贴＋离岗退养前所在岗位的岗位工资×90%＋绩效工资（固定部分）”，即离岗退养费由上列五项组成。第四条第二项规定：“离岗退养期间，乙方的离岗退养费根据甲方基础工资、年功工资、各项福利补贴、岗位工资系数、基数标准、绩效工资（固定部分）及发放办法的变动进行相应的调整”。该条第三、第四项规定：“离岗退养期间，乙方继续依法参加各种社会保险，按时足额缴纳社会保险费，享受相关的保险福利待遇。离岗退养期间，乙方继续享受甲方职工住房补贴、能源补贴以及优惠购房等待遇。”第五条规定：“本协议中未尽事宜按国家、民用航空总局及甲方的有关政策规定执行”。第六条规定：“本协议如与国家、民航总局及地方政府的有关规定有抵触的，从其规定”。

《离岗退养协议》签订后，从2001年10月1日起，陈松平离岗退养，并根据2001年10月26日签字确认的《离岗退养人员退养费计发表》计发离岗退养费。陈松平的离岗退养费即为

867.05元（其中包括基础工资300元、年功工资320元＜工龄×12元/年＞、各项福利补贴81元、岗位工资585元＜离岗退养前所在岗位的岗位工资×90%＞、绩效工资＜固定部分＞581.05元）。离岗退养后，陈松平也享受了相应的社会保险、相关其他的保险福利待遇、住房补贴以及房改优惠政策等。

2002年7月14日，根据《国务院关于组建中国航空集团公司有关问题的批复》，原西南航空公司、中航浙江航空公司等企业与中国国际航空公司合并重组，设立中国航空集团公司。合并重组后，原西南航空公司离岗退养职工待遇低于中国航空集团公司离岗退养职工待遇，从2002年8月起，按中国航空集团公司工资标准对原西南航空公司400余人离岗退养职工的离岗退养费进行了调整，离岗退养费由原五项调整为三项，调整后陈松平的离岗退养费为：基础工资1 080元（750元＋截止2002年的工龄33年×10元/年）、年功工资396元（工龄33年×12元/年）、岗位工资×70%计592元，三项合计为2 068元。离岗退养费主要有如下变动：基础工资由300元变动增加为1 080元；岗位工资比例由90%变动减少为70%，但是在原岗位系数1.3不变的情况下，岗位工资基额由500元变动增加为650元，故原岗位工资由585元变动增加为592元；年功工资由原工龄×10元/年变动增加为工龄×12元/年；取消了原各项福利补贴81元、取消了原绩效工资（固定部分）581.05元，变动后的离岗退养费总额比原金额增加了190.05元。

2004年8月17日，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作出《关于中国航空集团公司重组设立股份有限公司方案的批复》，同意国航集团重组改制，发起设立了中国国际航空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航股份公司）。2005年1月，重组改制后国航股份公司又调整增加了基础工资60元/月，即从1 080元变动增加为1 140元，陈松平的离岗退养费从2 068元变动增加为2 164元。

2006年7月28日，国航股份公司下发了《关于颁布＜中国国际航空股份有限公司员工离岗退养管理规定＞的通知》、《关于2005调整工资标准的补充通知》和《关于重新签署员工离岗退养协议相关工作的通知》，统一了国航股份公司离岗退养政策，附条件地调整离岗退养员工工资基额，并考虑到物价上涨因素建立了离岗退养生活费与CPI增幅挂钩的调整机制。经过宣传、学习文件，国航股份公司所属的西南分公司所管理的405名离岗退养员工，已有403名重新签订了《中国国际航空股份有限公司员工离岗退养协议书》（以下简称“新离岗退养协议”）。国航股份公司从2006年9月起，对离岗退养员工的岗位工资基额再次进行了调整，从650元调整为750元；2007年1月起，国航股份公司对离岗退养员工的离岗退养费进行了CPI增幅调整。因陈松平不愿与国航股份公司重新签订“新离岗退养协议”，故陈松平的岗位工资未从592元增加到682.5元，以及CPI增幅调整未增加68元（首月离岗退养生活费2 266.5元×3%＜与CPI增幅挂钩按3%调整＞）。若按“新离岗退养协议”调整，陈松平在2006年9月起，离岗退养费即为2 266.5元，2007年1月起即为2 348.5元。

另查明，陈松平在享受福利待遇方面，在西南航空公司与国际航空公司重组、国际航空公司改制为国航股份公司前后，陈松平享受了21万元余元的一次性住房补贴、80元/月房租补贴、429元/月的住房补贴、生活用能补贴或物业管理服务补贴、医疗补贴等福利待遇。与原西南航空公司的标准相比，有项目增加、替代，有金额增加。在诉讼中，陈松平提交了2006年7月的离岗退养费清单，清单中也表明陈松平享有房租补贴80元、降温费800元、住房公积金等各种福利待遇，应发金额为3 056元，扣除养老保险、住房公积金、个人所得税等，实发金额为2 620.95元。

2007年9月10日，陈松平以国航股份公司克扣其工资、福利待遇为由，向成都市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该仲裁委员会于同年12月5日作出裁决，驳回了陈松平的申诉请求。陈松平不服仲裁裁决，向法院提起诉讼。

上述事实，有《离岗退养协议》、离岗退养费工资清单、仲裁裁决书、《劳动合同书》、《离岗退养计发表》、《关于颁布＜中国国际航空股份有限公司员工离岗退养管理规定＞的通知》、《关于中国航空集团公司重组设立股份有限公司方案的批复》、《国务院关于组建中国航空集团公司有关问题的批复》等证据在案为证。

原审法院审理认为，首先，根据相关法律的规定及《劳动合同书》、《离岗退养协议》的约定来看，作为用人单位有权根据本单位的生产经营特点和经济效益，依法自主确定本单位的工资分配方式和工资水平，包括在职职工工资以及离岗退养员工工资，而工资分配方式和工资水平，当然也包括工资项目的组成。作为企业有权根据生产经营特点和经济效益的好与差，对员工工资进行调整。其次，陈松平与原西南航空公司下属的全资子公司签订的《劳动合同书》以及与原西南航空公司签订的《离岗退养协议》，其合同、协议的主体经过多次变动，新的单位根据本单位的规章制度、工资制度，对工资组成、金额及福利待遇进行了多次调整，且每次调整均较前一次标准有所提高，现陈松平的离岗退养费为2 188元/月，若按“新离岗退养协议”调整，陈松平从2006年9月起，离岗退养费即为2 266.5元，2007年1月起即为2 348.5元。故陈松平所提国航股份公司克扣、拖欠其工资的诉讼请求不能成立。西南航空公司与国际航空公司重组、国际航空公司改制成为国航股份公司的前后，陈松平享受了21万余元的一次性住房补贴、80元/月房租补贴、429元/月的住房补贴、生活用能补贴或物业管理服务补贴、医疗补贴等福利待遇，与原西南航空公司签订的《离岗退养协议》的标准比较，有项目增加、替代，有金额增加，陈松平的福利待遇并未被克扣。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第四十七条、第四十八条、第七十八条之规定，判决驳回陈松平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5元，由陈松平负担。

宣判后，原审原告陈松平不服一审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称：

一、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

1、被上诉人长期克扣上诉人工资的事实清楚，一审法院对此不予认定是错误的；

2、被上诉人在一审中提交变更上诉人工资待遇的文件属被上诉人单方行为，被上诉人从未向上诉人传达，且有些文件涉嫌伪造；

3、按照双方达成的《离岗退养协议》，被上诉人将上诉人工资调高是合同约定的，一审判决以标准有所提高即否定被上诉人克扣上诉人工资的事实；

4、被上诉人作废原合同重新与退养人员签订新协议实际是规避法律责任。

二、被上诉人在一审诉讼期间存在违反民事诉讼法相关规定的行为。

1、对上诉人一方的证人施压，造成一些证人不敢出庭作证；

2、上诉人与被上诉人的诉讼地位悬殊，显失公平；

3、被上诉人的工会不作为，严重失职。

三、一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劳动合同订立后，单方不能变更，也不能通过单位下发文件来变更。一审判决未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的相关条款，而是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第四十七条、第四十八条、第七十八条，确认企业有权单方改变合同，否认克扣工资的事实，属适用错误。综上，请求撤销一审判决，支持上诉人的一审诉讼请求。

被上诉人国航股份公司答辩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予以维持。

二审中，上诉人陈松平提交如下证据：

1、《中国国际航空股份有限公司员工离岗退养协议书》（空白件），拟证实新协议与原协议比较项目减少，标准降低；

2、中国国际航空公司西南分公司出具的陈松平补交住房公积金的“专用收据”，拟证实被上诉人克扣上诉人工资的事实。

经质证，被上诉人认为上述证据均不属二审程序中的新证据。

本院经分析后认为，证据1陈松平在一审中已经提交，不属新证据；证据2不能证明被上诉人克扣工资的事实。故本院对上述证据均不予确认。

二审查明的事实及采信的证据与一审判决一致，本院对此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陈松平提起本案诉讼，要求被上诉人支付被克扣的工资及福利待遇，对此主张陈松平应举证予以证实。从一、二审中已经查明的事实来看，双方在《离岗退养协议》中明确约定“离岗退养期间，乙方的离岗退养费根据甲方基础工资、年功工资、各项福利补贴、岗位工资系数、基数标准、绩效工资（固定部分）及发放办法的变动进行相应的调整”，“本协议如与国家、民航总局及地方政府的有关规定有抵触的，从其规定”。可见，双方均一致认可用人单位在一定条件下享有对离岗退养费进行适当调整的权利，且上述约定亦符合企业享有自主经营决策权的相关法律规定。陈松平与原西南航空公司签订《离岗退养协议》后，用人单位一方进行了重组、改制，协议的主体数次发生变化，重组、改制后的单位根据《离岗退养协议》的约定，结合本单位的工资制度、标准，对陈松平的离岗退养费进行多次调整，调整后陈松平的离岗退养费组成项目虽有所减少，但每次调整后陈松平的离岗退养费总额均有所提高。故陈松平所提被上诉人克扣其工资的事实主张不能成立，其要求被上诉人支付被克扣工资的诉讼主张本院不予支持。关于陈松平所提被上诉人克扣其应享受的福利待遇的问题。由于陈松平在一、二审中均未就该主张向法院提交证据，故其主张本院不予支持。

关于上诉人陈松平上诉中提出被上诉人违反民事诉讼法相关规定的问题。首先，陈松平所提有关被上诉人向上诉人一方证人施压的问题，并未提交相关证据。其次，陈松平提出的上诉人与被上诉人的诉讼地位悬殊及被上诉人的工会不作为的问题均与陈松平的诉讼主张缺乏关联性，不能直接证明其诉讼主张的成立。

综上，陈松平的上诉理由均不能成立，其诉讼请求本院不予支持。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五十三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10元，由上诉人陈松平负担。一审诉讼费用的负担按原审判决执行。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杨 桓 代理审判员 周 文 代理审判员 王 敏 二00八年六月五日 书 记 员 蔡 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