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太原酒厂背景资料

第一篇：山西太原酒厂背景资料

山西：太原酒厂，一个本土轻工行业的奋斗史

2009年05月04日

作为一个与解放后的太原这座城市同生共长的本土轻工企业，太原酒厂的解放更多层面是技术工艺的解放以及那代人的集体奋斗，而从某种意义上来讲，它还记录了太原市解放以来第一代轻工业的命运演变。

从解放之初“木制甄桶、地火蒸烧、木锨扬渣”几近全手工的生产方式，发展到如今传统工艺与现代科技相结合，太原酒厂所经历的技术变革背后，也浓缩了一个城市的生活变迁。

如果将太原这座城市比作一口古窖，那么1949年4月24日太原解放，无疑给了太原酒厂这样一个轻工企业发酵的机会。

散酒年代的记忆

从太原解放到太原酒厂建成，不足一年。“刚解放那会儿，太原市造酒的都是一些小作坊，还没有大酒厂。”太原酒厂老酿酒师曹怀义回忆。

有据可查的是，当时华北酒业公司山西分公司申请征用土地，太原市人民政府在1951年3月13日发函 “准予贵公司在选定轻工业区选择大东关南园地二十四亩五分八厘八毫三建立太原酒厂”。太原酒厂党政办公室主任党崇贵给记者提供了资料佐证，由于筹建工作需要有一个过程，所以太原酒厂应该建于1950年左右。“太原酒厂在那时是最早的了，算起来大概是1950年上半年建的厂子。”曾在太原酒厂担任技术科长的高级工程师房有才说。

由于当时大东关南园轻工业区比较荒僻，只有13间土平房、三眼水井。一些老员工回忆，有关部门曾许可酒厂的面积想圈多大就圈多大。“如果不是当初建厂保守的话，估计现在铁道口东面的地都是酒厂的。”

建厂投产后太原酒厂最初的产量是103.3吨／年。1953年春节刚过，曹怀义就到了太原酒厂工作——做酒曲。比起曹怀义，83岁的刘丁卯和84岁的张忠志要来得更早一些。1950年，因为太原酒厂人手不够，曾在杏花村汾酒厂工作的刘丁卯和另外3个师傅被调到太原酒厂工作。

“到1952年曹梦真接任第二任厂长的时候，全厂职工才83个人。”曹怀义说。对于已经84岁高龄的老酿酒师张志忠来说，最清晰的记忆还是“刚来酒厂的时候，一个月18元的工资，管吃！”但做了一辈子酒的他竟然滴酒不沾，“喝酒伤脑。”张志忠摆了摆手说道。

尽管在太原酒厂建成的随后一段时间内，这里依然萧条，但是随着太原市人民政府将大东关一带选定为轻工业区后，经济建设快速发展，逐渐吸引了不少单位在这里投资开发建厂。与此同时，曾经荒僻的大东关逐渐热闹起来。

失去的20年

一位老员工回忆，1958年之前，因为主要生产散酒，工作大多是体力活，整个酒厂没有一个女工。直到后来开始生产瓶装酒，才有了负责装瓶的第一批女工。

1964年10月，山西省轻工厅食品科组织太原、大同和清徐等地酒厂，在太原酒厂举办生香酵母培养试点。作为试点组成员之一，曾在清徐工作了几年的房有才因此留到了太原酒厂。

太原市乃至整个山西省的酿酒工艺设备沿革，房有才最为熟悉。在他的印象里，从一开始的大曲酒过渡到麸曲酒，是一个标志。从此，成本降低的白酒逐渐被更多的老百姓所接受。“以前的大曲酒，全是粮食酿的，50公斤酒就需要十几公斤大曲，麸曲的成本低，酿50公斤酒只需要4到5公斤曲。”房有才说，“与大曲20多天的发酵期相比，麸曲只需要四五天就能完成发酵，产量大，出酒率高，市场份额也随之增大。”

“上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风靡一时的高粱白酒在太原酒厂诞生。一开始用的是‘双塔牌’商标，但用了不长时间，就发现这个商标已经被内蒙古那边一家白酒厂提前注册了，后来也就不再用了。”房有才回忆说。

上世纪70年代中后期，伴随着白酒生产机械化改造、传统工艺与现代科技相结合，以及第一次大规模的技术设备改造，太原酒厂进入快速发展时期。

在房有才的印象里，最初改造设备是从大风扇开始的。烧酒最累，做曲最热，老酿酒师张志忠说牞“当时做曲最热的时候浑身上下只围了一条麻袋，以前冷却是用扬的办法，劳动强度太大。后来想到了用大风扇来冷却，温度是降了，但是问题也出现了，吹得时间长了，很容易吹出风湿性关节炎。当时没有任何经验可以借鉴，每一点的改造都是摸索出来的。包括后来的发酵池运输机、甄酒桶和抓斗的出现，酿酒才变得不再是纯体力活了。”

从上世纪60年代到70年代，一边是技术与设备的不断改进，另一边却是“三年自然灾害”和“十年浩劫”的影响。这种情况反映在太原酒厂的统计资料中，则是产量从1960年的1327吨滑落到1971年的461吨，再回升到1980年的917吨，太原酒厂走过一条 “V”形之路，又重新回到了1960年的发展水平，其间的20年成了“一个失去的20年”。

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

上世纪80年代末，高粱白酒系列进入黄金时代。“那时候，结婚喝的都是高粱白。”太原酒厂质检科科长、高级工程师白玉珍说，“前一天打上款，得等到一个月后才能排上队。那时厂里的酒还没卖出去，钱都已经收回来了。甚至连熟人想要买点酒，都得厂长写个条才行。”

改革开放后的上世纪80年代，是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的一个重要时期。在此之前，酒厂与其他多数企业一样只管生产，销售则统一由烟酒专卖公司经销。1983年后，太原酒厂的产品开始自产自销。

1979年前，太原酒厂仅有大曲酒、可口香酒(类似于竹叶青)和高粱白酒3种产品。后来，新品开发和设计包装被提上日程：房有才、白玉珍和郭思聪负责新产品开发，郎全珍为新产品开发设计包装。

仅从1981年到1987年，酒厂就开发出14种新品。尽管有些产品久经市场考验，多年畅销不衰，但是有些产品开发了却未能上市，名不见经传，使开发投入打了水漂„„

对于当初开发的新品，房有才记忆最深的是1985年的晋府曲酒。那时，负责新品开发的房有才，偶然在报纸上看到一篇关于《500年历史名酒晋府酒》的文章，便通过报社联系上了文章的作者，在对文章中的晋府酒历史作了研究考证之后，晋府酒便在典故和市场策略运作下诞生了。

这一时期颇为老酿酒师们称道的是，“山里娃出了名”，一个太原本地的牌子，产品从山西销售到全国。因为当时十三冶的员工遍布全国各地，“十三冶人到哪里，高粱白也就到了哪里”。房有才记得，“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外地人到了太原根本不知道太原酒厂在哪儿，到上世纪80年代的时候，大多数人都知道了。”

上世纪80年代，也是太原酒厂谋划扩张的年代。完成第二次大规模技术设备改造的同时，太原酒厂开始联营、办分厂。事实上，在太原酒厂快速发展和扩张的年代，曾经小作坊式的加工厂正面临着生存危机，直到1998年震惊全国的假酒案，将山西的白酒市场摧毁性地洗牌。

辉煌与曲折同在

进入上世纪90年代，像大多数企业一样，管理升级和企业提升成为关键词。

1992年，太原酒厂进行第三次大规模技术设备改造。随后在清徐县建成3座原酒酿造基地。这个时候，白酒又有两次“降度”，而且采用食用酒精勾兑白酒，成本再次降低。

在上世纪90年代末调入太原酒厂工作的党崇贵来看，90年代的10年对于太原酒厂来说，是最辉煌的10年。其间年产量一度突破万吨，利税总额也频创纪录。产品纷赴各地，荣誉纷至沓来，但这10年也是波动最大的10年。

尤其是1998年发生的震惊全国的 “山西假酒案”，使整个山西白酒行业受到致命打击。太原酒厂也未能幸免，包括山东、河南、河北、内蒙古等地的省外市场纷纷丢失，省内市场也严重萎缩。“记得那时我正好回山东老家，到处挂的都是‘坚决抵制山西白酒’的条幅。”党崇贵回忆起当时的情形不无尴尬。

祸不单行。太原白酒市场逐渐受到外来产品的严重挤压，而且，太原酒厂的商标也屡屡被侵权仿冒。到2000年的时候，年产量已经下滑到6599吨。

老国企的艰难转型

同大多数老国企一样，进入新千年，太原酒厂也面临着战略调整和企业改制等诸多问题。

2003年，从车间一线出来的张学方接过第14任厂长的接力棒，当时摆在他面前的是，除了市场无序的竞争还有内部管理混乱。在市场调整上，张学方作出一个大胆决定：改变以往单纯依靠大众消费的品牌营销，同时开发高、中、低档产品。“低档产品占市场，中档产品创效益，高档产品树形象。”后来，包括“晋泉”、“傅山”在内的品牌战略确实让酒厂摆脱了困境。

记者在酒厂采访时，管理的变革似乎常常与改制一词被同时提及。一位退休的老员工告诉记者，在酒厂发展一度萎靡的时候，很多基层新老员工甚至悲观地看不到厂子的未来。酒厂已在向好的方向转变，但作为一个老国企，有很多问题无法一时改变。

不管是老员工还是新员工，他们都希望酒厂能变得越来越好，但同时又担心这个被寄予了几代人情感的酒厂，在将来的某一天突然“改朝换代”。曾任酒厂工会主席的高俊秀已退休在家，但他谈到酒厂的发展时，依然不愿割舍与酒厂之间的感情。

“改肯定是要改的，但是怎么改，目前的思路是必须国有控股，然后在此基础上组建集团。”党政办公室主任党崇贵说，“对职工来说，他们始终还是相信国字号的，如果一下子改成了私企，那么职工们心里肯定不好受，感觉不稳定了，这是个很现实的问题。”

不过，谈及酒厂未来，很多老员工更愿意回望酒厂走过的这几十年。老总工白玉珍感慨，“全省与太原酒厂同时期发展起来的县级以上白酒厂，最多的时候超过100家，而如今全省也就只剩下四五家，能活下来就已经很不容易了。”

（来源：山西商报；记者 王鹏）

山西太原酒厂官网http://www.xiexiebang.com/

第二篇：一些背景资料

孙政才在南岸区调研社区减负工作时强调

为社区减负 让社区回归服务群众本位

华龙网讯（记者 李鹏 杨帆）今年初，南岸区对社区减负做出探索，将分散在社区的大部分行政事务收至街道，让社区居委会回归服务群众、引导自治的本位。10月9日下午，市委书记孙政才来到南坪街道和花园路街道，与干部群众面对面交流，实地调研社区减负工作。

在南坪街道社区公共事务中心，孙政才来到办事窗口、自助查询区，与工作人员和办事群众亲切交谈，详细了解中心工作流程和运行情况。南岸区针对社区行政性事务繁杂的实际，鼓励有条件的街道组建社区公共事务中心，将分散在社区的各项行政事务上收，推进社区政务、居务分离，有效减轻了社区行政事务负担。孙政才对此给予充分肯定。他说，将社区居委会从繁重的行政事务中解脱出来，可以腾出更多精力抓好基层党建、服务居民、群众自治等工作，有更多的时间走家串户，面对面地宣传党的方针路线政策，了解社情民意，调处矛盾纠纷，解决实际问题，当好党和政府与群众联系的桥梁、纽带。他希望社区公共事务中心进一步优化工作流程，有效整合资源，提高工作水平，努力提供更方便、更快捷、更规范、更标准的服务，让群众更加满意，真正让社区减负。

社区工作直接面对广大居民群众，直接关系着党委、政府的形象，也是加强社会管理的基础。在南坪街道东路社区和花园路街道古楼湾社区调研时，孙政才在社区政务、居务公开栏、网格化管理公示栏前驻足细看，到社区警务室了解流动人口管理等情况。看到社区减负工作取得明显成效，孙政才十分高兴。他强调，要结合开展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按照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务、自我监督的要求，进一步加强和规范社区工作，把社区建设成为管理有序、服务完善、文明祥和的社会生活共同体。要切实减轻社区负担，让社区回归本位，管好该管的事、干好该干的事，让社区干部腾出更多的时间和精力干好本职工作。要合理界定社区居委会工作职能，全面清理延伸到社区的各项事务，该基层政府及其职能部门、街道办事处职责范围内的事项，不能转嫁给社区组织，不能当“二传手”。要大幅减少、合并那些不必要的统计报表、考核评比、示范创建等，杜绝形式主义，减少重复劳动，让社区干部把主要精力集中到服务居民、了解社情、化解矛盾上来。要重视基层、关心基层、支持基层，对基层干部充分理解和信任，格外关心和爱护，为社区工作创造良好条件，让社区工作人员真正沉下心来为群众服务。

尴尬的居委会“万能章”：各种证明都要来盖公章

各种证明都要到居委会盖公章：不盖怕被说“不作为”，盖了难以负责任

“主任，你就帮帮忙，给我家小孩盖个章吧。”暑假结束，不少家长找到居委会，要求在学生暑期社会实践证明上盖居委会公章。家长们一屁股坐下，慢慢叹起苦经，“小囡暑假要上补习班，学校还要求社会实践，哪有这么多时间。”话锋一转，又聊起社区的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当然是支持的”。经不得这样软磨硬泡，居委会一般也就答应下来：“都是一个小区的，盖个章证明他们实习过了，其实就是搞个形式。”

在不少居委会干部看来，这样的暑期实践证明，还不算是令他们犯难的事。夫妻关系证明、家庭经济困难证明、凭证丢失证明、居民在家中过世证明„„都要到居委会来盖公章。“不盖吧，伤感情，会被居民说‘不作为’；盖了吧，有些实在是情况不明，难以负起责任。”

难以证明的各种“证明”

居民找居委会盖公章的理由可谓五花八门。有居民要求出具“电动车为自己所有”的证明并加盖公章，原因是交管部门在执法检查中拦下了这辆无证的电瓶车，居民又拿不出购车

发票。还有居民因纸币存放不当被老鼠咬坏，想去银行兑换，银行也要求居民到居委会出具证明。

某居委会曾遇到一件事。原告律师想将一起民事诉讼转到被告居住地法院受理。因为被告是上海人，户籍在另一区，于是律师找到居委会要求开具“被告人居住在此地”的证明。“这样的章，我当然不能盖。如果因为这个章，影响到被告人利益，岂不是让居民对居委会有负面想法。”某居民区书记说。

“很多要求盖章的事项，我们实在无法证明。”另一小区的居委会干部举例道，比如：“初婚初育证明”，现在人员流动那么快，无法掌握情况；“家庭经济困难证明”，居委会干部大约能知道这些家庭的成员有没有工作，但他们有多少家庭存款、有价证券，谁都不清楚。有时子女带着年事已高、无法独立生活的老人过来，要求开具自己为监护人的证明。这类问题往往涉及到老人身后的遗产问题。这些令居委会干部犯难的章，一般涉及家庭财产纠纷、诉讼、公证等。通常处理这些事项，多数居委会干部的态度是，不盖章。用他们的话说，“就算被人骂几句，也不要留下‘后遗症’”。

背后是相关单位部门“不作为”

“所有人都想当‘二传手’。”说起盖章的事，当了十几年“小巷总理”的王阿姨有些忿忿。

医药费清单掉了、住院押金条丢了，也要到居委会来盖章证明。“现在都信息化了，医院查清单或押金信息不是应该很容易吗？如果担心押金被冒领，直接还给病患本人，签字为据，不就行了？”居委会干部们说，对有些部门、单位的办事程序实在看不懂。

对于公证部门，居委会干部也有不满。比如，有人继承遗产，需要做公证。公证处就让居民去居委会开具遗产人 “没有旁系血亲”的证明。居委会干部认为，居委会没有调查权，开具的亲属关系证明或所谓“无旁系血亲”证明，本就不具法律效力。

而公证部门的业务范围包括办理遗产公证、亲属关系公证，是具有法律效力的。“让没有法律效力的证明，来支持一份有法律效力的公证，实在有些滑稽。”

这种不作为，实为转嫁风险。“出了问题，查找根源，就在我们第一个章。”居委会干部说。民革成员杨志英在一份社情民意中也提到，一些部门、单位为减轻自己工作负担或转嫁责任风险，把很多开证明的事情都往居委会推。凡此种种，都给居委会增加了工作量和难度。

公章使用范围应明确

一位居民区的书记说，严格讲，居委会公章是 “对内的”。比如，在社区代表会议决议、居务公开内容、向居民发送通知告示、居委会统计报表、共建协议等文件上加盖公章，这些是居委会公章的“主营业务”。

不过，居委会干部也认为，有些居民事务可以在居委会证明。暑期学生社会活动、投递包裹写错名字，这些是居委会有能力证明的。“关键是要理清居委会盖章事项，规范居委会印章使用。最好能明文规定、张贴出来。”一来规范居委会操作，缓解双方矛盾；二来也是让居民少跑冤枉路。

据记者了解，目前，本市尚无居委会公章使用规范。而在外地，此类规范也是五花八门，基本以街道为发文单位，各地差别很大。有的明确可开具证明包括 “生育证、单位政审、青少年社会实践、暂住证、养狗证明、退休关系转入等”；有的写明：“需证明盖章时，必须对当事人提供的有关资料审查核实无误，情况属实，方可盖章，严禁盖人情章”，并将“社区居民婚姻状况和子女证明”列入严禁盖章范围；也有地方明确：证件丢失类证明，居委会一般不出具。

不少居委会干部希望能出台一个全市层面的居委会公章使用规范。具体哪些事项可由居委会开具证明，在规范出台前应充分听取居委会意见。

盖也不是 不盖也不是

社区公章“左右为难”为哪般

编者按

很多市民都有到社区盖公章的经历：现如今，孩子摔伤了，保险公司要求社区开具摔伤证明；夫妻闹离婚上法院，要找社区开分居证明；银行和公证处也常常“打发”居民到社区来开证明。除此以外，社区居民申请经济适用房，在社区申请开餐饮店，到某些工作单位求职，办理养犬证、遗产继承等„„都得到社区敲个章。

记者调查宁波十多个社区发现，居民被要求去社区开具的各种证明中，理由多达数十种。对此，许多社区干部很苦恼也很无奈，市民也是直犯糊涂：明明是各个部门让去社区盖章，为什么社区总是推三挡四的呢？

近日，市政府纠风办、市民政局联合下发了《关于对社会管理事务社区盖章项目进行登记和清理的通知》，宣告对社区“万能章”开始“动刀”。今后社区的公章可不能滥盖了。那么，到底哪些章可以到社区去盖，哪些章不用去社区呢？

为此，记者特地采访了有关部门和社区，帮您细问究竟。

记 者 董小芳 通讯员 陈绍友 许佳益

居民：

盖个章咋就这么难

上周，因为一个简单的盖章问题，让市民梁阿姨直到现在还觉得窝火。

“我女儿在外地工作，她名下有一套房子想让我们帮忙卖掉。因为不方便亲自过来，就写了委托书。在交易过程中，我们被告知需要到社区盖个章，证明这是我女儿亲笔写的委托书。可是这么简单的事情，没想到社区就是不给盖。”梁阿姨说，她往社区跑了好几趟，好话说了一箩筐，虽然社工态度很好，但就是不给盖章，理由是无法证实是她女儿所写。“我这么大年纪了，也是受过高等教育的，邻居们也都清楚我的为人，怎么会说谎呢？”梁阿姨很不理解社区的做法，“不就是盖个章，有这么难吗？”

记者在走访社区时发现，和梁阿姨一样对此难以理解的市民还着实不少。

“前不久招生政策刚刚出来，马上就到小学招生报名的时候了，我们就去找社区盖章，证明我们跟着孩子的爷爷奶奶住在一起多少年。就这么简单的事情，社区就不给盖章，说不能证明。”家住江东的陈女士满腹抱怨，“举手之劳就能帮到居民，社区为什么就不给盖呢？”老邱是安徽人，两年前带着老婆孩子到宁波打工，租住在江北一个老小区内。前段时间租住的房子不幸着火，还好发现及时，并未造成大的损失。但是放在卧室的几千元钱却被烧成了“残废”。

第二天，老邱带着这些残币到银行兑换，工作人员告诉他需要社区盖章，证明并非人为损坏。于是他便找到社工，没想到社工满脸犯难，说自己没有亲眼看见，不能妄加证明。而且，这样的举证工作也不在他们工作职责范围内。

虽说最后章还是给盖了，但也把老邱折腾得够呛。“又是申请、又是拍照取证，盖个章，为啥这么麻烦？”

社区：

风险责任实在担不起

盖章本是轻而易举之事，为什么社区会犯难？

“盲目盖章，有被动提供伪证的风险。出了事情，责任谁来承担？”在记者走访的老三区不少社区中，社工们异口同声给出了这样一个答案。

一名社区书记给记者讲述了一件因为盖章而引发的冲突：“一个居民拿着一封委托书，说是他妻子写得，要把他们名下一套共有房产过户。因为平日里都很熟悉，社工就给盖了章。

没想到，第二天他的妻子就到社区大吵大闹，说自己根本没写委托书，两人正在闹离婚，丈夫这是在转移财产。还好后来夫妻二人和好了，事情也得到妥当地解决，否则后果不堪设想！”类似的例子不胜枚举，“有辆停在社区里的车子被刮伤了，车主为了理赔，按保险公司要求找到社区，要社区证明事故发生在社区里。你说车子是晚上被刮伤的，我们又没看到，怎么能证明呢？盲目盖了章，岂不是就有提供伪证的风险？”

记者在走访中发现，现如今小小的社区公章，“被添加”的功能还真是不少。

江北区文教街道某社区书记向记者出示了社区公章使用记录，一条条列得密密麻麻：居住证明、收入证明、困难证明、计划生育证明、夫妻关系证明、发票遗失证明、个体工商减税证明、养犬审批登记证明、异地医疗证明、社区居民代配药证明、退休证明、无房户证明、收养人无子女情况证明„„林林总总几十项。

“有些证明好打，比如夫妻关系证明，只要对方拿结婚证来就可以敲章。有些章可就难敲了，比如收入证明、困难证明。我们对居民再了解，也不可能知道人家到底有多少钱？”社工们说，最让他们头疼的就是银行、保险公司等各种社会组织和机构频频要求他们出具各式证明，更离谱的是有些邮件寄错、保单填错、代人领取包裹等也找社区盖章证明。

“我们也很困惑，随便盖了章，就意味着将承担风险；不盖章，就有可能引发居民不满情绪，到社区吵闹。还有极个别人会记在心里，借故不交卫生费、物业管理费。”江东一名社区书记无奈地告诉记者，为此有时候他们只好变通工作办法，在证明的措辞上模糊处理，或者复印存留一些可以证明的材料，作为物证以备不时之需。

民政局：

超负荷的公章需要“减负”

盖了怕有风险，不盖居民埋怨。社区公章，为何这般左右为难？

“这是因为需要证明的事项很多超出了社区的职责、能力范围。”市民政局基层政权和社区建设处处长周兆骏说，前不久，市民政局牵头做了一项关于社区公章使用情况的调研，结果显示，目前社区承接的证明类盖章项目有６０余项，但其中只有４０％在其职责、能力范围之内，如居住在本社区居民的居住情况、弱势群体家庭生活状况（不包括具体经济收入状况）、社区青少年志愿者等参加社区活动情况等内容的证明。而另外６０％需要证明的事项交由社区盖章存在不合理性。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

第一，要求证明的内容社区无法掌握核实。如钱币破损是否属于居民自己所为等；第二，要求证明的内容超出居委会职责、能力范围。如本社区无业居民申请廉租房需社区出具申请人收入证明、申请在社区开餐饮店等要社区出具许可证明；

第三，要求证明的内容不必要由社区出具证明。如证明双方是夫妻关系，其实凭当事人结婚证就可以办理。

“原因主要有两个，一是由于社会个人信息系统和诚信系统不健全，使得越来越多的部门和单位只能依赖社区为居民个人信息提供诚信担保；第二就是存在有些单位、部门转嫁工作和风险，服务观念没有到位。”周兆骏说。

为了从源头上规范社区用章管理，日前，市政府纠风办、市民政局联合下发了《关于对社会管理事务社区盖章项目进行登记和清理的通知》，对社区公章使用进行整顿。

据了解，通知明确了社区盖章项目登记和清理的范围，包括党委、人大、政府、政协、法院、检察院、部省属驻甬单位、人民团体等部门单位及所属企事业单位、社会团体的各类社会管理事务中，涉及居民的人、事、财、物方面要求社区居委会初审或证明的盖章项目。日前，《社会管理事务社区盖章项目申报表》已经下发到市直及部省属驻甬各单位，纳入上述盖章项目范围又要求保留的部门和单位，须填写申报表并附相关政策文件依据，交与市政府纠风办、市民政局登记、核查。市政府纠风办、市民政局依据有关规定，对社区盖章项目进行清理，确定建议保留的社区盖章项目目录，报市委办公厅、市政府办公厅审定，并

出台规范社区居委会印章使用管理的意见，公布准许的社区盖章项目目录。

到底结果如何，我们还将继续追踪。

他山之石

太原为社区图章减负

２０１０年，太原市政府下发通知，明确社区居委会可以为辖区居民出具证明、使用印章的具体事项包括：情况属实、但不涉及经济及担保事项的证明材料；居民城市最低生活保障金、抚恤金、残疾保障金、子女助学金和减免学杂费等申请手续证明等。而社区居委会工作使用印章的范围包括：社区居委会主持召开的居民会议决议；以社区居委会名义上报的各种公文、材料等；社区公开栏内定期公布的居务公开内容；向社区居民发放的通知、告示、宣传材料等；社区居委会统计报表和档案；社区共建活动和资源共享等协议；其他依法应使用印章的事项等。

据社区干部反映，通过规范，砍掉了一半以上从前没必要由社区出证明盖章的项目。重庆沙坪坝区为公章减负６０余项

重庆市沙坪坝区民政局出台《加强社区居民委员会印章使用管理工作的指导意见》，明确了社区居委会为居民出具证明的用印范围：一是根据辖区居民的需要，社区居委会确实能够证实的情况，社区知晓的，能确定的，可以证明。二是经过社区居委会申请或核实的最低生活保障、抚恤金、残保金、子女助学金和减免学杂费等事项。三是法律法规明确规定由社区居委会出具证明或盖章的事项。

同时，原则上不出具短期居住证明，不为空表盖章；而证件丢失类证明，原则上以个人声明丢失或挂失为主，社区一般不再出具相应证明。

此举砍掉了６０多个区级部门要求社区盖章的项目。

第三篇：联想背景资料

联想控股有限公司（Legend Holdings Ltd.，简称“联想控股”）1984年由中科院计算所投资20万元人民币，11名科研人员创立。作为一家战略驱动的投资控股公司，联想控股采用母子公司治理结构，初步形成了涉及IT、投资、地产等三大行业，五大业务单元的非相关多元化经营格局，同时紧紧抓住发展机遇，积极探索新的产业发展方向。联想控股行使定方向、选人才、配资源、监督考核的职能，为各专业子公司提供资金、品牌、管理、文化等方面的有力支持，推动子公司成为所在行业的领先企业。

经过三十年努力，公司走出了一条有中国特色的高科技产业化道路；成功实施了国有股份制改造，建立起现代企业制度；立足中国本土市场，在和国外企业竞争中初战告捷，促进了民族IT产业的发展；学习西方成功企业的管理经验，结合中国实际，提炼出具有联想特色的企业管理理念，并成为核心竞争力。

秉持“产业报国”的理想，联想控股将与中国经济共成长，努力成为一间具有国际影响力的投资控股公司。

联想一直致力于开发、制造及销售最可靠的、安全易用的技术产品，不懈地帮助客户提高生产力，提升生活品质。联想基于成就客户，创业创新，诚信正直，多言共赢的核心价值观，从对行业的深厚理解出发，传承优秀的管理和文化基因，正加快技术创新步伐，在全球范围内打造高品质的产品，让消费者充分享受卓越的科技生活。

作为企业公民，联想积极关注来自全球各地社区的发展需求，将社会参与聚集“缩小数字鸿沟、环境保护、教育、扶贫赈灾”四大领域，支持公益事业发展，积极创造条件，鼓励更多的员工投身志愿者活动，为社会奉献才智和爱心；同时联想致力于发展成为一个行业领导型企业，一个在全球内受人尊重的企业，一个基业常青的企业，为客户、股东、员工和社会创造更多的价值，让世界因联想更美好。

从单一IT行业起步，联想控股经过30多年的发展，构建起“投资+实业”的创新商业模式，现已成为中国最大的多元化投资控股公司之一。2015年，是丰收的一年，联想取得了令世界瞩目的成绩。2015年《财富》世界500强企业出炉，联想上榜居231位，这是联想连续第五年入选《财富》世界500强，且排名逐年上升，从2011年重返榜单时的第450名累计跃升了200多位。联想产品更是获得多项世界级大奖：2015年红点设计大奖上，联想共获得了10个奖项；全球最高创新大奖——第二十八届爱迪生奖颁奖典礼上，联想集团董事长兼CEO杨元庆成为亚洲首位爱迪生奖得主，联想YOGA平板也获评爱迪生奖电子产品金奖，联想智能桌面IdeaCentre Horizon则斩获爱迪生奖工业设计银奖，另外联想YOGA电脑还获得德国iF国际设计奖，在世界移动通信大会（MWC）上，联想更是揽33项大奖惊艳了世界。

第四篇：Seven-Eleven背景资料

闻名世界的日本7-11，隶属于日本南陆公司，原先最早起源于美国，由于营业时间是从早上7点到晚上11点，所以称为“Seven-Eleven”或“7-11”。

30多年前，日本7-11（7-11Japan）的前身约克七公司与美国的南方公司，也就是现在的美国7-11公司，缔结了地区服务以及授权合同，几个月后，第一家店开张，从此开始了日本便利连锁店的历史。30年后，它在日本的店铺数已经发展到9600多家，每年有31亿人次光顾，日本7-11经过“漫长”的发展和壮大，先是以高达2.2万亿日元的年销售额终于超过大荣公司，荣登日本零售业榜首；截至目前，已经在全球19个国家和地区有大约24000家店铺，成为全球最大的便利店连锁系统。

自从1973年公司成立以来，日本7-11总销售额快速增长，到2002年2月，综合净利润达到832.09亿日元。在日本零售企业中，7-11的综合经营收益和综合净收益连续几年独占鳌头。在“无网不胜”的今天，再次聚焦和透视7-11独特的经营秘笈和“点金戏法”，无疑将对中国美妆和个人护理用品业的发展起到了醍醐灌顶的警醒作用。

【品牌特许VS渠道分销

在零售业态中，便利店是最接近居民的一种小型商店。由于经营面积小，注定了便利店采取的竞争战略是目标聚集战略。日本7-1l连锁便利店把自己定位于为居民提供方便的便民店；它的商品都是一些畅销的名牌日常用品，价格也高于一般的平价商店，但它最大的服务特色就是24小时营业，它的服务对象是那些早出晚归、图方便、收入较高的职业人士。7-11便利店通过在这一细分目标市场创立自

己的服务差异化，以取得与其他零售业态显著不同的竞争优势。

7-11便利店的成功是多方面因素的共同作用，规模经营是其中重要因素之一。7-11便利店开展特许经营的一个重要策略是集中开店。集中开店是指在某个重点区域内以密集开店的方式，迅速达到规模效益的目的。零售业是一种以规模出效益的行业，小型便利店要取得一定的规模，必须走连锁经营的道路。便利店由于所需投资相对较小、经营相对简单、市场竞争激烈，因而更适合采取特许经营方式开拓市场。

日本7-11便利店正是采取特许经营这一市场扩张战略在有形来场上进行“圈地运动”而迅速发展起来的。自从1974年5月开设第一家便利店以来，拓展速度不断加快，1976年5月第100家开业，1980年11月第1001家开业。1984年第2001家开业。1993年发展到6000家，1997年发展到7000家，2000年发展到8600家，到目前已经拥有了超过9600家店铺。在这些店铺中，90%以上是加盟店，日本7-11便利店通过特许经营打败了大型超级市场和百货商店，真正实现了“撒豆成兵”的神话故事。

日本7-11便利店始终坚持这种稳扎稳打的开店策略，在一个地区取得市场支配地位之后，再进入下一个地区，而不是追求全面开花，从而降低经营成本，迅速实现赢利。与日本同行业比较，在销售额、毛利润、总资本周转率、单位面积销售额、人均销售额等诸多经营指标中，7-11都居于日本便利店之首，而销售管理费用率、设备费用率、库存、工资占费用比率等指标均低于同行业平均水平，这也使得7-11便利店有更多的优势参与同行业竞争，并从中脱颖而出。

7-11连锁便利店品牌起源于美国，由于采用不同地区授权加盟特许开店的发展模式，7-11 目前在中国国内的发展，已授权给伊藤洋华堂日本Seven-Eleven公司、香港牛奶公司、台湾统一超商、泰国正大集团四个公司统一经营。其中，伊藤洋华堂负责北京市场，香港牛奶公司负责广州市场，上海市场则由正大和台湾统一共同进行经营管理和业务发展。

在中国国内，7-11很早就锁定－－“城市的快速走廊—地铁”，并与广州地铁公司积极进行合作，在各分站设立连锁便利店，于国内尚属首例。7-11配合地铁顾客的独特要求，对广州地铁站分店内的产品进行调整，主要以售卖报刊、饮品、早餐等为主。

【市场定位VS消费心理】

日本 7-11便利店主要销售的商品有食品和日常用品，受营业面积限制，商品陈列有限，不能满足消费者挑选的需要，因而在商品品种方面要输给其他零售业态。但7-1l便利店在服务方面却略胜一筹，除了24小时昼夜不休地营业外，其他服务还有送货上门、冲洗相片、代收水电费、代售邮票、代售音乐会票、代售飞机票、代办旅游事务、代售滑雪索道券、温泉券筹。

为什么在不同的城市和地区门市，不同的顾客群，7-11总能因地制宜，吸引顾客上门。7-11是如何掌握顾客的需求的？7-11的掌门人铃木敏文一语道破其中玄机：“现在的零售生意，需要的不是经济学，而是心理学。”

第五篇：祝福背景资料

三纲五常

这是董仲舒为了维护封建等级制提出了的理论。“三纲”即“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五常”是指“仁、义、礼、智、信”。“ 三纲五常”体现了整个封建统治的各种关系，成为封建立法的指导思想，是封建统治阶级用来控制人们思想、防止人民“犯上作乱”的思想武器

▲“三纲”是指“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要求为臣、为子、为妻的必须绝对服从于君、父、夫，同时也要求君、父、夫为臣、子、妻作出表率。它反映了封建社会中君臣、父子、夫妇之间的一种特殊的道德关系。

▲“五常”即仁、义、礼、智、信，是用以调整、规范君臣、父子、兄弟、夫妇、朋友等人伦关系的行为准则。

名教观念是儒家政治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名即名份，教即教化，名教即通过上定名份来教化天下，以维护封建社会的伦理纲常、等级制度。

▲三纲、五常这两个词，来源于西汉董仲舒的《春秋繁露》一书。但作为一种道德原则、规范的内容，它渊源于先秦时代的孔子。孔子曾提出了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和仁义礼智等伦理道德观念。孟子进而提出“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的“五伦”道德规范。董仲舒按照他的大道“贵阳而贱阴”的阳尊阴卑理论，对五伦观念作了进一步的发挥，提出了三纲原理和五常之道。董仲舒认为，在人伦关系中，君臣、父子、求全责备三种关系是最主要的，而这三种关系存在着天定的、永恒不变的主从关系：君为主、臣为从；父为主，子为从；夫为主，妻为从。亦即所谓的“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这三纲。三纲皆取于阴阳之道。具体地说，君、父、夫体现了天的“阳”面，臣、子、妻体现了天的“阴”面；阳永远处于主宰、尊贵的地位，阴永远处于服从、卑贱的地位。董仲舒以此确立了君权、父权、夫权的统治地位，把封建等级制度、政治秩序神圣化为宇宙的根本法则。董仲舒又认为，仁、义、礼、智、信五常之道则是处理君臣、父子、夫妻、上下尊卑关系的基本法则，治国者应该给予足够的重视。在他看来，人不同于其他生物的一个重要特点，在于人类具有与生俱来的五常之道。坚持五常之道，就能维持社会的稳定和人际关系的和谐。从宋代朱熹开始，三纲五常联用。

名教观念最初也始于孔子。孔子强调以等级名份教化社会，认为为政首先要“正名”，做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董仲舒倡导审察名号，教化万民。西汉武帝时，把符合封建统治利益的政治观念、道德规范等立为名分，定为名目，号为名节，制为功名，用它对百姓进行教化。称“以名为教”。其内容主要就是三纲五常。但“名教”这个词的出现是在魏晋时期，用来指以孔子的“正名”思想为主要内容的封建礼教。魏晋时期围绕“名教”与“自然”的关系展开了论辩。王弼糅老庄思想于儒，认为名教出于自然；嵇康提出了“越名教而任自然”的思想；西晋郭象则认为名教即自然。宋明以后，名教被称作“天理”，成为禁锢人们言行的桎梏。如违犯封建伦理纲常，即被视为“名教罪人”。

三纲五常和名教观念，为封建阶级统治和等级秩序的神圣性和合理性而辩护，成为中国封建专制主义统治的基本理论，为历代封建统治阶级所维护和提倡。它们作为封建社会的最高道德原则和观念，被写进封建家族的族谱中，起着规范、禁锢人们思想、行为的作用。2000 多年来，它一直影响着中国人的国民性。当然，这种思想在一定时期也起到了维护社会秩序、规范人际关系的作用。

三从四德 三从四德”是为适应父权制家庭稳定、维护父权—夫权家庭（族）利益需要，根据“内外有别”、“男尊女卑”的原则，由儒家礼教对妇女的一生在道德、行为、修养的进行的规范要求。

“三从”一词最早见于周、汉儒家经典《仪礼 丧服-子夏传》，在讨论出嫁妇女为夫、为父服丧年限（为夫三年，为父一年）时，说“妇人有‘三从’之义，无‘专用’之道，故未嫁从父，既嫁从夫，夫死从子”。引申为作为女儿、妻妇和母亲的妇女应对男性服从。但妇女屈从由来已久，“女”字在商代甲骨文中就是屈身下跪的形象；《周易》中有主张妇女顺从专一、恒久事夫的卦辞，后来要求妇女殉夫守节，限制寡妇改嫁等。

“四德”一词见于《周礼 天官 内宰》，内宰是教导后宫妇女的官职，负责逐级教导后宫妇女“阴礼”、“妇职，其中较高职位的“九嫔”“掌妇学之法，以教九御妇德妇言、妇容、妇功。”本来是宫廷妇女教育门类，后来与“三从”连称，成为对妇女道德、行为、能力和修养的标准即“三从四德”。

所谓的“三从”，是指：未嫁从父，既嫁从夫，夫死从子。意思是说女孩子在未出嫁之前要听从家长的教诲，不要胡乱地反驳长辈的训导，因为长辈们的社会见识丰富，有根本性的指导意义；出嫁之后要礼从夫君，与丈夫一同持家执业、孝敬长辈、教育幼小；如果夫君不幸先己而去，就要坚持好自己的本分，想办法扶养小孩长大成人，并尊重自己子女的生活理念。这里的“从”并不是表面上的“跟从”之意，而是有工作性质的“从事”之本质。(《仪礼、丧服、自夏传》)

所谓的“四德”是指：德、容、言、工，就是说做女子的，第一要紧是品德，能正身立本；然后是相貌（指出入要端庄稳重持礼，不要轻浮随便，）、言语（指与人交谈要会随意附义，能理解别人所言，并知道自己该言与不该言的语句）和治家之道（治家之道包括相夫教子、尊老爱幼、勤俭节约等生活方面的细节）。(《周礼、天官、九嫔》)

为什么古代妇女的地位低下？ 商周二代是华夏制度文明确立的关键时期，正是这两个王朝的更迭完成了由父系制的高级阶段（商代）向父权制时代（以周礼确立为标志）的过渡。从此，为巩固和强化男性的支配地位，便造出了一系列宗法伦理的信条，既以规范社会，更以桎梏女性。女性地位之全面低落，既肇因于这种宗法伦理所维护的男性统治，男性统治更藉这种宗法伦理而大行其道，世泽绵长。

一、女性是父权社会的经济附庸。在父权社会中，女性丧失了家庭财产的所有权，只得借助婚姻或血缘的关系，依附于男子，沦为家庭的奴隶。旧时有“男称丁，女称口”之说，封建时代皆以一家中“丁”的数目分配土地和担负赋税，把女性排除在外。这“计丁受田”制度最典型说明女性毫无经济地位的事实。女性在家庭中也没有私有财产。《礼记•内则》谓“子妇无私货，无私畜，无私器；不敢私假，不敢私与。”这就是说，女子在出嫁前没有财产，出嫁后作为妻媳也无私有财产，甚至女子从娘家带去的财产的所有权也被剥夺了。有些女性出于家庭的原因被迫出外劳动，仍一样为男性所歧视，冠以“三姑六婆”之称。有时女性甚至沦为男性买卖的对象，有卖为奴婢、卖为妻妾、卖为童养媳、卖为娼妓，陷入最悲惨的境地，这都是因为女性在经济上不能独立造成的。泯灭女性的经济权力，令其成为男子的性奴隶与生育工具，已成为封建宗法约束女性的有力武器。

二、女性被排除在政治之外。自阶级社会产生以来，“乾坤正位”便成为规范男女的理论基础。“女正位乎内，男正位乎外；男女正，天地之大义也。” “……男主内，女主外……这种分工模式给两性带来的影响是巨大的。……男性在激烈的社会竞争中增长了‘才干’，那些成功者制造了自己的‘历史’，成为财富与权力，妻妇与奴隶的拥有者，而生活于其中的妇女不得不屈从于男人为自己设就的生活范围和既定的角色，将自己的职分降到次要的从属的地位，从而形成了妇女无权的隐忍的经历，形成了认为妇女是无能的短见的偏见，从而妇女本身也就成了无史的沉默的群体。” 妇女被禁锢在家中，服役于人，料理家务，就是连统治阶级的皇后也属被禁之列。不仅如此，封建时代还宣扬“女祸论”，即认为宠信妇人，使之预政，必酿成祸患，甚至宠信妇人，使之预政便是祸患的传统理论。无论家政、国政，都奉之为信条，引之为鉴戒，使只成为限制女性预政的一件理论武器。总之，一切女性的基本政治权利在这一男权社会中消失殆尽。

三、传统女教自始至终渗透着封建伦理的观念。儒家思想是中国封建社会的思想基石，故传统女教向以贯彻儒家的宗法伦理观念为宗旨。在汉代以前，已出现了奴化女性的封建女教。女教轻视智育，认为“妇女只许初识柴米鱼肉数百字，多识字，有益无损也”，有的竟认为“妇人识字多诲淫”。正是这种“女子无才便是德”的观点，剥夺了妇女学习文化知识的权利与机会，使她们的才智开发不出来，能力得不到培养，从而不能自立。与此相反，女教异常重视德育，尤其是封建宗法思想和伦理道德观念。而西汉刘向的《列女传》，东汉班昭的《女诫》，成为讨论女子问题的范本。连同后来的《女论语》、《女学者行录》，都在宣扬“三从四德”、“男尊女卑”、“夫为妻纲”、“饿死事小，失节事大”等教条。“封建社会的这些所谓女教、女学，不是真正的女子教育，而是一种货真价实的奴化教育。向女子灌输奴性服从的礼教纲常，给她们套上精神枷锁，束缚妇女的言行，限制她们的发展，以使妇女成为封建伦理道德的自觉遵行者和殉道士，使她们长期安于被压迫，被奴役的地位。” 班昭是汉代女名人，为其兄班固续写《汉书》，是一代儒学女大师。然就是这样一个颇具才学的女子，所作的《女诫》七篇，成为后世压抑女子的宣言，奠定了女教的理论基础，创训诫女教书之模式，至晚明更被列为《女四书》之首。而后来出现宋明理学之后，既嫁殉夫、未嫁殉烈的贞女、烈女层出不穷。这是传统女教的最大成功，也是传统女教最大之不幸。

至于历代的酸腐文人，更是兴趣盎然地把探讨小脚当作“学问”来做，不惜笔墨，撰写文章，细细品评，以卑琐为乐事，惟恐未把男人玩小脚的美学成分和调情作用诠释清楚。如清代有一个叫方绚的文人就自诩为“香莲博士”，写就了一篇题为《香莲品藻》的文章，费尽心机把小脚划分为五式九品十八种，并因此出了名。

红颜祸水 汉武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