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财政扶贫资金投入机制分析

第一篇：我国财政扶贫资金投入机制分析

我国财政扶贫资金投入机制分析

李小云 唐丽霞 张雪

[内容提要]财政扶贫资金的治理关系到扶贫效率和效果，目前已经有很多研究开始关注因为管理问题带来的扶贫资金投入效果不善，但对于扶贫资金治理中其他环节，如投入、分配、拨付和使用所产生的扶贫资金投入效果和效率的研究很少，但恰恰是这些环节中出现的制度上的缺陷更容易造成扶贫资金出现目标瞄准偏离，从而直接影响到贫困农户参与和受益于我国的扶贫投资。本文尝试全方位分析我国目前财政扶贫资金运行情况和效果。[关键词]财政扶贫资金，瞄准，偏离，治理结构

财政扶贫资金的治理涉及到财政扶贫资金的投入、管理、分配、拨付和使用等各个方面，财政扶贫资金只有在这几个方面都做到、合理、公平和公正，才能有效地提高其扶贫效率。虽然近些年有很多学者关注扶贫效果，并且对扶贫效果不善的原因进行了很多研究，但从资金治理的角度来看，大部分研究仍然是将讨论的焦点放在了资金的管理环节，比较一致的观点是认为项目和资金管理问题也是我国政府扶贫过程中的薄弱环节，成为影响扶贫效果的重要因素。夏英(1994)的研究指出：由于项目管理方面制度不全、监控不力，导致大量资金的外溢；或者是由于甄别受益贫困户的工作不力或方法不当，导致了目标组认证错误，致使扶贫资金流向偏离目标，从而发生“目标转换”问题。康晓光(1995)认为，许多部委、部门参加意味着配套资金短缺变得更加突出，很多项目不能完成，项目资金过于分散，难以产生影响。项目资金使用的监督也变得更加复杂，有的项目资金被转移。汪三贵(1997)在研究中发现，1993年财政拨款55.4亿元，占扶贫资金的1/2。然而财政拨款的75.2%用于贫困县财政补贴、维持行政事业费开支和职工工资，即将近2/3的总扶贫资金没有落实到贫困户的生产与交换环节中。因此扶贫资金被贫困地方政府挪作他用，直接抵达贫困户比例低。李含琳等(1998)认为，同20世纪80年代初中期相比较，20世纪90年代初反贫困的资本供给是比较充足的，但由于管理和体制方面的原因，扶贫资金的使用效果不十分理想。扶贫资金管理体制机构庞大，手续繁杂，管理层次、环节多，扶贫资金经常被截留挪用，造成扶贫资金的低效率。扶贫资金的来源和管理分散，多头管理，并且在资金的分配过程中平均分散使用，难以形成效益，大大降低了扶贫资金的使用效果。扶贫贷款的期限与生产周期不相适应、资金被用于非贫困户和地区、扶贫贷款财政化现象严重，都使其很难发挥脱贫的作用。吴国宝(1997)等指出，由于扶贫是由地方政府具体管理实施的，因而地方政府在目标上可能与中央政府设定的目标相冲突，加之体制的各种弊端、官僚主义、寻租腐败等，从而可能出现扶贫资金不用于扶贫的现象。

一、我国财政扶贫资金投入和管理机制及影响

我国财政扶贫资金投入和管理机制的典型特点是分项投入、多头管理。虽然说我国政府有组织的大规模的专项扶贫行动开始于1986年，但实际上早在1980年政府就设立了“支援不发达地区资金”，专门支持老革命根据地、少数民族地区、边缘地区和贫困地区发展，当年的资金规模为5亿元；1982年设立了“三西农业建设专项补助资金”，每年投入资金2亿元；并且也开始以实物形式来进行以工代赈扶贫活动。随着市场化经济改革的逐渐展开，经济增长对减缓贫困的影响日趋减弱，继续采用以往增长为主、辅以适当救济的反贫困战略已经很难有效地对减缓贫困发生积极的作用。基于这种形势，国家成立了国务院扶贫开发领导小组，并下设办公室，开始了专项扶贫活动，所采取的扶贫模式为开发式扶贫。在财税政策方面，继续执行前述的各项资金扶持政策，并扩大了资金的规模。在“八七”扶贫攻坚阶段，国家又增设了“新增财政扶贫资金”，同时将以工代赈资金原有财政部和中国人民银行按比例承担改由中央财政专项拨款，并扩大了资金规模。就目前情况来看，我国财政扶贫资金主要包括支援经济不发达地区发展资金、新增财政扶贫资金、“二西”农业建设专项补助资金(以下简称“三西”扶贫资金)、少数民族发展资金、以工代赈资金。通常将支援经济不发达地区发展资金和新增财政扶贫资金统称为财政发展资金。

从总体上来说，中央财政扶贫资金是国家为解决少数贫困人口温饱问题，进一步改善贫困地区生产生活条件，巩固温饱成果，提高贫困人口生活质量和综合素质，加强贫困乡村基础设施建设，改善生态环境，逐步改变贫困地区经济社会文化的落后状况，为达到小康水平创造条件而设立的专项扶贫资金，但具体来看，每项资金的用途都有自己的投向重点(见表1)。资金的多部门管理虽然可以鼓励政府各部门都能积极地参与到扶贫工作中，但是却带来资金管理成本的增加和效果的降低，同时由于缺乏有效的协调机制和沟通机制，各部门在资金管理和使用方面都从本部门利益出发制定了相应的管理规定和程序，从而造成了实际中财政扶贫资金管理上的混乱，同时也给资金的监测工作带来了很多的不便。

根据财政部统计数据，1986～2003年，我国政府共投入扶贫资金2383.6亿元，其中以以工代赈资金、财政发展资金、三西扶贫资金及少数民族发展资金为主的财政扶贫资金为1039.6亿元，占到扶贫资金总量的43.6%。虽然从绝对数量上看，我国中央财政扶贫资金每年都在增加，但从财政扶贫资金占全国GDP的比重波动图可以看出，中央政府财政扶贫资金投入强度年度间波动较大，1988～1990年投入强度最低，1994尽管是“八七”扶贫攻坚开始年，但1994～1996年政府财政扶贫资金投入强度逐年下降，1996～2000年略有上升，而到了2000年以后又开始略下降。从整条波动曲线来看，我国政府的扶贫投入强度有明显的下降趋势。出现这种情况的原因可能有两点：(1)官方报道的我国的贫困发生率以喜人的成绩逐年下降，国家扶贫资金的投入强度也就有可能相应地下降；(2)目前对实际扶贫资金的最佳需求量与规模还缺少科学的测算与估计，也就是说，政府扶贫资金投入规模的客观依据还不存在。

二、我国财政扶贫资金的分配机制及影响

1978年以后，农村改革极大地解放了农村生产力，促进农村地区的经济发展，在很大程度上缓解了我国贫困问题，农村贫困从广泛的普遍贫困状态过渡为特征性和结构性贫困，农村贫困人口在分布上更加集中，因此1986年开始的开发式扶贫开始以贫困县为瞄准单元来分配国家财政扶贫资金。由于在国家层面直接向贫困县分配资金缺乏可操作性，并且同时由于我国财政扶贫资金省级负责制的实施，中央财政扶贫资金的分配原则为：(1)中央财政扶贫资金按照因素法分配到各个省区，考虑因素分别是贫困人口数、地方财力、农民人均纯收入、人均GDP四项指标数据和政策调整因素。(2)中央财政扶贫资金全部直接用到国家确定的扶贫开发重点县(以下简称重点县)*和各省区确定的贫困县(或贫困乡村)，至少70%中央扶贫资金用于国家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这些规定无疑为规范我国财政扶贫资金的使用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但在实际操作过程中仍然还存在着不少问题。

因素法使扶贫资金的分配方法更明确，按因素法分配财政扶贫资金是力图为扶贫资金的公平分配提供政策依据。但是财政扶贫资金的无偿性质使地方政府有获得无偿资金的巨大努力，同时也形成了地方政府为获得无偿资金的博弈行为。理论上讲，如果因素法依据的各因素的方法很明确、透明，那么地方政府的努力将会是无效的，博弈也是无结果的；反之就为地方政府的努力与博弈留有很大的空间与余地。但实际工作中，我国还没有形成一套公开、透明和可操作的基础数据的收集方法、具体标准、计算影响因子的方法，使得因素法分配仍然停留在口号的层面，缺乏具体的可操作方案，其作用也就很难真正发挥。

中央下达给各省区的扶贫资金必须全部用到贫困县的规定，试图从政策层面杜绝层层挪用财政扶贫资金的做法，减少扶贫资金目标偏离的机会。至少70%的扶贫资金要用到国家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的政策本身考虑了贫困人口在重点县和非重点县不平衡分布的实际情况，隐含的假定是国家扶贫工作重点县与非重点县对财政扶贫资金的实际需求强烈程度比值为7:3。这一方面为更高程度地瞄准贫困人口提供了机会，另一方面为进一步减少扶贫资金的层层挪用与流失、减少扶贫资金目标偏离提供了政策保障。但是在实际操作中，扶贫资金在重点县和非重点县之间的分配并没有严格按照规定的比例进行，2001～2003年的财政扶贫资金流向上看，大约只有60%的资金是流向重点县的(见表2)。

这种目标偏离可以从以下两方面去解释：(1)假设“至少70%的财政扶贫资金用到重点县”的规定本身是合理的，那么这种偏离至少可以说明为保证财政扶贫资金准确瞄准的监管不力，财政资金使用的约束性不强，以及制度保证不完善。从某种程度上说，扶贫资金层层下拨、层层管理所形成的多元化的权利资源可能会诱发项目寻租，从而导致目标偏离。(2)这一目标偏离至少从一定程度上暗示了“70%的扶贫资金用于重点县”的某种不合理性。如果以贫困人口分布作为决定财政扶贫资金分配比重的主要依据，那么2001年重点县覆盖了全国61.9%的贫困人口，应该规定至少60%的财政扶贫资金用于重点县。因此，如果按照70%的分配要求分配扶贫资金，会有许多分布在非重点县的贫困人口不能公平地受益于国家财政扶贫资金的扶持。

三、我国财政扶贫资金的拨付机制及影响

在中央一级，资金的分配是从每年3月全国人大通过国家财政预算开始的。根据规定，财政扶贫资金必须在预算通过后的1个月内下拨到各省区财政厅。地方各级财政在收到上一级财政下达的财政扶贫资金后，应尽快与扶贫办、计委(以工代赈办)衔接项目计划，分批下达资金。首批下达时间不得超过1个月，比例不得低于80%。当年计划的项目和资金应该在财政年度之前完成和拨付。财政扶贫资金的拨付规定考虑了贫困人口需求项目生产的季节性与市场的变化性，从政策上限制了延迟拨付的可能。但实际中发现，从中央到省区的拨付都能按时，但从省再到市、县的拨付就有延迟的现象。2004年8月份笔者调查时，有的县2003年的资金还没有完全到位。迟到的资金影响了扶贫资金的及时有效使用，降低了扶贫资金的使用效率。

财政扶贫资金迟到的主要原因是行政层层拨付的制度，使得经手机构实际上无形中把经手权变成了控制权，形成了一种无形的权力资源。权力资源的利用会弱化资金分配的公平与合理性，也同时为县级单位最大化获取财政无偿扶贫资金的目标提供了博弈的机会，这也是各地出现“跑项目、争资金”的主要原因。跑项目、争资金不管是多么隐蔽的形式都增加了获得资金的交易成本，这一交易成本相当大，而这些成本最终都来自于扶贫资金，会极大地降低扶贫资金的使用效率。据非正式调查，每年每个县扶贫办的非项目活动经费超出行政开支达3～8万元，如果按照3万元的最低数估算，全国592个重点县每年就会有1776万扶贫资金被“挪用”，占2002年重点县财政扶贫资金总量的0.5%；如果按照8万元的最高数估计，每年会有4736万元被“挪用”，占2002年重点县财政扶贫资金总量的1.3%。以上分析说明了：(1)目前保证财政扶贫资金及时足额到位的拨付方式缺乏高效率的技术措施；(2)目前的行政层层拨付资金方式本身效率很低且不合理。

四、我国财政扶贫资金的使用机制及影响

我国财政扶贫资金在使用上有几个特点：(1)明确规定了资金的投向，这种规定在实际中的反应就是财政扶贫资金投向重点，从产业上看以农业为主，从项目类型上来看以基础设施建设为主。1998～2002年的5年间的中央财政扶贫资金的平均投向，农业占40.8%，占22.5%，其中还有约6%左右是投向农副产品加工业，用于农村文教卫生和科技培训的社会服务约为5%，用于包括道路、农田水利、人畜饮水等农村基础设施建设的约占22.8%，而用于其他方面的约占到9%。(2)资金使用上必须以项目为承载，即通常说的“资金跟着项目走”。中央对财政扶贫资金使用上的这两点规定的根本目的是想从制度层面上为扶贫资金不被挪用提供制度保证，从而降低扶贫资金的目标偏离。但是在实践中这种规定并没有达到预期的目标，并且还对扶贫资金的使用效率产生了负面影响，主要表现为扶贫资金的使用在很大程度上偏离了贫困农户的需求，排斥了真正的贫困农户受益于扶贫干预。

由于中央对财政扶贫资金用途有严格的限制，地方政府则把这部分扶贫资金的用途限制在更小的范围内，如村路、沼气池—猪圈一改厕三位一体、人畜饮水、小水窖、灌溉小水窖及少量的技术培训。而实际上，我国农村贫困问题非常复杂，剩余贫困人口面临的生存环境差异巨大，贫困人口的需求也是千差万别，这种差别不仅体现在省区间，即便在同一个县内也十分普遍，因此采取这种一刀切的扶贫方式很难适应贫困问题的多样性特点和满足贫困人口的不同需求，这也就不可避免地会造成扶贫资金的使用偏离贫困人口的实际需求，从而也无形中降低扶贫资金的使用效果。

在某省2个县的8个贫困村农户扶贫需求与扶贫项目对接情况。村民的第一需求是道路修建，这和其大石山区的贫困特征密切相关，排在第二至九位的是提供盖房子方面的支持、养殖业、提供补助、发展沼气、解决人畜饮水、进行科技培训、解决通讯问题和进行农田水利建设。将农户需求与两县扶贫资金投向作比较，不难发现，农户在基础设施建设方面的需求基本上能够得到满足，如道路建设、沼气池、人畜饮水和农田水利建设，但是对于住房改造、发展养殖业和教育补助等具有明显的个体性特征的需求基本上没有涉及。

“资金跟着项目走”从制度设计上是为了避免财政扶贫资金被截留和挪用，从而保证财政扶贫资金的专款专用。但是在实际操作上，扶贫部门为了降低扶贫项目的实施成本和利于监测，从而在项目选择时考虑的重点是：(1)项目有一定的规模；(2)以扶持基础设施建设项目为重点。“项目有一定的规模”的审批偏好，往往使多样性、分散性及小规模性的贫困人口需求因为不能满足这一偏好而被筛选掉，在一定程度上会造成扶贫资金的目标偏离。同时实际中具有一定规模的项目多是更能使非贫困人口受益的项目，如大规模修建需要农产配套资金的沼气池多是把难以支付配套资金的最贫困的农户排除在外，更多受益者是有能力支付配套资金的相对富裕农产。而如果不需要配套资金，只是把有限的扶贫资金用来扶持真正的贫困户，让富裕农户自费修建沼气池，可能的结果是沼气池的规模(数量)短期内不会很大，达不到审批偏好的“有一定规模的项目”。“以扶持基础设施建设项目为重点”的项目审批偏好，考虑到了项目的覆盖度与受益范围，能使更多的人口得到扶贫资金的扶持，但是对商品生产程度低、收入来源缺乏的农产，有限的扶贫资金只便利了他们的生活，而不能增加其持续发展、摆脱贫困的经济收入来源。也就是说，扶贫资金的使用偏离了最贫困人口的实际需求。

从表5中可以看出，在XX县6项扶贫项目覆盖贫困农户比重平均仅为18%，除了沼气池—猪圈—改厕三位一体项目覆盖51%的贫困户与贫困人口外，其他扶贫项目对贫困农户及贫困人口的覆盖度都很低，最低的易地开发项目只有6%。

利用参与式评价工具对一些到村的具体扶贫项目进行受益群体分析，其结果同样也表明贫困户受益比重要远远低于中等户和富裕户，贫困户受益比重仅为16%，中等户为51%，富裕农产为33%，详细情况见表6。出现这种情况的核心原因是一旦扶贫资金的投入转为项目机制以后就面临着项目成本与扶贫资金投入缺口的问题，地方政府往往会把不足的部分以农户提供配套资金的形式转嫁到目标群体身上。

五、简短结论

1.中央财政扶贫资金类型多样，资金数量可观，充分反映了我国政府解决贫困问题的决心和努力，但是资金分散到各个部门管理，部门之间缺乏有效的协调机制和信息交流平台，从而造成了扶贫资金管理上的不一致性和使用上的重复性，带来了扶贫资源的浪费，同时也为资金的有效监测带来了诸多的不便。

2.中央财政扶贫资金的分配根本上仍然遵循着以重点县为基本单元的县级瞄准，但实际上中央财政扶贫资金在重点县的投入比重远小于“至少70%”的目标规定，大约仅为60%左右。

3.财政扶贫资金在各层次的拨付时间有明确的规定，中央到省区的拨付都能按时到位，但从省到市、县的拨付就有延迟的现象，这种延迟势必导致扶贫资金使用效率的降低。

4.依托项目进行日标瞄准长期以来受到了研究者的质疑。一方面，对扶贫项目的类型限制使得扶贫项目并不能适应我国农村贫困问题的复杂性特点和农户需求的多样性，项目的选择受到了管理方便与农户需求分散这一矛盾的制约而无法做到准确瞄准，从而造成了我国扶贫资金不能准确瞄准穷人的结果；另一方面，对于项目的资金配套要求和技术要求也为排斥穷人受益、鼓励富人参与提供了合理性，从而造成了扶贫资源在目标群体瞄准上的偏离，研究表明，扶贫项目对贫困群体的覆盖率只有16%，而对中等户与富裕户的覆盖率分别为51%和33%。

文章来源：《农业经济问题》 2007年 第10期

第二篇：财政扶贫机制创

财政扶贫机制创“新招” http://cn..gms-ain.org大湄公河次区域农业信息网>> Author : 佚名>> From :

中国新农村建设信息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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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政部农业司相关负责人日前表示，做好财政扶贫工作要赋予开发式扶贫新的内涵，将专项扶贫开发转变到专项扶贫开发与综合扶贫开发相结合的思路上来，增加扶贫投入，进一步创新扶贫机制。

这位负责人说，今后要更大幅度地增加扶贫投入。十七大提出了提高扶贫标准、提高扶贫开发水平以及加大投入的要求，不仅中央财政需要更大幅度地增加投入，地方各级财政也需要更大幅度地增加资金投入。同时，要从扶贫工作实际出发，由注重点上开发转到点面结合，以面带点，以点促面；由解决贫困人口温饱转到解决温饱与巩固温饱并重，突出对贫困地区和贫困群众自我发展、自我反贫能力的开发与提高。据了解，今后扶贫开发工作的重点区域是西部地区、少数民族地区、边境地区和革命老区。在资金使用重点上，要积极支持优势产业、特色产业的发展，支持农民转移就业技能和务农技术培训，支持基础设施建设。在资金使用方式上将更加注重于其他支农资金整合使用。

此外，财政部门将进一步创新扶贫机制，在继续开展各项试点的同时，探索管理方式的创新和机制的创新：一是要研究建立重点县的进退机制。把重点县领导干部的政绩、升迁与扶贫工作挂钩，并采取一定的奖励措施，鼓励贫困县脱贫摘帽。二是要建立以结果为导向的扶贫资金分配激励机制，促进扶贫责任的落实。在绩效考评机制基础上，将财政扶贫资金分为两部分分配，一部分资金按照贫困规模、贫困程度等因素进行分配，以体现公平性；另一部分资金按照绩效考核情况，实行“以奖代补”。三是全面改革扶贫贷款及财政贴息管理体制。中央财政将扶贫贷款贴息资金全部转列地方专款，并由省级财政根据贷款情况自行结算贴息，以充分调动地方的积极性和充分发挥

贴息资金“四两拨千斤”的作用。四是建立财政扶贫资金项目因地制宜选择机制。下放项目审批权限，由县政府根据当地的实际情况，自主选定扶持项目，实现责权对等，提高资金项目针对性。五是建立完善扶贫资金项目管理机制。完善和扩大扶贫资金项目招投标和采购制度，对重大项目要严格实施招投标制度，小项目尽量交由村级组织，由群众自主决策实施。同时，要完善和强化项目资金报账制管理。六是建立财政扶贫资金项目监督机制。完善扶贫资金及项目公告公示制度；充分利用好“财政扶贫资金管理监测信息系统”，用现代技术手段强化资金和项目管理；健全多元化的监督检查体系，促进扶贫资金和项目的安全、规范、有效运行。

来源：中国财经报

第三篇：创新财政扶贫机制的主要做法及成效范文

创新财政扶贫机制的主要做法及成效

位于江西省西南边境，罗霄山脉南麓中段的遂川县，是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一个山多、人多、耕地少的老区贫困县。全县总面积3144平方公里，现辖23个乡镇和2个国营林场，总人口55万人，其中农业人口50.1万人，占全县总人口的91％。该县通过“八七”扶贫攻坚，各项事业都得到了发展，特别是新一轮的扶贫开发，该县按照《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纲要（2001-2010年）》和“省负总责、县抓落实、工作到村、扶贫到户”的要求，不断创新财政扶贫开发机制，紧紧围绕农民增收总目标，以工业化理念谋划农业，大力推进农业结构调整、农业产业化经营和新农村建设，努力提高农业生产效益和农产品市场竞争力，不断加大农村劳务输出力度，拓宽农民增收渠道。近十年，该县多方筹措扶贫资金累计达4.8亿多元，给该县贫困乡镇注入了新的生机与活力，贫困人口大幅度下降，综合经济实力有了增强。截止2010年12月31日，全县100％的行政村实现通电、通邮；100％的行政村通了电话、电视；农村水利设施、人畜饮水、乡村道路等生产生活条件有了很大改善。2010年全县财政总收入实现5.179亿元。财政扶贫工作取得了明显的成效。

1、基础设施日益完善。近十年，全县累计投入乡村基础设施建设的财政扶贫资金达2.35亿元，实施扶贫项目698个，基本解决了全县108个扶贫开发重点村的“五难”和环境卫生“脏、乱、差”问题。十年来，兴建和改造乡村公路345公里，兴建桥梁101座，实现了村村通公路，解决了“行路难”问题；兴修水利设施196处，实施“户户通”自来水工程6宗，解决了3670人的“饮水难”问题；新建和改造电网88.3公里，解决了286个自然村、2623户、1万多人的“用电难”问题；兴建和改建学校24所，解决了2300多名学生“入学难”问题；修建村级医疗卫生机构19处，做到了村村有医疗卫生所（室），解决了“看病难”问题；兴建沼气池1436座，涌现出3个沼气村，极大改善了农村生产生活面貌。

2、基地建设稳步发展。该县充分发挥自身资源优势，不断发展壮大木竹、果茶、畜禽、药材、桑蚕五大主导产业，走出了一条依托产业开发、带动农民脱贫致富的路子。近十年，该县按照“一乡一业、一村一品”的原则，立足高标准、高质量、高效益建基地，促进基地建设上规模、上档次、上水平。十年来，全县累计投入基地建设的财政扶贫资金达7400多万元，建成400亩以上的连片基地30多处。截止目前，全县已建成多种经营基地450多万亩。其中：果茶基地158万亩、中药村基地4.4万亩、木竹基地239万亩、桑蚕基地2万亩、畜禽饲养及加工基地46.6万亩。2010年，五大主导产业实现总产值10.4亿元，占农业总产值的52％，创税收4300多万元。产业辐射劳动农户11.4万户（其中贫困户1.6万户），覆盖农户面达83％，农民年人均从中获益280元，年减少贫困人口0.4万人。

3、龙头企业逐步崛起。该县坚持把推进农业产业化与发展壮大龙头企业结合起来，以改革为动力，以资产为纽带，加速转换经营机制，采取股改激活、联合带活等多种形式，做大做强龙头企业。目前，全县已建成规模较大的产业化龙头企业17家，年实现销售收入9.8亿元，年创税收5100多万元，基本形成了上联市场，下联千家万户的产业发展格局，初步形成了贸工农一体化的利益共同体。龙头企业的壮大，带动了相关产业的发展。

4、产品流通有效搞活。该县依托区域资源的优势和产业特色，市场流通进一步搞活，目前全县共有362个流通中介组织、6.4万营销人员，在上海、北京、广东等20多个省市建立了460多个销售网点；在西南部乡镇，建成了金桔和茶叶收购市场；在县城和五大产业集中产区建成了39个遂川土特产交易市场，使遂川成为全省较大的果茶、木竹、桑蚕、畜禽、药材产销集散地。这些市场既有突出的区域特色，又有很强的辐射功能，不仅促进了生产，搞活了流通，而且为农民解决了买难卖难的问题，并从中直接受益，实现了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同步提高。

5、科学技术不断推广。该县始终把依靠科技进步，提高农民素质作为扶贫开发的支撑

点常抓不懈。一是广泛开展科技培训。近十年，全县共举办各类种养加工技术培训班448期，参加培训的达8.3万人次，80％以上的农村劳动力掌握了1－2门实用技术。二是努力健全科技网络。在农村建立了县、乡、村三级科技推广体系，全县专（兼）职农业科技人员发展到3800多人，做到了层层有人抓，事事有人管。三是大力推广实用技术。为把科技信息及时送到千家万户，该县开设了“118”农业科技服务热线，成立了农业科技专家服务队，为农民学科技、用科技架起了桥梁。

6、优惠政策得到落实。一是确定重点扶贫对象。由扶贫办牵头，每三年一次对贫困户进行重新核定，建档立卡，进行重点扶持。按照国家新一轮扶贫开发工作的要求，全县共确定了108个贫困村为重点扶持对象，并分村制订了村级群众参与式扶贫规划。二是落实国家、省、市制定的各项扶持政策。为解决居住在海拔800米以上的深山区和地质灾害区贫困群众的生活和生存问题，该县自2003年开始实施移民搬迁工程。工作中，不断强化措施，建立了“县负总责、乡镇实施、群众参与、部门帮扶”的工作机制，并坚持做到“六个结合”即：坚持深山区移民与地质灾害区移民相结合；坚持移民扶贫与小城镇建设相结合；坚持移民扶贫与调整产业结构相结合；坚持移民扶贫与建设小康示范村相结合；坚持移民扶贫与退耕还林等生态建设相结合；坚持移民安置与工业园区建设、发展个私经济相结合。八年来，全县共投入建房补助资金和配套基础设施建设资金1.4亿元，共搬迁移民7357户、33490人，其中就近避灾搬迁2586户、11297人。对198个行政村的511个村民小组或自然村实行整体搬迁，共建立移民集中安置点147个，集中安置移民4781户、21563人。从根本上改变了移民的生存环境，解决了求医、就学、行路难的问题，并通过多种途径的帮扶引导，逐步实现了“搬得出、稳得住、逐步富”的目标。同时，该县把移民搬迁与圩镇建设紧密结合起来，既安置好了移民又做大了圩镇。另外，为切实解决贫困户贷款难问题，该县自2004年开始推行扶贫到户贷款贴息改革试点工作。工作中，坚持“贫困户受益、向重点村倾斜、市场化运作”的原则，同时结合县情，注重实效，做到了“四个确保”即：抓调研，确保对象准确；抓宣传，培育诚信观念；抓引导，确保贷款用途；抓服务，确保农民增收。七年来，全县共向15896户贫困农户发放扶贫贴息贷款9860万元，贴付利息335.6万元，贷款贴息户年人均增加收入460元以上，取得了较好的社会经济效益，同时发展了农村金融市场。

7、资金管理不断加强。该县在财政扶贫资金管理工作中，始终坚持了五项制度。一是项目申报制度。通过建立财政扶贫项目库，突出扶贫重点，使项目建设具有可行性、效益性。二是项目管理制度。财政扶贫项目全部实行合同制管理，对项目实施的内容、质量、时限、责任等在合同中进行明确规范。财政补助资金在5万元以上的基础设施建设项目，都必须通过招投标或议标选择施工单位。项目竣工后，由项目主管部门组织相关单位逐个进行验收，确保了项目工程质量。三是财务管理制度。为加强扶贫资金的管理，监督扶贫资金的使用，制订了《遂川县财政扶贫资金报帐制管理实施细则》，从2003年1月起对财政扶贫资金的使用实行报帐制管理，即在县财政设立报帐专户，各项目实施单位按项目计划、工程进度填写请款单，定期提出用款计划并附报帐凭据，经项目主管部门审核，送财政部门审批后从县专户直接拨付到乡镇专户，大大缩短了资金流转时间，防止和杜绝了违纪违规现象的发生。同时积极推行大宗扶贫物品（如沼气池灶具等工程材料）集中采购制度，这样既保证了资金安全，又提高了资金使用效益。四是审计制度。除组织有关部门对项目资金进行检查监督外，还接受审计部门对扶贫资金的专项审计监督，确保了财政扶贫资金的专款专用。五是公开制度。把资金安排使用情况及时向上级汇报，向乡镇交底，向项目单位公开，增强透明度，主动接受社会监督。

第四篇：浅谈我国财政扶贫存在的问题及对策

作业名称：浅谈我国财政扶贫存在的问题及对策 班级：12级卓越班

浅谈我国财政扶贫存在的问题及对策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贫困地区经济社会迅速发展，按照农民年人均纯收入2300元（2010年不变价）这一新的国家扶贫标准，2012年农村扶贫对象减少了2339万人，总规模下降到9899万人，占农村户籍人口的比例下降到10.2%，下降2.5个百分点。2012年，我国扶贫开发投入力度进一步加大。中央财政综合扶贫投入2996亿元，比上年增长31．9％。28个省区市财政预算安排专项扶贫资金147．8亿元，中央定点扶贫直接投入帮扶资金（含物资折款）18．98亿元，帮助引进各类资金90．34亿元。尽管中国在农村扶贫方面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在扶贫实践中也创造了一些有益的经验，但在扶贫体制和治理结构方面还存在一些根本性的问题，从而影响了扶贫的效率。

一． 财政扶贫的职能

1.资源配置的职能。财政扶贫的资源配置职能，是指通过财政分配，使贫困地区的各种资源包括自然资源和经济资源，避免市场经济的趋利效应，为促进贫困地区的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得到有效的利用。财政对贫困地区社会资源的配置，其实质是对社会经济活动的参与，一方面表现为为贫困地区提供教育、卫生、基础设施等公共物品，一方面表现为引导外部地区的技术、人才等资源到贫困地区发展当地经济。由于财政的分配对市场有一定的弥补作用，财政可以有效的按照政府的意志为贫困地区提供人、财、物等各方面的支援。有效的弥补了各地区的天然禀赋的差别，促进了起点公平。

2.收入分配职能。财政扶贫的收入分配职能是指通过财政收支，使国民收入和社会财富在初次分配的基础上进行再分配，使贫困人口能够得到基本的生活质量保障。市场机制给予人们的收入要以生产能力和贡献为标准，生产能力不同，贡献有差异，收入也就不同。但是，贫困地区群众由于资源禀赋的差异，缺乏发展甚至生存的基本能力，财政有必要再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时，以强制力量介入分配，调整社会分配以达到社会公平或合理的标准。况且，市场经济条件下，由于发达地区的资金投入更容易获得高额利润，使得资金也有一种明显的趋利效应。财政的收入分配职能可以有效的降低这种效应的产生，为贫困地区的经济发展创造有利的条件。

3.经济稳定与发展职能。财政扶贫的经济稳定与发展职能是指通过财政分配，贯彻国家的经济计划、方针和制度，避免由于地区差距过大造成社会不稳定现象的出现。在我国改革的初始阶段，由于东部沿海地区具有较好的自然条件和社会条件，党中央、国务院出于发展经济的需要，制定了一系列优惠政策，使国民经济发展水平得到了迅速的提高，同时也造成了地区差距的逐渐扩大。进入“九五”时期以后，为了保证国民经济的持续、稳定发展，党中央、国务院调整了经济计划和方针，把缩小地区之间的差距摆到了最重要的议事日程。财政作为调节国民经济重要手段之一，将通过财政转移支付制度和社会保障制度，加大对贫困地区的政策倾斜和资金投入，为保证贫困人口的生存权、提高贫困人口的发展权做出应有的贡献。二．财政扶贫存在的问题 1.扶贫资金管理体系不够完善。

财政扶贫资金是指国家为改善贫困地区生产和生活条件，提高贫困人口生活质量和综合素质，支持贫困地区发展经济和社会事业而设立的财政专项资金。财政扶贫资金包括：财政扶贫资金、以工代赈资金、老区发展资金、少数民族资金和项目管理费。

从财政扶贫资金组成可以看出，县级财政扶贫资金管理机构有财政局、扶贫办、发改局、民宗局四个部门。扶贫办负责新增财政扶贫资金和老区建设资金项目的立项和管理工作，发改局负责以工代赈资金项目的立项和管理工作，民宗局负责少数民族发展资金项目的立项和管理工作，财政局负责资金管理和报帐工作。由于涉及的部门多，有些部门与部门之间缺乏协调意识，存在各自为政的现象，特别是扶贫资金每年到位时间晚，项目难以当年完工，有的项目错过最佳实施时间，发挥不了效益。形成了“管项目的不管钱，管钱的不管项目，实施项目的管不到钱三张皮”现象。

2．扶贫项目偏离扶贫宗旨。

扶贫项目不同于其他建设项目，它是由财政扶贫资金的使用性质确定的，其宗旨是“扶贫”，是“雪中送碳”而不是“锦上添花”。少数地方往往为了政绩，没有将有限的资金用在刀刃上，用在最需要的贫困地区，所以年年为了形象在找 “扶贫”的“看点”。有的贫困村就有群众说“我们村这么多年从没得到国家扶持，而有的村国家年年安排资金；我们村的路是自己掏钱修的，而隔壁村全部政府投入。”

3．扶贫项目没有发挥最大的效益。

扶贫项目国家投入有限，资金只是对项目建设的适当补充，资金的需求远远不能满足项目的需求，大部分要靠群众自筹解决，所以各项目施工单位在资金使用上尽量减少其他不必要的开支，特别是以乡镇、村为主体的项目实施单位在实施具体项目时往往只能采取以奖代补的形式给予奖励。

4.扶贫贴息贷款未能发挥应有的作用。

扶贫贴息贷款作为扶贫投入的重头戏，随着农业银行机构改革，基层营业网点逐渐萎缩，基本上退出了农村市场。国家在政策上也作了适当的调整，将这块下放到地方，由地方自主选择金融机构。宣恩县每年上级安排项目资金50万元左右，按最高到户贴息规模可达到1000万元左右。但银行是自负盈亏独立的金融实体，首先考虑的是贷款风险，存在“嫌贫爱富”的思想，资金充足的企业收到贷款的机会就多，而没有抵押的贫困户，根本得不到贷款的扶持，这样扶贫贴息贷款政策形同虚设，发挥不了应有的作用。

5.监督管理机制不够健全。

实施扶贫项目时，大部分项目都由村干部说了算，缺乏群众的广泛参与，没有发挥项目监督小组的作用，对资金的使用没有进行公示，未能接受群众的监督，审计监督却是事后监督，间隔时间比较长，对有些项目的真实性很难确认。

6.培训经费投入不足。

影响贫困地区发展最大的阻力是农民缺乏科学文化知识，没有一技之长，多数农民又缺乏学习的意识，同时，国家对培训资金又投入不多，虽然安排了一定的培训资金，但好钢没有用在刀刃上，培训往往流于形式。

三．建议解决问题的对策

多年来各级党委、政府和扶贫开发部门都把财政扶贫资金的管理作为扶贫开发的一项重要工作来抓，建立了一系列的管理制度，在扶贫开发中确实起到了很大的作用，挪用、挤占、截留扶贫资金的现象大为减少。但从实践的过程看，很有必要对项目单位法人负责制、合同管理制、竣工验收制、项目公示制等加以完善，最大限度地发挥扶贫资金的使用效益。

1.认真做好扶贫工作规划，建立科学的项目库。在制定项目规划过程中，必须认真听取群众的呼声，采取“五会一访谈”的方式确立扶贫开发项目。即在确定扶贫开发项目的过程中，通过召开村支委会、村委会、党员大会、群众代表会、全体村民大会，并深入群众、广泛征求群众意见，把项目的选择权、资金的使用权交给群众，充分调动群众在扶贫开发中的主导作用，调动群众的积极性和创造性。扶贫项目的确立经过层层筛选，使扶贫项目达到三个符合，即符合国家的方针政策，又符合当地实际，更符合群众利益。做到不让资金等项目，保证扶贫项目连续、稳定地发挥最大效益。

2.实行扶贫项目一票否决制，做到扶贫资金公示、公告制。“公开原则”有如太阳，是最佳的防腐剂。将扶贫资金进行张榜公布，可以加强群众的监督，有效地减少或防止违法违纪行为的发生，对拟实施的项目采取差额投票的方法，按照轻重缓急的原则，确立需要实施的项目，使项目的实施能够代表广大群众的意愿，符合村情民意，也可打破村干部意见不统一的思想，这些有效措施能够真正杜绝暗箱操作，增强项目的透明度。

3.健全资金管理机制。首先要改变资金的分配方法，扶贫资金下拨时要减少中间环节，并且在使用时给基层部门一定的机动权，使基层单位能更好地坚持效率优先的原则，对工作积极性高，工作成效好的重点村，基层部门有权在安排扶贫资金、项目上给予倾斜。避免人们将主要精力放在争取资金上。其次要整合各块扶贫资金，规范扶贫资金的投向，提高资金的使用效益。4.调整现行扶贫贴息贷款政策。根据现行农村金融网点的特点，充分发挥农村信用社的作用，降低贷款门槛，使低收入户能得到政策的扶持。降低扶贫贴息贷款的审批级次，对小额贷款审批权交给县级，上级进行备案，改变扶强不扶弱的思想，切实保证资金使用到户、项目覆盖到户、效益落实到户。

5.加强扶贫资金的监督管理。扶贫项目在实施过程中要对项目的进度、资金使用情况，进行张榜公布，要接受群众监督，财政、扶贫等部门要不定期进行抽检，项目实施单位要派出专人负责，审计部门要在项目实施前进行预算审计，项目完工后要进行决算审计，使有限的资金发挥更好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

6.加大科技扶贫和农民工培训的力度，提高贫困农民的综合素质。当前贫困地区群众脱贫的障碍是群众的文化知识基础差，实用技术难以推广。科技对农村和农民脱贫致富的贡献率微乎其微。因此扶贫部门要针对扶贫开发对象，把扶贫开发工作和产业结构调整有机结合起来，使大多数农民掌握一至两门实用技术。对农村剩余劳动力可以通过培训，拓宽外出务工的渠道。在培训方式上改变以课堂讲授为主的培训方式，让科技人员到田间、地头、果园、大棚蔬菜中去授课，针对具体问题、采取不同的方法，促使大多数贫困群众都能撑握一门以上实用技术。

我发现政府主导是中国式扶贫的核心特征。社科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研究员任常青就认为：“中国的扶贫肯定是政府主导，这是中国的特色，也是中国向世界输出的一种模式。”但我认为我们不能忽视社会力量的参与。比如通过社会组织来实施扶贫资源的分配，在有的地方，政府可以通过非政府组织发放小额信贷。从2006年开始，国务院扶贫办建立了一个村级互助资金，解决贫困户发展资金缺少的问题。现在，一万多个村里的互助资金已经滚动到2个亿左右。尽管在社会组织整体发育不良的国情下，要寻找扶贫的社会力量并不容易，但毕竟，变化正在发生——一个例证是，从事农村小额信贷、被称为“穷人银行家”的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尤努斯，已经在中国有了许多效仿者。

第五篇：1990-2014我国财政货币政策总结分析

1990-2014年我国财政政策货币政策总结分析

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是政府调控经济的主要手段，1990年以来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组合的方式大致经历了以下几个阶段。

第一阶段（1990-1997年）“双紧”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

这一阶段宏观经济政策的方向为刺激经济增长，央行在1990年下调存贷款利率，扩大货币供应和信贷规模，地方和企业的积极性更是高涨，争先恐后投入开发区的建设。经过连续两年的“刺激”，从1991年开始，国民经济从低谷中向上爬升，1992年就迅速到了高点。但与此同时，物价指数也急剧上升，1994年达到历史最高点，其中重要的涨价因素是食品价格大幅上升。国家从1993年开始采取宏观调控措施，当年9月发布16条措施，主要是：严格控制货币信贷总量，强化固定资产贷款管理，规范信贷资金拆借行为，严格控制财政支出，压缩社会集团购买力，严格控制税收减免，加强税收征管，坚决制止乱收费行为。1994年，各项措施都更为严厉，并且对部分产品实行直接的价格管制。1995年，又两次提高贷款利率。紧缩在1996年之后取得了明显效果，物价指数下降；GDP增长率也有所下降，但仍然保持在10％左右的高位，到1996年底，通货膨胀得到控制，国民经济实现“软着陆”。实践证明，这次调控是正确和成功的，不仅有力地控制了通货膨胀，通货膨胀率从 1993年的 13.2%和 1994 年的 21.7%，回落到 1995 年的 14.8%、1996 年的 6.1%和 1997年的 0.8%。而且经济持续保持较高速度增长，国民经济实力不断增强。1993—1996 年的经济增长率分别为 13.5%、12.6%、10.5%、9.6%，有效地实现了稳定增长目标，同时经济振荡幅度很小，国民经济总量趋于平稳,经济结构得到进一步改善，宏观调控的预期目标基本实现。

第二阶段（1998-2004年）“双松”的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

1997 年东南亚金融危机，1998 年特大洪涝灾害，体制转轨和经济转型，国内商品供求由卖方市场转向买方市场，物质产品相对过剩，物价水平持续下跌，出现了明显的通货紧缩。因此，1998年开始实施的扩张性的财政政策与稳健的货币政策，其着力点在于扩大内需，治理通货紧缩，防范金融风险，摆脱经济萧条，促进经济增长和努力降低失业率，实现充分就业，保持经济平稳发展。在货币政策方面，表现为增加贷款规模，放宽贷款方向，下调存款利率，降低存款准备金，取消贷款限额控制，降低法定存款准备率，连续5次下调存贷款利率，逐步扩大公开市场业务，改革存款准备金制度，扩大对中小企业贷款利率的浮动幅度等各种手段的协调配合。在财政政策方面，大力发行国债；大规模地增加基础设施建设；扩大政府采购规模和投资力度；大幅度提高职工的工资，开征储蓄存款利息所得税；扩大转移支付；实施财政赤字政策。经过 5 年左右的宏观调控，我国经济增速由 1998 年的 7.8%逐步而波动式地提高到2002 年的 9.1%；而居民消费价格指数保持在 1998 的-0.8%水平变化不大，直到 2003年才摆脱价格负增长局面上升到 1.2%；阻止了经济严重下滑，我国经济开始进入新一经济周期上升阶段。

第三阶段（2004-2007）双“稳健”的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前一阶段我国政府实行双松政策使国民经济摆脱了通货紧缩的阴影，取得了巨大的发展，但在宏观经济运行方面也产生了新的矛盾和问题，主要是结构性失衡，即经济结构和产业结构不合理，社会分配差距有拉大倾向，经济粗放式增长，市场经济体制改革尚需进一步深化。积极财政政策以刺激投资为主，直接结果就是投资增长过快，消费物价指数屡创新高，房地产和资产价格上涨过快，经济过热，出现通货膨胀。为了防止经济过热进一步加剧，中央党中央、国务院于2004年12月3-5日在北京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中，提出实行“稳健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主要措施是多次上调利率和存款准备金，缩减长期国债规模和中央财政赤字，改革出口退税制度，减少部分商品出口退税率等。双稳健政策成为宏观调控的主基调，将主导“十一五”规划期间至今后一个较长时期的经济走向，并确保国民经济平稳快速健康发展。

第四阶段（2008年-2010）“双松”的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

2008年以来的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其实经历了一个转变过程。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发生以后，宏观经济政策向全面宽松转变。这其中包括：4万亿财政支出、降息、降低住房首次贷款比例等等。2008年以来宏观经济政策转变的本意是刺激总需求、防止经济全面下滑。实际政策执行的结果，2009年第二季度，我国经济迅速复苏，在房价产市场迅速升温的影响和带动下，我国物价指数也一路攀升。房价在经历了短暂的下跌之后，于2009年年中恢复上涨态势，而且2009年和2010年两年，北京、上海等一线城市房地产价格在迅速恢复2008年以前水平的情况下，开始了新一轮上涨。2010年，国家宏观经济政策基调实际上已经发生了转变，由过度宽松转向适度宽松，主要表现是：国家数次上调存款准备金率，2010年下半年，存款准备金率接近历史最高点；同时为了改变负利率的状况，分几次上调了存贷款利率，但是由于上调幅度过小，利率依然为负。

第五阶段（2011年至今）双“稳健”的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

中国经济走出2008年下半年以来的经济危机困境之后，希望通过货币政策转变，来转变经济增长方式、调整经济结构来寻找新的、持久的经济增长动力。也就是说，政府希望为中国经济重新寻找新的经济增长点，控制物价水平再上涨、有效地管理通货膨胀预期、遏制资产价格快速上升。这几年通过下调存款准备金率，贷款基准利率等政策，中国经济发展呈现稳中有进的良好态势，消费需求稳定，固定资产投资较快增长，物价涨幅总体回落，就业形势基本稳定，消费平稳增长，投资增长较快，进出口结构化，农业生产再获丰收，工业生产增速稳回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