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生的安全谁来保障

第一篇：学生的安全谁来保障

学生的安全谁来保障

就在3年前，2012年的今天，安徽省亳州市涡阳县省涡阳四中的高三女生。现年18岁的小黎，因学校临时决定放假准备回家。

小黎家住在离涡阳县城30来公里的高公镇前李村处。小黎乘坐涡阳到高公的中巴车，到高公镇，在下车的地方到前李村大概有3到4公里左右，步行需要三十分钟样子。她的家人没想到的是，孩子的噩梦就从此刻开始。

一个年仅18岁的花季般的女生从学校回家的路上，遭遇袭击然后被警察误认为是尸体丢弃，虽然最后保住了女生的性命，但由于长时间的户外受冻，血液循环不好，很难保住女孩的部分手指和脚趾。造成女生这样的凶手和不知情况抛下女生的警察固然可恨，但是如果能从根源上断绝这种情况的发生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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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篇：谁来保障“异地生育”者

文／张琼文 日前，作为掌管全国流动人口计划生育大权的国家卫生计生委在南京结束了第二期培训，集中提出对卫生计生基本公共服务的知晓度和参入度，摸清流动人口的底数，明确服务对象。这是继2013年12月第一次培训后的又一次统一行动，全国已划出40个城市试点。据国家卫生计生委在2014年5月发布的《中国家庭发展报告2014》报告显示，目前，我国流动人口共有2.4亿，占全国总人口的20%。而2013年9月发布的《中国流动人口发展报告2013》显示，2012年我国流动人口数量达2.36亿人，相当于每6个人中有一个是流动人口。作为流动的已婚育龄妇女在全国已婚育龄妇女当中大概占1/4，而这些人在上一年生的孩子的数量，差不多占全国出生数量的1/3。如此庞大的育龄妇女和准生妇女群体，如何管理？如何提供区域间的差异公共服务？国家卫生计生委流动人口计划生育管理司司长王谦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指出，未来的几个月，卫生计生委将在原来推进计划生育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基础上，把卫生部门原来也在进行的卫生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这两项工作整合起来，加大工作力度，特别是要优先推动流动人口集聚地区和流动育龄妇女及儿童卫生计生均等化服务。记者在实地调查中了解到，随着大量流动人口迈入婚育年龄，生育问题越来越让他们如鲠在喉：有的小家庭在跳槽换工作后断了社保，有的挤不进当地公立医院，私立医院又不敢进。种种原因，使他们难以在当地报销生育费用，于是很多人只能回老家留守待产，自费支付全部的检查、生产费。生育保险是在怀孕和分娩的妇女劳动者暂时中断劳动时，由国家和社会提供医疗服务、生育津贴和产假的一种社会保险制度。一般由用人单位按照国家规定缴纳生育保险费，职工不缴纳生育保险费。但时至今日，对于无数流动家庭的小夫妻来说，享受这一普惠政策却有困难。对他们来说，除了要面对即将到来的分娩之痛，生育成本高企、生育费难报销是另一本“难念的经”。有保险却无“保障”的流动准妈妈 几个月前在记者调查过程中看到这样的一幕，准妈妈江雪（化名）随丈夫从郑州迁到了南京工作。“为了方便以后抚养孩子”，小两口决定在南京当地的妇幼专科医院进行分娩。但是，相比回到老家小城去，在南京生育的“成本”要高一些，江雪详细算了一笔账：按医院规定，从怀孕3个月起到6个月，每月一次去医院检查，7个月之后则每半月检查一次，到最后临产每星期做一次检查，各项七七八八费用，加上分娩及住院费，少则六七千元，多则过万元。对于一般工薪家庭，这已不是小数目，她特地咨询南京人力资源与社会保障局工作人员，外地人在南京生育如何报销？对方告诉她：要在南京参保并连续缴纳生育险满十个月，才可以在南京享受生育险待遇。然而截至预产期那个月，就业单位给她缴纳的生育险刚满八个月，不能享受当地生育保险待遇。这使江雪回想起以前在郑州工作时的单位也给她缴纳过生育险。这块生育保险费能否跟医保统筹账户资金一样转移过来？这次她又得到了失望的回答，工作人员告诉她：南京市暂时没有接收外省生育险转移的相关政策规定。看来她只能放弃生育险报销的念想，自己承担全部生育费用。无独有偶，记者在北京也遇上工作稳定的职场准妈妈王倩（化名），同样，她遇到了生育费报销“打折扣”的尴尬。在《北京市企业职工生育保险规定》中，对享有生育保险待遇做出了这样的规定：只要连续参加生育保险满一年，并在北京生育，就可按规定享受生育津贴以及生育医疗费用报销，后者包括产检费用1400元，分娩或剖宫产手术等各项费用。王倩虽然在北京参保，但孩子的户口在老家办理，她准备回老家生育。当她打电话给北京某区县劳动和社会保障局，咨询这种异地生育如何报销时，得知参保人在异地发生的产检费用需要自付。还有小静（等人）。与王倩相比，刚为人母的小静完全没有这类在外地生育的烦恼。小静年初在北京市宣武区妇幼保健医院生下一女，产检中所花的1300元已由医保中心报销，另外由于诊疗项目和使用的药品目录在限定范围内，分娩住院所发生的费用也在不久前由医院或到医保中心进行了报销。2014年8月份，她已经安心休完产假并回到工作岗位。不流动的保障形同“鸡肋” 在生育险的报销上，涉及到在异地生育享有差异化的规定，让很多流动准妈妈心急如焚，却又无可奈何。众多流动家庭中，很多夫妻来自甲乙两地，工作在丙地，但他们生育则可能在甲地乙地，或者丙地。跨地区流动给他们的生育带来很多不便和不必要的费用开支。2012年出台的《生育保险办法（征求意见稿）》明确规定：参加生育保险人员异地生育，其生育医疗费用结算范围和标准按照参保地有关规定执行。当记者拨打多地12333社保政策咨询热线，就参保者办理异地生育报销进行咨询时，得到了不尽相同的答复。如《广东省职工生育保险规定》指明，参保女职工在异地妊娠、生育的，可以到统筹地区社会保险经办机构办理异地就医手续；但深圳市生育保险条例规定，参保人在市外产前检查，计划生育手术发生的生育医疗费用，生育保险基金不予支付。对照各地生育保险条例，有关异地生育费用报销的条款表述含糊，一带而过。因为缺少相关细则文件，在实际层面难以操作，生育险保障对于流动性大的务工人员来说显得有些“鸡肋”。一般来说，大中城市的医院对人院生育者有一些“隐性”限制。很多流动人员“人生地不熟”，孩子都快生了，生育服务汪还没办下来，无法被该医院“合法”接纳。“因此，农民工更愿意回农村老家生育，但这期间发生的费用无法通过工作所在地的生育保险基金支付。”致诚农民工法律援助与研究中心公益律师王芳表示。有些地方生育保险条例明文规定：参保人在非本市生育保险定点医疗机构就诊发生的费用，或者参保人在市外生产前检查、产后访视、计划生育手术发生的生育医疗费用，生育保险基金“不予支付”。这一规定使很多应该且可以享受生育保险待遇的人受到现实条件的限制，难以享受“口惠而实至”的政策好处。最近，一项由北京大学、清华大学、香港理工大学、南京大学等多所高校师生组成的“关注新生代农民工课题组”对农民工参保情况的调研显示：农民工生育保险参保率很低，高达95.5%的工人没有享受过生育保险待遇，购买了生育保险的人仅有11.8%领取过生育保险金。一方面，流动人口参保率低，大量自由职业者、闲散人员，无单位可依、无生育保险可靠。另一方面，参保人不知道生育险有哪些保障，如何享受生育险。在生育成本、就业压力高企的情形下，月收入不高的流动人群大部分处在“生育还是生存”的夹缝中。“各自为政”的地方管理 据国家卫生计生委网站消息，截至2013年年底，全国流动人口达到2.45亿人。在人口流动已成常态的同时，各种福利、公共产品却与属地或户籍捆绑在一起，难以随人口流动。我国目前的生育险是由“市级统筹，分级管理”的管理方式。在“条块分割”、地方主导的运行格局之下，各地对享受生育险待遇缴费年限规定不一，比如有些地方规定是十个月，有些地方规定是八个月；缴费年限在外地也得不到认定，如要想在深圳享受生育险待遇，必须要在本地连续缴费一年。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社保研究中心副研究员房连泉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各地在制定规定时，必然权衡各方面因素，比如对当地经济发展以及人口基数等进行考量，因地而异地对生育险缴费比例、缴费基数以及报销比例等方面做出规定。但地方的互相封闭、各自为政也必然带来很多弊端。因为各地生育险报销比例与待遇标准不同，经济发展以及医疗水平更是参差不齐，在异地报销会产生报销比例的差额，尤其是在农村与城镇或者三线城市与一二线城市间进行“异地转移”的话，因为地方间的政策壁垒与经济差距，使“接入地”的社保部门不愿意接受“转移”。而技术层面的一些障碍，也让各地社保经办机构数据信息“碎片化”，尚未实现全国统一联网，无法实现共享共赢，更难以实现社保转移，业内人士表示。2014年9月发布的《中国劳动保障发展报告(2014)》指出，我国社保制度建设中存在如社会保险关系转移接续还不够顺畅，适应流动性不够，经办管理体制部门分割状况严重等问题。这也正是生育险制度体系的现状。从基层的管理层面来讲，生育险统筹层次低，管理水平不高。未来城镇化加快，人民群众对公平享有社会保障的诉求日益增强，对社保制度适应流动性提出更高要求，有关人士如是表述。“这不仅需要提高生育险统筹层次，同时也需要各地生育保险条例有所完善，使社保福利随人口一起流动起来。”房连泉表示。管理改进从具体环节开始 为了深入了解各地生育险的情况，记者登录国家统计局官方网站，阅览中国统计年鉴2013，在《公共管理、社会保障及其它》一章查询到涉及养老保险、医疗保险、失业保险以及工伤保险的相关内容，唯独缺生育保险一项。从资金规模上来说，生育险是小险种；就支付期限而言，生育险是短险种。与其它四险相比，生育险覆盖范围小，在社保体系中占比例不大。但这并不表示它可以忽略不计。对于需要生育保险的弱势群体来说，它的保障就是100%。一位全国妇联负责人曾公开表示。生育保险改革的办法在全国范围内推广，始于1995年1月1日开始实施的《企业职工生育保险试行办法》，其中“生育保险按属地原则组织”这一条，使得流动妇女生育保险的参保与户籍挂钩。2012年出台的《生育保险办法（征求意见稿）》中，打破户籍的限制，将个体工商户以及其他社会组织等各类用人单位及其职工一起纳入生育险。但在各地落地时，现有条款执行效果不尽人意。流动人口在跨区域流动的过程中，那些涉及到跨地区的劳动保障业务往往难以顺利办理。还有一些单位打“擦边球”，以入职时间和职位高低等条件，给外地员工参保设限制。对此，个别地区先后迈出了探索性的一步。近日，福建省出台生育保险“新规”，规定生育保险关系在省内行政区域可以转移接续。职工在省内不同统筹地区参加生育保险或生育医疗费统筹的缴费年限，统筹区之间应相互认可，关系转移前后的缴费年限可累计计算。《广东省职工生育保险条例》规定，异地就医发生的生育医疗费在统筹地区规定的给付标准内的，按照实际发生额由生育保险基金支付。地区性的试水虽然值得复制借鉴，但尚难以扭转全国性的局面。“作为小险种，生育险也可以效仿养老保险的做法，提高统筹层次，从县市级统筹，逐步上升到上一级管理”，房连泉表示。相比而言，发达国家在社会保障方面的经验是，从政策到技术上都实现了统一。针对国内情况，他建议应由主管部门出台统一指导意见，再由各地制定标准，“从上至下”有序地推广实施。另外，技术操作层面的改进，也可以解决一些燃眉之急。“生育险可以参考养老保险的管理经验，在全国建立电子化平台，实现信息联网互动，通过异地转账实现转移接续。”房连泉给出了这一剂应急“药方”。但要问及长久之计，不只是技术层面改进，更要打破地区间的政策性壁垒，纠正地方间互相打架的土政策，政策的“普惠”之光才能照进流动人口的现实生活。（转自：《民主与法制时报》）

第三篇：被拆迁户的合法权益谁来保障

尊敬的各位领导：

你们好！首先对各位领导的冒昧打扰表示深深的歉意，同时对各位领导在百忙之中抽空阅读我一个普通老百姓的来信表示诚挚的谢意。

我叫邢声龙，今年61岁，家住江苏省南通市高新区邢园村二十二组，我于1998年通过当地政府审批建造了两幢住宅，其中一幢登记在我的名下，另一幢登记在我儿子邢国宏（今年37岁）名下，我们均依法依政策规定办理了房屋所有权证书，两幢住宅用占地面积分别为95平方米和90平方米，建筑面积分别为190平方米和180平方米。2010年为了响应政府号召，动员我们进行拆迁安置。作为普通老百姓，固然热诚地配合政府拆迁安置工作，于2010年12月10日由南通跃龙拆迁有限公司对我房屋两幢进行了评估，评估价格分别为23万余元、17万余元。2010年12月30日，拆迁公司将评估报告让我们过目，但未给我们留下任何书面材料，包括评估报告，作为我们根本不识字，没有任何文化水平的普通老百姓根本不知晓评估的具体项目和认定价格。2011年1月1日夜里9点半，村大队书记陈永华带领拆迁公司10余人和村干部

三、4人一行到我家要求我们签字确认同意拆迁。当时我们想让他们给我看下评估报告的内容，同时根据该评估报告评估所遗漏的项目提出合理补贴，却遭到对方的严厉拒绝，对方拆迁公司由于我及我儿子邢国宏拒绝签字，拆迁公司数人对我儿子邢国宏进行殴打，导致我儿子邢国宏当场休克半小时之久。我为安全起见用手机拨打110救援电话，当场手机被对方拆迁公司人员摔碎在地，同时拆迁公司人员强制按压我的手，在违背我真是意思表示的情况下签字确认同意拆迁。邻居发现情况后私下帮忙打电话请出租车把我儿子送到南通市通州区人民医院进行治疗，医方诊断邢国宏为外伤致脑颅淤血住院42天。事发后，我曾写材料送至人民政府，希望省政府能够合理公平处理此事情，后通州开发区调事处刘汉民、施建峰和村支部书记陈永华及三人前来处理此事，总共赔偿叁万贰仟元误工费，由于我们一家都不识字，没有任何文化水平。当时我们即在对方提供的一张纸上签字确认。但事后才知晓我们签字的所谓叁万贰仟元误工费的材料实际是我们房屋拆迁，其余应补贴部分和邢国宏住院损失的全部赔偿金。2011年1月2日南通跃龙拆迁有限公司还在我们家无人在家之时对我们的两幢房屋进行强拆。

作为合法的拆迁户，在拆迁之后必然要有合法合理的赔偿安置程序，保障合法拆迁户的住房安置权益。但作为我们父子两户普通老百姓在被南通妖龙拆迁有限公司和邢园村村委干部的违法强拆后，根本就不对我们两户的后续补偿工作进行合理补偿及安置，2010年1月2日被强制拆迁之后，至今已过去两年半之久，但作为拆迁公司及村委会根本不同我们进行房屋补偿结算（结账），同时也不让我们两户拆迁户进行选房安置，其余同时同一拆迁段的其他拆迁户补偿结算（结账）及选房安置工作已老早完成，现在已到安置房交房时期，作为我们两户拆迁户多次同拆迁公司及村委会进行交涉，要求进行结账及选房工作，但迟迟没有得到他们的同意及认可，作为我们两户老百姓，如今房子被强拆，没有落脚点，没有任何依靠，同时，房屋被拆迁后的补偿款及安置房至今也没有任何着落，可谓是艰辛至极，身无分文。自己的合法权益被严重抢掠一空。希望上级政府能保护我们两户的合法权益，让我们有饭可食，有房可住，不至于像现在到处流浪。作为设计个人合法权益的拆迁工作，我们都知道宪法作为我国的根本大法，明确规定，公民的合法私有财产受法律保护，任何人不得侵犯。同时，签字确认权，除非有委托人和受托人之间的明确书面授权，在处分上述重大权益的过程中，签字确认同意拆迁的应使签字权的主体应当是被拆迁户的户主本人，而我在没有我儿子邢国宏任何授权意思表示的情况下，拆迁公司强制要求我们代签我们的拆迁签字同意认可拆迁活动。我想我是被强制进行签字确认的，这样的一种强制代签字行为在法律上市没有合法性的，是不生效的，市一种严重侵权普通公民民事合法权益的行为。希望上级政府能够合法公平处理此事。

作为我一个普通老百姓一辈子辛辛苦苦奋斗的就是一幢自由住房，可见辛苦之至。同时我们也同样支持政府的社会管理措施，于是舍小家为大家，必然是我们内心的最终必然选择。但作为拆迁公司的这一种没有法纪，没有人性的强制殴打拆迁行为严重侵犯了我们普通老百姓的合法权益，同时也严重违反了省政府及党中央对于拆迁工作的有关政策性规定，他们利用我们普通老百姓没有文化、不识字的现状骗取我们，违背真实意思表示的签字，把不当的条款强加给我们。这是一种诈骗的行为。现在我们对拆迁公司的暴力行为及村支书陈永华对当场视而不见的行为表示深恶痛觉。在此我们非常诚恳的希望上级政府能够对此事进行调查，对违法乱纪的有关人员进行从严查处，还老百姓一个公道！我向当地政府直至中央都寄信（不胜感激）。我向各级领导多次来信我家中都有回荐。

此致

江苏省人民政府

第四篇：银行存款安全谁来保护

银行存款安全谁来保护

银行是经营货币的企业，它的存在方便了社会资金的筹措与融通, 并充当着贷款人和借款人的中介，银行是有作为信用中介作用的。但是巨额存款从银行账户中无故消失，风险极低的银行存款缘何成为不碰自破的气球？近期全国多地出现了个人客户银行存款丢失的案件，引发业界高度关注。“储户”的钱到底去哪了？明明应该放心的银行，在当中又扮演着何种角色？

2014年初，浙江杭州某城市商业银行的储户张先生查询账户时发现，自己户头上的200余万元存款竟然只剩几块钱。他随即向银行方面投诉，报案后，经杭州市西湖区警方查明，该案件共涉及多家商业银行的42位储户，总计9505万元存款“不翼而飞”。据警方及银监部门通报，近期，类似的存款“失踪”案件在浙江、河南、安徽、湖南等地屡屡发生：2014年10月，上市酒企泸州老窖在中国农业银行长沙迎新支行的1．5亿元存款失踪；今年1月10日，泸州老窖又发布公告称，在工商银行河南南阳中州支行等处的3．5亿元存款出现“异常”。

据杭州市多位受害储户回忆，自己存钱时均曾遇到银行柜台人员推销，承诺可将资金以某种高利息的形式存入。经调查，这就是犯罪团伙和银行内部人员勾结，打着高利息旗号骗取存款。据介绍，“存款大盗”专门针对各大银行存款下手。银行内部人员被买通后，储户在柜台存钱时，资金被存入后立即被转到其他账户上。实际上客户正式遭遇“忽悠”销售，部分存款变“保单”。据某国有银行知情人士透露，柜面人员以各种方式变相销售保险、基金等产品，这是存款“失踪”的重要原因之一 这些看似悬疑离奇的存款丢失剧情其实大致都雷同，要么是银行内部出现“内鬼”，用贴息存款噱头来拉取存款，要么是“外贼”骗子假装成银行工作人员以高息名义招揽储户，结果储户存款不翼而飞。但是，银行大厅不是菜市场，不得到银行同意，不是随便什么摊贩都可以进来设摊的，而客户被“外贼”骗子所骗也多半都是在银行大厅里，他们选择这里的业务也是因为相信银行的招牌。

无论是何种情况，银行弄丢存款本身就是个大笑话。任何企业立足于市场，首先是依靠自己的市场信誉。我们通常所说的契约精神是市场经济、商业社会的根本。更何况是依靠信用甚至经营信用的银行？

据中央财经大学中国银行业研究中心主任郭田勇说，储户存款丢失后，需要调查是何原因引起，按照不同的情况和责任，分别加以处理。如果储户自己未妥善保管卡号、密码等信息导致存款丢失，应自行承担责任，除此之外主要责任应由银行承担；如果银行变相“高息揽存”，或银行工作人员与不法分子勾结骗取存款，银行应承担主要责任。在这方面，银行若发生事故，后果不堪设想，区区赔偿事少，声誉损失事大，我行作为世界500强银行企业，若因为此等诈骗事故，所带来的影响是巨大的。

无论银行业务如何发展，存款都是银行的立身之本，银行以存贷款利差作为自己的利润来源。其中首要的是储户将钱存入银行，银行才有经营的可能。无论是个人还是企业储户，选择银行存款的首要条件是银行的信誉，也就是相信钱存在银行万无一失。如果把钱存在银行还不如存在家里的保险柜，谁还会选择去银行存款？这样一来，银行与那些风险极大的民间信贷、地下钱庄有何区别？现在商业银行的利润来源不仅是存贷利差，还有提供各种服务包括理财服务，获得利润。可是，这些所谓的延展业务离开了银行声誉支撑将会成为无源之水，如果银行连基本承诺都无法履行，有谁愿意将钱交给银行去打理？所以，商业银行经营的过程，既是一个经营钱财的过程，也是一个不断建立、巩固、扩展自己信誉的过程。不管银行的规模有多大资产有多么雄厚，归根结底这一切都是在为银行的信誉声誉添砖加瓦。我行在东莞落地生根数十年，怎么可以让银行内鬼而扰乱我行多年的信誉呢？

“存款失踪”暴露银行内控机制不完善。以往，银行在办理代销理财产品权限管理上过松过乱，对机构没有实行名单制管理以及对产品信息缺乏公开，尤其对个人信息管理不严。此外，业务主体责任落实不到位，柜面业务管理制度流于形式。对此《通知》要求银行上收管理权限、实行名单制管理和代销产品信息公开，并加强内控体系建设，构筑业务管理、风险合规及审计监督“三道防线”，搞好开户、资金汇划、对账、印章凭证管理及账户监控五个柜面操作。因此，我行必须定期检测银行大堂等与客户沟通最贴身的群体，定期排查是否有作案嫌疑的工作人员，并在营业厅内列出各种诈骗案例，让客户有一定的认识，切莫被骗，对于理财、保险等可能存在灰色收入渠道的地方要加以整改。

今天，中国经济正在规范完善市场秩序，金融业银行业同样在规范完善自己的市场。由于银行业长期垄断，人民币利率和汇率市场化还没有完全到位，银行业的市场化和市场竞争才刚刚开始，因此各金融机构和商业银行真正意义上正在建立巩固扩展自己的品牌声誉也才刚刚开始。规范的市场机制和市场竞争，说到底是品牌声誉的竞争，对经营信用的银行业来说尤其如此。目前四大行的强势、东莞银行的地区优势、民营银行的崛起都对我行带来较大的压力，目前我行的产品竞争力并不算是顶尖的，但是我行的声誉却是享誉全城。必须避免以上的事件在我行身上发生。

第五篇：北京三万病猪流向餐桌 食品安全谁来保障

俗话说，病从口入。食品安全一直是老百姓关心的头等大事。然而，一些商贩为了谋取私利，竟将病死猪加工处理成猪产品后直接送入超市、饭店甚至是人们 的餐桌上。昨天上午，吕江永、王新阔等6人因涉嫌生产、销售不符合安全标准的食品罪在海淀法院公开受审。此6人在长达一年多的时间里，让近3万斤病死猪肉 流向市场，竟然没有被一家监管部门发现，直至群众举报，一个病死猪肉产销链才浮出水面。

庭审现场 6人都不愿把头抬起

昨天10点50分，吕江永、李红河、邸军坤（女）、杜康、李榜章、王新阔，6名被告人被带上法庭。不知是觉得羞愧还是懊悔，吕江永、李红河等人自始至终把头深埋在衣领下，即使回答法官和公诉人提问时，也不愿把头抬起。

41岁的河北人吕江永作为案件中产、供、销一条龙利益链的核心人物第一个受审。面对公诉人的提问，吕江永始终用很小声音作答。

据吕江永交代，他每次都是以一两元一斤的低价从王保华、王新阔父子俩手中收购病死猪，然后在自己承租的小院内进行屠宰，加工成猪肉、猪头等猪产品，并为此以每月2500元的工资雇佣了一名工人帮他干活儿。然后，再将这些加工后的猪产品分别出售给李红河、邸军坤、李榜章等人。

仅2012年9月27日吕江永等人被抓获时，公安机关从吕江永的小院内就查获猪肉486.8千克，猪头、猪蹄47.7千克、猪油163.15千克、猪内脏104.9千克等大量加工待出售的猪产品。

处理手段 病死猪肉多被切块绞馅

作为吕江永的老乡，另一被告人李红河在海淀区锦绣大地猪肉批发市场常年贩卖猪肉，拥有固定摊位。去年春节前后，李红河便开始到吕江永的小院里购买猪 肉。“少时100斤，多时两三百斤，每个月3000斤左右。”李红河称，如果从正规渠道进货，猪肉价格在一斤9块4左右，再以9块7的价格卖出，每斤只能 赚3毛钱。若从吕江永那里购买，每斤6块5，可以加价1元卖出，每斤可以多挣7毛钱，一个月就能多挣两三千元左右。

于是，在利益的驱使下，李红河成为了吕江永的下家。而本案唯一的女性被告邸军坤，也自称是由于老公和李红河是朋友，于是在李红河的牵线下，到吕江永 那里进过几次货，从而成为又一个下家，且至今已经靠卖病死猪肉赚了2万多元钱。据她交代，病死猪肉有两个特点，一是去皮，二是颜色较深，因此他们一般会将 这些病死猪肉切成块或绞成馅卖给顾客，这样就很难分辨出好肉坏肉了。

食品问题层出不穷 安全谁来保障

目前有消息称，国内已经开始推行使用源品汇追溯系统，目的在于从源头追溯，从根本保障食品安全，让老百姓能够吃的放心，吃的安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