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父辈在长征中》读后感

第一篇：《我的父辈在长征中》读后感

《我的父辈在长征中》读后感

《我的父辈在长征中》由老红军之子王太和策划、收集资料、组稿，历经一年的时间完成。全书围绕红军长征指战员参与的战斗、战役形成长征故事，以独特的后辈回忆视角，运用客观、生动和朴实的语言，记录了红军指战员在共产党的领导下进行长征的感人故事，承载着可歌可泣的长征精神。

书中可以看到杨得志率部勇闯大渡河，谢觉哉老人仅仅喝了一碗辣椒水而笑谈雪山草地，贺炳炎长征路上断臂血洒沙场，王宏坤率部与敌激战渡过嘉陵江等让读者热血沸腾的故事。生动描绘了红军战士都是民族的英雄、民族的灵魂、民族的精神。

读者还可以读到一个又一个生动故事：红军将士无论面对难以自拔的沼泽，还是茫茫无际的草地；无论面对皑皑白雪，还是飞机大炮；无论面对酷暑严寒，还是饥饿干渴……都抱着祖国利益高于一切的信念，与穷凶极恶的敌人展开殊死搏斗，将生的希望让给别人，死的威胁留给自己。

《我的父辈在长征中》能使广大读者了解到中国工农红军长征的辉煌历史、光荣传统和红军指战员在长征途中表现出来的对革命理想和事业无比的忠诚、坚定的信念，表现出来的不怕牺牲、敢于胜利的革命乐观主义精神，从而体会到中国革命胜利的来之不易，使读者更积极地投身到强军兴军的伟大事业中，更坚定地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奋斗。长征的每段路程都上演过生离死别的悲壮故事，让老红军们刻骨铭心的，是一段段血与火、生与死的真实经历，是从生死考验中锤炼出的顽强意志，是激励着广大红军指战员艰苦征战的强大动力，是中国共产党人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的全面展示。

长征精神是中国的，都不约而同地把他们的焦点对准了红军的精神，那种英勇顽强、一往无前的精神。正如索尔兹伯里所说：“长征将成为人类坚定无畏的丰碑，永远流传于世。阅读长征的故事将使人们再次认识到，人类的精神一旦唤起，其威力是无穷无尽的。” 长征精神是历史的，又是现实的。其可贵就在于，它能够在漫长的时间积淀中转化为对现实的启示，体现了党之魂、军之魂和民族之魂。

长征精神之所以历久弥新，就在于它不是静止的。它承接着井冈山精神，又不断形成了延安精神、西柏坡精神，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的两弹一星精神、载人航天精神，更为它注入了新的时代血液，增加了新的丰富内涵。

伟大的长征精神，概括起来就是胸怀目标、矢志不移的坚定信念，无所畏惧、勇往直前的英雄气概，实事求是、独立自主的创新胆略，顾全大局、紧密团结的革命风格，心系群众、患难与共的高尚情怀。

今天，当年的战争硝烟已经散去，但和平发展的天空并非晴空万里。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道路上，新的长征与当年红军长征一样将是山水重重的漫漫征程，也将面临着严峻的困难和考验。正因如此，新世纪新阶段更需要我们高擎起长征精神的火炬，让曾经推动中国革命取得成功的光荣传统在新的长征中焕发出时代光芒，照耀着我们像当年的长征红军那样去不断开创出新的局面。

我们要学习长征精神，应用到工作中，为人民服务，珍惜这来之不易的和平。

第二篇：<我与父辈>读后感

一个人的成长，最重要的需求不是物质的吃穿和花费，不是精神上大起大落的恩爱和慈悲，而是物质和精神混合在一起的那种细雨无声的温情与滋润，<我与父辈>读后感。正如需要成长的草和树一样，缺光少雨当然不可以，可暴雨暴日的轮流与交替，似乎不缺水，不缺光，但最终迎来的却是不成材的疯生和疯长。而只有那种细雨无声的滋润和给养，只有那种光线充足却非暴晒暴烫的阳光和灼目的明亮，才可以让草成草，树成树，让人的心灵成为未来充满善与温情的一颗心。

《我与父辈》是一本真诚的书。

阎连科写《我的父辈》，据说写作过程对他而言不仅痛苦，也是一次深刻忏悔。他几乎每写一章都会落泪。正因为如此，我们才可以放心地与作者进行心灵的沟通与对话，才能让我们跟着他的笔触去感动和感恩。“二姐说：‘连科，念高中，姐不去了。还是你去吧。’”，读到这里，是一种既酸又暖的感动。“父亲和大伯商量事，多半不在屋子里，而是弟兄两个坐在院子的屋檐下。至亲无语，挚情少言。”这样的细节描写，让我读了感同身受。而这样的细节描写在书中数不胜数。

《我与父辈》是一本真心的书。

不得不承认，眼下是一个比较物质的年代，一方面，经济的发展极大地丰富了我们的生活，但人们的幸福指数并没有随着GDp平行上升，文学的价值在于暗示和提醒，白岩松说，不幸和灾难都在提醒我们幸福的所在。与过去相比，与父辈们年轻的时代相比，我们已经足够的幸运了，我们没有经历过吃不饱饭、上不起学，没有经历过战争，没有经历过家里的自留地里种起来的菜连自己都不够吃，没有经历过辛苦劳作一年年终结算下来还会“超支”的窘境，可我们的父辈们都经历了。在过去的年代里，我们的父辈们，“他留恋人生，是因为他受尽了苦难；因为他受尽了苦难，他才加倍地体味到了生的意义和生中的细微的欢乐”，“而那一年的春节，父亲吸掉的烟叶，却比任何一个春节都多，似乎他想把他一生要吸的烟都在春节吸掉一样”。在父辈们的生命里，曾经，生存如此艰难，读后感《<我与父辈>读后感》。尽管这样，他们的内心却没有迷惘，就像四叔说的，“要好好过日子”。

蓦然回首时，作者感叹道：“终于就在某一瞬间里，明白了父辈们在他们的一生里，所有的辛苦和努力，所有的不幸和温暖，原来都是为了活着和活着中的柴米与油盐、生老与病死；是为了柴米油盐中的甘甘苦苦与生老病死中的挣扎与苦痛。”而与父辈们相比，我们又有多少理由去埋怨自己所处的环境和背负的压力呢？生活总是一步步地走向宽裕，一口气总吃不成一个胖子的。而这时候，偶尔的怠慢和空虚，只能是我自己的事，责任全在自己。

关于人生和命运的诠释和比较：

人生是基础，命运是多与基础无关或相关的升华或跌落；人生是积累，命运是多与积累有关、无关的延展或突变；人生是可测的深刻，而命运是不可估量的深邃；人生有许多悲剧，可也常常有喜剧，而命运则常常是悲剧，似乎永远是悲剧；人生是喜悦，而命运则是眼泪；若人生是眼泪，那么，命运则一定是悲而无声的哭泣；若人生是哭泣，那么，命运一定是没有眼泪的仰天长啸；若人生是仰天长啸，那么，命运一定是长啸前突然来到的死亡。一句话，命运就是人生不可预测的悲喜剧的前奏或是尾声，是人生中顿足的忏悔和无奈.日子VS生活(写四叔的那一段)

城里人把“日子”叫“生活”，农村人把“生活”叫“日子”

对日子而言，生活是一种向往和未来。日子是一种被踱在宽广山野而又冥顽不化的荒石。

生活要小心翼翼的精心呵护，而日子却是大手大脚，随心所欲。若干年以前，对姑姑那种城里人的生活很向往，确并没有想到这种叫做生活的日子是需要精心呵护，因为生活很脆弱。日子一切都是看得见，摸得着的一天一天经历着，而生活的幸福和神秘，却像一本我已经知道它在哪儿却无法拿在手里打开来的书。就像富士康的十三跳们，他们都来自于农村，都在一天一天过着属于自己的日子眼争争地看着生活在向他们炫耀。知道生活在哪儿却怎么也抓不着，荒石受到了挑战，于是，日子也就不知深浅地向着生活挺进，可改变竟然是这么难，一个角色的转换如一个企业转型般复杂、多难！就这样，这些日子们倦在生活的圈子里过着属于自己的日子。苦闷、焦虑、压抑长期纠结着脆弱的心灵，最终造就了富士康前仆后继的十三跳，也是他们短暂的人生中最完美的最后一跳，这就叫做命运！

所以，是日子的就好好过日子，该生活的就精心生活。

文中有这样一段：

父亲生前想要看一场《少林寺》的电影，而他，当时身边有十七快钱，但却没有舍得花十块钱让父亲看那场电影。对于现在来说，十块钱，根本不算什么，花十块钱对谁来说都是微不足道的事情，可是在那个时代，十块钱就和现在的一百元差不多，甚至更多.那时，只要十块钱，就能让他父亲亲眼目睹一下他一生都有些津津乐道，飞檐走壁的那种神话和传说，他没有那么做，不是他小气，也或者是他从小就没养成那种对父亲的体贴与孝爱？但是，就只因为十块钱，主人公留下了他一生的遗憾……

“安葬父亲的时候，我的大伯在坟上规划坟地位置时，把他们叔伯弟兄四个的安息之地划出了四个方框以后，最后指着我父亲坟下的一片地说，将来，发科(阎连科哥哥)和连科就埋在这儿吧。”作家平淡地写出来的句子，让人读起来却有惊心动魄之感，几个生命的归宿就这么被宣布了。但是作家当真地思考这句话的时候，他似乎不能不想到这样的问题:“我将来以怎样的方式去见父亲？将来在地下，我与父亲将继续如何地相处？”这些问题是作家决意写这本书的出发点，因为，必须先清理生前“我与父辈”的关系，才能讨论死后的“我与父辈”。

第三篇：我与父辈读后感

我与父辈读后感

读完一本名著以后，大家心中一定有很多感想，这时候，最关键的读后感怎么能落下！但是读后感有什么要求呢？下面是小编为大家整理的我与父辈读后感，欢迎大家分享。

《我与父辈》是阎连科锥心泣血之作，作者的父辈均已归于黄土，呕心沥血的文字是回首父辈一生沉淀下来的思维之光，亲情之暖....在我看来，天底下再催人泪下的祭文都是生者对死者的忏悔书，是生者宽慰自己的写给内心的信，十万字、百万字都抵不过父辈健在的时候的一通电话、一顿晚餐。写这本书时，作者说创造的每一分每一秒都是煎熬，哎，死后祭文，于死者，实在是说不出有多少实实在在可受用的地方。父辈，成了追忆，死亡要带走的东西，谁也无法挽留，一纸追思写满思念成疾后千千万万的悔恨。

《我与父辈》记述了我的父亲、大伯、四叔的一生，讲述了北方穷苦农民“受活”的一生。其中关于亲情、关于死亡、关于命运、关于生活的思考使我屡被触动。“好好过日子”成了最大的命题横铺在面前，父辈的心酸、耻辱、无奈和悲怆都随着一堵完整的墙的破损残缺到訇然倒塌而逝去了，留下的是在我们身上延长的血脉与对“好日子”的向往，对下一辈的无限期许与最后一推时的殷殷笃盼。

“好好过日子”，朴素的话近乎真理，生活从来都是不容易的，又有谁可以平安顺遂一生呢？所以，不要妄图去玩生活。好好过日子，熬日子，挨日子，走到生命尽头，就可以平静地等待死亡来把我们召唤去，赤裸裸结束这一遭也许就是走的最好的人生路。

作者笔下的父辈的一生，无疑是厚重而充满悲剧意味的，但是父亲、大伯、四叔的形象难道不是同时代千千万万中国这片黄土地上的父辈的缩影吗？他们的悲怆是中国农民式的悲怆，他们的凄凉是所有父辈的凄凉。他们对于生活的思考，对生老病死的洞悉，对家庭的原始锲约精神，对子女的.严厉与宽容......是所有父辈们一生的共同写照，当然，也包括我的父辈，我的父亲。

我的父亲已过花甲之年，到了人生的后半程了，岁月正以摧枯拉朽之势侵蚀他的精力与体力，于他，死亡或许并不是一个遥远的词汇了。

死就像一个巨大的空间，在你落入人世的那一刻，就严丝合缝的包裹着你，所有挣扎、惶恐、委屈、逃离似乎都是无力的。人，一旦清醒意识到这些，就会害怕，我虽然不是直面死亡的当事人，但是，死亡的力量就在于可以摄住意识到它的存在的任何人，使之心发冷、发怵、发毛。有钱难买“回头看”，“亲不待”的大苦何时能不再折磨众生？

我遇佛必拜，必求父母健康，若能祈求到多一天的安稳日子，便是福祉，但是知道神的庇护也是虚渺，因为，谁也无法抵御自然的法则，死亡来了，谁也无处藏匿。

不知道父亲（当然还有两鬓斑白的母亲）有没有设想过大限之日，我想，凡是渐入暮年的人多多少少都会去设想吧，这该是一种怎样惶恐不安的心情呀！母亲向来胆小，死了的动物都不忍卒视，不敢想象母亲终日一个人时，偶然想到这两个字时，头脑里曾掀起过怎样的风暴，内心经历了多少煎熬。无奈，从求学到工作，鲜少有时间好好陪伴他们。

释卷良久，虽然知道我的父辈和作者的父辈不可同日而语，但是难免情绪被文字感染到，久久难过、自责、思念。

电话还是打不通，心里头更加冷冷清清、凄凄惶惶。

庆幸父母还活着，希望一切都还来得及。

第四篇：《我与父辈》读后感

父母是孩子永远的老师

——《我与父辈》读后感

张冬烨

不知道有多久没有读过纸质的图书了，长时间快节奏的工作与生活，让我在精神食粮的获取上也开始依赖“快餐”:网络图书、QQ空间、微信朋友圈……近日，孩子的语文老师布置了一项作业：家长与孩子共读阎连科的《我与父辈》，并写出读后感。当儿子拿回这个通知时，我甚感困惑。

其实我和作者是同乡，作者描写的嵩县这个地方，离我并不遥远。我的家乡在洛阳，是离作者家乡最近的大城市，也是书中描绘“父亲和周围的农民们去一趟就像生命中的远足一样”的地方。儿子也去洛阳玩过几次，但在读这本书之前，他无法想像，距离这个繁华都市百里开外，曾有过那样贫困的生活。我问儿子，假如我们家也在田湖，过着那样的生活会怎样？他竟有些兴奋地回答：“那好啊！我天天生活在大山里，你跟爸爸忙于生计，就没时间管我了。我可以肆无忌惮地玩游戏了。”我有些愕然，也觉得好笑：“难道没人管你，你就可以无所顾忌地玩游戏吗？就是有手机，也不一定有信号啊。”这回轮到儿子愣住了，做出了沉思状。

对本书的作者阎连科，我也并不陌生。九年前，他还是原第二炮兵部队的作家，我是中央电视台军事节目的记者。有一天我去采访阎连科，当时，他因为腰椎间盘突出和严重的颈椎强直正在接受治疗，已经无法端坐了，只能半倚着斜靠在床上跟我们交谈。采访的很多内容我已经记不清了，而他的一句话我至今记忆犹新，他说：“能坐着写东西是一件多么幸福的事情，现在这样子每天只能写两千字。”

当年阎连科在国内已是知名作家，却仍笔耕不辍，并为每天只能写两千字而惋惜，真的令我震撼。但是，我对他的这席话并没有感同身受的理解，就如同这次我不理解语文老师的做法一样。

然而，当这本书捧在手里时，我便深深被吸引了。作者文风质朴，把对父辈的怀念、对故乡的情感娓娓道来，仿佛一气呵成，却又发人深思。它一下子把我带入到20世纪那个到处是贫穷的年代，也让我认识了生活在穷乡僻壤里的父亲、大伯和四叔，了解了他们平淡而艰辛的一生。文章中多次讲到了父辈对子女那深深的爱和情感寄托：“他们自做了父亲那一日、那一时的开始，就刻骨铭心地懂得，他们最大、最庄严的职责，就是要给儿子准备盖几间房子，要给女儿准备一套陪嫁，要目睹着儿女们婚配成家，有志立业。这就是父亲的事业，是父亲活着的主要人生目的之一，也是他觉得必须尽力活在人世的一种实在。”

这是作者对中国式父辈的精辟归纳与总结。不仅千千万万的农民如此，城市里又何尝不是呢？因为有等待子女上大学、工作、娶妻生子这些希冀和梦想支撑着，父母穷尽了一生，为子女付出了一切。

然而，又有多少孩子能理解父母的这份情感与坚守呢？

看到儿子也开始读这本书，而且说老师要求与家长沟通，于是在一个阳光明媚的周末，我榨了两杯新鲜果汁，拉儿子盘坐在舒适的沙发上，跟他聊起今天的幸福生活，聊起《我与父辈》，聊起我们当年的日子。尽管我家住在令阎连科全村人都艳羡的大城市，但家境并不富裕，那时家里唯一的电器只有灯泡。记得当时我一直梦想家里能有台电视机，而妈妈正计划买洗衣机。看着她满面愁容地算来数去，刚上小学五年级的我哀求说：“买电视吧，我来当咱家的洗衣机！”妈妈先是一愣，继而湿润了眼眶。第二天放学，当我和妹妹看到家中添置的黑白电视机时，不禁欢呼雀跃。后来，妈妈并没舍得让我当洗衣机，她依然常常为我们洗衣服到深夜。而电视机带来的收获和乐趣，让我和妹妹至今难以忘怀。

孩子的父亲家在农村，上初中时，因为交不起五块钱的学费辍学了。开学的前几天，他每天趴在窗台上，默默地看着同学们背着书包走进学校。后来，是老师拿出当月工资给他交上学费，他才有机会重返校园，聆听那久违的上课铃声。为了不辜负老师的期望，他发奋读书，终于考上了军校，成长为共和国的一名军官。

以前，跟儿子说这些时，他总是一脸不屑，然而今天，他不仅认真地听了下去，还跟我探讨：阎连科从小就喜欢看书，是不是从那时起，就树立了自己当作家的梦想呢？

儿子的话也引起了我的思考。这些时日，我正因为跟青春期的儿子无法沟通而烦恼着，手边还放了一本刚刚网购的《如何说，孩子才肯学》。我常常训斥儿子：为什么现在家庭条件这么优越，各种学习工具应有尽有，你却更愿意把大把的时间留给游戏。不知道成为作家的阎连科是否有过青春期的叛逆，但我知道他的父亲，是断然没有听说过“判逆”这个词汇的。他的一生，都在用无声的话语和行动，教会孩子怎么做一个正直善良的人：“父亲的勤劳和忍耐，给他的子女们树立着人生的榜样；母亲的节俭、贤能和终日不停歇的忙碌，让我们兄弟姐妹过早地感受到了一种人生的艰辛和生命的世俗而美好。这成了我一生的巨大财富，也是我写作时用之不竭的情感的库房。”

我把这段话摘抄了下来。因为它让我读懂了作为父母，身教更胜于言传。只有在工作生活的点点滴滴中，给子女做好榜样，才能成为孩子的良师益友，指引他人生前进的方向。正如在阎连科身上，传承了父辈的品质：感恩、进取，为梦想奋斗不息。我想，这或许就是他取书名为《我与父辈》而不是《我的父辈》的缘由吧？

此时，我才懂得了几年前采访阎连科时他为一天只能写两千字而苦恼的那番话，也才理解了老师布置这次特殊作业的良苦用心。

感谢老师，让我在匆匆地过日子中，又找回了读书的乐趣：随主人公穿越中原大地，为他们的命运跌宕起伏而喜怒哀乐；

感谢老师，让我改变了以往强势的说教式教育，学会了用一种新的方式跟儿子沟通与交流；

感谢老师，让我在忙碌的工作之余，开始思考人生的意义，精神的传承。

我不知道若干年后，儿子会不会也拉着他儿子盘坐在沙发上，因为孩子贪玩不爱学习的事情跟他说起这本书。但我会保存好《我与父辈》，继续给孙子讲述里面的故事，不管爱听不爱听，我都会告诉他：苦难是人生最大的精神财富，父母是孩子永远的老师。

无迹方知流光短，有梦不觉人生寒。父辈的梦想在我们，我们的梦想在未来。正是因为有了这种精神的传承，周而复始，我们才一代胜过一代，中华民族复兴的伟大梦想才会一步步变为现实。

这便是我读了《我与父辈》之后最大的感受。

第五篇：我的父辈范文

“我的父辈·英烈篇”——赵博生

2011-06-03 14:51 来源：新民晚报 作者：赵振霞

新民网编辑：王玲

赵博生

26路军驻宁都时总指挥部旧址

赵振霞（中）与董振堂之子董用威（右）和夫人，在华北军区烈

士陵园赵博生雕像前

1931年，父亲以26路军参谋长的身份秘密加入中国共产党——

他不再是个孤身奋斗的“志士”了

赵振霞

【新民晚报·推荐】父亲牺牲时年仅36岁，而我自出生后就没有见过他。然而，不少老红军和江西宁都老乡至今还记得他，称赞他的英勇无畏。虽然他离开我已经78年了，但是，我对他的思念，一刻也没有停息。

父亲牺牲我才2岁

我出生在1931年2月22日，是赵博生的独女。1933年1月8日，时任红五军团副总指挥兼13军军长的父亲，在江西宁都黄狮渡战役中英勇牺牲了，此时的我，还不足2岁。更悲惨的是，自我生下来后，就没有见过亲生父亲！

父亲牺牲的消息是怎样传到老家的，我已经一无所知了，而我对幼年时期还留有些许印象的，只剩下两件事：一是夜里，母亲蔡云霞总在黑暗中不停地哭泣，二是家里经常烧纸，后来才知道这是在父亲的忌日或清明节，家人在祭奠我父亲。没过几年，母亲也在忧伤和贫困中去世了，我由爷爷、奶奶带大。

父亲原名赵思溥，1897年9月出生于一个贫苦的农民家庭，20岁成为保定陆军军官学校的第6期毕业生，随后在北洋军阀的皖系、直系、奉系军队中任职。1924年他转入冯玉祥的西北军，历任团副、参谋处长、旅长等职。正是在这里，父亲遇到了他走上革命道路的领路人刘伯坚同志。

1926年，共产党员刘伯坚在西北军担任总政治部副部长。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大部分中共党员被迫离开这支部队，但少数共产党员仍留下来秘密开展工作。刘伯坚创作了《革命精神歌》在部队中教唱：

先锋！先锋！

热血沸腾，先烈为平等牺牲，作人类解放救星。

侧耳远听，宇宙充满饥饿声，警醒先锋，个人自由全牺牲。

我死国生，我死犹荣，身虽死精神长生，成功成仁，实现大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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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0年10月，蒋介石、冯玉祥、阎锡山之间发生的中原大战结束后，冯玉祥的残部被蒋介石收编为第26路军，父亲担任参谋长。1931年1月，蒋介石命令第26路军从山东开赴江西，参加对红军中央根据地的第二次“围剿”。

一年做了两件大事

1931年，受命调防到江西的父亲做了两件惊天动地的大事。

当年10月，还戴着国民政府第26路军参谋长头衔的父亲，秘密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从派往江西“剿共”前线到秘密加入中国共产党，父亲走的是一条作为一名盼望着国家变好、富强的正直军人的必由之路。

对红军中央根据地的第二次“围剿”失败后，1931年7月，父亲率部参加第三次“围剿”，进驻宁都，但两个月后，第三次“围剿”便告失败。第26路军收到驻守宁都的命令，而其他国民党军先后撤出，这使第26路军处于中央根据地军民的包围之中，也让并非蒋介石嫡系的第26路军内部矛盾趋于尖锐。而红军三次反“围剿”的胜利，给第26路军官兵留下了深刻印象。

九一八事变后，全国人民掀起了抗日反蒋高潮，大多来自北方地区的第26路军官兵要求回北方抗日救国，不料遭到蒋介石的拒绝。

部队开进江西后的一天下午，父亲在办公桌上发现一封写有“赵博生亲启”的信件。信是军中处于秘密活动中的中共特别支部写给他的，信中讲述了九一八事变后的中国局势、中国共产党的主张、全国高涨的革命形势及第26路军的处境。一口气将信读完，父亲陷入了沉思。但他未动声色，直到一个星期后，才叫来了在军内总指挥部任译电主任的罗亚平。在这之前，父亲曾试探过罗亚平，觉得他应该是军中秘密的共产党员。这封信的出现，让他更确定，它是罗亚平利用工作之便放在他办公桌上的。

与罗亚平的谈话，让父亲终于找到了光明。第26路军73旅旅部参谋、中共特别支部书记刘振亚上报中央后，1931年10月，经中共中央批准，父亲秘密加入中国共产党。“我现在最大的满足是自己不再是个孤身奋斗的„志士‟了，终于可以实现我久存矢志的革命理想了。” 父亲当时说道。

父亲入党后，率部准备起义便提到了议事日程。

促使父亲等人领导的“宁都起义”在1931年12月14日爆发，直接原因是蒋介石已准备清除第26路军中的共产党员，情况十分危急。

12月初，隐蔽在第26路军中的共产党员及起义计划被发现，国民党南昌行营命令立即逮捕共产党员刘振亚、袁汉澄、王铭五等人。12月9日，蒋介石专门送去清除手令。在此紧要关头，刘振亚等人立即与父亲商定，并与红军取得联系，决定趁第26路军总指挥孙连仲和第27师师长高树勋不在部队的时机，果断起义。

在父亲的争取下，第73旅旅长董振堂、第74旅旅长季振同、第74旅1团团长黄中岳支持起义。14日，父亲和3位将领派第74旅和第73旅直属队控制了要害部门，父亲宴请全军团以上军官，趁机逮捕了所有反对起义的军官，并把代总指挥、第25师师长李松昆的师部包围缴械，为起义扫除了障碍。除驻扎在城北的1个团因路远未能参加外，第26路军全军1个军直、2个师直、6个旅直、11个整团，共1.7万余人，携2万多件武器全部加入了红军。

起义后，部队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第五军团，季振同任红五军团总指挥，肖劲光任政治委员，刘伯坚任政治部主任。红五军团下辖3个军：董振堂任军团副总指挥兼第13军军长，何长工为政委；父亲任军团参谋长兼第14军军长，黄火青为政委；黄中岳任15军军长，左权为政委。在发表了《中国工农红军第五军团宣言》后，第二天起义部队就开进了中央苏区。

距敌百米指挥作战

1932年12月14日是宁都起义一周年纪念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召开纪念大会，为表彰我父亲和董振堂在宁都起义和反“围剿”作战中作出的贡献，中央政府给他们颁发了红旗勋章。没想到，父亲接过勋章还不到一个月，就血洒疆场，壮烈牺牲了。

1933年初，国民党军集中４个师的兵力分两路向江西资溪、金溪、南城苏区进犯。孙毅将军是这样追忆我父亲的最后时光的：

“1933年初，赵博生奉命率领红五军团的３个团扼守长员庙一带山脉，任务是钳制敌人，配合主力在黄狮渡一线与敌人决战。接受任务以后，赵博生带领干部战士亲临前线察看地形，缜密地研究与部署战斗。”“在坚守阵地的战斗中，敌人集中火力向我两翼阵地轮番发起冲锋。我守军战士子弹打光了，赵博生就指挥战士们用石块猛击敌人，用写有„百战百胜‟字样的斗笠装上鹅卵石回击敌人。在最危急的时刻，赵博生亲自带领由军官组成的最后突击队，向敌人发起猛烈的反冲锋。赵博生距离敌人只有百米左右，他一边指挥，一边回击敌人，不幸右额中弹，当即倒地。”“敌人被打退了，阵地守住了，主力部队在红五军团的配合下，取得了全部歼灭敌人6个团的重大胜利。但是红五军团杰出的指挥员赵博生，因弹片深嵌脑部，抢救无效，光荣牺牲了，年仅36岁。”

1月8日父亲牺牲后，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当即致电红五军团吊唁父亲。1月13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下令，将宁都县改名为博生县，将父亲安葬在他生前领导起义的地方，并举行了隆重的追悼大会。后来，又在红都瑞金叶坪的广场建造了博生堡，朱德总司令亲笔题写“博生堡”三个大字。1962年，叶剑英元帅作诗一首，缅怀昔日战友：“宁都霹雳响天晴，赤旗高擎赵博生，虎穴坚持神圣业，几人鲜血染红星。”

宁都老乡难忘英雄

自出生后，我一直在盐山县东慈庄老家生活，度过了20年艰难的岁月。1952年春天，毛泽东主席托人询问县领导：赵博生是否还有后人？得知爷爷和我都在，毛主席邀请我爷爷到北京去了一趟，并让河北省领导负责，让我到当时的河北省省会保定读书。于是，一字不识的我来到了河北干部子弟学校。

我跟着爷爷到过北京中南海，见过周恩来总理。我还用刚学会的一些字给毛主席写过一封信，告诉他我已经上学了。后来听老师说，毛主席给我回信了，嘱咐我继承烈士的遗志，好好学习。

1953年秋天，我得了肺结核。这在当时是很严重的病。经过手术，我被切除了一侧乳房和3根肋骨。后来，我再也没有踏进校门。

我跟父亲离得最近的一次，是在1975年。那年清明前后，我跟我的四叔以及一个表叔前往江西宁都祭拜我的父亲，记得当时是受宁都县领导的邀请，我父亲的墓地重新修缮后就要落成了。到达后第一站就是父亲的牺牲处，我一到那儿便嚎啕大哭，从未谋面的父女俩终于“见面”了，想到父母早逝，40多年里我连父亲的面都没见过，我的眼泪再也止不住了。在落成仪式现场，我见到了不少老红军及老乡，他们都见过我父亲，亲切地跟我说他当时是多么英勇，宁都好多人都知道他。仪式结束后，我从墓地捧了一把土带回家，算是让父亲魂归故里。

父亲离开我已经78年了，我对他的思念，一刻也没有停息。

（王亦君 整理）生平简介

赵博生（1897-1933）河北省黄骅县人，中共党员。1917年毕业于保定陆军军官学校，1924年冬转入冯玉祥的西北军，参加过北伐战争。其间受共产党人刘伯坚等影响，倾向革命。1931年任国民党军第26路军参谋长。

九一八事变后，他坚决反对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同时，与在第26路军中的中共特别支部取得联系。同年10月，中共中央批准其入党。12月14日，他和董振堂、季振同等率部在宁都起义。起义部队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五军团。他先后任红五军团13军军长、军团参谋长、军团副总指挥，率部参加赣州、漳州和南雄水口等战役。1933年初，国民党军集中兵力向江西资溪、金溪、南城苏区进犯，赵博生率红五军团3个团据守长员庙一带山脉，出色地完成了钳制任务。1月8日，赵博生在江西宁都黄狮渡战役中壮烈牺牲。

作者简历

赵振霞 赵博生烈士之女，1931年2月出生。1952年，经毛主席关心，从河北沧县东慈庄老家到保定读书，一年多后因病辍学，1956年与辽沈战役的退役老兵孟兆荣结婚，育有一子两女。

赵博生 红色特种兵的两个先驱之一

2011-10-07 22:22:07 来源: 作者: 评论:0条

一年做了两件大事

1931年，受命调防到江西的父亲做了两件惊天动地的大事。

当年10月，还戴着国民政府第26路军参谋长头衔的父亲，秘密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从派往江西“剿共”前线到秘密加入中国共产党，父亲走的是一条作为一名盼望着国家变好、富强的正直军人的必由之路。

对红军中央根据地的第二次“围剿”失败后，1931年7月，父亲率部参加第三次“围剿”，进驻宁都，但两个月后，第三次“围剿”便告失败。第26路军收到驻守宁都的命令，而其他国民党军先后撤出，这使第26路军处于中央根据地军民的包围之中，也让并非蒋介石嫡系的第26路军内部矛盾趋于尖锐。而红军三次反“围剿”的胜利，给第26路军官兵留下了深刻印象。

九一八事变后，全国人民掀起了抗日反蒋高潮，大多来自北方地区的第26路军官兵要求回北方抗日救国，不料遭到蒋介石的拒绝。

部队开进江西后的一天下午，父亲在办公桌上发现一封写有“赵博生亲启”的信件。信是军中处于秘密活动中的中共特别支部写给他的，信中讲述了九一八事变后的中国局势、中国共产党的主张、全国高涨的革命形势及第26路军的处境。一口气将信读完，父亲陷入了沉思。但他未动声色，直到一个星期后，才叫来了在军内总指挥部任译电主任的罗亚平。在这之前，父亲曾试探过罗亚平，觉得他应该是军中秘密的共产党员。这封信的出现，让他更确定，它是罗亚平利用工作之便放在他办公桌上的。

与罗亚平的谈话，让父亲终于找到了光明。第26路军73旅旅部参谋、中共特别支部书记刘振亚上报中央后，1931年10月，经中共中央批准，父亲秘密加入中国共产党。“我现在最大的满足是自己不再是个孤身奋斗的“志士”了，终于可以实现我久存矢志的革命理想了。” 父亲当时说道。

父亲入党后，率部准备起义便提到了议事日程。

促使父亲等人领导的“宁都起义”在1931年12月14日爆发，直接原因是蒋介石已准备清除第26路军中的共产党员，情况十分危急。

12月初，隐蔽在第26路军中的共产党员及起义计划被发现，国民党南昌行营命令立即逮捕共产党员刘振亚、袁汉澄、王铭五等人。12月9日，蒋介石专门送去清除手令。在此紧要关头，刘振亚等人立即与父亲商定，并与红军取得联系，决定趁第26路军总指挥孙连仲和第27师师长高树勋不在部队的时机，果断起义。

在父亲的争取下，第73旅旅长董振堂、第74旅旅长季振同、第74旅1团团长黄中岳支持起义。14日，父亲和3位将领派第74旅和第73旅直属队控制了要害部门，父亲宴请全军团以上军官，趁机逮捕了所有反对起义的军官，并把代总指挥、第25师师长李松昆的师部包围缴械，为起义扫除了障碍。除驻扎在城北的1个团因路远未能参加外，第26路军全军1个军直、2个师直、6个旅直、11个整团，共1.7万余人，携2万多件武器全部加入了红军。

起义后，部队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第五军团，季振同任红五军团总指挥，肖劲光任政治委员，刘伯坚任政治部主任。红五军团下辖3个军：董振堂任军团副总指挥兼第13军军长，何长工为政委；父亲任军团参谋长兼第14军军长，黄火青为政委；黄中岳任15军军长，左权为政委。在发表了《中国工农红军第五军团宣言》后，第二天起义部队就开进了中央苏区。

距敌百米指挥作战

1932年12月14日是宁都起义一周年纪念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召开纪念大会，为表彰我父亲和董振堂在宁都起义和反“围剿”作战中作出的贡献，中央政府给他们颁发了红旗勋章。没想到，父亲接过勋章还不到一个月，就血洒疆场，壮烈牺牲了。

1933年初，国民党军集中4个师的兵力分两路向江西资溪、金溪、南城苏区进犯。孙毅将军是这样追忆我父亲的最后时光的：

“1933年初，赵博生奉命率领红五军团的3个团扼守长员庙一带山脉，任务是钳制敌人，配合主力在黄狮渡一线与敌人决战。接受任务以后，赵博生带领干部战士亲临前线察看地形，缜密地研究与部署战斗。”“在坚守阵地的战斗中，敌人集中火力向我两翼阵地轮番发起冲锋。我守军战士子弹打光了，赵博生就指挥战士们用石块猛击敌人，用写有“百战百胜”字样的斗笠装上鹅卵石回击敌人。在最危急的时刻，赵博生亲自带领由军官组成的最后突击队，向敌人发起猛烈的反冲锋。赵博生距离敌人只有百米左右，他一边指挥，一边回击敌人，不幸右额中弹，当即倒地。”“敌人被打退了，阵地守住了，主力部队在红五军团的配合下，取得了全部歼灭敌人6个团的重大胜利。但是红五军团杰出的指挥员赵博生，因弹片深嵌脑部，抢救无效，光荣牺牲了，年仅36岁。”

1月8日父亲牺牲后，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当即致电红五军团吊唁父亲。1月13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下令，将宁都县改名为博生县，将父亲安葬在他生前领导起义的地方，并举行了隆重的追悼大会。后来，又在红都瑞金叶坪的广场建造了博生堡，朱德总司令亲笔题写“博生堡”三个大字。1962年，叶剑英元帅作诗一首，缅怀昔日战友：“宁都霹雳响天晴，赤旗高擎赵博生，虎穴坚持神圣业，几人鲜血染红星。”

宁都老乡难忘英雄

自出生后，我一直在盐山县东慈庄老家生活，度过了20年艰难的岁月。1952年春天，毛泽东主席托人询问县领导：赵博生是否还有后人？得知爷爷和我都在，毛主席邀请我爷爷到北京去了一趟，并让河北省领导负责，让我到当时的河北省省会保定读书。于是，一字不识的我来到了河北干部子弟学校。

我跟着爷爷到过北京中南海，见过周恩来总理。我还用刚学会的一些字给毛主席写过一封信，告诉他我已经上学了。后来听老师说，毛主席给我回信了，嘱咐我继承烈士的遗志，好好学习。

1953年秋天，我得了肺结核。这在当时是很严重的病。经过手术，我被切除了一侧乳房和3根肋骨。后来，我再也没有踏进校门。

我跟父亲离得最近的一次，是在1975年。那年清明前后，我跟我的四叔以及一个表叔前往江西宁都祭拜我的父亲，记得当时是受宁都县领导的邀请，我父亲的墓地重新修缮后就要落成了。到达后第一站就是父亲的牺牲处，我一到那儿便嚎啕大哭，从未谋面的父女俩终于“见面”了，想到父母早逝，40多年里我连父亲的面都没见过，我的眼泪再也止不住了。在落成仪式现场，我见到了不少老红军及老乡，他们都见过我父亲，亲切地跟我说他当时是多么英勇，宁都好多人都知道他。仪式结束后，我从墓地捧了一把土带回家，算是让父亲魂归故里。

父亲离开我已经78年了，我对他的思念，一刻也没有停息。（王亦君 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