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艺术家北极探索之旅活动总结5篇

第一篇：中国艺术家北极探索之旅活动总结

“午夜的阳光中国艺术家北极探索之旅”活动总结 2013.7 “午夜的阳光”源于极地“极昼”自然现象，在极昼环境中，太阳24小时在地平线以上，这一奇观被称为“午夜的阳光”，并被人们赋予“永恒光明、长久美好”的意义。而这次，“午夜的阳光”更寓意着让中华文化之光照耀人迹罕至的北极。

立足于对外文化交流、中国陶瓷文化传播、北极战略的角度，通过对2013.7年策划并举办“午夜的阳光中国艺术家北极探索之旅”的总结与梳理，试图对艺术文化在对外交流中现状和发展进行分析、总结及建议。

一、“午夜的阳光中国艺术家北极探索之旅”活动形成及筹备

2013年年初3月，北极气候之旅的活动组织方之一找到我，希望能够邀请我作为文化领域的嘉宾，在7月中旬随他们共同前往北极，并在途中给大家做一些艺术方面的讲座。当时，我正着手策划另一项大型文化之旅活动——邀请国内一些陶瓷艺术家重走丝绸之路，前赴敦煌采风写生。而那个活动恰巧也安排在7月。

时间上的冲突反而凝集出了一个新的思路：近年来，国家极地科考不断大力发展，民间也期盼需求文化途径，和谐积极地参与到与极地世界的交流中去。如果我们的艺术家、我们中华陶瓷文化能够远赴北极，在世界之巅留下足迹和作品，想必一定意义斐然。

这一新提议迅速得到了大家的回应，然而，北极毕竟不是大众化的目的地，活动若要顺利成形，许多细节情况需要了解，也必须进行专业、严密的可行性分析。

2013年4月11日，我和中国极地研究中心主任杨惠根第一次见面，他是中国南北极科考团队中的顶尖人物，也是中国北极黄河站的首任站长。这个低调的科学家在政治、经济、外交、文化领域都具有大思维，他曾经有意计划邀请北欧临极地国家的一些艺术家进行极地探访和创作，因此听到中国艺术家计划前往的消息，他表示了极大地支持。从气候情况到目标选址，初次交流将近3个小时，随着探讨的不断深入，一个以中国艺术家及陶瓷艺术作品为主体、以中国北极首个驻扎点黄河站作为目的地的北极文化探索之旅初出雏形。3天之后，我赶赴景德镇与艺术家们见面，第一次向他们传达艺术北极行的活动消息，然而，北极之行毕竟路途遥远，原本参与敦煌行的两位陶瓷界泰斗人物周国桢、王隆夫年今年都已过80，因此，他们的身体是否适宜一度成为此次活动成立与否最为关键的问题。但两位老艺术家都激动地表示，中国陶瓷要到北极去，这是一件大事，是一件好事，在身体得到的确认的情况下，他们将全力以赴。行程方案计划从上海飞机飞至冰岛，再在冰岛登船前往北极。涉及到艺术品的出入关等问题，4月20日，在杨惠根主任的联系下，冰岛驻华大使馆公使鲍德松先生来我处工作站进行商谈。这次会面也使得活动越发丰富和饱满起来。在我向冰方介绍及展示此次活动的理念及一些近现代艺术陶瓷作品之后，冰方发出了热情的邀请，他们建议并希望中国艺术家们能够借此机会在冰岛进行一些文化交流活动。5月16日，北极门户网站总裁Halldor先生、冰岛研究中心顾问Thorsteion先生从冰岛来到上海，为活动期间冰岛开展的活动进行了细致的前期沟通。

在各项准备紧锣密鼓开展的同时，6月21日，出发前的最后一次会议确定了此次艺术家北极探索之旅的各项细节：艺术家们将携其陶瓷艺术精品一路北上，参与冰岛政府、艺术家团体组织的双边交流活动；前往中国北极科学考察站黄河站进行访问；进行陶瓷艺术作品的馈赠与拍卖等。上海新闻综合频道摄制组将全程记录这一文化盛旅。7月14日下午，“午夜的阳光——中国艺术家北极探索之旅”在上海文新报业大厦举行隆重的启航仪式。这次活动获得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当天，文化部、上海市文广局、上海市文物局、中国极地研究中心、上海市人大、市委统战部、多区相关部门领导、中国现当代艺术陶瓷多位重要的艺术家代表及全国50多家媒体到场为活动起航助阵。经过几个月的构思与筹备，重要的时刻即将来临。

二、“午夜的阳光中国艺术家北极探索之旅”活动亮点及感想

7月17日下午，在冰岛驻中国大使馆公使鲍德松先生和北极门户网站总裁Halldor先生的陪同下，中国艺术家代表团一行首先来到冰岛国家美术馆。冰岛国家美术馆被誉为“近距离接触冰岛艺术灵魂的美术馆”，收藏着冰岛最为知名的艺术家的作品。在馆长的讲解下，艺术家们或驻足倾听，或好奇发问，艺术是最优美的记录方式，而此时，它又成为最无界的沟通平台，成为共通的语言。参观结束后，三位中青年艺术家王淑凝、周芳、朱者赤将他们的陶瓷作品赠送予冰岛国家美术馆，它们将成为馆内的展品，将中国陶瓷艺术展示给更多的冰岛、极地世界的人民。冰岛国家美术馆馆长激动地表示：“欢迎中国的艺术家远道而来，我们对中国的文化非常感兴趣，我们也十分荣幸能获得这几件非凡的陶瓷艺术作品作为永久馆藏。” 除此之外，艺术家们还参观了冰岛Harpa雷克雅未克音乐厅。Harpa音乐厅不仅是冰岛最新的文化地标，更是冰岛最为著名的现代建筑艺术，它一举获得2013年密斯·凡·德·罗大奖。颇有缘分的是，这一建筑和中国有着密切的关系。音乐厅的外部由上千块不规则的六角形玻璃立体组成，随着光的反射变化出万千颜色，绮丽多姿，而这些材料都由中国设计制造并拼接。

下午16:00，冰方为中国艺术家代表团准备的接待仪式在冰岛雷克雅未克市政厅隆重举行，雷克雅未克市年轻的议长，冰中文化交流协会主席贺加松先生，雷克雅未克各界名流、及艺术家代表等共70余人在天鹅湖畔的市政厅会议厅内与中国艺术家代表团相聚畅谈。议长、我以及艺术家代表周国桢老师先后致词。当晚，在冰岛驻中国大使馆公使鲍德松先生的陪同下，我和艺术家朱者赤前往冰岛总统府邸，这里也是冰岛最具历史的石屋原址所在。总统府内，摆放着不少艺术品，两件湖南醴陵的釉下五彩瓷瓶被展示在窗边，格外显眼，看来总统也是个爱瓷之人。朱者赤的陶瓷作品《大地母亲》是特意为本次冰岛之行而烧制的，也是作为此次中国艺术家北极探索之旅拜访冰岛的礼物。冰岛总统因政务身在法国，特委派总统府负责人郑重代为接收并对于中国艺术家的到来表示欢迎和感谢。这件精美的瓷器将被永久留在冰岛总统府，留在这个举世无双的美丽国度。

7月18日的中冰艺术家的交流会是此次艺术家访问冰岛行程的一大高潮。冰岛Korpulfsstaoir艺术工作室的20位冰岛艺术家和6位中国艺术家通过画笔筑起桥梁，彼此感悟、相互切磋，他们现场提笔挥毫，现场创作，并在陶瓷、宣纸上共同合作多幅精彩的作品。艺术家们聚精会神，旁观者驻足凝视，现场时而安静无声，时而掌声雷动，无国界的艺术对话分享着彼此共通的艺术理想。周国桢绘鳜鱼与龙虾共舞图作，以《咸水淡水共同流》命名。王隆夫、王淑凝、朱者赤亦分别展示中国水墨才情，获得了冰岛艺术家的肯定与敬佩。如果不是临近下午登船进入北极，艺术家们还要忘掉时间的交流下去。

7月18日下午，艺术家代表团登上破冰船，踏上前往北极黄河站的行程。两位老艺术家全程身体情况也好的惊人，甚至参与了冲锋艇和所有的登岛徒步活动，他们细致观察极地自然与人文，他们的这一加入也成为了一道风景线，获得了所有人的祝福与敬佩。期间，我亦受邀做2场艺术品讲座，一场简要梳理中国陶瓷发展的历史，另一场着重于陶瓷艺术的制作流程及欣赏要点。讲座过后，不少爱好者与艺术家都积极地交流沟通，建立联系。

7月22日，下午18:00，抵达了新奥勒松——中国北极黄河站的所在。面积300多平方公里的新奥勒松位于斯瓦尔巴德西北海岸最大的峡湾—康斯峡湾的南部，这里从巨大的北极苔原到积雪覆盖的群山，还有深入海洋的雄伟冰川，壮美的景色堪称斯瓦尔巴德之最，也是地球上有人类居住的最北部地区。中国是第8个建立北极科考站的国家，且北极黄河站拥有全球极地科考中规模最大的空间物理观测点。黄河站是中国在北极的第一个驻扎点，从某种意义上，它代表着中国正式进入北极，是中国积极参与北极事务的见证。而今天，中国最为灿烂的文化精髓陶瓷，也来到这里，在100多位中国各界精英人士的共同见证下，从中国远赴极地并扎根于极地。周国桢的陶瓷雕塑作品北极熊、王隆夫、王淑凝的瓷瓶作品、朱者赤的瓷板作品，年轻艺术家姚正予的油画作品在郑重的介绍之下一件件展示在众人面前，并留存于黄河站。大家络绎不绝的与艺术家和他们的作品合照，想要将这历史时刻永恒记录。

7月23日晚22:00点，我们所乘坐的前进号越过北纬80度，这也是此次北极行程中到达的最高纬度区域。极昼环境下夜如白天，五星红旗飘扬在北冰洋上，所有人享受着当时当刻，有人呐喊，有人激动的泪流满面。人与自然的沟通对话创造出了致美的情境。

7月24日，作为压轴板块，艺术家们的现场创作和作品的拍卖再次燃起了所有人的热情与关注。周国桢、王隆夫、王淑凝、朱者赤提笔挥毫，将北极印象润墨于纸上，周国桢以极地北极冰川、冰岛国鸟海鹦为创作题材，绘佳作《飞吧！北极！》展示了艺术家高度的艺术创意和思想；朱者赤初撒笔墨狂草，后以细致入微的北极熊为点睛之笔，绘画出极地世界的无穷生机。摄影机、照相机机将艺术家包的里三层外三层，大家也都尽量保持安静，静待艺术家们的创作。每每落笔完成，现场都会掌声雷动。笔绘结束后，在著名节目主持人夏磊的介绍声中，由艺术家们和我处所捐出的26件作品在船上举行了拍卖，现场气氛热烈，高潮迭起，随着一件件陶瓷精品的露面，大家的情绪也越发高涨，叫价声此起彼伏，许多作品是几位艺术家启程前专为此次北极行而进行的创作，因此具有相当重要的意义。最终全场100%成交率，总成交额达55.6万元。全部所得都捐赠于中国极地研究中心用于中国冰岛激光观察站的建设。虽然在中冰极光观测项目上国家将给予巨大的资金注入，但此笔款项将成为中国民间企业对于国家北极事业战略的重要支持，并将成文成牌列于今后的中冰极光观测台，为世人所记忆。这一场别开生面的拍卖会，是历史上绝无仅有的第一次，在浩瀚的北冰洋上，中国的艺术家们、中国的陶瓷艺术散发着无穷的热量，中华文化之光散射着撼动天地无穷的魅力。

三、关于活动的3点思考

1、重视发挥文化在国家北极战略中的作用 北极区域对中国起着巨大影响，但敏感的北极问题常常使得中国的参与成为话题。2010年2月，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中国和全球安全项目主任琳达·雅各布森撰写的一份报告，把中国卷入了北冰洋争夺的战场。1月，德国《明镜》周刊亦发表文章：中国在北极。瑞典的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下出结论：中国对北极地区怀有战略兴趣。种种评论引起国际社会的关注和警惕。在一些北极国家看来，中国的低调似乎是在运筹帷幄。为了不给北极国家带来更多不安感，中国做出细致的解释。然而对此，外界仍然评论“中国在小心翼翼地传递外交信息”。就目前来看，中国的北极战略不管从形成还是发展来看，都需要较为长期的部署与规划。在北极事务上，中国更适合走“曲线路径”。在参与北极事务上，同时开展多边和双边外交，政治和文化外交，加强与这些地区的合作和了解尤为重要。面对这片各国竞相追逐的“人类的净土”，中国只有以更为和平的方式逐渐深入与参与，对外文化交流便是一条很好的途径。

对外文化交流往往扮演了非常重要的“开路先锋”和“外交先行官”的角色，这是文化自身所具有的特性决定的。文化是沟通各国各民族人民心灵的桥梁和通道。文化软实力的渗透，是世界各国制定文化战略和国家战略的一个重要参照系。“由于文化的特性，在和外交结合后，文化外交就具有其他外交形式所不具备的独特性：柔软似水、平和直观、易于接受。这种“柔”性和“软”性直抵人心，促进人与人之间思想、观念和情感的沟通，使得文化外交在国家对外宣传和传播中被广泛运用，其重要性日益突出，被誉为“外交中的外交”。任何一个国家在展示本国政治、经济、军事等硬实力的同时，本国文化软实力的输出与作用也更为特殊和重要。借力对外文化交流，输出国家文化软实力的现状，不仅是我国文化建设的一个战略重点，也是我国建设和谐世界战略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

2、重视建立“内外兼修”文化强国的理念 “虽然我们的国家地处世界的边缘，但我们的国民可以自由的生活在世界的各个角落，作为总统的我，在深深思考，创造一种什么动力使远行的国民怀念这片小小的故土。”在冰岛活动交流中听到这样一席话，使我感触颇深。

冰岛是一个北欧小国，却是一个文化强国。其强，并非指其文化对于世界产生了多大的影响力，而在于其文化对其国民产生了多大的凝聚力，这是一种根深蒂固的强大。在日新月异的世界发展环境下，冰岛始终珍爱守护于其传统文化，这种保护并非出于“对外的抵制”，而源自“对内的认同和自豪”。以其使用的语言为例，自从维京人在一千多年前将古诺斯语带入冰岛之后，冰岛的词汇、语法没有发生过剧烈的改变。据说，冰岛的中学生都能够轻松阅读理解维京时代流传下来的萨迦文学作品。

为这次的艺术家北极行给予了极大协调帮助的冰岛驻中国大使馆公使鲍德松先生，既是外交家，同时也是冰岛著名的汉学家、翻译家。15年前，他将孔子的《论语》翻译成冰岛语，介绍给了冰岛人民，去年又完成了《道德经》的翻译。据冰岛出版协会估测：超过10%的冰岛人在一生中出版过书籍，人均出版量高居世界之首，而近四分之一的冰岛国民平日会进行诗歌的创作。这一文化氛围和文化特色传承深入在每一个冰岛人的血脉中，成为联系个人与国家、凝聚民族精神的特色路径。

相比之下，当今国人对于本国文化的归属感、认同感、自豪感就显现出弱态。越来越多的新一辈对本国传统文化毫不在意，缺乏了解；越来越多的人才因钦慕他国文化，留洋海外。我们是否想过，这不仅仅是人才的流失，更是中国精神根源的流失，是中国未来的流失。“文化的复兴、国家的强盛，必须有一个强大的文化认同。中国几千年不散不败，这个凝聚力并非靠经济力量，因为我们曾经落后过；也不是靠军事的力量，因为我们曾经被侵略过。中国历尽艰难而弥坚，靠的是文化的凝聚力。就拿几千年民间文化孕育出的春节来说，这个强大的“磁场”可以在一个晚上将地球上所有的华人凝聚在一个“团聚”的信念上，而这种凝聚力又可以世世代代相传而不变。”中国经济文化研究院副院长罗杨也曾如此阐述。

近年来，中国对外文化活动日益扩大，中国文化不断找寻途径，缩进距离走进了外国公众的生活和内心去，这是一件极好的事。特别是随着海外中国文化中心、孔子学院等机构的建设和发展，越来越多形式多样的文化活动、文化推介被带出过门。此次中国近现代陶瓷走近北极，走进冰岛也是国际社会对中国文化充满喜爱与兴趣又一次成功证明。

然而，我们需要深思国民对于本国文化的认知水平、认同程度。我们很难想象，一个不了解自己的人要如何发挥自己、展现自己的特别之处。文化强国的表现，大踏步走入国际社会确实重要，但不可忽视基础——内部扎实的文化基础建设。优秀多彩的中国文化是根，是源，是文化强国的不竭动力，当中国拥有了强大的文化国民，才可能将文化精髓之魅力应用进各个方面转化为强国的自豪与实力，成为文化强国。这并不是一道简单的题，是一道涉及教育系统、价值观及社会多个方方面面的大题，而对这道题我们必须给予关注，进行解答，刻不容缓。

3、重视开拓文化创意产业里政府与民间的合作

民间如何解读国家战略，匹配发展；政府如何解读社会需求，给予政策支持与助推，这两者之间存在着相辅相成的的叠加效应。如何给予彼此正能量共筑中国梦是政府和企业所要共同思考的问题。在此次活动中，尝试了以民间资源作为策划筹办主体，政企单位作为支持单位的活动形式，政府与民间各尽其职，发挥各自优势，得到了良好收效。民间资源丰富便于各类资源的利用整合，政府则具有强大的号召与宣传力度，两者的合作与双作用力对文化创意活动的成效起到影响。结合两者，开拓思路，可以挖掘文化创意产业多样的发展形式，见证不同的文化创业产业新成就。小结

在距今两千年前的汉朝，中国陶瓷已向周边邻国传播。唐朝开拓的丝绸之路，使中国陶瓷西传至阿拉伯地区，又再抵达欧洲。宋元时期，海上丝绸之路的开辟，带领中国陶瓷流布东南亚。后至明清，郑和屡下西洋，和葡萄牙、西班牙、荷兰等欧洲国家殖民者通过新航线向东方扩展势力，贸易往来并未中止。从17世纪起，中国瓷器大量输出，数量之巨，影响之广，是世界其他地区所无法比拟。

中国陶瓷不但蕴藏着历史、社会、政治、经济广阔背景，而且包含着科学、工艺、美学的内涵，在中外文化交流史上具有极其重要的作用。随着各国人民的交往，扩大了陶瓷文化的传播，形成了中国陶瓷文化与各国民俗文化、宗教文化、美学艺术的结合，中国陶瓷推动了世界文化的交流，是中外文化交流最明显的历史见证。中国陶瓷艺术家深入北极进行艺术交流和探索，从艺术和人文的角度回顾地球历史，体悟和表现北极的气候变化、思考和展望地球与人类的未来，有助于促进中国与北极地区的文化交流，有助于增加公众对北极的了解。而从科学与艺术来看，两者既是人类和自然对话的重要途径，更是当今世界国与国沟通的重要桥梁。当艺术与科学携手，感知彼此，互相融合，这是一种极富创意的突破。古有丝绸之路，有郑和下西洋，而在21世纪的今天，这一场新的陶瓷文化北极盛旅势必再一次留下着里程碑式的意义，将为历史所记。瓷业千年耀古今，国粹文明显博韵。丝绸之路传秀雅，碧海西洋遍国际。癸巳盛夏七月里，文化盛旅万里行。艺路向北远航去，佳瓷作伴芳菲吟。瓷坛泰斗书妙笔，耄耋不老满才情。新秀实力画创新，笔墨施彩绘娉婷。午夜阳光自然景，人文探索寻佳迹。破冰前进达极地，纯美世界刻心境。

第二篇：艺术家进校园活动情况

2014年全省文化系统开展“艺术家进校园”活动

取得实效

为深入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大和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2014年省委宣传部、省文化厅、省教育厅和省人社厅联合组织开展“艺术家进校园”活动。活动开展以来，全省文化系统按照活动要求，多措并举，扎实推进艺术进校园活动。

全省文化系统开展艺术家进校园活动，不仅单纯送演出进校园，还开展了形式多样的演出导赏、艺术培训辅导，举办书画展、摄影展、非遗展，建立少儿艺术培训基地，邀请学校师生进图书馆、博物馆、美术馆开展主题性参观展示教学活动。据不完全统计，2014年全省开展艺术家进校园演出1458场，开展艺术培训、文化讲座1712课时，组织校园书画展、摄影展、非遗展近1000场次，组织学校师生参观博物馆、美术馆、图书馆，开展主题参观展示教学活动达3万余人次；建立实践基地、打造艺术特色学校百余个。活动取得了明显实效，得到了广大师生的一致好评。

一、以点带面，全面启动全省艺术家进校园活动 为开创共建合作的新局面，省文化厅选取山大二附中作为试点开展此项活动，助力打造“特色校园”、“特色课程”，使文化成果惠及中小学生。这是省文化厅厅开展“艺术家进校园”活动的一项重要内容，也是我厅按照中央和省委关于开展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部署要求，制定的整改措施之一。

活动开展以来，先后组织省话剧院、省京剧院为学校师生开展演出导赏，受到师生高度好评。六一期间，省话剧院在山大二附中举办了艺术家进校园启动仪式，演出了深受小学生们喜爱的儿童剧《丑小鸭》。在山大二附中乔迁新校之际，省京剧院为初二学生展示了京剧折子戏演出导赏，结合教学安排，演出的同时为学生穿插讲解京剧基础知识和唱段欣赏要点，不仅让学生了解京剧基本常识也进一步提高了学生的欣赏水平和能力，深受学生喜爱。演出现场，欢呼尖叫声不断。演出结束后，校领导、老师给予了高度评价，学生久久不愿离场，掌声不断，纷纷争要演员微信。组织学生参观省博物馆举办的非洲动物迁徙展并进行详细讲解，给学生们留下了深刻印象。此外，省文化厅经常性组织邀请山大二附小师生到剧场观看演出，自共建以来，先后邀请200余人次到剧场观看各类演出，让师生近距离欣赏高水平文艺演出。

二、广泛开展送演出导赏活动，培养学生健康的审美情趣，提高艺术欣赏水平

全省文化系统立足工作实际，结合学校课程设置，充分利用现有艺术资源，组织文艺工作者走进课堂，提供“菜单式”演出导赏活动，培养学生的健康审美情趣。2014年济南市京剧院在全市11所中学开展京剧演出、导赏、培训达928课时，与济南儿艺共同完成进校园演出60余场。济宁市嘉祥县在辖区校园开展山东梆子、曲艺、唢呐专场演出20场，1万多中、小学生观看收益。淄博市张店区全面开展“非物质文化遗产〃五音戏进校园”活动，使五音戏在中小学校园广泛传播，激发了他们对地方戏曲的热爱，给学生提供了了解传统文化的平台，2014年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梅花奖获得者、国家一级演员，梅花奖获得者吕凤琴走进校园开设五音戏专题导赏活动30余次。青岛交响乐团面向低龄学生演出了生动有趣的雅乐惠民系列公益讲解音乐会。

三、普及艺术知识，培养学生良好的艺术素养 全省文化系统采取开展艺术培训、举办文化讲座等多种形式，有效普及艺术知识，培养和提高学生的艺术素养和艺术水平。青岛市茂腔剧团举办了“茂腔进校园”、“胶州秧歌普及周”等面向中小学的文化活动10余次，普及茂腔、秧歌等各艺术品种相关知识。东营区在辖区中学开设了吕剧课，开展 “吕剧文化进校园”辅导培训活动，选派优秀演职人员作为校外辅导员，每周三定时开展吕剧教学活动，2014年进校辅导40次，培训学生达14200人次。曲阜市举办了“圣城德馨大讲堂”走进校园活动，开展国学讲座30余场次。威海市邀请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演示剪纸、锔瓷技艺、葫芦烙画制作技艺、荣成渔家蛋雕技艺，现场答疑解惑，与学生深度互动，学生们纷纷动手学习技艺，零距离感受“非遗”的魅力，让学生们切身感受到了文化遗产的独特魅力。潍坊市寒亭区立足年画、风筝、柳编等特色资源，将适合校园传播的传统美术、传统技艺、传统体育、传统戏剧、曲艺、民间文学类项目与校园校本课程相结合，编写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教材、邀请传承人进入学校开展传习活动，现场传授技艺，使少年儿童直接感受优秀传统文化的魅力，认识优秀传统文化的基因。

四、共建特色基地，开展专项艺术活动 各单位积极与驻地学校建立特色基地，开展形式多样的专项艺术活动。山东美术馆探索“馆校共建”机制，与历下区素质教育实践中心、山师附小、省实验小学等单位共建“第二课堂”，将学生的课堂搬进美术馆，让学生在施教于乐中找到学习的乐趣，提高审美、鉴赏能力。此外，还与山东商业职业技术学院等高校签署了共建协议，与学校共同开展社会美育教育活动。济宁市群众艺术馆在南池小学建立少儿艺术培训基地，开展美术、音乐、舞蹈等3个门类专项培训；兖州区文化部门与驻地中小学校结对子、建立实践基地16处，打造艺术特色学校35处。青岛每年定期组织国家级、山东省级、青岛市级和胶州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走进中、小学校园开展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活动，已设立胶州市常州路小学、大同小学等校园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保护基地20余个。

形式多样的艺术家进校园活动的开展，为在校师生提供了更多了解文化、熟悉文化的机会，激发了他们热爱文化、热爱艺术的兴趣，提高了他们的艺术鉴赏力，无形中传统文化的传承和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和动力。下一步，全省文化系统将以多样的形式，丰富的内容为学生提供更多的文化艺术传播，进一步使艺术家进校园活动取得实效。

2015年2月2日

第三篇：俄罗斯和中国北极事务分析

俄罗斯、中国北极事务分析

1、俄罗斯的合理做法：寻找北极大陆架区域与其陆地领土的地质结构具有相似性。

2、俄罗斯将北极地区视为国家核心利益。

3、俄罗斯大陆架在北冰洋的边界目前仍未得到正式确认，这是着急解决的问题。

4、北极地区的话语权对于中国的意义。

5、结论。

俄罗斯的科学考察旨在寻找本国大陆架延伸的合理区域，目的是要证明该区域与其陆地领土的地质结构具有相似性。21世纪以来，北极问题争夺成为焦点的起因是2007年7月25日俄罗斯地质学家宣布，他们找到证据证明北冰洋水下绵延近2000公里的罗蒙诺索夫海岭是俄罗斯西伯利亚北部地区大陆的自然延伸；其实俄罗斯的做法是依据《联合国海洋法公约》，根据此公约规定，在有些具有特殊地理条件的海区，沿海国自然延伸的大陆架远远超出200海里。如果沿海国认为本国的自然延伸的大陆架超过了200海里，则需要在2009年之前，向联合国大陆架界限委员会提交200海里以外大陆架外部界线的申请，并提供相关科学证据。提出申请的沿海国需要在委员会建议的基础上，最终确定其200海里之外的大陆架的外部界限。这样确定的大陆架外部界限才是最终的和有约束力的,这种科学考察和常规的做法是合情合理的，不容易引起国际争端。目前，关于北极地区的任何问题都是充满争议的，并且在世界经济不景气的情况下，俄罗斯本身不想扩大事端，另外美国、日本、欧盟等国家都会想转移国内经济发展的矛盾到国外，以此缓解国内的强大压力。

俄罗斯将北极地区视为国家核心利益。俄属北极地区的面积大约有600万平方公里，人口却只有300万左右，是俄罗斯人口密度最低的地区。早在20世纪初，俄罗斯科学家们就提出对北极进行研究和开发的建议。1935年，苏联组织了第一支北极科考队前往北极，并在其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保持着北极科考的领先地位，该国科学家不仅绘制了当地的海底地形图，还推翻了北极地区生物种类匮乏的理论，并且证明有暖流流向北冰洋。

北极大陆架是俄能源安全的保证；俄罗斯的长期发展和在世界市场上的竞争地位取决于北极资源的开发。2008年9月俄罗斯通过的北极战略规划《2020年前及更远的未来俄罗斯联邦在北极的国家政策原则》提出，2020年之前北极将成为俄“首要战略能源基 地”；2012—2015年，俄将力争赢得国际社会对俄方拥有北极部分地区经济专属权的认可，并着手开发北极资源。

对于2013年2月底俄罗斯政府公布的2020年前北极地带发展战略来说，这可以说是普京政府国家复兴计划的一部分。虽然不是新问题，但是在这个时段提出，面对全球经济低迷、欧债危机不断蔓延的境况；俄罗斯国内经济发展放缓，制造业发展滞后、技术设备陈旧、更新缓慢、而出口资源和军火仍然是主要支柱产业，有助于恢复俄罗斯居民对政府恢复经济发展的信心，普京的强国战略和俄罗斯人民相信俄罗斯是具有绝对世界影响力的国家在这两点上是国家和人民是一致的。石油、天然气和其他资源的出口仍是俄罗斯获得收入的主要来源之一。因此北极地区是俄国家发展和未来保持大国地位的战略储备，俄罗斯总理梅德韦杰夫曾明确表示，必须巩固俄罗斯北极地区的边界以确保俄能源安全，必须对俄在北极地区的边界进行立法，以保证俄在北极地区的国家利益。

俄罗斯大陆架在北冰洋的边界目前仍未得到正式确认，这是俄罗斯着急解决的问题。根据联合国特别是大陆架界线委员会的说法，预计到2015年才能对疆界划定进行国际法方面的认定。这是俄罗斯实施北极战略第一阶段的重要组成部分。俄罗斯北极发展战略的第二阶段是至2020年，要确保俄罗斯大陆架外部边界的国际法的确认。只有边界得到确定，就会减少国际争端。近年来，俄罗斯还加强了在北极区域导弹演习，将其上升到了新一轮国家发展战略的高度。俄罗斯北极战略的主旨就是要组建北极集团军，建立一支以陆军常规部队为基础，并吸纳海军的核潜艇和空军的远程战略轰炸机等力量参加的北极独立部队集群，加快俄边防部队军事的现代化进程，建立边防部队对北极的有效监视和反应机制，形成旨在跟踪北极动态的综合体系。其目的是维护俄在北极的核心利益，显示其军事力量在北极的强大存在，以警示北极周边国家以及世界其他国家。

俄属北极地区的面积大约有600万平方公里，相当于美国国土面积的62%。北极地区日益成为俄罗斯与其他国家交往的重要平台。俄罗斯掌握该地区，既能保证它能源大国的地位不可撼动，又能使其在占据有利的地缘位臵的基础上达到与欧美利益抗衡的战略需要。北极地区是俄国家发展和未来保持大国地位的战略储备。

北极地区的话语权对于中国的意义。

积极争夺北极地区话语权是必须要做的，是国际竞争力提高的表现。多年以来在很多国际事务中已经因为没有或不足话语权，丢失了很多在处理国际事务中的优势。目前中国的国际地位不断提升，参与国际事务的能力应该更加充分的体现出来。尽管中国在北极没有领土和领海，但北极事务不是地区事务，而是国际事务。根据《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北冰洋属于全人类。如果北冰洋沿岸国家取得外大陆架，北冰洋国际海底面积将缩小为现在的11.1%，这就严重侵犯了全球共享的公海资源，其中当然也包括中国。

北冰洋地区航道对与北半球的国家来说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近年来，经过马六甲海峡、苏伊士运河的航线海盗猖獗，对世界海运安全构成严重威胁，并且要花费巨大的成本。苏伊士运河和巴拿马运河通行能力已经饱和，拥塞现象严重，并且有吨位限制。北极地区航线则不存在这方面的问题。据估计，这两条通道将使上海到欧洲(鹿特丹)、上海到北美洲东岸(纽约)的海运里程缩短约3000海里，从现在的1.1万海里缩短至8000海里。

北冰洋地区航道一旦开通，还关系到中国长江以北地区、山东、天津环渤海经济带开发、东北地区等国家中长期发展战略，借助北极航道的开发，可降低中国北方经济发展的成本，促进发展。目前，北极的丰富资源已经成为中国经济发展中海外资源能源采购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与俄罗斯、加拿大、美国、挪威和丹麦等八个环北极圈国家进出口贸易额占中国总贸易额的很大比重。

一方面，中国北洋政府是1925年《斯瓦尔巴条约》的缔约国，应充分利用该条约所赋予的各项权利，加强对北极地区的科学考察和研究，进行矿产资源、能源和生物资源的研究和开发工作，这将对增强中国在北极国际事务的话语权和维护中国权益起到积极作用。另一方面，根据联合国宪章和《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中国具有在北冰洋自由航行、飞越和科学考察、公海海底资源开发利用的权利。因此，中国具有参与北极地区事务的一切权利。

结论：世界发展由原先的苏联和美国超级大国；到后来苏联解体，美国成为世界霸权国家；再到后来，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以来，以及后来欧洲债务危机的蔓延，整个世界经济低迷的情况下，世界发展表现为多极化。世界经济发展已经不是任何一方能够独自决定的格局，合作发展变得更为经常。在北极问题上，首先，各个国家都在寻找理性的做法，争取应该得到的权益，而不想引起争端，和平和共同进步变得更为紧迫；其次，各个国家也在积极进行军事方面的准备，这表现为巨大的经济发展的不确定性，因为还有不安定因素在影响着世界进程；再次，由对资源的不断扩大需求引起的世界大国利益争端往往变得更为优先。

第四篇：法治北极治理与中国经验

“法治：北极治理与中国经验”

——第四届中芬比较法国际研讨会综述

莫纪宏

 2012-09-28 08:43:32

来源：中国法学网

由中国社会科学院与芬兰科学院共同合作的“中芬比较法研究”项目于2012年9月26日在芬兰拉普兰大学举行了“第四届中芬比较法国际研讨会”。此次会议承办方是拉普兰大学法学院、赫尔辛基大学法学院、图尔库大学法学院以及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前三次会议分别在中国举行了两次，在芬兰举行了一次。此次国际研讨会的主题是“法治：北极治理与中国经验”。来自中芬两国近50名专家和学者出席了研讨会。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所长李林研究员率领法学所代表团一行八人参加了研讨会。

拉普兰大学法学院院长马蒂（Matti Niemivuo）教授主持了开幕式嘉宾致辞仪式。芬兰拉普兰大学董事会主席莱莫（Raimo Väyrynen）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国际合作局欧洲处刘影翔副处长、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李林所长和芬兰赫尔辛基大学法学院院长基莫（Kimmo Nuotio）教授在开幕式分别致辞，各位致辞嘉宾高度评价了“中芬比较法研究”项目实施以来所取得的成绩，并希望进一步加强彼此的联系和拓展学术交流的领域，进一步加深两国法律界与法学界的交往，促进彼此间的相互理解。

研讨会分为四个单元。第一单元主题是“土著人民：法律文化和语言”。赫尔辛基大学法学院副院长皮亚（Pia Letto-Vanamo）教授和李林研究员共同主持了第一单元的主题发言和讨论。拉普兰大学北极中心、环境与少数民族法律北方研究所所长蒂莫（Timo Koivurova）教授介绍了“联合国土著人权利宣言”产生和运行的基本情况。拉普兰大学亚珂（Jaakko Husa）教授以“什么是法律文化？”为题，详细解释了法律文化的含义。他认为，法律文化是一个国家在历史上形成的关于法律的观念和社会心理倾向，与成文的法律体系是不同的。法律文化是一种正规法律体系之外额外的东西，不仅指正规的规则，还包括研究活动。法文化概念的表达是指法律概念和法观念在某种体系中被建立起来。法文化追求的不是普遍的东西，主要的问题是怎样界定和理解法律。有了某种界定，不管如何做，在一定程度上都具有文化的特征。法文化是很宏观的范畴，不可能把所有的细节都包括进来。西方学者总是希望用客观的方式来认识法律，但实际上背后有文化因素的影响。对于印度法、伊斯兰法、英国法、德国法、中国法等等，如果从多元的角度来理解，才能发现这些法律文化的基本特征。法文化的传播途径很多，有“接受”途径，例如1920年土耳其直接接受瑞士民法典；另一个是“移植”路径，例如，非洲很多国家“移植”了西方国家的宪政制度，但实际上并没有发生什么作用。因此，对法文化应当有比较开放和接受的态度。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所吴峻博士做了主题为“中国少数民族语言及文化发展保护事例分析”的报告。吴博士选择了中国的彝族来分析少数民族语言法律保护的性质与现状。吴博士指出，现行宪法第4条第三款、第134条是少数民族语言法律保护的基础。最重要的是《民族区域自治法》的保护，该法首先保护少数民族使用和发展自己语言的权利；其次，自治机关在有条件的情况下使用少数民族语言；再次，强调要重视少数民族语言的教育；最后，给少数民族公民参与诉讼提供少数民族语言服务。《民族区域自治法》是保护少数民族语言最重要的法律。中央民族大学在发展少数民族语言中也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彝族在中国西南主要分布在云南、四川、广西、贵州等地，目前有840万人左右，是一个非常有活力的少数民族。语言非常悠久。据考证，彝族语言有两千年历史。目前有四个大的彝族语言方言分支。彝族的民族性很强，彝族语言成为彝族地区通用的语言。主要原因是因为集中居住、政府支持等等，但目前彝族青少年比较喜欢汉语。因此彝族语言发展的趋势呈现出文化的特征，需要通过文化保护来保护彝族语言的发展。

第二单元的主题是“儿童、妇女和老人”。拉普兰大学法学院院长马蒂教授和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科研处处长谢增毅副研究员主持了该单元的主题发言和讨论。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社会法室主任薛宁兰研究员做了“中国儿童、妇女权利的家庭法保障”的主题发言。在她的发言中，她介绍到，在中国法律体系中，儿童和妇女权利属于家庭法，不管家庭法是独立的，还是属于民法性质的，但对儿童和妇女权利的法律保护都是不可忽视的。中国目前对儿童权利和妇女权利的保护已经分布在一系列的法律中，包括已经参加的两个重要的国际人权公约《儿童权利国际公约》和《消除对妇女一切形式歧视国际公约》。另外宪法、《妇女权益保障法》、《青少年权益保护法》等等法律中都有规定，对儿童和妇女权利的保护已经不限于婚姻法，而且从更广泛的角度来加以保护。最高法院在生育权问题上对妇女有特殊的保护。儿童权利保护方面主要是姓氏方面的权利。在司法实践中存在的问题是父母离婚后，子女通常是随母亲生活时，母亲再婚，为保证随母生活的孩子的权益，将随母生活孩子的姓氏改为随继父姓氏，这个问题目前的司法解释规定父母双方一方未征得另一方同意随意改变孩子的姓氏的，应判令改回生父的姓氏。但有一些基层法院近年来从儿童的利益出发来支持儿童改姓。还有受1995年北京召开的世界妇女大会的影响，反家暴问题也受到了重视。从发展趋势来看，家庭法应当更多关注儿童权利和儿童利益的保护。拉普兰大学法学院前任院长阿梯（Ahti Saarenpää）教授做了主题为“面向现代老年法”的演讲。他认为，按照国际社会现代标准，65岁以上才是老人。按照他的理解，应当将这个年龄再上调到70岁。在日本有一个老年人监护法。在北欧，丹麦和挪威对自己制定的老年法比较满意。今年10月澳大利亚墨尔本要召开老年法和老年人监护怎么看待的研讨会。根据欧盟宪章的新规定，数据法是隐私法的一部分。在乌拉圭在宪法中已经规定了数据的保护。有人认为在法治文化中，信息不是非常重要，但是自我决定和自主权在欧洲成为一个主要的趋势，成为老年法的一个重要内涵。老年人问题在香港1980年代就有立法规定，法律上的自主和自决可以由专家来给予帮助解决。我们要有一些新的工具来安排我们的未来。2006年9月联合国通过的人权公约即《残疾人权利国际公约》，已经包括了老年人。芬兰还没有批准该公约。还有欧洲理事会的建议，使用了“代理权”，什么是“代理权”，需要加以研究。芬兰在2007年曾经认为是要实施该项权利资源不够。欧洲理事会认为代理权是人权问题，“代理权”要归属到社会法领域。在芬兰，公共部门要解决社会保障问题。现在已经到了制定老年法的时候了。老年法跟规划有关。这些都是社会凝聚力形成的因素，自我决定力是社会发展的起点。几年前，阿根廷采用了欧盟的数据保护法，但是，在实施中却没有达到预期效果。对于老年法来说，要依托专家和律师的协助来制定比较可靠的老年法。目前的法律已经蔚然成林了，但看不清楚主次。现在的老年法也需敞开思路，不能仅仅从年龄出发。也要考虑法律文化的问题。考虑老年法的时候，不能光考虑技术化，而要关注标准化。赫尔辛基大学法学院院长基莫教授在讨论中提出，20年前芬兰就有法律规定家长在教育孩子过程中不能打孩子。在刑事法律中也注意到这种情况。在当时，没有觉得这两种制度之间的交互性，但在几年前开始认识到家庭暴力问题，在刑法与家庭法之间存在着一些灰色地带。最重要的问题是要想改变社会的做法主要是改变警察的行为。过去警察很少到家庭去调查。家庭中有的人酗酒或被打伤，警察基本上是睁只眼闭着眼，目前司法部长已经认识到首先要改变警察的态度，要积极地去调查，要把表面的东西都挖掘出来了。要把儿童、妇女和老人的问题分开来研究，不能把妇女仅仅看成是受害者。

第三单元主题为“可持续发展与城市化”。拉普兰大学凯克珂（Kai Kokko）教授和社科院法学研究所莫纪宏研究员主持了第三单元的主题演讲和讨论。东芬兰大学图奥马斯（Tuomas Kuokkanen）教授从法律、环境等方面来探讨“地球工程与国际法”问题。他指出，如果看环境问题，可能只看到污染，但从法律上看，环保措施可能会导致诸多法律问题。美国只是单方面对环境问题采取了一些措施，但却导致了很严重的贸易问题，此外，在治理方面怎样监管也有很多问题，例如，在联合国探讨是环保还是粮农问题时，就属于治理的问题。现行环境问题框架是联合国的1992年的框架公约和京都议定书（减少温室气体的排放，2008-2012），现在接近第一承诺期尾期，在此后应当怎么做还需要认真讨论。在南非德班会议（2011年）上讨论了应当有第二期承诺。到2015年结束讨论，再将承诺期覆盖到2020年。这是目前各国的减排目标。所有这些措施采取后气候还在变化怎么办？现在又有科学家提议从地球工程的角度来强调减少排放。1980年末期的时候，各国说要防止气候变化，提出建立环境保护体系。当时人们认为不可能靠预防，所以就强调减缓、减排。1990年末期的时候，出现了调整的概念。有些国家不肯接受，到后来才逐渐形成了减排的共识。地球工程并没有在各种正式的环保会议上提及，而在非正式的场合，现在关于地球工程主要有两种方法。一是海洋的处理。海洋可能会吸收热量，人类活动增加了温室气体的排放。地球工程要把能量排除掉。把太阳的一部分光线反射回去。用人工云把阳光反射掉。在城市建筑上装一些反光设备。另一类是处理二氧化碳，通过种植森林也吸收二氧化碳。现在科学家已经开始评估这些技术。英国皇家科学院在2009年作出了这种评估。如果从法律效果上来看，立法者和律师说目前的技术不应当影响到减排，而应是加大减排。这里并没有特定的建议，现有的监管规律还能适用。如果认为其中的法律和技术能适用的话，现有的条约，还有习俗性的、机制性的，包括现有的环保公约，在越南战争之后对适用战争的生物多样化的协议（1977年）以及其中一些规定都能适用。之后还有普遍法则，甚至可追溯到罗马法，物权拥有者的物权不应当影响到邻居的权利。现在，一些机构和公约组织也开始考虑地球工程方法，主要是生物多样化公约、倾销海洋污染物协议书等等。但一些学者主张应当禁止地球工程学方法，但小规模的科学研究是可以允许存在的。同时2011年6月份的一个国际会议上，国际海洋组织决定，各国在适用海洋技术的时候，要谨慎使用海洋生物技术。在解决问题方法上，许多国家喜爱解决气候变化问题，例如，环保可能会涉及到生物多样化的受损，这是一个全球性的问题。一个国家问题可能会转移到另一个国家，一个问题的解决可能会引发另一个问题，接下来还有阻力的问题。目前有两个方面。一方面生物多样化扩大，还有防止海洋污染物的倾销。不同国家应当合作和互动。对于京都议定书之后的第二期承诺，未来的机制要设计所有国家作出公平和公正的承诺。以往，工业化国家推动了减排，现在的问题是今后怎么做。如果减排方法不是很合适的话，会影响到减排效果。这是一个风险管理方法。科学家和政治家可能认为这是人类的一个风险，海洋科学家会说，这方面可能有一些影响，这是法律上无法解决的一个框架问题，未来需要跟不同的公约组织来进行协商。总的来说，图奥马斯教授觉得目前只是处于一个早期的阶段，并且只是一个测试阶段。北京大学法学院宋英教授做了“中国水法的修订”的主题报告。她的报告共分四个问题，一是法律框架的演进；二是制度框架；三是机制：许可；四是公共参与。宋教授指出，中国的水问题面临的主要挑战是量不够，500个大中城市一半以上缺水，水质也不高。中国目前有三个法涉及到水资源，一是水法（水利部门主管）；二是土壤保护法（土地房屋部门主管）；三是水污染防治法（环境保护部主管）。1984年制定，1996年、2008年修订了两次的《水污染防治法》对水污染保护和防治做了比较详细的规定。从1970年代开始中国就参加了斯德哥尔摩会议，产生中国第一代环境法。中国要保护环境，一段时间内，环境法被视为是行政法，是政府的事情。其实，地方政府是真正的污染者，那么谁来惩罚地方政府呢。这里显然有一个恶性循环恶问题，即经济发展-污染-骚乱-治理-再污染。舆论监督有时起到很好的监督作用。2008年北京举办奥运会，北京居民从奥运会获得了很多利益。最污染的工厂从北京清理出去了。由于中国的环境法基本上是行政法，立法和法律的修订从本质上讲是政治决定。在水的管理制度中，有九龙治水的问题，缺少足够的公众参与。芬兰及北欧国家公众参与程度很大。在中国公众参与要往前看。首先要有信息。必须要用适当的安排，要将当地的文化体现出来。现在英国和美国都在辩论环境保护问题。中国人大可能不会出现象英美议会那种质询辩论的情形。对于环境法来说，第一个修订草稿说要注意倾听，但并不需要立即做。归纳起来，水污染是什么呢？实际上就是一个“债”，谁负“债”？怎么负担？我们要更注重法律的实施和政治上的承诺。在京都议定书下对不同国家有不同的义务要求，规定海运、空运组织来分别降低减排。到目前为止没有什么推进。欧盟觉得很沮丧。也很不放心，在航空方面采取了单方面的措施。美国针对捕鱼也采取了单方面的措施。金枪鱼、航空业都是国际问题。中国社科院法学所谢海定教授以“城中村改造的法律面向”为题作了主题演讲。他指出，目前，所谓的城中村的基础设施都比较薄弱。供水供电薄弱，环境卫生差；面积拥挤、存在安全隐患和地下的排水系统缺乏；违法私自搭建房屋；处在城市边缘，治安形势很严峻；就业和教育方面存在子女教育条件差，管理模式还是农村的。城中村的出现是中国城市化进程的一个发展结果。78年中国城市化率17.92%，改革开放后，城市化率作为现代化建设的一个指标一直在为各级政府所追求。上个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在长三角、珠三角地区，新兴的城市发展起来。20世纪末期，城中村在中国一线城市普遍存在。以北京为例，2004年在城区8个核心区有231个城中村。2005年开始市政府对231个城中村进行改造。由于有奥运会作为背景，资金相对宽松。2008年奥运会后，城中村改造转移到郊区县，与核心八区略有区别。一般是原地改造、异地安置。解释城中村现象存在的疑难问题是：为什么在中国大陆会有城中村问题？从新中国建立后，以土地所有制为基础的，1982年宪法规定了两种所有制。以二元土地制度为基础，加上二元户籍、教育、福利等制度形成了中国社会的二元结构体系。一是城市化要通过规划来形成。规划产生通常不均衡。二是二元土地户籍制度在城市化中的转型中，需要一个衔接过程，导致了城市里出现乡村的秩序。相关的法律问题包括：与土地相关，城中村的改造，将原来的农村集体所有土地变成国家所有制，过程需要符合公共利益的特征，城中村改造与城市规化密切相关。对农民的补偿、社会保障和就业教育相关的问题，把城中村的成员改造成市民的问题，这三个问题与法律体系的改善有关。在就业和子女就学方面，北京市近几年进行了改革。子女就业赞助费已经基本取消了。城中村是中国城市化进程中的阶段性的产物。随着城市化发展，二元化的体制正在消失。拉普兰大学劳塔（Lotta Viikari）教授以“空间领域的可持续性”为题做了专门的报告。她指出，城市化在太空领域是下一步。月亮殖民是21世纪人类的计划。法律上的问题有很多层面，最终应当建立完全独立的法律体系，例如，如果在太空犯罪怎么处理。一种是国际太空站。在轨道上的行为影响到其他国家，应当由肇事国处理，只有在肇事国不愿意的时候才由其他国家来处理。地球上的主权问题是否可照搬照抄？可持续发展的问题，目前主要环节是如何处理空间的垃圾。1999年第三届和平使用太空大会，采纳了太空千年的非约束性宣言。要实施必须要国际社会太空管理的框架下进行。这里有几个原则，除了环境和发展，还有一个平等员额。此外，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如何更好地使用自然资源。要关注环境和发展的整合、太空开发对环境的影响。1967年外空条约规定要避免有害物质越来多。美国太空署说，要为人类造福，要爱护，要公平使用。1970年代的登月活动也说要考虑到未来人类的利益。太空垃圾已经影响到太空的开发活动，平等问题涉及到发达国家要将技术转让到发展中国家。1996年联合国的太空利益宣言称，发达国家对发展中国家要提供有形的帮助，发达国家处于垄断地位，但却没有按照联合国的要求办事。太空轨道是最宝贵的地球资源。围绕着地球轨道，卫星最多，有很多垃圾。这是非常重要的地球资源，给电信业造成很大影响。地球同步卫星，上去后无法转移位置。人类到月球上去采矿，法律要跟上，人类登月了，交通资源必须跟上。关于太空活动的国际框架，这是很宽泛的问题。有无具体问题呢？是有一些，例如，使用太空的安全问题，现在没有太空恐怖主义，但有可能会出现。太空安全对太空旅游方面有什么影响需要关注。对条约的需求也逐步表现出来。赫尔辛基法学院院长基莫教授补充说明到：在水方面，芬兰是一个大国，1970年代当时的湖泊污染很大，制造业和纸浆业很发达，后来有了绿色运动。芬兰通过行政法手段来治理水污染，美国是通过基层的协商。芬兰有典型的监控方法，哪些方面必须符合规定呢？在讲绿色运动的时候，涉及到公众参与等政治层面，这里有一个市场的逻辑。水质量管理是通过行政许可来进行的，许可制度公众可参加，比较灵活，公司可更好地进行协商。可以通过市场消费者的力量来加大和支持政府控制，第四单元主题涉及“民法问题”。拉普兰大学朱哈（Juha Karhu）教授和中国政法大学国际法学院副院长孔庆江教授主持了该单元的主题发言与讨论。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张广兴研究员向与会者详细介绍了中国物权法的制定情况以及中国物权法所建立起的土地所有权与使用权制度的特征以及在实际运行中存在的问题。赫尔辛基大学法学院副院长皮阿教授介绍了“欧洲私法的统一”问题。她指出，欧洲私法目前的主要趋势是欧盟私法，包含在欧盟的条例与各项指令中。19世纪以来，欧洲社会已经出现法律合作的现象。1872年北欧有律师一起开会，讨论民法的一些问题。私法是欧洲经济一体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于欧共体和欧盟来说非常重要。法律和法律问题被视为欧盟工作的范围。一方面有共同市场，另一方面必须有法制的统一性，这是一个宽泛的定义。在所涉及到的各国成员国的私法，相互间应给予承认与信任。与此同时，必须考虑设有一种律师秩序的机构，象欧盟范围必须要分享一些关于义务和责任的想法。我不想讲人权或劳动权利问题，但是，就私法来说，与欧洲理事会的人权是相提并论的。欧盟私法一体化的前奏，目前有两个趋向，是相互竞争的，一个是自下而上，一个是自上而下。先说自上而下。对于学术人员来说，我们可以这样说。自上而下是合适的，首先有一个共同的概念和法律框架。因为有法律的共同历史，如罗马法典、中世纪的大学、现代科学和大学的兴起，这一条主线，此外其他方面都可以发现一些线索。我们现在可以匡进6个城市。另一个趋向是自下而上，意味着欧盟历来提倡的各国司法系统的和谐，这是一个全新的监管领域，可以推进新的欧盟的私法工作。1985年已经编制了白皮书作为欧洲共同体以后的欧盟的统一与一体化的基本文件。从中可以看到市场的倾向已经超越了政治的想法，导致了后来的欧盟概念。这是市场机制推动了欧洲一体化的进程，包括欧盟的东扩。在这种情况下法律体现了双面性。一方面兼具规定性的，另一方面必须体现市场机制的特点，要依靠市场的自由与竞争。公正与社会正义是非常重要的，同时也看到了新的治理模式比较重要这一特点。欧盟已经制定了专门的公式、技术标准，劳动力以及私法共同参照系都体现在欧盟立法的范围内。这就意味着私法以外，还有其它领域对欧盟私法产生了影响，例如竞争法、知识产权法、投资保护和食品安全和环境保护。现在的法律以国家为本位，一开始是规约，它的发展又产生了产业和金融的规约，制定了一些基本的标准、劳动力和消费的标准。传统的私法认为，建立法律秩序是一种自发性的经济与社会的互动。这是一种横向的考察。欧洲私法实际上独立于传统的国家私法秩序，跟成员国私法是齐头并进的，即便如此，这两种法律相互之间还是密切相关的。有些好的想法在未来的纵向性的基于功能产生的私法方面，在讨论欧洲合同法时会占据主导地位。不管怎样，是有传统意义上的合同法的，从某种意义上会给社会公正和国家层面的秩序带来挑战，我们在未来应当做一些妥协。拉普兰大学朱哈教授就“1979年以来中国民法法典编纂的比较观察”做了主题发言。他通过严格的分析和考证指出，现代西方民法点编纂有三个方向：首先是国家法；其次是市场法；再次是市民社会的法律，包括了传统的习惯。法典化的过程包括前法典化阶段（800-1800），地方法对抗地方法，地方法对抗王室法，地方法对抗商人法以及其他性质权力之间的妥协。法典化实际上一个混合和妥协。1794年的普鲁士的土地普通法就是如此。国家法对抗地方法，国家法对抗商人法以及国家旨在获得垄断权力的结果就是终止了地方法概念和地方规则与原则。1900年的德国民法典和1987年的荷兰新的民法典就如此。超国家法对抗国家法，超国家法对抗商人法，超国家法对抗习惯和传统、文化的结果就是对超国家权力的需要和确认。中国民法法典的编纂也有类似的规律。中国历史上有许多法典编纂，不同时代有不同规定。结果产生了帝国规范。1980年-2020年的民法典形成理由可以包括以下几个要素：社会主义法治、人口的教育、提高经济活动的效率等等。结果导致了系统化的民事立法和满足人民的特殊需要的立法。总结民法法典的编纂，其过程一直是基于政治和社会的要求。绝大部分法典是混合体。法典化从来不是法律发展的最后阶段。法典化在一般法与地方习俗之间形成相对平衡。芬兰在金融立法方面没有太多的经验，目前美国人搞的期权交易并不适应芬兰社会的要求，从长远角度来看是无法被芬兰社会所接受的，因此法典化也会排斥一些不相容的东西。

最后，拉普兰大学法学院院长马蒂教授主持了此次研讨会的闭幕式。芬兰图尔库大学凯伟（Kevät Nousiainen）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副所长穆林霞女士以及拉普兰大学朱哈教授在闭幕式上分别致辞，上述三位嘉宾对此次研讨会所取得的学术成果都给予了高度评价。穆林霞副所长作为“第四届中芬比较法研讨会”承办方之一的代表向与会的芬兰专家发出了明年在中国举行的第五届中芬比较法研讨会的出席邀请，她充分肯定了此次会议取得的学术成就，并衷心希望中芬法律界与法学界之间的学术互动和交流不断走向深入和更加宽广的领域，并以此不断促进中芬两国法学学术交流与合作。

第五篇：二十世纪的中国女性艺术家_历史论文

一部中国美术史，几乎没有女性艺术家的位置，然而有意味的是，中国自有文字记载的最早的画家确是一位女性－－帝舜之妹颗手，她甚至被推崇为中国绘画的“创始人”，被史书称为“画祖”，『世木·作篇』、『画史汇要』、『书尘』、『汉书·古今人表』等历史文献中均有关于颗手的记载，然而，为一位女性艺术家所开创的中国绘画，在其数千年的历史中，女性艺术家却处在一种“缺席”状态，即使偶然被提及，就其艺术成就而言也无足轻重。出于不平，清代一位女史家专修一部『玉台画史』，记载了历代女画家215人，但从其分类（宫掖、名媛、姬侍、名妓）即不难看出，她们大多处在男权社会的附属地位，没有自己独立的人格尊严，在艺术上也多是重复男性艺术家所创造的程式，缺少自己独立的创造和建树。进入二十世纪，在巨大的社会变革的推动下，中国妇女的历史境遇也作为一个时代的课题被提了出来，随着知识女性的觉醒，思想的自由和个性的解放，她们开始走出闺阁，在艺术上表现出一种前所未有的活跃局面。一、二十世纪中国女性艺术发展的历史背景

与数千年的封建专制不同，二十世纪中国女性艺术的发展是在“女性解放”的历史背景下展开的，随着殖民强权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冲击和中国思想启蒙运动的出现，中国女性作为一个受压迫、受歧视的群体，也开始从一种蒙昧状态中觉醒，结束“目不识丁，足不出户”的历史，从闺房走向社会，参预到各种政治和文化活动中来，成为新的一代女性。

但是，也须看到，中国女性的解放之路，主要是在外力的推动下完成的。19世纪末发生的维新变革，作为一场大规模的思想启蒙运动，在妇女问题上明确提出了“废缠足，兴女学”的口号，以通过废除缠足恶俗、解放妇女的身体；通过兴办学堂向妇女传授知识，解放妇女的思想，改变占一半人口的中国妇女“不官不士，不农不工，不商不兵”，完全靠男人供养的现状，从而使中国妇女能成为一种自立、自主、自由、与男人完全平等的人。

但是，在女权启蒙中被唤醒的中国妇女，由于正处在全民族面临重大危难的时刻，所以始终未能将女性自身的利益放在首位，“几乎每次女界的群体行动都是与‘国难’或‘国运’紧密相关，女性在许多历史关键时刻不是为自身的利益和命运而是为民族国家的整体利益和前途而奔走、助威、呐喊。二十世纪上半叶成立的绝大多数妇女团体实质上都是带有很浓烈的民族主义色彩或情绪的组织。虽然它们号称为妇女组织，而且也确实是由妇女发起和参加的团体，但起因几乎均系维护和争取民族尊严、强大和完整，根本性地缺乏争取女性群体自身利益的意愿”（刘慧英：『女权启蒙与女性自觉』）。而男性倡导妇女解放，其本意也不尽在女性自身的利益，而在于成为“男界的劲援”，成为协助和扶持男人建设一个强大的民族国家的辅助性力量。“只有与男性同甘苦共患难，拯救起这危难中的民族国家，她自身方能享受到一份与男人一样的公民权益。”（同上）

当然，这种立足于民族国家利益的妇女解放，毕竟使中国女性从家庭走向了社会，逐步“脱离依赖的性根”，“养成自立的人格”。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中国女性对反抗男权制度和批判传统观念有了更自觉的意识。她们为争取婚姻自主权、社交自由权、男女同学权、经济独立权和谋求职业权等方面所作的不懈努力，也极大地改变了她们的历史境遇。而二十世纪中国女性艺术的发展，也正是在中国妇女解放运动的深阔背景下形成的。

二、民国时期的中国女性艺术家

20世纪前半叶，是近代以来中国社会最为开放的一个时期，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推翻了清王朝的封建统治，于1911年建立了中华民国，接着“五四”新文化运动又向传统文化发起全面挑战，从而使中国的新文化、新艺术进入一个勃兴时期。在这样一个开放的文化环境中，中国的女性艺术家也呈现出一种异常活跃的局面。

这一时期的女性艺术家，大体可以归纳为三种类型：一是投身于社会革命，以变革社会为职志的艺术家，二是接受“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思想启蒙，以建树新文化为目标的艺术家，三是以艺术修身养性，作为高雅消遣的“闺阁派”艺术家。

在第一种类型中，当以何香凝、夏朋为代表。何香凝（1878－1972）的一生，首先是作为一个革命家的一生。她从青年时代起就以一个革命家的身份参与各种政治和社会活动。她早年参加同盟会，与国民党元老廖仲恺结为夫妻，在孙中山时期担任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及妇女部长。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又先后担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员、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全国政协副主席等职务。但她又是一个科班出身的画家。1908年曾东渡日本学习美术，一生中创作过不少优秀作品。1960年曾荣任中国美术家协会第二任主席。作为一个女画家，在艺术上虽然还说不上有多大的建树，但却能一扫旧文人画的柔靡颓风，在作品中寄寓一个革命者的胸怀与壮志。她于1914年画的『狮』，以其仰首安卧的雄姿隐喻了民族的觉醒，希冀着国家的强大，在表现手法上明显吸收了新日本画的写实技法，较之于清末那些陈陈相因的传统文人画，有了更多新时代的气息。

另一位革命家兼艺术家是年轻的夏朋（1911－1935），又名姚馥。1929年就读国立杭州艺专后，即参加了当时的进步美术团体“杭州一八艺社”，并担任“中国左翼美术家联盟”第一届执行委员。她因投身共产党地下工作而三度被国民党当局逮捕，24岁时死于狱中。夏朋所学专业是雕塑，但为宣传的需要多创作木刻，题材也多取下层劳苦大众生活，造型简洁，用刀粗犷有力，极富表现特征，为当时鲁迅所倡导的新兴木刻运动的代表性风格。

此外，不少女作家虽然没有直接投身到社会变革的洪流中来，但在作品中却选择了与民族国家存亡相关的题材加以表现，如蔡威廉的『秋瑾绍兴就义图』、周丽华的『永别』以及熊氏三姐妹以花鸟借喻的『立国英雄』等。这些作品无论从哪个角度立意，均反映了女性艺术家对国家和民族命运的关注。

第二种类型的艺术家多是受新文化思想影响的“新女性”。她们对传统文化抱持的态度，决定了她们在艺术取向上不可能再回到传统的程式之中。她们大多卷入西学热潮，到西方的新艺术中去确立自己的价值取向。

在这一类型的艺术家中，最值得提及的是：潘（玉良）、方（君碧〕、蔡（威廉〕、关（紫兰〕、丘（堤〕、孙（多慈）六位。她们在艺术中表现出来的出众才华，她们在油画这门外来艺术引入中国的初期阶段所作出的贡献，一点也不亚于她们同时代的男性艺术家。

在这六位第一代中国女油画家中，潘玉良（1899－1977〕是其中创作最丰、成就也最高的一位。她的一生经历坎坷，自幼家贫、父母双亡，8岁时由舅父抚养，14岁时被卖给烟花楼，受尽屈辱，17岁被桐城海关监督潘赞化赎出，前往上海做了潘的二房太太，并改张姓为潘姓。1918年考入上海美专，1921年又赴法留学，先后在里昂美术学校和巴黎美术学校就读，1925年以毕业成绩第一名获罗马奖学金，又入罗马皇家美术学院深造。1926年作品在罗马国际艺术展览会上获金奖。1927年回国，同时应聘为上海美专绘画研究所主任、导师及南京中央大学艺术系教授，并从1929年起先后五度举办个展，也是近代以来第一个举办个展的中国女艺术家。1937年因迫于家庭纠葛再度离开故土定居法国直至离世。

潘玉良在艺术上的成就是多方面的，她不仅以油画著称，还兼作雕塑、国画、版画等。艺术面貌也不拘守一格，不同时期表现出不同的探索轨迹，从传统的写实风格到印象派、野兽派风格，她都有不同程度的借鉴、涉猎。她还尝试在艺术中融入东方情调，寻找一种与中土文化相联系的艺术情韵。但是，潘玉良的艺术最具价值的部分我以为还不在于其作品的形式，而在于她用直率的画笔所表现出来的那些与自身经历相关的主题。可以说，她是中国女性艺术家中最早将视角转向自身，最早关注到女人的生存状态的艺术家。在她之前和在她之后的许多年中，很少再看到如她那样流入出强烈的女性意识的作品。因此，她不仅是20世纪中国第一位最有影响的女艺术家，也是中国女性艺术的开创者和奠基人。

与潘玉良不同，出身于名门望族的方君碧〔1898－1986〕，虽然也画了许多与女性相关的题材，但她的作品却很少是从艺术家的自身经验中发展而来，也没有潘玉良作品中的那种苦涩感。但她的作品还是自然地带出一种娴雅的闽阁气息和温馨的东方情调。她于1912年随姐姐去法国留学，1920年考入巴黎高等美术学校，1924年作品入选巴黎沙龙展，被誉为“东方杰出的女画家”。1930回国后专事绘画，游历山水名胜，画了许多风景写生，1949年以后定居美国。在艺术风格上，她深得西方学院的写实传统，并且试图寻找一种与东方的融合之路。1978年她曾在北京举办个展。

蔡威廉（1904－1940〕早年的经历与方君碧有相似之处，蔡自1914年至1927年曾先后三次随父蔡元培旅居欧洲，就读于比利时布鲁塞尔美术学院和法国里昂美术专科学校，十几年的游欧生活，使她遍览了西方艺术精华。回国后被聘为国立杭州艺专西画教授。在执教的十年中画了不少肖像和风景，还创作过人物众多的大幅油画『秋瑾绍兴就义图』和『天河会』。这两件作品分别以现实和神话中的女性为题材，一是表现大义凛然、为革命捐躯的女英雄，一是借神话题材表现女性追求自由与解放的人文主题。遗憾的是这样一位才华出众的女艺术家竟英年早逝。战乱的社会环境和琐碎的家务使她过早地消失于画坛，因生儿育女夺去了年轻的生命（死于产后褥〕。而且死后竟连一幅画都未能留存下来。

另一位大家闺秀关紫兰（1903－1986〕，三十年代曾是画坛最引人触目的女画家之一。但也很快销声匿迹。这位才貌双全的画家于1927年毕业于上海中华艺大，从师陈抱一。同年留学日本，作品曾多次参加日本前卫派“二科会展”，1930年回国后在上海举办个展，引起画坛广泛关注。她作画潇洒自如，一派大家气度，是典型的野兽派风格。20世纪初，野兽派诞生不久即在日本产生广泛而持久的影响，关紫兰在赴日前已师承臣抱一（陈也是留日期间接受野兽派风格〕，赴日后对此派绘画有了更深入的了解，加以她本人对色彩的敏感，从而使她的画深得野兽派的精髓。她的艺术未能得以持续发展，是令人十分惋惜的。

在第一代中国女性艺术家中，丘堤〔1906－1958〕的艺术生涯虽然不象蔡、关那样短暂，但也同样受到战乱的社会环境和繁杂家务的影响。1928年她从上海美专毕业后曾东渡日本学习一年，回国后又回到上海美专任绘画研究所研究员，后参加了前卫组织“决澜社”，并在“决澜社”第二回展中获“决澜社奖”。她在艺术上的前卫姿态与她早年读女子师范时反抗陈腐保守的“新女性”形象一脉相承。她的画风属后印象派风格，但又透露出一个东方女性沉静、优雅的气质。进入五十年代，她的创作条件虽然有了较大改善，但以“决澜社”为代表的“新派画”却遭到批判，她也正好借机改道服装设计，而在绘画方面未能得到新的发展。

在上述六位画家中，孙多慈〔1912－1975〕要算年龄最小的一位。她于1931年正式就读南京中央大学艺术系，成为徐悲鸿的得意女弟子，得到徐悲鸿的呵护与扶植，聪颍的孙多慈也很快成为徐悲鸿学派的重要成员。她于1937年出展于南京第二届全国美展中的『石子工』，从创作思想到写实手法，都接受了徐悲鸿的影响。1947年她在上海举办个展，以肖像画最受人关注。1948年赴台湾，执教于台湾师大艺术系，直到病逝。

活跃于民国时期的女油画家还有张倩英、唐蕴玉、梁白波、周丽华、梁雪清以及雕塑家王静远等，这些女艺术家在追求思想自由，个性解放的三十年代，都曾一展风采。然而，由于种种原因她们大都成了昙花一现的人物。这说明，除了自身的因素外，从外在的社会环境到根深蒂固的父权意识，仍然未能给女艺术家提供一个适宜于生存和发展的良好空间。

第三种类型是以艺术修身养性、作为高雅消遣的“闺阁派”画家，她们与前两种类型的画家的主要区别在于：她们既不是以第命为业，也不是以艺术为业，她们从事艺术活动，目的不在艺术上获取多大的成绩，而在于表明一种具有独立人格精神的“新女性”形象。她们从闺阁中走出来，以一个自由人的身份积极参予文化活动和艺术活动，显示出新的时代新的女性所应有的一种新型的生活方式。古老的封建专制和男权社会的“三从四德”在这些新型的女性身上已不发生作用。在各类艺术专科学校，各种艺术展览和艺术社团组织中，都有女性艺术家的身影和踪迹。

于1934年成立于上海的“中国女子书画会”最集中地体现了这一类女画家的状况。“中国女子书画会”是中国近代美术史上“组织最早、阵容最强、规模最大、持续最久”的一个女性美术社团，会员多达150多人，全国各地的一些著名书画家都吸收为该会会员。画会由冯文凤、李秋君、陈小翠、顾青瑶、杨雪玫、顾默飞等人发起组织，由冯文凤支持会务工作。先后举办四次展览，并出版四期“特刊”。1937年上海沦陷，画会停止活动，1945年抗战胜利后又恢复活动至1949年。

出现于三十年代的这一女性艺术社团，以这样全国性的规模和这样持久的凝聚力展开活动，在此后的半个多世纪的中国也是绝无仅有的。只有90年代出现的“北京女美术家联谊会”尚可与之相呼应。虽然在艺术上她们并没有创造出多少值得称道的业绩，但是这一现象足以反映三、四十年代中国女性艺术家精神自立的一个侧面。

三、毛泽东时代的中国女性艺术家

在20世纪的中国，共和国的诞生〔1949.10〕是一个重大的历史转折，它正好将20世纪的中国社会均等地切分为“两半”。新政权的诞生，意味着除了台湾以外的整个中国从此进入了一个全新的社会体制之中，而这一社会体制的巨大变动，也使20世纪的中国文化骤然形成一个巨大的“断层”，由“五四”新文化运动延展开来的一条充满开放、自由精神的“文脉”嘎然而止，而代之以出现的是一条一切以政治为中心的文艺路线。在这样一条路线下，艺术不再是一块体现思想自由，个性解放的精神领地，艺术家要考虑的中心也不再是艺术自身的诸多命题，而是如何“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如何“为工农兵所喜闻乐见。”

在这个历经三十年的特殊时代，中国女性艺术家的历史境遇也出现了与民国时期截然不同的情况。一方面，毛泽东时代使广大妇女“彻底翻身解放”，使她们获得了一个公民应有的平等权利。另一方面，在取得这一切权利的同时，也对妇女提出了和男人一样担当社会职责的要求，即“妇女能顶半边天”，“男人能办到的事，女人也能办到”。要女人去办男人的事，女人就得和男人一样强，一样能干，一样有力，一样智慧。因此，这个赋予女人平等权利的时代，同时也成了一个“女人以男人为楷模”的时代，成了一个同化女性从而消灭性别差异的时代。

由于毛泽东时代极大地提高了妇女的社会地位，就给人造成这样一种错觉，似乎妇女问题已不再成为一个问题。在这样一种思想意识下，艺术家以性别区分就不再有任何意义，政治意识的强化与性别意识的淡化便成为毛泽东时代的女性艺术家一种十分自觉的选择。因此在这三十年的漫长时期，我们很难看到一个展览、一个美术社团是特别以女性的名义组织的，尽管在这三十年中先后产生了一大批女性艺术家，而且其中不乏优秀者，然而，没有一位女性艺术家是以“女性”这个身份取得自己的艺术地位的，因为她们的艺术和她们作为一个女性并没有直接的联系，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发现一个极为常见的现象，夫妇艺术家一多半都有“合作”的经历，有些甚至始终都是艺术上的合作伙伴，这是毛时代女性艺术家淡化性别的一个最好见证。因此在那个时代，尽管有众多的女性艺术家活跃于画坛，然而，在艺术上却是一个“无性别”的时代。

当然，就女性艺术家的具体作品而言，我们还是可以找到一些与女性相关的话题，那就是艺术家还是比较多地关注到“妇女”这个主题，关注到一个充分尊重妇女的时代，发生在她们身上的种种变化，下面就是关于这个主题的几件有代表性的作品：姜燕《考考妈妈》

『考考妈妈』（中国画，1953年姜燕作），这件作品较早地注意到新政权诞生后，妇女的日常生活所发生的变化，共产党政府决心要改变上千年来妇女“目不识丁”的状况，号召妇女学文化，作有文化的公民，这件作品正是借助女儿教妈妈识字的情节来反映新政权为提高妇女文化水准所作的努力。王霞《海岛姑娘》

『海岛姑娘』（油画，1961年王霞作），这件作品很典型地反映了毛泽东时代所形成的一种审美趣味，画中那个纯朴健壮的劳动妇女形象正是新的时代所要求的“能顶半边天”的女性形象。以她们如男人一样健康结实的体魄，来与以往那种弱不经风的“资产阶级小姐”形象相区别，这种审美趣味进一步膨胀，便是对所有柔美的事物取彻底否定的态度，便是“文革”中那种虚假的“红、光、亮”形象的出现。温葆《四个姑娘》

『四个姑娘』（油画，1962年温葆作），这件作品与『海岛姑娘』不同之处在于它刻划了四个性格不同的女孩形象：一个腼腆，一个温厚，一个俏皮，但她们还算不得作品的真正主角，画中那位人高马大、粗壮有力的成熟青年女性才是真正的中心人物，她与“海岛姑娘”一样，一看即知是一个不会向男人示弱的劳动能手，是完全符合毛时代审美标准的女性形象，也是其余三位程度不同地带有女性气的可爱女孩的学习榜样。

『代表会上的女委员』（油画，1962年赵友萍作），“女委员”象征着毛泽东时代的妇女所获得的一种政治身份，“代表会”是决策国家大事的权力机构，身着藏服的藏民以“女委员”的身份参与国家大事的决策，充分显示了妇女真正当家作主的社会地位。

从以上几件有代表性的作品中不难看出，毛泽东时代的女性艺术家努力塑造的是这个时代所需要的一种女性形象，而毛泽东时代的女性形象是抹去了自然性征的中性化了的或以男性为标准的“铁姑娘”式的女性形象，既然不主张用“性别”来区分人群，就更不需要用“性别”来区分艺术。那个时代的女性艺术家大多不曾考虑过自己的“女性身份”和她的艺术之间可能发生的联系，正是这种性别意识的淡化，使她们失去了在艺术中展示自身的机会，也失去了候补美术史留给“缺席”的“女性艺术”的机会。如果说三十年代的女性艺术家曾在“思想自由、个性解放”的大旗下以当仁不让的女性身份建立了自己的地位，那么，在整个毛泽东时代，女性艺术家除了自身所显示的平等地位外，并没有提出需要自己特别奋斗的目标，因为作为一个女性需要的一切权益已由一个开明的政府拱手相让。既然“男女都一样”了，也就没有必要特别强调“女”，特别提出一个什么“目标”。同样在“艺术家”这个头衔前面也没有必要特别加上一个“女”字，在这种情况下，从女性角度去评价毛泽东时代的女性艺术家，就难免会带来“画蛇添足”之嫌。周思聪《汲水图》

但是随着毛泽东时代的结束，“女人”作为一个问题又重新在艺术中提了出来。80年代初，周思聪在她的『彝女』系列中首次表达了一个女性艺术家对女人的一种生存状况的思考。她从劳碌一生，负重一生的“彝女”中发现了“自我”，又从“自我”的生存经验中发现了属于女人的一种生存方式，从而将三十年代潘玉良作品中已经预示出的女性意识重新接续起来。然而令人惊异的是，在20世纪中国的女性艺术家中，女性意识的这两次萌动之间，竟相隔了半个世纪！而从女性意识的萌动到女性经验的展开，已是九十年代以后的事了。

四、九十年代的中国女性艺术家

90年代的中国女性艺术，一个最显著的特征就是从男性话语中分离出来，转向对自我价值的探寻。并在这种探寻中建立起一种属于女性自己的话语方式，凸显出一种鲜明的“女性特质”和“女性视角”，从而构成了九十年代女性艺术家不同于以往任何时代的女性艺术家的特殊之点。也正是艺术中出现的这种性别差异，构成了九十年代中国艺术中的一个最新话题。在过去许多年中，虽然有相当数量的女性艺术家活跃于中国画坛，但却不曾有过“女性艺术”这个概念。因为那时的女性艺术家，大多还是用男人的标准，用男人创造的程式去画画，并没有对自身性别的认同和自觉意识。只有在九十年代，中国的女性艺术家才开始以一种独特的女性视角观照自身与诠释世界，将她们高度的个人经验、潜隐的心灵事件、多重的情感体验展示在她们的作品之中。并用她们特有的直觉和生存本能，去体悟每一个生命的、情感的抑或充满人生意味的实事，从而展示出一种不同于男性的经验方式、感知方式和思维方式。也正是这种性别差异，成为建构女性艺术的基石，也正是在这种“基石”之上，九十年代的中国女性艺术才凸显出一种独立的美学品格和精神指向。摘自中国艺术视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