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析端午节的文化价值和意义

第一篇：探析端午节的文化价值和意义

探析端午节的文化价值和意义

每年的五月初五是我国传统节日之一，即端午节，它具有很多其它的称呼，比如端阳节、女儿节、五月节等，它是一种深深扎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节日，所以是我国劳动人们智慧的结晶。我国于2008年将其设定为法定节假日，充分体现了我国对其的重视。

一、端午节概述

（一）端午节的来源

目前关于端午节的来源，说法不一，主要有以下几种。第一，纪念我国爱国诗人屈原，这是目前比较受大家认可的一种来源。相传楚国爱国诗人屈原因受奸人陷害，最终于五月五日投江自尽，人们为了纪念这一爱国诗人，将五月五日定为端午节。第二，纪念吴国的一名忠臣伍子胥。在春秋时期，伍子胥是吴国的官员，当时他识破越王勾践的阴谋，向吴王夫差谏言，但是当时吴国的太宰伯噽陷害伍子胥，夫差听信谗言赐死了伍子胥，最后将其尸体在五月五日这天投入大江。因此，人们就用端午节来纪念伍子胥。

另外，关于端午节的历史渊源还有夏至说、恶日说、曹娥说、勾践说等多种说法，这里就不一一列举。但是，就现代人对端午节所了解的情况来看，属纪念爱国诗人屈原这一说法最深入人心。

（二）端午节的民俗民风

端午节经过几千年的传承，形成了我国特有的民俗民风。比如佩饰民俗中的戴艾虎、系彩丝、系长命锁、佩香包；饮食习俗中的喝黄酒和蒲酒、吃粽子、吃咸鸭蛋；卫生习俗中的悬挂白艾、挂菖蒲、沐兰汤；竞技习俗中的赛龙舟、划旱船、斗百草、跳钟馗、赛诗会；祈祷习俗中的画额头、躲端午、端午雨等。这些不同的习俗都在不同的地区传承着，影响了一代又一代的中华儿女。

二、端午节的文化价值

端午节这一传统节日距今产差不多有两千多年，其中蕴含着丰富的文化价值，具体表现在以下几点。

（一）丰富的民族精神

端午节的文化价值之一就是蕴含着丰富的民族精神，一般表现为爱国主义精神。虽然关于端午节的历史渊源众说纷纭，但是大家基本上都比较认可屈原说。屈原是我国的爱国诗人，那么端午节自然就蕴含着我国人民对爱国主义思想的推崇，充分反映出了我国人民正确的价值观、道德观和人生观。就目前情况来看，端午节作为一种民族精神，它与我国的各民族已经紧紧融合在一起，在传承端午节这一重要传统节日时，其实也是我国人民对爱国主义民族精神的发扬光大，与此同时，它也体现了我国人民对民族文化的推广。

（二）丰富的文化价值

随着端午节在中华儿女一代又一代的传承中，逐渐形成了一种端午节文化中，反映出中华儿女对文化的认知。比如人们在赛龙舟比赛中的团结统一，顽强拼搏的积极态度，这是中华儿女文化价值的体现。此外，端午节还体现出人们对生活的热爱和美好祝愿，进一步说明了社会的进步。

改革开放以后，我国与西方国家的联系日益密切，我国经济快速发展起来，外国的各种新思潮冲击着人们的思想观念。作为中华儿女，我们一定要摆正思想，不崇洋媚外，看到世界各国都开始学习中国文化的潮流，坚持本土文化的传承，认真对待我国传统节日，充分尊重我国传统文化，坚持将我国传统文化发扬光大。

三、端午节的文化意义

端午节这一传统节日背后其实还蕴含着丰富的文化意义，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一）人与自然的和谐

端午节这一传统节日体现了我国人与自然的和谐关系。一方面来讲，人们充分尊重自然规律，另一方面，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与进步，人们提倡科学，但是依然是按照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道路大步前进。人们在每年五月初五这一天过端午节时，经常都会回顾爱国诗人屈原的这一段历史，告诉人们中国在历史长河中形成的文化。此外，人们通过节日的形式，举办各种各样的活动，将自己的喜怒哀乐等多种情感充分表达出来，促进人们的身心健康。

（二）人与人之间的和谐

端午节经过几千年的传承，形成了一种端午节文化，人们可以充分利用这一文化，促进人与人之间的良好沟通。比如在端午节这一天，通过举办各种各样的文化节目，进一步加强了人们之间的联系。此外，在端午节的良好气氛下，人们可以互相拜访，或是家庭团聚在一起，人与人之间互帮互助，尊老爱幼，形成了一种和谐的社会风气。人们在和谐的社会大家庭中快乐生活，有利于民族凝聚力的增强，使我国社会朝着和谐稳定的方向发展。

（三）体现人对理想的追求

在端午节到来之际，人们都会开展多种多样的活动项目，比如大家比较熟悉的赛龙舟、吃粽子等，这些都体现了人们对理想的美好追求，希望能够生活幸福美满，这也是人们对道德理念的弘扬。因此，在新的时期，我们一定要深度挖掘对端午节这一传统节日背后的文化意义，充分利用这一文化资源，加快我国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推动和谐社会的良好发展，端午节这在方面具有重要的文化意义。

结束语

综上所述，端午节作为我国传统节日之一，自身蕴含着丰富的文化价值和文化意义。在经济快速发展的今天，我们更需要充分尊重和继承这一传统节日，这也是对我国传统文化的继承。因此，继承和发扬端午节，可以将各族人民团结起来，让人们形成良好的民族认同感和归属感，这是我国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内在需求，同时也是我国繁荣昌盛的重要保障。

第二篇：中国姓氏文化的价值和意义

中国姓氏文化的价值和意义

一、文化价值及意义

从基因学、遗传学的角度认同同为炎黄子孙的血脉相连。通过寻根问祖，既是为祀祖尊宗，求得祖先佑护，也是明白我们自身，传承祖德、光宗耀祖。我们与祖先血脉相连，祖先曾经的苦难与辉煌，一定会通过血脉，流传到我们现在。

二、历史价值及意义

作为姓氏文化中的家谱是一种特殊的历史文献，是记载同宗同祖的血缘集团，世系人物和事迹等方面情况的历史图谱，它与方志、正史构成了中华民族历史大厦的三大支柱，是我国珍贵文化遗产的一部分（中共中央国务院文化部办公厅[2001]29号文件）。

三、现实价值及意义

传承华夏文明，推动国学发展，加强对子孙后代的教育，缓解各种社会矛盾，稳定社会，和谐社会。

千百年来，中华文化并没有因为战争而消失，大多都是通过姓氏家族得以保存，有姓氏而家庭，有家庭而家族，有家族而形成家族文化与家族精神。一姓有一姓之个性，一家族有一家族之传统，基因所在，教育所养。姓氏文化乃是中国民俗传统文化之缩影，在姓氏文化里，我们可以读到政治、经济、教育、道德，又可以读到祖先之生存状态、处世哲理、价值观念，还可以读到本族吾民之生灭盛衰、悲欢离合，可以增强民族自尊心和自豪感，从中受到教育和启发。通过姓氏文化和敬宗尊祖教育，继承祖先忠贞爱国、为国家为民族的英勇献身精神，弘扬中华民族崇拜祖宗和孝道为第一人品思想，维护和发展姓氏文化。

四、经济价值及意义

寻根问祖的姓氏文化有利于增进同姓氏之间的血缘亲情，相互扶持，守望互助，抚贫济困，发展经济；有利于发展海内外炎黄子孙的同胞亲情，热爱祖国、热爱家乡，投资家乡，发展地方经济；有利于促进个人、家族、企业、民族的经济发展。

为什么要复兴中国传统文化

一、传统文化

传统文化（简称国学）是属于我们中国人自己的文化，它是我们中华民族的根和魂，它是中华几千年可以用文字记载的历史过程；它是中华民族几千年历史中逐渐形成的以文学、哲学、诗词等题材为代表的关于思想、心理、教育、天文、地理、生物、物理、化学、医学、美学、社会学、管理学、军事学、公共关系学、人际交往学等方面的文化知识。

它们包括了以姓氏文化为代表的民间习俗、以唐诗宋词为代表的诗词歌赋、以古典名著为代表的文学小说…… 具有代表性的作品有《百家姓》、《唐诗三百首》、《水浒》、《三国演义》、《红楼梦》、《西游记》、《孝经》、《礼记》、《三字经》、《千字文》、《弟子规》、《论语》、《道德经》、《黄帝内经》、《孙子兵法》、《老子》、《孔子》、《列子》、《孟子》、《荀子》、《墨子》、《吕氏春秋》、《史记》、《四库全书》、《周易》、《厚黑学》、《易筋经》、《离骚》、《诗经》、《尚书》、《左氏春秋》等，是我们养成良好道德品质、孝敬父母，安身立命、成家立业、为人处事的基础。

我们每一个人总是活存于历史长河中，昨天的你就是今天的你的历史，今天的你也即将成为明天的你的历史。所以，我们每个人都不可能背叛历史，彻底的无视自己的过去。中国传统文化就是一部我们自己的历史，就是一部父辈和祖先们历经苦难及辉煌的历史。

因此，无论是以中国传统文化为代表的东方文明，还是以欧美为代表的西方文明都没有最完美、最好的！也没有一种文明是超然于世的，任何一种文化都有它的独到之处和令人尊敬的地方！区别的不是文明本身，而是一个人在文明中是否能够找到属于自己的宁静的内心世界！

二、文化断层，时代奋进的悲歌

自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中华民族就饱受了东、西方列强的蹂躏。诸多不平等的条约、残酷的战争给我们这个民族带来了无尽的屈辱和灾难，使广大劳动人民挣扎在水深火热之中，这也使社会的各阶层对腐败的满清政府彻底绝望。从当时称之为民族精英的人们来看，大多数都是海外留学生出身（其中以孙中山为代表），当时日本明治维新作为以西学为代表的变法成功地刺激着一衣带水的中华大地，使这些中国的民族精英们对西学推崇倍至。更有甚者提出扬弃传统，全盘西化。尤其是1919年五四运动以后，中国开始了漫长的否定中国传统文化充分学习和引用西方文化的邯郸学步之路。

其实，一个民族（国家）的思想文化是在漫长的历史岁月中产生，并在自己的土地上扎根，它既有着随社会进步（也包括了外来文化）发生变化的一面，又有超越历史时空相对稳定不变的一面。任何国家、地区的实际情况都不是一样的，变与不变都不是由其自身决定，而是由产生它，需要它的那块土地和自身的生存与发展来决定的。

客观的说，共和国建立以后的十年间，中国政府和人民取得的成就是辉煌的。可惜，从57、58年反右、大跃进开始，乃至后来的“文化大革命”中，由于极左思潮的影响，中华民族进行一场可怕的逆向淘汰。封闭的中华大地陷入疯狂的自我摧残之中，大量的知识分子（另人心寒的是这个里面有许多是抛弃了国外优裕物质生活想方设法回到祖国参与新中国建设的海外华侨和留学生）、民主人士（这个里面有许多是党做了大量工作留下来参与建设新中国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开明的民族资本家及企业家）、敢于坚持真理的中基层党员和国家高级领导人（包括政界、军界和企业界）受到批判、排斥与否定，被打倒，被剥夺基本的权利，甚至夺取生命！学校和工厂处于半停课、半停产状态，经济倒退、社会混乱、百姓困苦，官员流失导致政府职能得不到发挥，大量的军队干部受到牵连导致军队紊乱，最可怕的是从这个时候开始，在相当一段时期内直接导致了整个社会及有识之士的信仰危机（本段引自都梁的小说《亮剑》一书）。

文化大革命，砸烂了一切道德、法制，父母、子弟互相斗争，毁灭了一切科学、知识和经济，败坏中国传统的伦理，导致的是社会道德的彻底沦丧，导致的是一个时代文化的断层，导致的是整个社会价值体系的沦落，导致的是整个社会及有识之士的信仰危机。只有“以礼待人，以理服人”，才能净化一个社会的风气，一个教育、知识系统的师表，决定了一个文明可能的未来。既没有受过传统教育，又没有受过西方教育，如果不彻底反省文革的遗毒，所谓的造反、毁坏、谩骂、放纵、权欲、混乱的言论、思维、行为是一种“文革遗风”，根本就不知道批判、毁灭的是什么东西。如果不明白一种体系、一个概念的含义，却论断、处决那个“词语”，那么，带来的是一种社会、文化的危机。（本段主要引自中华儒商总商会商会文化之世界之仁政与儒商）

1976这一年间，在内忧外患中，我们伟大的共和国先后失去三位卓越的领导人：周恩来、朱德、毛泽东，也由此引发了“四人帮”的彻底垮台。从此，中华民族开始走向新生。当党的第二代领导人邓小平执政以后，拨乱反正、包产到户、发展经济等举措使共和国开始逐渐恢复元气。特别是1981年党的十一界三中全会以后，国家经济建设得到飞速发展，农业、工业、军事等方面的科学技术得到了全面的提升，人民的生活水平告别了物质匮乏时期，进入了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同步发展的良性发展轨道。

在改革开发以后的相当一段时期，大量的西方先进科学知识和经济管理知识传入中国，同时也带来了西方的道德文化和生活方式，一些低级的观念和思想也随之而来，现代人的道德品质受到了极大的挑战。这个时候我们发现，很多人迷失了自我，西方文化终究还是显现出水土不服的另一面。

在进入21世纪以来，由于传统文化的传承断代，西方文化的水土不服，社会产生了最大的危机：现代人自我迷失，普遍没有归属感，没有人生目标，没有信仰！只是单纯的崇拜西方的物质生活方式和环境。尤其是以80后为代表的年轻人更是表现突出，生存的哲学就是吃好的、耍好的、用好的、穿好的！据统计，截至2005年，我国共有裸官（这种被称为裸官的官员早就以留学、投资等方式把子女和家人送出国）118万人，同样是截至这一年，共有4000名裸官外逃，共带走了500亿美元。更有2009年的有关统计数据显示，我国每年大约有930亿美元的资金被有钱阶层通过各种方式转移到海外，给本来就脆弱的民族经济带来巨大的破坏力。

而今，尤其是党的第四代领导人执政以来，中国中央政府就明确了继承和发扬中华传统文化，和谐社会，和谐发展的大政方针。2008年以后，我们国家更是把“清明和端午”两个民族传统节日定为国家法定休假日，自此，中国传统文化（国学）的研究和发展进入了一个崭新的时期。

诚然，站在历史的高度我们都有权利以是非功过去评价那些创造历史的伟人，但是，我们不能忽略一个事实，他们都有着一个共同的出发点：国富民强！但与之相对应的社会毕竟是有局限性的——中国在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前的数千年里，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和思想都一直处于封闭和半封闭的状态。纵观中国历史，数千年来，广大中国老百姓的生活是非常悲惨的！在风调雨顺的年景，在统治阶级和地主豪绅的压迫下，老百姓只能勉强混个温饱（以杂粮为主，很少肉食）；要是遇上天灾人祸，百姓们只得吃糠咽菜（野菜），甚至买儿买女才能苛活。如果是战乱或者朝代更替，就会有人杀人、人吃人的惨状普遍出现，中国历代尤其是改朝换代，人口损失均达65%以上（附资料于后）。历史上所谓的康乾盛世只不过是个苦涩的笑话而已！

事实上，中华大地上就从来没出现超过5亿的人口。而今，我们的华夏大地却生活着超过14亿的人口，物质生活水平大家有目共睹。汶川地震、以云南为主的西部干旱、玉树地震和各地区经常性的洪、涝灾害，我们的政府是如何做的，这些已经过去不久的事实充分的证明了我们的政府是好还是坏。

三、以“至圣先师”孔子为榜样

2500年前，为打破世家大族对知识文化的垄断，以孔子为代表的 “社会精英”们开始开馆收徒，把知识与文字传授给平民百姓。

让我们回忆一下当时的情景：一根竹子经过三十余道工序，分隔成一片片简牍；为了让简牍文字能够长久流传，每片简牍打磨得非常光滑坚硬；还需要在竹简中打孔，以便让竹简串连成篇；每片竹简上最多写十二个字（一打，指一个竹简的一次打孔），最少写五个字，竹片坚硬，每片竹片上刻完字，需要一个壮汉工作半天；其中有一笔刻错，竹片就需要废弃或者重新打磨。

想想看，一部十万字的著作需要砍尽一个山的竹子制作竹简。想想看，知识与文字是多么地昂贵与奢侈，也惟有富裕的世家大族才能专享。然而，惟有“至圣先师”他不愿把知识与文字作为自己的特权，他打破了知识的壁垒，把文明的火种传播给黎民，每当想到此情此景，忍不住让我们涕泪交加，五体投地。“千古第一师”的名号，惟我“至圣先师”配享，他是天下读书人的第一师长，只要你识字，圣人即汝师。

二千五百多年过去了，我们会常常想到这样一个问题，圣人传播文化的本意是什么？难道他打破枷锁，将知识传授予平民百姓，是为了若干年后自己成为文明与进步的禁锢与障碍吗？

知识与文化的本质就是冲破一切禁锢，追求真理的本质，将知识传播给大众，将事实的真相告诉给每家每户的黎民百姓。“至圣先师”为我们树立了一个丰碑，为我们奠定了文明的基石，他绝不会要求我们后人把他当作不可逾越的障碍，当作新的文化壁垒，当作新的枷锁，这决不是“至圣先师”传播知识的本意。

二千五百多年过去了，时光流逝，当时的生产环境和生活状况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至圣先师”所说的理论，时过境迁，不见得百分之百正确。我想，我们否定、革新、更正“至圣先师”的部分理论，绝不是对“至圣先师”人格的否定。相反这种行为正是体现了真知的行为：打破一切可锁，追求知识的进步、真理的本相，这正是„至圣先师‟教导我们的。

如今，一部十余万字的书，印刷机开动数小时，就可以印出上千册，这是个知识快速普及的时代，每个人都有可能成为新的圣人。我们后人缅怀“至圣先师”的伟业，我们的职责就是站在巨人的肩膀上，透过黑沉沉的夜色，眺望前方。“至圣先师”为我们奠定了文明的第一块基石，我们后人的责任是：踏过第一块基石，在此基础上添砖加瓦，一节节，一层层，建立我们文明的巍峨大厦，我们享受圣人普及知识的光辉，为这个文明添砖加瓦是我们无可推卸的责任和义务。虽然中华传统文化沦落了，但这是一个有别于数千年历史的时代——--“改革开放，解放思想，百家争鸣，百花齐放！”中国中央政府已经明确了继承和发扬中华传统文化，和谐社会，和谐发展的大政方针。因此，中华传统文化的传播和推广无不和我们每一个炎黄子孙息息相关，对于众多的知识分子和国学专家而言，知识不应该只是供奉在书斋里，也不应该只是在固定的文化圈里探讨、传播，甚至孤芳自赏，自得其乐。而是充分学习和领悟“至圣先师”孔子的精神，把我们对中华传统文化的理解，把我们的传统文化知识传授给广大的普通黎民百姓、青年及学生。

第三篇：“文化惠民”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

“文化惠民”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

赵江滨

（宁波大学教授 《宁波发展蓝皮书》特约撰稿人）

党的十七大以后，“文化惠民”的提法和做法迅速成为社会的共识，也成为新的历史时期各地发展和繁荣文化的一个新的举措。应该说，文化建设是为人的，人既是文化建设的主体，也是文化建设的对象，然而这个常识性的问题却在我们以往的文化建设中缺失已久，所以“文化惠民”这个生动而朴实的口号一经提出，人们就在蓦然之间感受到一股久违的如沐春风的感觉——文化建设终于不再仅仅是外在于百姓的社会宏大工程，社会大众自己的精神生活真真切切成为文化建设需要首先予以关注的重要内容。

“文化惠民”是中国当代文化建设进程中的一个进步。它的提出，一方面是以人为本的民生思想在文化建设上的具体体现，因为“以人为本”文化理念的根本着眼点在人，只有文化才能赋予人的活动以价值和意义，也只有人本身才是经济发展和文化发展的最终目的。因此，文化建设的根本任务就是要不断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就是要不断提升人的精神境界，引导人们追求更高尚的生活意义，使人得到全面发展。另一方面则表明我们党在半个多世纪尤其是在改革开放以来三十年的文化建设探索中文化理念发生了重要转变，文化建设从此前片面强调抽象而宏观的“引领提升”层面进入到具体而微观的“针对满足”层面，文化建设比以往更加人性化，更具亲和力，也更具针对性和建设性。“文化惠民”真正使发展与繁荣文化的主体，同时成为发展与繁荣文化的受惠对象。

深究“文化惠民”的理论蕴含和回顾我国当代的文化建设实践，我认为，“文化惠民”在三个方面体现了鲜明的理论价值和深刻的实践意义。

首先，“文化惠民”的提出深化了人们对文化建设实质内容的认识，即对人和文化建设（文化活动）之间关系的认识。从本质上讲，文化涉及人的最本质属性，因为只有在文化的范畴内，人的本质才能获得最充分的说明。德国著名哲学家恩斯特·卡西尔在《人论》中指出：“人的突出的特征，人的与众不同的标志，既不是他的形而上学本性，也不是他的物理本性，而是人的劳作（work）。正是这种劳作，正是这种人类活动的体系，规定和划定了‘人性’的圆周。语言、神话、宗教、艺术、科学、历史，都是这个圆的组成部分和各个扇面。因此。一种‘人的哲学’一定是这样一种哲学：它能使我们洞见这些人类活动各自的基本结构，同时又能使我们把这些活动理解为一个有机的整体。”归根到底，人的一切活动都是“文化的活动”，并且人在这种活动中也把自己塑造成了“文化的人”。所以文化是属于人的，只有人拥有文化，文化反过来又哺育造就了人。在这个意

义上讲，文化就是“人化”，文化赋予人的存在以特殊的价值，就如莎士比亚所说的，人是“宇宙的精华，万物的灵长”。在中国文化背景中，“文化”一词最早可以追溯到《易传》中的“人文化成”一语，西汉刘向在《说苑》中说：“圣人之治天下，先文德而后武力。凡武之兴，为不服也；文化不改，然后加诛。”因此，“文化”在古汉语中一般泛指人的所有精神文化现象，尤其指人的伦理教化现象。因此，不论在中国还在西方，“文化”都指向人的特有的精神活动领域。或者也可以说，无文化无以成为“人”。

文化对人具有本质的属性，正因为凭藉“文化”人才提升了他与自然界的界限。人既是文化的创造者，也是文化的享有者，要促进人的全面发展，要提高人的文化程度和文明程度，就必须要充分认识文化发展对人自身的意义和价值。在一定程度上，人对文化的依赖是其获得充分发展的可贵禀性使然，拥有文化是人获得进一步发展的前提条件。正是基于这种认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文化政策促进发展行动计划》中指出：“发展可以最终以文化概念来定义，文化的繁荣是发展的最高目标。”漠视人的文化建设无疑是片面的。文化惠民在中国当代文化建设进程中的被提上议事日程，是对文化建设“人”的主题的回归，它必将会促进中国文化建设走向自觉和深入。

其次，“文化惠民”的提出是我们党建国后数十年文化建设实践在文化理念上的深刻转变。文化建设在建国以后的社会实践中屡经曲折，我们党对文化建设的指导思想和方针政策几经更迭和多方调整。文化建设尽管在国家宏观发展框架内一直予以强调，但由于对发展文化的客观规律未能准确把握，于是对发展文化的具体路径在很长的时间里并不明朗。更重要的是，文化建设的主体——民众，在文化建设的过程中长期处于被忽视状态。这是一个重要的缺失。回顾建国后我国文化建设的基本历程，即可认识“文化惠民”被提上文化发展的议事日程，实属来之不易。

新中国建立到1978年的三十年间，当代中国的文化建设基本呈现泛意识形态特征，文化建设基本被纳入意识形态建设的轨道，几乎所有的文化建设都围绕当时的中心政治任务而展开，文化其实处于政治的附庸地位。如1949年通过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在谈到文化教育政策时明确提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文化教育为新民主主义的，即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教育。人民政府的文化教育工作，应以提高人民文化水平培养国家建设人才、肃清封建的、买办的、法西斯主义的思想、发展为人民服务的思想为主要任务。”这表现了建国后相当长一个时期里，我们的文化建设往往被意识形态建设所取代，文化建设的重要意义因人为的政治斗争的频繁开展而处于事实的悬置状态。建国以后为数众多的政治运动都往往假文化的名义而展开。到了“文化大革命”，“文化”真正

成了被“革命”的对象，国家的文化建设不但处于停顿状态，而且遭受了重创。文革结束以后，中国的文化建设才开始了重新起步，1979年邓小平代表党中央在第四次全国文代会的致词中说：“我们要在建设高度物质文明的同时，提高全民族的科学文化水平，发展高尚的丰富多彩的文化生活，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这是我们党对新时期文化建设任务的阐述，此后文化建设出现了复苏和初步繁荣。

1997年10月我国签署了联合国《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国际公约》。2001年2月第9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批准了该公约。2003年6月，中国政府首次向联合国提交了此公约的履约报告。在联合国《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国际公约》中，文化权利的概念得到了多方面的阐述，基本内容为“人人有权参加文化生活、享受科学进步及其应用所产生的利益，对其本人的任何科学、文学和艺术作品所产生的精神和物质上的权利，享受被保护之权力。”签署联合国《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国际公约》，意味着我国的文化建设理念发生了深刻变化，将文化权同生存权、发展权一样视作是公民应该享有的基本权利之一，“文化惠民”的思想已不言而喻包含其中。此后我国文化发展的方针政策基本都渗透着这一基本理念。2006年《国家“十一五”时期文化发展规划纲要》发布，在文化发展的方针原则中指出：“坚持以人为本，保障和实现人民群众的基本文化权益，使广大人民群众共享文化发展成果。” 十七大报告在阐述“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时，提出“使人民基本文化权益得到更好保障”的命题。自此，“文化惠民”成为我国文化建设的核心内容之一。与此同时，保障人民文化权益，建设惠及人民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也是科学发展观在文化建设中的具体体现。因为文化建设服务人民惠及百姓，是社会主义文化的本质要求。一切为了人民的利益、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这是党的全部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人民群众是文化建设的主人，文化发展的成果也理应由人民群众共享。因此，促进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目的只有一个，就是不断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不断促进人民思想道德素质和科学文化素质的提高，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强大的思想动力和智力支持。

第三，“文化惠民”的提出是我国社会和经济发展达到一定程度后对文化建设的客观要求。它反映了我们国家的经济在持续三十年的高速发展、人民群众的物质生活获得了长足的提高后，人民的生活水平也由“量”的满足向“质”的方面提高，相应的对精神文化的需求也有了明显的、大幅的和多元化的诉求，这是一个社会文化建设中不得不予以重视的现象。虽然建国后发展和繁荣文化一直是党和国家的强烈愿望，但在不同历史时期由于受到经济和社会发展水平的制约，加之发展繁荣文化的方针政策的偏颇失当，我国的文化建设始终步履蹒跚，不尽

如人意，而且在文化体制上也左右掣肘。计划经济体制下作为公共部门整体建立起来的文化事业单位，实际上是在物质资源极度稀缺条件下满足人民群众基本文化需求的特定方式。改革开放以来长期实行的发展文化事业单位的“双轨制”——一轨为国家扶持的文化事业单位，另一轨为多种所有制的文化事业单位，这实际上是在经济体制转型、公共财政尚未建立起来的特定条件下，发展文化事业的迫不得已的过渡性政策选择，“双轨制”的直接后果就是强化了文化建设的市场意识，但淡化了文化建设的社会公益职责。而从上世纪90年代末尤其是进入新世纪以来，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基本成型，物质生产超越短缺阶段，公共财政基本建立，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基本条件已经完全具备。

同时，经过三十年的改革开放，中国的社会经济结构已经发生了深刻的变化，百姓的物质生活获得了显著提高，对精神文化生活的需求也不断高涨。经济学范畴的恩格尔系数在宏观的社会层面揭示了这样一条规律：当一个地区人均收入较低时，恩格尔系数较大，也就是人们基本的物质生活支出（食物支出）在全部收入中所占的比重较大；而一旦人均收入达到或超过3000美元时，恩格尔系数就会显著降低，这时人的文化精神生活等项支出将大大超过基本的物质生活支出。因此，人的需求不是一个静止的状态，而是一个随着自身条件的改善而逐步变化的过程，即如鲁迅所说：一生存，二温饱，三发展。1978年，中国农村家庭的恩格尔系数为67.7%，城市家庭为57.5%，而到了2003年，这一比例已降至45.6%和37.1%。对于经济和社会发展更快的宁波来说，2007年实现地区生产总值3433.08亿元，市区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22307元，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10051元。也就是说，宁波城镇居民的人均可支配收入事实上已经超过3000美元，而恩格尔系数据分析也基本处于35%左右，相对富裕起来的民众已经摆脱了温饱的困扰，越来越注重生活的质量和品位，因此对精神文化的需求越来越成为日常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这就要求政府加大文化精品生产和文化普及方面的工作，通过政策和市场机制最大限度地调动社会各种力量和各种资源，来促进文化事业、文化产业的繁荣发展和公民文化权利的实现。可以说，“文化惠民”的举措实际上是对民众文化需求的适时的积极的回应。

当然，“文化惠民”在大力推动文化发展和繁荣的同时，也反映了现阶段我国社会文化建设中存在的问题。一般来说，文化建设要进入大发展大繁荣阶段有赖三个条件的实现：一是经济的发展为民生的文化消费提供了基本的物质保障，二是人民的日常生活有了充分的闲暇，三是社会提供的文化产品极大的丰富。具备了前两个条件，群众的文化需求就日益高涨，发展文化的社会基础就非常坚实。应该说，前两个条件在中国目前的社会发展状态中初步具备，而第三个条件或者因为文化产品的相对匮乏、或者因为文化产品的消费成本过高、或者因为公共文

化服务体系的不完善，事实上未能充分具备，这就使得作为文化建设主体和对象的民众无法充分享有文化的基本权利，因此，尽管其“文化惠民”的做法初衷是好的，也确实促进了阶段性的我国的文化发展和繁荣，但却不应该成为文化建设的长期做法。因为只要“文化惠民”的做法存在，就说明我国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建设尚未完善，未能有效覆盖社会的各个角落和不同的社会人群，这使得民众的正常的应该享有的文化基本权利在客观上无法得到充分而有效地实现。要想真正在根本上解决问题，就要加快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不断拓宽服务覆盖面，创新服务形式，丰富社会的文化产品，以满足人民群众多方面、多层次、多样化的精神文化需求，让全体民众共享文化发展成果。

第四篇：端午节的意义

农历五月初五为端午节，又称端阳节、午日节、五月节、艾节、端

五、重午、午日、夏节。虽然名称不同，但各地人民过节的习俗是相同的。端午节是我国二千多年的旧习俗，每到这一天，家家户户都悬钟馗像，挂艾叶菖蒲，赛龙舟，吃粽子，饮雄黄酒，游百病，佩香囊，备牲醴。

端午节的第一个意义就是纪念历史上伟大的民族诗人屈原。屈原，名平，是战国时代的楚国人，生于楚威王五年夏历正月初七，或谓生于楚宣王二十七年，卒于楚襄王九年。

端午节的第二个意义是伍子胥的忌辰。伍子胥名员，楚国人，父兄均为楚王所杀，后来子胥弃暗投明，奔向吴国，助吴伐楚，五战而入楚都郢城。当时楚平王已死，子胥掘墓鞭尸三百，以报杀父兄之仇。吴王阖庐死后，其子夫差继位，吴军士气高昂，百战百胜，越国大败，越王勾践请和，夫差许之。子胥建议，应彻底消灭越国，夫差不听，吴国大宰，受越国贿赂，谗言陷害子胥，夫差信之，赐子胥宝剑，子胥以此死。子胥本为忠良，视死如归，在死前对邻舍人说：“我死后，将我眼睛挖出悬挂在吴京之东门上，以看越国军队入城灭吴。”便自刎而死，夫差闻言大怒，令取子胥之尸体装在皮革里于五月五日投入大江，因此相传端午节亦为纪念伍子胥之日。

端午节第三个意义是为纪念东汉孝女曹娥救父投江而死。曹娥是东汉上虞人，父亲溺于江中，数日不见尸体，当时孝女曹娥年仅十四岁，昼夜沿江号哭。过了十七天，在五月五日也投江，五日后抱出父尸。就此传为神话，继而相传至县府知事，令度尚为之立碑，让他的弟子邯郸淳作诔辞颂扬。孝女曹娥之墓，在今浙江绍兴，后传曹娥碑为晋王义所书。后人为纪念曹娥的孝节，在曹娥投江之处兴建曹娥庙，她所居住的村镇改名为曹娥镇，曹娥殉父之处定名为曹娥江。

端午节第四个意义是纪念现代革命女诗人秋瑾。秋瑾是六月五日殉国，后人为敬仰其诗，复哀其忠勇事迹，乃与诗人节合并举行纪念，而诗人节亦因纪念爱国诗人屈原而定为端午节。秋瑾字睿卿竞雄，号鉴湖女侠，小字玉姑，浙江绍兴人，幼年擅长诗、词、歌、赋，且喜骑马击剑，有花木兰、秦良玉在世之称。28岁时参加革命，影响极大，预谋起义，开会时为清兵所捕，不屈，于光绪三十三年六月五日在绍兴轩亨口英勇就义。

第五篇：端午节的意义

端午节的意义

中国的节日往往有其历史渊源，当然也被人们赋予一定的传统意义，端午节尤其如此。具有浪漫情怀和忧国之心的屈原一定未能想到，他往汨罗江的纵身一投，激起的不只是湖水的浪花，更是两千年不曾间断的精神涟漪。这种涟漪的既承载着一个古老民族固有的爱国情思，也寄托了这个民族的每个构成细胞——家庭，对和睦安康的渴望。

民族是锤，历史是鼓，爱国是音，这就是端午节的意义。中华民族是个讲究大一统的，所谓‘分久必和、和久必分’不过说的是民族和国家统一的曲折历程。分是旁支末节，统是主杆；分是暂时现象，统是终极目标。中华民族的各个民族之间几千年来不断交融，种族的血脉和文化的血脉都已经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了。任何人想人为地割裂这种民族之间的联系，都是往一个有十几亿人口的民族的伤口上撒盐，那是绝对不允许的。这在积贫积弱的晚清时代都不能做到的事情，想在以后做到，必定是抽刀断水、痴人说梦而已。国家必将统一，民族终会复兴，这是端午节隐含的大我。

节日是锤，家庭是鼓，和睦是音，这也是端午节的意义。节日有时不过是一个载体，人们借此来表达家人之间的亲情，来享受家庭的和睦。中国人是重视家庭的，家庭成员之间那种淡淡的亲情，看似松散，实则绵延久长。这里不妨把中国人的各种“爱情”排个坐次，权当一笑吧。就我看来，上一代对下一代的母子之爱和父子之爱当为首位，母子之爱是最无私的、令人刻骨铭心的爱，父对子的爱看似漫不经心，却也博大深远，它们都隐含着对未来的美好期盼。孩子对父母的爱应稍逊之，这是一种隐含着“报恩、炫耀、依恋和怀念”等多种情愫的综合的情感，这种爱也多是无私和迥远的，但生存的压力往往使其无私的程度要差些，不过怀念的情思却把这种爱在时间上延续的更久。这让我回想起我已故去四年的老父亲，他曾经多次在我们这些子女面前回忆起我奶奶，因此在我脑海里总能自动浮现出我奶奶的形象，而我奶奶在我出生的几年前就已经去世，距今快有半个世纪了。可以猜测，中国“百事孝为先”的文化传统强化了这种由下至上的“反哺”之爱。男女间的异性之爱应该是起伏最大的激情之爱，有时动人心扉，有时伤心彻骨，其位次当然也不能妄加评定。当这种爱如果能被转化为亲人间的和睦之爱，“执子之手，携手至老”就是一幅美好的画卷了。不过如果不能如此，恋人之间也不必“剑拔弩张、冷眼怒视”，毕竟宽容的力量是无穷的，时代在进步。至于兄弟姐妹间的爱，有时能被利益等因素冲刷得一干二净，这涉及做人、胸襟等等了。显然，家庭的淡淡亲情中包含了太多的东西，和谐为美，这符合中国道家的传统理念，端午节当然也包含类似家庭和睦的小我。

端午节是中华民族自己的节日，不管其中的大我还是小我，都是指我们民族自己的。期盼我们民族中的每个家庭都和睦幸福！祝愿我们民族的伟大复兴早日实现！这就是我们现在仍然过端午节这个古老节日的意义。

司广树

草书于丙戌年五月初四深夜（2006-5-30，端午节前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