萧红作品读后感

第一篇：萧红作品读后感

萧红作品读后感

萧红曾经说、我一生最大的痛苦和不幸皆因为我是个女人、另外还有句更著名的话、“女性的天空是低的、羽翼是稀薄的、而身边的累赘又是笨重的。”

我觉得萧红太强调自己的弱者身份了、她一生都在寻找依靠、对一个男人失望后、总是借助另一个男人的力量重新站起来、她不停地辗转在男人中间、寻找温柔慰藉、事实上每一道伤口都没有愈合、有时疗伤应该是自己默默独自进行、可她不知。

她是我所知道的情商最低的女作家、明明骨子里是个顺从男人的旧式女子、行事却又追求新派、自由到了轻率的程度。

萧红的悲剧在于她性格矛盾不彻底、这从她对王恩甲的态度上能够看出、她先是背弃了婚约、又在走投无路时与其同居、以至于遭始乱终弃。

她的一生就是所托非人的一生。在怀有萧军孩子的时候、又与端木蕻良结婚、把自己置于无比尴尬的情况。身边的朋友质问她为什么不能独立生活、她的回答是、“我不管朋友们有什么意见、我不能为朋友的理想方式去生活、我有我自己的方式。”

而她的方式就是将改变命运的希望寄托在男人身上、她太害怕寂寞了、对于生活空有勇气、却无能力。她天真得让人惊讶、在男人身上吃了那么多次苦头后、仍然没有学会保护自己、也没有得出有意的教训、还固执地相信自己的命运只能受制于男人。

十年奔波、四处迁徙、从未获得片刻安稳、在这乱世中、萧红一心仰仗的全是男人。同时代的女作家中、只有她的天空是低的、只有她的羽翼是稀薄的、也只有她把自己的人生演成了一场悲剧。

第二篇：解读萧红及其作品

萧红及其作品解读

[摘要]：萧红是一位凭个人天才和感觉创作的情绪型作家，作品自传性极强，融入其独特的生命体验和情绪记忆，充分发挥出了她的天赋才华与独特个性。她凭借女性纤细敏锐的艺术感悟能力，捕捉情感记忆中富有韵致的人事景物，抒写现实的人生和自我情怀。

[关键词]：女性 作品 家 命运

“女性的天空是低的，羽翼是稀薄的，而身边的累赘又是笨重的！

可是我还是免不了想：

我算什么呢？……

不错，我要飞，但同时觉得……我会掉下来。”①

这就是萧红，上个世纪三十年代左翼著名女作家。她的作品，无论是诗歌、散文还是小说，无不灌注了性灵智慧的生气，仿佛是从心底流淌出的歌，诗意蕴藉、凄美动人，其中小说的艺术成就最高，最具内在的意蕴与生命的质感。文坛一直在研究萧红，原因无外乎就因为她女人味儿十足，她用年轻的生命及风格独特、命运多舛的心诠释了“女性”这一难解的词义，她是生命如蝶一般绚丽也如蝶一般短暂的女人，她“生如夏花之绚烂，死如秋叶之静美”。对萧红内心情感的渴求，后人无不感叹，笔者也试图以萧红及其作品的分析来探寻她视其重于生命的心灵之家。

呼兰河，我魂牵梦萦的泥土之乡

一座小城，一条河水，使萧红度过了整个童年。呼兰河是萧红爱恨交集的心灵所依，在这里，曾孕育了她诗一般爱情的梦，也给了她文学的滋养；她体味到了父亲和继母对她的虐待，同时也享受到了慈爱祖父的温暖。她的创作几乎都是她青少年时代的带着泥土味的记忆，象一幅幅多姿多彩的风俗画，她的心始终向往着一个美好的家园。在她的作品里，全部溶入了她童年那仅有的一点美好的记忆，她在《后花园》里，就是用自己的心来回忆那段时光：

后花园五月里就开花的，六月里就结果子，黄瓜、茄子、玉蜀黎、大芸豆、冬瓜、西瓜、西红柿，还有爬着蔓子的倭瓜。这倭瓜秧往往会爬到墙头上去，而后从墙头它出去了，出到院子外面去了。就向着大街，这倭瓜蔓上开了一朵大黄花。……②

也许是萧红总是囿于那个时代及家庭给她的不幸的命运，使她的作品里总是带有一丝淡淡的忧伤，但毕竟呼兰河的丰厚给了萧红的创作以无尽的源泉，让她至死都在魂牵梦萦着。无论是在《生死场》、《呼兰河传》，还是《小城三月》、《马伯乐》等等中，萧红都用她女性特有的细腻的笔，刻画出了那个古朴典雅的呼兰 1

河小城及小城中的形形色色的人物，富有浓烈的乡土气息，有很强的艺术感染力。在《呼兰河传》的开头，她是这样描述家乡的严冬的：

严冬一封了大地的时候，则大地满是裂着口。从南到北，从东到西，几尺长的，一丈长的，还有好几丈长的，它们毫无方向地，更随时随地，只要严冬一到，大地就裂开口了。„„卖豆腐的人清早起来沿着人家去叫卖，偶一不慎，就把盛豆腐的方木盘贴在地上拿不起来了，被冻在地上了。„„天再冷下去：水缸被冻裂了；井被冻住了；大风雪的夜里，竟会把人家的房子封住，睡了一夜，早晨起来，一推门，竟推不开门了。大地一到了这严寒的季节，一切都变了样，天空是灰色的，好象刮了大风之后，呈着一种混饨饨的气象，而且整天飞着清雪„„③

对于萧红的作品，鲁迅在《萧红作〈生死场〉序》中简明中肯地评价说“女性作者的细致观察和越轨的笔致，又增加了不少明丽和新鲜。”而萧红的艺术魅力恰恰就来自于呼兰河所给予她的灵气，同时也正是这条呼兰河让萧红的记忆中留存着永远的痛，当年她在绝望中出逃，也引出她一生感情生活的坎坷与磨难。对于萧红来说，童年祖父的启蒙，以及后来中学时期阅读的大量国内外进步文学作品，启发了她对社会人生的认识与思考，才使得她能够反抗包办婚姻而离家，去大胆地找寻自己的真爱，后遇萧军，她便认为找到了心灵的家园，那些系列的《春曲》可以为证——

那边清溪唱着，这边树叶绿了，姑娘啊！春天到了

„„④

有人说，女人把自已的性命全部交给一个男人，其实是一种自杀，可萧红却宁愿这样自杀，她永远都明白，自己是一个脆弱的女人，心灵似乎每时每刻都需要有男人的呵护，她说“我一生最大的痛苦和不幸却是因为我是女人”，心灵的脆弱都表现在了笔下的女性形象上，比如《生死场》中饱受磨难的老妇人王婆、命运凄惨的贫家少女金枝、腐烂惨死的美丽少妇月英，及《呼兰河传》里的被摧残致死的小团圆媳妇，这就是萧红对当时北方女性命运的释义，同时也让我们看到她对生为一个女人的抗争与无奈。

萧红的命运让我们联想到了《青春之歌》中的林道静，所不同的是，文学作品中的女主人公能够勇敢地走出个人情感的圈子，以果敢的胸襟去开创新生活，并找到了自己的心灵所依，然而文学作品毕竟与现实有太大的差距。萧红是那种总是希望把自己的感情依附到一个男人身上的女人，所以最终只能以悲剧来结束自己的故事，她心灵上的泥土之乡已不再属于她。

上海滩，我阳光灿烂的跋涉之旅

幼时长期的压抑与孤寂，造成了萧红敏感自卑的性格，也为她布下了终身忧郁、伤感的阴霾，因此萧红对家庭温馨和被人爱特别“怀着永久的憧憬和追求”。就在她被洪水围困生命无助之时，她抓住了一棵从天而降的“救命稻草”萧军，侠义的萧军以他那宽厚的臂膀成了萧红那时最可依赖的心灵之家。从此她便随萧军开始了新生活的跋涉。

来到上海后，这一时期一向被认为是萧红平生中最重要的时期，她的成名作

《生死场》就是在这里发表，也从此奠定了她成为小说家的地位，这一时期，萧红与一些进步作家的相识也是十分有意义的，更重要的是与鲁迅先生的相识，是萧红生命中最为阳光灿烂的日子，鲁迅先生曾对《生死场》给予了任何作家也未曾给过的好评：“力透纸背！”，也是鲁迅给予了她“改造民族灵魂”的影响，从她后来回忆鲁迅先生的几篇散文中，我们可以看出是她作品中最光辉的篇章，她在字里行间都流露出对鲁迅先生的深深的崇敬与感激，她细腻地描绘了鲁迅、许广平、海婴，甚至还细致地描绘了他们家的客厅、卧室的陈设，一草一木都加以刻画，可见鲁迅一家在萧红的心目中，曾引发她多少的崇敬和羡慕之情：

鲁迅先生家里的花瓶，好像画上所见的西洋女子用以取水的瓶子，灰蓝色，有点从瓷釉而自然堆起的纹痕，瓶口的两边，还有两个瓶耳，瓶里种的是几棵万年青。……

第一次走进鲁迅家里去，那是黄昏的时节，而且是个冬天，所以那楼下室稍微有一点暗，同时鲁迅先生的纸烟，当它离开嘴边而停在桌角的地方，那烟纹的创痕一直升腾到他有一些白丝的发梢那么高。而且再升腾就看不见了。

„„

我们在这边。只能写纪念鲁迅先生的文章，而谁去努力剪齐墓上的荒草？我们是越去越远了，但无论多么远，那荒草是总要记在心上的。⑤

在鲁迅的身边，萧红结识了茅盾、聂绀弩、叶紫、胡风等左翼作家，胡风曾赞誉萧红作品“这里面是真实的受难的中国农民，是真实的野生的奋起，”并把原名《麦场》改名为《生死场》。而这时，尽管有鲁迅夫妇等的关怀，但脆弱的萧红还是经受不起身边发生的那么多不正常的事件，“往日的爱人，为我遮蔽暴风雨。而今他变成暴风雨了！让我怎来抵抗？”她曾寄托全部身心的爱人萧军呵护她的同时也压抑着她，后来她只身去北京，又东渡日本半年，从她这时的很多诗文里及许广平的文章、鲁迅先生的日记中，我们也能看到她身心受伤所带来的疲惫。1936年鲁迅逝世，萧红悲痛不已，加之不久“卢沟桥事变”，萧红随萧军撤至武汉，此时结识了许多青年诗人、作家，也包括东北籍青年作家端木蕻良，面对国土沦丧、民族危亡，萧红暂时忘却了自身的忧郁，毅然参加了抗战的文艺队伍中，她挥笔写下了多篇以抗日为主题的作品，如《火线外二章：窗边、小生命和战士》、《失眠之夜》、《天空的点缀》等散文，还参加了胡风的《七月》杂志的编辑工作，及完成长篇小说《呼兰河传》的前两章。

本来，在上海滩鲁迅等进步人士对萧红的影响，应该使她以满腔的热情投入到时代的洪流之中，可偏偏多愁善感的萧红太容易受感情的伤害，与当时另一位女作家丁玲相比，萧红的女人味儿显得更浓，一身戎装的丁玲与穿着毛领大衣、高跟鞋的萧红站在一起，丁玲都感叹萧红居然鲜艳得像一朵花，而这朵花也太需要人用爱的雨露浇灌了。1938年初，已身怀有孕的萧红与萧军正式分手，但她的心灵又必须再有一个爱她的男人，于是端木蕻良就走进了她的生活，婚后不久，萧红的孩子在出生后即夭折，其后她又独自辗转于汉口、重庆、江津之间。此时的萧红更加怀念同鲁迅先生在一起的时光，《记我们的导师》、《记忆中的鲁迅先生》、《鲁迅先生生活散记》、《鲁迅先生生活忆略》等就是在那时创作的，可见上海滩的那段时光在萧红心中的位置。

只是，那段日子将成为永远的回忆了。

浅水湾，我香销玉陨的凄婉之地

1940年初，萧红随端木蕻良飞抵香港，开始了她生命中的最后的跋涉。她向往着光明的生活，而书生气十足的端木却不能给她，甚至许多应男主人出面的事也需萧红出面抵挡。这时她参加了许多社会活动，在纪念鲁迅先生六十诞辰的会上，她报告了鲁迅先生的生平事迹，还演出了她自己写的哑剧《民族魂》。

年底，萧红在无限寂寞和苦闷之中，写完了长篇小说《呼兰河传》，那凄美的意境和浓郁的乡土气息，正是萧红在最后的无助之时对养育她的呼兰河的渴求，此时的萧红已在她的多篇文章中都流露出了无尽的思乡之情，她多么渴望自己的灵魂能够回到呼兰河！在中篇小说《小城三月》中，萧红第一次美化了她曾深恶痛绝的家庭，那种怀念家乡的情调，流露得淋漓尽致，从前曾被她描写得冷酷无情的父亲和让她鄙视、惧怕、痛恨的凶狠阴险的继母、伯父等人，在这里，却都极富人情味儿了，这说明了当时的萧红的那种无所寄托的心绪。此时，她极度地思乡，在她的《失眠之夜》⑥里，她说——

为什么要这样失眠呢！烦燥，呕心，心跳，胆小并且想要哭泣。我想想，也许就是故乡的思虑吧。窗子外面的天空高远了，和白棉一样绵软的云彩低近了，吹来的风好像带着点草原的气味，这就是说已经是秋天了。在家乡那边，秋天最可爱。蓝天，蓝得有点发黑，白云就像银子做成的一样，就像白色大花朵似的缀在天上，就又像沉重得快要脱离开天空而坠了下来似的，而那天空就越显得高了，高得再没有那么高的。

她又说——

昨天，我到朋友们的地方去走了一遭，听来了好多的心愿——那许多心愿综合起来，又都是一个心愿——这回若真的打回满洲去，有的说，煮一锅高粱米粥喝，有的说，咱家那地豆多么大！说着就用手比量着，这么大，碗大，珍珠米，老的一煮就开了花的，一尺来长的，还有的说，高粱米粥，咸盐豆。还有的说，若真的打回满洲去，三天三夜不吃饭，打着大旗往家跑，跑到家去自然也免不了先吃高粱米粥或咸盐豆。

萧红只能在作品中，寄予自己无限的希望，她的心似乎又飞回到了魂牵梦萦的呼兰河畔，茅盾先生在序言中称“它是一篇叙事诗，一幅多彩的风景画，一串凄婉的歌谣。”而这首凄婉的歌谣正是萧红在《呼兰河传》⑦中唱给自己的：

人们认为，七月十五是个鬼节，死了的冤魂怨鬼，不得脱生，挣扎在地狱里非常痛苦，想脱生，阴间太黑又找不到路。这一天如果每一个鬼能托着一个河灯，便可以脱生。所以，人们认为放河灯是做善事，是虔诚地祈求人类无论生死都应幸福的美好愿望。

但此时，就算是把她曾渴求得到的所有的爱抚、温暖、尊重、安宁统统都给她，她那已经疲惫不堪的生命也享受不了了。萧红曾经这样可怜地说自己：我好像命定要一个人走路似的。她说女性的天空是低的，羽翼是稀薄的，但她一直顽强地试图飞翔，她曾飞遍了大江南北，却最终没能飞出死亡的阴霾；她曾那么执

着一生渴求一个美好的心灵之家，却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也没能如愿，她甚至几乎没有固定在一处居住超过两年。后人说“何人绘得萧红影，望断青天一缕霞„„”

香港的浅水湾，埋下了一个至死都心不甘的31岁的美丽灵魂，真的与蓝天碧水永处，而留下的那半部“红楼”就将成为千古绝唱了。

【参考文献】：

① 聂绀弩《在西安》1946年1月

②④⑥《萧红全集》哈尔滨出版社，1991年5月

③⑦ 萧红《呼兰河传》北方文艺出版社，1987年5月

⑤ 萧红《鲁迅先生记》，1938年

第三篇：萧红作品分析文档

论萧红作品的三个方面

摘要:从三个方面论述萧红作品的内涵性，一、时空界限的打破。

二、幽默因子的运用。

三、哀而不伤的美学风格

关键词：时空界限幽默因子哀而不伤萧红

萧红的一生短暂而多难，像一颗划过夜空画出美丽轨道之后迅速逝去的流星，虽曾有耀眼的瞬间但更多是艰辛与沧桑。她在女性感悟的基础上加上了一层对人性和社会的深刻理解。给生命的内涵提供了更加深邃和厚重的解读方式。以下从三个方面来解读萧红的作品。

时空界限的打破

内容上，萧红的作品具有丰富性、多重性、深刻性等特点，是可以独立存在的“自在体”：形式上，语言的诗化、抒情化、散文化等审美的特性，是可以独立成章的美文。这种独立性与时空界限的打破有着一定的联系，她的作品更注重空间性而非时间性。打乱时空界限的充分自由、自然、开放的结构形式。叙事的无拘无束自由自在决定了萧红小说结构形式的舒展，随意。一切都服从她的讲述，抒情，虚构的需要。传统小说结构中时间至关重要的因素，而19世纪尤其是20世纪的小说的创作则越来越重视空间因素在小说中的作用，有一种追求小说空间化效果的趋势，萧红有意识无意识的把空间因素放在了小说结构的首位，她的小说大部分都以空间作为结构的中心的。小说标题通常也用空间概念而少用时间概念。如《生死场》《牛车上》《桥》《北中国》《黄河》《莲花池》《山下》《旷野的呼喊》《呼兰河传》《小城三月》等都是如此，从这里可以看出，这种时空观和她重视生存状态，人生困境是紧密相连的。一般说来，人的存在是与一定的场景、环境、场面即空间密不可分的，小说家不太可能把空间因素排斥在小说之外，相反，如果想达到瞬间的轰动效应，那就必须与时效性结合起来。但是否能经得起时间的考验将是一个存疑，这也是一种悖论。往往越重视时间的具体性，具体化到一定程度，例如报告文学，通讯。一般来说，越经不起时间的考验。具体化的时间有准确性，真实性，严谨性的特点，但同时也有片面性，狭隘性，简单性的一面，要想表现经得起时间检验的效果，往往更注重加强空间表现力度，淡化时间概念，把时间的表现的不够充分，模糊，不具体。空间力度的加强给人一种立体感、厚重性。有利于表现色彩、意境、绘画、回荡的效果。对很多小说家来说，一般都更注重时间因素在结构中的作用，故事往往有一个从前往后的线性的因果发展链条。而萧红的小说结构中你是找不到这种时间链条的，时间已被打断，切隔成不同片段与不同的场面融合在一起。你很难分清哪是时间，哪是空间，哪是过去，哪是现在，时间的不确定性，给她的小说创作带来了超越时空界限的高度概括性和所传达的人生思索的普遍性和永恒性。

幽默因子的运用

萧红的小说一方面有沉郁，厚重之感，这是因为内容的沉重性，对生与死的哲学思考。对死亡的描述。对精神家园的追求，对国民性的探讨，对人生悲凉的体验，生命意识的体验。这些都是厚重有深度的命题。还有三个层面的悲剧性：

一、生命的悲剧感；

二、女性的悲剧感；

三、寻找家园的悲剧感。这些悲剧感也是沉重的。都是一些“忙着生忙这死”的命题。但另一方面在沉重的背后总是让读者感觉到一丝希望，一丝温暖，与《骆驼祥子》和《寒夜》相比没有那么沉重和窒息。而这种希望，这种温暖和幽默因子的运用有着一定的联系。幽默是一种智慧的体现，乐观的心态，具有温暖，关怀希望的效果。抒情、写实、是萧红的主要特点，同时也加入了反讽，幽默等调剂品。萧红的幽默是丰富多样的，有语言的幽默，诙谐的幽默，悲悯的幽默，讽刺的幽默，夸张的幽默，黑色的幽默，儿童式的幽默，女性化的幽默，女性灵气的幽默。使萧红的作品有了一种关怀，体贴，圆润。成熟。

萧红的幽默有穿插性、自然性、散点式的特点。例如，《呼兰河传》那给呼兰人民带

来无数灾难的大泥坑，萧红总结了它的两条“福利”：“第一条，常常抬车抬马，淹鸡淹鸭，闹得非常热闹，可使居民说长道短，得以消遣。第二条就是这猪肉的问题了，若没有这泥坑子，可怎么吃瘟猪肉呢?吃是可以吃的，但是可怎么说法呢?真正说是吃的瘟猪肉，岂不是太不讲卫 生了吗?有这泥坑子可就好办，可以使瘟猪变成淹猪，居民们买起肉来，第一经济，第二也不算什么不卫生。例如，《呼兰河传》在结构上，它无异于一出散点式的喜剧：贫瘠、闭塞的呼兰城，是喜剧上演的舞台；严寒的气候、荒凉的氛围、卑琐的生活，是喜剧发生的背景；大泥坑、十字街、扎彩铺是喜剧排演的道具；四大精神盛举及给小团圆 媳妇治病，是喜剧最抢眼的情节；老祖父、有二伯、小团圆媳妇、冯歪嘴子是喜剧的主要人物；王寡妇、周三奶奶、小团圆媳妇的婆婆、云游真人等是喜剧的一般人物；女童 “我”则可理解为“导演”和“画外音”。在内容上，它又酷似一出生活喜剧。作家凭着敏锐的艺术触角，在司空见惯的生活中发现和开掘着喜剧因素，将其升华成具有喜剧情趣的戏剧。在萧红的笔下，做小买卖的、开店铺的、扛活做月的，这些受苦人都在苦 中作乐，有着不可小觑的喜剧基因：保媒拉纤、婚丧嫁娶、孩娘满月，这些日常生活中 的大事小情，也都蕴涵着引人入胜的喜剧趣味。

幽默性表现在视角的灵活多变。儿童视角与成人视角的转化。儿童视角是天真的，幽

默的。成人视角是沉重的深厚的；男性视角与女性视角的转化，萧红的作品中有一种可贵之处，有粗放，宽广，大方，豪放的男性视角，这可能与她的性格有关系，与她的流浪气质，北方的环境，尤其是哈尔滨的冬天的寒冷等因素有一定的联系。往往使得萧红用一种类似男性的视角看问题。同时，萧红也有女性的细腻、敏感、善良。男性的视角是厚重的、深沉的。女性的视角是灵性的、幽默的。儿童的视角，女性的视角，男性的视角，多角度转换，幽默成为她小说的调剂品。让人感到一丝温馨、关怀、温暖、希望，善良、光明。

鲁迅对萧红幽默艺术性有着一定的影响。鲁迅的思想一点一滴的影响着萧红，而萧红

对于鲁迅的小说以及鲁迅的创作思想的理解又是十分独特和精辟的。萧红中学就读过《呐喊》与《彷徨》。鲁迅的语言本身就具有一种幽默性，这种幽默性对萧红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在作品《马伯乐》中的表现是突出的。《马伯乐》是对鲁迅探讨国民性的继续与延伸，同时也是对鲁迅的幽默性的继续与延伸。

鲁迅讽刺幽默是一种思想结果，来自一种敏锐的思考，对本质问题的深刻揭示，来自

于思想的深刻性，来自一种逻辑的思辩的色彩。以及鲁迅刻画人物的特别，擅长人物的典型性、类型化的刻画，以至达到特殊的讽刺幽默效果。

萧红的幽默，儿童的幽默，女性的幽默，东北语言的幽默，情感式的幽默。体现的女

性的善良与不忍。内心情感的流露。作品中显示的讽刺幽默是比较温和的，即使是挖苦人，也不那么锐利，那么尖刻。

人生中充满了苦难和悲凉但生命不是虚无，不是没有意义，总有一些美好的东西值得

我们去追求、珍视、奋斗。幽默体现的是一种豁达的人生态度，对痛苦的解构，对人生追求的韧性与不屈，“朝闻道，夕死可矣”的人生境界。“幽默是放纵的心灵与心灵的放纵”。幽默是人类智慧的火花。

哀而不伤的美学风格

萧红经历的人生痛苦本身就是一部伟大的小说。萧红的作品更有真情实感，更厚重，对人生和生命体会更深，在现实中去感悟自身，感悟生命。这样的作品也更容易打动读者，更能与读者产生共鸣。能经得起时间的考验。但怎样才是真实是一个有深度的课题。萧红

在这方面的贡献是突出的，既表现感情又不宣泄感情。

爱伦、坡曾说，没有一个作家真的敢把自己的思想和情感全部写出来，因为这会把她笔下的纸点燃。他的意思就是说，即便是最坦诚的作家，仍会压抑自己本性中的某些不道德的、不正经的、颓废的、病态的和残忍的无意识成分。对于作家来说，豪无顾忌地唤醒读者内心原始的野蛮情绪，显然不是明智之举，因为这些情绪虽然从未在人心中完全清楚，但却是社会文化不允许公开发泄的，只有在犯罪的坦白中，性错乱者对医生的自述，或者在战时暴行记录中，我们才可能直接看到这种“返祖”现象的当代例证。当让，有此心理变态的作家也会不顾一切地暴露自己的灵魂，从而用那些病态的、不道德的东西来满足心理同样不健康的读者。没有保留、毫无顾忌。但萧红没有这样做，萧红使自己的感情有收有放，收放自如，能够做到怎样把心中的情感加工成艺术作品。这一点也是萧红与一些女作家不同之处。萧红虽然经历了太多的人生痛苦，“半生尽遭白眼冷遇”，但在作品中没有宣泄自我。而有一种不道德或者是相当不道德的文学作品。它们不仅赤裸裸的表现出作家本人的原始情感和野蛮本性，而且还破坏文明法则，践踏了我们应有的人的尊严。也可能，某个作家是想通过文学创作来自我发泄，以此变相地缓和一下自己的性饥渴，凡此种种，他们所发泄的尽管都是本能的欲望，但他们发泄方式却是“返祖”的。而萧红是那种把丰富感情隐藏在作品之中，而不作直接宣泄的作家。她的作品没有大喜大悲，没有做作滥情，但感情却无处不在，她的感情是纯净的、真挚的、感人的，体现着引人向善求真求美的理想，同时这些感情又是深刻的，是她们洞察了人生的无奈、忧愁与悲哀之后的一种彻悟和一种心灵的期望，因此她的那种纯净的引人向上善的情感才不显得轻飘虚浮，而有了一种沉甸上的深沉与厚重，如萧红的《呼兰河传》《桥》《牛车上》《小城三月》《北中国》《后花园》等作品都是如此，作品所体现的情感内涵有不同，有的眷恋，有的悲哀，有的凄凉，有的寂寞，有的忧伤，但那感情都不是很强烈的激情式的宣泄，而是淡淡的，悠悠的，轻轻的。像润物细无声的绵绵细雨，点点滴滴都浸润到人们的心底，任感情的小河自由的流淌使读者在不知不觉中被打动被感染了。文学艺术说到底是依靠情感来打动人的。所谓的零度写作是不存在的，如果有，那也不能算是文学，充其量只是一些没有生命的文字符号而已。文学就是作家有意识地把自己体验到的情感转达给别人，让别人也能被这些感情所打动所感染的语言艺术。萧红没有把写作变成一种宣泄式的文学，歇斯里底式的闹剧。萧红的一生命运极为悲苦，英年早逝，一直处在极端的苦难和坎坷之中。没有将视觉滞留在这种不幸的诠释中，没有在作品中沉溺于个人情感和经历，更没有随意放纵和宣泄自我，她创作开始便严隔地回避了冷她吃尽苦头的爱情婚姻题材，执着，勤奋，锲而不舍，孜孜以求追求人生和艺术的真谛。不但对生命的意义有更深刻的认识而且对艺术也有更深刻的领悟，什么是真正的美的艺术，是萧红生命追求的一个母题。但没有把生活和艺术完全等同，文学不是人生，生活也不是文学在这一点上，萧红始终保持着清醒的认识。

小结

萧红作品的深刻性是很多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有很多偶然的因素也有很多必然的因素，而不是某一个简单的原因直接作用的结果。其中有很多复杂和丰富的原因需要去探求。笔者的批评有很多片面和不足的地方，对萧红的研究过程中，睡梦里总是出现一个幻觉和她的那句话：在哈尔滨冰天雪地的冬夜里，一个衣衫褴褛，挺着肚子的人流浪在大街上，无数人用异样的眼光看着她。“我将与蓝天碧水永处，留得那半部《红楼》给别人写了。半生尽遭白眼冷遇……身先死，不甘，不甘。”

第四篇：萧红生平简介及作品讲解

萧红（1911年6月2日-1942年1月22日），原名张迺莹，出生于黑龙江省哈尔滨市呼兰区，毕业于女师大附中，著有《中国文艺工作者宣言》，代表作为《生死场》《呼兰河传》等。萧红是中国近现代女作家，“民国四大才女”之一，被誉为“30年代文学洛神”。1935年，在鲁迅的支持下，发表了成名作《生死场》。1940年与端木蕻良同抵香港，之后发表了中篇小说《马伯乐》和著名长篇小说《呼兰河传》。1942年1月22日，萧红因肺结核和恶性气管扩张去世于香港。

人物生平

求学经历

1927年秋季，萧红考入哈尔滨市东省特别区区立第一女子中学（现为哈尔滨市萧红中学）。现为哈尔滨市萧红中学。

在“东特女一中”，萧红除喜欢绘画外，还广泛阅读中外文学作品，校刊上发表过她署名悄吟的抒情诗。1927年冬，哈尔滨学生联合会组织反对日本在东北修筑铁路的游行，学生们情绪高昂，纷纷请愿。萧红在这一抗日爱国运动中表现得坚定勇敢，一直站在斗争的最前面。

1929年祖父去世，萧红十分悲痛，因为祖父是她最亲的人。祖父去世后，她对家庭已没有感情和留恋。

1930年秋，萧红初中毕业。她不顾家庭反对，在表哥陆舜振的帮助下到北平，进入女师附中读书。因为没有家庭的支持，不久生活陷入困顿中。

颠沛流离

1930年，为了反对包办婚姻，萧红逃离家庭，与中学同学同居怀孕后被弃，困于旅馆。困窘间萧红向报社投稿，并因此结识报社的萧军，萧红从此走上写作之路，两人一同完成散文集《商市街》。

1931年1月，萧红寒假中离开北平返回呼兰，被软禁在家中。同年2月底，萧红再次去北平，不久未婚夫汪恩甲追到北平，到3月中旬，萧红与未婚夫一起离开北平回哈尔滨。此时，汪恩甲的哥哥汪大澄不满萧红去北平读书，代弟弟解除了与萧红的婚约，引发萧红的不满，萧红到法院状告汪大澄。庭审中，汪恩甲顾及哥哥的声誉，违心承认解除婚约是自己的主张，与哥哥无关。萧红输掉了官司，回到呼兰，后随家搬到阿城县（现哈尔滨市道外区民主乡）福昌号屯，被迫与外界隔绝。

1931年10月，萧红从福昌号屯经阿城逃到哈尔滨。一个月后，在走投无路、万般无奈的情况下，与汪恩甲一起到道外十六道街东兴顺旅馆同居。半年后，萧红怀孕，临产期近，由于汪恩甲没有足够的钱（欠下的钱相当于5万）交给旅馆，弃萧红而去。萧红困居旅馆，处境艰难，只好写信向哈尔滨《国际协报》副刊编辑裴馨园求助，裴馨园与孟希、舒群等文学青年先后到旅馆看望萧红，裴馨园多次派萧军到旅馆给萧红送书刊，两人日久生情，互相爱慕。

1932年8月7日夜，松花江决堤，洪水泛滥市区，由于萧红欠旅馆的钱太多，旅馆仍然不让萧红离开。萧军趁夜租了一条小船，用绳子把萧红救下来，萧红得以摆脱困境，到裴馨园家暂住。不久她住进医院分娩，孩子生下后因无力抚养而送人，后夭折。出院后，萧红与萧军住进道里新城大街（今道里尚志大街）的欧罗巴旅馆，开始共同生活。因没有固定收入，二人仅靠萧军当家庭教师和借债勉强度日，生活非常困苦。

创作之路

1932年11月，萧红、萧军从欧罗巴旅馆搬到道里商市街25号（今道里区红霞街25号），有了自己的家。在上海，萧红、萧军经常到鲁迅家做客，向鲁迅请教。鲁迅在梁园豫菜馆请客，特意将萧红、萧军介绍给茅盾、聂绀弩、叶紫、胡风等左翼作家。这些人后来都成为萧红的好朋友，对她的创作和生活产生一定的影响。不久，叶紫、萧红、萧军在鲁迅的支持下结成“奴隶社”，并出版了“奴隶丛书”，萧红由此取得了在现代文学史上的地位。鲁迅和许广平不但在创作上指点他们，还十分关心他们的生活，像亲人一般照顾他们，使这两个异地青年在上海感受到家庭的温暖。

1933年3月，萧红参加了中共党员金剑啸组织的赈灾画展，展出她的两幅粉笔画。

1933年10月，萧红与萧军合著的小说散文集《跋涉》，在中共党员舒群等人的帮助下，自费在哈尔滨出版。萧红署名悄吟，萧军署名三郎。《跋涉》的出版，在东北引起了很大轰动，受到读者的广泛好评，也为萧红继续从事文学创作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短暂幸福

1934年6月，因《跋涉》中大部分作品揭露了日伪统治下社会的黑暗，歌颂了人民的觉醒、抗争，带有鲜明的现实主义进步色彩，引起特务机关怀疑，为躲避迫害，萧红、萧军在中共地下党组织的帮助下，于逃离哈尔滨，经大连乘船到达青岛。1934年，端午节前一天，舒群夫妇在大港码头接了二萧，一起住在观象一路一号。萧军在《青岛晨报》任主编，萧红集中精力，勤奋写作，不久完成著名中篇小说《生死场》。此间，他们与上海的鲁迅先生取得联系，并得到鲁迅的指导与鼓励，中国左翼文学一下子多了两个实力作家。

在观象一路1号居住的日子，二萧徜徉在青山碧海之间，生活虽不足一年，但这是萧红成年之后最幸福的时光。

而二萧在青岛的日子也是贫困的，作家秋石曾提到，萧红在青岛时经常咳嗽。一位名叫苏菲的女学生常来他们家玩，建议萧红买杏仁露止咳，萧红说“报馆发下钱来就去买点”。但她始终没去买，也舍不得买。此时萧军为二人的生计，也在编辑工作之余，替别人跑腿出苦力。

萧红积极参加社会活动，与萧军、白朗、舒群等人在抗日演出团体“星星剧团”中担任演员，以实际行动支持抗日，由于引起敌伪特务机关注意，剧团于公演前解散。

1936年6月15日，萧红作为最初发起人之一，与鲁迅、茅盾、巴金、以群等六十七位作家联合签名发表《中国文艺工作者宣言》，反对内战，号召爱国文艺工作者，发挥进步作用，创作优秀作品，积极行动起来，为祖国解放，民族独立而斗争。

情感破裂

正当萧红、萧军在上海的生活逐渐安定下来，进行文学创作比较顺利的时候，二人在感情上却出现了裂痕。这是诸多因素造成的，包括萧军对待感情的态度，还有他的大男子主义，虽然他认为萧红有一定才华，但比不上自己，算是自己的附属、陪衬。当越来越多人认为萧红才华在萧军之上时，二人的矛盾就变得尖锐。两人的感情纠葛给萧红在精神上造成了很大的痛苦与烦恼，使她情绪低落，直接影响了写作。

1936年7月16日，为了求得解脱、缓解矛盾，萧红决定用暂时的离别来弥补裂痕，只身东渡日本。

1936年10月19日，鲁迅先生在上海逝世。噩耗传到日本，萧红悲痛不已，她给萧军写了一封信，在信中寄托了对导师的深切怀念。

1937年1月，萧红从日本回国，到上海后便去万国公墓拜谒鲁迅先生的墓，表达哀思；3月，她写下《拜墓诗——为鲁迅先生》，发表在4月23日的《文艺》上。4月，萧红至北平，与老友李洁吾、舒群见面。在北平没住多久，萧红回到上海，和萧军的关系有所好转，还参加了萧军编的《鲁迅先生纪念集》的资料收集工作。

民族危亡

1937年7月7日，爆发了震惊世界的“卢沟桥事变”。8月13日，日军大举进攻上海。在上海抗战期间，萧红、萧军不顾危险，积极热心地帮助日本进步作家鹿地亘夫妇躲过特务机关搜捕，保护他们安全转移，脱离险境。9月28日，萧红、萧军与上海的一些文化人撤往武汉。在武汉，他们结识著名青年诗人蒋锡金，住进他在武昌水陆前街小金龙巷25号的寓所。不久，东北籍青年作家端木蕻良也搬来与他们同住。萧红、萧军与从东北各地流亡到武汉的舒群、白朗、罗峰、孔罗荪等青年作家积极投身于抗战文艺活动，并在武汉形成一个很有影响的东北作家群。

面对国土沦丧，民族危亡，萧红创作热情高涨，毅然加入抗战的文艺队伍中，挥笔写下多篇以抗日为主题的作品，《天空的点缀》《失眠之夜》《在东京》《火线外二章：窗边、小生命和战士》等散文的发表，对宣传推动人民抗战起到积极作用。

文化活动

1938年1月，萧红、萧军和聂绀弩、艾青、田间、端木蕻良等人应民族大学副校长李公朴之邀，离开武汉到山西临汾民族大学任教，萧红、萧军、端木蕻良在校担任文艺指导员；2月，临汾形势紧张，“民大”要撤到乡宁，萧红、端木蕻良随丁玲率领的西北战地服务团来到西安，萧军先是留下，后经延安也来到西安；4月，萧红与端木蕻良一起回到武汉，5月，两人在武汉结婚。

1938年底，萧红在江津白朗家生下一子，孩子出生不久即夭亡。

1939年1月，萧红又回到重庆。此间，她应邀写下一些纪念鲁迅先生的文章，主要有《记我们的导师》、《记忆中的鲁迅先生》、《鲁迅先生生活散记》、《鲁迅先生生活忆略》等。

1939年冬，萧红和端木蕻良搬到黄桷树镇上名秉庄，住在靳以楼下。

1940年1月底，萧红随端木蕻良离开重庆，飞抵香港，住在九龙尖沙嘴乐道8号；2月5日，“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香港分会”在大东酒店举行欢迎会，欢迎他们的到来；3月，萧红参加香港女校纪念三八劳军筹备委员会在坚道养中女子中学举行的座谈会；8月3日，香港文协、青年记者协会香港分会、华人政府文员协会等文艺团体联合在加路连山的孔圣堂召开纪念会，纪念鲁迅先生六十岁诞辰，萧红在会上负责报告鲁迅先生生平事项，纪念会上还演出了萧红到港后写的哑剧《民族魂》。

因病身亡

1941年4月，美国进步作家史沫特莱回国途经香港，特意到九龙看望病中的萧红。

后来萧红听从史沫特莱的建议到玛丽医院做全面检查，才发现患有肺结核。同年10月份住院打空气针治疗，因受医院冷遇，11月底萧红返回九龙家中养病。

1941年12月8日，太平洋战争爆发，九龙陷于炮火中。当天，柳亚子先生应萧红之约，到九龙乐道萧红住处去探望她。次日，端木蕻良和青年作家骆宾基护送萧红从九龙转移到香港，住进思豪酒店。

1942年1月12日，日军占领香港。萧红病情加重，被送进香港跑马地养和医院，因庸医误诊而错动喉管，手术致使萧红不能饮食，身体衰弱；1月15日，端木蕻良和骆宾基将萧红转入玛丽医院，第二天，萧红精神渐复，她在纸上写下“我将与蓝天碧水永处，留下那半部《红楼》给别人写了”，“半生尽遭白眼冷遇，身先死，不甘，不甘。”1月21日，玛丽医院由日军接管，萧红又被送进红十字会在圣提士反设立的临时医院。

1942年1月22日，萧红与世长辞，在战火纷飞中，寂寞地离开了人间，享年31岁。1月24日，萧红遗体在跑马地背后日本火葬场火化后，葬于浅水湾。

萧红的作品

诗歌：《可纪念的枫叶》、《静》、《偶然想起》、《栽花》、《春曲》（六首）、《幻觉》、《八月天》等

散文集：《萧红散文》、《商市街》、《桥》、《跋涉》

短篇小说：《哑老人》、《两个青蛙》、《腿上的绷带》、《红的果园》、《两朋友》、《黄河》、《汾河的圆月》等

散文：《弃儿》、《女子装饰的心理》、《镀金的学说》、《感情的碎片》、《天空的点缀》、《小生命和战士》等

鲁迅与萧红

萧红在民国女作家里，长得不漂亮，文采也不见得最好，却在史上留下一笔，这与鲁迅的直接帮助是分不开的。

鲁迅与萧红是师生关系，有人却反对，说鲁迅暗恋萧红。理由是，如果不是暗恋，何以那般推荐萧红的作品，还毫不吝啬地赞美萧红，称她“是当今中国最有前途的女作家。”

我对鲁迅的理解是，他对萧红仅止于喜欢，但还未至于暗恋。在情感上，鲁迅基本上不追女人，原配太太是包办，他不喜欢，一辈子都对她很冷淡。许广平成为鲁迅的夫人，也很费了些周折。两人都同居了，鲁迅对外界还避嫌着他们的关系，称许广平是他的助手，如果朋友在他家撞见许广平，他就对人说，许广平是来帮他抄稿子的。出去旅游，非要三人房，让友人陪睡。仿佛这样才能表示他们的清白。对于萧红，鲁迅有必要暗恋吗？

但可以说，如果没有鲁迅帮助，就没有萧红的成名。

鲁迅起先也很怠慢萧红。萧红不美，那时也还看不出什么才华，很普通的一个女人，但是性格特别好。在与鲁迅通信不久，她就对鲁迅发出了抗议书，不许鲁迅在信里称呼她为女士。这种近于孩子撒娇的抗议改变了两人之间拘谨的关系。鲁迅在回信里也开起玩笑：“悄女士在提出抗议，但叫我怎么写呢？悄婶子，悄姊姊，悄妹妹，悄侄女——都并不好，所以我想，还是夫人太太，或是女士先生罢。”

在婚后，许广平不但成了鲁迅事业上的助理，也是他生活上不可缺的伴侣。但显然，他们之间缺失了一些情调。许广平对鲁迅好得无可挑剔，但琐碎的生活让许广平不能分身，只是鲁迅的精神需求却不能因此停止。鲁迅不说，但愈是不说，心内愈压抑。除了把心内的火山用文字宣泄之外，在生活里，他也是需要有红颜知己的。萧红的闯入，无疑给鲁迅幽闭的心打开一扇窗户。

萧红年轻单纯，又已婚。这样，鲁迅与其交往没有负担，也不用担心别人说闲话。

萧红仰慕鲁迅，她对鲁迅的感情远远要大于鲁迅对她的感情。萧红是鲁迅家的常客，她能深夜12时还在鲁迅家聊天；能在鲁迅家与许广平一起包饺子。她对鲁迅的私人生活极为稔熟，她写的关于鲁迅先生的回忆文字都洋洋万言。萧红仗着自己比鲁迅小，在他面前，常会流露出小女人的娇纵。鲁迅也是高兴见到萧红的。有时也把她送到大门外，怕她不认得路，就把附近的标志和门牌号指给她。

鲁迅和萧红是啥关系？说鲁迅对萧红没有一点感情，也不大可能。但这是什么样的感情呢？应该是纵容孩子般的感情，不掺杂任何欲望的。保持一定距离，心灵又相互抵达。

萧红萧军

萧红被她的第一个男的骗了后，大着肚子在旅馆，因为没有钱付房钱，所以困苦不堪。萧军也是当时的作家，他们两人相遇后，萧军将她救出了旅馆，正巧那时候旅馆淹水了。后来萧红生了一个女儿，送给别人抚养了。她和萧军就这样生活在了一起，后来因为矛盾和生活上的一些事情，两个人就分手了，在分手后，萧红十分的痛苦，当时的萧红也怀了萧军的孩子，不过萧军不知道。那个孩子后来流产了。

萧红的故事

一半骨灰

1942年1月22日，萧红病殁香港法国医院，遵照她的遗愿：身后要能看到大海。在萧红去世后的第四天，端木先生带着笔、墨和装有萧红骨灰的一只花瓶来到浅水湾的一个山坡上，这里上边是丽都饭店，下边是游泳场，他把骨灰瓶深葬之后，亲笔题写了“萧红之墓”的木牌立于坟前。

端木先生在安葬萧红时，即嗅到了沿途一路上的血腥味。他担心此处墓地不能长久保全，因此特意留下了另一半骨灰放在另一只同样的花瓶里，秘密地埋葬在圣士提反女校土崖的一棵树下。法国医院当时就设在这所教会女校内，萧红正故世在这里。

1957年8月萧红在香港浅水湾的骨灰被迁回广州银河公墓安葬。当时内地反右，端木先生正在接受审查，行动不自由，竟无法亲自去广州迎回萧红的骨灰，只能写了一篇纪念文章以示心迹。这篇题为《纪念萧红，向党致敬！》的文章，发表在1957年8月16日的《广州日报》上，第一次告诉读者，萧红出生于五月初五端午节，被认为不吉利而说成是阴历初八生日。逝世于1942年1月22日上午10点，而不是被人误传的11点。

至于萧红尚有另一半骨灰留在香港的事，端木先生只对好友、广东著名作家秦牧先生讲过，文革后，端木先生几次托香港的朋友到圣士提反女校后山去找寻萧红另一半骨灰埋葬地，但是时间久远，山上树木茂密，根本无法辨认。因身体原因，端木先生委托香港大学教授小思女士等去女校找寻，小思来信，说后山前几年已被校方翻耕修整过，没有什么发现，端木先生非常担心，认为增加了寻找的难度。

1995年3月，苏珊娜·浩女士邮寄来包括香港圣士提反女校上个世纪40年代的地形平面图复制件，希望端木先生能指认出当年埋葬萧红部分骨灰的确切地点。但时间久远，复制件模糊不清，又是平面图，不好辨认，端木先生忧郁地说：“看来我去了也未必能找到了，萧红的那一半要永远地留在香港了。1996年10月5日，端木先生在北京去世，身前留下遗愿，把他的部分骨灰撒到香港圣士提反女校后山、萧红另一半骨灰的埋葬地。1997年5月他的夫人钟耀群女士来到香港，实现了他的愿望。

三个男人

关于萧红的影视剧中，常常有“萧红和三个男人的故事”之类说法。

1937年，端木蕻良到青岛，写了散文《青岛之夜》，问起萧红时，端木未多言，对萧军更是一字不提。1950年，骆宾基到青岛做讲座，称在上世纪30年代的女作家要数萧红最好。

1979年，鲁海首次给萧军写信，后来又寄去一张观象一路1号的照片。随即收到了萧军的回信，信中附诗《题青岛观象一路1号故居》：近蒙鲁海同志赠以青岛观象一路1号，前所故居小楼照片，感成二律以志。其中第二首正文为：“生离死别两浮沉，玉结冰壶一寸心。缘聚缘分原自幻，花开花谢罔怆神。珠残镜破应难卜，雨走云行取次分。尽有伯牙琴韵在，高山流水哪堪闻。”其中隐隐有萧红的影子。1986年夏天，萧军重来青岛，被问及当年与萧红相处时，他提及“那时确实脾气不好，常对萧红发火”，并亲口承认“打过萧红”。

相逢不识

因为特殊的年代，造成了很多人生的错乱。当年舒群被捕后便和妻子倪青华失去联系，到 1980年仍苦思“青华而今安在”，萧军也在寻找倪青华。而实际上，倪青华一直健在，曾任郑州某学校干部，但因为姓名变迁，舒群当年的名字是李书堂，萧军的名字是刘均，倪青华根本想不到两个名满天下的作家，竟是自己的故人。至于孙乐文，黄宗江等人一直认为他在抗战中牺牲，实际上，孙乐文在解放后曾任抚顺市秘书长。而那一时期，萧军也在抚顺，二人在同一城市，竟互不知晓，着实可叹。

萧红故居

萧红故居，坐落在呼兰县城南二道街204号，始建于1908年。萧红故居占地面积3500平方米，萧红故居是中国三十年代著名女作家萧红的出生地，现辟为萧红纪念馆，1986年定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故居为清末传统八旗式住宅，青砖青瓦，土木建造，修复后的萧红故居青砖院墙，院门面东而开，正门门楣上悬“萧红故居”横匾，乃陈雷题写，院内五间正房，东西间陈列萧红祖母用过的部分物品；西两间屋展出萧红生前照片、中外名人留景、题词、信函，迎门堂屋摆放着萧红故居原貌沙盘，院内有一座2米高汉白玉的萧红塑像，后花园西侧有碾房一座。

在迎门堂屋中间摆设着“萧红故居”原始的砂盘模型。西屋两间做了展室，墙上悬挂着萧红生前的照片和中外名人参观萧红故居的留影三十多幅。还悬挂有美国研究萧红的学者葛治文先生、日本前野淑子女士以及著名瑞士女作家赵淑侠女士，加拿大女作家陈若曦女士的题词；有国内著名作家萧军、端木蕻良、舒群、罗烽、白朗、方冰、方未艾，著名书法家廖敬文等人怀念萧红的题词与诗作。在展览的书柜中陈列着萧红的著作、传记小说、“张家的族谱”、研究萧红的论文集；北京“吟红社”搜集著名的艺术家、作家、诗人赠给萧红故乡的名著，瑞士女作家赵淑侠的赠书和老诗人柳亚子寻找萧红墓的拜墓词以及中国驻巴基斯坦大使馆参赞邱明伦等人的信函。展柜中还有以尤里？苏罗夫采夫为团长的苏联作家代表团赠给萧红故居的纪念章和一些作家的代表作品。院内有一座2米高汉白玉的萧红塑像，后花园西侧有碾房一座。

“萧红故居”只剩3000平方米，是原面积的五分之二，但它却以古朴典雅的新貌和不断充实的“纪念萧红的展览”赢得了来访者的普遍赞誉。从1986年端午节开放以来，萧红故居已接待了上万名中外游人，仅国际友人就有15个国家的游人来访。这里已成为北国进行文化交流的文明窗口、国内外专家学者和广大文学爱好者旅游的文化圣地。历史评价

林贤治：“萧红确实是一个不折不扣的理想主义者。”

林贤治：“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萧红是继鲁迅之后的一位伟大的平民作家。她的《呼兰河传》和《生死场》，为中国大地立传，其深厚的悲剧内容，以及富于天才创造的自由的诗性风格，我以为是唯一的。”

夏志清：“夏志清在《中国现代小说史》中评论萧红的作品，是“最不可宽恕的疏忽”；夏志清认为“《呼兰河传》的长处在于它的高度的真实感。”并给予《呼兰河传》很高的评价，称她为二十世纪中国最优秀的作家之一。”

张耀杰：“萧红有文学才华但做人不及格”

马勇：“萧红悲剧源于“五四”鼓励下的出走”

王东成：“对萧红人性的不洁和过错要作同情的理解”

茅盾说：“《呼兰河传》不像是一部严格意义的小说，而在于它这不像之外，还有别的东西，一写小说更为诱人的东西，它是一篇叙事诗，一幅多彩的风土画，一串凄婉的歌谣。”

第五篇：读萧红作品有感

浅论其中的悲剧意识和悲悯情怀

摘要：萧红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一位特别的女作家，她的一生颠沛流离、短促悲凉。萧红小说的创作正是她的悲剧人生的真实写照。她以自己充满悲剧的人生经历和生命体验，以先觉者的姿态观照她所熟悉的乡土社会的生存状态和生存境遇，揭露和批判人性的弱点，抒写着女性的悲剧、人的悲剧以及人类生命存在的悲剧。萧红经历的生命是短暂悲凉的，但她的作品是具有战斗力的，弥漫着深沉的悲剧意识和强烈的悲悯情怀。

关键词：童年；颠沛流离；悲剧意识；悲悯情怀

萧红，她肉体的生命仅有三十一载，但她以炽热的生命之火，熔铸出了诸多生动清丽、富有生命力和民族精神的文字。她精神的生命是永无止境的，在人生的轮回流转中绽放着耀眼夺目的光芒。她将自身不幸的生活经历，或是广大劳苦人民的痛苦生活状态以现实主义的笔触书写出庞大的里程碑式的作品——《生死场》、《呼兰河传》、《小城三月》等等。她的一生虽是悲惨短暂的，但她作品中折射出来的悲剧意识和悲悯情怀却一直存在。她和她的作品将永远留在人们心中，被人们研究与感怀。

一、寂寞无趣的童年

萧红(1911—1942)，黑龙江呼兰河县人。原名张迺莹，笔名悄吟、田娣。中国现代著名女作家。1930年因反抗旧家庭的迫害离家出走。1933年开始从事文学创作。1934年与萧军赴上海，结识鲁迅。后来去日本养病。七七事变后回国参加抗战，先后到过武汉、西安、重庆等地。1940年与端木蕻良同去香港，在贫病交迫中坚持文学创作。1942年1月22日在香港病逝。代表作有《呼兰河传》、《生死场》、《马伯乐》、《小城三月》等。

人们常说，童年是人生的乐园，但萧红的童年却是不幸的，她经受了太多的痛苦和折磨。虽说出生在一个地主家庭里，生活应该算是富裕充足的，但是在一个重男轻女的社会里，萧红的出生使全家都感到失望，除了祖父。不论是她的祖母、父亲、生母或是继母，都不喜欢她。据说萧红刚出生的时候，哭声很大，接生婆老石太太把她从水盆中拎出来说：“这丫头蛋子，真厉害，大了准是个茬儿。”亲友们都说她这种倔强性格是天生的。对于父亲，萧红是这样形容的：“父亲常常为着贪婪而失掉了人性。他对待仆人，对待自己的儿女，以及对待我的祖父都是同样的吝啬而疏远，甚至于无情。”她的生母对她严格苛刻，继母更是缺少慈爱，萧红回忆到：“这个母亲很客气，不打我，就是骂，也是指着桌子或椅子来骂我。客气是越客气了，但是冷淡了，疏远了，生人一样。”但是另有资料显示：如果说生母对小萧

那么继母对小萧红则是用尽了心机来损害与虐待，这给萧红的身心带来了更大的摧残。不管哪个更能偏信一些，我们都能可想而知，萧红是在阴冷、薄情的家族中长大起来的，在孤独与无助中挣扎过来的。

在这个冷酷无情的家庭里，唯有祖父爱护她，疼爱她。当萧红刚学会走路的时候，祖父就领着她到后花园子里去玩耍。花园里边明晃晃的，红的红，绿的绿，蜂子、蝴蝶、蜻蜓、蚂蚱，样样都有。祖父栽花，萧红也跟着栽花；祖父拔草，萧红也跟着拔草；祖父铲地，萧红也跟着铲地。后花园成了萧红儿时的乐园，这个乐园开阔了她的视野，陶冶了她的感情，培养了她对大自然的热爱。就这样一天一天的，祖父，后花园，自己，这三样对萧红来说是一样也不可缺少的了，陪伴着她度过了无聊孤独的童年生活，这也使得她开始对于周围的事物怀有一种悲悯情怀。

萧红的童年是寂寞无趣而又孤独的，因而形成了她忧郁、敏感而倔强的性格，这些也导致她忧郁悲凉的创作风格。对萧红来说，童年生活的记忆是专属特别的，不管是祖父或是后花园。后来，萧红在她的长篇自传体小说《呼兰河传》中，以一种忧郁真实地笔触、满怀悲凉的心绪书写了自己的童年，具有深深地感染力。

二、悲剧意识的形成与展现

悲剧意识，是作家对生活的悲剧性进行理性梳理和把握而形成的一种审美意识，并通过创作最终完成对悲剧意识的表达。悲剧意识的形成与作者的生活环境和个人经历都有关，萧红也不例外。

萧红是一个身心俱受摧残的不幸女性，一个被家庭、爱情和社会所放逐的灵魂。刚刚成年的她逃离家庭，背井离乡，颠沛流离，被骗怀孕，惨遭遗弃，情人背弃，朋友不解，家园失却，病魔缠身，再到后来的客死异乡，在她内心深处，深藏着难以排解的无家的悲凉感。她的一生，是遭受封建父权专制和外族侵略双重放逐的一生。既经受了失去家园的无奈与痛苦，又饱尝了寻找家园的坎坷、屈辱与悲欢，她在无可奈何而又义无反顾地舍弃失去之后，又满怀希望地探索寻求，向着温暖与爱的方向，怀着永久的憧憬与追求。穷困潦倒、颠沛流离的流浪生涯以及不寻常的情感经历使她在创作中具有了直面真正的人生的勇气，广大贫苦百姓的痛苦遭遇给了她创作的力量和启示。她笔下的乡土世界是像一滩死水一般的，没有真正意义上的生命本体。人们以群体的方式存在，每天木讷的生活，没有充满生命活力的创造或是微弱的反抗，呈现出一种死寂的生存状态。他们对于生与死的态度是极度麻木与轻视的，萧红在《生死场》中紧紧抓住生与死——人的生命的起点和终点这两个重要环节进行了突出的展现和深刻的剖析，于无尽的悲悯中透露出沉重的批判，表现出她独特而深沉的人生悲剧感。

如果说萧红在《生死场》中一针见血地指出了人们对于生命价值的极度麻木与轻视，展现给读者的是一片赤裸裸的生与死的荒原的话，那她在《呼兰河传》中则以一种极其平静淡然的口吻叙说着“生存”着的人们对于生与死的漠然。《呼兰河传》可以说是一部几乎无事的悲剧，尽管还是会有人死亡，却不像《生死场》般赤裸裸的惨酷。呼兰河人只是麻木混沌地

生存着，而不是活着，他们感受不到生命的珍贵与死亡的无助和悲哀，所有的一切只是顺其自然，都是被动的生生死死。面对会给自己带来巨大灾难的大泥坑，人们宁愿想法设法地绕道而行，或是幸灾乐祸地围观旁人或牲畜掉进泥坑的窘境，从中获取乐趣；大方可爱的小团圆媳妇只是因“见人一点也不知道羞”[6]就被家人折磨致死，而旁人却淡然的看着，认为这一切理所当然。他们都以为别人的悲剧与自身无关，只是麻木地生活着，观看着，殊不知正是因为他们对于生与死的无知与漠然导致了他人生命的悲剧，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他们只是“善良无知的刽子手”罢了，在杀害他人的同时，也在将自己推向死亡的深渊，只是这种死亡是平静安然的。在呼兰河人看来，没有过去，也没有未来，无所谓生，也无所谓死，所有的一切都是死一般的沉寂，这种死一般的沉寂无疑是种悲剧，然而他们却不以为然，这种不以为然、超然冷漠才是真正的更大的悲剧，在《呼兰河传》中萧红将其传达得淋漓尽致。

此外，在萧红的悲剧意识中，妇女命运是她思考的核心问题。在旧中国父系文化全面渗透与统治地位的时代里，女性普遍遭受压制，处于奴隶和从属地位。萧红身为女性，很早就敏感于男权文化的压迫。她的女权思想也许是从小养成的，她出生在辛亥革命爆发的年头，又成长在具有维新倾向的乡绅之家。其父张延举是呼兰教育界的头面人物，加入了国民党，并带头破除迷信创办女学。这使萧红在童年时代就接受了五四新文化的启蒙，具有向封建礼教挑战的自觉。作为叛逆者，她拥有巨大的勇气，敢于逃脱封建家庭的囚笼，向封建家庭专制提出强烈地反抗，并通过自己的实际行动——逃跑来证明自己的不满。也许是因为她的叛逆导致了她走上了一条不归路，但是也成就了她对于女性悲惨生活和悲剧意识的强烈抒发。

三、作品中的悲悯情怀

悲悯情怀是指作者对人间苦难中的人并不轻视蔑视甚至可怜，而是以一种博大的爱的眼光、感同身受的情感来看待的一种情怀。也许是因为个人经历给萧红带来了太多的影响，一开始萧红便与其他现代女性作家是不同的，她是以先觉者的焦灼姿态去观照现实的苦难人生，用一种现实的笔触去诉说现实生活中的悲剧，而不像冰心那样诗意温婉，也不同于庐隐的悲愁哀怨，萧红就只是单纯地用她的悲悯情怀来表达她想表达的对于女性、对于人所存在的悲剧意识。她以一种开阔的悲悯胸怀记叙着自己不幸的人生经历或是她所见到的广大贫苦农民的悲惨生活，这导致了她的作品中存在着丰厚的悲剧意识和悲悯情怀。

《生死场》中展现给读者的不仅仅是悲剧意识，悲悯情怀也始终贯穿于其中。不论是二里半和山羊，王婆和老马，还是金枝的悲剧或是月英的苦难，他们都是生的惨烈，死的漠然。鲁迅先生在为《生死场》作序时，他称赞萧红对于北方人民的“生的坚强”，“死的挣扎”的刻画，“已经力透纸背”，会给读者“以坚强和挣扎的力气”。从这些令人窒息的画面中，我们明显地感受到作者被压抑在内心底层的孤独与寂寞之感，一种内在的冲突和哀痛。她同情那些生活在社会最底层的人们，感叹他们惨绝人寰的生活和“无处可去”的悲哀，又对他们对于生和死的麻木态度感到深深的悲悯和无奈。

四、结语

每个人都是不一样的花种，每个人都有自己绽放的时令，只是这个过程过于惨烈，但总有人能够懂得你迫不及待却又炙热可辨的生命力度。萧红便是如此。她是伟大的，她肉体的生命虽然只有三十一载，但她精神的生命却在人生轮回流转中永远放光。她用生命和鲜血书写了自己悲惨的一生，叙述了自己艰辛的跋涉之路。艰难曲折的人生经历，使得萧红以一种生命的悲剧意识和悲悯情怀去感受、思考人生并进行文学创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