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鲁迅的小说比较注重文章的结构[精选]
鲁迅的小说比较注重文章的结构、行文技巧和作品内涵的分量。小说是叙事的艺术,其实更是展现人物风貌的一面镜子。下面我就结合《故乡》《社戏》《孔乙己》从这三方面简单的谈谈自己的看法。
一、形式多样的写作技巧
鲁迅作品的写作技巧有很多,比如:对比手法突出主题的深刻性,细致入微的肖像描写展示人物的性格和心理活动,白描手法展示人物的性格特点,修辞的运用使语言更生动形象、富于表现力,环境描写渲染气氛、烘托心情、推动故事情节发展等等,现从中选四方面进行分析:
第一、多方面的对比突出了主题的深刻性。“萧索”破败的“荒村”与海边河地“神异的图画”,是景物的对比。少年闰土与中年闰土,“豆腐西施”与“圆规”,是人物今昔的对比。人物对比中又具有着诸多层次。有闰土、杨二嫂前后肖像的对比;有闰土前后语言、行动、气质、性格的对比;有闰土与杨二嫂性格的对比;有“我”和闰土少年的友谊与中年的“隔膜”的对比,有中年的“我”和闰土关系的“隔膜”与宏儿和水生的“一气”的对比。这样多方面的对比。都有力地突出了“旧中国农村日趋凋敝,农民生活日益贫困”这一主题的深刻性。
第二、传神的肖像描写表现了人物的性格特征。少年闰土的肖像是:“红活圆实的手”,“紫色的圆脸,头戴一顶小毡帽,颈上套一个明晃晃的银项圈。”淡淡几笔就把一个健康活泼的农家少年的特征描绘出来了。中年国士的肖像是:手“又粗又笨而且开裂,象是松树皮”。脸“灰黄,而且加上了很深的皱纹”,“现出欢喜和凄凉的神情;动着嘴唇,却没有作声”。“脸上虽然刻着许多皱纹,却全然不动,仿佛石像一般”。眼睛“周围都肿得通红”。“头上是一顶破毡帽,身上只一件极薄的棉衣,浑身瑟索着”。这就是一个在旧中国受尽了苦难和折磨的农民的典型的形象特征。
杨二嫂的肖像则是素描式的勾勒。“一个凸颧骨,薄嘴唇,五十上下的女人站在我面前,两手搭在髀间,没有系裙,张着两脚,正象一个画图仪器里细脚伶仃的圆规。”这正是一副乡村泼辣妇女的神气。
第三、白描手法。所谓白描是一种客观的不加任何烘托的描写,即用质朴简洁的语言,抓住描写对象的最能够传神的一个或者几个侧面做出勾勒,让人物用自己的言行来表现自己。《孔乙己》中多用语言和动作来进行勾勒,比如:“你怎么这样凭空污人清白„„”“窃书不能算偷„„”,写出了偷窃行为被戳穿时的惊慌、尴尬;“他从破衣口袋里摸出四文大钱,放在我手里”“坐着用这手慢慢走去了”真实刻画出孔乙己深受伤害后极端困顿、艰难的处境。
第四、环境描写
环境描写是交代背景、衬托人物性格、渲染气氛、推动情节发展、突出或者深化主题的重要手段。小说中人物的活动和事件的发生发展都不能离开一定时代的、社会的和自然的环境。《故乡》中开头的环境描写是这样的“时候既然从蓬隙向外一望,苍黄的天底下,远近横着几个萧索的荒村,没有一些活气”是深冬;渐进故乡时,天气又阴晦了,冷风吹进船舱中,呜呜的响”,从一开始就渲染了悲凉的气氛,奠定了哀伤的基调。而人物性格的形成和发展也是受到特定环境制约的。只有充分地描绘环境,才可能具体、真实地揭示出人物活动和矛盾冲突的现实根据。它可以随时变换场景,为人物活动和情节展开提供自由灵活的时间和空间范围。少年的闰土是个机灵活泼、淳朴天真的可爱的朋友,而随着年龄的增长,经历了“多子、饥荒、苛税、兵、匪、官、绅”,变成了恭敬的“下人”,和环境的变化有很大的关系。
二,鲁迅的小说具有悠长的特点。
“悠长”是《故乡》整篇小说谋篇布局的特点。可以说,小说所要突现的无非是“我”重回故乡的见闻和感受。但这种感受是无法脱离开原来对“故乡”的印象和感受的。小说一开始,并没有直接进入对现实“故乡”的描写,而是用较长的篇幅写了路上的感受和这次回故乡的缘由。回到“故乡”后仍然没有直接进入对故乡现实的刻画,而是由母亲的话引起儿时的回忆,用更长的篇幅记叙了儿时与少年闰土的交往。这些描写都表现出了一种不急不躁的作风和态度。作者并不急于进入现实见闻的描写,他一寸一寸地接近它,半步半步地接近它,而不是一步就跨入小说的中心。在这个过程中,作者酝酿的是一种情绪,一种基调,它渐渐使读者的心灵进入到“我”回“故乡”时的心境中去,因为只有这样,才会像“我”那样感受现实的见闻。离开“故乡”的描写同回“故乡”的过程的描写有着相同的特点。作者没有急于结束这篇小说,而是比较详尽地记叙了离开故乡时的情景和心情。有一个外国学者认为,《故乡》结尾时的议论是不必要的。我认为,这结尾时的议论不仅仅是要表达某种思想认识,它更是一种抒情的必要。如果说开头部分给人以身未到“故乡”而心已到“故乡”的感觉,这里给人的则是身已离“故乡”而心尚未离“故乡”的感觉。整篇小说像一座弧形的桥梁,前边是一段长长的拱桥,中间是主桥,后边又是一段长长的拱桥,弧度很小,但桥身很长,给人产生的是悠长而又悠长的感觉。在这个过程中流动着的是越来越浓郁的忧郁的情绪。直到结尾,这种忧郁的情绪仍然是没有全部抒发罄尽的。鲁迅没有给读者一个确定无疑的结论,没有指明“故乡”的或悲或喜的固定前途。“故乡”的前途仍然是一个未知数,一个需要人自己去争取的未来。它把人们对“故乡”的关心永久地留在了人们的心中,把对“故乡”现实的痛苦感受永久地留在了人们的心中。人们没有在结尾时找到自己心灵的安慰,它继续在人们的心灵感受中延长着,延长着,它给人的感觉是悠长而又悠长的,是一种没有尽头的忧郁情绪,一种没有端点的历史的期望。这是一种忧郁之美。这种忧郁的美感不仅表现在小说的谋篇布局上,还表现在它的语言特色上。小说开头和结尾的语言带有明显的抒情性,它们把中间的小说叙事置于了一个封闭的抒情语言的框架中,为其中的叙事谱上了忧郁的曲调。小说中唯一欢快的语调出现在对儿时回忆的描写中,但它接着就被对“故乡”现实描写的低沉空气驱散了,剩下的只是一种忧郁和感伤。在前后两段 的描写中,句式是悠长的,虽有起伏,但造成的不是明快的基调。它们像飞不起来的阴湿的树叶子,一片一片,粘连在一起,你压着我,我压着你,似断又连,都有一种悠长而又沉重的感觉。
三,内容丰富的语言。
如《孔乙己》中第三、第四和第六节有:“才可以笑几声”、“引得众人都哄笑起来”、“众人也都哄笑起来”,反复了三次,说明孔乙己在人们的心目中只是一个笑料。还有掌柜讲:“还欠十九个钱呢!”“你还欠十九个钱呢!”、“孔乙己还欠十九个钱呢”等四次反复,说明掌柜不关心孔乙已的死活,只关
心孔乙己“欠十九个钱”,表现孔乙己的可悲命运。《社戏》中双喜:如果不是双喜的“大悟”,就不可能借用八公公的航船,如果不是双喜看出底细,“打包票”,“我”还是不能
如愿以偿„„由此可以看出双喜的聪明,善解人意。当母亲追出来叮咛时,双喜是拔前篙,阿发拔后篙,我们早已点开船,出了桥,大人们撑的大航船,他们在桥石上一磕,退后几步
就能出了桥,可见撑船的技术之高。突出了农家少年的能干他心细如发,聪明伶俐,当“我”看不成戏,“急得要哭”时,双喜马上能想出“好主意”,并且能举出让“外祖母和母亲
也相信”的理由;铁头老生夜晚不翻筋斗,“我”很失望,双喜又用“谁肯显本领给白地看”来安慰“我”,表现了大哥哥般的亲切体贴;他能拿主意,当老旦唱个没完没了,大家都 已经厌倦但又不好说回去的时候,又是他提议回家;回程时大家偷阿发家的豆,双喜后又劝止大家“再多偷,倘给阿发的娘知道是要哭骂的”,说明他善于为他人着想。
第二篇:鲁迅文章
鲁迅文章
1、风筝
2、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
3、社戏
4、阿长与山海经
5、藤野先生
6、雪
7、中国人失掉自信力了吗
8、故乡
9、孔乙己
第三篇:鲁迅文章
周作人《人的文学》
我们现在应该提倡的新文学,简单地说一句,是“人的文学”。应该排斥的,便是反对的非人的文学。
新旧这名称,本来很不妥当,其实“太阳底下,何尝有新的东西?”思想道理,只有是非,并无新旧。要说是新,也单是新发见的新,不是新发明的新。新大陆是在十五世纪中,被哥仑布发见,但这地面是古来早已存在。电是在十八世纪中,被弗阑克林发见,但这物事也是古来早已存在。无非以前的人,不能知道,遇见哥仑布与弗闹克林才把他看出罢了。真理的发见,也是如此。真理永远存在,并无时间的限制,只因我们自己愚昧,闻道太迟,离发见的时候尚近,所以称他新。其实他原是极古的东西,正如新大陆同电一般,早在这宇宙之内,倘若将他当作新鲜果予,时式衣裳一样看待,那便大错了。譬如现在说“人的文学”,这一句话,岂不也像时髦。却不知世上生了人,便同时生了人道。无奈世人无知,偏不肯体人类的意志。走这正路,却迷人兽道鬼道里去,彷徨了多年,才得出来。正如人在白昼时候,闭着眼乱闯,未后睁开眼睛,才晓得世上有这样好阳光,其实太阳照临,早已如此,已有了无量数年了。
欧洲关于这“人”的真理的发见,第一次是在十五世纪,于是出了宗教改革与文艺复兴两个结果。第二次成了法国大革命,第三次大约便是欧战以后将来的未知事件了。女人与小儿的发见,却迟至十九世纪,才有萌芽。古来女人的位置,不过是男子的器具与奴隶。中古时代,教会里还曾讨论女子有无灵魂,算不算得一个人呢。小儿也只是父母的所有品,又不认他是一个未长成的人,却当他作具体而微的成人,因此又不知演了多少家庭的与教育的悲剧。自从弗罗塔尔与戈特文夫人以后,才有光明出现。到了现在,造成儿童与女子问题这两个大课题,可望得出极好的结果来。中国讲到这类问题,却须从头做起,人的问题,从来未经解决,女人小儿更不必说了。如今第一步先从人说起,生了四千余年,现在却还讲人的意义,从新要发见“人”,去“辟人荒”,也是可笑的事。但老了再学,总比不学该胜一筹罢。我们希望从文学上起首,提倡一点人道主义思想,便是这个意思。
我们要说人的文学,须得先将这个人字,略加说明。我们所说的人,不是世间所谓“天地之性最贵”,或“圆顿方趾”的人。乃是说,“从动物进化的人类”。其中有两个要点,(一)“从动物”进化的,(二)从动物“进化”的。
我们承认人是一种生物,他的生活现象,与别的动物并无不同。所以我们相信人的一切生活本能,都是美的善的,应得完全满足。凡是违反人性,不自然的习惯制度,都应排斥改正。
但我们又承认人是一种从动物进化的生物,他的内面生活,比他动物更为复杂高深,而且逐渐向上,有能改造生活的力量。所以我们相信人类以动物的生活为生存的基础,而其内面生活,却渐与动物相远,终能达到高上和平的境地。凡兽性的余留,与古代礼法可以阻碍人性向上的发展者,也都应排斥改正。
这两个要点,换一句话说,便是人的灵肉二重的生活。古人的思想,以为人性有灵肉二元,同时并存,永相冲突。肉的一面,是兽性遗传。灵的一面,是神性的发端。人生的目的,便偏重在发展这神性。其手段,便在灭了体质以救灵魂。所以古来宗教,大都厉行禁欲主义,有种种苦行,抵制人类的本能。一方面却别有不顾灵魂的快乐派,只愿“死便埋我”。其实两者都是趋于极端,不能说是人的正当生。到来了近世,才有人看出这灵肉本是一物的两面,并非对抗的二元。兽性与神性,合起来便只是人性。英国十八世纪诗人勃莱克在《天国与地狱的结婚》一篇中,说得最好。
(一)人并无与灵魂分离的身体。因这所谓身体者,原止是五官所能见的一部分的灵魂。
(二)力是唯一的生命,是从身体发生的。理就是力的外面的界。
(三)力是永久的说乐。
他这话虽略含神秘的气味,但很能说出灵肉一致的要义。我们所信的人类正当生活,便是这灵肉一致的生活。所谓从动物进化的人,也便是指这灵肉一致的人,无非用别一说法罢了。
这样“人”的理想生活,应该怎样呢?首先使是改良人类的关系。彼此都是人类,却又各是人类的一个。所以须营一种利己而又利他,利他即是利己的生活。第一,关于物质的生活,应该各尽人力所及,取人事所需。换一句话,便是各人以心力的劳作,换得适当的衣食住与医药,能保持健康的生存。第二,关于道德的生活,应该以爱智信勇四事为基本道德,革除一切人道以下或人力以上的因袭的礼法,使人人能享自由真实的幸福生活。这种“人的”理想生活,实行起来,实于世上的人,无一不利。富贵的人虽然觉得不免失了他的所谓尊严,但他们因此得从非人的生活里救出,成为完全的人,岂不是绝大的幸福么?这真可说是二十世纪的新福音了。只可惜知道的人还少,不能立地实行。所以我们要在文学上略略提倡,也稍尽我们爱人类的意思。但现在还须说明,我所说的人道主义,并非世间所谓“悲天悯人”或“博施济众”的慈善主义,乃是一种个人主义的人间本位主义。这理由是,第一,人在人类中,正如森林中的一株树木。森林盛了,各树也都茂盛。但要森林盛,却仍非靠各树备自茂盛不可。第二,个人爱人类,就只为人类中有了我,与我相关的缘故。墨子说“兼爱”的理由,因为“已亦在人中”,便是最透彻的话。上文所谓利已而又利他,利他即是利己,正是这个意思。所以我说的人道主义,是从个人做起。要讲人道,爱人类,便须先使自己有人的资格,占用人的位置。耶稣说:“爱邻如己。”如不先知自爱,怎能“如已”地爱别人呢?至于无我的爱,纯粹的利他,我以为是不可能的。人为了所爱的人,或所信的主义,能够有献身的行为。若是割肉饲鹰,投身给饿虎吃,那是超人间的道德,不是人所能为的了。
用这人道主义为本,对于人生诸问题,加以记录研究的文字,便谓之人的文学。其中又可以分作两项,(一)是正面的。写这理想生活,或人间上达的可能性。
(二)是侧面的。写人的平常生活,或非人的生活,都狠可以供研究之用。这类著作,分量最多,也最重要。因为我们可以因此明白人生实在的情状,与理想生活比较出差异与改善的方法,这一类中写非人的生活的文学,世间每每误会,与非人的文学相涵,其实却大有分别。譬如法国莫泊桑的小说《人生》是写人间兽欲的人的文学,中国的《肉蒲团》却是非人的文学。俄国库普林的小说《坑》是写娼妓生活的人的文学,中国的《九尾龟》却是非人的文学。这区别就只在著作的态度不同。一个严肃,一个游戏。一个希望人的生活,所以对于非人的生活,怀着悲哀或愤怒。一个安于非人的生活,所以对于非人的生活,感着满足,又多带着玩弄与挑拨的形迹。简明说一句,人的文学与非人的文学的区别,便在著作的态度,是以人的生活为是呢?非人的生活为是呢?这一点上,材料方法,别无关系。即如提倡女人殉葬——即殉节——的文章,表面上岂不说是“维持风教”,但强迫人自杀,正是非人的道德,所以也是非人的文学。中国文学中,人的文学,本来极少。从儒教道教出来的文章,几乎都不合格。现在我们单从纯文学上举例如:
(一)色情狂的淫书类
(二)迷信的鬼神书类(《封神传》《西游记》等)
(三)神仙书类(《绿野仙踪》等)
(四)妖怪书类(《聊斋志异》《子不语》等)
(五)奴隶书类(甲种主题是皇帝状元宰相乙种主题是神圣的父与夫)
(六)强盗书类(《水游》《七侠五义》《施公案》等)
(七)才子佳人书类(《三笑姻缘》等)
(八)下等谐谑书类(《笑林广记》等)
(九)黑幕类
(十)以上各种思想和合结晶的旧戏
这几类全是妨碍人性的生长,破坏人类的平和的东西,统应该排斥。这宗著作,在民族心理研究上,原都极有价值。在文艺批评上,也有几种可以容许。但在主义上,一切都该排斥。倘若懂得道理,识力已定的人,自然不妨去看。如能研究批评,便于世间更为有益,我们也极欢迎。
人的文学,当以人的道德为本,这道德问题方面狠广,一时不能细说,现在只就文学关系上,略举几项。譬如两性的爱,我们对于这事,有两个主张,(一)是男女两本位的平等,(二)是恋爱的结婚。世间著作,有发挥这意思的,便是绝好的人的文学。如挪威易卜生的戏剧《娜拉》、《海女》,俄国托尔斯泰的小说《安娜·卡列尼娜》,英国哈代的小说《苔斯》等就是。恋爱起源,据芬兰学者威思德马克说,由于“人的对于与我快乐者的爱好”。却又如奥国卢闿说,因多年心的进化,渐变了高上的感情。所以真实的爱与两性的生活,也须有灵肉二重的一致。但因为现世社会境势所迫,以致偏于一面的,不免极多。这便须根据人道主义的思想,加以记录研究。却又不可将这样生活,当作幸福或神圣,赞美提倡。中国的色情狂的淫书,不必说了。旧基督教的禁欲主义的思想,我也不能承认他为是。又如俄国陀思妥耶夫斯基是伟大的人道主义的作家。但他在一部小说中,说一男人爱一女子,后来女子爱了别人,他却竭力斡旋,使他们能够配合。陀思妥耶夫斯基自己,虽然言行竟是一致,但我们总不能承认这种种行为,是在人情以内,人力以内,所以不愿提倡。又如印度诗人泰戈尔做的小说,时时颂扬东方思想。有一篇记一寡妇的生活,描写他的“心的撒提”,(撒提是印度古语。指寡妇与他丈夫的尸体一同焚化的习俗。)又一篇说一男人弃了他的妻子,在英国别娶,他的妻子,还典卖了金珠宝玉,永远的接济他。一个人如有身心的自由,以自由别择,与人结了爱,遇着生死的别离,发生自己牺牲的行为,这原是可以称道德事。但须全然出于自由意志,与被专制的因袭礼法逼成的动作,不能并为一谈。印度人身的撒提,世间都知道是一种非人道的习俗,近来已被英国禁止。至于人心的撒提,便只是一种变相。一是死刑,一是终身监禁。照中国说,一是殉节,一是守节,原来撒提这字,据说在梵文,便正是节妇的意思。印度女子被“撒提”了几千年,便养成了这一种畸形的贞顺之德。讲东方文化的,以为是国粹,其实只是不自然的制度习惯的恶果。譬如中国人磕头惯了,见了人便无端地要请安拱手作揖,大有非跪不可之意。这能说是他的谦和美德么?我们见了这种畸形的所谓道德,正如见塞在坛子里养大的、身子像萝卜形状的人,只感着恐怖、嫌恶、悲哀、愤怒种种感情,决不该将他提倡,拿他赏赞。
其次如亲子的爱。古人说,父母子女的爱情,是“本于天性”,这话说得最好。因他本来是天性的爱,所以用不着那些人为的束缚,妨害他的生长。假如有人说,父母生子,全由私欲,世间或要说他不道。令将他改作由于天性,便极适当。照生物现象看来,父母生子,正是自然的意志。有了性的生活,自然有生命的延续与哺乳的努力,这是动物无不如此。到了人类,对于恋爱的融合,自我的延长,更有意识,所以亲子的关系,尤为深厚。近时识者所说儿童的权利,与父母的义务,便即据这天然的道理推演而出,并非时新的东西。至于世间无知的父母,将子女当作所有品,牛马一般养育,以为养大以后,可以随便吃他骑他,那便是退化的谬误思想。英国教育家戈思德称他们为“猿类之不肖子”,正不为过。日本津田左右吉著《文学上国民思想的研究》卷一说,“不以亲子的爱情为本的孝行观念,又与祖先为子孙而生存的生物学的普遍事实,人为将来而努力的人间社会的实际状态,俱相违反,却认作子孙为祖先而生存,如此道德中,显然含有不自然的分子。”祖先为子孙而生存,所以父母理应爱重子女,子女也就应该爱敬父母。这是自然的事实,也便是天性。文学上说这亲子的爱的,希腊荷马史诗《伊理亚特》与欧里庇得斯悲剧《德罗夜兑斯》中,说赫克多尔夫妇与儿子的死别两节,在古文学中,最为美妙。近来挪威易卜生的《群鬼》,德国士兑曼的戏剧《故乡》,俄国屠格涅夫的小说《父与子》等,都很可以供我们的研究。至于郭巨理儿,丁兰刻木那一类残忍迷信的行为,当然不应再行赞扬提倡。割股一事,尚是魔术与食人风俗的遗留,自然算不得道德。不必再叫他混入文学里,更不消说了。
照上文所说,我们应该提倡与排斥的文学,大致可以明白了。但关于古今中外的一件事上,还须追加一句说明,才可免了误会。我们对于主义相反的文学,并非如胡致堂或乾隆做史论,单依自己的成见,将古今人物排头骂倒。我们立论,应抱定“时代”这一个观念,又将批评与主张,分作两事。批评古人的著作,便认定他们的时代,给他一个正直的评价,相应的位置。至于宣传我们的主张,也认定我们的时代,不能与相反的意见通融让步,唯有排斥的一条方法。譬如原始时代,本来只有原始思想,行魔术食人肉,原是分所当然。所以关于这宗风俗的歌谣故事,我们还要拿来研究,增点见识。但如近代社会中,竟还有想实行魔术食人的人,那便只得将他捉住,送进精神病院去了。其次,对于中外这个问题,我们也只须抱定时代这一个观念,不必再划出什么别的界限。地理上历史上,原有种种不同,但世界交通便了,空气流通也快了,人类可望逐渐接近,同一时代的人,便可相并存在。单位是个我,总数是个人。不必自以为与众不同,道德第一,划出许多畛域。因为人总与人类相关,彼此一样,所以张三李四受苦,与彼得约翰受苦,要说与我无关,也一样无关。说与我相关,也一样相关。仔细说,便只为我与张三李四或彼得约翰虽姓名不同,籍贯不同,但同是人类之一,同具感觉性情。他以为苦的,在我也必以为苦。这苦会降在他身上,也未必不能降在我的身上。因为人类的运命是同一的,所以我要顾虑我的运命,便同时须顾虑人类共同的运命。所以我们只能说时代,不能分中外。我们偶有创作,自然偏于见闻较确的中国一方面,其余大多数都还须介绍译述外国的著作,扩大读者的精神,眼里看见了世界的人类,养成人的道德,实现人的生活。
文学革命论
陈独秀
今日庄严灿烂之欧洲,何自而来乎?曰,革命之赐也。欧语所谓革命者,为革故更新之义,与中土所谓朝代鼎革,绝不相类;故自文艺复兴以来,政治界有革命,宗教界亦有革命,伦理道德亦有革命,文学艺术,亦莫不有革命,莫不因革命而新兴而进化。近代欧洲文明史,宜可谓之革命史。故曰,今日庄严灿烂之欧洲,乃革命之赐也。
吾苟偷庸懦之国民,畏革命如蛇蝎,故政治界虽经三次革命,而黑暗未尝稍减。其原因之小部分,则为三次革命,皆虎头蛇尾,未能充分以鲜血洗净旧污;其大部分,则为盘踞吾人精神界根深蒂固之伦理道德文学艺术诸端,莫不黑幕层张,垢污深积,并此虎头蛇尾之革命而未有焉。此单独政治革命所以于吾之社会,不生若何变化,不收若何效果也。推其总因,乃在吾人疾视革命,不知其为开发文明之利器故。
孔教问题,方喧呶于国中,此伦理道德革命之先声也。文学革命之气运,酝酿已非一日,其首举义旗之急先锋,则为吾友胡适。余甘冒全国学究之敌,高张“文化革命军”大旗,以为吾友之声援。旗上大书特书吾革命军三大主义:曰,推倒雕琢的阿谀的贵族文学,建设平易的抒情的国民文学;曰,推倒陈腐的铺张的古典文学,建设新鲜的立诚的写实文学;曰,推倒迂晦的艰涩的山林文学,建设明了的通俗的社会文学。
《国风》多里巷猥辞,《楚辞》盛用土语方物,非不斐然可观。承其流者,两汉赋家,颂声大作,雕琢阿谀,词多而意寡,此贵族之文古典之文之始作俑也。魏、晋以下之五言,抒情写事,一变前代板滞堆砌之风,在当时可谓为文学一大革命,即文学一大进化;然希托高古,言简意晦,社会现象,非所取材,是犹贵族之风,未足以语通俗的国民文学也。齐、梁以来,风尚对偶,演至有唐,遂成律体。无韵之文,亦尚对偶。《尚书》、《周易》以来,即是如此。(古人行文,不但风尚对偶,且多韵语,故骈文家颇主张骈体为中国文章正宗之说。——亡友王无生即主张此说之一人——不知古书传抄不易,韵与对偶,以利传诵而已,后之作者,乌可泥此?)
东晋而后,即细事陈启,亦尚骈丽。演至有唐,遂成骈体。诗之有律,文之有骈,皆发源于南北朝,大成于唐代。更进而为排律,为四六。此等雕琢的阿谀的铺张的空泛的贵族古典文学,极其长技,不过如涂脂抹粉之泥塑美人,以视八股试帖之价值,未必能高几何,可谓为文学之末运矣!韩、柳崛起,一洗前人纤巧堆朵之习,风会所趋,乃南北朝贵族古典文学,变而为宋、元国民通俗文学之过渡时代。韩、柳、元、白,应运而出,为之中枢。俗论谓昌黎文章起八代之衰,虽非确论,然变八代之法,开宋、元之先,自是文界豪杰之士。吾人今日所不满于昌黎者二事:
一曰,文犹师古。虽非典文,然不脱贵族气派,寻其内容,远不若唐代诸小说家之丰富,其结果乃造成一新贵族文学。
二曰,误于“文以载道”之谬见。文学本非为载道而设,而自昌黎以讫曾国藩所谓载道之文,不过抄袭孔、孟以来极肤浅极空泛之门面语而已。余尝谓唐、宋八家文之所谓“文以载道”,直与八股家之所谓“代圣贤立言”,同一鼻孔出气。
以此二事推之,昌黎之变古,乃时代使然,于文学史上,其自身并无十分特色可观也。元、明剧本,明、清小说,乃近代文学之粲然可观者。惜为妖魔所厄,未及出胎,竟而流产,以至今日中国之文学,委琐陈腐,远不能与欧洲比肩。此妖魔为何?即明之前后七子及八家文派之归、方、刘、姚是也。此十八妖魔辈,尊古蔑今,咬文嚼字,称霸文坛。反使盖代文豪若马东篱,若施耐庵,若曹雪芹诸人之姓名,几不为国人所识。若夫七子之诗,刻意模古,直谓之抄袭可也。归、方、刘、姚之文,或希荣慕誉,或无病而呻,满纸之乎者也矣焉哉。每有长篇大作,摇头摆尾,说来说去,不知道说些甚么。此等文学,作者既非创造才,胸中又无物,其伎俩惟在仿古欺人,直无一字有存在之价值,虽著作等身,与其时之社会文明进化无丝毫关系。
今日吾国文学,悉承前代之弊:所谓“桐城派”者,八家与八股之混合体也;所谓“骈体文”者,思绮堂与随园之四六也;所谓“江西派”者,山谷之偶像也。求夫目无古人,赤裸裸地抒情写世,所谓代表时代之文豪者,不独全国无其人,而且举世无此想。文学之文,既不足观,应用之文,益复怪诞:碑铭墓志,极量称扬,读者决不见信,作者必照例为之。寻常启事,首尾恒有种种谀词。居丧者即华居美食,而哀启必欺人曰“苫块昏迷”。赠医生以匾额,不曰“术迈歧、黄”,即曰“著手成春”。穷乡僻壤极小之豆腐店,其春联恒作“生意兴隆通四海,财源茂盛达三江”。此等国民应用之文学之丑陋,皆阿谀的虚伪的铺张的贵族古典文学阶之厉耳。
际兹文学革新之时代,凡属贵族文学,古典文学,山林文学,均在排斥之列。以何理由而排斥此三种文学耶?曰:贵族文学,藻饰依他,失独立自尊之气象也;古典文学,铺张堆砌,失抒情写实之旨也;山林文学,深晦艰涩,自以为名山著述,于其群之大多数无所裨益也。其形体则陈陈相因,有肉无骨,有形无神,乃装饰品而非实用品;其内容则目光不越帝王权贵,神仙鬼怪,及其个人之穷通利达。所谓宇宙,所谓人生,所谓社会,举非其构思所及,此三种文学公同之缺点也。此种文学,盖与吾阿谀夸张虚伪迂阔之国民性,互为因果。今欲革新政治,势不得不革新盘踞于运用此政治者精神界之文学。使吾人不张目以观世界社会文学之趋势,及时代之精神,日夜埋头故纸堆中,所目注心营者,不越帝王,权贵,鬼怪,神仙,与夫个人之穷通利达,以此而求革新文学,革新政治,是缚手足而敌孟贲也。
欧洲文化,受赐于政治科学者固多,受赐于文学者亦不少。予爱卢梭、巴士特之法兰西,予尤爱虞哥、左喇之法兰西;予爱康德、赫克尔之德意志,予尤爱桂特郝、卜特曼之德意志;予爱倍根、达尔文之英吉利,予尤爱狄铿士、王尔德之英吉利。吾国文学豪杰之士,有自负为中国之虞哥、左喇、桂特郝、卜特曼、狄铿士、王尔德者乎?有不顾迂儒之毁誉,明目张胆以与十八妖魔宣战者乎?予愿拖四十二生的大炮,为之前驱!
一九一七年二月一
第四篇:论文鲁迅小说
目 录
一、鲁迅小说中麻木、迷信、愚昧、萎缩的人物形象…………………………… 2
(一)从物质到精神都受到严重戕害的阿Q ……………………………………… 2
(二)深受封建教义毒害的吴妈和柳妈…………………………………………… 4
(三)两个麻木、愚昧的中年男人………………………………………………… 5
二、鲁迅小说中势利、贪鄙、堕落、腐烂的封建统治者形象……………………
(一)拼命维护封建教义但势利而贪小便宜的赵太爷…………………………… 6
(二)土绅士和洋鬼子的混血儿假洋鬼子………………………………………… 7
(三)农村宗法制度的维护者鲁四………………………………………………… 7
(四)“知书达理”却“不说人话”的七大人…………………………………… 8
(五)道貌岸然的伪君子四铭……………………………………………………… 8
三、鲁迅小说中悲剧性的女性人物形象………………………………………………9
(一)失子的寡妇:单四嫂子……………………………………………………… 9(二)再寡失子的祥林嫂…………………………………………………………… 9
(三)离婚的爱姑…………………………………………………………………… 11
(四)“五四”新女性:子君……………………………………………………… 11
四、结语………………………………………………………………………………参考文献………………………………………………………………………………
论鲁迅小说中的人物形象
内 容 摘 要
摘要:鲁迅先生将下层社会的不幸用小说的形式发表出来,“意思是在揭出病苦,引起疗救的注意。”塑造了“精神胜利法”的阿Q,被封建统治者熏陶麻木、丧失了同情心的吴妈等一系列被迫害的形象,剖析了这些病态社会中的人国民性的弱点,表示了“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情感。
鲁迅先生还将上流社会的堕落用小说的形式表现出来,塑造了拼命维护封建教义势利而贪鄙的赵太爷,土绅士和洋绅士的混血儿假洋鬼子,披着讲理学外衣致祥林嫂死地的鲁四,“知书达理”但伪善凶猛的七大人,道貌岸然却要“咯支咯支”十八九岁的讨饭女的四铭等封建统治者的形象,揭露了这些封建统治维护者身上的劣根性,不带痛惜地撕掉了他们的伪装。
关键词:国民精神 病态社会 礼教信徒 劣根
鲁迅先生写于“五四”时期的小说,取材“采用病态社会中的不幸的人们中,意思是在揭出病苦,引起疗救的注意。”既揭露封建统治集团对人民群众在政治、经济上的压迫和剥削,又揭露封建统治集团在文化思想上对人民群众的压迫和摧残。作为启蒙主义思想家,鲁迅先生把工作的重心放在后者,即揭露在愚民政策钳制下中国国民性的弱点。
一、鲁迅小说中麻木、迷信、愚昧、萎缩的人物形象
(一)从物质到精神都受到严重戕害的阿Q
鲁迅先生在小说《阿Q正传》里选择了阿Q这样一个辛亥革命前后落后的、不觉悟的流浪雇农作为主人公,并通过阿Q性格的发展来展开对中国农村阶级关系的描写。阿Q是属于“下层社会”的小人物,他被地主老财剥削得一无所有——他没有土地,失去了独立生活的依凭;没有家,常年寄住在未庄的土谷祠里;没有固定的职业,靠做短工度日,割麦、舂米、撑船„„甚至连自己的姓名、籍贯都有些“渺茫”。阿Q的现实处境是非常悲惨的,但是他还要受到封建统治者的惨重剥削。例如,三十岁左右的阿Q向吴妈求爱,这
压迫、欺凌,而且把它化为“轻松”、“得意”,甚至很快把它“忘却”。他已经无是非,无憎恶,宁可麻醉自己的灵魂,平抚自己的创伤,却不愿正视现实,不敢反抗压迫者。
但是,在阿Q心里也多少还蕴藏着复仇的火种,那就是他向往革命。不过,在觉醒以前,他不可能有明确的革命意志。他革命的目的只是为了自己的利益,为了能把复仇的情绪发泄在比他更弱的弱者身上。这就是阿Q的欺软怕硬、欺弱怕强的卑怯本领。阿Q总是估量了对手,“口讷的他便骂,气力小的他便打。”他见了比自己弱小的小D,便破口大骂,小D承认了自己是“虫豸”也不行,于是演出了一场“龙虎斗”。假洋鬼子的“哭丧棒”打在他头上以后,他就在认为可欺的小尼姑身上出气。他在弱者身上泄愤,似乎对于一切“晦气”都报了仇,在“鉴赏家”面前,他为自己的“勋业”得到“赏识”,愈加兴高采烈起来。“仿佛全身比拍拍地响了之后更轻松,飘飘然的似乎要飞了。”这时阿Q早已忘却了自己曾经身受的屈辱和痛苦。阿Q的头脑里还装了许多乌七八糟的合于“圣经贤传”的封建思想。如阿Q很有排斥异端的“正气”,对于“男女之大防”历来遵守得很严,相信“女人是害人的东西”、“不孝有三,无后为大”这一类胡说。他还受了“儒者柔也”的欺骗,对于革命党造反,认为是“与他为难”,一向“深恶而痛绝之”。阿Q在精神上变得非常愚蠢、麻木、糊涂、可笑,这当然不是作为农民的阿Q固有的精神品格,而是被统治者长期统治的结果,是统治者的“治绩”,是被统治者的悲哀。
阿Q的精神胜利法实际上是一种自我麻醉的手段,使他不能够正视自己的被压迫的悲惨地位;他的“优胜略记”是充满了血泪的奴隶生活的记录。这种被扭曲的、变形了的性格,不是阿Q一个人所独有,它是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中国国民性弱点的概括,是中华民族耻辱的标记,它成了现代许多愚弱的国民走上革命道路、走上人生解放道路的桎梏。
(二)深受封建教义毒害的吴妈和柳妈
《阿Q正传》里的吴妈是个寡妇,是赵府上的女仆,她一入赵府的门,就被封建社会道德熏陶成了一个典型的奴才。她对自己的命运非常甘心,赵府成了她的整个世界,她心里想的,嘴里说的都是主人家的事。她对阿Q平时无大恶感,在灶间洗完了碗碟,就在长凳上坐下和阿Q谈闲天。可是当阿Q用直鲁的话且“忽然抢上去,对伊跪下”,向她表示爱情的时候,她却恼了。突然发抖,大叫着往外跑,还哭天抹泪,仿佛真的被阿Q玷污了一般,阿Q当然受到了赵大爷的痛打,受到了赵太爷和地保的严重经济剥削。可是,吴妈得到了什么呢?得到的是小D这类人物的嘲笑:“瞧,这就是阿Q想同她困觉的吴妈!”她的精神创伤,是那个不合理的社会制度强加给她的。
吴妈为什么会这样呢?是传统的观念浸淫了她的心,是赵太爷的是非观俘虏了她的心,使她忘记了自己和阿Q是同类,都是被压迫被奴役、挣扎在社会底层的小人物。吴妈成了赵太爷间接的助手,她的愚昧,使她成了阿Q的“敌人”。阿Q走上法场的路上,在人丛中发现了吴妈,吴妈似乎没有看见他,“只是出神的看着兵们背上的洋炮”,连吴妈也认为“凡当局所‘诛’者皆有‘罪’”,成了阿Q杀头时的看客。这充分说明了吴妈已经被封建社会熏陶成了一个麻木而缺乏同情心的人了。
《祝福》中的柳妈生活艰辛,受尽苦难,有着不幸的命运,然而她对自己的不幸却无知无觉。她尽管生活贫穷苦涩,艰辛压抑,但仍真诚地信奉封建礼教、封建思想所宣扬的一切东西:做“善女人”,“吃素,不杀生,只肯洗器皿”,与人为善。可是她对祥林嫂,却没有同情心。她对祥林嫂的再嫁不以为然,认为祥林嫂“索性撞一个死,就好了”;对祥林嫂倾诉自己的悲苦遭遇,表现出不耐烦,冷淡,觉得味同嚼蜡,于是改换话题,毫不避讳地寻问起祥林嫂关于头上伤疤的隐私来。“干枯的小眼睛”像刀子一样“钉住了她的眼”看,并一直追问到祥林嫂局促不安、难堪、难为情才满足,并将她们的谈话毫不留情地传扬出去,成为鲁镇上的人们新的笑料。她的“阎罗大王只好把你锯开来,分给他们”的话语,使祥林嫂把社会的罪自觉地转化为自己的“罪过”,从而最终使祥林嫂完全失去了对社会的反抗精神。
如果说是封建礼教“吃”掉了祥林嫂,而柳妈则是将封建迷信、封建思想注入祥林嫂内心、骨髓的人。她开启了祥林嫂对到了阴司,也无法逃脱因罪孽深重而将受到酷刑惩罚的恐惧,使祥林嫂陷入生死两难的境地,求生不成,求死不能,失去了生存的任何希望。柳妈诛杀了祥林嫂的心,但是,更可悲的是柳妈挥舞着“封建贞烈观念”的板斧向祥林嫂砍去的同时,全然不觉自己是一个刀斧手,还以为是祥林嫂的救世主。
(三)两个麻木、愚昧的中年男人
小说《药》通过开茶馆的主人公华老栓买“人血馒头”给儿子小栓治痨病的故事,反映了当时市民群众不觉悟的精神状态。
《药》在对华老栓一家的生活境遇的典型描绘中,表现了鲁迅先生对于“病态社会”的强烈愤懑,也流露出了他对华老栓的愚昧昏聩的同情和沉重的心绪。鲁迅先生认为,反动统治者用钢刀杀害革命者夏瑜,固然是残酷的;而“拿着软刀子的妖魔”用封建迷信思想对华老栓这样的劳动者的压迫和毒害,其实是更加残酷的。华老栓的麻木、迷信正是统治阶级长期实行愚民政策的结果,年幼的小栓也因此被这种愚民政策所吞噬。鲁迅先生虽然深深同情华老栓不幸的生活遭遇,但又不满于他的麻木、愚昧,“怒其不争”,毫不掩饰地写出了华老栓以及那些“鉴赏”杀人的“看客”的落后心态。辛亥革命者的血变成了药,被那些可怜的愚民吃下去。鲁迅先生希望像华老栓一类的中国人能够意识到“先烈的‘死’是后人的‘生’的唯一灵药”,再不能对革命的、进步的事业表现出那样糊涂和冷漠了。然而,由于生活的胁迫,二十年后的闰土,却完全变了样,灰黄的脸,深深的皱纹,松树皮一样的手,浑身瑟索的神态,记录了闰土大半生的辛酸和悲楚。他虽然淳朴、善良,②①________________
①《鲁迅全集》第4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512页。② 鲁迅全集》第4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688 页
也有几手了,也就不敢明白地向阿Q泄愤了——“气愤只敢气愤在肚子里面”,这是何等贪鄙而怯弱呀。
(二)土绅士和洋绅士的混血儿假洋鬼子
假洋鬼子是赵太爷、钱太爷的第二代。他进过洋学堂,去过东洋,剪过辫子。照理回国后应该做一点事业,而他却仍旧回未庄做他不劳而获的地主,把经济生活的基础建立在对佃户们的剥削和榨取上。
对于阿Q的谩骂,假洋鬼子不屑像王胡、小D一样地回骂,而是把手里的黄漆棍子“拍的一声”打下来,阿Q否认是骂他的,然而“拍!拍拍!”仍旧继续打下来。他手里提着一根黄漆棍子,是他的生理需要吗?不是的。在假洋鬼子完全是阶级的标记,是剥削阶级支配阶级的标记。牧羊人用鞭子驯牛马,假洋鬼子用黄漆棍子对付阿Q,道理是完全一样的。假洋鬼子头上拖着假辫子,行为蛮横霸道,衣着不伦不类,说话怪声怪气。他是土绅士和洋绅士的混血儿,既有封建性,又带有洋奴气,在人民面前是暴君,装腔作势;在帝国主义脚下是奴才。阿Q称他是“假洋鬼子”,是“里通外国的人”,实际上就是说他是帝国主义的走狗。
阿Q要革命,不管有多少荒唐可笑的成分,但假洋鬼子不准他革命,就是对农民革命的镇压。因为他完全清楚,如果让阿Q们起来革命,就等于在自己身边燃起了烈火,他就要在这火中葬身。这种不准别人革命的剥削阶级思想意识,严重地腐蚀了我们的民族。假洋鬼子不准阿Q革命和阿Q不准小D革命,二者性质不同,但其思想病根是相通的,都是对革命的摧残、压制。
(三)农村宗法制度的维护者鲁四
《祝福》里的地主鲁四,披着“讲理学的老监生”的外衣,书房里摆着《近思录集注》①、《四书衬》之类的儒家经典,墙上挂着“事理通达心气和平”一类充满中庸之道气味②的条幅,把自己装扮成一个“宽宏大量”、“不肯和小人计较”的慈善家,虚伪的对着神灵致敬尽礼,但他恰恰是农村封建宗法制度的最高统治者。他崇拜祖先,思想僵化,反对社会的一切变化;他大骂康有为,大骂维新党,维护帝制。所谓“心气和平”,是权势者把自己自私、贪婪、冷酷、狠毒的本质用礼教层层包裹起来,用以欺骗百姓。鲁四是祥林嫂致死的罪魁。他开始只是讨厌祥林嫂“是一个寡妇”,感到不吉利,还能容忍;后来祥林嫂再嫁回来,鲁四就不能容忍了,嫌她“败坏风俗”,害怕她玷污了祖先。正因为他在精神上迫害祥林嫂,才使祥林嫂生存的信心彻底毁灭了。当祥林嫂的精神和肉体受尽摧残,丧失了劳动能力后,鲁四就把她视为“不祥之物”打发走,一任孤苦无告的祥林嫂冒着风________________
① 杨星映《小说艺术的奥秘—小说文体学》,重庆出版社,第657页。②《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序》,《鲁迅全集》第6卷,第238页。
入木三分地揭穿了这个“吁请贵大总统特颁明令专重圣经崇祀孟母挽救颓风而存国粹”者鼓吹“读经救国”的虚伪本质。
三、鲁迅小说中悲剧性的女性人物形象
(一)失子的寡妇:单四嫂子
最早以女性为主要描写对象的小说是《明天》,单四嫂子是鲁迅在小说中塑造的第一个女性悲剧形象。她具有中国传统妇女的优良品质,勤劳、善良;也具有旧社会农村妇女的弱点,逆来顺受。她是中国旧社会农村“受苦受难兼愚昧无知的妇女形象”。单四嫂子是勤劳、善良的。守寡后专靠着自己的双手纺出棉纱来养活她自己和她三岁的儿子宝儿。她从来没有非分之想,也不敢有任何非分之想。封建礼教“从一而终”、“从子”的观念在她的思想中深深地植下了根。她的心中只有宝儿。毫无疑问,宝儿是她的希望和寄托,是她的劳作以至她的生命的意义。然而她的宝儿突然生了病,神签求过、愿心许过、单方吃过、医生诊过,她尽一切可能想救活她的儿子,然而宝儿最终还是死了。这个“粗笨的女人”的信念和希望就是让儿子健康地活着,但儿子死了,她面对的是无尽的空虚与压抑。她茫然的双眼能看透自己悲剧的未来么?深受封建礼教和迷信思想毒害的单四嫂子,早已经麻木了,“她能想出什么呢?”“单四嫂子却实在没有想到什么”,她只能把希望寄托在梦里,希望在梦里与宝儿见面;她只能呆呆地“等候明天”,但明天又会怎样?“作者虽然没有明说,实际上却通过种种迹象,把一个残酷的世界,摆在了读者面前。”在封建思想的桎梏、封建礼教的枷锁、封建政权的压迫下,可以想象,明天,等候着单四嫂子的“只能是更沉重更无穷尽的痛苦和悲哀,是更漫长更黑暗的无情岁月”。
(二)再寡失子的祥林嫂
第二个失去儿子的寡妇是祥林嫂。《祝福》中的祥林嫂,是一个善良、勤劳的人,但这样一个平凡的、处于社会下层的劳动妇女,活在吃人的封建社会中,政权、族权、父权、神权四座大山把她彻底压碎了。祥林嫂是勤快、能干的。她“整天的做,似乎闲着就无聊”,“简直抵得过一个男子”,“扫尘、洗地、杀鸡、宰鹅,彻夜地煮福礼,全是一人担当”。她具有传统的农村劳动妇女的品质。然而不久,她的婆婆把她劫回,把她强嫁给山里人。
③
②①________________
①叶开《鲁迅小说里的人物形象分析》,网易网《文化频道·非常文青》。
②前郭蒙古族师范分院语文研究小组《鲁迅小说导读》,吉林师范大学松原分院前郭蒙古族师范分院网《走近鲁迅》。
③王彬《试论鲁迅作品中的妇女形象》,《广东省高等教育自学考试汉语言文学专业毕业论文选萃》邓志远主编,中山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200页。
当她在山里平静的生活中刚尝到一点生活的乐趣,她的第二个丈夫又死了,她又成了寡妇。可是她还有儿子,所以,这也还不能打垮她。阿毛被狼叼走,给了这个坚强的灵魂不可抵挡的一棍,她终于改变了,“手脚已没有先前一样灵活,记性也坏得多,死尸似得脸上又整日没有笑影”。在周围人的鄙视和侮辱下,她渐渐走向崩溃。柳妈的话,使她感到了阴间地狱的威胁,以一年的工钱捐了赎罪的门槛,满以为自己是个干净人了,可以坦然地去摆福礼的时候,得到的仍然,是禁止她沾手的呵斥。这个女人,终于完全失去了抵御的能力,终于在精神上走向了死亡,而肉体上的死亡也就为期不远了。“祥林嫂是被政权、族权、神权、夫权四条绳索绞死的”。在重重压迫下的中国劳动妇女,尤其是寡妇,尤其是再嫁的寡妇、失子的寡妇,在社会上已没有了生存的空间。封建统治者的代表鲁四老爷对她实行经济上的剥削、肉体上的摧残。就因为祥林嫂能干,“竟没有添短工”。不仅如此,鲁四老爷们还在精神上给予她无情的打击。就因为祥林嫂是寡妇,鲁四爷已经皱了眉;再嫁再寡,就是“败坏风俗的”,祭祀时候帮手的份也被禁止了。就连如祥林嫂一般的受压迫者,他们实际上也都受到封建势力的麻痹毒害而帮同着对祥林嫂进行精神虐待,不自觉地促成了旧社会的这个平凡而不幸的悲剧。而婆婆敢于在光天化日之下把她劫回,不顾死活的强迫把她嫁到山坳里去,实际上依赖的是封建社会的族权、夫权。阴间的恐怖,代表了愚昧的封建迷信思想,在精神上折磨着祥林嫂,使她花了一年的工钱去捐一条门槛。就这样,政权、族权、神权、夫权,织成了一张有形和无形交织的网,通过社会各阶层的人有效地完成着践踏、侮辱和伤害的任务,无情地粉碎了祥林嫂的一切努力和挣扎,终于酿成了祥林嫂这个旧中国农村妇女的悲剧。祥林嫂和单四嫂的形象在本质上具有一致性。她们都是活在封建社会底层的农村妇女,而且都是失子的寡妇,受苦受难,“他们的命运非常凄苦,逆来顺受,从来不会想到怎么样去改变她。”单四嫂是麻木的,只会呆坐空想,只会“等候明天”,但明天又能给她什么呢?可以预见,等候她的只能是更痛苦、更黑暗的命运。祥林嫂有一点抗争,如从夫家逃了出来,独立谋生;婆婆强迫她再嫁,她“闹得厉害”,甚至不惜用头撞香案寻死。但祥林嫂的这些抗争是不自觉的,是盲目的,也是微不足道的。她的逃跑,只是因为婆婆的虐待。她的寻死,只是封建思想“从一而终” 在作怪。最后,更受封建迷信思想的愚弄,跑到土地庙里捐门槛。她们都受封建礼教的毒害,都是封建宗法制度的牺牲品,鲁迅对她们的态度“可用‘哀其不幸,怒其不争'概括。显示了中国现代知识分子话语的立场.③
②
①________________
①前郭蒙古族师范分院语文研究小组《为什么说祥林嫂是被“四条绳索”绞死的?》.② 吉林师范大学松原分院前郭蒙古族师范分院网《走近鲁迅》,叶开《鲁迅小说里的人物形象分析》网易网《文化频道·非常文青》.③李新宇《鲁迅的选择》,河南人民出版社, 2003年8月版,第33页.0勇敢地冲出家庭,大胆地自由结合了。子君跟前面分析的几位女性不同,就因为子君的心中有爱,她和涓生的爱是真挚的、热烈的。因为爱,子君发出了“我是我自己的,他们谁也没有干涉我的权力”的强音,这种要求个性解放的呼声是坚决的、强烈的;因为爱,子君背叛了家庭,在世俗的冷眼中表现得无所畏惧;因为爱,子君取得了暂时的胜利。但第二年初春,他们的同居生活就解体了。子君负着空虚的重担,“在严威和冷眼中”走进了“连墓碑也没有的坟墓”,涓生又回到了会馆破屋里那“寂静和空虚”之中。子君的故事,同样是一个悲剧。子君的悲剧,首先是时代的悲剧。“五四”新文化运动,虽然是一场轰治地位,封建思想仍然根深蒂固。子君和涓生的反封建行为,必然会受到封建势力的压迫,治地位,封建思想仍然根深蒂固。子君和涓生的反封建行为,必然会受到封建势力的压迫,他们的个人奋斗,还无法逃脱没有自由可言的旧社会这个大牢笼。在“小东西”的作祟下,涓生被解职了,他们失去了赖以生存的起码的经济基础。任凭涓生如何想方设法、如何努力,但在封建社会各种势力的孤立下,他们最终还是走到了绝境。可见,个性解放离开社会解放是不可能取得最终的胜利的。子君的悲剧也有自身的原因。他们缺乏远大的理想,只是把自己束缚在个人奋斗的小圈子里。一旦他们自由结合,达到了婚姻自由的目的,就沉湎于短暂的“安宁和幸福”之中,他们的爱也“凝固”了。子君已没有了新的理想,新的追求。“子君的功业,仿佛就完全建立在吃饭中。吃了筹钱,筹来吃饭,还要喂阿随,饲油鸡”,还跟小官太太暗斗,竟然虚荣到拿涓生也轻易不吃的羊肉去喂阿随。昔日勇敢的子君已经蜕变成一个关在小家庭的樊笼里、依赖丈夫生活、毫无独立能力的平庸小女人了。子君逃出了一个封建旧家庭,又建立了一个旧社会模式的小家庭。经济的窘迫,使他们的爱渐渐产生了裂缝,一步一步地走向了爱的坟墓。终于,涓生说出了“我已经不爱你了!”他们因为爱自由地结合,因为失去了爱而走向了悲剧。
易卜生的社会问题剧《玩偶之家》将问题留给了读者,而鲁迅用子君的形象证明了自己曾经讲过的出走后的娜拉“不是堕落,就是回来”的观点。封建势力的迫害,个人思想的局限,子君的路必然是悲惨的结局。
四、结 语
纵观这“病态社会中不幸的人们中”,无论是赵太爷、假洋鬼子、鲁四、七大人、四铭,还是阿Q、闰土、华老栓、祥林嫂、单四嫂子、爱姑、吴妈、柳妈„„这众多的艺术形象,都从不同的角度、不同的性格特征和不同的思想内涵,揭示了我国“国民的弱点”,当揭露上流社会权势者身上存在的劣根性时,着重剖析这类人物的堕落和腐烂,撕掉他们的伪装,毫不惋惜他们的溃灭。对于这类人,鲁迅先生的暴露与讽刺是不含眼泪,不带丝毫痛惜之情的。相反,对于下层社会的农民和市民,鲁迅先生在暴露他们身上的弱点、揭露造成他们愚弱的根源的时候,即使这种暴露和批判是尖锐的、冷酷的、不留情面的,但是鲁迅先生是理解造成他们精神病弱的社会原因和历史原因的,关注的是他们的前途和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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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篇:鲁迅小说研究
鲁迅小说集《呐喊》,作品真实地描绘了从辛亥革命到五四运动时期的社会生活,从革命民主主义出发,抱着启蒙主义目的和人道主义精神,揭示了种种深层次的社会矛盾,对中国旧有制度及陈腐的传统观念进行了深刻的剖析和比较彻底的否定,表现出对民族生存浓重的忧患意识和对社会变革的强烈愿望。
《彷徨》是鲁迅的小说作品集,共收入其1924年至1925年所作小说十一篇。首篇《祝福》写于1924年2月16日,末篇《离婚》写于1925年11月6日,实际的时间跨度是一年半多。整部小说集贯穿着对生活在封建势力重压下的农民及知识分子“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关怀。
《故事新编》是鲁迅的最后的创新之作,里面8篇有5篇写于鲁迅生命的最后时期。面临死亡的威胁,处于内外交困、身心交瘁之中,《故事新编》整体的风格却显示出前所未有的从容、充裕、幽默和洒脱。尽管骨子里依旧藏着鲁迅固有的悲凉,却出之以诙谐的“游戏笔墨”,这表明鲁迅的思想与艺术都达到了一个新的环境,具有某种超前性。在它的很多篇中,都可以发现或隐或现、或浓或淡的存在着“庄严”与“荒诞”两种色彩和语调,互相补充、渗透和消解。
《故事新编》对于历史材料的处理, 恰如(故事新编· 序言》所说明的, 大多用的正是这种方法: “只取一点因由, 随意点染”。以至把现代生活中的各种细节也大胆地引入历史, 突出其针贬流俗的意义。《故事新编》的这种没有“将古人写更死” 〔2 〕, 而是以极省俭的笔墨勾勒出他们的形象, 既不违背故事木身的真实性, 又从中照见了“ 五四” 以后, 别是三十年代形形色色的现代人灵魂的创作方法, 使得《故事新编》显示出了一种历史小说创作中前无古人的新貌。所谓的油滑,用作者自己的话来说,就是当“有一个古衣冠的小丈夫,在女娲两腿之间出现了”时,“便陷入了油滑的开端”。具体的说,就是在作品中的古代神话、传说和人物形象身上出现了现代生活的情节,而且这种现代生活的情节并不局限某部作品而是从第一篇小说作品贯穿于全部作品。《故事新编》的这种表现方法同现代美学范畴中的“怪诞” 的表现已无二趣了。(《故事新编》中的古代人物使用现代语言, 古人生活中出现现代生活的因素, 这对于描绘古代神话、传说或历史人物来说, 显然是历史生活中“ 自然所没有” 的情形。这是作者在创作时有意夸大, 甚至变形了原来生活中的人或事。这种重新创造产生了一种有趣的艺术效果, 这就是古今重叠, 作品中出现了漫画般夸张或变形, 甚至有些幻想色彩的古代人物形象,而这些形象是很容易令读者联想到现代社会中的某些人和事那些古代人物在小说中表现出的畸形混乱和荒唐却恰恰是现代生活中某些人物的本质持征和生活心态。这就达到了艺术芙的要求: 形式是光怪陆离, 违反常态的, 但它却是寓真于怪, 以扭曲的形态, 曲折地反映出生活本质的真实的要求, 因而它是可以达到艺术美的。细节的怪诞,《故事新编》中的怪诞艺术表现方法的运用, 并不完全取决于作家的主观愿望, 而更多的则取决于生活本身。社会是人的所有关系的总和, 这当中也许会产生许多始料未及, 超出人们意愿和理智范围的奇特现象。文学中的怪诞是揭示这种社会生活的奥秘。1.深层文化心理语境中的“ 一” 对“ 多”的外结构模式A.行动元的价值指向向深层掘进所谓行动元, 就是推动故事向前进发的内在驱动力。一个角色可以成为一个行动元,也可以成为多个行动元, 而多个角色有时也只能构成一个行动元。º 对立的行动元之间构成矛盾冲突。然而《呐喊)(仿徨》却显现 出另一种截然不同景观。这里没有剑拔弩张的外在紧张, 亦没有柳暗花明的曲折, 散漫的日常生活场景流淌着浓郁的原汁气息展现于我们面前。只有细细地品尝, 我们才能感受到故事深处的内在紧张, 这是一种灵魂的无意识的角逐。
B
.“ 一”对“ 多” 的外部结构模式出于消遣的目的和其它种种原因, 中国古典小说的故事行动元往往被构筑为单一对立的矛盾冲突, 因而其结构大多便呈现为“一”对“ 一”的线性平面构架。《呐喊》《仿徨》的故事行动元采取的则是一种“ 一”对“ 多”的结构形态。先觉者的现代意识及其存在权利、弱小者的奴隶资格和封建传统文化的体现者和维护者的正常人性是“ 一” , 封建传统文化是“ 多”。1叙述者主体意识支配下的 内部结构方式在《呐喊》《仿徨》中, 由于故事的“ 一”对“ 多” 的向心立体架构, 多种矛盾都失去了延展的势能, 矛盾之间的并列互补关系使之无法构成自身运转的具有强烈消遣功能的故事链, 这意味着故事自足性的极大消解, 叙述者的结构功能因而也便显得意义非凡。第一, 这种内部结构方式使小说在故事层面上以更为经济的篇幅容纳了更广阔的社会、历史和文化内容, 同时也使“ 一”对“ 多” 的外部结构也难以实现。第二, 这种内部结构方式也为对故事价值蕴含的发掘、提升进而构筑一个更富于主体独创性的意蕴空间立下了汗马功劳。不难看出, 由于外结构模式的变革, 内结构方式的引进及其强化内外结构的相互叠印使《呐喊})(仿徨》的意蕴空间获得了古典小说无法比拟的深广度, 创作主体精神结构的渗入更是古典小说中见所未见。正由于此, 当代研究者们对《呐喊》《仿徨》主题学层面的研究才呈现出两种不同的向度: 一是王富仁先生的“ 镜子”论;一是汪晖先生的历史“ 中间物”意识论。前者侧重于文本的外部结构研究, 后者侧重于文本的内部结构研究。综合这两种研究成果亦可证明叙事结构的内外变革大大地拓展了《呐喊)(仿徨》的意蕴空间, 从而从一个方面为《呐喊)(仿徨》的现代艺术品格奠定了坚实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