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红军的足迹
长征的足迹
随着飞机的起飞,一名老人望着机下越来越渺小的土地发出感慨:我最幸福的回忆是我的长征,我最痛苦的回忆也是我的长征。这是电影《我的长征》的一开始的内容,这让我一头雾水,幸福和痛苦本就是相对的,一个人的回忆怎么可能既幸福又痛苦呢?可渐渐地,我理解了他的心情。
原来这位白发苍苍的老人叫王瑞,小名瑞伢子,在很小的时候就随父亲、姐姐、姐夫一起参加长征。在长征的途中,在日军的炮火下,他的家人全都牺牲了,无一幸免。但是他却被毛主席救起,成为了三十万长征的红军中最后幸存的两万人中的一员。同时,在战争的磨砺中,他也变得愈加坚强,愈加成熟。明白了“跟着走”的含义,终于成为了一个真正的红军战士!
没错,瑞伢子的长征是痛苦的,在长征途中他不知经历了多少艰苦,一个个朋友,亲人都离他而去;瑞伢子的长征是幸福的,他在长征途中被毛主席救起,懂得了长征的意义。
这句“跟着走”让我十分感动。红军的足迹踏遍了大半个中国,雪山、草地、沼泽、险滩,他们面对的困难许许多多。但这句“跟着走”让他们不再害怕,他们相信路是人走出来的,为了新的中国,为了新的社会,他们义无反顾地踏上了征途,他们勇敢地把自己的足迹印在每一寸土地上。
相比这些抗战老兵来说,我们的生活是幸福的,且不说吃山珍海味,穿绫罗绸缎,好歹也是吃穿不愁吧。而且相比这些革命前辈,我们既不用爬雪山,过草地,也不用为了保全同生共死的伙伴而牺牲自己,这样一比,我们现在是多么幸福啊!这些革命前辈为了我们的幸福生活不知付出了多少努力,承受了多少不为人知的艰辛,相比之下,我真的是自惭形愧。
看看我,真的像个大小姐一般,十指不沾阳春水,过得简直是衣来伸手饭来张口的生活,家中的事从来不用我来操心,我只需好好学习就行,但我却依然抱怨这,抱怨那,有时一件事做得不顺心竟然也会大发脾气,却从不曾想过我现在的美好生活都是由那些革命先烈们用生命和鲜血换来的,也从不曾珍惜这幸福的生活。现在想想,我又有什么资格抱怨呢?那些红军战士们拼尽了全力换来了我们的美好生活,可我们却没有付出半分努力就能够享受到这幸福的生活,看看现在手机、电脑一应俱全,人手一部;鸡鸭鱼肉也开始成为饭桌上的常客。这些前人也许想也没有想到的事物对我们来说已经变成了理所当然,可当我们享受这些事物的同时又是否想过感恩,是否想过前人的努力呢?
我想从今往后,我定会更加努力,更加感恩,好好学习,使自己变得更加强大。我一定会跟随者前人的足迹,更加努力地跟着走。跟着前辈的足迹走,跟着同学中模范的足迹走,跟着新中国的足迹走!
第二篇:追忆红军足迹传承长征精神
追忆红军足迹传承长征精神
提起红军长征,可谓家喻户晓,妇孺皆知。
长征是人类战争史上的奇迹,特有的魅力使它就像一部最完美的神话,突破时代和国界,在世界上广为传扬。
中国工农红军的长征是一部史无前例、雄伟壮丽的史诗。“长征是历史记录上的第一次,长征是宣言书,长征是宣传队,长征是播种机。”
第三篇:追寻红军长征的足迹之三 从西昌到班佑
位于四川省西南部川滇交界处的凉山彝族自治州,是我国最大的彝族聚居区。追寻红军长征的足迹,我们走进凉山彝族自治州。1935年5月,中央红军进入这一地区,在这里历时9天,播下了革命火种。朱德第一次提出“红军万里长征,所向势如破竹”。红军在大凉山创造了团结彝族同胞开创中国革命胜利的奇迹,刘伯承与小叶丹“歃血为盟,结为兄弟”,“借道”彝民区,渡过大渡河,北上川西北,最后实现了与红四方面军的会合。
走进彝族自治州州府西昌
到达西昌,我们直奔位于市中心广场的彝海结盟纪念碑和塑像,这是西昌城的标志性雕塑。碑体用凉山特有的红砂岩,塑像中的刘伯承和小叶丹戎装肃立,面带微笑,正面碑座上有“彝海结盟纪念碑”七个大字。巍然矗立的彝海结盟纪念碑,向后人默默诉说着那一段光辉的历史„„
1935年5月,红军渡过金沙江,暂时摆脱了蒋介石重兵的围追堵截。但是,要实现与红四方面军会师,必须迅速渡过大渡河。西昌是国民党军在大渡河南岸的最后一个据点,当红军进至距西昌30华里的地方时,守城之敌为了防止红军利用民房掩护接近城墙,竟将距城墙较近的西街和鱼市街全部烧掉,以扫清射界。此举使红军不得不放弃进攻西昌城,继续兼程北进,取道冕宁通过彝民区。西昌彝海结盟纪念碑
位于金沙江和大渡河之间的大小凉山地区是彝民聚居区,红军要从这里经过,首先必须争取彝族广大同胞的信任与支持,才能减少不必要的冲突。为此,中央军委任命刘伯承为先遣队司令员,红一军团政治委员聂荣臻担任先遣队政委,率领先遣队首先进入彝民区。先遣队临行前,毛泽东嘱咐刘伯承、聂荣臻:红军来到大凉山是借路北上,不是去与彝族群众打仗,一定要按照党的民族政策办事。先遣队的任务是去宣传党的民族政策,用政策的感召力争取说服他们,用和平的办法借道彝民区。
为了宣传党的民族政策,红军进到冕宁县城后,张贴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中国工农红军布告》,庄严宣告:“中国工农红军,解放弱小民族;一切彝汉平民,都是兄弟骨肉。可恨四川军阀,压迫彝人太毒;苛捐杂税重重,又复妄加杀戮。红军万里长征,所向势如破竹;今已来到川西,尊重彝人风俗。军纪十分严明,不动一丝一粟;粮食公平购买,价钱交付十足。凡我彝人群众,切莫怀疑畏缩;赶快团结起来,共把军阀驱逐。设立彝人政府,彝族管理彝族;真正平等自由,再不受人欺辱。希望努力宣传,将此广播西蜀。”《布告》第一次提出了“万里长征”一词。从此,“万里长征”一词从冕宁传遍凉山,传遍全中国乃至全世界。
在冕宁,红军还释放了被国民党县政府关押在监狱里的彝族人质,并请他们喝酒、谈心,宣传《布告》精神,宣传党的民族平等团结政策,宣传红军是各族人民的军队。为了不打扰彝族群众,毛泽东同军委纵队的人员进入彝民区后,露宿在树林之中。所有这一切,使彝族群众深深感到红军是劳苦大众的军队,是来帮助彝族人民翻身求解放的。
5月22日,刘伯承和沽基家族首领小叶丹在彝海边“歃血盟誓,结为兄弟”,这就是光照千秋的“彝海结盟”。彝海,位于冕宁县城以北40公里的羊坪山上,原名“鱼海子”,彝语叫“乌勒苏泊”,意即海子,四周青山环抱,林木葱笼。在结盟仪式结束后,刘伯承将自己随身带的左轮手枪和几支步枪送给了小叶丹。小叶丹也将自己骑的黑骡子送给了刘伯承。西昌火炬广场
次日,红军先遣队在小叶丹的陪同下向彝区进发,沿途没有受到阻拦,直达安顺场,红军的后续部队也沿着“彝海结盟”这条友谊之路通过了彝民区,为抢渡大渡河、飞夺泸定桥赢得了宝贵的时间。走出彝民区,毛泽东在大渡河畔见到刘伯承时高兴地说:“诸葛亮七擒七纵才使孟获心服,你怎么一下子就说服了小叶丹呢?”刘伯承回答:“主要是我们严格执行了党的民族政策。”
红军执行正确的民族政策,不仅顺利通过了彝民区,而且还将许多彝民子弟聚集到了红旗之下。在刘伯承与小叶丹结盟仪式后,刘伯承将一面书写着“中国彝民红军沽鸡(果基)支队”的红旗授予小叶丹。后来,小叶丹组建了红军彝民支队,队伍发展到1000余人,坚持斗争5年多。1941年,小叶丹被反动政府以“通共”罪名杀害。在那艰苦的斗争岁月里,小叶丹的家人把刘伯承赠送的红旗当作民族团结的见证和民族解放的希望始终保存着。1950年5月,小叶丹的妻子郑重地把这面红旗亲手献给了政府,至今珍藏在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成为党的民族政策的历史见证。
中央红军通过彝民区后,强渡大渡河,飞夺泸定桥,翻越夹金山,终于到达川西北,与红四方面军胜利会师。
离开西昌前,我们专门去了火炬广场,这里有一组气势恢宏的火炬阵,又名民族柱,共有56根高9米、直径2米的火炬柱,用凉山特有的红砂岩石砌成,每到节日,56根火炬同时点燃。漫步火炬阵,我深深感到,彝汉两族人民建立起的深厚友谊和民族团结精神犹如这熊熊燃烧的火炬一样在凉山这块土地上薪火相传,永不熄灭„„
在川主寺红军长征纪念碑园
从西昌出发,一路北上,经雅安、成都到达川西北高原古城松潘,这里是扼控川甘边的战略要地,有“川西北门户”之称。红军长征期间,曾三过松潘草地,中共中央在长征途中召开过5次重要会议,其中沙窝会议和毛儿盖会议都是在松潘境内召开的。1935年6月底,红军发起松潘战役,至7月底,整个战役呈拉锯状态,中革军委遂决定停止松潘战役。长征纪念碑园雕塑 在松潘川主寺镇,我们参观了红军长征纪念碑园。
川主寺镇是因镇上的一座寺庙――川主寺而得名,这里是通往著名旅游景区九寨沟和黄龙的必经之地,南来北往的旅游大巴不断从小镇穿过,小镇还因红军长征纪念碑园成为著名的红色旅游地。长征期间,三路红军在四川滞留的时间长达20个月,足迹遍及73个县、市的30余万平方公里。红军的三个方面军都路过松潘,而川主寺是长征路上的一个要冲。当年,毛泽东等中央领导过草地时就是从川主寺后山的尕里台过去的。在川主寺以西几十公里处曾举行过著名的毛儿盖会议。为此,中共中央、中央军委为纪念红军长征决定在这里修建红军长征纪念碑碑园。
进入碑园,我的目光首先被耸立于元宝山顶的“红军长征团结胜利纪念碑”所吸引,一位身披羊皮背心的红军战士迎风挺立,他的双手高举成“v”字形,一手持步枪,一手持花束,以冲霄凌云之势矗立于海拔3100米的元宝山顶。纪念碑由红军战士铜像、亚金铜三棱柱碑体、汉白玉基座组成。三角柱碑体的每方都镶嵌一颗巨大的闪闪红星,象征着三大主力红军紧密团结,坚不可摧。主碑背靠雪山,面向草地,用亚金铜贴面,在阳光照射下,金光熠熠,璀璨夺目,被称为“中华第一金碑”。环绕碑体的汉白玉基座造型如雪山,碑基铺垫墨绿色水磨石,寓意着“雪山草地树金碑”。这座金碑在每个晴天的下午6点前后,受阳光斜射,碑体金光四射,通体闪耀,极为壮观。
走到广场中央,一座名为“黎明火种” 的雕塑吸引了我的注意。这座雕塑由三块黑色巨石和一个铜球组成,三块黑色巨石象征着旧中国深压中国人民的三座大山,而巨石下面的亚金铜球代表着中国共产党人和一切进步势力,就像一粒火种,在沉沉黑暗的旧中国即将点燃。
“黎明火种”雕塑不远处的“告别苏区”浮雕是由一块单面浮雕和一块双面浮雕组成的,在两块灰白色的花岗石上,雕塑家用写实的手法,塑造了50个形象逼真的人物,生动地再现了红军长征出发时,同苏区人民依依惜别的情景。双面浮雕中间有个断面,表现出红军和苏区人民从此一别,咫尺天涯;浮雕之间的“三军铜像”好似刚从断壁浮雕中走出来的红军代表,背向而立,表情刚毅,正挥手向苏区人民作别„„
来到碑园中心台地,这里是反映红军走上万里征途的“艰苦历程”大型群雕,由“开路先锋、勇往直前、团结北上、山间小憩、草地情深、征途葬礼、前仆后继、回顾思考、英灵汇聚”9组雕塑构成。远看群雕既像一面迎风招展的红旗,又像一匹昂首奔腾的骏马。我从这组群雕之间缓缓而过,这栩栩如生的雕塑将红军离开苏区开始长征的悲壮历史画面一一展现在我的面前„„ 松潘草地
告别红军长征纪念碑园,前面就是松潘草地,我们沿松潘到若尔盖的213国道继续向北,前往红军走出草地后到达的第一个村庄――班佑。
走进红色草原第一村――班佑
若尔盖县班佑乡的班佑村是红军走出草地后见到的第一个村寨。当年的班佑,只有几十户人家,几根木棍支起的棚子,外面扎上柳枝篱笆,再糊上牛屎,就是村民的住所,被称为 “牛屎房子”。
从松潘出发后,一路下着绵绵细雨,沿路可见的红军烈士墓不时走进我的视线,提醒着我80年前这块草地上曾发生过的悲壮故事。上万名红军官兵没能走出这茫茫草地,长眠在这荒无人烟的地方„„
车过班佑公路收费口,远远地看到一座红色花岗岩雕塑矗立在公路边的草原上。停车走到碑前,诵读碑文,原来这是一座中国工农红军班佑烈士纪念碑,是为纪念长征途中牺牲在班佑河附近的数百名红军烈士而建。开国上将、时任红三军十一团政委的王平将军在回忆录中的一段文字被刻成碑文:“红三军在草地里走了整整七天,终于进到班佑。我们红十一团过了班佑河,已经走出了七十多里,彭德怀军长对我说,班佑河那边还有几百人没有过来,命令我带一个营返回去接他们过河。刚过草地再返回几十里,接应那么多掉队的人,谈何容易。我带着一个营往回走,大家疲惫得抬不动腿,走到河滩上,我用望远镜向河对岸观察,那河滩上坐着至少有七八百人,我先带通讯员和侦察员涉水过去看看情况,一看,唉呀!他们静静地背靠背坐着,一动不动。我逐个查看,全都没气了。我默默地看着这悲壮的场面,泪水夺眶而出。多好的同志啊,他们一步一摇地爬出了草地,却没能坚持走过班佑河。他们带走的是伤病和饥饿,留下的却是曙光和胜利。我们怀着沉重的心情,一个一个把他们放倒,一方面是想让他们走得舒服些,一方面再仔细地检查一遍,不能拉下一个还没有咽气的同志。最后发现有一个小战士还有点气,我让侦察员把他背上,但过了河他也断了气。我们满含泪水,脱下军帽,向烈士们默哀、鞠躬告别,然后急忙返回追赶大部队。” 红军长征纪念碑碑园
诵读碑文,字字句句震撼我的心灵。纪念碑下的雕像再现了王平将军回忆的场面,中间是一面卷起的红旗,红旗周围的红军战士或相拥、或背靠、或搀扶,他们在长征途中一步一挪地走出了草地,却没能走过班佑河,在即将看到胜利曙光的前夕,倒在了这荒原之上„„右边是返回草地寻找战友的红军将士,胸前挂着望远镜的王平将军一脸的悲痛,身背小红军的侦查员目视前方„„
站在纪念碑前,放眼望去,那空旷的草原在秋风细雨中显得无比的悲凉,80年前,那一队队红军将士就这样一步一挪地走进了我的视线„„
1935年8月,松潘战役失利后,红军在极度危险的情况下,不得不踏上这茫茫草地„„ 面积1万多平方公里的松潘草地,海拔在3500米以上,葛曲河和墨曲河由南向北纵贯其间,迂回蜿蜒,水流滞缓,形成大片的沼泽。水草盘根错节,片片草甸覆于沼泽之上,人行其上,极易陷溺而亡。因此,穿越纵横600里的茫茫草地,成为红军长征途中最为艰难的一段历程。中国工农红军班佑烈士纪念碑
红军进入草地后正值雨季,几乎无日不雨。恶劣的天气状况和遍布的沼泽地给红军造成了很大困难。雨水不仅淋湿了官兵的衣衫,也淹没了前进的路线。有些地段连续几十里水深没膝,连向导也难以辨清道路。有时艰难地行进了几个小时,才发觉又回到了原地。许多官兵因此偏离路线,陷于沼泽中身亡。
行路之难阻滞着部队的行动,缺食之苦则直接威胁着官兵的生命。饥肠辘辘的红军官兵,不得不以野菜、草根、皮带充饥,甚至从人马留下的粪便中寻找没有消化的青稞、麦粒。“牛皮腰带三尺长,草地荒原好干粮,开水煮来别有味,野火烧熟分外香,一段用来煮野菜,一段用来熬鲜汤,有汤有菜花样多,留下一段战友尝。”
草地气候恶劣,雨雪风暴变化无常,夜间气温降到零度以下。衣衫单薄的红军官兵饥寒交迫,艰难行走或露宿在空旷的草地上,无处避雨,无衣御寒。“身无御寒衣,肚内饥;晕倒爬起来,跟上去,走到宿营地。”“天当被,地当床,暴雨来了当蚊帐。”这些红军当年留下的诗歌,真实地反映了草地的艰苦,在如此恶劣的自然环境中,支撑着红军将士能够一步一步走出草地的力量来自于一种革命信念和坚强意志。松潘草地上《金色鱼钩》纪念碑
“雪皑皑,野茫茫,高原寒,炊断粮。红军都是钢铁汉,千锤百炼不怕难。雪山低头迎远客,草毯泥毡扎营盘。风雨侵衣骨更硬,野菜充饥志越坚。官兵一致同甘苦,革命理想高于天。”在茫茫草地行军中,《国际歌》成为最好的政治动员令,一曲《国际歌》常常能够让官兵们热血沸腾,士气大振。艰苦卓绝,理想胜天。广大指战员正是凭着对革命信仰的无比忠贞,才能战胜常人难以战胜的困难,一步一挪地走出这茫茫大草原。
经过7天的艰苦跋涉,右路军先遣部队走出草地后,在班佑附近贡巴龙山一带与国民党军游击指挥部第二支队一部及若尔盖藏民部落1000余名藏兵遭遇,经2小时激战,将敌击溃,红军乘胜占领班佑。
当年因伤病而掉队的红军战士,在这里受到了藏族同胞的热忱收留和悉心照料,他们后来留下与藏族姑娘结婚生子。“想起长征,就想起松潘草地,松潘草地流落的叔叔,在那高寒的沼泽地里,拖着淤血的伤口,扎着发臭的绑腿,艰难地爬行。想起长征,就想起松潘草地,松潘草地昏迷的叔叔,当最后一节草根嚼碎,当最后一根皮带煮完,当最后一棵秸干拄断,当最后一丝力气用尽,我的叔叔倒下了,倒在了人迹罕至的高原,倒在了憨厚热情的帐房,一堆堆马粪,燃起了生命之火,一碗碗热腾腾的酥油茶,一块块香喷喷的糠粑,两种不同民族的语言,被一双双紧握的手,攥在了一起„„”
青青草原,雄雕矗立。仰望班佑烈士纪念碑,我仿佛看见那七八百红军烈士鲜活的面孔,他们虽衣衫褴褛、形销骨立,却气宇轩昂、目光坚毅,他们相互搀扶,一步一摇地向我走来,瞬间,又消失得无影无踪„„他们带走的是伤病和饥饿,留下的却是曙光和胜利。他们的英灵与日月同辉,他们的精神与山河同在!
我向当地藏民买了一束花,慢慢地走到碑前,轻轻地放下,向这些牺牲在草地上的烈士深深地鞠躬„„
在《七根火柴》故事的发生地
离开班佑村,继续前行,忽然一只红色大手雕塑映入我的眼帘,下车细看那手中握着的党证上红星闪闪发光,下方基石上有“七根火柴”4个大字。这不是王愿坚小说中讲述的红军过草地的故事吗?
《七根火柴》的故事早在上学时我就读过。小说描写了长征途中,一名生命垂危的红军战士把党证和夹在党证里的七根火柴交给一位掉队的战友,请他转交给党组织。言毕,安然地闭上了眼睛。那位战友追上队伍,为战士们点燃了篝火,然后将余下的六根火柴和党证交给了指导员。这个故事深深地映在我的脑海中,但我不知道故事的发生地竟在班佑乡姜冬村附近。松潘草地上的烈士纪念碑
“姜冬”在藏语里就是“柳树林”的意思,当地人看到这个地方柳树繁茂,才起了这样一个名字。1935年8月,红军艰难跋涉走出草地后,意外发现姜冬村这一片柳树林,战士们就在这里宿营。这片小树林后来就成了很多红军将士回忆中的“小森林”。杨成武将军在《毛主席指示我们过草地》中回忆小红军郑金煜,虽然只有17岁,人却很聪明。他一路上贴身藏了几根柴禾始终没有淋湿。战士们就用这几根柴禾当引火柴,点火取暖和烧水。郑金煜在受伤后对战友们说:“我在政治上像块钢铁,但我的腿不管用,我要掉队了,我多么舍不得你们啊„„我知道党的事业一定会胜利!革命一定会胜利„„胜利后,如果有可能,请告诉我的家里,我是为执行党的路线,为了革命的胜利牺牲的!”后来,郑金煜就在这风雪交加的草地上牺牲了。王愿坚以小红军郑金煜的故事为蓝本,创作出《七根火柴》。
望着眼前的雕塑,《七根火柴》的故事情节瞬间从我的记忆深处被唤醒„„ “那同志一只手抖抖索索地打开了纸包,那是一个党证;揭开党证,里面并排着一小堆火柴。焦干的火柴、红红的火柴头簇集在一起,正压在那朱红的印章中心,像一簇火焰在跳。‘同志,你看着„„’那同志向卢进勇招招手,等他凑近了,便伸开一个僵直的手指,小心翼翼地一根根拨弄着火柴,口里小声数着:‘一,二,三,四„„’
就在这一瞬间,他发现那个同志的脸色好像舒展开来,眼睛里那死灰般的颜色忽然不见了,爆发着一种喜悦的光。只见他合起党证,双手捧起了它,像擎着一只贮满水的碗一样,小心地放进卢进勇的手里,紧紧地把它连手握在一起,两眼直直地盯着他的脸。
‘记住,这,这是,大家的!’„„
站在雕塑前,我仿佛看见那名红军小战士,看到他留下的火种,不仅给幸存的战友带来了温暖和光明,也再次点燃了我心中的火种。他高擎的手臂不仅为战友指明了前进的方向,也为长途跋涉、追寻红军长征足迹的我指明了前进的方向„„
千里迢迢,追寻红军长征的足迹,追寻的不仅仅是足迹,更是一种精神,那就是我们这代人需要传承和发扬的长征精神„„
站在巴西会议遗址前
离开班佑乡北行,就到了巴西乡。1935年9月,中共中央在这里的班佑寺连续几次召开会议,这就是著名的巴西会议。
1935年8月底,毛泽东、周恩来、徐向前率领的右路军走出草地到达班佑、巴西一带后,等待与朱德、刘伯承、张国焘率领的左路军会合一起北上,但张国焘以种种理由拒不北上,顽固坚持南下主张。9月2日至9日,中央政治局在巴西班佑寺连续几次召开非正式会议,会议分析了红一、四方面军会师后张国焘分裂党和红军、抗拒中央命令的种种表现,分析了张国焘倚仗优势兵力,妄图凌驾和危害党中央的危险处境。毛泽东等一致认为,再继续说服、等待张国焘率领左路军北上,不仅没有可能,而且会招致严重后果。为了坚持北上建立川陕甘根据地的方针,同时为了给整个红军北上开辟道路,会议决定由红一、三军和军委纵队一部组成临时北上先遣队,向甘南前进。巴西会议是决定党和红军前途命运的一次关键会议,彰显了毛泽东等老一辈革命家英明果断、沉着应对的政治智慧。巴西会议的重大历史意义正如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中所指出:“由于巴西会议和延安会议反对了张国焘的右倾机会主义,使得全部红军会合一起,全党更加团结起来,进行英勇的抗日斗争。”
9月9日,张国焘给陈昌浩发来密电,要求他立即南下,彻底开展党内斗争。危急时刻,叶剑英向毛泽东立即汇报了这一情况。当天晚上,毛泽东、张闻天、周恩来、博古等紧急磋商,为避免红军内部可能发生的冲突,决定率右路军中的红一、三军和军委纵队迅速转移,脱离险境,先行北上。10日凌晨2点钟,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人离开驻地,踏上北上征途。在通过红四方面军驻地时被发现,陈昌浩请示徐向前“怎嘛办?追不追?打不打?”徐向前沉着冷静,坚定地回答“哪有红军打红军的道理?”正是这句话,让长征途中的红军避免了一场自相残杀的悲剧。七根火柴雕塑
1937年3月,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指出“张国焘一到毛儿盖就反了,要用枪杆子审查中央的路线,干涉中央的成分和路线。这是完全不对的,根本失去了组织原则。”后来,在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上,毛泽东针对张国焘同党争权的历史教训,再次指出“我们的原则是党指挥枪,而绝不允许枪指挥党。”
巴西会议旧址现只剩几面残墙,正面立有“巴西会议遗址”石碑。
第四篇:足迹(范文模版)
足迹
我独坐在房间的一角,望着窗外阴沉的天空,听着风雨交加的声音,想到自己参加钢琴考级比赛的又一次惨败,心中也是一片阴霾。我一次次问自己:为什么我的人生道路总是这样崎岖不平?我到底应该留下怎样的人生足迹?
钢琴静静地卧在那里,像一个犯错的孩子,一声不吭。我十指相扣,再也不想触摸那黑白相间的琴键,怕触动那心灵深处的蛰伏的伤痛。
我一夜辗转反侧,难以入眠。我听见,房门外父亲来回踱步的脚步声反反复复,恰如他声声的叹息那般轻轻。
第二天清晨,我依旧房门紧闭,大睡不起。父亲一次次轻轻地叩门,轻轻地呼唤。我被吵醒了,不情愿地打开了房门。父亲对我歉意地笑笑,近乎祈求地说:“昨天夜里下了一场大雨,你随我到房前的土路上走走看看吧。”
我不忍拒绝他,就随着父亲信步走在那条土路上。由于昨夜刚下过大雨,土路上泥泞不堪,坑坑洼洼的。一路走过来,泥水沾满了我们的裤脚,土路上,留下了两串深深的足迹。
我们走到了土路的尽头,父亲拍了拍我的肩膀,问我:“你前几日是不是也从这条土路走过啊?”我点头。父亲又问:“那你当时能找到你留下的足迹吗?”我纳闷地说:“当时天气晴好,土路平坦坚硬,哪里能留下足迹呢?”
父亲笑了,继续问我:“那今天呢?你能找到足迹吗?”
我蓦然回首,看那泥泞的土路上,我和父亲的两行足迹赫然,一路蜿蜒,延伸到远
方„„我对着父亲点头道:“能找到足迹。”
父亲听了,意味深长地说:“晴天的土路平坦坚硬,走在上边不会留下足迹;只有在雨后,土路泥泞不堪,走在上边才会留下深深的足迹。人生又何尝不是一条道路呢?那些一生不经历风雨,没有遭遇失败的人,必然是不会留下人生足迹,必然碌碌无为;那些栉风沐雨,在苦难中艰难跋涉的人,必然会留下深深的人生足迹,获得成功。”我如有所思地点着头。父亲继续说:“其实钢琴考级的失败,正如这泥泞的土路,你只有勇敢地走过去,留下成长的足迹,你才能获得真正的成功。”
我望着那泥泞的土路,望着那深深的足迹,豁然明白了父亲带我走泥泞土路的良苦用心。心中的阴霾一扫而空,我明白了:泥泞留痕,只有在人生的泥泞中行走,生命才会留下深深的足迹,走向成功„„
足迹
我是一株向日葵,可是自从出生,阳光就在墙的那一边,从来没有在我的身上流淌。我在这个阴暗的角落,在生命的道路上孤独地行走,可我真的不知道应该留下怎样的足迹。
那个雨后的黄昏,那个女孩坐着轮椅,两只手用力地转动着轮椅,艰难地来到这个阴暗的墙角。我看见,她的身后,是两行车迹,深浅不一,歪歪斜斜。她注视着我嫩黄的枝叶,无比怜惜。她对我说:“向日葵啊,你和我一样不幸啊,但是让我们一起勇敢地走下去,让我们的生命旅程中留下成功者的足迹吧!”我听了,精神为之一振:对!我要坚强地行走,和小姑娘一样,留下成功者的足迹!
我在那阴暗之中,用力踮起脚尖,努力向上生长,却追寻近在咫尺却遥不可及的阳光。用向上的姿势去迎接那风雨,用虔诚的心去仰望那金色的理想。终于在一个清晨,我生命中的第一缕阳光灼伤了我的双眸,那耀眼的灿烂瞬间将我的身心温暖。
我尽情吮吸着雨露,尽情地沐浴着阳光,我瘦弱单薄的枝干渐渐粗壮,发黄的叶片渐渐葱绿,我也长出了巨大的花盘,每日追随着太阳,终于绽放出了生命的金黄。我昂着高过断墙残壁的头颅,以生命的名义,在干干净净的天空下自由地盛开着,我的叶片舒朗而不张扬,我的花瓣孤独而不自卑。虽然脚下依然是阴暗潮湿,但是生命的足迹却已是十分坚实。那阴暗的角落,见证了我成长。
又是一个雨后黄昏,那个女孩拄着拐杖,步履蹒跚地来到我的身旁。我看见,她的身后,是两行深深的足迹,像一幅平平仄仄的对联,书写着生命的坚强。当她看到我的时候,惊讶地叫出声来:“不可思议!向日葵,难道你听懂了我的话语?你竟然在这个阴暗的角落留下了最美的生命足迹!”她久久凝视着我的金黄的花盘,陷入了沉思。许久,她抬起头来,冲着我微笑,说道:“向日葵,我要像你一样,在人生道路上,留下最坚实的生命的足迹,去走出自己的生命的辉煌!”
我看见,她的脸上写满了坚强。我相信,虽然她的人生道路还会经历很多痛苦与寂寞,但是只要她和我一样的坚强执着地行走,就一定会迎来属于自己的生命的辉煌。
暮色降临,小姑娘拄着拐杖往回走了,一步一个足音,仿佛敲打在我的心坎上。她的身后,是两行深深的足迹„„
那足迹,那父爱
那天黄昏,窗外下着大雪,我望着那洁白的世界,心里却不安。每个星期天,我都盼望着父亲来,哪怕他什么话也不说,只要我们能默默地相对坐一会儿,看一眼日渐衰老的父亲,我也会感到心里暖暖的。可是今天,一想到父亲将要在雪地上蹒跚行走,我又希望他今天不要来。
下课了,我走出教室,我惊呆了:父亲站在雪地里,仿佛成了一个雪人,那瘦小的佝偻的的身子瑟缩着。手里还提着一个鼓鼓的包,舍不得放在地上。他的身后,雪地上两行足迹,深深浅浅的,弯弯曲曲的,一直蜿蜒到远方„„
“爸爸!”我惊叫着,扑过去,抢过他手里的包裹„„
雪还在纷纷扬扬地飘着,我将父亲搀扶到屋檐下,掸去父亲浑身上下的积雪。父亲深情地注视着我,全然不顾自己的寒冷;而我,强忍着泪水,心中溢满了感动。
“下雪了,爸爸给你带来了羽绒服,还特意为你做了你最爱吃的面饼!”父亲的声音沙哑无力,但饱含着无限的爱。“嗯。”我应着,父爱的温暖,让我在这个寒冬,不再寒冷。
我接过了父亲做的面饼,让他到我宿舍休息一会儿。他抢过包裹,到了宿舍,拿出了羽绒服,理好,细心地帮我穿上,还一一扣上了纽扣。我注视着父亲,父亲才四十多岁,但额上五线谱似的皱纹,记载着他全部的辛苦;他的头发已经变得花白,每一根白发,都记载着他辛苦和坎坷;他的腰身已经佝偻,那是生活的重负将他压垮„„我知道,父亲是为了我才如此过早地衰老的啊!
父亲交代了几句,说道:“我要回去了,家里菜地大棚上的积雪还没有扫呢,我要赶紧回去!”父亲转身走进了风雪中,他佝偻着腰身,蹒跚地行走,深一脚浅一脚的。我看着父亲在风雪中的背影,想到他为了我冒着风雪来回走了十几里路,再也控制不住自己的泪水,任凭泪水肆意流淌„„
雪还在飞舞着,像洁白的精灵。父亲的背影渐行渐远了,我久久地注视着父亲留在雪地上的足迹。渐渐向远处延伸。那足迹,与其说印在雪地上,倒不如说烙在我的心坎上。这足迹,越来越远,足迹的尽头,是那茫茫的风雪,是父爱的莽原„„
泪眼蒙眬中,雪地里那两行足迹,那浓浓的父爱,在我的心头愈发清晰„„
第五篇:红军故事
红军故事
一碗白米饭
1927年冬,毛主席带领工农红军住在宁冈县茅坪村的时候,有一个时期红军生活非常艰苦,天天吃红米南瓜,有时候还吃糙红米和南瓜煮的稀饭。开头吃几餐还觉得味道有点香甜,吃多了就觉得有点难吃,可是毛主席不搞特殊,仍和战士们从一个锅里盛饭。
一天吃早饭的时候,警卫员小胡突然给毛主席送来了一碗白米干饭。原来他看见毛主席天天深夜不眠,餐餐和战士们一起吃那些糙米和南瓜煮的稀饭,实在看不下去,就跑到厨房私自和炊事员商量,并且由小胡自己动手把红米加工成白米,另外用碗给毛主席蒸了半斤米的干饭。
毛主席一见白米干饭,觉得有点奇怪,便问战士们今天是不是也吃这样的饭?小胡在首长面前从未撒过谎,这次当然照实说了。毛主席听完之后,马上叫他拿回厨房去和南瓜煮稀饭,让大家一起吃,并且说:“以后再不许这样了,战士们吃什么,我也吃什么。”小胡激动地说:“毛委员,南瓜稀饭早做好了,大家吃都吃完了,你就吃这一餐干饭吧,下次再不做了。”毛主席仍然不同意,并向小胡耐心地解释说:“我不应该有什么特殊的。南瓜稀饭本来又甜又香,很好吃嘛。战士们能吃,我就不能吃吗?你要知道,受压迫受剥削的穷人连野菜都吃不上啦。快给我把饭送回去?”小胡还想说什么,可是毛主席已经把那碗白米饭塞到他手里了。小胡无法,只好把饭拿回厨房去了。
两袖清风的于谦
明朝名臣于谦居官清廉。一次,朝廷派他巡察河南。返京时,人们买 些当地的绢帕、蘑菇、线香等土特产回京分送朝贵,他没有接受。同时还写了一首诗表明心 迹:绢帕蘑菇与线香本资民用反为殃。清风两袖朝天去,免得闾阎(指百姓)话短长。”
陶母退鱼
晋代名臣陶侃年轻时曾任浔阳县吏。一次,他派人给母亲送了一罐腌制好 的鱼。他母亲湛氏收到后,又原封不动退回给他,并写信给他说:“你身为县吏,用公家的 物品送给我,不但对我没任何好处,反而增添了我的担忧。”这件事陶侃受到很深的教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