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20世纪自由主义文学的简介与评价

第一篇：中国20世纪自由主义文学的简介与评价

在中国，“五四”时期出现了自由主义文学思潮。中国自由主义文学，大体是指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出现的那些深受西方自由主义思想和文学观念影响的独立作家和松散组合的文学派别，他们创作的那些具有较浓厚的超政治超功利色彩，专注于人性探索和审美创造的文学作品及相关的文学现象。它包括作家、作品和文学思潮三个方面。这些作家通常抱着远政治近艺术的创作态度，具有文学独立性；其作品注重人性的发掘和艺术美的构造、注重文学的自身价值，具有主体性；作为文学思潮，它总是处于非主流状态，具有边缘性。中国自由主义文学与文化思想界的自由主义思潮有着密切的联系。简要说来，中国自由主义文学与中国社会的自由主义思潮基本上是一种同构关系：彼长此长、彼伏此伏。受西方尤其是英美自由主义熏染的自由派作家，当他们较集中地面向社会和文学发言的时候，自由主义文学思潮便应运而生了。

自由主义文学是指具有独立性，提倡自由及人性的文学流派。它的主要派别有“现代评论”派、新月派、京派、海派以及受西方思潮影响的一些作家。主要代表作家有周作人、沈从文、梁实秋、朱光潜、胡适等。20世纪中国文学是一个极其复杂的客观存在，它如同大海具有很大的包容性，自由主义文学无疑是其中较有代表性的一个分支，它相对现实主义、浪漫主义文学而言，与强调政治、社会、道德不同，主张文学要以“自由”为核心，以“人性”的探讨为基础等观点。

中国20世纪自由主义文学的评价

自由主义文学思潮是指20世纪20和30 年代以自由主义的人生理念和文学本体论的美学理念为追求的一股文学思潮。它既反对当时国民党策动的“民族主义”的党化文学，也不赞成共产党领导的左翼文学，标榜文学的独立和自由，强调文学的个体意识，反对文学的功利倾向，主张文学同政治保持距离。自由主义文学思潮与无产阶级文学思潮相伴而生、同步发展,几乎贯穿中国现代文学史发展的全过程。

对中国20世纪自由主义文学做出评价，曾经出现过两种态度。一种倾向是简单化地否定自由主义文学思潮,认为自由主义文学思潮及其影响下的创作不过是“假借‘自由’招牌来反对无产阶级文学”,“是用来粉饰自己替反动政治服务的一种手法而已”。另一种倾向则是脱离当时具体时代环境,抽掉文学的社会性,从所谓“纯粹文学尺度”出发,不适当地夸大自由主义文学思潮的价值和影响,甚至企图取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主导地位而代之。这两种倾向都是对历史和真理的偏离

要正确的对20世纪的自由主义文学做出评价，我认为要从以下几个方面去进行了解和评析。一是自由主义文学发生的背景。它滥觞于封建旧文学遭到毁灭性打击的新文学建设初期,而在左联时期达到了高潮。当时以文学革命为发端的新文学运动,对封建旧文学进行了有力的批判。自由主义文学思潮的形成同五四文学的历史转型有着密切的关系。这一思潮可以说是新文学由启蒙的文学向“文学”的文学转换的产物，是新文学由幼稚走向成熟的这样一个逻辑过程的结果。五四以后的旧军阀专政和1927年后的新军阀专政, 在文化思想领域内都实行封建法西斯专制主义的统治。因此,自由主义文学思潮对现实政治的隔膜,一方面是针对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的,另一方面也是针对反动统治当局的,也是与现实反动政治不协调的表现。文学与现实政治的不协调,使自由主义作家不愿变文学为现实政治的奴婢,但又不能和无力提出更有力的未来社会政治理想来与现实政治对抗,于是只能遁入自由主义一路。二是自由主义文学的成分。自由主义文学的成分比较复杂，大体可以分为五个方面：一是受胡适影响的“新月派”文学；二是受周作人影响的“京派”文学；三是从左翼文学分化出来的“自由人”和“第三种人”；四是被称为“海派”的实际属于不同流派的都市文学作家；五是一批深受西方现代社会思潮和文学思潮影响而又游离于其他文学派别的作家、批评家。

“新月派”文学是现代新诗史上一个重要的诗歌流派，受泰戈尔《新月集》影响。该诗派大体上以1927年为界分为前后两个时期。前期自1926年春始，以北京的《晨报副刊·诗镌》为阵地，主要成员有闻一多、徐志摩、朱湘、饶孟侃、孙大雨、刘梦苇等。他们不满于“五四”以后“自由诗人”忽视诗艺的作风，提倡新格律诗，主张“理性节制情感”，反对滥情主义和诗的散文化倾向，从理论到实践上对新诗的格律化进行了认真的探索。

“京派”文学京派是30年代一个独特的文学流派，主要成员有、废名、沈从文、李健吾、朱光潜等。称之为“京派”，是因为其作者在当时的京津两地进行文学活动。其作品较多在京津刊物上发表，其艺术风格在本质上较为一致。主要刊物有《文学杂志》、《文学季刊》、《大公报·文艺》。“京派”的基本特征是关注人生，但和政治斗争保持距离，强调艺术的独特品格。他们的思想是讲求“纯正的文学趣味”所体现出的文学本体观，以“和谐”、“节制”、“恰当”为基

本原则的审美意识。沈从文是京派作家的第一人。使小说诗化、散文化，现实主义而又带有浪漫主义气息。从左翼文学分化出来的“自由人”和“第三种人”。出现了自称为“自由人”、“第三种人”的胡秋原、苏汶(杜衡)之流发动的新的攻击。这些人和“左联”有过交往，有的曾是“左联”成员；苏汶译过苏联文艺创作和论著，胡秋原一再声称自己的“方法是唯物史观”，“是从朴列汗诺夫(普列汉诺夫——引者)……出发，研究文艺的人”，并以《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之拥护》作为自己文章的副题；他们甚至声明并不否认文艺的阶级性，而只是作为“自由的智识阶级”和“死抱住文学不放的作者们”的代表，向革命作家要求“文艺自由”。

“海派”作家群落的形成，是在上世纪二十年代末至三十年代初。1926年3月，刘呐鸥从日本青山学院毕业回国，到上海震旦大学法文班插班入学，结识班内同学杜衡、施蛰存、戴望舒等。1928年9月，他们合作办起《无轨列车》杂志，1929年9月，由施蛰存、戴望舒、徐霞村、刘呐鸥任编委的《新文艺》杂志问世，1932年5月，施蛰存受现代书局之托主编的《现代》杂志创刊，标志着这些作家构成了一个有实力的流派集结，此外，相随而起的海派作家尚有黑嬰、禾金等；他们的作品多登载在《新时代》、《文艺月刊》、《小说》等刊物。

三是自由主义文学兴起的原因。（1）新文学在经历了启蒙精神的洗礼后，有一种向文学本体回归的自然要求，同时也需要在文学的艺术领域真正确立自己的地位。这一要求在五四时期曾表现为创造社、周作人等的文学主张，到三十年代转化为自由主义文学思潮。（2）就文学常态而言，走出启蒙文学的主流形式后，文学不能只是简单地变换为左翼文学。它的进一步发展还需要一种多元结构的存在，而自由主义文学思潮恰恰代表了这样一种对文学的多元价值取向的追求。（3）在启蒙文学的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两大声音中，还需要更多的声音来充实新文学这部交响乐，这些声音则分别借助于自由主义这样一个共同的渠道流淌出来。在自由主义文学中有相当一部分作家代表了当时文学的先锋倾向和现代主义创作要求，体现了中国文学同世界文学的广泛联系。

我们以往的文学史和学术研究，对20世纪20、30年代出现的自由主义文学思潮基本上持否定态度。这一思潮一般被定位为“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的文学思潮，把它们看作是同左翼文学或“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相对立的。因此，在评价上，总的来看是批判过多，研究较少；偏见较多，理解较少。这种情况自90年代以来有所改变，但是又出现了另外一种现象，即一部分研究者完全站在自由主义立场上对自由主义文学给予了超过其实际情况的过高评价，甚至有人利用重新评价自由主义文学来完全否定左翼文学、否定鲁迅。今天看来，这两种倾向都是应该值得注意和避免的。

第二篇：中国20世纪自由主义文学评介

一、中国自由主义思潮的传播

自由主义思潮发端于西方17世纪末叶，它的基本含义是“尊重个体自由、强调思想宽容”。自由主义在政治上主张民主主义，在个体的伦理道德上主张个人主义。自由主义强调温和与节制，它反对任何激进的态度，对以革命的方式改造社会，自由主义怀有深深的恐惧和敌视。

20世纪初的中国社会秩序混乱，价值观芜杂。自由主义对于“人性”和“理性”表示强烈关注，强调自由思想与独立意识的思路，得到部分社会精英阶层人士的认同。许纪霖先生指出:“中国的自由主义思潮，严格而言发端于五四时期。„„大批经历了英美和欧陆自由主义洗礼的留学生回国和西方思潮的大规模东渐，自由主义遂在中国成为显学，并铸造了五四及后五四两代知识分子的精神灵魂”。受到这一思潮影响的中国知识分子，开始作为一个独特的群体出现。他们与主流政治疏离，以精英姿态向社会独立发言，通过各种媒介向社会传播自由主义的基本理念，逐步介人了20世纪初中国的现实政治与社会生活的各个层面。从而不可避免地，这一思潮也渗人了当时的中国文坛，并对中国现代文学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

二、中国自由主义文学的发展

中国自由主义思潮发端的五四时期，可视为中国自由主义文学的开拓期，这一时期，自由主义知识分子更关注的是对自由主义观念的探讨，更注重以自由主义启社会之蒙，而对自由主义文学的创作观念及艺术表现普遍关注不够。到了五四之后，20世纪20至40年代，则可视为中国自由主义文学的发展期。这一时期，自由主义文学理论的阐述较全面、彻底;出现了如语丝、新月派、现代评论派、自由人、第三种人、论语派、京派等比较典型的自由主义刊物和派别;而周作人、林语堂、梁实秋、徐志摩、废名、沈从文等自由主义文学作家，“不仅在观念上突破了政治、社会、道德等方面的束缚，而且在艺术上努力追求个性的表现，自由的表达”，自由主义文学至此有了实际的突破。

1、语丝派

所谓语丝派，是指周作人一派的讲“趣味”的作家而言。语丝社的组织，是在五卅的前一年：出版《语丝》周刊，由孙伏园主编。领导人物是鲁迅及周作人，孙本来主编《晨报》副刊，鲁迅也常在上面撰稿。有一次，鲁迅做了三段打油诗，题材《我的失恋》，据说是因为看见当时“哎呀哎呦，我要死了！”之类的失恋诗盛行，故意做一首“由她去吧”收场的东西，开开玩笑的。不了晨报中的某君，认为不能刊载，将稿抽去了。伏园因此愤而辞职。过了几天，他提议自办一个周刊，这就是

《语丝》。

他去邀了十六人负责撰稿，除周氏兄弟外，尚有钱玄同、刘半农、俞平伯、冯文炳、孙福煕、等。定名《语丝》，据说是有几个人，人已取一本书，任意翻开，用指头点下去，那被点到的，便是名词。语丝派由此成立。

2、京派

京派产生于30年代，这时“五四”的高潮已经过去，中国文化和政治中心都已经转移到上海，留在北京等地的作家便处于一个“文化边缘”的地位，这种地位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成为文化边缘的北京虽然比较沉闷，但北京毕竟是文化古都，有着深厚的文化积淀，特别是在经过了新文化运动的洗礼之后，浓重的文化氛围为那些志趣相投的作家重新集结创造了很好的条件。

第二，处于文化边缘的北京，远离时代的中心，加上这里的作家大多生活在大学的校园里，较少沾染上商业和党别的味道，所以，比较容易形成一种平和、恬静的创作心态。此外，这些知名高校里的著名学者教授大多拥有雍容高贵的气质，喜尚扎实稳健的文风，因此，在对时代和社会的态度上也大多趋于保守。

第三，在文化边缘中能够甘于寂寞继续坚持创作的作家，大多是真正有志于文学事业的人，特别看重文学的独立价值，对于那些在文学创作中表现出政治功利性、党派性和商业性的倾向，都有一种本能的排斥态度，有意识地与各种流行文学保持一定的距离。

京派是30年代一个独特的文学流派，主要成员有周作人、废名、沈从文、李健吾、朱光潜等。称之为“京派”，是因为其作者在当时的京津两地进行文学活动。其作品较多在京津刊物上发表，其艺术风格在本质上较为一致之处。主要刊物有《文学杂志》、《文学季刊》、《大公报•文艺》。“京派”的基本特征是关注人生，但和政治斗争保持距离，强调艺术的独特品格。他们的思想是讲求“纯正的文学趣味”所体现出的文学本体观，以“和谐”、“节制”、“恰当”为基本原则的审美意识。沈从文是京派作家的第一人。

京派作家以表现“乡村中国”为主要内容，作品富有文化意蕴。京派作家多数是现实主义派，对现实主义有所发展变化，发展了抒情小说和讽刺小说。使小说诗化、散文化，现实主义而又带有浪漫主义气息。

3、新月派

新月派是自由主义文学中一个重要的诗歌流派，受泰戈尔《新月集》影响，诗派大体上以1927年为界分为前后两个时期。前期自1926年春始，以北京的《晨报副刊•诗镌》为阵地，主要成员有闻一多、徐志摩、朱湘、饶孟侃、孙大雨、刘梦苇等。1927年春，胡适、徐志摩、闻一多、梁实秋等人创办新月书店，次年又创办《新月》月刊，“新月派”的主要活动转移到上海，这是后期新月派。它以《新月》月刊和1930年创刊的《诗刊》季刊为主要阵地，新加入成员有陈梦家、方玮德、卞之琳等。

新月派提倡新格律诗，主张“理性节制情感”的美学原则与诗的形式格律化的主张，为了实现这一理论原则，新月派诗人在诗歌艺术上做了有益的尝试，首先是客观抒情诗的创作，即变“直抒胸臆”的抒情方式为主观情愫的客观对象化。然后再用想象来装成那模糊影像的轮廓，把主观情绪化为具体形象。反对滥情主义和诗的散文化倾向，从理论到实践上对新诗的格律化进行了认真的探索。闻一多在《诗的格律》中提出了著名的“三美”主张，即“音乐美（音节）、绘画美（词藻）、建筑美（节的匀称和句的均齐）”它是针对当时的新诗形式过分散体化而提出来的。这一主张奠定了新格律学派的理论基础，对新诗的发展作出了一定的贡献。因此新月派又被称为“新格律诗派”新月派纠正了早期新诗创作过于散文化弱点，也使新诗进入了自主创造的时期。新月派后期提出了“健康”、“尊严”的原则，坚持的仍是超功利的、自我表现的、贵族化的“纯诗”的立场，讲求本质的醇正、技巧的周密和格律的谨严"，但诗的艺术表现、抒情方式与现代派趋近。

4、论语派

现代文学流派。因《论语》半月刊而得名。主要刊物有《论语》《人间世》《宇宙风》，以刊登小品文为主，提倡幽默、闲适、性灵。主张“以自我为中心，以闲适为笔调”，采取与政治保持距离的自由主义立场。《论语》前期文章尚能触及时弊、幽默中含讽刺。1934年后，讽刺锋芒日益减弱，幽默也流于说笑话、寻开心。后来引发了左翼作家与其的论争。主要代表人物为林语堂。

5、第三种人

以苏汶为代表“第三种人”作家群体是20世纪前期自由主义文学思潮中不可忽视的一股力量。他们的文艺思想既异于现代评论派的自由文艺思想，又有别于林语堂、周作人自由文艺观。他们自由主义文艺思想的逻辑起点是马克思主义的反映论，重心是艺术真实论，提倡文学的自由品格，主张艺术多样性，关注文学的高品位。

6、现代评论派

1924年，胡适与陈西滢、徐志摩等创办《现代评论》周刊，称为现代评论派。其成员多是欧美留学归国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他们以《现代评论》为主要阵地，支持北洋军阀当局，诬蔑群众革命运动。1927年7月，《现代评论》迁至上海，遂由原来依附于北洋政府转而投靠国民党政权。主要代表人物有胡适，徐志摩，陈西滢

三、中国自由主义文学的代表作品

1、语丝派成员个人创作风格并不是整齐划一的。比如鲁迅和周作人就有明显的区别。郁达夫对两人作品进行比较说，鲁迅的作品辛辣干脆，全近讽刺，周作人的是湛然和蔼，出诸反语。但总的来说，《语丝》刊物本身也形成了以文艺性短论和随笔体散文为主要形式，风格泼辣幽默的“语丝文体”。

语丝体作品主要有《自己的园地》、《雨天的书》、《谈龙集》（周作人）、《竹林的故事》、《桃园》（冯炳文）、《表弟的花园》、《理想的伴侣》（许钦文）等

2、新月派代表人物徐志摩、闻一多、朱湘的主要作品有《志摩的诗》、《翡冷翠的一夜》、《猛虎集》、《云游》、《落叶》（徐志摩）、《红烛》、《剑匣》、《色彩》、《死水》、《发现》（闻一多）、《夏天》、《草莽集》、《永言集》、《王娇》（朱湘）等。

徐志摩的回国初期所写的诗大都收集在《志摩的诗》这本诗集里。《志摩的诗》中有些诗流露出感伤没落情调，如《落叶小唱》、《残诗》等篇，但大多数诗篇内容健康，格调清新，形式也活泼自然。在军阀混战、生灵涂炭的年代，诗人对苦难者怀有人道主义的同情，写了《古怪的世界》、《先生先生》等饱含悲愤情绪的诗篇，以近乎写实的手法，描述了世道崎岖、人间疾苦。诗人目睹凄凉的社会景象，在诗中写道：

我独自的，独自的沉思这世界古怪——是谁吹弄着那不

谐的人造音籁？

诗人不理解这种灾难的的来源，将希望寄于英美式的资产阶级民主道路中，这种空泛的向往，曾经是五四时代许多青年共同的心声。

代表徐志摩艺术成就的，是那些并无明显社会内容的抒情诗。如《山中》一诗，写深夜月下的“我”思念远在山中的爱人：

不知今夜山中

是何等光景；

想也有月、有松，有更深的静。

我想攀附月色，化一阵清风，吹醒群送春醉，去山中浮动；

吹下一针新碧，掉在你窗前；

轻柔如同叹息——

不惊你安眠！

诗人将浓烈的思念，化为奇妙的想象，在凝练的诗句中，生动细腻的表现出爱人之间梦一样美丽的感情。诗音节和谐，想象丰富，比喻贴切，构成优美的意境，达到很高的艺术水平，为我国新诗的发展做出了很大贡献。

闻一多是新格律诗的积极倡导者，诗人曾赴美留学，在归国后，军阀的罪恶统治激起了诗人强烈的爱国热情。如《发现》：

我会见的是噩梦，那里是你？

那是恐怖，是噩梦挂着悬崖，那不是你，那不是我的心爱！

我追问青天，逼迫八面的风，我问，拳头擂着大地的赤胸，总问不出消息；我哭着叫你，呕出一颗心来，——在我心里！

这是闻一多式的爱国诗篇！感情是如此炽烈，又如此深沉，如此秾丽，又如此赤诚！

3、京派代表人物沈从文的主要作品《边城》，描绘湘西少数民族地区风土民情，具有鲜明的个人创作特色。《边城》以川湘边境的小山城茶峒及其附近的乡村为背景，描写一个撑渡船的老人和她的外孙女的生活，以及外孙女与当地掌水码头团总的两个儿子之间曲折凄婉的爱情故事。小说围绕着老船夫和外孙女的故事，对偏僻边城的自然景致、生活风习和人物性格作了有声有色的描绘，地方色彩极为浓郁。小说的细节描写，从日常生活到节日活动，从平凡无奇的摆渡到引人入胜的龙舟竞赛、水中捕鸭子，都写得逼真而生动，构成优美而含有纯朴风味的风物人情画。是当时京派的优秀代表作。

4、自由主义文学的代表作品还有《祝土匪》、《京华烟云》（林语堂）、《梅雨之夕》、《春阳》（施蛰存）、《金锁记》、《倾城之恋》（张爱玲）等。

四、自由主义文学的影响

中国自由主义文学在中国文化运动中表现为两层意义上的解放。一是道德伦理的解放，属于较低一层的解放；再就是个性的解放，也即是人的心智自由和天赋才能的发挥，倾向于更高一层的心灵自由、个性飞扬的一面。在20世纪的“五四”时期，自由主义对于人文主义和个性主义的张扬与中国摆脱几千年来的封建思想束缚的要求是一致的。自由主义在这个特殊时期发挥了重要的思想引导作用，带动一大批知识分子进行自由主义文学创作，对当时的青年树立独立自主意识产生了重要影响。

追寻与现实羁绊——中国现代自由主义文学思潮论析

论文关键词：自由主义；文学本体观；审美特性；二律背反

论文摘要：自由主义思潮是一种政治文化思潮，在中国现代文坛表反映为要求“文学自由”的理论呼声与创作趋向。这股文学思潮发端于晚清，从五四刘建国前兴衰起伏三十年，建国后丧失生存空间，其特殊境遇中有着复杂的内蕴。文学上的自由主义思潮塑造了作家的独立人格，强化了作品人文精神和审美品格。然而它却面临着“功利主义和审美价值二律背反”的必然困境。

自由主义思想的萌芽，最早可追溯到古希腊时期，而现代意义上的自由主义则是17世纪以后才出现的。人们通常以洛克作为第一个真正具备自由主义特征的思想家。历史上这种极具平民性及广泛性的思想，在欧洲17世纪的科学革命和18世纪启蒙运动的催化下，从英国开始并迅速在欧美各地资本主义较发达的国家生根发芽，到”世纪达到全盛，直至20世纪才处于衰落状态(20世纪以后又获得新的发展)。自由主义所倡导的民主政治、公民(个人)权利以及对市场经济、自由企业和产权保护的提倡，对个人和自立观念的坚持等思想，在政治、经济和文化方面，深刻影响

了近代世界的历史进程。“自由”已构成了现代性社会的根本价值。

中国的自由主义思潮和运动可谓生不逢时，当它开始萌芽之际，正值欧美的资产阶级自由主义思想处于衰落之时(正值社会逐渐沦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深渊之时)。与自由主义在欧美民众中的普遍接受不同，中国的自由主义思想主要存在于思想文艺界的知识分子中间。它代表性的人物主要是一部分从欧美留学归来、深受西方自由主义思想影响的知识分子，如晚清时代的严复、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以及民国时期的胡适、周作人、朱光潜、林语堂、粱实秋、沈从文、徐志摩等人。以他们为核心，形成了中国近现代独具特色的时断时续的自由主义政治文化思潮。笔者这里所要论及的现代文学中的自由主义思潮是指在近现代文学史上存在的，以那些深受西方自由主义思想影响的作家为主体，以维护文学的独立品格和作家创作心灵的自由为立足点，专注于人性展示和审美创造的文学创作现象及相关的文学理论。它是白由主义精神在文学领域的折射和表现。

一

晚清以后，中国社会开始走上从古典向现代转型的艰难历程。受西方思想文化的影响，作为社会先进思想的创造者、传播者的知识分子逐渐具有了独立自由的自我角色意识。1903年，严复将英国思想家约翰·穆勒的《论自由》翻译出版，首先发出“以自由为体，以民主为用”的呐喊，开中国的自由主义风气之先。继之以维新派的康、梁，康有为要求国民“去国、去种、去产、去家”成为完全自由自主的个人，粱启超肯定自由为人的生命和权利，倡言“故自由者亦精神界之生命也。然而这群从异域取来自由主义火种的“普罗米修斯”，并没有把他们对自由观念的认识渗透到以西方近代文学为范型的文学改良运动中去。在当时民族面临生存危机的时刻，文学因其具有左右人心之“不可思议之力”，被维新派等认为是新民救国的最好途径。文学自身独立的审美特性被漠视，而文学的社会功利性却被夸大到无以复加的地步。

在中国近代文学史上，自由主义文学观念的最早阐述者应是王国维。他一生孜孜不倦地追求学术独立和文学自由的理想，并以自己的悲壮自沉昆明湖确立了真正的自由文人的地位和价值。王国维的美学观和文艺观深受叔本华之影响，其核心理论是纯艺术非功利的宁静直观说。他认为，生活的本质就是“欲”，人们只能象钟表之摆，往复于由“欲”所生的痛苦与厌倦之中。惟有超功利的美才能解脱生命存在的苦痛。从美自身的非功利性出发，他认为处于美术之巅的诗歌小说的任务，“在描写人生之苦痛与其解脱之道，使吾济冯生之徒，于此侄桔之世界中，离此生活之欲之争斗，而得其暂时之平和，此一切美术之目的也。王国维甚至认为“文学者，游戏的事业也”，文学应表现人性，文学家应把创造美的文学作为惟一的目的，反对把文学当作道德和政治的手段。这就从根本上与“文以载道”、“寓教于乐”的传统艺术观划清了界限。王国维的理论是针对当时的维新派和革命派的功利主义文学而言的，而其不懈的理想追求和超然脱俗的品格却兆示了杂文学时代的结束，一个文学自觉时代的开始。

二

五四时期西方各种社会思潮纷纷涌入中国，自由主义为先进的知识分子广泛接受，并产生深远影响。陈独秀创办《青年杂志》的第一声呐喊就是自主意识。他在创刊号《敬告青年》中呼吁每个青年都应“各有自主之奴，绝无奴隶他人之权利，亦绝无以奴自处之义务”。李大钊视“自由为人类生存必须之要求，无自由则无生存之价值”。胡适强调个人应“充分发展自己的个性”，敢于怀疑，做“最强有力”的个人。鲁迅以“立人”为早年思想文艺活动之本，拾物质张灵明，任个人排众数。周作人认为新文化和新文学的运动就是“辟人荒”的运动，“人的”还是“非人的”文学成为他衡量新旧文学的基本标准。部元宝说:“之所以有新文化运动和紧接着的‘五·四’，之所以有所谓‘人的发现’、‘人的解放’以及用成熟的现代语言表达这种发现与解放的‘人的文学’，主要就是因为中国新派知识分子汲取了西方自由主义的文化营养。在二十年代的中国，一个不依附于西方自由主义思想传统而自命新派的知识分子大概是找不到的罢。

当然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李大钊、陈独秀最终走向了社会主义，鲁迅等选择了民主主义，只有胡适、周作人始终坚持着自由主义的文化价值观，他们对文学界的影响也更具体更深远。“他们把自由主义的价值观引向了文学，既不失启蒙色彩，又在一定程度上逐渐超越了功利目的较明确的启蒙思潮。因此，胡适、周作人是中国现代自由主义文学的最初发言人和理论奠基者。

如果说五四时期“人的文学”大潮中，自由主义文学的特征尚不明显，其主张还不十分明确的话，那么，随着新文化运动统一战线的分化，随着左翼文学的兴起，自由主义文学思潮的特征也开始明显起来。那就是强调文学的相对

独立性，希望文学能够从各种束缚中解脱出来。以1924年创刊的《现代评论》杂志而得名的现代评论派和稍后由文化社交团体发展而来的新月派是其代表。这些人大都有留学欧美的背景，以胡适为精神领袖。他们借助西方思想资源，真诚捍卫自由主义的文学原则，以一贯的人道主义启蒙文学继承欧洲文艺复兴的人文主义思想，表现普通人的哀乐忧欢、性格理想，关注个人的精神生活，流连于大自然的美好。在文学创作中，讴歌人类生命价值，关注作品的艺术美感。

1923年周作人发表《自己的园地》，超越了五四时期的主张。提出艺术的独立，既不是为人生，也不是为艺术，而是人生的艺术。“总之艺术是独立的，却又原是人性的，所以既不必使他隔离人生，又不必使他服侍人生，只任他成为浑然的人生的艺术便好了。‘为艺术’派以个人为艺术的工匠，‘为人生’派以艺术为人生的仆役，现在却以个人为主人，表现情思而成艺术，即为其生活之一部，初不为福利他人而作，而他人接触到这艺术，得到一种共鸣与感兴，使其精神生活充实而丰富，又即以为实生活的基本;这是人生的艺术的要点，有独立的艺术美与无形的功利。不难看出，其中反复强调的“独立”、“人性”、“个人”以及对“为人生”、“为艺术”的功利性要求的不以为然，与那个时代所要求的社会功利性已经大异其趣。在创作中，以周作人、林语堂等为中心的《语丝》同仁，依托中国传统文化追溯其文学理念。从老庄注重内心的淡泊自由思想出发，重视文学审美，张扬个性，富有艺术精神。主张“性灵”“闲适洲幽默”，以文学调养人生，对文学追求本真性的还原，心仪高品位的“美文”，坚守“独立的艺术美与无形的功利”的“自己的园地”。这显示出自由主义思潮与本土思想资源相调和后的风貌。

三

历史进入30年代，阶级矛盾日趋尖锐。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展开了争夺话语权的斗争。左翼文学理论家在理论表述中明确地用“阶级斗争”学说置换了20年代的“人道主义”思想，用“无产阶级文学”概念取代了“人的文学”、“平民的文学”的概念，强调文学的功利目的和工具性质，在根本上否认了自由主义文学存在的理由。

作为对左翼文学的反驳，新月派首当其冲，高举自由主义文学的旗号，维护文学的“健康”和“尊严”。其理论家梁实秋更以一种贵族化的人学理论和自由的文学观念，来否定无产阶级功利性的文学观念，认为文学应表现普遍永恒的人性，以这“永恒的人性的文学”来代替那种“阶级的文学”。1931年底至1933年，胡秋原、苏演等明确打出“自由人”和“第三种人”的旗帜，反对来自国民党民族主义文学的“极端反动主义者”和左联文坛的“急进的社会主义者”两方面对文艺的侵略，要求文艺自由和民主，反对政治“干涉”文学。1932年，林语堂、周作人等创办《论语》半月刊，提倡“自我表现”的“性灵文学”。这种文学价值观也带有自由主义色彩，强调对灵魂的自我审视与表现，强调人的“性灵”-—自然本性的流露，要求文艺摆脱社会的约束，回到“自然”。

30年代，随着《水星》、《骆驼草》、《大公报·文艺副刊》、《文学杂志》的创刊，作为一个有较大影响的自由主义作家群，现代文坛上的“京派”开始形成走向兴盛。他们以朱光潜、沈从文为理论上的主要代表人物，强调文学与时代、政治的“距离”，追求人性的、永久的文学价值。朱光潜提出“纯正文艺”的观点，认为“拿文艺做工具去宣传某一种道德的、宗教的或政治的信条”的“文以载道”观，最终“大半是失败”。他的理想是最终是要把文艺引到“和平静穆”的美的“最高境界”之中。30年代的自由主义作家充分实践着他们的艺术理想。徐志摩在“淡到几乎没有的内容”中显示了个人主义倾向以及与现实的疏离感;京派小说在田园牧歌式的风景中展示古朴自然的人性与人情;现代诗派以晚唐五代诗的意境传达现代人生况味;周作人的散文丰富的知识中渗入了人生的苦味;林语堂的小品行云流水中回荡着淡淡的忧伤。

四

“芦沟桥事变”之后，随着民族危机的到来，民族主义情结高涨。以集体主义为导向的价值观念占据意识形态的主流地位，自由主义思想受到压抑。而在抗战结束之后，“中国往何处去”成为摆在国人面前的首要问题。随着知识分子对民族前途的关注，自由主义思潮一度掀起高潮。社会的动荡、政治的波澜不可避免地影响到文学领域，尽管抗战的现实非常严峻，但是在二三十年代就曾经崭露头角的自由主义文艺思想的拥护者仍然坚持自己的文学主张，对抗战文学的现状表现了强烈的不满。梁实秋从他一贯的文学要表现永久的人性、反对文学上的功利主义主张出发，对当时文学中普遍表现的抗战主题以及由此而产生的“抗战八股”提出了尖锐的批评。沈从文连续发表了《一般与特殊》、《新的文学运动与新的文学观》、《文学运动的重造》等文章，把他心目中“一般”的抗日作品，称为“抗战八股”、“宣传文字”和“一团糟”，认为只有“远离了‘宣传夕空气”，“远离了那些战争的浪漫情绪”的“特殊性的专门家”的工作，才是“社会真正的进步”，如果“作家被政治看中，作品成为政策工具后”，文学就会出现“堕落

倾向’整个抗战时期，这种反对文艺与政治斗争相联系，否认文艺有自身

以外的目的，强调文学的超功利性和特殊性的声音一直都时断时续地存在。

抗战胜利后，作为自由主义重镇的《观察》杂志创刊，接着，《大公报》、《文汇报》、《民主周刊》、《新路》也发表言论，纷纷倡议要建立一个真正民主的政府，要通过“第三条道路”使中国复兴。自由主义思潮迅速复苏并逐渐达到高潮。此时，先前零星发表过自由主义文艺观点的作家也兴奋起来，纷纷出任文学刊物的主编和综合性报刊的文艺副刊的主编，发出了自己的声音。萧乾要求作家和批评家“绝不受党派风气的左右”，只“根据社会与艺术的良知，勇敢而不畏艰苦的创作”朱光潜强调文学的自由性，因为“这自由性充分表现了人性的尊严”。“我们不能凭某一个人或某一部分人的道德的或政治的主张来勉强决定文艺发展的方向”，文学家应该守住“自家园地”，保证自己“独立自主的身分”，让文艺成为一种自由的“自主自发”、“自生自发”的“人生的表现”。朱光潜明确标出自己的所持:“我在文艺的领域维护自由主义。

自由主义文学家40年代的创作重在人性的深度挖掘和新艺术形式的实验。站在人生边上的钱钟书对现代知识分子灵魂的拷间，躲进公寓的张爱玲对都市男女的心理探索，偏居西南一隅的沈从文对形而上的、超验的生命命题的关注和表现，都达到相当的高度。

1949年以后，随着从组织上、思想上、经济上、出版上对文艺的全面控制的开始，新文学的功利色彩越来越严重，自由主义思潮完全失去了生存的空间。自由主义文人或黯然离开、或沉默不语、或投奔“新中国文学”，自觉不自觉地放弃坚守的自由主义观念，这是自由主义文人的悲剧，更是20世纪文学自身的悲剧。

五

在简略描述了自由主义思潮在现代文坛的兴衰历程之后，现在我们要追问的是:这种带有异域文化背景的思潮为中国现代文学甚至整个20世纪文学带来了哪些新的价值和精神基因?我个人认为有两点非常重要:

首先，自由主义思潮有利于塑造作家的独立人格。所谓现代意义上的独立人格，蕴含着哲学、伦理、心理、历史和政治的多元内涵。以本文所涉及的历史—政治角度而言，主要指个体的自主性和社会批判精神。具体地说，即表现为不依傍任何外在的精神权威，不依附于任何现实的政治势力;在真理的认同上具有独立的价值判断能力，并依据内心准则而自由行动;在社会实践生活中，积极参与政治，成为改造社会的独立批判力量。与中国传统文化滋生依附型人格相反，西方自由主义精神无疑是孕育独立人格的温床。现代自由主义作家对“积极自由观”的倡导，对独立人格的坚持为我们树立了现代人格形象，诊释着“人的解放”的启蒙内涵，推动了社会的现代化进程。

其次，自由主义思潮促使作家关注文学独立性和艺术性。上世纪80年代以来，胡适、周作人、林语堂、徐志摩、废名、张爱玲、沈从文、钱钟书等人重新受到学界的关注，其中原因除了他们的个人人格魅力而外，就是他们作品久远的艺术生命力。这些自由主义作家大都强调艺术生成的人生意韵和情趣，追求一种“诗化”的人生，倡导文学作品意境的“和谐”、“完善”、“恰当”与“节制”的理性美。他们注重文学自身的特性，张扬文学的本体价值，形成强烈的审美效应，对20世纪以功利性为特征的主流文学起到了匡正和纠偏的作用。

当我们谈论自由主义思潮在现代文学中的演进时，不能回避一个重要问题，即由“文学的功利主义与审美价值的二律背反”这一规律所必然决定的自由主义文学思潮的困境。

从文学自身演变的规律着，它作为人类文化发展过程中形成的一种特殊存在和人类认识自身把握生活的一种审美方式，有其相对的独立性和本体存在意义，这也正是自由主义文学思潮所追求的东西。但是在民族生存危机、救亡与启蒙、反帝与反封建成为时代中心议题的现代中国，文学若去追求自身审美品格的完善而无视民族变革生存的需要，那么它势必会丧失其存在的价值和合法性。现代中国社会特殊的文化氛围，不断恶化的现实环境，决定了现代文学必须随时代的演进而不断调整自身的结构，承担历史所赋予的使命与责任，成为时代的表现，为民族的生存和变革而呐喊，这是文学不得不作出的选择。因此，文学功利主义的盛行是合理的和必然的，它也必然以压抑甚至牺牲文学自身的审美品格为前提。正是从这个角度，我们才可以理解30年代鲁迅对林语堂、周作人等人“性灵文学“的批评:在“风沙扑面、狼虎成群的时候”，“靠着低诉或微吟，将粗犷的人心，磨得渐渐的平滑”，这是十足的“抚慰劳人的圣药”，“麻痹”民族灵魂的“麻醉性的作品”。

自由主义是一个非常复杂的概念。作为一种被引入文学领域的思潮，它的理论追求、价值取向及在20世纪中国的特殊境遇非常值得回味。在走向现代化的今天，自由主义仍旧是一个热门话题和关注的焦点。回顾昨天，也许对当下的社会发展和文学建设都有反思和借鉴意义。

第二篇：世纪明德最新简介

世纪明德简介

北京世纪明德教育科技有限公司是面向国内外青少年提供各类体验式产品的教育服务机构，主要产品包括：北京励志修学营、上海励志修学营、西安励志修学营、青青部落特色营、以及美国、日本、韩国等国际修学营。公司还自主开发并提供励志培训教材、电子学校、全国中小学校长高峰论坛等教育服务产品。

世纪明德目前全职员工200人，兼职员工千余人。截止2011年8月，世纪明德已经成功为来自全国各地近2000多所优秀中小学的数十万学生提供修学游服务，在业内遥遥领先。世纪明德于2008年4月在全国夏令营行业内率先通过ISO9001质量管理体系认证，2009年4月正式成为国际夏令营协会（ICF）大陆地区首个会员，2009年7月取得北京市高新技术企业资质，2010年4月成为团中央“青年就业创业见习基地”，2010年8月被中关村科教旅游节授予优秀组织奖，2010年9月被评为海淀企业园区优秀党支部。

世纪明德始终坚持以营员的收获和成长作为产品生命、以提升中国青少年乃至全体民众的精神素养为使命、以成为最具国际影响力的社会能力教育整体解决方案提供者为愿景。

世纪明德品牌亮点

资质

1.世纪明德在全国夏令营行业内率先通过ISO9001质量管理体系认证 2.世纪明德为国际夏令营协会（ICF）大陆地区首个会员 3.世纪明德成为高新技术产业 4.世纪明德成为北京市信用企业

5.世纪明德加入共青团“青年就业创业见习基地” 6.世纪明德被评为海淀企业园区优秀党支部

7.世纪明德被中关村科教旅游节授予优秀组织奖 接待量

历经十年接待数十万人次，近2000所全国优秀中、小学校。团队

百余名全职员工，六千余名兼职团队（有四千名辅导员和协调员，近三千名清华北大在校生已参加过世纪明德辅导员，三百名素拓师，五百名队医，近三百名讲解队员，兼职梯队共一千五百人，每营每队还会配备安全员，确保营员老师出行安全。）安全

安全医疗措施完备，北医、协和医疗员持急救证上岗，十年来无一起安全事故发生 师资、资源

依托清华北大优势资源，拥有庞大的专家、院士、教授、状元阵容（给予题 词近百幅）口碑

明德修学营质量优，口碑好，数年来活动满意度近98%（全国各中小学对世纪明德的寄语及感谢信千余张）后续延展

1.很多参加过明德修学营的营员通过修学活动都已如愿考入清华北大，其中更有10余名昔日的营员加入了明德辅导员队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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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到百余张公益活动的感谢信 明德品牌推广口号

发现更棒的你

世纪明德核心文化

我们的文化，我们努力去做

◇明德愿景◇

成为最具国际影响力的社会能力教育整体解决方案提供者

◇明德使命◇

以提升中国青少年乃至全国民众的精神素养为使命

◇明德文化◇ 高标准做事 低姿态做人 不拘一格发展 永不轻言放弃 ◇明德口号◇ 发现更棒的你 ◇明德境界◇ 眼高，手低，心静 ◇明德追求◇ 心的事业，用新去做

◇明德意志◇

全力以赴、落到实处、主动担当

◇明德理念◇

大胸怀、大舰队、大事业、大家庭

寓言故事：全力以赴与尽力而为

猎人伤母兔，派猎狗追捕。须臾，狗空手归，曰：“兔逃奇快，吾已尽力而为！”

山洞中，母兔大喘，腿倾血。兔仔问：“兔本慢于狗，况重伤！何能安归！”母兔凝视兔仔片刻曰：“如被猎捕，吾定死，则仔无人喂养，何办？!故吾必全力以赴，幸安归！尽力而为者败，全力以赴者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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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华、北大在校生与营员同吃、同住、同游、同学，交流学习生活，结下一生情缘。更有参加过明德励志修学营的10余名学子考入清华北大后作为辅导员带队，为学弟学妹们传经送宝，畅谈修学营收获；明德励志，薪火相传！高新科技，安全保障：

高新科技领航，为每位辅导员配备GPS定位系统，让学校和组委会及时知晓学生们的活动地点和现状；应急预案齐备，北京大学医学部、北京协和医学院（清华大学医学部）、北京中医药大学、首都医科大学、医疗员持急救证随队，历经九年无一起安全事故发生； 规模大，质量优：

接待总量全国第一（数年近数十万人次），市场占有率全国第一，在国内夏（冬）令营行业内率先通过ISO9001质量管理体系认证，是国际夏令营协会（ICF）大陆地区首个会员，接待质量、安全保障得到了国内外权威认证机构的认可； 流程化，标准化：

拥有自主研发的高效、稳定的市场管理软件和接待管理软件，各功能模块各司其职而又紧密配合，保证了峰值时8000人同时在京时的顺畅运作，公司因此于2009年7月被认定为北京市高新技术企业； 后续交流，活动丰富：

组织专家、状元回访学校，安排校长参加全国中学校长高峰论坛，为学校设置明德励学金，营员通过明德上海营、明德西安营、明德国际营、明德“青青部落”等产品与辅导员再次相聚，长期沟通。

世纪明德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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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受清北魅力，放飞成才梦想 上海励志修学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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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城”——快乐英语夏令营 “中华小英雄”——趣味主题式训练营 草原“环游记”—— 内蒙古草原体验营 心灵成长营 人生规划营 海外励志修学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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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德E校 其他

全国中小学校长高峰论坛 世纪明德励志大讲堂 励志教育丛书 励志门户网站

第三篇：世纪中国观后感

不屈的中国

——《世纪中国》观后感

近来观看《世纪中国》，感慨很深。

1928年12月29日，张学良将军当天向全世界通电，毅然宣布“遵守三民主义，服从国民政府”，在东北将原北京政府的红黄蓝白黑五色旗改为南京国民政府的青天白日旗，宣布拥护国民政府的政治行动，这就是震惊中外的“东北易帜”。

张学良说：“我们为什么易帜？实则是效法某先进国的做法。某方起初也是军阀操权，妨碍中央统治，国家因此积弱。其后军阀觉悟，奉还大政于中央，立致富强。我们今天也就是不想分中央的权力，举政权还给中央，以谋求中国的真正统一。”

张作霖被炸死后，东三省议会于1928年7月2日一致推举张学良为东三省保安总司令兼奉天省保安司令。7月4日，张学良正式主政东北。他受命于危难之时，集国难家仇、内忧外患于一身，面临的军政形势十分险恶。日本要他实行”自治“，扬言如蔑视日本警告，日本将自由行动；南京国民革命军则敦促他早日易帜，实现全国统一。由于张学良将军有着强烈的爱国思想，在当时全国各地高涨的反日浪潮推动下，于1928年12月29日，毅然宣布”遵守三民主义，服从国民政府“，以青天白日旗替换共和五色旗。这就是震惊中外的”东北易帜"。张学良将军当天向全世界通电，宣布这一消息，维护了国家统一和民族尊严，挫

败了日本帝国主义攫取中国东北的阴谋。国民政府至此获得了形式上的统一。这仅仅是形式而已。旧军阀是被消灭了，但是新军阀随之产生了。中国当时被外国占领的地方有：澳门-葡萄牙，香港-英国，台湾-日本，外蒙古。

1931年9月18日，晚10时许，日本关东军岛本大队川岛中队河本末守中尉率部下数人，在沈阳北大营南约800米的柳条湖附近，将南满铁路一段路轨炸毁，称是中国军队破坏铁路。日军独立守备队第二大队即向中国东北军驻地北大营发动进攻。次日晨4时许，日军独立守备队第五大队从铁岭到达北大营加入战斗。5时半，东北军第七旅退到沈阳东山嘴子，日军占领北大营。战斗中东北军伤亡300余人，日军伤亡24人。这就是震惊中外的九一八事变。

九一八事变是日本帝国主义长期以来推行对华扩张政策的必然结果，也是它企图把中国变为其独占的殖民地而采取的严重步骤。此后，中日民族矛盾逐步上升到顶峰，使中国国内的阶级关系发生重大变动。自古以来，有国必有防，无防国不立。强烈的国防观念，既是衡量一个民族生存的重要标志，也是构成一个国家综合国防实力的重要因素，全民国防观念强，维护国家生存与发展的观念就强。一般的情况下，在外敌入侵的时候，以唤起人民抵御外患的国防意识；而在和平时期，人民最容易滋长无敌国外患的麻痹思想和苟且偷安的心理。古今中外的事实教育着人们：没有尚武精神的民族，是走向衰落的民族；国防观念淡

漠的国家，是走向灭亡的国家。为了中华民族的强盛，就一定要增强全民的忧患意识，把我们的国防建设搞好。

悲惨的历史，我们不敢忘记：“落后就要挨打”的教训我们时刻铭记。为此，我们要从现在做起，努力学习文化知识，锻炼强壮的体魄。把我们伟大的祖国建设的更加繁荣富强！

第四篇：美式自由主义正在祸害中国

美式自由主义正在祸害中国！

《人民日报》（2012年07月11日 02 版）

在过去30多年里，在以金融资本为首的国际垄断资本的推动下，新自由主义被作为治疗各种经济问题的灵丹妙药在全球推广开来。但是，其导致的各种严重后果让人们对这套学说和政策的质疑和批评一直持续不断，此次国际金融危机的爆发和蔓延更使得对这种学说和政策的质疑和批评达到了一个新的高潮。

一、新自由主义的兴起及其主要内容

新自由主义起源于上世纪30年代，但由于其保守的立场及其不合时宜的极端政策主张，在相当时期里不为学界和社会所接受，一直处于边缘地位。直至上世纪60年代后期，西方国家出现经济增长停滞和通货膨胀并存的“滞胀”局面，战后一直处于主流地位的凯恩斯主义宏观经济政策失效。为了解决通货膨胀以及更为根本的劳资力量对比不利于资本积累的问题，以金融资本为首的国际垄断资本选择了新自由主义并推动了其兴起和向全球的传播。

人们一般把新自由主义的主张概括为“三化”，即“市场化”、“自由化”和“私有化”。所谓“市场化”是基于对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的崇信，主张把生产要素、产品和服务都交给市场去自发调节。所谓“自由化”是指反对一切政府干预和宏观调控，主张让市场自由地配置各种资源。所谓“私有化”是基于公有制天生效率低下的偏见，主张国有企业的私有化以及公共服务的私有化。新自由主义几乎反对任何形式的政府干预，把西方发达国家在多次经济危机教训下采取的宏观调控和社会福利政策（例如由政府向民众提供的失业救济、医疗保险、教育补助等）通通看做是对私有制和个人自由的侵犯，希望恢复19世纪那种自由竞争的资本主义。这鲜明地体现了这一学派的资产阶级保守派的政治立场。有西方学者一针见血地指出，新自由主义的理论和政策，“代表了极端富裕的投资者和不到1000家庞大公司的直接利益”，只不过是少数富人为限制民众的权利而斗争的现代称谓而已。新自由主义者不仅要在西方国家恢复拓展自由主义的主导地位，而且主张将这种理念、制度推行到全世界去。在美国政府和国际金融机构的推动下形成了所谓“华盛顿共识”，将新自由主义的理论主张具体化为体现国际垄断资本集团利益的政策纲领，将新自由主义理论和政策在全球推广。

二、新自由主义的理论困境

虽然新自由主义有着非常复杂的数学模型的包装并在全球泛滥，究其理论本源却存在重大缺陷或硬伤。例如，新自由主义理论的一个基本假设是所谓“经济人”假设，即认为人都是自私自利的、理性的、试图用最小的成本获得最大的利益。该假说从抽象的人性出发，离开现实的经济关系抽象地谈论人性，并由此来解释市场经济中人与人的交往行为和经济的发展。但有大量证据证明，私有观念只是在人类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后才产生的，是社会实践在人们头脑中的反映。不仅如此，若干影响广泛的心理学研究表明，现实生活中的个人往往不是按照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所想象的那样“理性”行事；人们的行为不仅不符合新自由主义经济理论的预测，而且各种非“理性”的行为是经常的、系统的。近年的实验经济学研究进一步表明，人并不是天生自私的，人们的偏好主要是在特定社会中内生形成的。即使在美国这样的资本主义国家中，人们的相当一部分行为也不是自私的。再如，新自由主义经济学认为公有制必然比私有制效率低。这种主张不仅在理论上经不起推敲，而且大量经验研究发现，如果公平地进行比较，公有企业往往并不比私有企业效率低。又如，新自由主义经济学认为，自由市场是资源配置的最有效方式，自由竞争不仅能实现优胜劣汰、使资源得到最有效的配置，还能实现经济平稳发展，而政府干预则会扰乱市场自发的演进秩序，是经济周期或经济危机出现的原因。但这并不符合事实，美国经济学家保罗·克鲁格曼把这种盲目迷信市场的理论称为“市场原教旨主义”。另一位美国经济学家约瑟夫·斯蒂格利茨多次指出，“新自由市场原教旨主义一直是为某些利益服务的政治教条，它从来没有得到经济学理论的支持。它也没有得到历史经验的支持，现在也变得清楚了。吸取这个教训或许是现在乌云密布的世界经济的一线希望。”

三、新自由主义政策的后果

从实践结果看，新自由主义政策确实能够缓解部分国家高通货膨胀和利润率下降等问题，并且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经济全球化。但与此同时，新自由主义也给世界经济和社会发展带来了诸多恶果，如经济发展减速、贫富分化加剧、贫困问题恶化、金融风险加大等。而原苏联东欧国家经济的持续衰退、拉丁美洲“新自由主义神话”的破灭和当前的这场国际金融经济危机，都表明新自由主义无法解决自身的缺陷，已经陷入困境而无法自拔。

新自由主义主张解除对资本投资、商品和服务贸易等自由流动的限制，提倡贸易自由化、金融自由化，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经济全球化。然而，这种全球化是由西方发达国家主导的，体现了发达国家和垄断资本的利益，不可避免地导致一系列新的矛盾，如：世界范围内的两极分化；对于全球生态系统的过度开发与破坏；权力集中在几乎不受任何监督和控制的少数金融寡头手中；全球性的经济混乱、金融危机不断爆发；发展中国家对发达国家依附的加深；等等。

新自由主义主张对公共部门实行私有化、削减社会保障和福利、削弱工会的力量，导致了工人的福利被大幅度削弱，失业率大幅度上升，许多国家工人的实际工资出现了下降趋势。目前美国工人每小时的实际工资仍低于其1973年的水平。20世纪70年代以后近30年的时间里，普通美国家庭的收入并无明显增加，而占比0.1%的最富者的收入增长了4倍，占比0.01%的最富的美国人要比1973年时富裕7倍。在其他西方国家，工人实际工资要么基本停止了上涨，要么出现了下降。在推行新自由主义的一些发展中国家，情况更加严峻。结果是，大量民众相对和绝对贫困化，大众消费需求增长缓慢、投资水平下降、政府支出减少，导致世界范围的有效需求增长缓慢甚至减少，出现了严重的生产能力相对过剩的现象。为了维持生活，在投入更多的劳动时间的同时，许多家庭不得不大量借贷消费。这是当前资本主义国家危机不断爆发并日益加深的一个根本原因。

新自由主义崇尚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竭力推行有利于资本家利益最大化的政策。利润最大化、工资最小化必然导致贫富两极分化，这是马克思在《资本论》中阐述的资本积累的一般规律。因此，新自由主义的泛滥，使人类社会的贫富差距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一方面，是国与国之间发展的不平衡加剧，差距拉大；另一方面，在几乎所有推行新自由主义的国家内部都出现了贫富差距拉大的问题。根据联合国大学世界发展经济学研究所发布的《全球家庭财富分布情况》，在2000年，世界上1％最富有的成年人口拥有40％的全球家庭财富；世界上10％最富有的成年人口拥有85％的全球家庭财富。而占世界人口50％的中低收入成年人口拥有的财富比例只有1％。全球家庭财富分配的基尼系数为0.892。富人越来越富，贫富差距拉大，表明世界贫困问题严峻。事实上，在新自由主义泛滥以来，除了少数国家，绝大部分国家的贫困人口不是减少了而是增加了。

新自由主义鲜明地代表了金融资本的利益，反对对金融资本的严格监管，主张放松金融管制，开放金融业务，推动金融自由化。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美国实施了一系列金融自由化政策并把它推广到世界各地，其结果是，金融市场缺乏监管，信息极不透明，欺诈成风并且带来了严重的金融泡沫。同时，金融自由化的盲目发展还使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严重脱离，虚拟资本和金融部门相对于实体经济急剧膨胀，收入分配和财富分配不断向金融资本和金融部门倾斜，经济增长日益依赖于金融泡沫支撑下的财富效应。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的严重脱离必然导致资产泡沫破裂，引发金融危机，进而导致实体经济危机。这是当前全球性金融危机频繁发生的根本原因。新自由主义给许多国家带来了深重的灾难。自20世纪70年代开始，拉丁美洲国家逐步采纳了新自由主义政策，结果导致严重的经济衰退，失业率攀升，两极分化严重，社会矛盾激化，频繁爆发的经济危机宣告新自由主义的经济改革失败，拉美国家也为此付出了沉重代价。特别值得我们吸取教训的是新自由主义的实施对苏联东欧国家的经济破坏。苏东剧变发生后，由于全面推行新自由主义的“休克疗法”，这些国家都陷入了严重经济衰退，一些国家到目前为止经济总量仍然未能恢复到转型之前的水平。世界银行的一份报告也承认这次的“转型萧条”要比30年代的大萧条造成的后果更为严重。以俄罗斯为例。到2009年，俄罗斯整个工业的增加值仍然只有其1990年水平的72％，其中纺织业和皮革业还不到其1991年产出水平的30％。新自由主义不仅给苏东国家带来了巨大的经济灾难，而且带来严重的人口灾难。经济崩溃和贫富分化加剧，导致许多国家出现了人均预期寿命下降、人口大量减少的情况。此外，这些国家在大规模私有化的过程中，由于国内的资本无力购买大中型国有企业，最终收购者多是外国资本。这导致不少国家的经济尤其是工业和银行业为外国资本所控制，丧失了经济主导权。国民经济被外资控制，其国家主权和人民生活必然会受到严重影响。本轮危机爆发后西方资本的大量外流加剧了这些国家的危机程度。

事实充分证明，新自由主义的泛滥成灾是当前这场全球性金融经济危机爆发的最深刻的根源，危机集中体现了新自由主义主导下的私有化、自由化、全球化和金融化的深刻矛盾以及这种发展模式的不可持续性，事实上宣告了新自由主义发展理论和发展政策的终结。

四、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坚决抵制新自由主义

改革开放以来，经过30多年的不懈努力，中国成功实现了从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到充满活力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历史转折，推动了经济持续快速发展、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和综合国力大幅提升，“中国经验”、“中国道路”受到全世界日益广泛的关注。2008年以来，在应对国际金融经济危机冲击及各种风险与挑战的实践中，我国的经济制度和经济体制经受住了考验，彰显了独特优势。中外历史都证明，新自由主义不是灵丹妙药，更不适用于中国。

总结中国改革开放成功的经验，探讨“中国道路”和“中国模式”的特征，最重要的一条，就是坚决抵制新自由主义的影响，坚持把社会主义制度与市场经济相结合，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发展市场经济，坚持和完善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充分利用市场对各种经济信号反映比较灵敏等优点，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同时通过社会主义制度和宏观调控克服市场经济的盲目性、自发性等弱点和消极方面，把社会主义的优越性与市场经济的长处更好地结合起来，促进经济又好又快发展。

当前，我国的改革正处于攻坚阶段，必须以更大决心和勇气推进改革，努力在一些关键领域和重要环节取得突破，为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注入强大动力。深化改革必须毫不动摇地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改革方向，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经济制度，自觉划清社会主义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同私有化和单一公有制的界限，把宏观调控的主导作用与市场机制的基础作用结合起来，自觉抵制新自由主义对我国改革开放的干扰和影响，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不断向前发展。

中央终于清醒地认识到幼畜的危害和他们的祸国殃民！让那些张口私有化，闭口私有化的假专家闭嘴吧！

第五篇：功利主义与自由主义

以我对这两者的理解，我认为“自由主义”和“功利主义”是冲突的。

功利主义认为，我们所做的事情都应当是使“功利”最大化的。“功利”则指的是“快感，以及痛苦的缺失，这里考虑的是所有人的“快乐”，而非自己一个人的。功利主义由分为两派：行为功利主义以及规则功利主义

功利主义认为，当且仅当某个行为能使功利最大化时，我们应当这样做。这种观点的问题在于，他对于人的行为的要求过于苛刻。如果你的行为无法使功利最大化，那么你所做的就是“错”的，是“不应当”的。

规则功利主义认为，当且仅当某个行为遵循能使功利最大化的规则时，我们应当这样做。这种观点的问题在于，能否存在破例的情况？如果能够破例，那么所谓的“规则”还有什么意义？如果不能破例，那么这就很难称为功利主义了，因为其行为的目的不再是使功利最大化，而是遵守规则。所谓“规则功利主义”则会成为一种“教条主义”。

从上面我们可以看出，功利主义对人们的行为要求是很苛刻的。而自由主义者认为，我们每个人都有权利自由的去决定自己的人生。这明显是相冲突的。

但是我又认为，功利主义是人类的终极目的，我们为什么要自由？是为了要促进效用的最大化，也就是功利主义的要求。那么我们要如何实现这个人类的终极目的呢？通过自由主义，如果能够实现每个人的自由，也就能实现功利主义的要求。所以说二者并不矛盾，一个是目的，一个是手段而已。至于题主给的密尔那段话，我认为密尔是给出了一些对功利主义的错误看法，对少数人的自由的侵犯或许在某个特定情况下会增加更多的效用或者说功利，但长久来看，是不利于功利主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