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伤逝》文学评价五篇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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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篇:《伤逝》文学评价

《伤逝》文学评论

《伤逝》被公认为是鲁迅小说中最复杂,最引起歧义的一篇。它虽然以“涓生的手记”的形式讲述他与子君的故事,但实际上小说里隐含作者的讲述。作者鲁迅是以一种讽刺的观点来讲述涓生与子君故事的,通篇讽刺着“封建的权威”、触动了“仁义道德。通过辨析“讲述的与被讲述的涓生”、“双重被讲述的子君”形成表象和事实的对比,从而构成反讽性事态,成为作者嘲讽自己的来源。

“我是我自己的,他们谁也没有干涉我的权利”。小说的开遍处,在子君的内心中经常会浮现这句话,那时的子君对于爱情的追求是无畏和勇敢的。他们敢于冲开一切束缚,不理会世人不理解的眼光,决断地走到一起。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生活日趋繁琐和平淡,他们的感情经受不起现实生活的打磨,由激情走向平淡,到最后涓生舍弃了子君。小说中提出经济拮据是摧毁他们爱情的追回祸首,其次,缺少交流也使得他们精神上出现远离。两人最初相互吸引是因为子君身上有那个时代女性所缺乏的勇敢与不顾一切束缚的精神,而涓生身上又散发着有才华的成熟男性的独特魅力,他们有着一样的对文学的热爱,一样的对人生的共鸣,日久生情,最终走到一起。在那个时候,虽然有部分先进知识分子提倡恋爱自由、婚姻自由,但始终没有普及到全社会,他们的结合注定遭人非议,也注定是有种种阻碍。子君的叔公与子君断绝来往,寻找住所事大半被托词拒绝„„当时他们心中有爱,也就能勇敢地去面对,去反抗了。遗憾的是,世界上没有一样东西是永恒不变的,包括爱情。涓生常常跟子君说“爱情必须时时更新,生长,创造”。是的,最初的新鲜和激情过去之后,矛盾就会日益凸显,没有一个解决方法,隔阂也就出来了,爱情慢慢就被磨灭了。

有人评价到《伤逝》是鲁迅一篇反讽小说,通过对涓生和子君爱情故事地描写也讽刺自己。鲁迅的一生中有两个重要的女人,一个是他母亲帮他找的原配夫人朱安,另一个是他的学生,后来同居的许广平。鲁迅跟朱安名义上是夫妻,可他们一辈子未曾圆房,甚至话也不愿意多说,鲁迅多次对友人说“她是我母亲的太太,不是我的太太。这是母亲送给我的一件礼物,我只负有一种赡养的义务,爱情是我所不知道的。” 而他和许广平同居之后的很长时间,鲁迅还对外避讳着他们的关系,跟别人说许广平是她的助手,有人在他家撞见许广平,他就说许广平是来帮他抄稿子的。从事实上说,鲁迅和许广平没有结过婚,只属于同居,许广平从严格意义上来说,只是小老婆,是妾。许广平算不上是美女,但在当时是女学生中的先锋人物,也很有才气,和朱安比,显然更适合当时的鲁迅。然而当她成了鲁迅的妻子和孩子的妈之后,危机还是来了。又一个有才气的女学生出现了,她叫张乃莹,也就是萧红。那个时候,许广平要在家做菜,带孩子,还要帮鲁迅抄稿子。然而这个时候鲁迅已经把大把的时间用来和萧红在一起,每天和萧红聊天到半夜。忽略自己的许广平同时也被鲁迅忽略了,一直到鲁迅去世之后,她还要一边独自抚养体弱的周海婴,一边赡养朱安和鲁迅的母亲。

不管是涓生和子君,还是鲁迅和许广平,他们都是因爱而走在一起,因追求自由而勇敢地爱,爱和自由本来应该相互依存了,爱情是自由的一种表现形式,自由是爱情存在方式。但在《伤逝》中爱与自由变成了矛盾。子君在追求自由的同时萌生了爱,却又在爱中失去了自由,这对涓生和子君来说,就成了一个复杂的纠结。最后,涓生决定以两人的分离,即他们爱情的失败来重获自由,却又导致了子君的死亡和自己无尽的空虚。爱与自由的矛盾对立构成了对自由爱情的一种反讽。再回望鲁迅的爱情生活,也正是自己的内心独白。小说中不断重复涓生对于子君的悔恨,更多的是自己对于许广平的悔恨。

另外便是爱情如何维持的问题。在涓生和子君同居后,他们的生活与传统夫妻生活别无两样,男主外女主内,家庭的经济来源在于涓生,子君则打理家务,经济权掌握在涓生的手中,子君同样处于依附的地位,一旦子君被抛弃她就只能逃回家里。这与现代社会所提倡的男女平等也有很大出去,无论是男方还是女方都是要用资本谈平等。如果当时涓生是依附于子君而生活的,那子君也会处于比涓生高的地位。细究起来,涓生和子君的爱情悲剧也是因为两人对自由的异想天开。涓生自认为见识比子君深远,始终以子君当初坚决无畏来要求子君,但实际上他也不明确新生活的道路该怎么走。甚至在子君离开后,他同样在徘徊:“那里去呢,新的生路自然还很多,我约略知道,也间或依稀看见,觉得就在我面前,然而我还没有知道跨进那里去的第一步的方法;新的生路还很多,我必须跨进去,因为我还活着。但我还不知道怎样跨出那第一步。”最终,他跨出的第一步,却不过是写下他的悔恨和悲哀。涓生还活着,他的新的道路是未知的;子君却已早早死去,做了新生活进程中的一个牺牲品。两个因自由恋爱而结合的新青年,他们的婚姻生活的结局依然是失败的,相比起不幸的传统婚姻的失败而言,他们输得更彻底,他们败在自己所选择的所谓的自由上。自由恋爱与传统婚姻的殊途同归,对以反抗传统婚姻压迫人性为口号的自由爱情来说,显然是一个有力的反讽。

小说是现实生活的放大,但毕竟来源于生活。《伤逝》的悲剧不仅是涓生的原因,更多的是时代局限,当它留给了我们对于那个时代的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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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行管一 陈嘉欣

第二篇:汉语言文学论文(伤逝)

试论《伤逝》爱情悲剧的根源

常永奇

内容摘要:很多作家对《伤逝》爱情悲剧根源的探讨都是在“五四”时期内对青年男女追求爱情的约束性和理想性,本文结合当今爱情观及现今爱情悲剧试论《伤逝》,表达《伤逝》爱情悲剧不是因为时期的局限,而是子君和涓生两人的爱情观不同,本就缺乏结合的稳定性,悲剧的发生是注定的。

关键词:伤逝;鲁迅;隔膜;爱情观

《伤逝》是鲁迅《彷徨》里面唯一以爱情为题材的一篇小说,历来有很多人对《伤逝》爱情悲剧根源进行探讨,关于子君和涓生爱情悲剧的实质,有人认为妇女解放缺乏经济支撑,导致了爱情的悲剧。我认为根源在于他们自身,他们的爱情观是不成熟的,是爱情观点的不同。爱情观是一个人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的反映,因而爱情观的不同决定了俩人不同的性格心态及行为方式。同时,也决定了他们在社会和经济的压迫下,最终难免分离的悲剧结局。

我们先看看子君和涓生两人相恋的初期,“子君不在我这破屋里时,我什么也看不见。在百无聊赖中,顺手抓过一本书来,科学也好,文学也好,横竖什么都一样;看下去,看下去,忽而自己觉得,已经

翻了十多页了,但是好不记得书上所说的事。只是耳朵缺分外地灵,仿佛听到大门外一切往来的履声,从中便有子君的[1]”,一方面涓生是以子君精神导师的面目自居的,在会馆的破屋里,“充满了我的语声,谈家庭专制,谈打破旧习惯,谈男女平等,谈易卜生,谈泰戈尔,谈雪莱⋯⋯。她总是微笑点头,两眼里弥漫着稚气的好奇的光泽。[2]”但子君不是消极、被动的被启蒙者,而是积极、主动的觉醒者。在五四时代浪潮的感召下,在涓生启蒙思想的影响下,子君觉醒了,她勇敢地发出了自己的声音:“我是我自己的,他们谁都没有干涉我的权利![3]”。1918年,胡适翻译了《玩偶之家》,将易 生主义介绍到中国,从此,娜拉成为年轻的知识女性崇拜的对象,成为“五四”时期妇女解放的象征。于是,有机会接触到启蒙思想的新女性纷纷挣脱旧家庭的锁链,去追求自己的新生活和新式爱情。“按当时流行的理解,一个中国娜拉对自己的基本责任就是应该有爱的权利 [4]。”子君,这个在中国传统封建伦理道德束缚下的女子,为了追求个性解放,婚姻自由,不顾家庭亲人的反对,不在意旁人的鄙夷与讪笑,勇敢而坚决地与涓生从相爱到同居。为了筹备这个自己的小家,她又不顾涓生的拦阻,执意卖掉自己的金戒指和金耳环。子君和涓生初期的相恋是幸福的,虽然是“五四”时期,但同大多数追求自由的青年男女一样,渴望着爱神的降临。为了爱的实现,子君走出家庭,断绝亲缘,并决然宣布“我是我自己的,他们谁也没有干涉我的权利”,正是这种强烈的生命激情感动着涓生,使他心中有说不出的狂喜,并预见中国的女性“在不远的将来,便要看见辉煌的曙色的”为了纯真热烈的爱,他们走在一起,结为伉俪。其实客观的看一下,他们之间的爱恋是单纯的、盲目的,他们只是在互相精神的吸引下走到了一起,这种精神,只是在不成熟的时代的一种不成熟的产物,至于以后的生活是什么样的,他们完全没有论及。

涓生子君初始虽然真诚热烈地相爱,但他们爱的内涵是不相同的。涓生对子君的爱只是缘于她的果敢、她的思想进步和与众不同,并不甚实质,恐怕难以维系;而子君对涓生的爱虽然是那样的专注深至,但其内容也十分空洞虚幻、不切实际,只是“盲目的爱”。此外,从“破屋是这样地寂静和空虚。——我爱子君,仗着她逃出着寂静和空虚,已经满一年了”。对会馆中那鲇鱼须的老东西和涂着雪花膏的小东西的窥视和鄙夷,子君是“目不邪视地骄傲地走了,没有看见;我骄傲地回来。”在寻住所时,“我觉得在路上时时遇到探索,讥笑,猥亵和轻蔑的眼光,一不小心,便使我的全身有些瑟缩,只得即刻提起我的骄傲和反抗来支持。她却是大无畏的,对于这些全不关心,只是镇静地缓缓前行,坦然如入无人之境。[5]”所以说,同居前,涓生虽然是子君精神上的导师“启蒙者”,但另一方面,子君却是涓生在空虚寂寞的人生中藉此前行的动力和勇气。不难看出,这其中很大程度上是出自本能的欲求和情感的需要。对涓生而言,爱是找一个可爱的人来爱并以此使生活充满意义和色彩,爱是生活的一种点缀,是手段而非目的。可谓是浪漫的爱情观。而对子君而言,爱是找个可依靠的爱人相守一生,爱是生活的归宿和目的。可谓是实在的爱情观。这种不同,决定了恋爱过程中,俩人性格心态及行为的不同。

在旧的社会,这种爱情的结合显然是很难存在的,双方的结合是“门当户对,父母之命”,在“五四”变革时期,男女在追求自由的精神下,追求自我显然是他们最大的诉求,然而这种简单、盲目的诉求,很难维系多久。

起初结为伉俪之时,面对初次求爱(对待此记忆两人的变化也逐渐不同),“我只记得那时以前的十几天,曾经很仔细地研究过表示的态度,排列过措辞的先后,以及倘或遭了拒绝以后的情形。可是临时似乎都无用,在慌张中,身不由己地竟用了在电影上见过的方法了。后来一想到,就使我很羞愧,[6]”子君呢,“她却是什么都记得:我的言辞,竟至于读熟了的一般[7]”,“夜阑人静,是相对温习的时候了,我常是被质问,被考验,并且被命复述当时的言语,然后常须由她来补足,有她来纠正[8]”,“这温习后来也渐渐稀疏起来。但我只要看见她两眼注视空中,出神似的凝视着,于是眼神越加柔和,笑窝也深下去,便知道她又在自修旧课了,只是我很怕她看到我那可笑的电影的一闪。[9]”,这个时候,他们已脑海中的印象和重提的热度已经不一样了,子君是纯真的、直接的,涓生是含蓄的、逃避的,两人的感情从最初的依恋和不顾一切,已经逐渐发生了变化。罗洛·梅说:“任何意志行为都以愿望为其先捷条件的,愿望像一切象征过程一样,既有一种向前的因素渗透到将来,又有一个在后的据点提供动力。因此,愿望中既包含着意义又包含着力量。[10]” 子君低微的愿望自然导

致了她的生命激情与创造力量的衰减甚至丧失,而这无疑是对子君的人格力量的消解,因此两人闻必然会产生冷漠。罗洛·梅说:“恨并不是爱的对立面,冷漠才是爱的对立面。[11]”。冷漠局面的形成也等于宣布他们的爱情、婚姻即将走向死亡。

同居以后,子君从一个觉醒者,从一个独立自主、勇敢坚强的女性,变为时代的牺牲品、涓生的拖累,在生存的紧要关头,被涓生借着“真实”的借口而抛弃,其悲剧命运有着深刻的原因。子君的落伍与悲剧有其主观的原因。她与涓生争取“婚姻自由”、“个性解放”的思想从一开始就仅仅局限在个人奋斗的范畴,缺乏坚实的社会基础,也缺乏更为远大的目标和志向,同居的目标一旦实现了,今后的路又该怎么走?涓生不知道,子君更无从理解,“我们只在灯下对坐的怀旧潭中,回味那时冲突以后的和解的重生一般的乐趣。”因此,刚刚走向社会的子君又只能重新回到家庭中,她整天忙着照顾涓生的生活,忙着喂油鸡,饲阿随,但这一次她是心甘情愿的!“子君的功业,仿佛就完全建立在这吃饭中。为了筹钱,筹来吃饭”。为了几只油鸡,她和小官太太明争暗斗。涓生的失业引发的生存危机、爱情危机,她竟不觉察,在两人都吃不饱的情况下,她竟然首先去喂养阿随,甚至把自己轻易都不吃的羊肉也拿去喂,原因只是受不了官太太奚落和耻笑“阿随太瘦了”。在她已预感到了涓生与自己的爱情走向结束时,她所作的努力就是“开始往事的温习”,逼着涓生将许多虚伪的温存展示给她。昔日勇敢地追求爱的自由,而今极力想挽留住“无爱的感情”,子君的变化何其大啊!当涓生借着残酷而虚伪的“真实”抛弃她

时,子君的“脸色陡然变成死黄,死了似的”,眼光向虚无的空中寻找,拼命寻找那一根救命的稻草。最后,只能随父回家,在严酷和冷眼中走向“连墓碑也没有的坟墓”。

随着新鲜感和神秘感的消失,持浪漫爱情观的涓生不由地体会到:“爱情必须时时更新、生长、创造”。这是生活的压力还未真正威胁到他们时的想法,因为涓生在“我和子君说起这,她也领会地点点头[12]”,并认为“那是怎样的宁静而幸福的夜啊[13]”。后来,“可惜的是忙,除了家务便连谈天的功夫也没有,何况读书和散步”。涓生已经对子君开始失望和厌烦了。持实在爱情观的的子君满足于小家庭的幸福之中,甘心做个家庭主妇,整天为生活的琐事而操劳。这种满足使她安于平庸的生活,并渐渐地陷入小市民的斗争中,为了油鸡、“阿随”与官太太暗斗,在涓生被局里开除,心里很平静,觉得这是一种解脱,子君却变了脸色,在涓生自信的草拟求职广告,子君却很“凄然”,涓生翻译文稿需要安静,有阿随、油鸡的影响,子君“川流不息”地喊吃饭。在官太太嗤笑阿随太瘦时,在饭菜紧张时还拿饭菜喂它,甚至把自己近来不轻易吃的羊肉拿来喂它。为阿随悲愤,为饭菜出神,她把爱情和小家庭的幸福视为生活的目的和归宿,视为生命的支柱

时间一长,他们共同的语言、兴趣越来越少,世界观、价值观出现了更大的差异。这些无疑使他们难以沟通,更不能理解彼此,以至出现了隔膜乃至裂痕。他们追求恋爱和婚姻自由,以为同居就是获得

了自由。万万没有想到同居的生活,使爱情观不同的他们逐渐显露自己,差距日益明显,感情逐渐疏远。

其实在开始,他们也意识到了这种不合与隔膜的严重性,都试图设法弥补,但往往适得其反。子君近来也不仅也“间怀有温暖的神情”,“而且对我也温和的多了[14]”,“但这反而增加了我的苦痛[15]”。心的背离是很难改变的,“记得有一夜,子君的眼里忽而又发出久已不见的稚气的光来,笑着和我谈到还在会馆时候的情形,时时又很带些恐怖的神色。我知道我近来的超过她的冷漠,已经引起她的忧疑来,只得也勉力谈笑,想给她一点慰藉。然而我的笑貌一上脸,我的话一出口,却即刻变为空虚,这空虚又即刻发生反响,回向我的耳目里,给我一个难堪的恶毒的冷嘲。[16]”“我和她闲谈,故意地引起我们的往事,提到文艺,于是涉及外国的文人,文人的作品:《诺拉》、《海的女人》,称扬诺拉的果决,也还是去年在会馆的破屋里讲过的那些话,但现在已经变成空虚,从我的嘴传入自己的耳中,时时疑心有一个隐形的坏孩子,在背后恶意地刻毒地学舌。她还是点头答应着倾听,后来沉默了。我也就断断续续说完了我的话,连余音都消失在虚空中了。”俗话说“酒逢知己千杯少,话不投机半句多”,他们现在的感情已经使彼此觉得痛苦了,结合的目的何在,维系的桥梁又在哪呢?即使放到现在,这样的夫妻关系也是维系不了的,毕竟,他们才结合一年,现在的三年之痒、七年之痒,顺利通过的是什么?是沟通,无法沟通的夫妻注定要分离。

“我觉得新的希望就只在我们的分离;她应该决然舍去[17]”,涓生的想法已经很明确了,他对子君说,“我老实说吧:因为,因为我已经不爱你了!但这于你倒好得多,因为你更可以毫无挂念地做事[18]”。子君“脸色陡然变成灰黄,死了似的;瞬间便又苏生,眼里也发出了稚气的闪闪的光泽。这眼光射向四处,正如孩子在饥渴中渴求着慈爱的母亲,但只在空中寻求,恐怖地回避着我的眼[19]”。当时子君和涓生的心底是怎样的呢?他们都明白彼此已经不可能在一起了,但是离异这件事毕竟对女性打击是最大的,况且当初她毅然决然地跟随涓生,不惜与家族决裂,等待她的是什么呢?她渴求的又是什么呢?子君临走时只留下一句话,托官太太告诉涓生,“她走了”,我想子君一直到死,都没有明白为什么她追求的自由,追求的幸福最后会落下如此的结局。涓生呢,“如果我能够,我要写下我的悔恨和悲哀[20]”。临到子君死亡的后,涓生才想到,“她以后所有的只是她父亲——儿女的债主——的烈日一般的严威和旁人赛过冰霜的冷眼。此外便是空虚。负着虚空的重担,在严威的冷眼中走过人生的路,这是怎么可怕的事呵!而况这路的尽头,又不过是——连墓碑也没有的坟墓[21]”。

可以想象,子君面对理想的破灭是怎样的郁郁而终。“我不应该将真实说给子君,我们相爱过,我应该永久地奉献她给我的说谎。如果真实可以宝贵,这在子君就不该是一个沉重的空虚。谎语当然也是一个空虚,然而临末,至多也不过这样地沉重。我以为将真实说给子君,她便可以毫无顾虑,坚决地毅然前行,一如我们将要同居时那样。

但这恐怕是我错误了。她当时的勇敢和无畏是因为爱[22]”。这就是真实吗?鲁迅先生在写《伤逝》的时候,最后让涓生反思,这种反思是无力的,在“五四”时期,他们的结局是悲剧,放到当代,多数情况下不会有阴阳相隔的结局,但是虚幻的破灭我认为是必然的,说与不说真实不是问题的全部,在追求真爱情的开始,两人的爱情观差异已经决定了结局。

子君,骨子里还是个很传统的妇女,她尽管接受了新思潮的影响,但仍把封建的“女子内治”的礼俗视为当然,认为结婚后靠丈夫养活是天经地义。当家庭陷入困顿时,她变得恐慌和怯弱,她不知所措,没想过反思,更没想过走出家门,凭借自己的智慧和才能与丈夫一起支撑家庭。而任凭涓生“孤军奋战”,这导致她不能和涓生共同承担责任,不能携手同行,寻求生路,一致于他们的距离越来越远,爱最终破灭。

而持浪漫爱情观的涓生,尽管他刚开始是乐观而又坚强的,但在残酷的现实逼迫下,逐渐暴露出了他个人主义自私自利的思想。他把陷入困境的责任,全部归咎于子君,他认为此时的子君已成了他的累赘,只要离开子君,便可摆脱困境,有所作为。尽管涓生想到了子君可能因此而死,但自私和卑怯使他不愿对子君负责,只想尽快抛弃她,还是绝情的提出了分手。

他们是五四思潮影响下觉醒的新青年,他们敢于追求和婚姻自由、敢于反抗传统,但他们的追求是盲目的,他们实际上并未理解恋爱和婚姻自由,其前提是责任的担当。

子君是“五四”追求自由爱情的“向往者”,涓生是自由恋爱的“教化者”,然而这种美好的爱情,最后却走上了绝路。无论何时,我们都应该深思。

注释:

[1] [2] [5] [20]鲁迅:《伤逝》,《彷徨》,人民文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71页。说明:以下引文出自此书者,不一一详注。

[3] [6] [7]见《彷徨》第72页。

[4]贾振勇:《娜拉出走:现代性的女性神话—鲁迅小说“伤逝”再诠释》,《鲁迅研究月刊》2001第3期。

[8] [9] 见《彷徨》第73页。

[10] [11]罗洛·梅:《爱与意志》,甘肃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231、21页。[12] [13] 见《彷徨》第74页。

[14] [15] [16] [17] [19]见《彷徨》第78页。

[18] 见《彷徨》第77页。

[21] [22] 见《彷徨》第80页。参考文献:

【1】、刘家思:《忏悔与自责——传递真实情感的谨慎与多虑》,《萍乡高等专科学校学报》,1999年第1期。

【2】、黄怀玉:《〈伤逝〉的意蕴:背负荒谬苦行》,《怀化师专学报》,1999年第2期。

【3】、李泉:《男性难以逾越的心理樊篱——〈伤逝〉主题新论》,《南通航运职业技术学院学报》,第6卷第2期,2007年6月。【4】、谢廷秋:《叹人生隔膜 伤爱情已逝——鲁迅〈伤逝〉新论》,《贵州师范大学学报》,2008年第2期。

第三篇:汉语言文学《伤逝》人物分析

子君的胜利与沉沦

《伤逝》的男女主人公涓生和子君是一对受到“五四”新思潮影响,要求个性解放的青年知识分子,他们相互认识后,在时代精神的感召和鼓舞下,大胆追求自由恋爱,勇敢的反抗封建道德和世俗偏见,毅然冲出了家庭的束缚,在众目睽睽之下同居。最后却因涓生的得到的一张辞职信而断了生路,他们也与狂人、吕纬甫和魏连殳一样在强大的社会实力面前,无法逃脱失败的命运。

一、故事发展过程

“期待”——“热烈”——“安宁和幸福”——厌倦——“不爱”——摆脱

二、子君的变化

“稚气”、“好奇”—“坚决”—“活泼起来”、“脸色也红活了”—“凄然”—“凄惨”、“冰冷”—“灰黄”—寂静的死去

三、性格分析

(1)勇敢、无畏、执着——庸俗、软弱

子君为那个男性世界创造的爱情神话所吸引,勇敢地脱离了家庭,为自己的爱人奉献一切。

“我是我自己的”。然而,她以爱情为生命,当她失去了涓生的爱情之后,已经无路可走,她只能重新回到她曾经坚决反抗过的封建家庭,很快在痛苦中离开人世。

(2)理想狭小、容易满足

子君的悲剧就在于她原来的理想太狭小了,她之所以有那么大的勇气,主要动力是爱情。这个悲剧本身就决定了她的悲剧。子君拥有了“安宁与幸福”,“竟胖了起来,脸色也红火了”,这样子君就走到了个性解放的终点,一切的追求和奋斗都没有了。

(3)追求人格的解放却没有独立的人格

子君在追求婚姻幸福的过程中,未获得人格地位的独立。实际上,她一直依赖着涓生,生活才得以继续。长久的操劳,生活的压力,迫使她由一个青年知识分子沦为一个庸俗、堕落的传统妇女。她最终脱离了涓生的思维领域。二人在无法进行精神交流,这对于知识分子来说是致命的。

四、导致子君悲剧结局的原因

(1)社会方面:鲁迅认为,要追求个性的解放,就必须跟变革经济制度联系起来;如果经济制度不改变,即使争取到个人幸福也是没有保障的。当时的社会方面并没有给女性提供生存的空间,子君的悲剧既是传统沿袭的悲剧,也是时代的缺陷造成的悲剧。也就是:“自由固不是钱所能买到的,但能够为钱而卖掉。”

(2)个人方面:涓生和子君的爱情悲剧,深刻地批判了资产阶级个性解放和个人奋斗道路上的弱点:动摇性和不彻底性,目光短浅、容易满足,以求得个人的个性解放为终止。子君可以为爱情牺牲一切,但对于涓生,他不能为“爱-盲目的爱”,而牺牲事业、学术。

(3)经济方面:女性在追求长久的婚恋过程中,首先应该获得经济地位的独立,爱情才能有所依附,否则美满的爱情只能是空幻的愿望。随着涓生的失业,他们生活的物质基础丧失了,在同居之前思考未涉及的的部分,在这个时候都需要他们去理性地打理。

等到涓生意识到“这大半年,只为了爱——盲目的爱,——而将别的人生的要义全盘疏忽了”时,子君注定了回去或者是死去的悲剧结局,同时注定了涓生以后深深的“悔恨和悲哀”。

第四篇:《伤逝》

《伤逝》:质疑现代女性解放神话

一.“娜拉出走”与鲁迅的质疑

大家大概会记得茅盾在论及《彷徨》(涓生是他的重要论据)时说过的一段话:‚《彷徨》呢,则是在于作者目击了‘新文化运动’的‘主将们’的‘分化’,一方面毕露了妥协性,又一方面正在‘转变’,革命的力量需要有人领导!然而曾被‘新文化运动’所唤醒的青年知识分子则又如何呢? ——在这样的追问下,产生了《彷徨》。‛

如果剥离茅盾论述中社会学层面的阶段论色彩,不难看出他实际上已经指出了《彷徨》所寓示的对“新文化运动”所追求的现代性理念内在矛盾的反思:启蒙者“转变”了,启蒙的价值理想失落了,被唤醒者不是如子君死于“无爱的人间”,就如涓生那样陷于无地彷徨的“虚空”。这是因为“铁屋子”的万难毁坏? 或是启蒙理想的内在缺陷? 许多当代学者也敏锐地感觉到了这点,比如汪晖在《反抗绝望:鲁迅小说的精神特征》中论及《伤逝》时写道:“爱情、觉醒这类‘希望’因素乃是先觉者得以自立并据以批判社会生活的基点,恰恰在‘希望’自身的现实伸延中遭到怀疑。这种怀疑很可能不是指向新的价值理想本身,而是指向这一价值理想的现实承担者自身:‘我’真的是一个无所畏惧的觉醒者抑或只是一个在幻想中存在的觉醒者?!因此,觉醒自身或许只是一种‘虚空’?!在这里,‘绝望’的证实也绝不仅仅是‘希望’的失落,不仅仅是爱情的灭,而且包含了对‘觉醒’本体的忧虑。”但是,汪晖在准确地指出了《伤逝》蕴涵的对觉醒本体的忧虑的同时,却令人遗憾地将《伤逝》包孕的对新的价值理想的怀疑排除了自己的视界。他从生命哲学的层面开掘《伤逝》的形而上意义和现代性体验时,却遮蔽了它们的历史内涵及其价值谱系。对《伤逝》终极价值意义的揭示,往往沦为普泛的人生体验,从而丧失了历史维度和现实旨归。如果沿着他们的研究继续往前,联系鲁迅走出“铁屋子”的犹疑,质疑和反思“娜拉出走”这样一个现代性的女性解放神话,就成为它的一个重要价值旨向。

1.娜拉形象:“我只对我自己负有神圣的责任” 中国的妇女解放运动在20世纪初已开始,到20年五四新文化运动前后一段时期内达到高潮。其中新文化运动的领袖们扮演了至为关键的角色。1918年,胡适翻译易卜生《玩偶之家》,娜拉随之成为家喻户晓的人物,成为五四时期妇女解放的象征。按照当时流行的理解,一个中国娜拉对自己的基本责任就是应该有爱的权利。【比如凌淑华的《酒后》中她的形象】

然而,当时“女性解放”这一现代性价值理念的虚妄性、乌托邦色彩和男性中心主义的诱惑性,并没有被充分清醒地给予认识到。鲁迅在1923年12月26日在北京女子师范学校发表演讲《娜拉走后怎样》,以出走后的娜拉“不是堕落,便是回来”的悲惨境遇,向这一现代性价值理念及其推行者、实践者提出深刻质疑:倘若没有强大有力的社会环境和制度的保障,觉醒者娜拉经不住物质、现实和众数的沉重压力与打击,最终结果只能是要么回去、要么堕落。

他早在1920年所写的《头发的故事》里,借主人公N先生之口,尖锐质疑“新文化运动”所提倡的诸多现代性价值理念的虚妄性和乌托邦色彩:‚现在你们这些理想家,又在那里嚷什么女子剪发了,又要造出许多毫无所得而痛苦的人!……改革么,武器在那里?工读么,工厂在那里? 仍然留起,嫁给人家做媳妇去:忘却了一切还是幸福,倘使伊记着些平等自由的话,便要痛苦一生世!我要借了阿尔志跋绥夫的话问你们:你们将黄金时代的出现豫约给这些人们的子孙了,但有什么给这些人们自己呢?‛

因而,可以说,在1925年9月创作《伤逝》,以寓言化的小说境遇意识,形象化地展现“娜拉出走”这一现代性命题的幻想性特征和乌托邦色彩。因此《伤逝》不仅是写新一代知识者的精神追求和现实社会结构之间的矛盾,还是写娜拉们的出走充其量是一种时髦的姿

态和浪漫的实验。“娜拉出走”只预设了“爱”这一至善至美的虚拟目标,却导致子君们死于“无爱的人间”。正如他在《娜拉走后怎样》中所发出的颇为矛盾和虚无的警告:‚人生最苦痛的是梦醒了无路可以走。做梦的人是幸福的;倘没有看出可走的路,最要紧的是不要去警醒他。‛《伤逝》所展现的“用真实去换来的虚空存在”的生命体验,恰恰是对一切乐观主义的人生期待的深刻怀疑,是对现实的无可希望或绝望状态的证实,从而也是对“娜拉出走”这一现代性命题虚妄性的深刻反省。

二.对男性中心主义文化霸权的批判

鲁迅在《伤逝》“真实”与“虚空”的对立紧张的矛盾叙事和结构中,还看到了男性价值世界在制造“娜拉出走”这一历史乐观主义女性神话中所起的助纣为虐的作用,看到了男性中心主义文化霸权对它的终极价值目标釜底抽薪的势能。

从性别文化的视角解读《伤逝》者不乏其人。认为鲁迅在营造《伤逝》的现实环境的同时,显示了男女性别意识的差异、以及理想与沟通的困惑;或者认为其悲剧是“新时代难以避免的两性悲剧”,两性危机是人性的普在;还有人认为,其叙事本身呈现强烈的“男性中心化”倾向,认为“叙事者涓生的叙事话语忏悔抒情基础的虚伪,与其说是他的人格或个人品质,毋宁说是父权制意识形态的虚伪,隐含作者所以从主观的性别关怀滑入客观的性别歧视,可说是男性中心文化所具有巨大的命运般的历史无意识力量施逞威风的结果。”这后一种见解在发掘《伤逝》“男性中心化”的历史倾向时,却将批判矛头指向了创作主体。

詹明信在《处于跨国资本主义时代中的第三世界文学》中,分析了鲁迅小说的民族寓言性质:‚第三世界文化中的寓言性质,讲述关于一个人和个人经验的故事时最终包含了对整个集体本身的经验的艰难叙述。‛《伤逝》正是以民族寓言的形式,在展现“娜拉出走”这一现代性民族精神、民族性格集体体验的虚妄性特征时,更是集中而深刻展现了它的男性中心文化的霸权性和引诱性,展现了它对女性这一历来受压抑群体的本体性漠视,以至古老的男性中心主义文化借助它而获得了现代性面具。

在《伤逝》的寓言世界中,涓生正是“娜拉出走”这一现代性价值理念的化身和推行者。无论是在会馆还是在吉兆胡同的小南屋,他始终是两人世界的中心。涓生始终视子君为他“启蒙”的对象,自认为自己的爱情追求和人生的要义是现代的,将子君置于被动和被赐予的位置:“破屋里便渐渐充满了我的语声,谈家庭专制,谈打破习惯,谈男女平等,谈伊孛生,谈泰戈尔,谈雪莱„„她总是微笑点头,两眼里弥漫着稚气的好奇的光泽。壁上就钉着一张铜板的雪莱半身像,是从杂志上裁下来的,是他的最美的一张相。当我指给他看时,她却只草草一看,便低了头,似乎不好意思了。这些地方,子君就大概还未脱尽旧思想的束

缚。”当子君表明自己的态度:“我是我自己的,他们谁也没有干涉我的权利!”时,涓生竟然将这一私人化的爱情表态上升到一个很高的高度:“这几句话很震动了我的灵魂,此后许多天还在耳中发响,而且说不出的狂喜,知道中国女性,并不如世家所说那样的无法可施,在不远的将来,便要看见辉煌的曙色的。”在涓生眼中,子君是“稚气”的、“未脱尽旧思想”的,不是“无法可施”的。然而这个现代爱情的启蒙者与追求者,将自以为是的“纯真热烈的爱”表示给子君时,预先设想的那些居高临下的男性爱情攻略在爱情爆发的时刻竞毫无用处,“在慌张中,身不由己地竞用了电影上见的方法了。后来一想到,就使我很愧恧,但在记忆上却偏只有这一点永远留遗,至今还如暗室的孤灯一般,照见我含泪握着她的手,一条腿跪了下去„„”涓生的形象和姿态,深刻体现了启蒙主义现代性理念的男性中心主义文化色彩,以及它对“娜拉出走”这一现代理念所持有的双重价值标准。

男性文化霸权主义对子君们的双重价值标准的支点,具体体现为涓生两个冠冕堂皇和自欺欺人的借口:“爱情必须时时更新,生长,创造”,“第一,便是生活。人必生活着,爱才有所附丽”。这恰恰体现了自私、虚伪、卑鄙的男性文化道德。然而当“外来的打击”

悄然来临,他竞痛心“那么一个无畏的子君也变了色”,将怨艾洒向子君:“其实,我一个人是容易生活的,现在忍受着这生活压迫的苦痛,大半倒是为她”,“她早已什么书也不看,已不知道人的生活的第一着是求生,向着这求生的道路,是必须携手同行,或奋身孤往的了,倘使只知道捶着一个人的衣角,那便是虽战士也难于战斗,只得一同灭亡。”当他以“真实”和“空虚”的灵魂肉搏掩盖男性的虚伪和卑怯,以“无爱”为理由逼走子君时,竞“心地有些轻松,舒展了,想到旅费,并且嘘一口气。”他向“新的生路”跨出的第一步,“却不过是写下我的悔恨和悲哀,为子君,为自己”,或者说只求得自己的心理安慰。所以,自从涓生这一形象诞生以来,就遭到有识之士的猛烈批判,尽管他们尚未意识到男权中心主义文化对“娜拉出走”所代表的现代性理念终极价值目标的解构作用。【始乱终弃?】

作为“娜拉出走”这一现代性观念的提倡者和受益者象征的涓生,实际上是男性文化符号的化身,代表着这一现代性价值理念众多解构之维中的重要一维——男性中心主义文化的霸权。正是涓生眼中“未脱尽旧思想的束缚”的子君,代表着对“娜拉出走”这一现代性价值理念终极目标的追求。换句话说,爱情不过是涓生预设的一个诱引子君的神话而已。庐隐的作品中就经常出现欺诈与受害的主题:初出茅庐的娜拉式少女们因为对爱情的幻想,在男人主宰的社会中陷入“自由恋爱”的圈套,她们起初的叛逆往往沦为堕落,在这一理念和自以为这一理念神圣无比的“理想家”那里,他们也如“涓生”那样将“子君”置于被解放的位置。他们明知女性是一个弱势群体,却很少考虑这一弱势群体的特殊要求。这恰恰体现了这一现代价值理念在当时历史境遇中的内在歧视性。它是一种以男性为中心的普遍主义的文化观念。它往往打着解放的旗号将男性的意志强加给女性,并按照自己的模式将女性塑造成没有自己本质的他者,以普遍主义的价值观遮蔽特殊群体的独异性。造成强势群体对弱势群体的控制。

子君在涓生说出心中的“无爱”之后,她的不出走并非不可能。她的出走似乎满足了涓生的“无爱”,但她追求的是至情至爱,对她来说,没至爱,毋宁死。这是对涓生所表征的男性霸权虚伪、卑怯与自私的蔑视。当“爱”的神话破灭后,伟大的、坚忍的、圣洁的子君没有选择“堕落”,也没有认同“回去”,而是选择了“死”的抗争。

茅盾在评论《伤逝》时,以他杰出的艺术感知力敏锐地觉察到了“娜拉出走”这一现代价值观念及实践形式对弱势女性群体特殊要求的忽视:“比起涓生来,我觉得子君尤其可爱。她的温婉,她的女性的忍耐,勇敢和坚决,使你觉得她更可爱。她的沉默多愁善感的性格,使她没有女友,当涓生到局办事后,她该是如何的寂寞呵,所以她爱动物,油鸡和叭儿狗便成了她白天寂寞时的良伴。然而这种委婉的悲哀的女性心理,似乎涓生并不能了解。”其实正是涓生所表征的男性中心主义霸权文化,一面向娜拉们预约了黄金世界的出现,一面又忽视女性群体的特殊要求,没有意识到支持娜拉们出走及生存的支点只有一个纯净的“爱”,然而正是“浪漫爱情为男性提供了一个任其玩弄感情的手段,„„对浪漫感情的认可于双方都有利,因为这往往是女性克服加于其身的更为强有力的性压制的唯一条件。”同时,也恰恰是男性中心主义霸权文化对女性的排斥和压抑,轻而易举地击碎了娜拉们的“爱”。

正是鲁迅以他博大深厚的人道主义情怀、对女性的无比尊重与同情和冷静而清醒的现代理智,在《伤逝》中以寓言形式一针见血地指出:娜拉们面对的“无爱人间”不仅是寓指黑暗的社会,而且也是寓指鼓动她们出走的现代性价值理念的男性中心主义权利空间。“娜拉出走”这一现代性价值理念的乌托邦幻想引诱娜拉们出走,可是这一观念的男性中心主义霸权与黑暗社会合谋,宰制和压抑着娜拉们到达至善至美的爱的彼岸。

第五篇:有关《伤逝》

有关《伤逝》

一直都不是很热衷于鲁迅的作品,一半是因为他写的太好了,读起来压力大;一半是因为他写的太难懂了,读起来不通。这次迫于论文的压力,我只好硬着头皮拿起鲁迅的作品集开始读。在浏览目录的时候,我被“伤逝”这个题目吸引住了。以前就听说过这篇文章,因为她是鲁迅唯一一篇以青年恋爱和婚姻为题材的作品。

第一遍读完《伤逝》后,觉得心里很郁闷,觉得涓生非常狠心,觉得很同情子君,除此之外没什么别的感受。

又第二遍读《伤逝》。之前先上网搜索了一些关于当时的背景和鲁迅的情况,当时正值“五四”年代,恋爱和婚姻尚未成为一个独立的问题,鲁迅此时正处于和许广平的热恋中,或许他把自己和许广平的恋爱感受写进了文章中来,不过这仅仅是我个人的主观猜测。我的想法一经提出便立即遭到了室友的反对,文中子君与涓生冲破家庭阻拦私自结合,到后来迫于生活压力而分开,甚至是结束生命,这一系列的情节就鲁迅而言是不曾体验过的,所以有关于这篇小说的创作基础,我大致上认为是空想出来的。

又第三遍读《伤逝》。这次我注意到了几个方面。其一,小说通篇是以第一人称“我”即涓生的角度进行叙述的,这倒也符合小说的副标题——“涓生的手记”,而对于女主角子君,她的话语描写却是少之又少,只有“我是我自己的,他们谁也没有干涉我的权利”“那算什么。哼,我们干新的,我们„„”“没有什么,什么也没有”“是的。但是,„„涓生,我觉得你近来很两样了。可是的?你,你老实告诉我”这样简单的四句话,不得不让人产生疑惑,作者这样安排有何意义?其二,小说多次描写了子君的眼色,“孩子一般的眼色”,文中对于子君的心理活动和对话描写不多,但却对子君的眼色进行了多次呈现,这又是何意?其三,这也是我最想知道的一点,当涓生决绝地说出“我老实说罢,因为,因为我已经不爱你了”,此时此刻的他真的不再爱子君了吗?他们义无反顾地结合,最终难道就以一句“我已经不爱你了”而宣告终结了吗?其四,子君和涓生会走到这一步,究竟是什么原因造成的?是当时的社会,还是他们自己的原因?

对于提出的几点疑惑,自己又好好地思考了一下,也翻了翻书,查了查网上的评价。针对第一个问题,我想以《伤逝》的小说结构,在当时来说应该是非常特别的,整篇文章就像是一个人在面前细细絮絮地诉说、忏悔,还时不时的抹眼泪。涓生就是这样一个诉说者,从头到尾不断的在诉说,也或许是作者让他这样说的,毕竟小说中的每一个人物形象都隐含了作者的身影。那鲁迅为什么只让涓生不断地诉说,而不让子君有更多的说话机会呢?我想这也许和中国自古以来的传统有关吧。就算是到今天,到21世纪,我觉得中国还是没有从根本上改变男尊女卑的思想,时至今日,男权仍然在中国占有强有力的地位,更别提那个还在摸索前进的“五四”年代。当时,对于爱情和婚姻这个敏感的话题,虽然女人获得了一定的自由和自主,但是有资格为自由恋爱和婚姻讲话、为社会制造舆论的人还是男人。女人们不会没有想法,也不会闭口不言,但是群众最终能听间的声音,莫过于像涓生这样男人们的声音。这样想来,对于子君的少言寡语也是可以理解的。鲁迅刻意不让子君说话,而把说话的机会都给了涓生,大概也有这里面的原因,那些在“五四”年代刚刚解放思想的年轻人,尤其是男人,涓生的诉说中也包含了许多他们对于自由恋爱和婚姻的想法吧。

针对第二个问题,我仔细数了一下,小说中用“孩子般的眼色”来形容子君的共有5处(包括用“稚气”形容的)。第一处是在两人搬到吉兆胡同之前,还在破屋子里住的时候,涓生不断地说,子君只是“微笑点头,两眼里弥漫着稚气的好奇的光泽”。就如文中所说,此时的子君“大概还未脱尽旧思想的束缚”,对于涓生所说的和自己所做的、所要面对的一切,充满了期待和憧憬,这大概也是恋爱中的女子对幸福和美好爱情的向往。我想这时子君眼里的稚气是纯粹的。第二处是同居几个月后,子君在面对涓生的求爱和回想自己和涓生的幸福片段时表现出来的,此时的两人俨然如蜜月期,虽然子君“孩子似的眼里射出悲喜”,但是仍然能够体会她眼里的稚气是纯粹的。第三处是两人已经搬到吉兆胡同,并且生活出现危机,冷战持续进行时。涓生的冷漠,子君间或温暖的神情,“眼里忽而又发出久已不见的稚气的光来”,我想这时的稚气已经不纯粹了,里面已经夹杂了生活的艰难和涓生的不满所带来的痛苦。第四处是涓生说出自己已经不爱子君的时候,“瞬间便又苏生,眼里也发了稚气的闪闪的光泽”,这样的时候,子君眼里的稚气仍然没有去尽。第五处是二人分开后,涓生独自一人想着子君,“灰黄的脸,睁了孩子气的眼睛”。一直到两人分手,子君也没有摆脱自己身上的“孩子气”,也许这就暗示了她是个悲剧人物,眼里的稚气决定了她对待爱情的态度是盲目纯真的,即使面对生活的压力、旁人的指指点点,甚至是涓生的不满,子君始终没有真正从旧思想里摆脱出来,缺少对生活的冲劲,只是沉溺于爱情之中,无论是当时还是现在都是行不通的。

针对第三个问题,我个人认为涓生是爱子君的,连他自己也说“我爱子君”。整篇文章读下来,并没有叙述两个私自结合的年轻人之间轰轰烈烈的爱情故事,没有山盟海誓,没有卿卿我我,似乎一切都发生的非常平淡,或许平平淡淡才是真吧。子君是真爱涓生的,她开始为他操持家务,还卖掉了自己唯一的首饰,只为了给自己的窝“加入一点股份”。而涓生也慢慢适应了两人的生活,和子君一起养油鸡、养叭儿狗阿随,一起度过“宁静而幸福的夜”。可惜再高的山顶也有它急转直下的一面,蜜月期已过,两人之间的矛盾就显现出来了。涓生对子君的不满和冷漠日益增多,油鸡、阿随都成为两人之间不合的标志。子君面对这即将冷却的爱情,既没有反思反省,也没有据理力争,她只是默默深受着,默默守着心理最后一道防线,直到涓生喊出那句“我已经不爱你了”,这最后一道心理防线轰然倒塌。子君本来就是因为爱才和涓生结合的,现在既然没有爱了,那么结合也就变得没有意义了,所以她选择了离开,也许是永远的离开。可怜这两个人,匆匆为了爱而在一起,在一起之后发现自己其实还没有学会如何去爱。

有人说真正打败爱情的不是任何人的阻挠,而是现实。曾经看过这样一篇文章,同样是一对年轻男女,在不顾家庭反对的情况下携手私奔,然而仅仅一年后,两人归来,并且形同陌路,爱意不再,而导致分手的原因竟然是女孩不满男孩总是把马桶圈尿的湿乎乎的。只是这样一个小小的现实,就能使得曾经美好的爱情一去不回。同理可得子君和涓生的悲剧。都说“距离产生美”,当距离不再,是否美亦不再?涓生仅仅用三个星期的时间就“读遍了她的身体,她的灵魂”,之后不满情绪渐渐高涨,满屋堆砌的碗碟、弥漫的油烟也成为他冷漠的接口。面对日益压迫的现实,涓生甚至开始反感子君倾注全力的操持家务。而子君呢,和涓生一起后,似乎渐渐淡忘了自己还有生存这一任务,每天也只是做饭、饲鸡、喂狗,“连看书和散步的时间也没有了”,起初那个果敢、进步的子君仿佛不复存在,现在的她只是个普通的家庭主妇,或许她认为自己所追求的已经达到了,所以才止步不前,从此沉溺于生活琐事。这样一来,涓生对于子君的好感也是岌岌可危,他最欣赏的就是子君的反抗与上进,既然这两样已经没有了,那么他对子君的欣赏也逐渐没有了。曾经炽热的相爱在历经现实的磨练之后终究归于平实,子君和涓生也在这熙熙攘攘的世间擦肩而过。

读完《伤逝》,心里久久不能平静。果然是“伤”,为子君伤,为涓生伤,为爱情伤。只是亡者已然逝去,那留在活人心目中的“伤”是否能够逝去?何时才能逝去?都说时间是治疗创伤最好的药,但愿那些受伤的人能在岁月的流逝中做到真正的“伤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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