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唐代女诗人诗歌中的士大夫意识(大学毕业论文)

第一篇：论唐代女诗人诗歌中的士大夫意识(大学毕业论文)

摘要

唐代的诗歌创作是中国古代诗歌创作的巅峰时期，诗歌的创作有着非常广泛的群体，涌现了一批优秀的女诗人，其中薛涛便是其中的杰出代表。薛涛诗风雄健、沉雄凝重，少有脂粉气，其诗男性化色彩浓郁，在诗中表现了士大夫的意识。而女诗人在诗歌中表现出士大夫意识不仅仅只有薛涛一人，唐代的其他女诗人的诗中也表现有士大夫意识。女诗人的诗中表现士大夫意识是女性认同士大夫的评价体系和追求士大夫的审美品位的具体体现。女诗人诗中表现出士大夫意识并非个别现象，而是一种普遍的文学现象。

关键字：女诗人；薛涛；男性化；士大夫意识

论唐代女诗人诗歌中的士大夫意识

—以薛涛诗歌中的士大夫意识为例

唐代是中国诗歌全盛的时期，将诗歌的发展推向了顶峰。与整个唐代的诗歌成就相比，女诗人的分量是非常小的，但女诗的人创作却是唐代诗歌的重要组成部分。女诗人由于受特定的环境和诗歌规律的影响，其创作受到士大夫的影响，并在她们的诗歌中表现出士大夫意识。唐代女诗人的诗歌中普遍的表现出士大夫意识。其中在唐代女诗人中，薛涛的诗歌中表现出士大夫意识是最为明显的。明代文人胡震亨在《唐音癸签》中评价薛涛时曾云：“（涛）工绝句,无雌声，自寿者相”[1]。所谓“无雌声”是指薛涛诗歌中表现出男子气、大丈夫气，在其细腻、柔媚、温婉之余，还彰显出一种博然宏大的阳刚之气。张为在《诗人主客图》中，把薛涛作为清奇雅正之升堂者之一，与方干、马戴、任藩、贾岛、项斯等六位男性诗人并列。[2]北宋佚名者《宣和书谱》中称薛涛“作字无女子气，笔力俊激，其行书妙处，颇得王羲之法”[3]。由此可见，历代皆认同薛涛诗作的男性化特征。唐代是一个人人能言诗的社会，上至帝王将相，下达老妪妇幼皆能诗，产生了众多女诗人。在唐代的女诗人中，要数薛涛的诗歌成就最高，被后世誉为唐朝第一女诗人。薛涛，字洪度，是中唐时的成都乐妓。性辨慧，调翰墨，《全唐诗》小传称她“辨慧工诗，有林下风致。”又说她曾出入节度使幕府，“历事十一镇，皆以诗受知”。[4] 薛涛早年以宦家女身份流入乐籍，她以聪慧的诗才走入男性的文化圈。她出入节度使府，曾与许多文人名士相互酬唱。据张篷舟先生所撰的《薛涛诗笺》，薛涛今存诗89首，其中与人酬唱的诗占多数。费著《笺纸谱》载：“与涛唱和者：元稹、白居易、牛僧儒、令狐楚、裴度、严绶、张籍、杜牧、刘禹锡、吴武陵、张祜，余皆名士，记载凡二十人，竞有酬和。”[5]其中元稹与薛涛交往最深，元稹曾以诗赠涛曰：“锦江滑腻峨眉秀，幻出文君与薛涛。言语巧偷鹦鹉舌，文章分得凤凰毛。纷纷词客皆停笔，个个公侯欲梦刀。别后相思隔烟水，菖蒲花发五云高。”薛涛与诗人王建之间也有酬唱，王建在《寄蜀中薛涛校书》诗：“万里桥边女校书，楷杷花里闭门居。扫眉才子知多少，管领春风总不如。”[6]可见，薛涛与文人名士往来频繁，受到了文人名士的赞赏和肯定，薛涛积极融入到士大夫的文化圈，与士大夫们进行思想的交流。特定的生活环境，西蜀的风物人情、节度使府的生活面貌，与文人名士交往的特别经历等，形成了薛涛诗歌的独特艺术魅力，在她的诗中表现了她的清高、坚贞、关心国事，诗中少有脂粉气，却有着浓郁的男性化色彩。

一、薛涛诗歌中士大夫意识的表现

（一）诗风雄健豪放

薛涛以一名乐妓的身份与文人名士交往，她为了最大限度的减少文人名士对其的轻薄鄙视，薛涛以其敏捷诗才，用不卑不亢的言行塑造出一个“并非卖弄”风情的女子。她极力的洗涤其诗中的脂粉气，努力融入士大夫的文化圈，并假借男性的口吻与他们交往，在薛涛的诗中可以找到作为女子少有的豪迈气概。如薛涛酬和所作《续嘉陵驿诗献武相国》诗：“蜀门西更上青天，强为公歌《蜀国弦》，卓氏长卿称士女，锦江玉垒献山川。”这首诗是薛涛和武元衡《题嘉陵驿》所作，承认若想治理当时的西蜀的确很难，但诗人坚定相信武相国能将蜀地治理好，并在最后一句中将蜀人热切盼望一个全新蜀地出现和蜀地壮丽的景象融汇在同一图画中，充满了对蜀地新景象的展望，将一幅宏大壮丽的图画展现在读者面前，诗人用雄伟宏大的视角去展望新的蜀地，这宏大气势不逊色于士大夫。薛涛另有《上川主武元衡相国》二首：“落日重城夕雾收，玳筵雕俎荐诸侯。因令朗月当庭燎，不使珠帘下玉钩”（其一）；“东阁移尊绮席陈，貂簪龙节更宜春。军城画角三声歇，云幕初垂红烛新”（其二）。二首诗都写得庄严宏丽，气势昂扬，非一般女子所能为。薛涛《上王尚书》诗云：“碧玉双幢白玉郎，初辞天帝下扶桑。手持云篆题新榜，十万人家春日长。”钟惺《名媛诗归》评价这首诗：“逸而动，绝不带媚气。”[7]

（二）清高志节

薛涛是个坚毅的女子，在其生活中表现出“苍苍劲节奇”，这是其融入士大夫文化圈，对士大夫所追求的高洁品格的认同。如《酬人雨后玩竹》诗云：“南天春雨时，那鉴雪霜姿。众类亦云茂，虚心宁自持。多留晋贤醉，早伴舜妃悲。晚岁君能赏，苍苍劲节奇。”在诗中诗人以竹之坚劲、高雅，喻人的高尚情操。首联写出了竹绝不随环境的恶化而改变自己的高尚品格。颔联说竹虚心自持的品质。颈联以“竹林七贤”、“二妃泣竹”的故事赋予竹以高洁忠贞的品格。末联以老竹不改劲节自况，抒写自己所追求的清拔、高雅的品质，寄兴非凡，流露出一般女子不能及的倔强与清拔。而另一首薛涛陪王播等人赏菊所赋的诗《浣花陪川主王播相公暨寮同赋早菊》云：“自有兼材用，那同众草芳。献酬樽俎外，宁有惧豺狼。”则以秋菊自喻，塑造了菊花高洁、孤独的形象，表现了不同流俗的清高品质，而且表明自己身为官伎却能在应付官场侍酒赋诗之外，洁身自好、不畏强暴的高傲气度。这两首诗诗中所塑造的竹子虚怀若竹，劲节不改；菊花群芳谢去，遗世独立，孤高清拔，俨然名士风范。而在《酬雍秀才贻巴峡图》中“感君识我枕流意，重示瞿塘峡口图。”是以晋孙楚枕流漱石的典故，表明自己对隐士高洁情志的追慕。《酬杨供奉法师见招》云：“远水长流洁复清，雪窗高卧与云平。不嫌袁室无烟火,惟笑商山有姓名。”是对商山四皓的远离尘世的生活的向往，并自比东汉袁安宁愿饿僵也不愿麻烦他人，表明了自己的高远情志。

（三）关心国事，忧患时局中国古代士大夫信奉“修齐治平”，把“治国”、“兼济天下”当作实现人生意义的目标，薛涛积极融入其中，思考天下事，忧患时局，得到了士大夫的褒扬。薛涛经常出入节度使幕府，与文人名士相交往，这让她有机会接触政事，知道一些家国大事，了解身边的社会现实。使她能和男性一样关注现实，关心国家大事，而且她对着政治有着独特的眼光。如薛涛《罚赴边有怀上韦令公》二首：“闻道边城苦，而今到始知。羞将门下曲，唱与陇头儿”（其一）；“黠虏犹违命，烽烟直北愁。却教严谴妾，不敢向松州”（其二）。这两首诗是薛涛被罚赴松州途中所写的，有“重光万里应相照，目断云霄信不传”大开大合的雄健笔法。松州地处边疆，生活艰苦，诗人关心驻守边疆士兵的疾苦，以吐蕃侵犯蜀地讽喻韦令公的专横无理。杨慎《升庵诗话》评论此诗：“有讽喻而不露，得诗人之妙处，使李白见之，亦当叩首，元、白流纷纷停笔，不亦宜乎？”[8]与李白诗相提并论，元、白之流甚至应该感到惭愧，可见杨慎对薛涛的这首诗的评价之高。可以说这两首诗是薛涛在边城所见所闻的缩写，反应了当时士兵在边疆戍守生活的困苦。钟惺在《名媛诗归》评论此诗是：“二诗如边城画角，别是一番哀怨。”[9]薛涛另有《筹边楼》诗：“平临云鸟八窗求，壮压西川四十州。诸将莫贪羌族马，最高层处见边头。”这首诗是诗人晚年登筹边楼有感而作，第一诗句描写诗人登上筹边楼所见天旷气清、四望无际的情景，一个“壮”体现了筹边楼的雄伟壮观，后两句诗谴责将军们目光短浅，贪婪掠夺，招来外敌。此诗的前两句烘托出筹边楼气势磅礴，给敌人震慑，后两句更为妙绝，直陈现实，告诫将士切莫忘记历史教训，以国事为重。全诗将对李德裕的赞颂和边疆将士的劝诫融为一体，意义深刻，因而钟惺有评价：“教戒诸将，何等心眼，洪度岂直女子哉，固一代之雄也！”[10]清代的纪昀亦有评价：“其托意深远，有‘鲁嫠不恤纬，漆室女坐啸’之思，非寻常裙屐所及，宜其名重一时。”[11]这是何等的见识，和古代深藏于闺阁的一般女子比照，有十万八千里的差别。这是一种男子汉的气度、风骨，飒飒作响，让时人为之赞叹。薛涛晚年隐居在浣花溪，但她并没有与现实社会隔绝开来，依然关心时事，忧患时局，这首《筹边楼》便是她关怀时事政治心情的真实写照。综上所述，薛涛诗歌中具有非常鲜明的士大夫意识，特别是她的酬唱之作中男性化倾向更为明显。薛涛的诗气势雄浑、峻洁，诗风越发深沉凝重、雄健。诗人极力洗削诗作中的脂粉气，使她的诗作越来越男性化，在诗中有许多体现士大夫意识的诗。薛涛诗中所表现是一个品格清高的女子，有着士大夫的高洁品质，从来不会因为自己身份低微而感到羞耻，也不会献媚于达官贵人。薛涛始终保持着清拔、高雅的品格，清高的志节丝毫不逊色于士大夫。在中国古代，女子与国家大事基本是扯不上关系的。而薛涛却关心国事，忧患时局，而且关注政治的程度绝对不会少于士大夫。其实薛涛本身就是西蜀政治历史的参与者与见证人，她与十一位蜀地的节度使相处共事过，见证了蜀地的一些重要事件的发生。正如历来评论家所说的，这样的一个薛涛岂是一个女子也，她的所作所为完全是士大夫的形象。

二、薛涛诗中士大夫意识的成因

薛涛的诗中表现了士大夫的意识，从总体上来说，薛涛的诗风偏向于男性化的，她摆脱女子阴柔，使其诗风显雄浑、峻洁。任何事物都不是独立存在的，事物总是也其他事物相联系的，薛涛诗中士大夫意识也是由多方面的原因所形成的。要分析其成因，必须从薛涛的生活道路、人生经历等方面去考虑，同时也要考虑到唐代人们对于诗歌的普遍认识，故本人将其原因归结为性格、环境、对诗的认识。

（一）薛涛清高、刚烈的性格薛涛是一个高洁、刚烈的女子，她不畏强权，不因自己身份的鄙微而献媚于士大夫，而是竭力洗削脂粉气，积极追求士大夫所推崇的审美品位。如在薛涛《赠苏十三中丞》：“洛阳陌上埋轮气，欲逐秋空击隼飞。今日芝泥检徵诏，别须台外振霜威。”诗中用《后汉书》张纲年少官微，敢于弹劾权贵的典故，表现出诗人非凡的见识、不畏强权的勇气。钟惺在《名媛诗归》中称赞这首诗“气质森挺”。[12]又如《贼平后上高相公》：“惊看天地白荒荒，瞥见青山旧夕阳。始信大威能照映，由来日月借生光。”将贼平后蜀地壮丽的景色刻画的精妙绝伦，气势雄健，丝毫不见脂粉气。钟惺在《名媛诗归》中曰：“开口自然挺正，而有光融拓落之气，觉文人反多牵摔。”据宋代王谠《唐语林》记载：“尝有黎州刺史作《千字文令》，带禽鱼鸟兽，乃曰：‘有虞陶唐。’坐客忍笑不罚。至薛涛云：‘佐时阿衡。’其人谓语中无鱼鸟，请罚。薛笑曰：‘衡字尚有小鱼子。使君“有虞陶唐”，都无一鱼。’宾客大笑。”从这个故事中可以看出薛涛清洁、刚烈的一面，她也是一个不畏强权的女子。薛涛追求士大夫的审美品位，又具有士大夫清洁、刚烈的性格，所以其诗作也会呈现出男性化的特点，诗中表现出士大夫意识。

（二）与文人名士相交往

薛涛早年以宦家女身份流入乐籍，她以聪敏的诗才走入男性的文化圈。她经常出入节度使府，与许多达官贵人相交往，又与许多文人名士互相酬唱。作为乐妓的她既为不幸又是幸运的，她获得了寻常女子没有的活动自由，得到了一般女子不可能有的文化氛围和特殊体验。中唐时期的风物人情、节度使府的生活面貌，与文人名士交往的独特经历等都是薛涛诗中士大夫意识表现的重要原因。沦落为乐伎的她不将诗才当作取媚求怜的资本，而是着力洗削俗媚之气。孙棨在《北里志·序》曾说“比常闻蜀妓薛涛之才辨，必谓人过言，及睹北里二三子之徒，则薛涛远有渐德矣”。可见，论“才辨”或许薛涛不是唐代妓女中最好的，但为什么她们的诗却很少留下来呢，北里诸妓的诗以“艳诗”求赏，以“媚才”取怜，她们的色艺只为士大夫的赏玩。而薛涛却能以“人的尊严”驾驭“才辨”，洗涤脂粉俗媚之气，从乐伎中走出来。薛涛与许多文人名士相酬唱，思想上受到了士大夫思想的深刻影响。积极融入到士大夫的文化圈中，学士大夫过隐居生活，精神生活进一步男性化了。经常出入节度使府，政治不可避免的影响了她，薛涛关心时事，忧患时局。“营妓”的生活经历和被罚赴边城的遭遇，使她深切的体会到男性中心文化主宰着每个人的命运，要实现自我人格的独立，必须符合男性中心文化的评价标准。所以薛涛的诗作趋向男性化，诗中表现着了士大夫的意识。

（三）唐代人对于诗歌的普遍认识

唐代是中国诗歌发展的全盛时期，无论从诗歌的数量、诗人都是以往历来朝代不能相比的，其诗歌的艺术成就达到了中国诗歌发展巅峰。唐代参与诗歌创作的人非常多，帝王将相、朝士布衣、童子妇人、缁流羽客皆能诗。唐代人继承了前人关于诗的认识，同时又结合唐朝的特点，对诗有了新的认识。唐代人继承了前人“诗言志”和“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的认识。诗歌是诗人思想感情、内心世界的外在呈现，诗歌体现了诗人的思想情感。孔子对诗的认识深深的影响了历代的国人，言诗的目的性也非常明确，近为侍奉父母，远为侍奉君王。在男子当政的时代，人们对于诗歌的认识自然会呈现男性化，诗歌就是男性侍奉君王、父母的一种工具，诗歌因此烙上了男性化的特点。唐代完备了科举制度，以诗取士，诗才成为进入仕途的重要手段。在中国古代，入仕是士大夫的人生目标，追求齐家治国平天下。能言诗成为了士大夫必不可少的素质，诗歌的创作与发展无不与士大夫相关，诗也成为了士大夫的交流语言。妇人言诗多为与士大夫交流，所以她们的诗歌必须符合士大夫的审美要求，她们创作的诗歌总会受到士大夫的影响，在她们的诗歌中流露出士大夫意识。

三、唐代其他女诗人诗歌中士大夫意识的表现

薛涛是唐代众多女诗人中的其中之一，她的诗风雄浑、沉雄凝重，气势雄健，洗削女子身上的脂粉气，其诗歌中不带媚俗之气。诗风趋向男性化，而在其诗歌中体现了许多士大夫的意识，赞同男性清高志节，关心国事，忧患时局，追求士大夫的审美品位。而在唐代的女诗人中，诗歌中表现士大夫意识的不仅仅有薛涛一人，还有诸多女诗人在其诗歌中表现了士大夫的意识。如有“女中诗豪”之称的李冶，她的诗风流雅畅、意象高远、语言自然，善于遣境而且不拘格律，诗风雄发、豪放。另有鱼玄机，她与薛涛、李冶合称为唐代三大女诗人，其诗文藻有余，可格调却不高，集中放佚语比较多，雕琢的痕迹也较明显，与薛涛、李冶相比略显逊色，诗风艳冶。就算如此，鱼玄机的诗中同样有士大夫意识的表现。

（一）李冶诗中士大夫意识的表现

李冶，字季兰，中唐初曾为乌程地方女道士，晚岁被召入宫。李冶被誉女中诗豪，诗歌成就高，工格律诗尤佳。与众多文人名士相交往，其诗风雄健、豪放，少有脂粉气。如李冶《从萧叔子听弹琴赋得三峡流身歌》：“妾家本住巫山云，巫山流泉常自闻。玉琴弹出转寥夐，直是当时梦里听。三峡迢迢几千里，一时流入幽闺里。巨石崩崖指下生，飞泉走浪弦中起。初疑愤怒含雷风，又似呜咽流不通。回湍曲濑势将尽，时复滴沥平沙中。忆昔阮公为此曲，能令仲容听不足。一弹既罢复一弹，愿作流泉镇相续。”诗句开头诗人以巫山神女自况，以美妙的音乐来结尾，大开大合，气势澎湃。将音乐之美描写的淋漓尽致，状曲声如画般的展现在读者面前，可以与白居易《琵琶行》中的音乐美相媲美。黄周星在《唐诗快》中评论此诗：“此诗似幽而实壮，颇无脂粉习气。”[13]李冶诗歌成就很高，历来被认为是大历时期重要的诗人，在《四库全书总目》中说“将其置之大历十子之中，不复可辨”，可见李冶在的重要地位。李冶性格豪放，不拘束于封建礼教，以拟男心态与士大夫相交往，从外貌到精神气质都与男性相类似，使其诗趋向于男性化，高仲武《中兴间气集》评价李冶云：“士有百行，女惟四德。季兰则不然也，形气既雄，诗意亦荡，自鲍昭以下，罕有其伦„„不以迟暮，亦一俊抠。”[14]“形气既雄”既指李冶外貌精神方面的男性化，同时还包括李冶诗歌创作中的男性化。李冶模拟男性的生活和创作，使她的诗显得雄健、豪放，其诗也体现着士大夫雄健之态。

（二）鱼玄机诗中士大夫意识的表现

李冶诗雄发、豪放，颇无脂粉气，她的诗是其拟男心态下的创作成果。与“女中诗豪”李冶相比，鱼玄机的诗显得艳冶无比。尽管鱼玄机的诗风艳冶，但是其诗中同样有表现士大夫意识的诗作。鱼玄机，字蕙兰，长安人，咸通中出家于长安咸宜观为女道士。在其今存诗中来看，多为表达情爱相思的主题，但也有表现士大夫意识的诗作。如她的《游崇真观南楼睹新及第题名处》云：“云峰满目放春晴，历历银钩指下生。自恨罗衣掩诗句，举头空羡榜中名。”这首诗是诗人游览崇真观时看见朝廷科举放榜有感而作。中国古代的士大夫追求“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进入仕途也成为了他们所追求的重要目标，“治国平天下”的理念根深蒂固的植入到士大夫的思想中。科举是朝廷选拨人才最为重要的途径，通过科举进入仕途是士大夫学文言诗的一个重要动力。在这首诗中，诗人志意激切，感叹自己是女儿身，否则一定能金榜题名。钟惺在《名媛诗归》曰：“风流艳冶，偏与文士相宜，故其语亦矜重自喜。”[15]诗人叹息罗衣掩其诗才，表达了士大夫希望通过科举考试进入仕途的这一思想意识。

（三）诗中表现士大夫意识的其他女诗人

不管是诗风豪放的李冶，还是诗风艳冶的鱼玄机，在她们都有表现士大夫意识的诗作。当然，在诗中表现士大夫意识的女诗人不止上述的三人，还有武则天、上官婉儿等。武则天在以《唐明堂乐章》、《唐大饗拜洛乐章》这两首诗歌的创作中体现出男性化的特征，在《腊日宣诏幸上苑》这首诗中，更加充分的体现男性化雄伟、宏大特征，充满了帝王之威。武则天经历由一个妃子到皇上的转变，其心理也由拟男心理到完全男性化心理的转变，其诗歌创作更多展现着帝王之威，表现了士大夫的君臣意识。上官婉儿是一名具有男性化心理的宫廷内官，她的诗作也体现出了男性化的特点，以《彩书怨》为例：“叶下洞庭初，思君万里余。露浓香被冷，月落锦屏虚。欲奏江南曲，贪封蓟北书。书中无别意，惟怅久离居。”该诗从审美视角和审美意象的选择上都充满男性作家的豪放气度，丝毫看不出女性特质，其诗作趋向男性化，在上官婉儿的应制酬唱诗中表现了士大夫侍奉君王的意识。在唐代的众多女诗人中，在诗中表现出士大夫意识不仅仅有上述几位，还有很多女诗人在其诗中表现出了士大夫的意识。女诗人的诗作男性化趋向明显，女诗人的诗中表现出士大夫意识并不是个别，而是普遍存在的。

四、总结

唐代女诗人的诗歌中表现士大夫意识，这是女诗人对士大夫思想的认同和对士大夫审美品位的追求的体现。在封建社会中，女性一直是作为弱势群体出现在生活之中，相对于男性而言其文学地位是非常低的。在整个中国古代社会中，文化活动的主体一直是男性，男性的文学创作才是社会活动的主流，而女性是文学创作更多的表现了学习、模仿男性的文学创作，女性的文学创作多为依附于男性的文化活动上的。在男性文化圈，女性总是作为弱小者出现，女性只有努力融入男性主流文化的评价体系才能得到男性的认同和尊重。这在女诗人的酬唱诗中是表现最为明显的，在与男性的交往中，女性为了得到男性认同，其诗作须符合士大夫的评价标准，所以她们的诗作会趋向男性化，在诗中表现一些士大夫意识。薛涛的酬唱诗中这一现象是表现最为明显。面对女性在男权社会中的不利地位，女诗人渴望得到士大夫的认同与尊重。她们终其一生都在进行“合规范”的韧性抗争，抗争女性被拒绝于主流文化之外的既定模式，抗争的方式便是以不让须眉的才华创作男性色彩浓郁、符合士大夫评价体系的诗歌，以堪与士大夫抗衡的人格、诗格赢得了士大夫群体的尊重。女性的诗作渴望得到男性的肯定与赞赏，女性以男性世界的审美标准去创作，所以其诗中会带有浓郁的男性化色彩，表现士大夫意识。女性努力融入士大夫评价体系，在一定程度上进行着所谓“超性别写作”或“无性别写作”，其诗歌则呈现出男性化风格，表现着士大夫的意识。女诗人在作诗竭力洗削身上的脂粉气，淡化或隐藏自己的女性化特征，模仿士大夫的文学创作，在诗中表现出士大夫意识，并希望以“诗人的身份”与士大夫进行较为公平的交往相处。受此影响，唐代女诗人的诗歌中总是或多或少表现出了士大夫意识。而这一现象并非仅限于某个女诗人的诗作中，女诗人的诗作中表现出士大夫意识是一种普遍的现象。女诗人的诗中表现出士大夫意识是一种正常的文学现象，是女性认同和追求以男性为中心的主流文学的具体体现。唐代女诗人的诗中表现出士大夫意识是一种普遍的文学现象，那么其他朝代女诗人的诗中是不是也有表现士大夫意识，关于这个问题有待我们进步去探究。

注释：

[1]胡震亨.唐音癸签[M].上海:古典文学出版社,1957.[2] ]张为.诗人主客图,丁福保辑,历代诗话(全三册,上册)[M].北京：中华书局,1983,(1).[3] 宣和书谱，张篷舟.薛涛诗笺[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3：127.[4] 全唐诗（第二十三册）[M].北京：中华书局，1960：9035.[5]费著.笺纸谱,张篷舟.薛涛诗笺·薛涛传[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3：108.[6] 全唐诗（第九册）[M].北京：中华书局，1960：3434.[7] 钟惺.名媛诗归,李冶,薛涛,鱼玄机.唐女诗人集三種[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54.[8]杨慎.升庵诗话, 丁福保辑,历代诗话(全三册,中册)[M],北京：中华书局,1883 ：913.[9]钟惺.名媛诗归,李冶,薛涛,鱼玄机.唐女诗人集三種[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31.[10]钟惺.名媛诗归,李冶,薛涛,鱼玄机.唐女诗人集三種[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73.[11](转)孙映逵.唐才子传校注[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1：583.[12]钟惺.名媛诗归,李冶,薛涛,鱼玄机.唐女诗人集三種[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57.[13]黄周星.唐诗快，李冶,薛涛,鱼玄机.唐女诗人集三種[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11.[14]高仲武.中兴间气集，傅璇琮.唐人选唐诗新编[M].陕西：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96：506.[15] 钟惺.名媛诗归,李冶,薛涛,鱼玄机.唐女诗人集三種[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112.参考文献：

[1]张篷舟.薛涛诗笺[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3.[2]李冶,薛涛,鱼玄机.唐女诗人集三種[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3]丁福保.历代诗话续编[C].北京：中华书局，1983.[4]钟惺.名媛诗归[A].四库全书存目丛书编纂委员会.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部339册.齐鲁书社,1997.[5]全唐诗（第二十三册）[M].北京：中华书局，1960.[6]苏雪林.唐诗概论[M].上海：上海书店，1992.[7]孙映逵.唐才子传校注[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1.[8]黄芸珠.略论薛涛诗风“男性化”的成因及其表现[J].中国文学研究，2003（2）.[9]王永波，黄芸珠.论薛涛诗歌男性化审美形态的表现[J].乐山师范学院学报，2003（7）.[10]许秋群.浅析薛涛诗的二重性[J].内蒙古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3）.[11]宫为菊.女性情怀辉映男子气概—试论薛涛诗歌中的双重情感[J].淮南师范学院学报，2006（5）.10

第二篇：毕业论文大纲-论秘书的公关意识

第一章绪论

1、选题背景及意义

2、文献综述

3、研究思路及方法

4、文章框架及本文创新点

第二章：概述

1公共关系的概念与内涵

2公关意识的内容与重要性

3秘书职业综合概述

第三章：现代政府工作要求下秘书人员的必备公关意识

1政府秘书人员的现状分析

2现代政府工作要求下秘书人员的必备公关意识

第四章：新时期政府秘书工作人员公关意识的培养策略

第五章：结语

毕业论文大纲

第三篇：毕业论文--论陶渊明诗歌的艺术风格和现实性

内容摘要

陶渊明被称为“隐逸诗人之宗”。他的创作开创了田园诗一体，为我国古典诗歌开创了一个新的境界。从古至今，有很多人喜欢陶渊明固守寒庐，寄意田园，超凡脱俗的人生哲学，以及他冲淡渺远，恬静自然，无与伦比的艺术风格，他的文学创作，在诗歌、散文、辞赋诸方面都有很高的成就，但对后世影响最大的是诗歌。在陶渊明的诗歌中，最具代表性的是田园诗。这种田园诗艺术魅力，与其说在于它是田园生活的真实写照，不如说在于其中寄托陶渊明的人生理想。田园被陶渊明用诗的形式高度纯化了，美化了，变成痛苦现实世界的一座精神避难所，或摆脱生存尴尬的一种精神独处方式。

陶渊明辞官归里，过着“躬耕自资”的生活。夫人翟氏，与他志同道合，安贫乐贱，“夫耕于前，妻锄于后”，共同劳动，维持生活，与劳动人民日益接近，息息相关。退居田园，陶渊明自耕自食，劳动固然艰辛，生活固然艰苦，但拥有独立的精神人格，面对大自然的真实、静穆，诗人或躬耕，或读书，或饮酒，或采菊，无不表现出陶然自乐的生活情趣；更可以尽情书写自己的生活感受，追求对人生的哲理思考，歌咏理想。因此，陶渊明的田园诗读来浑厚、韵味无穷，其中是投注了诗人的个性与精神追求。其诗不同于东晋玄言诗，也不同于东晋以后的山水诗。因为陶渊明把田园诗的本质建立在精神的坐标上，它的魅力在于体现了人的生命的美，人与宇宙自然和谐的美。这不仅在思想内容方面得以表现，在田园诗的艺术特色方面同样得到了体现。下面就着重从田园诗艺术特色和现实性两方面来探寻陶渊明独特的个性美。

关键词

陶渊明田园诗艺术

田园诗情浑厚，艺术韵味无穷 ——浅谈陶渊明田园诗歌的艺术特色

内容摘要陶渊明被称为“隐逸诗人之宗”。他的创作开创了田园诗一体，为我国古典诗歌开创了一个新的境界。从古至今，有很多人喜欢陶渊明固守寒庐，寄意田园，超凡脱俗的人生哲学，以及他冲淡渺远，恬静自然，无与伦比的艺术风格，他的文学创作，在诗歌、散文、辞赋诸方面都有很高的成就，但对后世影响最大的是诗歌。在陶渊明的诗歌中，最具代表性的是田园诗。这种田园诗艺术魅力，与其说在于它是田园生活的真实写照，不如说在于其中寄托陶渊明的人生理想。田园被陶渊明用诗的形式高度纯化了，美化了，变成痛苦现实世界的一座精神避难所，或摆脱生存尴尬的一种精神独处方式。

关键词

陶渊明田园诗诗情韵味艺术

一、陶渊明的生活背景

陶渊明（公元356--427）又名陶潜、字元亮，是东晋末年的田园诗人。据史书记载，东至县东流镇东晋时期属浔阳柴桑（今属九江彭泽县），陶渊明在彭泽做县令，经常到东流种菊。留下千古佳话，后人敬羡先生，建祠以祀。出身于世代官宦的家庭，又是元勋之后的陶渊明，本来也曾期望在仕途中有所进取，在政治上，有所作为。但同时，东晋士族文人普遍企羡隐逸，追求精神自由的风气，在他身上也留下了深刻的影响。他是抱着两种彼此矛盾的愿望走上人生道路的。开始时前一种愿望占据了主导地位。但那是一个**的年代：宗室内部的斗争，军阀对政权的野心，不断引起血腥的杀戮乃至激烈的火拼。这种社会**不仅给人民带来灾难，同时在社会上层也造成严重的不安感。这使陶渊明的政治雄心不得不有所削减。另外，在这种权力争夺之中，一切卑污血腥的阴谋，无不打着崇高道义的幌子，这让秉性真淳的陶渊明也难以忍受。最终“爱丘山”的夙愿就压倒了“逸四海”的猛志。他开始身在仕途，心在田园了。所以说，他的归隐，实际是自己的思想与当时现实无法调和的结果。

二、回归自然、质朴平淡的艺术特色

自然平淡是陶渊明的人生情趣，也是其诗歌的总体艺术特色，陶渊明多用内心独白式的语言和白描的手法，真诚地记录了自己的内心世界，诗句没有魅奇的语言，诗文没有曲折的结构，更没有雄辩不可一世的气势，却如春雨“润物细无声”，字字句句，润进读者的心里。另外因其人格清高超逸，生活体验真切深刻，所以当他原原本本不雕一笔不刻一画地写出时，就很有感染力，毫不做作，一如生活的本来样子。在他之前很多诗人都非常关心国家大事，诗歌字句中也是表达了重大题材。唯独陶渊明看重选取大家常见的“俗物”，细小、普通、平凡之事，描写普通人的生活。他还重点写心境，对人生对仕途透悟的心境。比如诗文中常常出现的意象，青松、秋菊、孤云、飞鸟等都已太平常，他们既是客观物象，又是诗人主观情感的载体。

《饮酒》其五：“问君何能尔？心远地自偏。”既是回答别人的发问，也是自己处事经验的总结。这是因为他断绝世俗交往，不受外界干扰，心情自然平静。诗的后半部，通过采菊时所见景物，表达了自己找到人生真谛的快慰心情。举手投足，心与山悠然相会，那种日归的景物图与心情和谐统一，平淡、自然中寄寓深意，语言平实无华，然而平淡之中可见绮丽。又如《拟古》其三诗中描述：春天来了，燕子双双回到自己的草庐。一年来自己的门庭日见荒芜，但是仍然坚持着贫穷的隐居生活。燕子却不嫌弃它们的旧巢以及自己这个贫士。在这首诗中寄予作者对归隐生活做出的坚定选择。陶渊明的诗歌虽然平淡，却不浅薄，相反只使人感到淳厚有味。他的诗歌语言虽然只是极普通的“田家语”，却是经过高度艺术提炼的。而在这十分精粹的语言中又都含有丰富的形象，这些形象无论是自然风光，或是社会生活，都有着深厚的现实生活基础。如“蔼蔼堂前林，中夏贮清荫”，这是写诗人的生活环境。“贮”字虽只是一个平常的字眼，但用到这里却很形象很

新鲜，中夏清幽凉爽的林荫好像是可以贮存、可以掬取的一瓮清泉。“有风自南，翼彼新苗”，一个普通的“翼”字，同样使我们清晰地看到那和煦的南风温存抚爱着欣欣向荣的禾苗的景象，生意盎然。他所喜爱的生活环境也是恬静而充满自然意趣的乡村。这是诗人在避离世俗的喧闹，精神相对自由独立时，对生活、人生充满诗意的哲理的向往，在美好、永恒的自然中感受到生命的意义，人生的真谛。由于这些，使陶渊明的大多数田园诗呈现出恬淡平和，旷洁悠远的风貌。因而我们探寻田园诗所蕴含的魅力时，不能忽视诗人追求精神自由的个性。以下我们就从三个方面来探讨，领略字里行间诗人不乏个性的美，生命的美，人与自然和谐统一的美。

首先陶渊明的田园诗用语质朴无华，萧散冲淡，但也不乏色彩绚丽。陶诗语言的朴素早有定论。但他的朴素并不是随口而道，毫无加工，而是高度精炼，洗净了一切芜杂粘滞的成分，才呈现出明净的单纯。他对自然的美，无疑有十分敏锐的感受，因而能够用准确而朴实的语言将其再造为诗的形象。“相见无杂言，但道桑麻长”，“桑麻日已长，我土日已广”，“种豆南山下，草盛豆苗稀”，“晨兴理荒秽，带月荷锄归”等诗句看似质朴简练，“殆无长语”，但是仔细玩味，不仅韵味绵长，而且形象鲜明生动，给人以强烈的立体感。陶诗的朴素还表现为深沉的思想感情和哲理的底蕴，绝不炫耀外在的美饰、语言、意境。主题达到高度的统一，用语浅而含义深，多为自身的人生情趣。短短的抒情之作，绝少冗长的描写，更少空泛的议论，但使人感到“言有尽而意无穷”。陶渊明的篇章也有富丽华美的一面，正因为如此，钟蝾说“世叹其质直，至如：欢言酌春酒。日暮天无华。风华清靡，岂直为田家语耶？”萧统也说：“渊明文章不群，辞采精抜，跌宕昭彰，独超众类。”（《文选序》）这说明在陶诗浑然一体的朴素风格中，还蕴含着丰富多彩。其次，陶渊明的田园诗是情、景、理的统一，既有意境，又饶有情趣、理趣。诗人常常将自己的感情，人生理想融化在景物中，在形似与神似高度统一的前提下，以写意为主，往往达到人格化的境界，含有深厚的理趣。正如苏轼所说：“初视如散缓，熟视之有奇趣。”（《冷斋夜话》），将情、景、理融为一体，不仅以景悦人，以情感人，而且以理警人，给读者丰富而深刻的审美感受。如《归园田居五首》第一首。“方宅十余亩，草屋八九间。榆柳荫后檐，桃李罗堂前。暧暧远人村，依依墟里烟。”诗人以简淡的笔墨勾画出自己居所的朴素美好，使整个画面显出悠邈、虚淡、静穆、平和的韵味。作者正是以此作为污浊喧嚣的官场——所谓“樊笼”的对立面，表现自己的社会理想和人生观念，而结尾句中的“自然”既指自然的环境，也指自然的生活。平凡的事物一旦摄入诗人笔下，便融入了作家浓郁的主观色彩，使之成为“人化的自然”。（马克思语）在这里，诗人那种不愿同流合污的志趣与情操给自然界平添了生气。个性美与自然美完美结合。另外同是写景，但诗人往往突破景物外在形象的局限，不着意外形的摹拟，而是以神写形，着重反映诗人的气质和神韵。诗中所选景物只是诗人借以抒情的一种手段。陶渊明描写景物并不追求物象的形似，叙事也不追求情节的曲折，而是透过人人可见之物，普普通通之事，表达高于世人之情，写出人所未必能够悟出之理。陶诗重在写心，写那种与景物融而为一的、对人生了悟明彻的心境。他无意于模山范水，也不在乎什么似与不似，只是写出他自己胸中的一片天地。陶诗发乎事，源乎景，缘乎情，而以理为统摄。在南风下张开翅膀的新苗，伴随他锄草归来的月亮，依依升起的炊烟，不嫌他门庭荒芜重返旧巢的春燕，在中夏贮满了清阴的堂前林，床上的清琴，壶中的浊酒，以及在他笔下常常出现的青松、秋菊、孤云、飞鸟，都已不是寻常的事物，它们既是客观的又是体现了诗人主观感情与个性的，既是抽象的又是理念的。且看《饮酒》其五：“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问君何能尔？心远地自偏。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山气日夕佳，飞鸟相与还。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前四句讲了“心”与“地”也就是主观精神与客观环境之间的关系，只要 “心远”，不管在什么地方都不会受尘俗喧嚣的干扰。“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偶一举首，心与山悠然相会，自身仿佛与南山融为一体了。那日夕的山气、归还的飞鸟，在自己心里构成一片美妙的风景，其中蕴藏着人生的真谛。这种心与境的瞬间感应，以及通向无限的愉悦，是不可落于言筌的。正如《古学千金谱》所说：“篱有菊则采之，采过而已，吾心无菊。忽悠然而见南山，日夕而见山气之佳，以悦鸟性，与之往还。山花人鸟，偶然相对，一片生机，天真自具。既无名象，不落言诠，其谁辨之。”《拟挽歌辞》其三也是情景事理四者浑融的佳作：“荒草何茫茫，白杨亦萧萧。严霜九月中，送我出远郊。四面无人居，高坟正嶣峣。马为仰天鸣，风为自萧条。幽室一已闭，千年不复朝。千年不复朝，贤达无奈何！向来相送人，各自还其家。亲戚或馀悲，他人亦已歌。死去何所道，托体同山阿。” 不仅这样，陶诗的意境充满了情趣。清温汝能说：“陶诗都有真趣。”（《陶诗汇评》）真趣标志着陶诗意境的重要美学特征。陶诗中的“真趣”产生于诗人心中的“真意”。庄子说：“真者，精诚之至也，不精不诚，不能动人。”如前面提到的《归园田居》其一，就是表现“真趣”的代表作之一。侧重表现田园生活的意趣，寄托自己的性情，这一点和唐代王维的重在表现刻画山水景观外在特征的表现手法是迥然有别的。再次，陶渊明的田园诗是自然平淡与醇美浑厚的统一。是既平淡自然，又醇厚有味。他的这一艺术特点和他的生活经历、个性、心境是分不开的。平淡的田园风光和平凡的日常生活，使他养成了恬静的性格。另一方面，由于他的“闲静少言，不慕荣利”虽然“结庐在人境”而“心远地自偏”。随后，诗人通过朴素的语言，白描的手法将这些平淡的内容和自己的感受抒写出来，诗人真正感到是从“胸中自然流出，毫无雕琢痕

迹”。这与当时精巧的雕琢和富丽的文采盛行的六朝文风相比迥然不同。六朝文风过于追求形式，缺失内容的浑厚。这里讲陶诗的“淡”也不是寡淡，枯淡；是有韵味，有情趣的淡。陶诗极少用夸张藻饰，极少用典，往往用简洁质朴的农家话，写农家寒士日常生活。前人诗中很少见的桑、麻、鸡、狗豆苗、杂草一入他的诗，便觉诗味浓厚。这种淡可以说是平淡中含华采，简朴中含风韵。实质上是炉火纯青的艺术境界，讲求技巧，却不露痕迹。如《移居》诗第二首：

春秋多佳日，登高赋新诗。过门更相呼，有酒斟酌之。农务各自归，闲暇辄相思。相思则披衣，言笑无厌时。此理将不胜，无为忽去兹。衣食当须纪，力耕不吾欺。

这首诗看来似乎平淡无奇，然而却包含着诗人的匠心。诗人以极普通的农家语平平写来，好像并不费力气，但是形象而自然地写出了一派生动的田园生活。不仅使人感到十分亲切，而且读来余味无穷。前四句写春秋佳日诗人或登高赋诗，或与乡亲们畅饮，自有其乐趣。中四句写自己和农民们忙时各自耕作，闲时则互相访问谈笑无厌。最后四句赞美和要珍惜这种美好的生活。反映了诗人要坚持敝序自足，力耕自食的生活态度，不与社会上层追名逐利的龌龊生活同流合污的高洁品性。这里诗人丰富的主观感情融于常见的景物和日常小事中，与古朴中见丰腴，别有一番韵味。因而有人说此诗“直是口头语，乃为绝妙词。”（蒋薰《陶渊明诗集》卷二）。陶诗虽然平淡，但并不浅薄，每于平淡中含有丰富的意蕴。苏轼说陶诗“似癯而实腴”？（《与苏辙书》）可以说是深中肯綮。概言之，这种淡雅而浑厚，清癯而丰腴，质朴而绮丽的矛盾统一，便构成了陶渊明田园诗特有的艺术风格。而究其原因，不可忽视的一方面是人与自然统一和谐的意识成为构成陶渊明田园诗独特意境的决定性因素。他的繁复的礼仪破坏了社会的自然性，矫饰的行为破坏了人性的自然性，那么诗歌外在形式上的过度追求也必然破坏感情的自然性，所以他很少用浓烟的色彩，夸张的语调，或深奥的语汇，他的感情也往往和冷静的哲理思维结合在一起，呈现为清明淡远的意境，另一方面也是诗人高超的技巧所致。

长期的田园生活，使他感受到了隐居生活的乐趣和对大自然、对劳动的一种热爱一种依恋。他的田园诗有的只通过描写田园景物的清纯、田园生活的简朴，表现自己怡然自得的心境。他把这种躬耕生活的自食其力当成人生应尽的本分。在封建社会中，知识分子走上归隐道路并不罕见，但把躬耕当成本分是快乐，认为只有不辞辛苦自营衣食才可以心安理得，不仅不鄙视劳动人民，不蔑视体力劳动，而且自己身体力行去实践，与劳动人民为伍、交友为伴这样的人，在中国文学史上难找第二个人。

三、自然、真挚、淳朴的现实主义思想内容

了解陶渊明的人都知道，陶渊明的田园诗的创作与其归隐是休戚相关的，正是他走上“击壤以自欢”，不与世俗相融的归隐之路，才有了退居田园，躬耕自资的生活经历，获得一种对乡村、对自然、对劳动的切身体验和生活感受，“世事洞明皆学问，人情练达即文章。”文学从来就是表达人们对现实生活的感受、认识和态度。人们的社会实践是一切文学创作的源泉。故此，陶渊明这位性情中人把对田园生活、对大自然的种种体验，把对人生、对生命的种种思虑，化作为诗篇，并从此获得精神得以独立，理想得以实现的愉悦。在这些优秀诗篇中，我们领略到了大自然的平和恬淡、我们感受到了劳作的艰辛愉快，我们更体会到了诗人淳朴率真的秉性，淡薄高远的志趣，可以这么说，没有陶渊明归隐的生活，也就没有这么简朴、含蓄、魅力无穷的田园诗。

而究其诗人的一生，我们可以了解到诗人并不是生来就想归隐，想做个与世无争的人，他的一生或仕或隐，最后终老田园，并不是说他是一个毫无政治抱负的封建文人。恰恰相反，陶渊明一生念念不忘他的政治雄心。但那是一个**的年代：宗室内部的斗争，军阀对政权的野心不断引起血腥的杀戮，乃至激烈的火拼，不仅给人民带来了深重的灾难，同时在社会的上层也造成了严重的不安感，这使陶渊明的政治才华无法实现，他的政治抱负也无法付诸实现。另一方面在那种尔虞我诈的权力争夺中，一切卑污充满血腥的阴谋，无不打着崇尚道义的幌子，招摇撞骗，这使秉性真淳、耿直的陶渊明难以忍受，空有兼济天下的才识，却不被世俗官场所接纳，黑暗腐朽的社会又与他的品格格格不入，故诗人“性本爱丘山”的夙愿压倒了“逸四海”的猛志。尽管陶渊明29岁时开始出仕，先后做过江州祭酒，做过桓玄的幕府，做过刘裕和刘敬室的参军，最后又任彭泽县令，但他曾不止一次流露出身在仕途，心在田园的意愿，“园田日梦想，安得久离析。”尤其是从彭泽令解聘时更是把做官说成是“深愧平生志”。由此说，陶渊明的归隐是他看透了官场的腐化，世情的虚伪和狡诈；是他刚正不阿，不肯与流俗苟合；也是他自己的理想、品性与当时现实无法调和的结果。回归田园，陶渊明在隐居中开辟了一个与世俗官场相对立的新天地。所谓的新天地，乃是他的主观意识与他所居环境相

结合的产物。是他追求的精神自由与大自然的博大相结合的产物。这里有与官场迥异的新生活：朴素、自然、醇厚、适意，这正是陶渊明一生所向往、追求的社会生活，也是他精神得以栖息的好所在。他一面在田园里努力耕耘着，一面又在自己的精神天地里不断收获着。在他的田园诗中，他一面真实的描述着田园生活的感受和体验，一面却不完全写实，而是按照某种理念，对现实素材加以处理的结果，再说诗人排除了心为物役和外部环境的干扰，不为流俗所染的精神品性得到自由驰骋的慰藉。因而是人的回归田园，其实也是回归了自我的精神世界，那是一个任己遐想，无限宽广的空间，就好像是诗人面对的悠然、深邃的大自然。这时的田园诗自可以找到回归自然的真淳、纯净。

陶诗纯自的吟唱诗歌内容可归纳为以下几个方面：

（一）描绘恬静的乡村风光，歌唱自然淳朴的田园生活，表现了诗人恬淡、旷远的襟怀。诗人把官职看作束缚自己的羁绊，因而用兴奋的心情写出了田园景物的美好，充满着对污浊的社会的憎恶和诗人对归隐生活的热爱。如《归园田居》之一“少无适俗韵”，《饮酒》之五“结庐在人境”，《读山海经》之一“孟夏草木长”这类以宁静为主要特征的自然景物、田园风光，让我们看到了四时之景不同，隐者的生活和情趣也自然不同。读来令人心醉神往。从“孟夏草木长，绕屋树扶疏”花木繁荣的盛夏之际到“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天高气爽的秋日，诗人无不感到心情舒畅。从“既耕亦已种，时还读我书。”“欢言酌春酒，摘我园中蔬。”到“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无论耕田，读书，还是采菊，各种生活都能引起诗人的兴趣，这种对生活的热爱来源于纯洁的灵魂和丰富的精神生活。

《归园田居》五首是陶渊明田园诗中最著名的代表作。第一首“少无适俗韵”尤为世人传颂。他说自己置身官场好比是“羁鸟”和“池鱼”，无时不想念着“旧林”和“故渊”的自由天地。梦想的田园景物终于出现在他面前了：“方宅十余亩，草屋八九间。榆柳荫后檐，桃李罗堂前。暧暧远人村，依依墟里烟。狗吠深巷中，鸡鸣桑树颠。”他好像是又重新开始了一种新的生活：“久在樊笼里，复得返自然。”字里行间洋溢着一片发自内心的欢乐和喜悦之情。这其中田园生活在作者笔下多少有些美化了，因为他体现着诗人的精神追求。在这里诗人把隐居的田园生活与官场生涯对立起来写。他把仕途叫做“尘网”，深以离开这个“樊笼”为乐，把“自然”视为乐园。在他心目中，恬静的农村是世界上唯一的净土，他不能不尽情加以讴歌。正由于他痛恨当时社会的污浊，所以当他看到远处的农舍和几缕炊烟，听到几声鸡鸣狗吠，都在内心中产生喜悦之情。这种未经做作的自然景致，源于不同流合污的知趣和高尚的情操。

另外，这些描写自然景物、田园风光的诗篇还蕴含着诗人对人生真谛的深沉思考与探索，最能体现诗人的是个性、气质、心境、情趣与人生理想，艺术上也有很高的审美价值。如《饮酒》其五，开头四句说只要心境旷达，就不会受到世俗的干扰，下面说采菊东篱，不经意中目遇南山，在暮岚紫霭归鸟返飞之中，感受到造物的奥秘，渗透了人生的真谛，尽管诗中明说“欲辨已忘言”，但诗人在本诗中通过一系列意象所隐约暗示的人生真谛还是可以探索的。南山的永恒，山气的美好，飞鸟的自由，不正是体现了自然的伟大、圆满和充实，尤其是自足无所求的本质吗？诗人身在人间而心远世俗的生活态度和陶醉于自然真意之中的乐趣，正是诗人的人生理想的寄托，表现了他鄙夷上层社会，不与统治者合作的清高情操。诗人断绝世俗交往，拒绝统治者的应召，心情是宁静的。这是因为诗人在自然的永恒、美好、自由中感受到了生命的意义，找到了人生的真谛。

（二）在躬耕自资中，诗人对农业劳动有了感情，写出了劳动的感受，表现了诗人对劳动的热爱与赞美。体现了诗人的一种信念，一种对理想执着追求的精神。《归园田居》第二首“野外罕人事”写他断绝了和官场上层的应酬，摒弃一切世俗杂念，却和农民们“时复墟曲中，披草共来往。相见无杂言，但道桑麻长。”极其自然地和农民有了共同语言，共同的关注和共同的思想感情。《归园田居》第三首“种豆南山下”直接描述出种豆除草的劳动生活。“晨兴理荒秽，带月荷锄归。”晨出夜归，披星戴月的劳动，一天的农活对诗人来说并不轻松。尽管诗人付出了辛勤的汗水，结果却是“草盛豆苗稀”。但诗人对此并不计较，而是非常珍惜这种自食其力的生活，充满了一种先难后获的踏踏实实的心情。诗人之所以这样，一方面是由于对田园生活的热爱，对现实黑暗政治的不满；另一方面“衣沾不足惜，但使愿无违”体现着坚持隐逸之路的信念和生活方式获得实现的愉快。就这一点，诗人46岁时写下的《庚戌岁九月中于西田获得早稻》中更有明示。“山中绕霜露，风气亦先寒。田家岂不苦？弗获此辞难。”诗中既写到了体力劳动的艰辛，又写到了由此带来的心理上的宁静乃至安慰，“四体诚乃疲，庶无异患干。盥濯息簷下，斗酒散襟颜。”诗人从亲身劳动中渐渐悟出“人生归有道，衣食固其端。孰是都不营，而以求自安。”自耕自食是理想社会生活方式和个人生活方式。表现出鲜明的依靠劳动而生活的观点和人生态度。

诗人对劳动的热爱，对村居生活的热爱还表现在他的日常生活中。春天，“木欣欣以向荣，泉涓涓而始流。”（《归去来兮词》）在播种的季节里，诗人是充满希望的。在（《癸卯岁始春怀古田舍二首》）中诗人以无限欢快的笔调，写出“鸟弄欢新节，冷风送余善”的喜人春光和“平畴交远风，良苗亦怀新。”的勃勃生机。一年的收成虽然难以估量，但是看到者茁壮的禾苗，心里也是喜滋滋的。在《和郭主簿》诗之一中，诗人则以闲

时的心情描绘出清荫满庭、凯风徐来的夏日田园风光和诗人读书弹琴、酿酒自饮及子戏身旁的天伦之乐，最后“此事复真乐，聊用忘华簪”诗人陶醉于这种纯真而快乐的生活之中，忘却了时间的功名富贵。而在秋熟的季节，“饥者欢初饱，束带侯鸡鸣。”在《丙辰岁八月中于下田舍获》中，通过描写“杨楫越平湖，凡随清壑洄。”收获途中的所见景物，表达了诗人尝到自己劳动果实的喜悦心情。这些都是诗人长期村居生活的体验和情感。总之，这类诗是诗人思想感情的一个飞跃，是真正参与了农事耕作的真实感受，在中国诗歌史上弥足珍贵。

（三）反映农村凋敝，农民生活的痛苦及劳动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诗人在《和胡西曹示顾贼曹》中写道“悠悠待秋嫁，寥落将赊迟”，艰苦的劳动没有换来丰收和温饱。而在《归园田居》第四首诗中真实的反映了遭受军阀战争破坏的农村凋残景象。“试携子侄辈，披榛步荒墟。徘徊丘陇间，依依昔人居。井灶有遗处，桑竹残朽株。”如此残破的农村景象足见农民生活的痛苦。诗人在54岁时写的《怨诗楚调示庞主簿邓治中》写自己生活的贫困“夏日抱长饥，寒夜无被眠。造夕思鸡鸣，及晨愿鸟迁。”然而，日趋窘迫的生活并没有改变诗人要在大自然中实现自我的追求，也没有改变诗人对人生的诗意的向往。反而让诗人深切认识到东户季子时代“余粮宿中田”的好处，并进而提出了“桃花源”的社会理想，表达了对理想社会的向往。《桃花源诗》应该说是田园诗中颇有成就的一首。诗人在这里提出了“桃花源”的社会理想。这是怎样的一个社会呢?这里的生活是富裕、和乐而安宁的：“土地平旷，屋舍俨然，有良田美池桑竹之属；阡陌交通，鸡犬相闻„„黄发垂髫，并怡然自乐。”这里人人参加劳动：“相命肆农耕，日入从所憩。”劳动所得也全归自己所有，没有封建的剥削：“春蚕收长丝，秋熟靡王税。”诗人指出这是一个“与外人间隔”的“绝境”，是桃花源中人们的先世为逃避嬴秦暴政而开辟起来的一个新世界。他们“不知有汉”，更“无论魏晋”，这实际表明是一个与秦汉魏晋等封建主义社会相对立的理想世界。

四、回归自然、追求精神自由的个性美

文学的艺术特色很大程度上是与作者的个性分不开的。秉性纯真的陶渊明向往的社会是和平安宁，自耕自食，无竞逐无虚伪，没有相互的压迫和残害；他追求的人生是淳朴、真诚、淡泊高远、任运委化、无身外之求的人生。自然，日常生活的诗化，不仅是陶渊明的人生旨趣，也是其田园诗的总体艺术特色。他作诗不存祈誉之心，生活中有了感触就诉诸笔墨，既无矫情也不矫饰。他说：“常著文章自娱，颇示己志。忘怀得失，⑴ ⑵以此自终。”又说：“既醉之后，辄题数句自娱，纸墨遂多。”由此可见他的创作态度。陶诗舒缓而沉稳，给人以蔼如之感。他的田园诗多用内省式的话语，坦诚地记录了他内心细微的波澜，没有夺人的气势，没有雄辩的力量，也没有轩昂的气象，却如春雨一样慢慢地渗透到读者的心中。他的田园诗不追求强烈的刺激，没有浓重的色彩，没有曲折的结构，纯是自然流露，一片神行。但因其人格清高超逸，生活体验真切深刻，所以只要原原本本地写出来就有感染力。正如宋人黄彻所说：“渊明所以不可及者，盖无心于非誉、巧拙之间也。” 陶渊明田园诗对后世的影响深远。可以这么说，田园诗是陶渊明的独创，在他以前还没有一个诗人写过这样多的诗来歌咏农村。在他的田园诗里，诗人不仅叙述了自己劳动生活的感受，歌咏了悠闲自得的生活环境，而且是带着对官场的憎恶，以及不与统治者同流合污的态度观察和体验田园生活的。在诗中常常吧田园和官场对立起来，以田园的美好比衬官场的丑恶，从而有着一定的积极意义。另一方面，透过诗的形象，诗人隐藏其后的那种蔑视富贵，不愿同流合污的气节和追求精神自由的个性，他那深深植根于现实生活土壤里的诗意，都给后世一些追求进步、理想的作家做出了榜样，他们在反抗权贵和腐朽政治的斗争中，常常从陶诗中汲取力量。

陶渊明在诗歌发展史上的重大贡献，也是他突出的一点影响，那便是他开创了田园诗一体。为古典诗歌开创了新的审美领域和新的艺术境界。在陶渊明的笔下，农村生活、田园风光第一次被当作重要的审美对象，由此为后人开辟了一片情味独特的天地。在他以后，田园诗不断得到发展，到唐代就已形成了田园山水诗派。唐代的王维、孟浩然、韦应物等人，大受其影响，纷纷仿效他。曾有人这样描述过“王右丞（维）有其清腴，孟山人（浩然）有其闲远，储太视（光羲）有其朴实，韦左司（应物）有其冲和，柳仪曹（宗元）有其俊杰，皆学焉而得其性之所近。”（《说诗啐语》）而至宋代，陶渊明受到普遍一致的推崇，描写田园的诗人就多的不可胜数了。

陶渊明在诗歌发展史上的另一重大贡献，是他开创了新的审美领域和新的艺术境界。虽然一般的玄言诗人都注意到从审察自然来体会哲理，并由此产生了山水诗的萌芽，但没有人把目光投向平凡无奇的乡村。只是在陶渊明笔下，农村生活、田园风光才第一次被当作重要的审美对象，由此为后人开辟了一片情味独特的天地。他把农业劳动视为自然的生活方式，歌颂在劳动生活中包含着美的意趣，这同样是深刻的发现。对陶诗的艺术特点，前人早有定评，谓之朴素、自然、真淳。但这并不是民歌或受民歌影响的风格，而是诗人有意识的美学追求。从根本上说，这也是由陶渊明的“自然”哲学决定的。在他看来，人为的繁复的礼仪破坏了社会的自然性，矫饰的行为破坏了人性的自然性，那么，诗歌在外现形式上的过度追求，也必然破坏感

情的自然性。所以，他绝少使用浓艳的色彩，夸张的语调，深奥的语汇、生僻的典故。他的诗中也常用对仗句式，但多数是比较古朴而不那么精巧的，以至在感觉上并不明显。他的诗歌充满感情，但真正表现得很强烈、显得激荡起伏的时候很少，而是和冷静的哲理思维结合在一起，呈现为清明淡远的意境。这一种美学境界是前所未有而且很不容易达到的。进一步说，陶诗语言的朴素，又并不是随口而道，毫无加工，而是高度精炼，洗净了一切芜杂粘滞的成分，才呈现出明净的单纯。他对自然的美，无疑有十分敏锐的感受，因而能够用准确而朴素的语言将其再造为诗的形象。

总之，陶渊明营造的清雅、素洁的诗味晕染不散，而诗人或荷锄耕田，或饮酒赏菊，或读书谈笑，或潜心求索的形象似在眼前却又飘然世外。叹其诗文，品性独树一帜，恰如出水芙蓉，超凡脱俗。无怪乎沈德潜层感叹陶渊明是“六朝的第一流人物”。陶渊明的田园诗在思想上、艺术上都取得了高度成就，在中国文学史上占有极为重要的地位，他的影响恰如他描绘的静穆、悠远的自然，余味无穷。陶渊明对后代的影响主要是积极的。他蔑视富贵，不与统治者同流合污的高尚品德，给后代有进步理想的作家做出了榜样。他们在反抗权贵和腐朽政治的斗争中从陶诗中汲取了力量。另一方面，陶渊明乐天知命、安分守己的思想和逃避现实斗争的态度，也给后代诗人以消极的思想。

参考书目：

1、袁行霈《中国诗歌艺术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 1987 年

2、吴云：《陶渊明论稿》，陕西人民出版社出版

3、李华：《陶渊明新论》，北京师范学院出版社出版

4、北京大学中国文学史教研室选注《魏晋南北朝文学史参考资料》

5、李华：《陶渊明诗文欣赏集》，巴蜀书社出版

6、《陶渊明诗文译释》，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7、傅刚《魏晋南北朝诗歌史论》吉林教育出版社 1995 年

第四篇：【毕业论文】论顾城诗歌人生之悲剧

【标题】论顾城诗歌人生之悲剧顾城??诗歌??人生??悲剧??自然??童话业】中文【正文】

【作者】杨正顺

【关键词】?

【指导老师】梁平

【

专1993年10月8日，顾城作出了让世人惊跳的举动，杀妻自缢。当这噩耗自激流岛传遍海内外文化界时，人们对他以及与他相关现象褒贬不一，昔日的“童话诗人”也许成了凶残的杀人恶魔，成了文学史上的一个隐痛。无论是偶然也好，还是必然也好，事实毕竟是事实。顾城用斧子给人们劈下了一个叹号，结束了他的童话幻境，震惊了世界，同时，也给人们划下了重重的问号。顾城为什么要杀妻？顾城为什么要自缢？顾城为什么在后期选择了激流岛？在这个文化扩张的时代，顾城事件毋庸置疑地成为大众文化消费的一部分，成为文化媒体的关键词。这一事件的传递过程难免有所衍生、变异，从而这过程中就渗入了质变的非客观的文化语境层次。由顾城事件带来的文化语境虽不乏对顾城现象作入里的解析，但表层的感性色彩多于深层次的理性思考，难以公允。顾城死了12年有余，我们不能偏颇地从伦理、道德、法律上来审视这一现象，尽可能地少一份冲动和茫然，多一份理智和清醒，不至于无法言说的尴尬。“一切血迹都可能因为时间的推移变得黯淡和冰凉，而诗人留下的诗作却作一种固化的精神产品继续延伸着诗人的精神生命”〔1〕。顾城，以诗歌为生命，以生命为诗歌，这也可看作是他诗歌人生的悲剧的必然性。

一?、“自然的我”

???“顾城从诞生、学语、到最后，一直在寻找自己的梦”〔2〕，两岁时就发明了一种近乎鸟叫的语言，六七岁时，自己口授，姐姐顾乡执笔，写下了“星星在闪耀/月亮在微笑/我和姐姐呵/等得爸爸回来了”这样只限于顺口溜式的押韵诗，在其父亲顾工的单位里还引起了一点小轰动。顾城说自己真正有诗歌感觉是在读小学时，看见“塔松绿汪汪的，枝叶上挂满亮闪闪的雨滴”时。十一二岁时，顾城的童稚心灵里有了“自然”这一表象，许多时候沉迷于大自然世界里，甚至法布尔的《昆虫记》使得他在一夜之间，“变成了狂热的昆虫爱好者”。在当时文化语境下，是大自然给了他诗的语言。他梦中浮动的是瓢虫和蛱蝶身上怪诞的图案，大自然把他引入了无限神奇的世界，这为他往后的童话世界铺就了坚硬的基石。“我在幻想着，/幻想在破灭着；/幻想总把破灭宽恕，/破灭却从不把幻想放过”（《我的幻想》）。怀着无奈的心绪，1969年顾城与父亲被下放到山东东北农场火道村。顾城本以为无奈中能够走到昆虫中去，然而眼前出现的是“暗色的茅顶、土墙和漫无边际的碱滩”。“一个人只有在达不到目的时才会有值得为之生、为之死的理想，从而也才能找到自我。在绝望的境地里继续抱有希望的人，比别人更接近星光灿烂、彩虹高挂的天堂”〔3〕。顾城没能上学，没能去研究昆虫，然而改造成了放猪者和拾柴者，在艰苦的生存环境下，用他自己的话来说，“我对美的信仰却并没有削减，这种信仰有了另一种表达，就是写诗”〔4〕。在下放期间，碱滩上划下了《生命幻想曲》、《怀念》、《铭言》、《割草谣》、《找寻》、《无名的小花》、《我赞美世界》等等让人憧憬、向往的童话世界，大自然的气息扑鼻而来。顾城同情路边孤寂的小花，把这期间写的新诗自编成诗集《无名的小花》，由于喜爱古诗、古典文学，还自编了一册格律体诗《白云梦》。当然，在那凄清的荒滩，顾城与父亲只有在猪棚对诗取乐，那时的读者只有土灶的火焰，许多诗歌随稻草化为了灰烬。

?在下放长达五年的艰辛历程中，顾城长期与大自然身心交融，提升了他的审美直觉捕捉能力，透过大自然光和影的奇妙变化，顾城窥见了生命的另一重自由境界；大自然从而同化于他的心理结构，成为他内在生命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冰柱碎成晶亮亮的一片，雪水映照着深蓝色的苍穹，紫色绿色的小草在路边微笑，大雁和野鸽的鸣叫声充彻整个荒原„„顾城的灵魂何尝不为之溶化呢?这一溶化就成了诗。

?文学,是一个神奇的精神领域。顾城立足大自然，凭着幻想和纯美之爱，打开了诗歌这扇门。顾城局限于大自然的审美体验的心理定势，其诗洋溢着唯灵浪漫主义色彩。他的审美意识源于自然，也就构成了他的原初童话意识。

?文学世界是人为主体与客观世界（自然、社会、人以及自我）之间错综复杂的审美关系结构而构成的精神世界、情感世界和心理世界。在顾城认知、把握文学世界时，自然作为大部分的审美心理结构，支撑着他的诗歌创作内驱力。自然是顾城在审美实践中人化了的自然，是以主体认知与感知的方式来充分展现主体认识的自然。

顾城一直追求一个纯粹、简单的田园世界。他想要建造一座诗的童话的世界，一个与尘俗世界相对立的“天国”。他生活在疼痛、贫乏而动荡的年代，少年时期在碱滩度过，苦难的烙印在他幼小的心灵里，是无言以对的。顾城是一个富有幻想质的孩子，在寂寥的大自然中与外界社会失去了联系，在他的审美理想中，自然是富有诗趣和美的。他以稚嫩的心眼，纯情般地触动自然的每一根神经，怀着感恩的心，用朴实、明净的诗回报自然。他以独特的审美价值来回于自我与自然之间，是自然教会他写诗，他也永远感谢自然。生命与自然应该有一种感应。这也就在顾城潜意识中，寻觅一方没有污染的净土来建自己的诗歌牧场，是必然的心理效应。

自然，作为顾城早期诗歌创作的内核，有着不可忽略的场性效应。顾城沉浸在审美创作的境界中，自然与自我相拥，他“像青草一样呼吸”，他的诗像无名的小花，“随着季节的风雨，悄悄地开放在寂寞的人间”；在自然的律动中，他的脚步声如同一支歌，生命也如同白云一样展开。“时间带来死亡，也为人带来生命”，顾城凭着自己的悟性和灵感，运生出一种生命意识、死亡意识。

早在五岁时，顾城就和梁小斌那样恐惧、惊怕着那“雪白的墙”，“那时候已经知道每个人都可能要死，但是我没想到我要死，我知道人死了要变成一种灰，白色的，我想到这灰烬离我这么近。我看着白色的墙，心里忽然有种空虚的感觉，好象第一次清楚地知道了我是要死的，第一次看见离我这么近„„”〔5〕。在幼小的心灵里，有着惊骨悚然的死亡意识，历史动荡的黑暗中，赋予了顾城心灵创痛，深沉、颓废的情绪以及恐慌的生命意识植入了本该嫩绿、年轻的童年经验里。法布尔的《昆虫记》曾打动了顾城，“它来到这个世界上，没有谁欢迎它，石头是摇篮”。一些虫子在岩石中间顽强地求存，有的被阳光晒死，有少数活下来，变成了飞虫，飞走了。这仿佛是世间的人们在死神的追踪下本能地挣扎，小小的顾城感受到死亡和命运的逻辑演绎。

顾城在童年经历中，在草丛中悉听蟋蟀的歌声，一个小虫子的生命就是一支歌曲。可见，顾城在自己的自然情怀下，是何等痴迷而固执，有着堂吉?诃德式的意念。“文革”初期，他就想“躲开人类的纷争，躲开喧嚣的激越的声音，只想去那只有天籁的世界。这个天籁世界一直在他的心理机制里演化成浓郁的自然情结。他在自我世界旅行，用孩童的纯银般的声音赞美世界，“用蜜蜂的歌，蝴蝶的舞，和花朵的诗”。用一首《生命幻想曲》建造了一个没有被污染的童话天国，奠定了他以后创作的大致方向。在顾城的童话天国，自然表象和自我达到了异质同构的境界。凭着他的天赋，敏锐地捕捉到了“幻想曲”的节奏，也寻到了实现这种可能的审美把握方式――“大自然给了他诗的语言”。《生命幻想曲》成了他早期有代表性的诗作，审美个性淋漓尽致地发挥，以纯真而奇幻的心感应着人类在文革时代的沉痛反思，渴望真善美，形成了顾城的审美范式。这种审美范式占据着顾城的主导创作风格，规范着他以后的审美实践。这个审美范式下的先验内容注定将会艰难跋涉，并以一种箴戒、召唤、启悟的抒情情调无限地逼近他的精神世界，甚至现实生活。

顾城在现实生活以及诗歌创作中，偏爱于自然，对自由无羁的异类、纯净无暇的大自然寄予无限的深情和向往。由是他在更多的时间里将自己完全地封闭起来，并在心中精心而又无意识地营造了一个完完全全的童话世界。在虚幻的童话世界，没有真实，唯有虚幻；没有凶恶，唯有善良，而顾城则在自己营造的温房做着浆果一样的梦，然而生活毕竟是生活，无情的现实生活冲撞着顾城童话似的梦。社会生活的反自然的城市生活在不断地削弱和扭曲人的天性，横流的物欲使人性之光变得越来越暗淡、微弱，几乎趋于熄灭。

顾城从小就显现出了孤僻、自卑、内敛的心理，“堂吉?诃德式的性格：不太合乎潮流的好心?、勇敢和在根本愿望上的不屈服”〔6〕。他的诗“太阳是我的纤夫/它拉着我/用强光的绳索”，显示了早期他心中已雕塑出了自我意识的雏形，在自然中他是主角，张扬着主体意识。只有沉浸在梦幻世界里，顾城才能获得温暖纯净的抚慰，解放自己倍受现实生存原则压抑的心灵，使梦想的非理性激情得以尽情释放。然而，悲剧的序幕已经在黑暗中不知不觉地拉开了。

二、“文化的我”

1974年夏天，顾城父子被允许回北京。“强大的社会风向我吹来，听天由命的薄帆破碎了”，顾城怀着一种幼稚的责任感，到街道服务所里拼命地干活，当过木工、油工、钳工、壮工，“他狂热地劳动着，好象真正成了枚万能螺丝钉”〔7〕。用顾城自己的话说，“为了生存，为了艺术，我走向城市”〔8〕。回到城市的顾城，凭着往前冲的精神，为所欲为，开始面对大社会，探求真理，在众多的书籍里吮吸精神营养，试着与外界讲和。有一天，他接触到与他写的《无名的小花》相似的诗，唤醒了他心灵深处的那块净土。

他开始投稿，脚步迈向了现实中的大世界，与当时崛起的朦胧诗接轨，搭上了时代的列车。

朦胧诗崛起于上个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朦胧诗人们以反叛形象出现于诗坛，既有对荒谬现实和专制暴力的反叛，也有对文学为政治服务的意识形态写作的反叛。他们以愤怒的呼喊，无情的控诉，沉重的反思，成为“文革”末期的“异端”，成为新时代来临之前的思想启蒙者。顾城以其独特的美学风格，在诗歌中着意于给被专政践踏、损害、侮辱的芸芸众生提供温暖的情感抚慰，象一个人性修补者而立身于诗坛。当其他的朦胧诗人都在忙于揭开社会的伤疤，控诉“文革”给生存个体带来的深重灾难，意欲彻底颠覆过去的意识形态话语时，他却思索着怎样修补被文革十年践踏、摧毁贻尽的创作忧愁。他也继续张扬“自我”，理想色彩上的“自我”。“我想在大地上/画满窗子/让所有习惯黑暗的眼睛/都习惯光明”（《我是一个任性的孩子》），他仍然是以一个任性的孩子的口吻来传达审美理想，执着地以一颗似乎永远不大的心，醉心于乌托邦的童话抒写和自然描绘，专注地营构诗性而浪漫的精神世界，在“布满齿轮的城市”里，继续讲“绿色的故事”。

承传上部分论及的“自然中的我”，顾城的“童年经验”对他这个时期审美创作的影响，愈是明显。在他的“童年经验”世界中，他没有朋友，也没有对手，只是和父亲两个人，在远离人世的碱滩，自然成了他的伙伴、倾听者。他曾说，“合上双眼，世界就与我无关”，但进入城市的喧哗中，社会、文化则是一种压抑性的力量，它毁灭和摧残自我与自然间的二元和谐的关系。城市一时间无法接纳他这个来自农村的城市人，当他对不可驾驭的社会话语恐惧到了尽头时，抗衡也就油然而生。他固执地信奉在他的诗中，城市将消失，最后出现的是一片牧场。即使他的精神世界被现实世界挤得沉重起来，也要“去寻求相近的灵魂，/因为我的年龄”。

顾城生活在混浊的尘世，仍没有改变他的追求，对自己、对世界、对诗，采取一贯的态度。他承认自己身上有种堂吉?诃德的意念，老向着一个莫名其妙的地方高喊前进，这种堂吉?诃德精神依然是他城市生活的精神动力。虽然，有朋友为他做了心理测试后警告他要小心发疯，可顾城的心理结构中，存在偏执、绝对的不良的元素起作用。他也承认自己一直在走各种极端。在悲剧的历程中，他无法力转命运，更不会宽恕自己。

疏离和歌吟虽是一种逃逸，但其实又何尝不是一种自我拯救、重生的有效方式呢？由这种对自然美的强烈眷念而产生的，便是对归隐的渴望。在诗作中，顾城尽情地唱着自己的“回归之歌”，希望回到“史前的寂寞”，做着“穷居而野处”，“坐茂树以终日”的精神隐士，以“心斋”、“坐望”的静悟方式在“非人间”里实现无忧无虑的精神超脱。他说“我喜欢古诗，刻满花纹的古建筑，殷商时代的铜器，我喜欢屈原、李白、李贺、李煜，喜欢《庄子》的气度，《三国》的恢宏无情，《红楼梦》中恍若隔世的泪水人生”〔9〕。古建筑、古铜器令人肃目的凝重庄严，古圣先贤浓重的忧伤气质，崇高的人文关怀精神，愤世嫉俗的情怀，不受羁绊、放浪形骸的心性，以及中国古典文学中“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谈中”的空幻意识，都深深濡染着他，都是他寂寞精神的无声伴侣，都是他构筑与世隔绝的精神世界的秦砖汉瓦，

第五篇：毕业论文大纲-论秘书的公关意识

毕业论文大纲-论秘书的公关意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