毕业论文(论徐志摩诗歌常用意象的思想内涵)

第一篇：毕业论文(论徐志摩诗歌常用意象的思想内涵)

论徐志摩诗歌常用意象的思想内涵

摘要：徐志摩在中国现代诗坛上留下了光彩夺目的一笔。他诗歌中的意象世界内蕴丰富。“飞”，“云”，“水”，“花”，“星、月、光”等意象在徐志摩诗歌中经常出现，拥有丰富的思想内涵。本文通过探讨认为，徐志摩诗歌常用意象的思想内涵包括有：对自由的执着追求；女性观的诗化；政治理想的寄寓；对现实的不满，对社会的绝望。以此力图对徐志摩的诗歌有更为深入的理解和把握。

Abstract：Xu Zhimo in modern Chinese poetry left a dazzling.The imagery of his poetry in the rich inner world.“Fly,” “Cloud”, “Water,” “Flowers,” “Stars, Moon, Light” and other imagery in poems that often appear in Xu Zhimo with rich ideological content.In this paper, by exploring the view that poetry Xu Zhimo ideological content of popular imagery, including: the pursuit of freedom;female poetic concept;the political ideals;of reality dissatisfied with the despair of society.As trying to Xu Zhimo’s poems have a more in-depth understanding and grasp.关键词：徐志摩 诗歌 意象 思想内涵

Key words：Xu Zhimo，Poem，Image，Ideological content

前 言

说起中国现代诗坛，不能不提到一位才华横溢的诗人——徐志摩。他的人生虽然短暂，却在诗歌史上留下了光彩夺目的一笔。徐志摩热烈追求“爱”、“自由”与“美”，与他潇洒空灵的个性、不受羁绊的才华完美地统一在一起，形成了其诗特有的灵动飘逸的艺术风格。诗歌艺术离不开意象，意象是诗歌艺术最重要的组成部分之一。“意象是以表达哲理观念为目的、以象征性或荒诞性为基本特征以达到人类理想境界的表意之象，即为艺术典型。”①“在诗中，情感内容和对象形式的这种统一，或者更准确地说，情感内容借对象形式的这种表现，就是我们所谓的对象化的情感，即诗的意象。”②徐志摩就很擅长捕捉意象，运用意象抒发思想感情。徐志摩诗歌中优美的意象层出不穷，新颖别致，内蕴丰富，给人以生动鲜活的审美感受。有一些意象在徐志摩诗歌中经常出现，寄寓着诗人独特的思想感情。本文将通过探讨徐志摩诗歌中的常用意象，来探寻其中的思想内涵。

一、对自由的执着追求

胡适在《追悼志摩》一文中说:“他的人生观真是一种‘单纯信仰’，这里面只有三个大字：一个是爱，一个是自由，一个是美。他梦想这三个理想的条件能够会合在一个人生里，这是他的‘单纯信仰’。他的一生的历史，只是他追求这个单纯信仰的实现的历史。”③而诗人这种对于爱、对于自由、对于美的追求, 主要通过他的诗歌表达出来。徐志摩是一个追求自由、崇尚个性解放的诗人。自由是他执着追求的理想。徐志摩的这一思想，主要寄寓于其诗歌的以下三种意象中：“飞”，“云”，“水”。

(一)“飞”意象

徐志摩的诗歌中，出现过许多飞的意象，比如《雪花的快乐》里“雪花”的“飞扬、飞扬、飞扬”，《偶然》里“天空里的一片云”似的云游，还有《黄鹂》里“黄鹂”的飞：“冲破浓密，化一朵彩云——象是春光、火焰，象是热情”。“飞”几乎成为徐志摩创作心理的深刻情结和诗歌中反复出现、蕴含独特的原型性意象。

徐志摩用“飞”来象征“自由”，给他那理想中的“飞”赋予了无限广阔的内涵。自由是人类的天性，是人们从出生开始就逐渐产生的永恒的理想。随着不断的成长，我们一点一点被生活的负担和社会的冷酷所束缚，心灵被琐碎与沉重塞满，不知不觉地放弃了对自由理想的追求，甚至遗忘了自由的天性。正如徐志摩所说的：“飞，人们原来都是会飞的。天使们有翅膀，会飞，我们初来时也有翅膀，会飞。我们最初来就是飞了来的，有的做完了事还是飞了去，他们是可羡慕的。但大多数人是忘了飞的，有的翅膀上掉了毛不长再也飞不起来，有的翅膀叫胶水给胶住了再也拉不开，有的羽毛叫人给修短了像鸽子似的只会在地上跳，有的拿背上一对翅膀上当铺去典钱使过了期再也赎不回„„真的，我们一过了做孩子的日子就掉了飞的本领。”④

徐志摩“飞”意象的选择，是其浪漫气质的体现，是其灵动个性的写照。飞，以其自由飘荡、无拘无束、轻盈飘逸展示了生命的本质。徐志摩从飞中感受到了生命的快乐，领略到了自身心灵与飞的契合点。他从飞的灵动中，观照到了自身性灵自由的生活方式。无形的意识形态总是通过有形的一定的载体来体现的。徐志摩天生的禀赋就是如云如雀喜在天空里自由飞翔。他自幼就酷爱飞翔,创作中总是以忘情的笔墨写他所向往的飞翔,借着这飞翔来把自己的思想糅合在其中,以达述志的目的。徐志摩自小就爱在天穹野地里自由自在地玩耍，爱在风和日丽的日子里无所拘束地全身心投入自然，爱天上闪烁的星星，爱活泼跳动的流水。除了爱自然、星星、流水外，其实他更艳羡在蓝天白云间自由翱翔的鹰儿。他曾天真地幻想过“飞”，幻想着有一双如鹰如鹏的翅膀，能够在无拘无碍的万里长空自由地来往。那高飞无碍的鹰儿诱发了他许许多多的痴心幻想。在《夜》这首诗里，诗人拍打着幻想的双翅，飞向映在大海上沙砾中的泪眼似的星光，飞往月光的笑靥，飞过可厌的现代文明的不夜城，飞到几十世纪前的一个昏夜里的烽烟，飞到纪前原始人的煨烤兽食的篝火，最后干脆飞离地面,朝向茫茫宇宙间数以百万计的太阳„„而在《想飞》中，自谓“想飞”的徐志摩，当他一听到老鹰的叫声，“就仿佛豁出了一锉锉刷似的羽毛，摇起来呼呼响，只一摆就冲出了房门，钻入了玳瑁镶边的白云里玩儿去。”⑤从这些我们可以看到，志摩是想用那想象的翅膀和飞翔的生命姿态来表达他“想飞”的欲望和理想，希冀通过“飞”来实现他短暂一生中的自由梦想。

徐志摩对人生和文学的基本态度是“追求”。这种追求作为一种生命的动力，是上升、飞翔、前进、爆发、回转、突破的生命之线。因此，徐志摩喜欢摄取动态强的形式来表现物象，这些物象与诗文所蕴含的躁动飘忽、激越跌宕的情绪融为一体，形成“飞”的意象。这样，他就自觉不自觉地把“飞”意象与对自由的追求结合起来。

假如我是一朵雪花，翩翩的在半空里潇洒，我一定认清我的方向——

飞扬，飞扬，飞扬

这地面上有我的方向。（《雪花的快乐》）

在《雪花的快乐》第一节里，作者让雪花代替自己出场。那轻盈地飞向美丽清幽的理想境界的雪花，就是诗人刚回国时那种对理想充满信心的欢娱情绪的自然流露。那雪花的旋转、延宕和最终归宿是完全吻合诗人优美灵魂的自由、坚定和执着的。

(二)“云”意象

在徐志摩的诗歌创作中，“云”意象也反复出现，比如：“一天的白云黄云”（《夏日田间即景》），“来，我邀你们到云霄外去”（《灰色人生》），“我是天空里的一片云”（《偶然》），“在

夏荫深处，仰望着流云”（《杜鹃》），“我亦爱在白云里安眠不醒”（《我是个无依无伴的小孩》），“我们早起，看白云低，白云飞”（《庐山石工歌》），“我轻轻的招手，作别西天的云彩”（《再别康桥》），等等。

诗歌意象的选择，总是凝聚着诗人对生活的独特感受、观察和认识，凝聚着诗人独特的思想和感情。徐志摩对云意象的选择就更是这样。从云的外在形态来说，轻盈、柔和、飘动；从云的内在神韵来说，则蕴含着自由、潇洒、轻松的特质。从这里，诗人找到了自己的个性、理想与云的内外特质的契合点。因此，“云”意象成为徐志摩寄托自由理想的又一载体。以《再别康桥》为例：

轻轻的我走了，正如我轻轻的来；

我轻轻的招手，作别西天的云彩。

„„

悄悄的我走了，正如我悄悄的来；

我挥一挥衣袖，不带走一片云彩。

诗的结尾除将开头“轻轻的”改为“悄悄的”，“作别西天的云彩”改为“不带走一片云彩”外，其余相同。为什么在这里诗人反复向“云彩”作别呢？如果了解徐志摩的生活及个性追求，这意象是不难破译的。英国康桥是徐志摩心爱的地方，是其精神依恋之乡，在那和悦宁静的环境里，诗人度过了两年圣洁快乐的光阴，也正是在那里，诗人的心中曾筑起“彩虹似的梦”，而这梦就是象征自由民主的“云彩”，诗人向云告别，实际上是向心中英美式的自由民主告别。诗人向云彩作别只是表层意思，深层内蕴则指向自己心中渴望已久、而又不能实现的自由作别。在这里，诗人借“云彩”一词，倾诉中国大地上不能看到“自由”的无可奈何与悲哀；诗人感叹的是撒向天空的恋意诗心的跌落。基于这样的解释，我们就理解了为什么当1928年诗人重游故地时，康桥的金柳、青荇不只唤醒了诗人美好的回忆，而更多的是一种“夏虫也为我沉默”的胸中盛满了离情别绪的悲凉心境。“云彩”不能带走，这是他悲凉的原因所在。

（三）“水”意象

在徐志摩《偶然》、《再别康桥》、《乡村里的音籁》、《涡堤孩新婚歌》、《这是一个懦怯的世界》等诗中，出现了各种各样的水意象：潭、康河、涧水、溪流、彩鳞、大海、清泉、清波、清露、柔波、波心、漪绒、波鳞等。徐志摩对自由理想的执着追求，也寄寓于“水”意象中。

跟着我来，我的恋爱!人间已经掉落在我们的后背——

看呀, 这不是白茫茫的大海? 白茫茫的大海, 白茫茫的大海, 无边的自由,我与你恋爱！（《这是一个懦怯的世界》）

这一节诗无疑是对自由恋爱的大声呼唤。大海, 给予人的感觉是无边无际的, 是广阔的、辽远的, 有“天高任鸟飞，海阔凭鱼跃”的自由自在。诗人在诗句中反复地用“大海”这一意象,也正是强调“大海”所代表的自由与奔放,着力表现其对于自由的渴望与追求。

我独自凭着船窗闲憩，静看着一河的波幻，静听着远近的音籁——

又一度与童年的情景默契。（《乡村里的音籁》）

诗句表现了诗人回复纯朴的、美丽的童心的希望。在这一句诗中，“波幻”作为一个意象存在，它的晶莹与纯净，蕴含着诗人对于一种单纯、闲适、自由生活的向往之意。在这里，波幻这一意象，它给人的不仅是美感，更是作者理想和希望的寄托。

二、女性观的诗化

徐志摩流传于世的诗歌中，最为脍炙人口的莫过于情诗。在他的情诗中往往有个潜在的女性抒情对象。这个抒情对象大多数时候是隐藏在“我”的抒情独白中，但也有一部分诗歌让女性形象浮于文本之上。这些诗歌在描写女性形象时，使用了两类花意象，体现了徐志摩特有的女性观：一类是色彩艳丽的花——玫瑰、桃花等，体现了他将女性物态化的征服欲和占有欲；一类是色彩清雅的花——体现了他对女性的保护欲和对女性精神世界的景仰和追慕。

《浮出历史的地表》一书中分析了中国男性作家多喜欢将女性比作花的潜意识，指出：“历代文人们对女性外观想象模式上的大同小异，尤其表现在一个历史悠久的修辞手法上，即将所写女性形象‘物品化’，借物象象喻女性外观„„毋庸置疑，这种修辞方式中流露出某种欲望象征化的过程。但更值得注意的，不是它泄露了欲望，而是它借物体之喻改变了这欲望的性质。”⑥同样，徐志摩在诗歌中也大量采用花意象比拟女性。这类意象大致可分成两类：第一类：色彩艳丽的花——玫瑰：“你迷醉的色香又征服了一个灵魂”（《情死》）——桃花“你我比是桃花接上竹叶。”（《休怪我脸沉》）——野蔷薇：“苏苏是一个痴心的女子：像一朵野蔷薇，她的丰姿”“这荒土里化生了血染的蔷薇”“那蔷薇是痴心女的灵魂”（《苏苏》）。第二类：颜色清雅的花——白莲：“她是睡着了——星光下一朵斜欹的白莲。”（《她是睡着了》）——百合：“我昨夜入幽谷，听子规在百合丛中泣血。”（《哀曼殊斐儿》）“这石是一堆粗丑的顽石，这百合是一丛明媚的秀色。”（《天神似的英雄》）——玉兰：“园里有一双开胜的玉兰花；她有 的是爱花癖，我爱看她的怜惜。”（《客中》）徐志摩在诗歌中用花的意象物品化了女性形象，但是两种花意象背后的花语又包含着复杂的文化内涵，使得徐诗中的女性形象又不仅仅停留在物品化的层面上，因此文本中不同类型的花意象所代表的女性形象在诗歌中呈现出完全不同的艺术效果。

花的颜色具有丰富的文化内涵。第一类颜色红艳的花意象往往与性相关联。当诗人用艳丽的红花来隐喻女性时，笔触多用来描绘女性的体态和性的诱惑，体现了男性诗人将女性物态化的过程。诗人用桃花、玫瑰等意象比拟女性的时候，流露出诗人对于女性身体的迷狂幻想，体现了男性的征服欲，同时在对女性物品化的过程中，也流露出男性诗人构建自己欲望权的过程。尽管诗人用如此狂放的笔调写出自己对恋人狂热的占有欲，但并不是带着玩弄目的的游戏之笔，其根本目的是书写狂热的爱情，是以真爱作底子。《春的投生》《休怪我脸沉》等诗歌都是徐志摩献给爱妻陆小曼的：“你我的心，像一朵雪白的并蒂莲，在爱的青梗上秀挺、欢欣、鲜妍。”诗人抒发了两人同心、坚贞不渝的爱情。在《情死》一诗中，诗人则用迷狂的笔调写出为求得爱的永恒，不惜与情人双双情死的狂热和执著。

在徐志摩诗歌中，写得更多的是色彩清雅的花的意象。如莲花、百合、白玉兰。这类花由于有雪白的花瓣、淡淡的清香，故其花语意味着纯洁、高雅、清丽、静谧。在这一类意象中，出现得最多的是“莲花”。莲花在中国有着特定的文化内涵，宋人周敦颐在《爱莲说》中就这样写道：“予独爱莲之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涟而不妖，中通外直，不蔓不枝，香远益清，亭亭净植，可远观而不可亵玩焉。”莲花自古以来就有“花中十君子之净友”的美称。由于莲花意象富有中国士大夫气质的文化内涵，因此尽管同样是以花的意象物品化女性，但其意义已远远超过了单一的女性性特征描写本身，其文化内涵也逐渐还原女性自身的主体意识。

徐志摩诗歌中同样用莲花来描绘女性柔美婀娜的体态：“最是那一低头的温柔，像一朵水莲花不胜凉风的娇羞。”（《沙扬娜拉》）以水莲花怯风而摇曳的姿态比喻一个日本女子温柔娇羞的一刹那低头。“她是睡着了——星光下一朵斜欹的白莲。”（《她是睡着了》）以斜欹的白莲描写女性的睡姿。“她家里另有一双并蒂的白莲，透水的鲜，上帝禁阻闲蜂来采，但命运偏不容这白玉的坚贞。”（《罪与罚》）以一双并蒂白莲比喻一对纯洁的姐妹。虽然同样是描写女性的体态，但它与玫瑰桃花等花的意象有细微的差别。由于根深蒂固约定俗成的花语赋予这类花的文化内涵，使得这类花的意象比拟女性时不再是单纯的“物态化” “欲望化”所指。这类花由于有高雅脱俗的文化气质，因此只“可远观而不可亵玩焉”。这类意象作为文化载体符号所彰显的精神气质褪去了人们关于花与性的联想，造成了一种审美上的间离效果，以唤起读者远距离欣赏的静观所产生的崇高感。因此以“莲”写娇柔的女性美，引发的情感是试图呵护她的保护欲而不是征服欲。即使直接写女性美，也是可望而不可即的远距离欣赏，而不是狎亲的把玩与征服。高雅的文化含义已经剔除花的意象中与肉欲的联想，将诗人对女性体态美的描写指向了更高的精神层面。

徐志摩不仅用莲花也用“百合”“玉兰”等色彩清雅的花意象来比拟女性，或者对女性形象起烘托作用。这种意象构建的女性不仅有清纯脱俗的外表，而且有冰雪聪明的头脑、卓尔

不群的精神境界。在《哀曼殊斐儿》一诗中，以百合、昙花的意象比拟诗人景仰的英国女作家曼殊斐儿短暂而凄美的一生。“我昨夜入幽谷，听子规在百合丛中泣血”，“三十年小住只似昙花的偶现，泪花里我想见你笑归仙宫”。诗人在诗歌中表达了对女性的精神层面的景仰和由衷的呵护。这种情感在《天神似的英雄》中也有所流露：

这石是一堆粗丑的顽石，这百合是一丛明媚的秀色。

但当月光将花影描上了石隙，这粗丑的顽石也化生了媚迹。

我是一团臃肿的凡庸，她的是人间无比的仙容；

但当恋爱将她偎入我的怀中，就我也变成了天神似的英雄！

诗人以百合比喻女性，以顽石自比。百合清丽脱俗的明媚秀色让诗人自惭形秽为“粗丑的顽石”“臃肿的凡庸”；百合的秀丽激起诗人的情感是作为如天神似的崇高保护欲。概而言之，徐志摩用“莲花”“百合”等色彩清雅的花意象比拟女性，在对女性形象的描写中表达了诗人对女性精神世界的景仰和追慕。

尽管带着一点传统的士大夫以“品花” 作为自己人生雅趣的痕迹，但是徐志摩并非玩弄女性的轻浮之徒，相反他是一个真正怜香惜玉的护花使者：玫瑰型充满诱惑力的女性带给他身不由己的晕眩，诗人甘愿为爱为情而死；莲花型清雅脱俗的女性遗世独立冰雪聪明，让诗人产生崇高的保护欲。总之，徐志摩在诗歌中对于两种不同花意象的构建表现了诗人以真爱为底色的爱花惜花、知花懂花的女性观。

三、政治理想的寄寓

“星、月、光”是徐志摩诗歌中经常出现的另一组意象。无形的意识形态总是通过有形的、一定的载体来体现的。徐志摩自幼就酷爱星、月、光，创作中他把自己的思想糅合在其中，以借景抒情、借物述志。“星、月、光”意象，寄寓着徐志摩的政治理想。

徐志摩虽然是一个诗人，但是他的政治意识非常强烈。是的，徐志摩并非一个纯粹自私的个人主义诗人，他也是个政治参与意识强烈的知识分子。在英国剑桥的两年多时间里，他曾为工党领袖麦克唐诺尔竞选总统拉过选票；他曾拜访罗素、狄更斯等学者，为他们的和平、民主、自由的主张而鼓舞；他最有兴趣的就是英美式的资产阶级民主政治。他热切地希望能在中国实行英美式的资产阶级民主政治，能在中华大地上看到和平、民主与自由。

徐志摩的一部分诗歌，是穿着恋爱外衣的政治诗。如《为要寻一个明星》：

我骑着一匹拐腿的瞎马，向着黑夜里加鞭；——

向着黑夜里加鞭，我跨着一匹拐腿的瞎马！

我冲入这黑绵绵的昏夜，为要寻一颗明星；——

为要寻一颗明星，我冲入这黑茫茫的荒野。

累坏了，累坏了我胯下的牲口，那明星还不出现；——

那明星还不出现，累坏了，累坏了马鞍上的身手。

这回天上透出了水晶似的光明，荒野里倒着一只牲口，黑夜里躺着一具尸首。——

这回天上透出了水晶似的光明！

诗中的“明星”自有他的象征意义。“我”骑着一匹拐腿的瞎马冲入黑茫茫的荒野,奋不顾身所要寻找的“明星”是什么？不言而喻，是英美式的资产阶级民主政治，是和平、民主、自由。那天上透出的“水晶似的光明”，正是他理想政治蓝图的心灵折射。在《无题》中，诗人还表现了为攀登上“月华” 中的“高峰”而准备冲破一切苦痛的坚强意志和坚定信念。诗的最后，诗人用充满自信的笔调写道：

这回你看，在这决心舍命的瞬息，迷雾已经让路，让给不变的天光，一弯青玉似的明月在云隙里探望，„„

更有那高峰，你那最想往的高峰，也已涌现在当前，莲苞似的玲珑，在蓝天里，在月华中，浓艳、崇高——

朝山人，这意象便是你跋涉的酬劳！

诗中“迷雾”让路给“天光”，“明月”出现，隐含着徐志摩对光明终会到来的信心。他相信国家终有一天会走出当时的黑暗，迎来美好的未来。而在《秋虫》中，徐志摩则写下了当时为人所忌的诗句：

过天太阳羞得遮了脸，月亮残阙了再不肯圆，到那天人道真灭了种，我再来打——打革命的钟！

鲜明地反映了特定时期徐志摩强烈的政治意识。

四、对现实的不满，对社会的绝望

徐志摩的这一思想情绪，主要寄托于“飞”意象和“云”意象中。徐志摩之所以对社会现实产生不满甚至绝望的情绪，一方面源于他个性自由的失落，另一方面源于他政治理想的破灭。

徐志摩是个一生都在追求“爱、自由、美”这一单纯信仰的浪漫青年。他爱看白云在天际飞，听雀儿在枝头啼；他爱茂林中餐不够的鲜甜野菜，青草里享不尽的意趣香柔的这种自然温馨；他爱“忙的是散步、划船、骑自行车、抽烟、闲谈，吃五点钟下午茶、牛油、烤饼，看闲书，有时看水，有时仰卧看天空里的行云，有时反扑着搂抱大地的温柔„„我恨的是庸凡，平常，琐细，俗；我爱个性的表现。”⑦然而当他带着浪漫的个人主义自然个性落入“猜忌、诡诈、小巧、倾轧、挑拨、残杀、互杀、自杀、忧愁、作伪、肮脏”⑧这种中国20年代现实人际关系的氛围时，徐志摩脆弱的心灵受到了极大的打击。是的，他与陆小曼爱情追求的是是非非；为了生计南来北往的劳作奔波；新月社内部的人际纷争„„这一切怎能使他单纯友爱的心灵经受得起。

个性自由失落的困扰，只是他痛苦的一半，另一半则是他政治理想的破灭。徐志摩赞赏英美式的资产阶级民主政治，并希望能在祖国实现。然而当他1922年回国以后，他看到的却是，军阀混战的炮火在祖国大地上肆意蔓延；感受到是“贪心搂抱着正义，猜忌逼迫着同情，懦怯狎亵着勇敢，肉欲侮弄着恋爱，暴力侵凌着人道，黑暗践踏着光明”⑨；他看到祖国的人民精神麻木地生存于水深火热中。徐志摩一颗充满希望的心被残酷的现实、黑暗的社会击得粉碎。

他在《毒药》一诗中说：“我的思想是恶毒的，因为这世界是恶毒的，我的灵魂是黑暗的，因为太阳已经灭绝了光彩。”他的感情之鸟，扑腾着翅膀，焦急地寻找落脚栖息之树；他的理想之鹰也在天空中盘旋，急切地寻觅扎根歇息之地。因此当他的个性与理想在无情的现实面前被撞得粉碎，烦闷和矛盾笼罩着他心灵的时候，徐志摩就通过幻想去寻找美好的境界、灵魂的安慰。这也体现了他思想中消极的一面。

“光明！我不爱人间，人间难觅|安乐与真情，慈悲与欢欣”（《我是个无依无伴的小孩》），谁又能说这不是徐志摩对扼杀个性与理想的黑暗社会的无声抗议？“白云在蓝天里飞行：我欲把恼人的年岁，我欲把恼人的情感，托付与无涯的空灵——消泯”（《乡村里的音籁》），这是徐志摩无可奈何的悲哀和选择。

东方这块古老大地上的生活是如此沉重，生活中的人们是如此猥琐。他多想离开人间，多么想离开混浊的地球。“白云穿掠着晴空，象仙岛上的白燕”（《东眺》），“云”的飞动给徐志摩无穷的遐想，他多么希望自己像“云”一样也能飞。“是人没有不想飞的。老是在这地面上爬着够多厌烦，不说别的。飞出这圈子，飞出这圈子！到云端里去，到云端里去！哪个心里不成天千百遍的这么想？飞上天空去浮着，看地球这弹丸在太空里滚着，从陆地看到海，从海再看回陆地。凌空去看一个明白——这才是做人的趣味，做人的权威，做人的交代。这皮囊要是太重挪不动，就掷了它，可能的话，飞出这圈子，飞出这圈子！”⑩志摩的乐趣岂只是“看”，他是要“飞”，要在“飞”中寻找精神寄托的故乡，寻找灵魂歇息的圣地。这是徐志摩“飞”的终极目标，是徐志摩理想生活、政治人生无法实现的一种情感补偿。他向往“云”，他想“飞”，不仅是他浪漫不羁、渴求自由的个性的表现，更是他对丑恶现实与黑暗社会的一种抗议，一种超越。

结 束 语

在古今中西方文化交汇点上的诗人徐志摩，其诗歌含蕴丰富的意象世界是一个不容忽视的独特之点。“飞”，“云”，“水”，“花”，“星、月、光”等意象在徐志摩诗歌中经常出现。本文着重探寻了寄寓于这些常用意象中的思想内涵，总结出以下四点：对自由的执着追求；女性观的诗化；政治理想的寄寓；对现实的不满，对社会的绝望。以此力图对徐志摩的诗歌有更为深入的理解和把握。徐志摩留给世人的诗歌，是用爱与生命吟唱出的人生乐曲。让我们不时静静地聆听，在身心疲惫时感受人生的爱、自由与美。

注释：

① 童庆炳.文艺理论教程[M].转引自百度百科“意象”词条.② 张孝评.中国当代诗学论[M].西安：西北大学出版社，1995.第86-87页.③ 胡适.追悼志摩[A].名家名作鉴赏(散文)[C].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2004.第42页.④ 徐志摩.想飞[A].徐志摩作品集[M].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2004.第327-328页.⑤ 徐志摩.想飞[A].徐志摩作品集[M].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2004.第327页.⑥ 孟悦、戴锦华.浮出历史的地表[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第14页.⑦ 徐志摩.爱眉小札[A].徐志摩全集[M].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1988.⑧ 徐志摩.再剖[A].徐志摩全集[M].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1988.⑨ 徐志摩.毒药[A].徐志摩全集[M].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1988.⑩ 徐志摩.想飞[A].徐志摩作品集[M].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2004.参考文献

[1] 徐志摩.徐志摩全集[M].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1988.(文中引用的徐志摩诗歌出自本书).[2] 胡适.追悼志摩[A].名家名作鉴赏(散文)[C].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1931.[3] 张孝评.中国当代诗学论[M].西安：西北大学出版社，1995.[4] 钱理群、温儒敏、吴福辉.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5] 孟悦、戴锦华.浮出历史的地表[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11

第二篇：王会：浅论徐志摩诗歌之意象

浅论徐志摩诗歌之意象

中国现当代文学

王会

05010612001 摘 要：徐志摩是新月派的最有代表性的伟大诗人，他倡导新诗格律，对中国的新诗的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他的诗体现了新月派诗歌的典型特征。徐志摩短暂的一生一直追求“爱、自由和美”三个大的信仰，无论是他的为人，还是他的诗歌，都体现着他对这三大信仰的追求。徐志摩的诗歌感情真挚、语言清新、意境优美，虽然是闻一多提出了“三美”主张，但是徐志摩却在部分方面是最好的践行者。意象美是徐志摩诗歌的特点之一，在他的诗歌中主要运用了坟墓、水、星、月、光、雪花等意象，每一种意象都有它独特的意义，也使我们更加容易理解诗歌以及诗人的思想感情。关键词：徐志摩；诗歌；意象；感情

一

意象，顾名思义就是把自己内心所想用物象表现出来，客观解释就是意象是认知主体在接触过的客观事物后，根据感觉来源传递的表象信息，在思维空间中形成的有关认知客体的加工形象，在头脑里留下的物理记忆痕迹和整体的结构关系，当然这个是把意象当做专业术语的客观解释。诗歌当中的意象是指诗人瞬间的灵感通过客观事物来表达，是寄予了诗人主观感情的物象，是赋予了特殊情感和文学意味的具体形象。诗人对于意象的运用过分推崇，因为诗歌句子一般很短，所以“言不尽意”，用语言也很难表达诗人心中之意，而运用意象可以通过比喻、寓示来表达诗人的意思和感情。

据说“意象”在中国古诗中很早就运用了，诗人很少直接表达自己的思想感情，而往往通过意象的运用来抒发胸意，后来传到了西方，庞德作为意象派领袖就是通过阅读和翻译中国古典诗歌才了解了意象的艺术。我们通过了解意象这一词可以知道它是古代诗歌中的一个重要概念，在古人的理解中，“意”是内在的抽象的心意，而“象”是外在的具体的事物，象是作为意的寄托物存在的，中国传统诗歌里面的“托物言志、借景抒情、情景交融”等诸如此类的成语也都很好的解释了“意”和“象”的关系。当作者心有所想的时候就会把内心的想法寄予在某种事物上，通过比喻来表达自己的心意，使读者通过意象的表现来感受诗人想要表达的思想感情。通常来说，诗人选择的意象是大自然中的具体事物，有些时候，诗中所刻画的人物形象、所描写的生活场景、所咏叹的社会事物也都是意象，也都可以通过这些来表达诗人的思想感情。

徐志摩是新月派的代表诗人，也是中国现代诗人中屈指可数的大诗人之一，他的人生很短暂，虽然创作生涯只有短短数十年，但是他却为我们世人留下了数量颇丰的优秀诗篇，为我们后人研究新诗提供了范本，为中国新诗做出了巨大的贡献。朱自清先生曾说：“现代中国诗人须首推徐志摩和郭沫若。”①徐志摩的诗歌感情真挚、语言清新、意境优美、意象丰富，在徐志摩的诗歌中，主要出现了坟墓、水、星、月、光、雪花等意象，在这里，我们可以把星、月、光当做一种意象来分析。

坟墓是一个象征着死亡的名词，按照专业的意象分析来说，坟墓是一种关涉生命和死亡的终极意象，有句话是说“不知死，焉知生？只有死才能反照出生。”如果我们拥有一种死亡意识，会更加懂得生的珍贵，从而会加倍的珍惜我们生存的权利，更加注重我们生存的状态。徐志摩对于“坟墓”这种关涉死亡的终极意象也许并不是我们理解的这样简单，诗人的思想感情都是极其复杂的，他的诗中这样一种意象并不仅仅显示着他对生命的珍惜，也还有一种内心深处隐藏死亡意识，即他内心深处隐藏的和死亡相关的复杂认识。

徐志摩的诗歌中也有很多描写“水”的诗篇，“水”意象包括清泉、清露、柔波等等，每每提及轻柔、缓慢的流水，映入我们脑际的都是一种优美舒心的环境，可见“水”意象的层出不穷的运用可以为诗歌创造一种优美的意境，而且“水”意象的运用更加能够体现诗人徐志摩的创作风格，徐志摩在诗坛上是以飘逸柔美闻名的，这里的飘逸柔美不只是指他的诗风，也指他的个性以及生活态度。

徐志摩的诗歌总数达到200多首，其中涉及到“星、月、光”意象的达到四分之一之多，我们都知道徐志摩特别崇拜星、月、光，我们从他所属的新月社这一名号也可以看得出来，“星、月、光”意象对应着徐志摩有关人生、社会以及艺术的观点，分析研究“星、月、光”意象可以帮助我们更好的理解徐志摩对待人生、社会以及艺术的态度，也可以让我们更好的了解徐志摩这个人。

① 陈从周：《徐志摩年谱》，序【M】，上海：上海书店，1981年 说到雪花，我们首先想到的是美丽而短暂，雪花是圣洁的象征，它是所有美好的代名词，它飘飘洒洒随风而落却遇物皆融化的姿态那么近又那么远。雪花美好，但是太短暂，如昙花一现，这让我们不由得联想到徐志摩的人生，他的人生曾那样美丽的绽放过，却是逃不过短暂逝去的宿命，他的追求始终是不能实现的。类似于雪花的意象如“明星”、“天空的云”、“海边的女郎”等，这些意象究竟寓示了什么是不确定的，但有一点是相同的，都象征着美好的事物，但都是那么的遥不可及，令人不免忧伤。

二

徐志摩在致凌淑华的信中说：“我的想象总脱不了两样货色，一是梦，一是坟墓，似乎不大健康，更不是吉利，我这常在黑地里构造意境，其实是太晦色了„„”②在徐志摩的诗歌中，有许多坟墓的意象，对于平常人来说，坟墓没有任何美感，甚至让人排斥，那么徐志摩为什么写了许多这种关涉着死亡的意象呢？我们总的来看徐志摩的诗歌，其中涉及到“坟墓”意象的就有上百篇，其中以“坟墓”为核心意象的篇什数目也不少，其中有：《为谁》、《问谁》、《这是一个懦怯的世界》、《去吧》、《一星弱火》、《为要寻一个明星》、《残诗》、《卡尔佛里》、《灰色的人生》、《毒药》、《半夜深巷琵琶》、《再不见雷峰》、《苏苏》、《残春》、《一块晦色的路碑》、《哀曼殊斐儿》、《残破》等，对徐志摩诗中的“坟墓”意象的理解，我们可以借助于鲁迅对坟的描述，“不知死，焉知生，如果一个人没有对死亡深刻的认识，他也不会对生命有很深刻的理解，同样，如果一个人对生命没有深切的感知，也不会对死亡有任何体会。”③《问谁》中，“在这冻沉沉的深夜，凄风/吹拂她的新墓，”“不久，这严冬过去，东风/又来催促青条/便妆缀这冷落的墓宫/亦不无花草飘飘。”虽然充满了伤心的感情，却仍然有一丝寻求光明之意，这首诗的格调是冷峻的，读来心也会跟随诗人震颤。《冢中的岁月》：“白杨树上一阵鸦啼/白杨树上叶落纷披/白杨树下有荒土一堆/亦无有青草/亦无有墓碑/亦无有蛱蝶双飞/亦无有过客依违/有时点缀荒野的暮霭/土堆邻近有青鳞闪闪”。在中国的传统文化中，白杨树和乔木都是种植在坟墓旁用来识别坟墓的，是典型的墓树，而且诗中的青草、蛱蝶、墓碑等也都是和死亡相关联的名词，诗中说明没有青草，没有墓碑，没有蛱蝶，也没有过客，只有荒野中的一座墓碑，② 徐志摩：《志摩的信》【M】，虞坤林，编。上海：学林出版社，2004年，352 可见其荒凉程度，也可见诗人心中的凄冷。我们读徐志摩的诗可以感受到死亡给了他写诗的美感和灵感，在徐志摩看来，如果是为了去获取生命存在的价值以及去追求活着的真实的本义，那么死就是美丽的，这一点，徐志摩应该是收到了西方文化潜移默化的影响的。

在徐志摩的诗歌中“水”意象的运用对塑造诗歌中美好的意境起到了很重要的作用，清草、彩鳞、清泉、清露、柔波、漪绒、波鳞、艳影、倩影、金柳、大海、青荇，这些都是徐志摩诗中常用到的“水”意象，很柔美，很有意境，可以使人读来很容易在眼前浮现那种美好的画面。《再别康桥》是徐志摩众多名诗中的一首，也是我们最熟悉的，全诗描写了一幅流动的美好的图画，抒发了一种凄美委婉的离恨别绪，诗歌带着淡淡的哀愁，透着丝丝的惆怅，情感真挚，形象的表达了对母校的爱，通过多种意象的运用，情和景完美的结合。《我不知道风是在哪一个方向吹》：“我不知道风/是在哪一个方向吹——/我是在梦中，/在梦的清波里依洄。”“清波”这一意象的运用使读者读来飘飘然，为读者营造了轻盈柔美的意境。徐志摩总是能够把握的住瞬息万变的情感，他在诗坛上多是以轻盈柔美著名的，那么他对“水”意象的运用为他的这一风格增添了不少特色，我们对于“水”意象的深刻理解，会有助于我们队徐志摩其人及其诗的把握。

在徐志摩的创作中常常把自己的思想和一定的景物融合在一起，他自幼酷爱“星、月、光”意象，对“星、月、光”的崇拜达到了一定的程度，我们通过对徐志摩诗歌中“星、月、光”意象的分析可以看出徐志摩对人生、对政治、对艺术的观点态度。例如《为要寻一个明星》中的明星，诗人骑着一匹拐腿的瞎马冲入黑茫茫的荒野，想要寻找的明星是什么？我们联系当时的社会现实和诗人的心境，可以知道这里的“明星”所指的意义。《月下雷峰影片》：“深深的黑夜，依依的塔影，团团的月彩，纤纤的波鳞，假如你我荡一支无遮的小艇，假如你我创一个完全的梦境！”这些诗句描写了一种柔和的场景，“一个完全的梦境”可以反映出诗人理想中的人生境界，折射出了诗人的人生观。《再别康桥》：“寻梦？撑一支长篙，向青草更青处漫溯，满载一船星辉，在星辉斑斓里放歌。„„”这首诗完美的体现了徐志摩对音乐美、绘画美、建筑美的掌握，其中音乐美是最突出的，表现了徐志摩的艺术观。

雪花是浪漫的象征，徐志摩是具有代表性的浪漫主义诗人，他深受西方文化的影响，在“雪花”美丽的表面背后影射出诗人的宿命，雪花虽然美好但是短暂，影射了诗人的生命和他的追求。《雪花的快乐》：“假如我是一朵雪花，翩翩的在半空里潇洒，我一定认清我的方向——飞扬，飞扬，飞扬，——这地面上有我的方向。„„那时我凭借我的身轻，盈盈的粘住了她的衣襟，贴近她柔波似的心胸，——消融，消融，消融，——溶入她柔波似的心胸。”这首小诗中的“雪花”意象具有了所有真实世界中雪花的特征，轻灵、柔美、短暂，诗人对它填充了自己的思想，诗人把自己比作是雪花，为了追求自己的人生理想不停地飞扬、飞扬、飞扬，永不倦怠。徐志摩曾经在散文诗《想飞》中表达了想飞的欲望，④在他的诗歌描写中向往飞翔的姿态是各种各样的，在他的笔下也出现了许多“飞”的意象，其中“雪花”的飞扬、飞扬、飞扬是极具代表性的，另外还有“天空里的云”似得云游和“黄鹂”的飞等，可惜人生终究不是童话世界，诗人最终以“飞翔”的姿态结束了他的一生。

三

如若把徐志摩与同时代的诗人的诗歌中的意象做比较，便能够看出徐志摩对意象运用的突出成就，例如和闻一多相比较。闻一多也是新月派的领军人物，他对中国新诗形式的革新和探求的贡献很大，他是新诗格律的最早探索者和创建者之一，⑤他的诗严格的按照音节和旋律来写，他的诗充满了浓丽的意象色彩，他的诗歌意象似乎以一种绘画者的审美视觉摄取了大自然的丰富的色彩，他的诗歌意象中含有深刻的哲理性。闻一多是一位爱国诗人，而且几乎是唯一的一位纯粹的爱国主义诗人，他的诗歌意象也都是与他的爱国主义特色相呼应的，综上所述，即使同是新月派的领军人物，他们的诗歌还是有很大差别的，尤其对诗歌意象的运用格局特色。

意象作为诗歌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是读者领略诗人思想感情的重要渠道，徐志摩在捕捉诗歌意象、运用美的诗歌意象来抒发自己思想感情方面是新月派最成功的一位，他的诗歌意象蕴含着丰富意味和感情色彩。当然，徐志摩诗歌的美并不仅仅局限于意象这一方面，诸多方面的美共同构成了徐志摩诗歌的意境之美，为中国新诗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参 考 文 献

①陈从周：徐志摩年谱序【M】，上海：上海书店，1981.②徐志摩：志摩的信【M】，虞坤林编，上海：学林出版社2004年，352.③杨俊国：“墓庭的光景”——徐志摩诗文中的坟墓意象解读，常山学院学报社科版，2012年12月，第30卷第6期.④林亚斐：“雪花的意象”——徐志摩激情、浪漫背后的宿命，江西科技师范学院学报，2003年2月第一期.⑤闻一多：闻一多精选集，北京燕山出版社，2009年8月第4版.

第三篇：本科毕业论文：苏轼人物传论的思想内涵

本科毕业论文：苏轼人物传论的思想内涵

学 生：闫少鹏

指导教师：刘振英 讲师

摘　要

苏轼人物传论的主要特点可以概括为四个方面：一是所选人物多有重大历史影响；二是借古人之事以议论当世之过；三是立意新颖，发前人之所未发；四是长于论述政治、军事和人际关系。苏轼人物传论有其独特的历史观、政治观和价值观，他强调“势”在历史事件中的重要性，尚纵横，崇王道，重霸术。认为统治者应以民为本、顺应民意，还应重视人才、任人以明，而人才应以智、忍、节为完美的人格追求。苏轼人物传论的产生深受唐宋文坛散文的影响，尤其是深受唐宋八大家其他七大家的影响，相较其它人而言，“韩如潮,柳如泉,欧如澜,苏如海”，苏轼文章内容材料丰富，思想深刻，气势沉雄，笔力老健，观点英锐。另外，苏轼人物传论的思想也深受时代政治思潮的影响，总而言之，苏轼所处时代的社会环境和他的人生经历造就了苏轼的人物传论的特色。

关键词：苏轼 人物传论 势 纵横 人格追求

The Su Shi person spreads the thought content of theory

Yanshaopeng Drected by Liuzhenying Lecturer

Abstract

The Su Shi person spreads the main characteristics of theory to generalize to 4:One is the person chosen to mostly have great history influence;Two is lend the matter of the ancients to discuss contemporary over;Three is that the purpose is novel, delivers people of the past of don't deliver;Four is longer than to discuss politics, military and relationship.The Su Shi person spreads a theory to contain its special history view, political view and value, he emphasizes “power”'s importance in the history affairs and still maneuvers, Chong right way, heavy Ba Shu.Thinking the ruler should take people as origin and adjust public sentiment, should also value a talented person and let people with clear, but talented person should with Zhi, endure, stanza for the perfect character pursue.The Su Shi person spreads the creation of theory deeply under the influence of Tang Song literary circles prose, particularly the influence that deeply is subjected to other seven everyoneses of Tang Song Ba everyones, compare other persons but speech, “is like tide, is like spring, Europe is like Lan, Su is like sea”, Su the Shi article contents material abundant, the thought is deep, the vehemence sinks male, power of style old Jian, standpoint English Rui.Moreover, the Su Shi person spreads the thought of theory also deeply under the influence of ages political current of thought, to sum it up, Su Shi accomplished the special feature that Su Shi's person spreads a theory social milieu and his life career in place ages.KEY WORDS：Sushi The person spreads a theory power Maneuver The character pursues

前　言

苏轼是我国北宋最杰出的文学家,他的散文和诗词代表了北宋文学的最高成就。他的散文作品中有一部分是评议历史人物是非功过的人物传论，主要收录在《苏东坡文集》的第三卷、第四卷和第五卷中，主要写的人物有帝王，包括宋襄公、秦始皇、汉高帝和魏武帝；有将相名臣，包括伊尹、周公、管仲、孙武、乐毅、留侯、霍光、晁错和诸葛亮等；有思想家和文学家，包括孔子、孟子、荀卿、子思、贾谊和韩愈等。这些文章多从古人史实生发开去,立意新颖,发前人之所未发,往往出人意料之外,而又合情合理,表现了作者独创的思维能力,应该说是苏轼议论散文中的优秀之作。而这些对历史人物的评论与前人有很大不同，体现出苏轼独特的历史观、政治观和价值观。苏轼人物传论的主要特点

苏轼人物传论的主要特点可以概括为四个方面：一是所选人物多有重大历史影响；二是借古人之事以议论当世之过；三是立意新颖，发前人之所未发；四是长于论述政治、军事和人际关系。

1.1 所选历史人物多有重大影响

在苏轼以前的历史人物成千上万，多如牛毛。选什么样的历史人物来生发议论呢？从苏轼的人物传论来看，他选的人物多是站在历史的风口浪尖，参与过重大历史事件的人，如周武王兴师伐纣，开创西周；周平王迁都洛阳，兴建东周；商鞅变法图强，富国强兵；范增辅佐项羽，楚汉相争；张良辅佐刘邦，一统天下。任何历史人物，只有投身于重大的历史事件之中，才能显示其历史地位和功绩，当然也能暴露其弊端与失误。只有经过历史实践检验过的功与过，才能为后人提供可靠的议论话题。从后人的角度上说，只有议论那些经过历史检验过的在重大历史事件中出现的历史人物的功与过，才能有较强的说服力，更好地发挥借古鉴今的作用。

1.2 借古人之事以议论当世之过

苏轼历来主张文章务实而不务虚，他在《凫绎先生诗集叙》中说：“诗文皆有为而作，精悍确苦，言必中当世之过。”这种文学观点可以说明他是一个有历史责任感的人。言必中当世之过，既需要有大勇，又需要有大智。如果直截了当指责当局，势必得罪皇帝和权贵，下场难免可悲，中国历史上许多人都是上了当的。如果借古人之事以言当世之过，言在彼而意在此，则是一种比较稳妥的办法，苏轼的人物传论就采用了这种办法。如在《论周东迁》中，苏轼借平王东迁造成周室名存实亡的史实，反复议论了“避寇而迁都，未有不亡，虽不即亡，未有能复振者”的道理。苏轼的这一言论显然是针对赵宋王朝怯于外敌，妥协苟安，逃避现实的弊病而发的。苏轼所处的北宋王朝，外表上挂着河清海晏，太平无事的幌子，而实际上是内忧外患，日趋严重，不断动摇着北宋统治的根基。最可怕的是北宋朝廷除少数正直的大臣外，大都自欺欺人，仍然贪恋歌舞升平的生活。在这种历史状况下，苏轼在《晁错论》中发了一通感慨。他说：“天下之患，最不可为者，名为治平无事而其实有不测之忧，坐观其变，而不为之所，则恐至于不可救。”这句话可以说是一语中的，揭露了北宋王朝当时外强中干的实质，后来被历史所验证。可叹的是，北宋统治集团虽有良臣忠告却无动于衷，不思振作，到后来二帝被俘，仓皇南逃。

1.3 立意新颖，发前人之未发

《古文观止》的编选者吴楚材、吴调侯叔侄在《晁错论》批曰：“晁错之死，人多叹息，然未有说出被杀之由者。东坡之论，发前人所未发……”关于晁错的死因，苏轼的观点不一定都正确，但“发前人所未发”确是苏轼人物传论的又一个特点。西汉政治家贾谊是一个很有影响的历史人物。后人对他评论甚多，但多是站在同情贾谊、指责汉文帝的角度，如晚唐诗人李商隐的《贾生》诗“宣室求贤访逐臣，贾生才调更无伦。可怜夜半虚前席，不问苍生问鬼神。”就是这样。苏轼与前人不同，在《贾谊论》中虽然对汉文帝略有微词，但大量的文字是议论“非才之难，所以自用者实难”的道理。苏轼认为“贾生王者之佐，而不能自用其才也”。这是为什么呢？苏轼提出了这样一个观点，君子要达到的目标长远，要成就的功业伟大，所以“必有所待”，“必有所忍”，不能指望毕其功于一役。贾生则不然。先是操之过急，受挫后又一蹶不振，因此苏轼叹日：“若贾生者，非汉文之不能用生，生之不能用汉文也。”这个论调可以说是很出人意料之外的。且以《留侯论》一文为例。自《史记》以后，人们都以留侯张良受圯上老人兵书为奇，不断添油加醋，给人物与事件蒙上神秘外纱。苏轼不从此处出发，却认为这是秦末隐士“圯上老人”有意折张良“少年刚锐之气，使之忍小忿而就大谋”。此论出人意料，细细想来，却又在情理之中，不得不叹服苏轼的卓见。

1.4 长于论述政治、军事和人际关系

苏轼人物传论长于论述政治、军事和人际关系，且三者浑然一体，形式不拘一格，文体丰富多样。《论子胥种蠡》篇以吴越诸名臣为例，论述了君臣关系，抨击了扬雄的君臣观。“子胥、种、蠡皆人杰，而扬雄，曲士也，欲以区区之学疵瑕此三人者：以三谏不去、鞭尸籍馆为子胥之罪，以不强谏当去之说，即欲以律天下之士，岂不陋哉！三谏而去，为人臣交浅者也，如宫之奇、泄冶乃可耳。至如子胥，吴之宗臣，与国存亡者也，去将安往哉？”本文辛辣地讽刺了扬雄吹毛求疵的“儿童之见”，指出君臣亲厚以死相报，君臣不合，可不置一词而去。当据实际情况而定。

《赵高李斯》篇对秦朝历史人物进行深刻地剖析。指出秦国败亡的根由，在于始皇重用赵高。阉尹之祸，史多有例。扶苏、蒙恬持重兵在外，却蒙冤受诛而不复请，为什么呢？苏轼叹道：“自商鞅变法，以诛死为轻典，以参夷为常法，人臣狼顾胁息，以得死为幸，何暇复请！”荆轲之变，持兵器的人，看着始皇绕柱而逃，无人能救，是因为秦法不允许上朝人带武器，而且法律过重，人有正当要求，不敢据理力争。“夫以法毒天下者，未有不反中其身及其子孙者也。”商鞅、汉武与始皇皆然。而以平易为政，上下相通，虽有奸臣，不能乘隙离间。本篇阐述两层意思：一是戒帝王勿使宦官专权。阉尹致乱，使英主与庸主无异；二是刑法不能过苛过严，否则会闭塞视听，上下政情不通，致使不能救弊防奸。

《论范增》在短短几百字里十分精辟地论述了楚汉战争期间范增、陈涉、项燕、扶苏、楚怀王孙心、项羽、陈平、刘邦等人之间的关系。指出：“增之去，当以羽杀卿子冠军时也。”因为“义帝之立，增为谋主矣，义帝之存亡，岂独为楚之盛衰，亦增之所以同祸福也，未有义帝亡增独能久存者也。羽之杀卿子冠军也，是弑义帝之兆也。其弑义帝，则疑增之本心也，岂必待陈平哉！物必先腐也而后虫生之，人必先疑而后谗入之，陈平虽智安能间无疑之主哉？……”他还指出，项羽不用范增之言，杀其所立，对其必疑。范增“能诛羽则诛之，不能则去之”则是善策。而范增不能早定计是个大错误。尽管如此，范增仍不失为人杰！苏轼人物传论中的历史观、政治观和价值观

苏轼人物传论有其独特的历史观、政治观和价值观，他强调“势”在历史事件中的重要性，尚纵横，崇王道，重霸术。认为统治者应以民为本、顺应民意，还应重视人才、任人以明，而人才应以智、忍、节为完美的人格追求。

2.1 历史观

2.1.1 强调“势”在历史事件中的重要性

苏轼论史，喜言“势”，如其论封建，则引柳子语云：“封建非圣人意，势也”，且以此语贯通全篇。论周公，则言其诛管蔡乃“势不能不诛也”，盖周公当武王早故，幼主难以秉国之际，是“居礼之变，而处圣人之不幸”，无可奈何而为之。则苏轼以为，纵圣人立世，亦无以逆“势”而动。“势”实乃特定历史情境之中各矛盾之胶着与胶着中蕴涵着的强大之力。苏轼又喜言“时”，《封建论》云：“圣人不能为时，亦不失时。时非圣人所能为也，能不失时而已。”又云：“时之所宜，非人之私智独见也”。“时”与“势”者，实一物也。而言“时”者，重在特定历史情境之时间感，以强调其紧迫性与即时性。言“势”者，则尤其突出其裹胁历史中一个个孤零零个体冲刷而下的伟力。苏轼虽未明瞭历史之动力所在，却直觉地感受到了历史发展的巨大力量。故苏轼以为，圣人当识“势”（“时”），从时势之变而取因应之道。故其甚为推崇汉高：“古之善原人情而深识天下之势者，无如高帝”（《汉高帝论》），而制度之设，亦应因时势之变而有兴废。故其《封建论》一文，力斥春秋之后倡导“封建”之非，指出“封建者，争之端而乱之始也……臣弑其君，子弑其父，父子兄弟相贼杀，有不出于袭封而争位者乎”。

不惟如此，苏轼且揭示出政治混乱的人性根源，盖所谓：“凡有血气，必争，争必以力，力莫大于封建。”而苏轼之“时”“势”观念实际即以重“实”思想本色为底蕴，既苏轼观照历史发展及种种历史问题，多不惑于虚名而重事实。《正统论》乃为驳斥章望之之论而作，而其又与欧阳修论正统多有异议。其论开宗明义云：“正统者，名也？实也？……天下固有无其实而得其名者，圣人与此不得已焉，而不以实伤名，而名卒不能伤实，故名轻而实重。”苏轼并指出：“欧阳子曰皆正统，是以名言者也，章子曰正统，是以实言者也。欧阳子以名言而纯乎名，章子以实言而不尽乎实。”盖欧氏首倡正统之说，以为“居天下之正，合天下于一，斯正统也”，而章子以为“永叔以正统之论肇于春秋之季，故引公羊大居正、大一统之文为据。既曰大居正，而又以不正人居之，是正不正之相去未能远也。”遂别立霸统之论，以为“以功德而得天下者，其得者，正统也；得天下而无功德者，强而已矣，其得者，霸统也。”而苏轼则首先究及正统论确立之本原：“正统者，恶夫天下之无君而作也。”“天下有君，是天下之公正也……天下无君，篡君出而制天下……故篡君者，亦当时之正而已。”既而论证正统与否不过虚名而已，篡君虽据有天下，固然不害其为正统，而倘若世人不以正统之名为重，则纵然篡君得正统之名，也无法掩其弑君之事实：“正统者，名之所在焉而已，名之所在而不能有益乎其人，而后名轻，名轻而后实重，故欲重天下之实，于是乎名轻。”

2.1.2 尚纵横，崇王道，重霸术

苏轼人物传论中崇尚纵横之术，尤其在他论仁义利害之际，更是彰显其纵横之气。而仁义利害的区别，在君主的统治之术中就表现为王道和霸术区别。而苏轼表面上崇尚王道，实际上却极重霸术，也可说更重视政治的实效。

苏轼尚纵横，时人即已有所议论。苏轼少年之时，王安石便言其制策：“全类战国文章”而欲黜之，而元祐之际不惟“程氏以苏氏为纵横”，王觌等人亦纷然言其“不通先王性命道德之意，专慕战国纵横捭阖之术”，其间虽杂党争偏执不实之语，然却并非纯然诬蔑。如上引其论“时”语，即直接出自《战国策·秦策三》秦客卿造访穰侯时语：”圣人不能为时，时至而弗失……此君之大时也”。而其言进谏，则曰”有进说于君者，因其君之资而为之说，则用力寡矣！”故当以利害说高帝（《汉高帝论》）。言贾谊，则以为当深交帝王大臣，而后“举天下而唯吾之所欲为，不过十年，可以得志”（《贾谊论》）。言晁错，则引“世之君子，欲求非常之功，则勿务为自全之计”（《晁错论》）。然此种纵横，实乃其纵横捭阖之气，而非一家之纵横家数也。

而其纵横之气，尤在于其论仁义利害之际。朱熹尝言苏轼“以利害为言，则终不近圣贤气象”，其论鲁隐公，以为虽“仁”而“不敏于智”，李斯则为利便可得利。原其立论之心，乃在于“君子之为仁义也，非有计于利害。然君子之所为，义利常兼，而小人反是”一语。故其论事，常将心术与实效清晰分辨，却实未尝分离。钱钟书尝云：“伦理学有主意愿与主事效之别，亦即《孟子·滕文公》答彭更所谓‘志’与‘功’。”而苏轼实欲合心术之仁义与实效之功利二者为一矣。如此，则既无心术败坏，道德沦丧之虞，又无以仁义败事亡身之弊。其说虽看似邪僻，然自有用心在焉。南宋陈亮尝言：“谓……世界皆是利欲，斯道之不绝者仅如缕耳。此英雄豪杰所以自绝于门外，以为立功建业别是法门。”苏轼之意，一是在于以功利证仁义之价值，二是在于以功利补仁义之缺失。而体味其暗含之价值观，亦实有对仁义失望之意。故其反复申明致意于“智”，“能”：一言“自三代之亡，天下以诈力相并，其道术政教无以相过，而能者得之”（《魏武帝论》），二言“古之所谓大智者，知天下利害得失之计，而权之于人”（《魏武帝论》）。

而仁义利害之别，于君主之统治术中即表现为王霸之辨。苏轼虽崇王道，以为“不可以小用”，而其实极重霸术。其《乐毅论》将王道，霸术分别而言，以三王为“自知其可以王而王”者，五霸，范蠡，留侯为“自知其不可以王而霸”者，而徐偃王，宋襄公，乐毅诸人实为霸者而欲以仁义服民，故其丧国亡身。此语似有与仁义功利合一之说有矛盾之处，然苏轼论此自有分寸。其论仁义功利合一，乃专言王者有诚恳之仁义之心而自然天下归服。而其论霸术之用，则惟注目于利害倾夺，至以代范、留而言曰：“区区之仁义，不足以易吾之大计也”，并赞二人“虽非汤武之佐，然亦可谓刚毅果敢，卓然不惑，而能有所必为者也。”而此一篇纵横文字之结论，便是“欲王则王，不王则审所处，勿使两失焉而为天下笑也。”则是言王道霸术之分，且证王道实非霸者取天下之术也。

而《诸葛亮论》一篇亦可与此相互证明。其主旨乃为“仁义诈力杂用以取天下者，此孔明之所以失也”一语。盖苏轼以为孔明初当以忠信激天下之心，而反以诈术迁刘璋，遂失天下义士之望；后当离间丕、植，绝曹氏之手足，而亦未能出此奇策，“宜其屡战而屡却哉”！则是言孔明亦王道霸术两失之也。然《乐毅论》乃言乐毅为霸者而饰以仁义，而《诸葛亮论》则言其可行王道而失行王道之机，当行诈术而又失行诈术之机。因此可以证明苏轼之王霸观，实以为仁义、诈术乃王、霸分有之，王者不宜为诈术，而霸者亦不可行王道也。

然苏轼虽言王霸分别，而察其论王者诸语，亦时时有功利之念悬于心中。如言王道则重在其“用”：“夫王道者，不可以小用也。大用则王，小用则亡”，实以“王天下”与“亡天下”为重，而以“道”为轻也。至于《论养士》一文，则于满纸诡谲之后仅有区区一语言及“先王之政”，亦可见其心中轻重。故苏轼所为实非一般俗儒所重之王道，而在政治之实效也。

2.2 政治观

2.2.1 施政应以民为本，顺应民意

苏轼人物传论认为英明的君主做出英明的决定是顺应民意，是以民为本的体现。开国君主改朝换代，建国以后止戈罢兵，休养生息等都是为了顺应民意。得民心者，得天下。

《论武王》中，苏轼明白指出武王伐纣后之偃武，其意义及背后之考虑，正与汤所谓的“惭德”相同。戒慎畏惧，偃武修文，是忧虑天下不服，而天下不服的原因，至于“虽盛德所在”一语，其实已可见苏轼不完全否定武王杀纣而代之的正当性。“天下归之，圣人所不得辞也”的乌托邦式理想主义在此不复得见，取而代之的，则是苏轼学术文章所擅长的、由人情考虑而生的洞识及体谅。苏轼其实并未否定武王解民于倒悬之功绩，故仍以“盛德所在”视汤武吊伐之举。但动用武力以取得天下，弒世主以代之，难免纷纷不服者众，苏轼认为，这是经史有征、无可回避之事实 ；难处在于，即使如汤、武之师出有名，都不得对不服者动辄干戈相向，以免有“战胜而不已”的黩武之嫌，“吾民先叛矣”。面对这样微妙而为难的处境，如汤武周公这样中国政治史上的典范人物，都必须长期谨慎谦卑以对，无敢丝毫怠懈，换言之，陈兵或卷藏，“天下”或民意之趋向，都是最重要的依据，而一切都以天下定安为原则。

苏轼人物传论中还指出，商鞅的连坐之法，苛政也。至于桑弘羊，重农抑商，推行盐铁酒类国家专卖政策，通过盐铁酒类的垄断，阻碍了商品经济的发展，加重了农民的负担，形成了国富民穷。苏轼从民生的角度，剖析了商鞅、桑弘羊的政策实行给人民带来的灾难，阻止了经济的可持续发展，直斥其灭国残民，覆族亡躯，其立论扎实，无可辩驳。这与以往立论者均从统治者的角度来论述其强国的作用，而忽视对民生的凋敝、残害，无疑触及到了事物的根本。而苏轼长期受贬，深入民间，老百姓的感受如同身受，从而在其人物传论中才能体现以民为本。

苏轼为民请命，不计得失。面对宰相王安石的激进改革，苏轼直言改革对百姓的危害，主张关心百姓生活，劝告皇帝优先富民，为了百姓，他竟敢说：“苛政猛于虎，如今全国已有二十万虎狼在横行了”。因反对改革，他被排挤出朝廷，但仍能趋利避害，维护一方百姓权益，《宋元通鉴》记载：“时新法日下，轼于其间，每因法以便民，民赖以安”。司马光执政后，全盘否定改革，苏轼站在百姓的角度，建议司马光吸收新法的合理部分，并因此与司马光发生争执，又被排挤出朝廷。苏轼与两任宰相的矛盾并非个人恩怨，而是为了百姓的利益。

2.2.2 统治者应重视人才，任人以明

由于苏轼自己就是屡屡吃亏于小人之口而一贬再贬，所以他特别强调君子和小人之辨，强调统治者要任人以明，切不可惑于小人而使忠臣得罪，社稷被损。

在《论始皇汉宣李斯》中，苏轼指出：“圣人为天下，不恃智以防乱，恃吾无致乱之道耳。”而“始皇制天下轻重之势，使内外相形以禁奸备乱者，可谓密矣。”然而百密一疏，秦始皇致乱之道，就在用赵高、李斯和商鞅变法。苏轼认为：“阉尹之祸，如毒药猛兽，未有不裂肝碎首者”，而始皇、汉宣皆自以为英主而用阉尹之人以至亡国乱朝，则“与庸主不异”。“李斯佐秦皇定天下，不可谓不智”，但在关键时刻李斯却不敢请诛赵高，何哉？苏轼在此将根由归咎于秦始皇重用商鞅变法：“自商鞅变法，以诛死为轻典，以参夷为常法，人臣狼顾胁息，以得死为幸，何暇复请”。正因为如此，李斯才有了为满足一己之私而钻法律空子的可能：“李斯之立胡亥，不复忌二人者，知威令之素行，而臣子不敢复请。”秦二世而亡，其中很重要的原因就是秦始皇误用了人才。假使始皇在病重的时候不遣蒙毅，那么赵高、李斯也不会奸计得逞；假使秦始皇不重用商鞅，也不会有扶苏、蒙括畏法不敢复请始皇而死的悲惨结局。

“水能载舟，亦能覆舟”。苏轼认为对于一切有才能的人，都要有个适当的区处，使其才能为吾所用而不为吾害，这其中就涉及到驾驭人才的心术问题。苏轼认为，君主要驾驭将帅，必须懂得为将者的心理：“敌国愈强，而寇贼愈坚，则将帅之权愈重。将帅之权愈重，则爵赏不得不加。夫如此，则是盗贼为君之患，而将帅利之；敌国为君之仇，则将帅幸之。”（《孙武论下》）将帅是用来作战的，若无作战对象，则其爵赏不得加，所以将帅的心术，是要养寇以自利。但这样一来，国家就受害了。苏轼认为，安史之乱后的唐朝之所以不能复振，就是因为“将帅之臣养寇以自封”（《孙武论下》），不肯全力效命。那么君主如何驾驭将帅呢？他说唐宪宗有一个好办法：宪宗将讨刘辟，以为非高崇文则莫可用，而刘澭者崇文之所忌也，故告之曰：“辟之不克，将澭实汝代。”是以崇文决战，不旋踵擒刘辟，此天子御将之法也。在统治者方面，要广纳人才，同时也要深谙御才之术，要知人善任、任人不疑。

2.3 价值观

2.3.1 敏于智

苏轼认为：“世之所谓大智者，知天下之利害，而审乎计之得失，如斯而已。”（《魏武帝论》）一个人要想成就大业，必须能观微而知著，明白利害得失，当机立断。鲁隐公就是因为失之迂腐，不能当机立断而遭杀身之祸。在《论鲁隐公》中，苏轼满怀同情而又无比心痛地写道：

苏子曰：盗以兵拟人，人必杀之。夫岂独其所拟，涂之人皆捕击之矣。人与盗非仇也，以为不击则并杀己也。隐公之智，曾不若是涂人也，哀哉！隐公，惠公继室之子也，其为非嫡，与桓均耳，而长于桓。隐公追先君之志而授国焉，可不谓仁人乎？惜乎其不敏于智也。使隐公诛翚而让桓，虽夷、齐何以尚兹？

苏轼认为鲁隐公遵从惠公遗志，还政于恒公，是可以称得上“仁”的了，只可惜他的“智”太低劣，连路人也比不上，路人看到有行凶之意的强盗，会捕之以免受其害，鲁隐公却不能及时解决那个有行凶之意的公子翚，自贻后患。所以，倘“不敏于智”，徒有“仁”心是没用的。

2.3.2 忍小忿而就大谋

苏轼在其人物传论中反复申明了他评价重要历史人物的一条基本标准，就是是否有 “容忍”这种可贵的品性。苏轼在《留侯论》这篇著名的人物传论散文中，把 “忍”字发挥得淋漓尽致，开笔便郑重地指出：

古之所谓豪杰之士，必有过人之节。人情有所不能忍者，匹夫见辱，拔剑而起，挺身而斗，此不足为勇也。天下有大勇者，率然临之而不惊，无故加之而不怒，此其所挟持者甚大，而其志甚远也。

苏轼认为成大事者应具备非凡的气度和高远的志向。紧接着，苏轼在文章中引经据典，反复论证：“且夫有报人之志，而不能下人者，是匹夫之刚也”，“彼其能有所忍也，然后可以成大事”的道理。苏轼认为张良之所以能够成功，在于能变少年时的“不忍忿忿之心”为“忍小忿而就大谋”的度量。文章最后又以非常肯定的语气严正指出：“观夫度祖之所以胜，项籍之所以败者，在能忍与不能忍之间而已。”

2.3.3 具备“天下之大节”

苏轼认为具备可致之才对于成大事非常重要，但“至于捍社稷、托幼子，此其难者不在乎才，而在乎节，不在乎节，而在乎气”（《霍光论》）。诚然，苏轼在这里更看重“节”和“气”在成大事中的重大作用。“才”对成大事者固然重要，但没有“节”和“气”的统协，“才”就只能成为“与天下争能”的狭隘之才。苏轼在《霍光论》中称霍光“先无尺寸之功，而才气术数又非有以大过于群臣”，却“以匹夫之微而操生杀之柄，威盖人主，而贵震于天下”，“历事三主而终其身，天下莫与争”，就在于霍光“才不足而节气有余”，在于他不会以区区之才与人争短长，在于他能以“节气”全其身和全其国。苏轼在这里论证的“节气”就是一种“大节”，它要求一个人必须胸怀整个天下，心底无私、志向坚定。他在《伊尹论》说：

办天下之大事者，有天下之大节者也。立天下之大节者，狭天下者也。夫以天下之大，而不足以动其心，则天下之大节有不足立，而大事有不足办者矣……夫天下不能动其心，是故其才全。以其全才而制天下，是故临大事而不乱。

“‘狭天下’，即以天下为狭，盖言其胸怀之大，装着天下之‘全’。有此大器，才能立‘大节’，才能有‘全才’去面临大事。因为胸中所挟者甚大，故能不为外物所动，保持真正的操守。这操守非一般的小节，其内涵极大，故谓之‘天下之大节’。”伊尹之所以能废太甲，而“天下未尝有是，而伊尹始行之，天下不以为惊；以臣放君，天下不以为僣；既放而复立，太甲不以为专”，就在于伊尹“视天下渺然不足以动其心”，“其素所不屑者，足以取信于天下”（《伊尹论》）。苏轼人物传论的缺失

3.1 疏于对经济及其影响的论述

苏轼专注于政治和历史人物的品评，但疏于对经济及其影响的论述，不了解历史更替背后的经济变动所起的作用，只归于政事之得失。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苏轼反对官营禁榷，在中国历史上商鞅和桑弘羊所代表的经济主张，主要开向是重农轻工商和强调官营禁榷，其共同点在于富国为首位。对此，苏轼是持明显的反对态度的。他说：“秦固天下之强国，而孝公亦有志之君也。修其政刑，十年不为声色畋游之所败，微商鞅有不富强乎？秦之所以富强者，孝公务本立穑之效，非鞅流血刻骨之功也。而秦之所以见疾于民，如豺虎毒药，一夫作难，而子孙无遗种，则鞅实使之。至于桑弘羊都莦之才，穿窬之智，无足言者，而迁称之为：‘不加赋而上用足。’善乎司马光之言也！天下安有此理？天地所生财物，百物止有此数，不在民则在官。譬如雨泽，夏涝则秋旱。不加赋而上用足，不过设法阴夺民利，其害甚于加赋也。……用商鞅、桑弘羊之术，破国亡宗者是也。”他明确反对以官营禁榷的方式来实现富国的目的，认为桑弘羊以“民不益赋而国用饶”作为口号，采用盐铁官营等方式增加政府收入的办法不可取，认为这些办法”不过设法阴夺民利，其害甚于加赋也。”苏轼针对新法所出现的“聚敛”指责宋神宗：“今陛下使农民举息、与商贾争利，岂理也哉！……今青苗有二分之息，而不谓之放债取利可乎？”这段话是指变法中主要的大法之一一青苗法的施行，把放贷之权收归国家，变为了官放高利贷。因司马迁对商鞅、桑弘羊的政绩加以客观叙述而斥责”司马迁二大罪”。其目的是以反对历史上的变法人物来非难王安石变法，非难重商行为。他看不到变法对于经济发展的推动作用，而认为是”与民争利”。尽管”官商”行为是不可取的。为商贾立传，承认商业的重要性，司马迁何罪之有？这恰恰表明司马迁的远见和苏轼的政治偏见。殊不知国富才能民强，宋朝是经济发达，但是朝廷羸弱的时代，苏轼对国家经济疏于重视也是情有可原的，我们不能苛求于古人。

3.2 具有根深蒂固的封建等级观念和重文轻武思想

苏轼人物传论具有根深蒂固的封建等级观念和重文轻武思想。如《卫青奴才》中“若青奴才，雅宜舐痔，踞厕见之，正其宜也。”因卫青出身微贱曾为官奴而卑视之，只见其出身，不见其出击匈奴、守边之功，这是不公平的。这反映了苏轼具有根深蒂固的封建等级观念。同时断言“汉武帝无道，无足观者”，不见其开疆拓土，保持大汉统一，功大过小。这也说明苏轼历史观的片面性，只重文治，不见武功。

苏轼生活的北宋时期由于开国君主赵匡胤“黄袍加身”成为皇帝，所以北宋建立后，赵匡胤开始大肆裁撤武官，任用文人为中央到地方的官员。苏轼受时代政治思潮的影响，具有根深蒂固的封建等级观念和重文轻武思想。苏轼人物传论产生的主要原因

4.1 苏轼人物传论产生的客观原因

苏轼人物传论的产生深受唐宋文坛散文的影响，尤其是深受唐宋八大家其他七大家的影响，相较其它人而言，“韩如潮,柳如泉,欧如澜,苏如海”，苏轼文章内容材料丰富，思想深刻，气势沉雄，笔力老健，观点英锐。

中唐散文大家韩愈、柳宗元倡古文运动，开散文革新的先河，主张文学服务于社会，“文以载道”。“文以明道”，使散文发挥了很好的社会作用，并对后人产生了深远的影响，首先就影响了北宋的文人。在韩柳的散文作品中，出现了一种特殊的人物传记散文，如《朽者王承福传》、《种树郭秦驼传》、《梓人传》和《捕蛇者说》等。这种传记散文多取材于社会底层被压迫和被剥削者的生活，揭露了中唐杜会的种种弊端，同情劳动人民的不幸遭遇，表达了作者的某种主张。文章有叙有议，叙议结合，叙为议而设，议为叙而生，叙人之事是虚，议政之理是实。这种移花接木的技巧为宋代议论散文的发展开辟了新路。

北宋前期文人在前人的基础上创作了一些议论时人的议论散文，成就最突出的是北宋文坛主将欧阳修。欧阳修写了《论杜韩范富》、《论狄青》、《论贾昌朝》等文，此外还有吕诲的《论王安石》和陈灌的《论蔡京》等文。与唐人不同的是，这些文章都是以当时的朝臣为议论中，议论时也不像唐人那样躲躲闪闪。含蓄蕴藉，而是直截了当，痛痛快快地畅谈自己的见解。且看《论狄青》一文的开篇：“臣闻人臣之能尽忠者，不敢避难言之事，人主之善驭下者，常欲闻难言之言，然后下无隐情。上无奎听。奸究不作，祸乱不生。自古固有伏藏之祸，未发之机，天下之人皆未知，而有一人能独言之，人主又能嘉而用之，则销患于未萌，转祸而来福者矣。”这样一席话，皇帝不必深思就能知作者用意。欧阳修的《论杜韩范富》则更是明明白白为庆历革新人士杜衍、韩琦、范仲淹、富弼说公道话，希望仁宗皇帝能分清是非。“早辨谗巧，特加图任”。这些文章的政治性是明显的，在朝廷影响很大。欧阳修是苏轼的恩师，这些文章对苏轼的影响是可想而知的。

我们还必须注意到的一个事实是：苏轼的父亲苏洵曾写过一篇著名的人物传论《管仲论》。文章立论出人意外，着重评论管仲政治上的失误，指出管仲虽为齐国富强作出了重大贡献，但“可谓不知本者矣”，理由是管仲生前未能荐举贤人以继承事业，以致身死之后，群臣争权，国政一败涂地。文章见解独特，道理充足，对苏轼的影响则是肯定无疑的。

4.2 苏轼人物传论产生的主观原因

唐人的影响和师长们的影响。这些都只是外部原因，如果缺乏起决定作用的主观原因，苏轼的人物传论还是不能产生的，因此，我们还必须追寻苏轼的人生踪迹。据清人朱轼的《历代名臣传》载，苏轼十岁时，“父洵游学四方，母程氏亲授以书，闻古今成败，辄能语其要。比冠，博通经史，属文日数千言，好贾谊、陆蛰书。”由此看来，苏轼从小就养成了研究古今成败的兴趣和爱好，而人的兴趣和爱好往往能影响人的一生，这便是他的人物传论产生的根源。

苏轼于嘉祐二年（1057）考中进士。步人仕途，其时才21岁，四年后经欧阳修推荐，参加制科考试。《留侯论》便是考前所献的文章之一。当时的苏轼。英态焕发，才华横溢，大有一展鸿图之志，所以文章显示出纵横掉阖，汪洋态肆的风格。神宗朝以后，苏轼屡遭贬斥，几度浮沉。历尽艰辛。但他性格豁达，始终不忘君国，为文更趋成熟，削“刚锐之气”为“坚忍不拔”之心”，实践了自己的人生观念。

苏轼的人物传论是有自己特色的，我们无须将此类文章与苏轼其他文章比较高下，但须肯定这类文章也是具有一定成就的。

结语

综上所述，苏轼的人物传论特点鲜明，所选人物多有重大历史影响，他善于借古人之事以议论当世之过和立意新颖，发前人之所未发。此外，苏轼还长于论述政治、军事和人际关系，使三者浑然一体，在形式和文体上更是不拘一格，丰富多样。苏轼人物传论的思想内涵主要体现在他独特的历史观、政治观和价值观上。人物传论中，苏轼强调“势”在历史事件中的重要性，崇尚纵横和王道，实则极重霸术，他认为统治者应以民为本、顺应民意，要重视人才、任人以明，而人才应以智、忍、节为完美的人格追求。当然，苏轼人物传论中也有缺失，他具有根深蒂固的封建等级观念和重文轻武思想，只专注于政治和历史人物品评，而疏于对经济及其影响的论述，他不能彻查历史更替背后的经济变动所起的作用，只归于政事之得失。无论如何，我们不应该苛求古人。苏轼人物传论的产生深受唐宋文坛散文的影响，尤其是深受唐宋八大家其他七大家的影响，另外，苏轼人物传论的思想也深受时代政治思潮的影响，总而言之，苏轼所处时代的社会环境和他的人生经历造就了苏轼的人物传论的特色。研究苏轼人物传论的价值在于，有助于进一步了解和探究苏轼的精神结构和思维特点。

参考文献

［1］林语堂.苏东坡传.海口：海南出版社，199

2［2］朱靖华.苏轼论.北京：京华版社，1997

［3］苏轼.苏东坡全集4苏东坡文集.张彦修点校，广东：珠海出版社，1996

［4］苏轼.苏轼文集.舒大刚整理，北京：语文出版社，200

1［5］王水照，朱刚.苏轼评传[M]．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

4［6］孔凡礼.苏轼年谱.北京：中华书局，200

5［7］曾枣庄.苏文汇评[M].成都：四川文艺出版社，2000

［8］陈晓芬.苏轼史论文中的人格思考[J]．吉安师专学报(哲学社会科学），2000

［9］周国林.评苏轼的人物史论.长沙电力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1

［10］邓秀珊.可致之才与任人以明——评苏轼史论中的人才观.时代文学，2001

［11］杨金平.苏轼论春秋名臣.乐山师范学院学报，2009

［12］何玉兰.从苏轼“论管仲”说开去.内江师范学院学报，2009

［13］花妮娜.苏轼“史论文”简论.渭南师范学院学报，2011

［14］李贞慧.由《论武王》看苏轼海外《志林》的诠释问题.文学遗产，2010

［15］粟品孝.宋代三苏的史论.西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0

［16］孙民.关于苏轼论韩愈.乐山师范学院学报,2006

致　谢

在此篇毕业论文划上句号之际，我郑重地向我的指导教师刘振英老师表示我最诚挚的感谢！衷心地感谢他的关心、指导和教诲。在老师的精心引导下，几经修改和完善我终于完成了毕业论文，从他身上我学到了一些论文写作的知识，为以后的论文写作打下了基础。

最后还要感谢我的同学和朋友对我的关心和帮助。

第四篇：论杜甫诗歌的意象美

浅谈杜甫诗歌意象的特征

杜甫生活在唐王朝由强盛走向衰落的时期，一生颠沛流离，忧国忧民，以其最为自觉、最为深沉的社会意识，穷毕生精力和天才创作诗歌，存世一千三百多首。其诗把个体人格融入广阔人生，襟怀博大，至情至性，内蕴深广，众体兼善，素有“诗史”之称，其人享有“诗圣”之誉。为何杜诗在唐代达到了中国古代诗歌艺术的最高成就？本文试从诗歌意象方面作简要分析。

一.诗歌中的意象及其重要审美作用

意象是客观物象与诗人主观情思融合的产物。在诗歌创作过程中,客观景物感情化了,主观情感融合在景物刻画之中。既然呈现在诗中的景物都经过诗人主观情思的熔铸,并且被诗人情感的链条连接起来,意象中的“意”(主体情感、感受)和“象”(客体形象、性质)之间的结合状态就会呈现种种差别。古今中外的诗人、学者对意象的创造及其审美作用都很看重。大体说来,六朝盛唐诗歌意象中的“意”和“象”大体是均衡的,景物的形貌、色泽和时空状态是真实的、客观的,没有被主体的情感意志所改变。魏晋六朝诗在描写客观景物时强调形似,强调准确地表现客观景物的形态和特点。这一点既体现在当时的诗歌创作中,也反映在当时的文论和诗论所提倡的“形似论”中。刘勰论述“窥意象而运斤”，即指诗人当以审美意象构筑其艺术世界；司空图提出“离形得似”的主张，鼓励诗人“略形貌而取神骨”，追求艺术的神似。盛唐诗歌不再像六朝诗歌那样追求形似,而是追求“神似”,但仍然是真实地摹写物象,意象中的主观情意和客观物象还是处于平衡和谐的状态。因此诗人往往善于塑造特定意象来含蓄地抒发自己的情感。同一民族、同一文化背景下的人往往创造出带有自己民族文化情感的特定意象，比如“鸿雁”“杨柳”“菊花”“月亮”“杜鹃”“梅花”等。

二、杜甫诗歌意象生成的特点及其审美价值

杜甫在诗坛的崇高地位固然与其诗内容丰富、思想深刻题广泛等因素密不可分，还与杜诗在艺术技巧上的变革创新紧密相联。在杜诗中,描写景物出现了一种新的形态,即强调和凸现审美主体对客观景物的独特的感觉,包括瞬间的错觉、幻觉,从而营造了一种超越客观真实的、别具意趣的审美意象。可以说杜诗独开生面，“一变前人而前人皆在其中”，创造性地营造 1 丰富的意象，精确地传达出诗人内心的复杂意绪，蕴涵着巨大的艺术魅力，给人以强烈的美的震撼。

(一)、意象个性化与杜诗的艺术风格

杜甫在多年的诗歌创作实践中，推陈出新，形成了个性鲜明的意象群。这些意象群，都浸透着诗人伤时忧国、爱民悯生的情感，带有浓厚的悲壮色彩。杜甫素怀大志，自许甚高。他“七岁思即壮，开口咏凤凰”（《壮游》），立志 “窃比稷与契”，要“再使风俗淳”，对自己充满信心，自觉地赋予自己以时代的使命感，流露出自致隆高、凌跨世俗的强烈愿望。正是这种雄豪的性格、伟大的抱负、高尚的人格、阔大的胸怀，使杜甫在创作倾向上推崇笔力雄强、气象阔大之作，在创作实践上追求阳刚之美。体现在对意象的独特选择上，就决定了杜诗的物象选择必然会倾向于具有阳刚之美的阔大物象，表现出独特的艺术风格和审美价值追求。

于是体现在杜甫笔下的自然景象，则为“造化钟神秀，阴阳割昏晓”“星垂平野阔，月涌大江流”“吴楚东南坼，乾坤日夜浮”“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等极为雄壮阔远的高山巨泽、长空大川等意象选择，表现了诗人广博的襟怀、强大的精神力量及人格魅力。而体现在杜甫的咏物诗中，则以对凤凰、马、鹰、雕一类雄强刚猛的动物的歌咏为主。“凤凰” 是杜诗中独具个性的意象。凤凰是我国古代传说中的神鸟，据说凤凰出现则天下太平。自从七岁咏凤凰以来，杜甫就越来越有意识地以凤凰自况。这能带来太平祥瑞的凤凰，不就是他伟大抱负的象征，不就是他的图腾吗？《朱凤行》里那只处境艰险，穷愁潦倒，孤无俦侣，却心系百鸟，犹“愿分竹实及蝼蚁”的仁爱善良的朱凤形象，正是诗人自身仁民爱物的象征。诗人在诗中热切地呼唤它的降临，“干戈兵革斗未止，凤凰麒麟安在哉”（《又观打鱼》）；甚至愿献出自己的血肉之躯：“我能剖心血，饮啄慰孤愁。心以当竹实，炯然无外求。血以当醴泉，岂徒比清流。”（《凤凰台》）再看诗人笔下的马：“胡马大宛名，锋棱瘦骨成；竹批双耳峻，风入四蹄轻；所向无空阔，真堪托死生；骁腾有如此，万里可横行。”（《房兵曹胡马》）这首诗借马之神清骨峻、昂藏不凡意象，言己之壮志雄心，充分表现了作者一往无前、以天下为己任的英雄主义气概。在《画鹰》里，诗人以鹰自比，不仅“竦身思狡兔，侧目似愁胡”，更期待着“何当击凡鸟，毛血洒平芜”。诗人这种抱负和情怀，精神和气魄，至老而弥盛，更增一种不妥协之心。如《瘦马行》《病马》等诗无不表现出杜甫虽至暮年而壮心不减，鞠躬尽瘁，忠心耿耿的形象。这些诗都将主体感情注入客体之中，诗人之情志与客观之事物有机契合，使其意象更加鲜明，内蕴更加深广。诗人的致远雄心和疾 恶刚肠所体现出的忠君爱国，必然升华为对人民命运深切关注的仁民爱物。前者所体现的英雄情结与后者所体现的人道情怀在本质上具有一致性。

由此杜诗还表现出对微小柔弱的或被摧残遗忘的物象的歌咏与关注。如《孤雁》：“孤雁不饮啄，飞鸣声念群。谁怜一片影，相失万里云。望尽似犹见，哀多如更闻。野鸦无意绪，鸣噪亦纷纷。”战乱频仍，人民漂泊流离，诗人同情悲切之心流露无遗。全篇皆以审美主体对客体的观照立言，客观物象鲜明地打上诗人主观感情之烙印，构成特色独具的意象，诗歌意蕴内藏，思想容量极大。在对小生命的观照中，形象地展现着作者的精神世界。爱憎分明，至情至性，真是“一重一掩吾肺腑，山鸟山花吾友于。”

此外，病树、病桔、枯棕、古塞、秋云、残炬„„甚至高江、急峡、危城、孤舟、啼猿、翔鸟、落花、落日、寒月等等；以及那辛苦的织女，堂前扑枣的老妇，重负下呻吟的老农，新婚成别的夫妻；那巧取豪夺的官吏，骄横跋扈的将军，粗暴无理的恶少，长安水边的丽人等，都成为颇能代表杜诗风格的意象，表现了诗人杜甫对中兴济世的热切，对淆乱乾坤的指斥，对横行霸道的愤慨，对漂泊流离的悲伤，对生灵涂炭的悲悯，对物力衰竭的惋惜，对博施济众的赞美。总之，杜甫一生不管穷与达、安与危，都始终充满一种义不容辞的责任感和使命感，抱着以自己的生命去殉所热爱所从事的事业的坚定信念，“上感九庙焚，下悯万民疮”，其气至大至刚，其情至悲至痛；而其独具个性的诗歌意象，融自然景物、国家灾难、个人情思为一体，寄慨遥深，使真实壮阔的时代生活画面罩上了凝重深沉的忧郁色彩和悲剧气氛，感情豪壮悲怆，笔触苍老遒劲，鲜明地形成了杜诗沉郁顿挫的艺术风格，其意象生成的或“喷薄而出”“壮丽高朗”的阳刚之美，或“透彻温醇”“情韵缠绵”的阴柔之美，只不过是其诗歌风格的两个不同侧面而已。杜诗在其独特的诗歌意象中把家愁国恨交织起来，深刻地表现了正直知识分子的个人命运与国家民族命运休戚相关，具有高度的概括性和典型意义，这正是“沉郁顿挫”的精神实质。

(二)、意象的密集组合及其对近体诗自身格律限制的克服

诗歌意象的组合或跳跃，是一种最凝练精粹的意象表达方式。中国古典诗词意象的组合，借助了汉语语法意合的特点，词语与词语、意象与意象之间可以直接拼合。这就犹如电影里的蒙太奇手法，一个意象接一个意象，一个画面接一个画面，镜头之间留下大量的空白，让读者根据生活的逻辑、经验的积累和自身的修养去补充完善。这种高度浓缩的诗句，最大限度地增强了诗歌意象的密度和诗句的力度；不仅使诗中的意象群鲜明突出，而且为读者提供了联想与想象的广阔天地，具有极大的审美价值。

同李白诗歌意象的“疏宕”不同，杜诗善于把若干意象压缩在一句诗中，密度大，容量也 大，显得凝重老成深厚。比如被誉为“古今七律第一”的《登高》：“风急天高猿啸哀，渚清沙白鸟飞回。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万里悲秋常作客，百年多病独登台。艰难苦恨繁霜鬓，潦倒新停浊酒杯。”整首诗的意象组织得十分紧密，特别是首联和颈联，意象一个接一个，层出不穷，用字遣词极为精当，无一虚设。“万里”一联关合多层意思，且不觉堆砌，历来为人所激赏。另有人则云他乡作客一可悲，经常作客二可悲，万里作客三可悲，况当秋风萧瑟四可悲，登台易生悲秋五可悲，亲朋凋零独去登台六可悲，扶病而登七可悲，此病常来八可悲，人生不过百年却在病愁中过却九可悲。这里万里、悲秋、作客、百年、多病、独、登台诸多意象交错组合，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有序而无时序，交织共时，一目尽收眼底。诗中秋景已非夔州实录，而是“离形得似”的艺术幻境；诗中悲秋之情也不仅是杜甫个人独有的情绪，而是从个人生活经验中提取的具有普遍意义的审美经验，真正做到了“写现实而超越现实”。再如《春望》：“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烽火连三月，家书抵万金。白发搔更短，浑欲不胜簪。”意象之密集，组合之紧凑，非如此不足以道出此诗的丰富、复杂、曲折、隐微、沉痛之处。首联“国破”的残壁与“城春”的生机蓬勃构成鲜明对比，突出勾画了长安沦陷后的破败景象，寄寓了诗人感时忧国的深沉感慨。司马光赞赏道：“古人为诗，贵于意在言外，使人思而得之„„近世惟杜子美最得诗人之体。如此言‘山河在’，明无余物矣；‘草木深’，明无人迹矣；花鸟，平时可娱之物，见之而泣，闻之而悲，则时可知矣。”

杜诗在以天然景物构成意象时，还开创了意象叠加的方法，即全用实体性的名词意象拼接浓缩，省去诸名词意象之间的关联词语，“语不接而意接”，以高度的诗化语言，扩大了近体诗的容量，达到了言约义丰、以少总多的艺术境界，增添了审美价值。如“风急天高猿啸哀，渚清沙白鸟飞回”（《登高》）“细草微风岸，危樯独夜舟”（《旅夜书怀》）“三年笛里关山月，万国兵前草木风”“含风翠壁孤云细，背日丹枫万木稠”（涪城县香积寺官阁））“日月笼中鸟，乾坤水上苹”（《衡州送李大夫七丈赵广州》）等都是意象密度极大的句子，其意象间形成一个个断裂的空白，造成意象间的脱节；实际上这是诗人有意为欣赏者留下的空白，它延长了欣赏者的审美感知过程，增加了审美趣味。此种意象叠加法，杜甫以后仿效者渐多，且不乏佳构，如“雨中黄叶树，灯下白头人”“鸡声茅店月，人迹板桥霜”等；柳永、马致远等人也有精妙的借鉴与创新。杜甫对意象组合方式的开拓与创新，克服了近体诗自身的局限，扩大了这一体裁的容量，丰富了近体诗的表现技巧，使诗人情感的表现更为自由灵活多变，从而使近体诗具有一种异于古诗的新的审美特征。

(三)、意象的新奇构造及其所产生的独特的审美效果 当诗人独特的感受与情感不能在客观事物中找到合适的表现形式时，诗人就会凭借自身的想象力，对客观事物加以变形重铸，让心灵孕育的意象，以新奇的构造方式妥帖地传达诗人的情意。杜甫有诗云：“为人性僻耽佳句，语不惊人死不休。” 他总是自觉地造语作新，尤在诗歌语言上“独开生面”。为此，后人曾指责杜甫：“在于好奇，作意好奇则天然之致远矣„„细观之，觉几回不自在。”其实，“作意好奇”正是杜甫自觉的追求，“不自在”正是杜甫诗歌陌生化的效果。诗人往往用紧缩省略、颠倒错综、反接实描、动词变义等种种变形方式，使语序多“以意为之”，铸成新奇别致的意象形态，显示出一种新的审美追求与审美特征。这种变形看似“反常”“无理”，然而它却更深刻更有力地显示着所描写事物的本性、神髓、风采，因而具有着“反常合道”“无理而妙”的特点，形成了审美意象的灵趣与奇趣。它看似破坏了先前意象的自然亲切感，却具有一种新奇性与陌生感，给读者留下了艺术想象和再创造的空间，增强了诗歌的艺术魅力。如“碧瓦初寒外”（《冬日洛城北谒玄元皇帝庙》），“初寒”之气充塞宇宙间，无所不在，无所不包，碧瓦何能独居于外？但只要我们充分调动审美经验和想象力，领悟到诗人因瓦之碧色联想到草木之青翠，再由“悲哉秋之为气也，草木摇落而变衰”这一生活经验，则眼中之碧瓦的的确确独居于寒气之外；而且仰视巍巍玄元寺，感觉碧瓦之高已超然乎充塞于天地之间的寒气，则非“外”字不可了。诗句借碧瓦之实体，将诗人对高耸壮丽的玄元寺的独特感受和拜谒时的崇敬心理传达给读者。再如“星临万户动，月傍九霄多”（《春宿左省》），月或有“言圆缺，言明暗。言升沉，言高下，未有言多少者”，“今曰‘多’，不知月本来多乎？抑傍九霄而始多乎？不知月多乎？月所照之镜多乎？”叶燮指出这一“多”字有“不可名言”之妙：“试想当时之情景，非言明、言高、言升可得，而惟此多字可以尽括此宫殿当前之景象。他人共见之，而不能知、不能言；惟甫见而知之，而能言之。”其实“多”只是感受，是诗人任拾遗值班时因忧国事不成寐而看月的独特感受，其中不乏诗人夜宿左省的甜蜜幸福感。故只有“多”字才足以表达他复杂的心绪。

从某种意义上说，诗是想象力的竞赛，创构新意象，让意味与诗的形式得到最完美的化合，乃是诗人神圣的使命。杜甫创构的新奇意象乍看悖于常情常理，实则是利用所谓“阻拒性原理”与“陌生化”原则，使那些已变得惯常的或无意识的东西陌生化；而那些从个人生活经验中蒸馏出来的细节，经由诗人主观感情的点化，并用自己独特的用词遣句、意象结构，形成个性化的情感意象，创造出全新的感觉世界。如《放船》中的“青惜峰峦过，黄知桔柚来”，由第一眼的印象到引起感受的情绪，再到理性判断，秩序井然，不正是“意识流”所追求的效果吗？试看“经心石镜月，到面雪山风”（《春日江村五首》）这样的语序，不是惟妙惟肖地绘制出了诗人因感受的强烈才引起对事物的关注的思维轨迹吗？杜甫还善于利用汉字的 视觉性，将一些客观上无序的共时画面组合成有序的诗的语法，看似不经心实则精确地表达了自己的感受，获得了独特的审美效果。如“桃花细逐扬花落，黄鸟时兼白鸟飞”（《曲江对酒》），在自然界，桃花、扬花本是错杂纷下，而黄鸟、白鸟也无所谓谁伴谁飞；一经杜甫组织入诗，“逐”“兼”二字顿然化无序为有序，而人情便宛然在其中。这种新奇的意象构造，开创了由具有现实特征的意象向超现实的意象迈进的物化抒情方式，突破了旧的审美心理规范，具有独特的审美价值；这在中国古典诗歌意象形态发展过程中，无疑是一个里程碑。

主要参考文献：

① 陈贻焮《杜甫评传》（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版）

② 邓魁英、聂石樵选注《杜甫选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版）

③ 江裕斌《试论杜甫对诗歌意象结构与音律的开拓与创新》（见《文艺理论研究》1991年第2期）

④ 郎保东《审美意象的趣味》（见《文艺理论研究》1991年第5期）

⑤ 林继中《杜诗情感意象的一种构图方式》；姜耕玉《论诗歌中的联觉意象》（均见《文艺理论研究》1992年第1期）

第五篇：论李白诗歌的月亮意象

论李白诗歌的月亮意象

摘要：自李白因母梦长庚而出生到晚年因醉酒入水捉月仙去的传说，表明诗人一生与明月有着不解之情缘。其千首诗作中就有月意象336例，涉月诗更高达400多首，月意象之丰富，意蕴之深邃，表现之突出，艺术之高超，都非他人可比，且对后来如刘禹锡、苏轼等咏月诗词的创作产生深远的影响，为中国月文化的形成与发展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关键词：李白；诗歌；月亮；意象；

说到对唐诗的接触，首先是幼时从李白的《静夜思》等诗歌开始的，并由此而一下子喜欢上了唐诗。常为诗人笔下那吞吐山河、包孕日月的壮美意象所吸引，如：“大鹏一日同风起，扶摇直上九万里。假令风歇时下来，犹能簸却沧溟水”（《上李邕》）[1]的大鹏；“黄河西来决昆仑，咆哮万里触龙门”（《公无渡河》）、“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将进酒》）的黄河„„深感诗人对那些雄伟、壮观的景象尤为倾心，总是将其放在广阔、苍茫、浩瀚的时空背景下，以其如椽的生花妙笔予以大胆夸张或神奇想像的艺术描绘和表现，构成雄奇壮美的诗歌意象；与此同时，也时常为诗人笔下那清新明丽的优美诗歌意象和意境所倾倒、所陶醉，如：“人行明镜中，鸟度屏风里”（《清溪行》）的诗情画意；“山明月露白，夜静松风歇”（《游泰山》其六）的清新、明丽等等。特别是诗人笔下那反复出现的月亮意象，诸如：“绿水净素月，月明白鹭飞”（《秋浦歌》其十三）、“波光摇海月，星影入城楼”（《宿白鹭洲》）、“月随碧山转，水合青天流”（《月夜江行》）、“雁引愁心去，山衔好月来”（《与夏十二登岳阳楼》）等等，更是给读者以目不暇接之感。月的意象在李白的诗作中反复出现，其使用次数之多，频率之高，可谓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笔者据《全唐诗》统计，李白的近千首诗中涉及到月亮的就有400多首，仅“月”的意象就出现了336次，这还不算那些如“玉盘”、“玉轮”、“玉环”、“玉钩”、“玉弓”、“玉镜”、“天镜”、“明镜”、“玉兔”、“嫦娥”、“蟾蜍”等等月亮的代称、别称，至于那些表现时间和月份的月则更不在统计之列了。由此可以看出，李白对月亮有一种出于本能、超乎常人的特别喜爱之情。对他来说，恐怕最为美好、最感亲切的东西就是心中和笔下的月亮了。诗人之恋长空皓月，不仅因为她有照见离人的情愫，温馨怡人的风致，飘逸脱尘的气韵，晶莹高洁的品格，而且因为她善解人意，能够慰藉诗人悲苦幽怨的心灵，并伴随其度过孤寂飘零的流落生涯，使之暂时忘记尘世的纷扰纷争，在安宁静谧的世界中，感悟人生的真谛，寻觅尘世之外大千世界所涵蕴的无穷美感。

一、李白与月之不解情缘

李白的一生与月亮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和不解之缘，或者说他对月亮有着一种特别的、如同图腾般的崇拜情结，诗人的一生也仿佛和月亮紧密联系在一起，他们相互视对方为知音与挚友，将对方作为情感诉说的对象，诗人将人生的喜怒哀乐诸般心绪都诉之于月，托之于月，常使得人与月共喜，月和人同忧。月亮成了反江苏广播电视大学学报2003年第4期李军：论李白诗歌的月亮意象及意蕴映和负载诗人无限情思的“心灵多棱镜”与“心灵多媒体”。在诗人笔下，有静态的月：清月、明月、圆月、残月„„有动态的月：月出、月涌、月升、月落、月圆、月亏„„有不同时间的月：古月、今月、春月、秋月、夕月、晓月„„有不同地点的月：松月、萝月、林月、江月、海月、山月„„也有各种形态的月：玉盘、玉轮、玉镜、玉环、玉钩、玉弓„„不一而足。真可谓是多情谁似南山月，天上人间长相知了。试读其诗：“小时不识月，呼作白玉盘。又疑瑶台镜，飞在青云端。仙人垂两足，桂树何团团。白兔捣药成，问言与谁餐？”写诗人少年时对明月的认识和理解。因年幼，把一轮圆月当作

挂在蓝天上的白玉盘子，又想像成神话传说中的镜子飞落到了碧蓝的天穹上。白兔长年捣药辛苦不辛苦？这种长生不老的药是嫦娥一个人服用，还是与别的人或神仙共同享用？丰富的想像与神话传说的迭合，生动的比喻与强烈的抒情结合，构成诗人笔下瑰丽神奇的月亮意象，使人感到新颖有趣。有了“呼”、“疑”的前后照应，再加上“与谁餐”之问，表现出诗人儿时的天真烂漫，也表现出诗人对月亮的一种朦胧而又美好的情愫。恐怕也正是这种强烈的好奇之心使诗人从此与月亮结下了终身的不解之缘。自此以后，明月便如影随形一般地与诗人终生相伴了。《峨眉山月歌》：“峨眉山月半轮秋，影入平羌江水流。夜发清溪向三峡，思君不见下渝州。”这是年轻的诗人初出蜀时的作品。诗写秋天的夜晚，峨眉山捧出半轮之月，世界顿时撒满月光的清辉；接写诗人趁着月色乘舟远行，只见月亮的影子倒映在江水中，好似随着流水伴着诗人远行，又好似诗人在携月外出旅游；继写月亮为山峰挡住，诗人只能默默地向明月告别；最后写其对明月也是对故乡、友人的深切思念之情。以拟人、象征的手法，表现出诗人向往光明世界、对美好事物的热爱及思念友人、眷恋故乡的强烈思想感情。后来，诗人漂泊四方，只好与“朗然清秋月”（《赠从孙义兴宰铭》）相依为伴，“时来饮山月，醉酒弄清辉”（《赠秋浦柳少府》），“中夜卧山月，拂衣逃人群”（《赠僧崖公》），显然，他已以明月为知音与挚友了。“清风朗月不用一钱买”（《襄阳歌》），尽情地享受大自然对他的赏赐和带给他的忘怀世事的快乐。但诗人毕竟是生活在尘世中的人，尽管他时常做着“一夜飞度镜湖月”（《梦游天姥吟留别》）和“欲上青天揽明月”（《宣州谢眺楼饯别校书叔云》）的人生理想之梦，终不能也无法忘怀现实。当他远离家室，独自漫游在外，在旅舍寒夜孤灯之下，不免为自己人生的理想抱负不得实现而备感忧凄愁苦；“孤灯不明思欲绝，卷帏望月空长叹”（《长相思》），对月伤怀念远，思念故乡和亲人。“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在夜深人静之时，诗人辗转难眠，在迷迷糊糊的朦胧状态中，错把射进屋内床前的月光“疑”作遍地浓霜，反映出诗人所处环境及心境的凄清寒冷。再由抬头所见之月光，不由得以极其沉重的心情和难抑的酸楚“低头”思念故乡和亲人，勾画出一幅生动形象的月夜思乡图，显得意味隽永，令人回味不尽。此诗显得语浅意深，堪称千古绝唱。当诗人孤独痛苦的时候，便深情地邀请明月与自己一起饮酒解闷：“花间一壶酒，独酌无相亲。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我歌月徘徊，我舞影零乱。”（《月下独酌》）诗人邀请明月与自己的影子一起饮酒，把原本的孤单清冷写得颇为“热闹”，但“月既不解饮，影徒随我身”，他和月、影之间缺乏必要的沟通和了解，更不要说相知相慰了，即使如此却也无可奈何，因为没有别的人或什么来陪伴他了，故而“暂伴月将影，行乐须及春”。在酒意朦胧中，诗人仿佛也多少感受到了月与影的和谐或者说其带给自己的短暂快乐(实为精神麻醉)而减轻了自己的痛苦。显然，诗人是将月当作自己的酒友对待的。当诗人遭受人生最严重的打击而遭流放夜郎时，却感受到了故乡明月对其的深情厚谊：“我在巴东三峡时，西看明月忆峨眉。月出峨眉照沧海，与人万里长相随。”（《峨眉山月送蜀僧晏人入京》）在诗人的心目中，月永远是纯洁、美好、光明的，它伴随自己度过最美好的青春岁月，在自己遭受磨难、打击而孤苦无依的时候，月则多情地抚慰过诗人心头的创伤，月亮是诗人忠贞不贰的知音和挚友。因此，他总是热情地去拥抱天上和心目中的那轮明月。诗人幼时就对月亮怀有一种特殊而深厚的亲切感情，直到传说诗人晚年在长江采石矶因醉酒入水捉月溺亡，这种感情始终是执著如

一、终身不渝的。李白因醉酒入水捉月而死传说最早见于五代王定保所撰《唐摭言》，考今本不见这一著述，但清人王琦《李太白年谱》（王注本，卷三十五）曾作转引：“《摭言》曰：李白着宫锦袍，游采石江中，傲然自得，旁若无人，因醉入水中，捉月而死。”［2］（p.104）后北宋梅尧臣据有关传说写《采石月赠郭功甫》诗悼念李白：“采石月下闻谪仙，夜披锦袍坐钓船。醉中爱月江底悬，以手弄月身翻然。„„不应暴落饥蛟诞，便当骑鱼上青天。青山有冢人谩传，却来人间知几年。”［3］显然，这一临终传说与李白母梦“太白星”而孕的出生传说遥相呼应，或者说是李白之母梦太白星而生李白传说的传承与发展。李阳冰《草堂集

序》云：“神龙之始，逃归于蜀，复指李树而生伯阳。惊姜之夕，长庚入梦，故生而名白，以太白字之。世称太白之精，得之矣。”[2]（p.105）显然，这与世人对李白“谪仙人”的评价有关。笔者以为，关于李白的诞生与临终传说与诗人诗作多歌酒咏月有着密切的渊源关系，对我们深入探讨李白诗歌的月亮意象、意蕴和潜存于诗人心灵深处的月亮情结有着重要的启迪和导引意义。

二、李白诗中月亮意象的内在意蕴

明月在诗人笔下，虽也常表现为自然月的属性，但更多的时候却被赋予了丰富而深邃的象征意义。因此，明月被诗人高度人格化，赋予其以人的思想感情。“冰合井泉月入闺，金缸青凝照悲啼”（《夜坐吟》），“月光欲到长门殿，别作深宫一段愁”，“夜悬明镜青天上，独照长门宫里人”（《长门怨二首》），“落月低轩窥烛尽，飞花落户笑床空”（《春怨》），诗人将明月人格化，将其写成有人的思想感情的精灵。通过它来表现宫女、思妇的对月伤怀念人，使诗作更生动活泼，也更见情趣，表现出一种特有的艺术魅力。诚如张福庆先生指出的那样：“每当诗人写到明月时，常常是把月当作友人、亲人和恋人，把自己的感情向它倾诉，用自己的心灵与它交流，像孩子一样天真无邪、毫不掩饰地向它敞开自己的心扉，用最纯洁、最真诚、最热烈的情感去拥抱明月。”［4］（pp.166-167）也由此而反映出诗人不苟同于世俗的高洁人格。李白诗中之月的象征意义主要有如下几个方面，笔者就此略作阐说。

以明月象征美人和恋情。古代，人们认为日为阳，故曰太阳；月为阴，故曰太阴。因此，人们常用月来形容女子容貌、体态与情操之美，如人们常说的“花容月貌”、“闭月羞花”等。在《诗经·月出》中就有“月出皎兮，佼人僚兮，舒窈纠兮，劳心悄兮”的歌咏，以皎洁的月亮衬托女子的清纯与美丽。李白诗中月之意象也多有这种象征、比喻意。如“眉目艳皎月，一笑倾城欢”（《古风》二十六），用比喻和夸张的笔法写女子的美丽无比；“阁道步行月，美人愁烟空”（《上之回》），写宫中一女子于夜深人静之时，在“楼台与天通”的阁道上踏着月色徘徊，其忧愁的是对君王临幸的愿望一次次地化为泡影，表现出一位缥缈似神仙的愁美人形象；以月之玲珑，衬人之幽怨，从反处着笔，不落言筌。“衔杯映歌扇，似月云中见”（《相逢行》），既以月比人，又将人比月。写歌女用歌扇遮面的娇羞貌，恰似时而云翳雾罩、时而半露娇面的云中美月。“翠娥婵娟初月辉，美人更唱舞罗衣”（《忆旧游》），写歌女美丽超凡脱俗，犹如新月之清辉，而且舞艺出众，歌声甜美，“清风吹歌入空去，歌曲自绕行云飞”（同上）。实际上这也反映出人世间最美好的感情，即恋情，略此不赘。

以明月象征对故乡、亲人、友人的思念之情。诗人远离家乡、亲人，常年漂泊在外，不免对月而顿生思家念远之情。“天借一明月，飞来碧云端。故乡不可见，肠断正西看。”（《游秋浦白笴陂二首》），对明月而思念家乡和亲人，感情深沉。《静夜思》也正是这样一首留传千古的咏月名作。诗人深感“崖倾月难圆”（《安陆白兆山》），故“月华若夜雪，见此令人思”（《秋山寄卫慰》），因月而思念亲人和友人。“我寄愁心与明月，随风直到夜郎西。”（《闻王昌龄左迁龙标遥有此寄》）诗人把对朋友的一腔深情化作奇思妙想，请明月代自己去夜郎探望慰问朋友，传达自己对老友诚挚的关切之情。堪称借咏月抒写友情的千古绝唱。李白的伟大，还在于他常把自己的这种个人之私情推而广之地来表现天下所有人的共同思想感情，特别是月下边地征夫的思家念远之情，如：“边月随弓影，胡剑拂霜花”（《塞下曲》其五），“长安一片月，万户捣衣声。秋风吹不尽，总是玉关情。何日平胡虏，良人罢远征。”（《子夜吴歌》）写长安城中的思妇乘着月色，忙着赶制寒衣，以寄送给在边地的丈夫。她们渴望早日结束战争，好让丈夫早日回到家中，抒发月夜思念丈夫的一腔深情。诗人表达的正是人民大众的这样一种共同的心声与呼声。

以明月象征自己对人生理想的执著追求。诗人曾有着“济苍生”、“安社稷”、“忧黎元”的远大政治抱负和人生理想，其诗中也多次以大鹏自喻、自比，他把取得功名看做是轻而易举的事。“俱怀逸兴壮思飞，欲上青天揽明月”（《宣州谢眺楼饯别校书叔云》），正是其远大志向、抱负的生动反映与形象写照。诚然，这也反映了诗人“一鸣惊人”、“一飞冲天”的实现人生理想途径的不切实际的虚幻性。尤其是他那种“不屈己，不干人”的平交王侯的狂傲而张扬的个性，使得他在过了短暂的京城词客的生涯后便被“赐金放还”了，遭受到最严重的人生挫折，但他却绝不因此而屈服。在《梦游天姥吟留别》中，他明白地宣示：“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颜。”为坚持自己的理想绝不奴颜婢膝，表现出对统治者的蔑视和决绝的态度，并坚持寻找自己理想中的世界：“我欲因之梦吴越，一夜飞度镜湖月”，表现出对人生理想的执著追求。

以明月象征人的高洁品质。古人写月亮，多表现其皎洁、纯净和冰清玉洁，李白也经常用月来象征人的高洁品质。“云见日月初生时，铸冶火精与水银”（《上云乐》），诗人认为，太阳是由火精炼而成，月亮则是由水银铸冶而成，故才显得那么的纯净无瑕。“了见水中月，青莲出尘埃”（《陪族叔当涂宰游化城寺升公清风亭》），写水中月若青莲出污泥而不染的芳洁本性，以比喻升公“济人不利己”的清廉正直形象；“含光混世贵无名，何用孤高比云月”（《行路难》其三），劝人淡泊名利，要善待他人和自身，不要追求所谓清高等等虚名；再如“天清江月白，心静海鸥知”（《赠汉阳辅录事》其一），“春华沧江月，秋色碧海云„„松风清瑶瑟，溪月湛芳樽”，“卷帘见月清兴来，疑是山阴夜中雪”，“观心同水月，解领得明珠”（《赠宣州灵源寺仲浚公》），都借月写人的清静淡泊的高远情怀和孤高出尘的高洁心灵。“明月不归沉碧海，白云愁色满苍梧”（《哭晁卿衡》），诗人用明月来比喻日本僧人晁衡为发展中日文化交流作出的巨大贡献，并以此来纪念其为中日友谊而献出生命的高风亮节，成为中外交往史中的一段佳话。另外，诗人还以“屈平词赋悬日月，楚王台榭空山丘”（《江上吟》）的诗句和对比的手法，表现屈原的爱国主义诗作千古流传，可与日月争辉，而当年曾经不可一世的楚王只不过是留下荒冢古坟而已，褒贬分明。

以月食象征黑暗对光明的侵蚀和遮蔽。月食本是一种自然现象，但古人们却把它作为一种灾祸的征兆。“蟾蜍蚀圆影，大明夜已残”（《古朗月行》），诗人借古代“癞蛤蟆吞吃月亮非好兆”的说法，比喻和暗示唐王朝表面的繁荣所掩盖下的腐朽本质和寓含**之因的深刻危机，表现出诗人在政治上的远见卓识与深沉的忧患意识。“蟾蜍薄太清，蚀此瑶台月。圆光亏中天，金魄遂沦没。”（《古风》其二）此诗和上诗可谓异曲同工，都是象征皇帝为一些奸臣所蒙蔽，或象征国家的衰败。后来的安史之乱则证实了诗人的观点和看法，这就是诗人“昔是今已非”、“天霜下严威”（同上）的别一种表达。

以明月意象象征哲理的启迪。诗人有一首著名的咏月诗《把酒问月》：“青天有月来几时，我今停杯一问之。人攀明月不可得，月行却与人相随。皎如飞镜临丹阙，绿烟灭尽清辉发。但见宵从海上来，宁知晓向云间没?白兔捣药秋复春，嫦娥孤栖与谁怜?今人不见古时月，今月曾经照古人。古人今人若流水，共看明月皆如此。唯愿当歌对酒时，月光长照金樽里。”悠悠万世，一轮皎洁的明月长挂碧天朗照，尽情地流泻着无涯际的清辉，它晚升晓没，与人总是若即若离。明月长在，而人生短暂。面对亘古如斯的明月，诗人不觉感慨顿生，故而停杯问之。将千古感慨系之于月，引发其对人生哲理的探求，把对宇宙的浩瀚无际、时空的苍茫无限与人生的短暂渺小的人生课题摆在了月亮与读者的面前。今人看不到古时的明月，古时的人也看不到今天的月亮，这就给人带来不能与月长伴相守的遗憾。张若虚《春江花月夜》“人生代代无穷已，江月年年只相似”，也是说的这个道理。虽年年岁岁“月”相似，却岁岁年年“人”不同。人生就如同历史长河中稍纵即逝的流水一般，显得短暂而渺小，只有那明月、那宇宙才是伟大而永恒的存在。诗人以月作为人生的参照物，通过对月之永恒、无限的深邃的哲学思考，表达了对美好人生的深深眷恋之情，表现了对人生理想、价值的执著追求。诗人对月之永恒与人生短暂的哲学思辨，不是游离或外加于诗篇的，而是通过对月的观

察、认识、理解而得到一种思想上的领悟和升华，是一种渗透在全诗中的内在精神与意蕴，尤其是将哲理的思考与对月的形象描绘有机地结合并高度地统一、融合在一起，从而使诗的主题发轫于情感，净化于审美，升华于哲思，构成其不朽的艺术价值。另如《携妓登梁王栖霞山孟氏桃园中》：“梁王已去明月在，黄鹂愁醉啼春风。”《苏台览古》：“旧苑荒台杨柳新，菱歌清唱不胜春。只今唯有西江月，曾照吴王宫里人。”这两首诗都是诗人游览名胜古迹后的怀古之作。梁王已去，六朝风光不再；苏台荒废，当年繁华已歇；物是人非，惟有江月不败。诗人抒发的是对物是人非、沧桑巨变与历史兴亡的深沉感叹。在这里，明月已成了目睹梁王、吴王由盛极一时的辉煌走向衰败、灭亡的沧桑巨变、朝代更迭、历史兴亡的见证人。明月依旧在，而当年曾不可一世的梁王、吴王除留下其荒坟野丘外，已化作历史的烟云散去。这与后来刘禹锡著名的怀古诗《石头城》“淮水东边旧时月，夜深还过女墙来”极为相似，可谓异曲同工，堪称前后相续、相映生辉的咏月怀古诗之杰作。它们不仅给读者以精美的艺术审美享受与感染，同时也给读者以深刻的哲理启迪和情感陶冶。

分析和探讨李白诗歌中的月亮意象及意蕴，对全面认识和理解诗人诗歌创作的多样化艺术风格和鲜明个性特色有着重要的作用。诚如袁行霈先生指出的：“诗的意象带有强烈的个性特点，最能见出诗人的风格。诗人有没有独特的风格，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是否建立了他个人的意象群。一个意象成功地创造出来以后，虽然可以被别的诗人沿用，但往往只在一个或几个诗人笔下才具有生命力。以至这种意象便和这一个或几个诗人联系在一起，甚至成为诗人的化身。”［5］（p.242）诚哉斯言。若谈到咏月诗词，我们不可能不谈到伟大诗人李白，他那些脍炙人口、流传千古的咏月名作经常出现在大、中、小学教材中，已成为不可多得的中华文化瑰宝之一。诗人不仅在咏月方面形成了自己鲜明的个性特色，而且还是个善于博采众长的咏月高手与集大成者，其广泛吸收自《诗经》、曹操、张若虚等人咏月的优秀文化遗产与表现技巧，有时甚至还喜爱化用前人诗句，并加以创新和发展，达到了咏月诗创作的高峰，对后来刘禹锡、杨万里、苏轼等咏月诗词的创作有着重要而深远的影响，为中国月文化的形成与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另一方面，也使我们在认识、理解李白诗中诸如“大鹏”、“高山”、“瀑布”、“黄河”等壮伟意象，领略其崇高的壮美诗风的同时，也能认识、理解李白诗中还有着诸如“明月”等许多清丽秀美的玲珑意象和优美诗风，从而，对诗人、诗作、诗风以及诗歌意象等有一个全面、科学的认识。

参考文献：

［1］彭定求，等.全唐诗［M］.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96.（本文所引李白及唐诗未注明者均见此书）

［2］松浦友久.关于李白捉月传说［J］.北京大学学报，1995，(5)：104-106.［3］四部丛刊本.宛陵先生集（卷四十三）.［4］张福庆.唐诗美学探索［M］.北京：华文出版社，2000.［5］袁行霈.中国诗歌艺术研究［C］.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