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记 游侠

第一篇：史记 游侠

中对特殊群体的描述来反映出来的。类传，是司马迁列传中的一种，它是通过对一类人合起来给他们写一个传记的形式来表达，这一类群体在当时的一些历史的活动和他们所处的社会地位。

比如说，我们都知道，《史记》当中很有名的就有《游侠列传》，《游侠列传》是司马迁为游侠这一批人，比如朱家、田仲等这个群体所立的一个列传。“游侠”确实在某种程度上和中国古代人一直所推崇的侠义精神的“侠”是有一脉相承的关系的。那么，中国的“武侠小说”的兴盛，它表现出的侠义精神和游侠表现出来的精神有很多相似之处。只不过后来的武侠小说经过了很多文学化的创作。司马迁在《游侠列传》里，他说：“自秦以前，匹夫之侠：”个人力量的游侠，凐灭不见，见不到这些人。司马迁说：我觉得十分可惜。但是以我能够见到的这些人来看，汉代兴起的时候，汉代初期就有朱家、田仲、王公、剧孟、郭解这些人。这些人虽然说他们个人有的时候会触犯国家法律。行侠仗义的时候确实触犯了国家的法律，但是，他们作为个人来说，个人品德非常地廉洁，非常地有侠义精神，仍然有值得称道的地方，给予游侠是一个肯定的评价。那么我们看，司马迁之所以会说到“自秦以前，匹夫之侠，湮灭不见”，难道是因为在整个中国的秦代之前，整个春秋战国时期，因为有游侠但却没有留下资料吗？其实是因为在整个春秋战国时期，游侠还没有那么极度地兴盛起来，游侠的兴盛其实在战国时期才渐渐地兴起，而游侠的活跃也就活跃在秦以及汉的早期。在春秋战国时期，整个中国原来这种分邦建国，周天子分封的体制，在不断地瓦解。伴随着这种体制瓦解，是当时的宗法等级制的政治系统已经不能行用了，并且与之相应的伦理道德评价体系也在渐渐地垮台。因为到了战国时期，整个传统的宗法体制和意识形态就陷入了混乱。国家已经无力去处理社会上的纷争，以国家的力量来约束很多的社会力量。所以这个时期，一方面社会力量大大地兴起，另一方面，是国家无力去救助比较弱小的群体。因此，就出现了像“游侠”这种特定的阶层。那么，游侠通常都是有一定的社会财富，所以，他们才可以用个人之力去帮助那些弱势群体。游侠这个特定阶层，他们正是在春秋战国宗法体制瓦解之后才出现的。所以，司马迁会说，整个秦代以前，游侠其实并不兴盛。游侠的兴盛确实是秦代和汉初一个非常兴盛的时期。

但是在汉代逐渐稳定之后，尤其是汉武帝加强整个中央集权一系列措施以后，游侠的社会作用就在消退，因为这个时候，国家的力量在强大起来，那么这时候，客观上就不需要这种社会力量出面来干扰国家执行法制，所以说，这个群体就渐渐消亡了，它没有这种社会作用了，同时又受到了整个正统王朝的打击。于是，我们会看到：在后来的政史当中，除了《汉书》和《游侠传》，以后就再也没有《游侠列传》这样的列传了。所以，游侠类传和其他类传的目录能够鲜明地反映出来秦汉之际中国历史的一些特征。那么，我们从《史记》和《汉书》对游侠的不同评价，也可以看出，历史变化对史家个一个人的影响，在《史记》的《游侠列传》里，司马迁说：我们看到今天的游侠，虽然说，我们不能把他所有的行为都称之为一种正义的，但是“其言必信，其行必果，已诺必诚，不爱其躯，赴士之戹困”，但是，他们这种讲诚信，讲承诺能够救助弱势的人，并且在救助别人之后，不宣扬自己的能力，所以，游侠还是值得称道的。因此《史记》的整个《游侠列传》会看到，对游侠是持一个基本肯定的态度。

但是在《汉书》的《游侠传》中，班固对游侠是持一个贬斥态度，他说：像郭谢这些游侠之人，他们“以匹夫之细，窃杀生之权，其罪已不容于诛矣”。他们作为个人，窃夺了国家应有的生杀之权，可以说罪不容诛。虽然说，他们的个人品德、他们的个人修养也不乏有好的地方，但是他们实际上，不入于道德，其实放纵于末流，那么杀身亡宗，非不幸也。最后，他们遭到了整个正统王朝的打击。有的时候，自己也死了，那么整个的家族也覆灭了。从王朝角度说，不能说是完全是国家的原因，其实，是从他们窃夺了国家生杀大权是有很大原因的。我们可以鲜明地看到，班固所持的态度跟司马迁完全不一样。班固所持的态度之所以和司马迁不一样，是因为班固作为东汉时期的人，这个时期已是一个和秦汉之际，尤其是西汉早期这样一种社会形势，整个文化氛围完全不同了，君主的集权在大大加强，这种尊重正统王朝、尊重国家意志、尊重君主意志，这样一种观念已经深入人心了。所以说，班固才把他们认为是一些破坏国家政权的不入流的人。从整个《史记》和《汉书》的比较中，我们会看出，《史记》对游侠的评价，它是和当时的整个社会评价，和当时的社会背景保持一致的。

司马迁当然作为他个人来说，他也是非常钟爱游侠这个群体的。但是司马迁对《游侠列传》的写作，对游侠的评价，他基于仍然主要是秦汉之际的社会文化背景。他对游侠的背景和社会评价也是一致的，社会评价也同样这个时候对游侠的评价非常高。但是，在游侠逐渐受到汉武帝的打击，逐渐没落之后，后来人再来看这个时期游侠的活跃，就会对游侠起一个比较低的评价。那到后来，根本就没有游侠这个群体了，他在政史当中也就没有这样的传记了，我们所看到的所谓的武侠小说中的“侠”的形象和整个的游侠是比较不同的两种“侠”的形象。因此我们会看到，司马迁整个评价是和历史，他的评价和历史相符的。

而到了班固的时候，他已经不太能理解司马迁所处的时代。因此他对司马迁所给予的一些评价，在整个《史记》当中，所表现来的态度，已经表示出来一种不理解。因此他在给司马迁写列传的时候，他就批评司马迁说：司马迁在写这个类传的时候，“序游侠则退处士而进奸雄，述货殖则崇势利而羞贱贫”。司马迁写的《游侠列传》，你对游侠进行了这么高的评价，你是表扬了这些奸雄之人，但你却贬低了所谓处士，那些遵守儒家正统道义，但是又没有做官被称为处士的人。那么，司马迁的这种推崇游侠，在班固这里就获得了批判，同时班固也批判司马迁说，他同时在《货殖列传》里，他对“货殖”，对商人的这种推崇，则是一种“崇势利而羞贱贫”。也就是说，崇拜利益，崇拜钱财，崇拜势利，使得贫贱之人因此而蒙羞。

班固所说的《货殖列传》，也是整个《史记》当中，非常突出的一类类传之一。那么，《史记》的《货殖列传》是专门从事“货殖”活动的的杰出人物的列传。“货殖”在古代是指利用货物的生产与交换，来进行商业活动，从中生财求利，这样一种活动方式。那么除了这种交换经济商品之外，其实它还包括了各种手工业以及农牧渔、矿山、冶炼等行业的经营在内。《货殖列传》其实我们简单来说，是司马迁给当时非常活跃的这些大商人，这些人所立的这样一种传记。

其实这里有后代人所推崇的陶朱公，也有后代人非常推崇的被称为“商圣”的白圭。那么，陶朱公我们看他，本名就是范蠡，范蠡这个人辅佐着越王勾践卧薪尝胆，最后，打败了吴国这样的一个人。

那么，范蠡在辅佐越王勾践最后成功复仇之后，就马上隐也去了。到了齐帝之后，范蠡就给当时同样是勾践臣子文仲写了一封信，他说：鸟尽弓藏，兔死狗烹。就说，越王勾践这个人，长得“长颈鸟喙”，脖子很长，嘴像鸟一样。这种人从他的面相来看，可以共患难，不可以共乐。可以跟他共同来体察这个卧薪尝胆的奋发之苦，可是他现在成功了，他这种人是不可以与之共享乐的。他就说：文仲大人，您应该赶快离去。那么文仲大人在收到了范蠡的信以后，于是马上说自己生病了，然后就不参与政事。但是，他仍然没有逃过勾践对诸杀他的这样一种行为。那么勾践听信人的谗言，说这个文仲要作乱，于是，他就赐给了文仲一把剑，对文仲说：你教了我，你当时说，有七种办法可以来对付吴国，伐吴的时候，你说有七种对策。我只是用了你教的三种计策，最后就打败了吴国。还有四种计策，还在你那里，我没有用，你没有告诉我。那么，为何你不用这四种计策，跟从先王去做一番功业？这就是隐讳地在告诉文仲说，你去追随先王，追随先王与帝下，因此，文仲破于这种压力，只好最后自杀了。

那么，范蠡则是很早就看清楚了勾践这个人的真面目，因此他很早就选择了辞官离去，隐居故里了。那么在《史记》中记载，范蠡在离去了之后，“乘扁舟，浮于江湖”，到处游历，变更姓名。最后到了“陶”这个地方，于是，到陶地之后，就称自己为“朱公”。那么朱公，范蠡就认为，陶地居天下之中，四通八达，是货物流通交换的一个极佳之地。于是，朱公就在这个陶地安顿下来。而在整个的过程中，19年间，他在这个地方经商，三次三致千金，三次像百万富翁一样那么富。但是每次，他有这么多钱之后，他都给那些贫困的亲戚、给一些贫困的人就散发了出去，但是发出去之后，很快又能再次做生意做起来，又使自己富起来，又使自己成为百万富翁。所以，陶朱公就被称为了后来人所崇敬的典范。一来，实际上他是一个非常会做生意的商人，其实他是一个义商，他做生意，但是他不忘周济贫困，他做得这种生意是要惠及社会的，这也就成为了中国古代商人的一个追求。那么，范蠡因此也就以陶朱公而闻名了。

当然，历史上还有一个更加美丽的传说，就说范蠡在离去的时候，带走了西施。西施当时被越王勾践送给吴王夫差，吴王夫差沉迷于美色，于是荒废朝政，才使得越王勾践复兴，卧薪尝胆，最后得报了大仇。据说，西施其实最早是范蠡发现的，但是范蠡为了勾践复国大业，就把它献给了吴王夫差，在后来，在勾践大业完成之后，范蠡在自己悄然离去的同时也带了西施。两人共同隐居江湖，并且后来范蠡又成了陶朱公，富甲一方。当然，这个在《史记》当中就没有记载，可以说，这是后代的人对“四大美女”之一的西施的下落和去处的一个美丽猜想。也是大家寄予对一个女子，希望她得到一个爱情和得到一个更完美人生的愿望。因此，我们看在整个《史记》的《货殖列传》中就记载了很多类似于陶朱公这样的经商起家的大商人。并且，在记载这些大商人的事迹的时候，司马迁都对他们持一种赞扬的，一种同情的态度。

司马迁的这种态度，也是对游侠的态度一样，它是符合当时社会文化的发展，司马迁并不像后代的人一样，崇尚重农抑商。当然，他肯定了农业生产的一个最根本的地位，但是他也充分接收了先秦时代代表新兴商人思想家的观点。因此，他在《史记》当中，推崇这种商人，他强调这种商品经济的自由发展，强调商品经济发展对国家的好处。所以，我们会看到：他在描写这些商人中，通常把商人的经商有道，个人品德有一个非常推崇的描写。

在这些过程中，他也表达了自己一些对于财富、对于利益的观念，他就认为，所谓的“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他不是站在一个我们后世所看到的儒家一个纯粹的伦理道德层面来讲这个问题。他肯定人对这个利益的追求，但是他推崇的是这种像陶朱公这样的义商，你富了之后，你应该惠及社会。司马迁的这种思想，他强调商品经济的发展这种思想，是和先秦时代商人的兴盛有很大关系。我们知道，在整个春秋战国时期，由于当时的中国是列国林立，这就使得商人在交换当中，占有非常大的优势，他们通过把异国的货物运到另一国，从中取利，因为商人阶级就在这个时期很快地兴盛起来，并且也占有一定的政治上的地位。所以说这个时期，有很多代表这种商人阶层的思想家，他们是对商品经济持一个推崇态度。司马迁正是接收了这种对商品经济推崇的态度，而在整个《史记》中，也表现了这样的态度。

但是，随着整个正统王朝，我们知道，一个专制主义的加强，一个中央集权的加强，这就使得中央集权，它在不断地发展，而整个中央集权的发展，非常鲜明的一点是，它和民间资本，在财富、劳动力的争夺上，就产生了一个矛盾。毕竟，整个中国古代是处于一个农业社会为主的社会，在这样一种情况下，生产力必定会受到一定的限制，所能创造出来的财富也是有限的。而在加强中央集权的国家，它就往往需要利用大笔的这种资金、财富，来做一些全国性的事业。尤其到了汉武帝时期，在加强全国的建设上，在对汉匈的交战中，都需要大量的财货。因此，这就使得中央集权它要向着一个节制民间资本的方向发展，使得民间的资本受到了一定限制，从而使得大量的资本能够聚集和凝聚在国家的手里。中央集权不断地发展的趋势，使得中国后来在整个一直处于中央集权、君主专制的体制下，一直都处于一个节制民间资本的范畴内。所以说，中国的社会力量、中国的民间资本一直都没有发展起来。后来，在整个的思想观念上，大家更多地又接受了所谓的重农抑商，重文抑墨的思想，对于商品经济的发展也不再推崇。对于商人阶级也不再给予鼓励，而商人阶级又处于非常低的地位，这样就更使得整个民间资本得不到发展。整个民间资本受到抑制是和中央集权不断地加强，是和中国的整个古代政治体制有关系的。那么，正是因为在这样一种发展趋势下，我们在后代就没有看到类似于《货殖列传》这样的列传在正史中出现，也没有人给予这些商人，像司马迁那么高的评价。

由此我们就会看到，在列传的这个类传当中，这种特殊群体的消长，很能够反映出秦汉之际的时代特征。比如我们讲到的游侠、货殖这些人，后来都在政史中消亡了。包括《史记》中有刺客的列传，后来也没有了，比如我们熟悉的《荆柯刺秦王》，这个《荆柯刺秦王》的故事是在《史记》的《刺客列传》当中，这个“列传”后来都消亡了。主要是因为社会形势的变化，这些人承载着这些人他们的一个消亡所决定的。但是我们看到《史记》当中列传中有所谓的《循吏列传》，奉公守法的这些好的官吏，给他们所立的一个列传，有《儒林列传》，很有名的儒家的学者，这些士大夫他们的列传。这些《循吏列传》、《儒林列传》在以后的政史当中，通常都是存在的。因此，我们会看到，正是因为后来的时代发展，有一些随着时代的发展所摒弃了，另外一些还是留了下来。因此，我们会从整个《史记》的列传类目，它所体现出来的鲜明的时代特色，来体会到整个秦汉之际中国时代特征。

因此我们才说，我们今天来阅读和理解《史记》，必须要结合秦汉时期的中国历史的走向，才能够获得更加清晰和深刻的认识，而不是仅仅把它作为司马迁个人的喜好来理解。司马迁的思想有深厚的社会文化背景。

同时，我们就会看到，《史记》所表现出来的体例和内容上的特征，一部分是中国文化传承和逐步发展出来的。到了司马迁这里，就获得了总结和发扬，比如说，我们所看到的这种史学的重视，那么到司马迁这里，他就使得史学开始脱离了经学，这实际上成为中国文化传承和发展当中很重要的一点。在这里，司马迁具有开创之功，司马迁的开创之功，和我们之前对史学的重视是分不开的。但另外一部分，是秦汉之际的时代特征所赋予的。我们看到从整个列传类目，从整个体例和内容上所体现出来的帝制观念没有深入人心，对游侠、对商人的评价和后世不同等等。这体现出来，则是秦汉之际的时代特征，这种时代特征是在中国文化、中国历史发展过程中，在历史的转变过程当中，所特殊所具有的这样的时期，它有一个鲜明的阶段性的特点的。因此我们从《史记》的分析解读可以看出，整个中国传统文化的发展，它本身是有一个成长变化过程的。

所以说，我们今天对传统文化的理解，对中国历史的理解，必须要坚持有这样一种“变”的观念，整个中国古代的历史是一个不断地变化的过程的。在这个变化的过程中，才有我们后来所看到的整个我们说到了更靠近近代以来这种明清王朝的这样一种特征，这种特征虽然一部分确实代表了中国文化的特征，但另外一部分也是不断地演进、不断地变化而来的，并不是说中国文化一开始就是一成不变的。它其实本身是一个不断地各种各样的文化特点、文化优势，那么再逐渐形成变化的一个过程。我们只有将这种对中国文化的“变”的态度，引入到对中国文化的研究当中去，实际上，才可以更好地认识和了解中国文化，才不至于我们把中国文化上面所有的好的东西和坏的东西，装在一个固定不变的盒子里，认为这些好的和坏的都是固定的、成型的。但实际上我们要看到，中国文化的一些好的方面，有它不断地传承和发扬的过程，而坏的一些方面，我们今天所说的这种专制，这种整个的集权的加强，实际上，它也是有一个过程，而这个过程，也是和中国历史的变化，是息息相关的。因此，不管我们从哪个方面来解读和看待中国文化，都应该持有“变”的观念，有了这种“变”的观念，我们才能更加理性和客观地来看待整个中国文化发展过程中的一种优势和劣势，也才有利于我们今天更好地理解中国文化，更好地利用中国文化，更好地吸收中国文化，而对于我们今天中国文化的建设才有更好地借鉴作用，今天我们的讲题就到这里，谢谢大家！

第二篇：读《史记 游侠列传》

读《史记 游侠列传》

再读《史记》，《游侠列传》让人感慨颇多。这篇文章太史公最是斟酌用意，以儒侠对举，以儒为侠作反衬，以朱家、剧孟、郭解等出身草根的游侠为例，称颂了他们言必信、行必果、诺必诚、不爱其躯、赴士之厄困的高贵品格。《游侠列传》篇全文共2400余字，着墨不多却字字珠玑，写得荡气回肠，感人至深。

朱家、剧孟、郭解等人，既非改朝换代的帝王，也非封疆裂土的诸侯，更非名垂青史的诸子百家，一介草莽，何得以让太史公如此垂青，独成一篇，以极其真挚的笔墨写进这本“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这些人身上，有哪些优秀的闪光点让太史公如此青眼有加呢？通篇来看，有以下几点值得大家学习：

诚信之美。“其言必信，其行必果，已诺必诚”。他们都很守信用，答应别人的事，就一定努力做到，为了千金之诺，可以轻生死，抛血躯，付出一切努力也要达成。

薄望之美。朱家曾暗中相助季布摆脱被杀的厄运，等到后来季布官拜河东太守成为抵御匈奴的名将时，却终身不再与季布相见。郭解救了别人的性命，从不沾沾自喜，觉得奇货可居在人家面前夸耀。他们帮助别人，完全从心中之义出发，从来不指望被帮助之人能报答什么，也没有想过要以此扬名，厚施而薄望，是一种纯粹的不带功利之心的乐于助人。

慷慨之美。朱家、剧孟、郭解等人，总是把别人的事放在第一位，为了帮助别人，甚至不惜牺牲自己的利益乃至生命。他们尽管贫穷，然一旦人有事相求，合于义，必全力以赴。朱家救济别人的困难，总是从最贫贱的开始，而自己却过着穷苦的生活，衣服破的连完整的色彩都没有，每顿饭只吃一样菜，乘坐的不过是个小牛拉的车子。这些游侠具有强烈的正义感、责任感和使命感，把扶危济困、帮助弱小的社会道德推向了极至。

成人之美。郭解曾经深夜前去洛阳调解一场许多人都没能调解的纠纷，当事人佩服他的为人，听从了他的意见，答应何解。郭解又连夜赶回，并告诉当事人让他们先不要听他的话，等他走后，让洛阳诸公们再来调停，那时他们再和好。本来是自己做的好事，却要说成是别人的功劳。郭解这样做不但解决了一场纠纷，也维护了洛阳诸公的面子。

明理之美。郭解名声显赫，大将军卫青都非常佩服郭解的为人，乡里人更是对他非常的尊重和仰慕。郭解姐姐的儿子依仗郭解的声望，强行灌别人喝酒，对方酒量不济，实在躲不过盛怒之下拔刀杀死了他，之后逃走了。郭解的姐姐悲愤异常，发狠说道“以我弟弟的名望，我的儿子被杀凶手却逃之夭夭”，将儿子的尸体丢弃在道路上任凭雨打风吹，以此来羞辱郭解。在这种情况下，大多数人会觉得凶手未免欺人太甚，怒发冲冠立即杀掉那人为外甥报仇。郭解却没有贸然报仇行凶，而是沉着冷静的暗中调查，在找到那个人后还能心平气和的听他讲完事情的经过，更难能可贵的是在得知实情后能够公正的对待，合理的处理，把罪责归于自己姐姐的孩子，收尸埋葬了他。以郭解当时的声望，只要他通报地方官府就能将凶手定罪，仰慕他的少年甚至敢杀掉得罪他的人来向他表示尊敬和崇拜，在如此威势之下，郭解仍然保持理智，明辨是非，在面临血缘亲情与社会公理时大义灭亲维持正道，不仗势欺人，真是难能可贵。

气量之美。《劝学》中曾言“君子博学而日参省乎己，则知明而行无过矣”。郭解声望很高，当有人“箕居视之”表现出无礼之态时，他不先究人过，而先查己过“是吾德不修也”。找到自己的不足，对不尊敬自己的人不加怨恨，反而施之援手，解他人之困以德服人，终于“箕踞者乃肉袒谢罪”，让事情有了完美的结局。

敬畏之美。郭解“不敢乘车入其县廷。之旁郡国，为人请求事，事可出，出之；不可者，各厌其意，然后乃敢尝酒食”。穷困时待人恭恭敬敬，一旦得势就翻脸不认人之徒比比皆是，而能始终如一者则寥寥无几。当时郭解可以说已经是家喻户晓的人物，是人们心中的大英雄。然郭解却能做到不乘车走进衙门，到旁的郡国替人办事时，能办到的一定办到，不能办到的也尽量使各方面都满意，然后才肯接受别人的款待着实不易。

据司马迁所说：列传者，谓列叙人臣事迹，令可传于后世。游侠既非位极之人臣，何得太史公如此吟唱？在太史公的眼里，朱家、剧孟、郭解虽是社会的底层人物，但是他们的仁义、谦逊、明理、讲信用和助人为乐的美好品质，为老百姓所称颂，而这些优点，是大多数沉迷于功名利禄的上流社会人士根本不具备的。与其说这些美好品质为人民所称颂，不如说是司马迁从心底里赞赏他们，才将他们记载在正史里。

汉武帝时的官场是一个卑鄙自私的肮脏世界，这里没有正义与人情。窦婴为田蚡所害，李敢光天化日下被霍去病射死，宾客们甚为无耻，如《平津侯主父列传》所言：“主父方贵幸时，宾客以千数，及其族死，无一人收者”。庙堂之上衮衮诸公与草根游侠对比如此强烈，太史公有感于此，其对充满人格魅力的游侠的歌颂，正是对汉代官场、上流社会的这种卑鄙无耻的道德面貌表里不一的赤裸裸的鞭挞。

《史记》对游侠的盛赞，和司马迁的经历也有关系。想来司马迁的为人，也一定是谦虚谨慎，乐于助人的吧。他在书中说，“且缓急，人之所时有也。虞舜窘于井廪，伊尹负于鼎俎，傅说匿于傅险，吕尚困于棘津……”可他们都有人帮助，那些平民百姓有了困难，也有游侠的帮助。而司马迁呢，因为出言不慎，被判了死罪，家中无钱，无法交钱免死，只得选择腐刑，以完成未竟的事业。

公孙弘是汉武帝尊奉起的儒生中的极高代表，其“为人意忌，外宽内深”，“诸尝与弘有郤者，虽详与善，阴报其祸。”此种人竟能谋得丞相之位。更有甚者，其竟强词夺理，在汉武帝面前进“莫须有”之言，使郭解这位名满天下的大侠全族被杀，其残忍之面目，昭然若揭。在这样的官场中，司马迁怎么可能得到同僚的帮助呢？游侠不被统治者所谓的“法律”、“制度”所羁绊，站在道义的基准面上行事，而他自己，则被封建桎梏所迫害。因此，出于对游侠的侠义行为的赞美和敬畏，以及感伤自己的身世，司马迁将游侠写入了列传当中，文字优美，感情激荡，结局却是悲怆的。

汉代虽被称为盛世，但太史公却指出了诸多社会问题。汉武帝虽“雄才大略”，但其专制统治亦给人民带来深重灾难。为了对匈作战，实行盐铁官营、均输平准等经济政策来搜刮民脂；在治安不稳之时，实行对官民残暴镇压的酷吏统治，这些都引起了严重的社会问题。《汉书·刑法志》言及：“孝武即位，外事四夷之功，内盛耳目之好，征发烦数，百姓贫耗，穷民犯法，酷吏击断，奸宄不胜。……奸猾巧法，转相比况，禁网寖密。”在此情况下，连三公都可能朝不保夕，“况以中材而涉乱世之末流乎”。另外，汉武帝对臣民的杀戮多出自个人意志，酷吏更是迎合其心理行事，如《酷吏列传》所载：“所治即上意所欲罪，予监史深祸者；即上意所欲释，与监史清平者”。在此统治下，人民“其遇害何可胜道哉”。

在这种复杂的社会背景下，特别是汉朝经历了“吴楚七国叛乱”以后，统治阶层为了加强中央集权，对地方割据势力及豪强采取严厉打压的政策，本不属于地方豪强的游侠，因崇高的社会威望和巨大的影响力，也成为汉朝政府防范打击的对象。文景之后，朝廷不断屠杀游侠，没有汉初“汉祖杖剑，武夫勃兴……绪余四豪之烈，人怀陵上之心，轻死重气……任侠之方，成其俗矣”（《后汉书·党锢列传》序）的情景。如郭解之父“以任侠，孝文时诛死”，景帝时亦尽诛“济南瞯氏、陈周庸”，武帝时郭解更是被灭了族，从此汉朝再无真正的游侠。游侠“扞当世之文罔”的行为正是对世间不平的反抗，对独立不羁精神的追求。他们为黑暗的人世带来些许光亮，但终被统治者肆虐的狂风所熄灭。太史公在热情歌颂游侠的同时，也表达了对统治者的极大愤恨。

合上这部史家绝唱，那凄美悲壮的游侠形象在我心中久久不散。游侠并非不爱生命，而是希望活的更有价值，他们在有限的生命历程中舍生取义、杀身成仁，活的任性、洒脱、无拘无束。反观当今社会，当人与人之间变得以利益为准绳，以金钱为信仰的时候，当人情味越来越淡薄的时候，当世人变得比自我为中心、趋利避害的时候，在这样的土壤里，侠义的衰亡不过是个必然的结局。

朔风起，北方寒，黄鬃马，青铜剑，斗笠，披风，愿游侠向我们走来。

杜明岗

第三篇：《游侠列传序》史记阅读答案翻译

《游侠列传序》史记阅读答案翻译

韩子曰：“儒以文乱法，而侠以武犯禁。”二者皆讥，而学士多称于世云。至如以术取宰相卿大夫，辅翼其世主，功名俱著于春秋，固无可言者。及若季次、原宪①，闾巷人也，读书怀独行君子之德，义不苟合当世，当世亦笑之。故季次、原宪终身空室蓬户，褐衣疏食不厌。死而已四百余年，而弟子志之不倦。今游侠，其行虽不轨于正义，然其言必信，其行必果，已诺必诚，不爱其躯，赴士之厄困。既已存亡死生矣，而不矜其能，羞伐其德，盖亦有足多者焉。

且缓急，人之所时有也。太史公曰：“昔者虞舜窘于井廪，伊尹负于鼎俎，傅说匿于傅险，吕尚困于棘津，夷吾桎梏；百里饭牛，仲尼畏匡，菜色陈、蔡。②此皆学士所谓有道仁人也，犹然遭此菑，况以中材而涉乱世之末流乎？其遇害何可胜道哉！

鄙人有言曰：“何知仁义，已飨其利者为有德。”故伯夷丑周，饿死首阳山，而文、武不以其故贬王；跖、硚暴戾，其徒诵义无穷。由此观之，“窃钩者诛，窃国者侯，侯之门仁义存”，非虚言也。

今拘学或抱咫尺之义，久孤于世，岂若卑论侪俗，与世沉浮而取荣名哉！而布衣之徒，设取予然诺，千里诵义，为死不顾世，此亦有所长，非苟而已也。故士穷窘而得委命，此岂非人之所谓贤豪间者邪？诚使乡曲之侠，与季次、原宪比权量力，效功于当世，不同日而论矣。要以功见言信，侠客之义又曷可少哉！

古布衣之侠，靡得而闻已。近世延陵、孟尝、春申、平原、信陵之徒，皆因王者亲属，藉于有土卿相之富厚，招天下贤者，显名诸侯，不可谓不贤者矣。比如顺风而呼，声非加疾，其势激也。至如闾巷之侠，修行砥名，声施于天下，莫不称贤，是为难耳。然儒、墨皆排摈不载。自秦以前，匹夫之侠，湮灭不见，余甚恨之。以余所闻，汉兴有朱家、田仲、王公、剧孟、郭解之徒③，虽时扦当世之文罔，然其私义廉洁退让，有足称者。名不虚立，士不虚附。至如朋党宗强比周，设财役贫，豪暴侵凌孤弱，恣欲自快，游侠亦丑之。余悲世俗不察其意，而猥以朱家、郭解等令与暴豪之徒同类而共笑之也。

注释：①季次：公皙哀，字季次，齐国人，孔子弟子。原宪：字子思，鲁国人，孔子弟子。②舜未称帝时，多次遭其父与弟的迫害；伊尹：商汤贤臣，曾做商汤的厨师；傅险，即“傅岩”，苦役犯人，后被武丁委以重任，商大治；姜尚年七十还未得志，只能在棘津做贩卖饮食的小贩；夷吾，即管仲；百里，即百里奚，早年曾自卖为奴，替人喂牛；仲尼，即孔子，孔子周游列国，路过卫国的匡地时，匡人见他貌似匡人憎恨的阳虎，便将他围困起来，几乎把他害死。③朱家、田仲、王公、剧孟、郭解：此五人均为汉代初年著名的游侠，其事迹见传文。

《游侠列传序》史记阅读答案翻译

译文：

诗人朱碧潭君，名汶，以名门世家子弟，少年时随同父亲出游，往来湖南、湖北、江西等地，泛舟洞庭湖、鄱阳湖、九江之间，颠簸在波涛之上，以为壮举。又登临庐山，游赏赤壁，观览古圣贤隐居逃世歌啸咏唱的遗迹，志气有所启发，于是学习做诗，饮酒放浪。每当酒醉高兴，呼叫欢笑，便要做诗，自得其乐，还说他人哪能了解于我。人们也都轻视他，不把他的诗当回事。他的诗不行于时，只有在自己家里的墙壁窗户上，写得满满的，涂得到处皆是，以此来唬弄家人孩子。自己贫穷得无法谋生，家里人讥笑他说：“你涂些什么东西，真讨人嫌，只会弄脏墙壁窗户，又不能吃，难道画饼充饥！”拿起笔砚往他身上掷去，想以此激怒他，让他别再做诗。他可不发怒，照旧做诗。

有一天，知府出了一张告示，要寻找所谓朱诗人碧潭的。差人拿着告示到市里喊问，没有人认识是谁，最后才知道是朱君。差人到门，强迫朱君去见知府。朱君穿了粗布衣服，窄袖子长下摆，大摇大摆地上了知府衙门。知府走下座位施礼迎接，朱君无所谓的样子，作一个揖就坐上宾之座。朱君住在府城西郊，地点荒僻，处于田头林尾地方，终日没有人迹。知府独去拜访他。他住的几椽老亭倾斜要倒，用竹竿撑住，让知府坐在下面。家里揭不开锅，捡一点储备的树叶，生起火来，煮几颗笋，烧水冲茶，款待知府。那些差役忍饥挨饿，在门外骂骂咧咧，朱君就像没有听见。于是朱诗人的名字，一府传开了，他的诗也稍稍有人看了。但是一个布衣同知府相交，大家的眼睛都盯上了，毁谤妒忌全来了。何况知府的所以降低身份给他礼遇，并不是因为他的诗写得好，而是因为知府的父亲与朱君的父亲是故旧之交，所以与朱君表示修好，报答旧日的交情。朱君的诗虽然由此为人们知晓，但是人们并不懂得看重他的诗，反而以此诽谤他。唉，真可说是穷到头了！

大凡世人对于某件事物特别喜爱，必定是这件事物深得其好，而大悦其心。他追求并得到这件事物，这得到的快乐，是生死也换不到的，哪里还去理会生死之外的事情呢？做诗不能像货物那样卖给人们，得到钱财，取欢于人，这道理朱君是很清楚的。但他情愿关门做诗，虽挨冻受饿，衰病失意，也不厌倦，就是因为这是他的爱好。人们不懂得看重他的诗，怎么能阻挠他的志气，改变他所从事的事业呢！

朱君曾经来看我，送我几十首诗以为见面礼。他的态度很谦虚，谈话很诚恳，大概的意思是对做诗是很自信的，不怕人们不知道他，只求我讲一句话做证明。我想他这岂不是如此刻苦专心，爱好做诗，虽然不计较生死之外的事情，但还是不能忘怀于区区的小名吗？唉，这确实就是朱君的所以爱好之深了。朱君已经死了，我所以为他的诗写一篇序言，使他的诗行之于世，庶几不辜负他的好意，虽然我的文章说不上能够让他的诗见重于后世。（钱伯城）

文言文阅读答案及试题

11.对下列句子中加点词语的解释不正确的一项是

A.死而已四百余年，而弟子志之不倦 志：记住、怀念

B.既已存亡死生矣，而不矜其能，羞伐其德 伐：夸耀

C.岂若卑论侪俗，与世沉浮而取荣名哉 侪：世俗之人

D.要以功见言信，侠客之义又曷可少哉 要：总之

12.以下各组语句中，全都能表现侠客之义的一项是

①其言必信，其行必果，已诺必诚

②死而已四百余年，而弟子志之不倦

③不爱其躯，赴士之厄困

④既已存亡死生矣，而不矜其能，羞伐其德

⑤跖、硚暴戾，其徒诵义无穷

⑥设取予然诺，千里诵义，为死不顾世

A.①④⑤ B.②③⑥ C.①③⑥ D.②④⑤

13.下列对原文的理解和分析,不正确的一项是

A.司马迁认为那些怀着君子之德，坚守道义不与当代世俗苟合的侠士实有其值得称赞的品德，世人只称赞学士而嘲笑侠士是没有道理的。

B.作者举了一系列的例子，说明即使有道仁人也会遭遇人生的困厄，更何况一般人呢。作者在这里实际是间接肯定了侠客之义的必要；联系作者的经历，这里面也隐隐有其自身痛切的人生体验。

C.本文在艺术手法上颇具特色，巧妙地运用对比、衬托。用儒、侠对比，“以术取宰相卿大夫”之辈、“独行君子之德，义不苟合当世”的闾巷人与侠士对比，贵族之侠与布衣之侠对比，通过层层对比，突出了布衣之侠的高贵品质。

D.豪强拉帮结派，互相勾结，依仗财势暴力欺凌孤独势弱的人，放纵欲望，自己满足取乐，这是游侠之士鄙视的。世俗之人却只看见侠士“时扦当世之文罔”的举动而不能明察他们的真意，最终将他们与豪强之流视为同类加以嘲笑。

《游侠列传序》史记阅读答案翻译

11.C 侪：同类，同辈

12.C 排除②⑤即可

13.A “怀着君子之德，坚守道义不与当代世俗苟合的”是儒生，不是侠士。

第四篇：游侠列传读后感

喜欢武侠小说的人，读《游侠列传》多半会大失所望。历史有时比小说有趣，但更多的时候是实际的历史打破了人们的梦。所谓顺治为了董小宛出家，雍正被吕四娘刺死，都是想象中的传奇，小说家的好题材。然而却不能深究的，否则就会发现董小宛二十八岁死时，顺治才十四岁，而雍正虽算不上好兄长，做皇帝却是最勤政的。我看《勇敢的心》后，就去查威廉-华莱士的历史，结果也是大失所望，华莱士死后三年，苏菲-玛索所扮演的伊莎贝拉王妃才从法国嫁过来，而且铁腕无情，被称“法**狼”。

我读《史记-游侠列传》前，压根没指望过它像金庸小说那般精彩，有点《三侠五义》的味道就行了，然而现实还是如冷水一般。

《游侠列传》里主要就写了三个人，朱家、剧孟和郭解。司马迁对侠的定义和现在大大不同，虽然他也引述韩非子“侠以武犯禁”，但他强调的侠是见义勇为、人缘好，而不在乎是不是武艺高强。这三人的武功如何，一字不提，他们既没参加武林大会或是上华山论剑，也没有行走江湖、除暴安良。

朱家自己并不富，却仗义疏财，另外就是帮助不少亡命之徒逃脱追捕，有点像《和平饭店》里收山后的杀人王，被他帮助的最有名的是季布将军。然而之后朱家却躲着季布，不愿受人感谢。

剧孟就更没有具体的事迹了，光说他如何名气大，“以任侠显诸侯”，而他母亲死时很多人来送葬，并且宰相得剧孟大喜，“若得一敌国”——当时正是西汉七国之乱。然而具体点的光辉事迹，没有。

郭解相对来说笔墨是最多的，但人品也最可疑。朱家私匿逃犯，我们或许还能容忍，而郭解却是“为人阴贼”——内心狠毒。他少年时就因为睚眦小事“所杀甚众”，到年长作风改变，开始以德报怨、厚施薄望、喜欢行侠，还不夸耀自己。于是就有很多人攀附，但司马迁还不忘加上“其阴贼著于心、卒发于睚眦如故”，也就是说内心狠毒没变，只不过有很多狐朋狗友帮他把事情摆平——“而少年慕其行，亦辄为报仇，不使知也”。帮他报仇却不让他知道，这多半是胡说八道，或是“春秋笔法”。郭解的事迹有三件。第一件，他的外甥倚仗郭解的势力强迫人喝酒，激怒了别人，被杀了，郭解姐姐大闹，而凶手恐怕逃不过，自己向郭解请罪，郭解却并不怪罪他，反说是自己外甥的错。第二件，有个人对郭解并不恭敬，他却嘱咐县尉免了那人的差役，就象是现在的免税，结果那人看他以德报怨，就服了他。第三件，郭解专门到洛阳调停完了一对仇家，却不居功，让这对仇家等着洛阳本地人士来调停，再正式言和，这就是说郭解照顾了本地“贤大夫”的面子。这三件事的前两件，从现代的眼光看都算不得什么，甚至大有问题，第一件，郭解做得并不公平，他的外甥有错，但错不至死，可以说郭解牺牲了对他外甥的公平，获取了自己的名声；第二件就更是拿公家的利益来沽名钓誉。

郭解是个布衣，靠着这样收买人心、养门客，最后树大招风。汉武帝都惧怕这些豪侠的威望，于是让他们迁徙到茂陵。而郭解虽然被迫迁了，却没意识到这时危险已经来了，还不把中央放在眼里。他的侄子先把迫他们迁徙的姓杨县吏给杀了，杨家人告状，郭解的人又把告状的人杀了。这回得罪了天子，缉拿归案，却找不出郭解杀人的直接证据——这是典型黑社会特征，老大们总不会亲手杀人，有人替他行凶。然而中国人可从来没有严格的法制精神，皇帝想杀人，借口总是有的。曾经有个儒生在宴会上说郭解“以奸犯公法”，郭解的门客杀了他、然后跑路。御史大夫就说：“郭解区区百姓，却收养门客、玩弄权势，这么点小事都要杀人，虽然本人不知道，但却比本人杀人还严重，判——大逆不道。”这样郭解不仅本人被杀，还灭了族。

这就是《游侠列传》里的侠了，说好些，像宋江，武艺怎么也比不过鲁智深之类，却在江湖上名头很响——及时雨；说坏些，就是雏形“黑社会”中的老大，靠着畜养门客“以武犯禁”，为非作歹，不把法律放在眼里。朱家、剧孟还可以说是“宋江”型的，而郭解就明显属于“黑社会”型了。

汉以后的侠会不会就武功大进，并且真正开始行走江湖，并以比武艺、争武功秘籍为要务呢？不去追究也罢，还是给令狐冲们留些生存空间。

第五篇：游侠列传翻译原文

《游侠列传》是《史记》名篇之一，记述了汉代著名侠士朱家、剧孟和郭解的史实。下面是小编给大家整理的 游侠列传翻译原文，欢迎阅读。

游侠列传翻译原文

原文：

韩子曰：“儒以文乱法，而侠以武犯禁。”二者皆讥，而学士多称于世云。至如以术取宰相卿大夫，辅翼其世主，功名俱著于春秋，固无可言者。及若季次、原宪，闾巷人也，读书怀独行君子之德，义不苟合当世，当世亦笑之。故季次，原宪终身空室蓬户，褐衣疏食不厌。死而已四百余年，而弟子志之不倦。今游侠，其行虽不轨于正义，然其言必信，其行必果，已诺必诚，不爱其躯，赴士之阸困，既已存亡死生矣，而不矜其能，羞伐其德，盖亦有足多者焉。

且缓急，人之所时有也。太史公曰：昔者虞舜窘于井廪，伊尹负于鼎俎，傅说匿于傅险，吕尚困于棘津，夷吾桎梏，百里饭牛，仲尼畏匡，菜色陈、蔡。此皆学士所谓有道仁人也，犹然遭此菑，况以中材而涉乱世之末流乎？其遇害何可胜道哉！

鄙人有言曰：“何知仁义，已饗其利者为有德”。故伯夷丑周，饿死首阳山，而文、武不以其故贬王；跖、蹻暴戾，其徒诵义无穷。由此观之，“窃鉤者诛，窃国者侯，侯之门仁义存”，非虚言也。

今拘学或抱咫尺之义，久孤于世，岂若卑论侪俗，与世沈浮而取荣名哉！而布衣之徒，设取予然诺，千里诵义，为死不顾世，此亦有所长，非苟而已也。故士穷窘而得委命，此岂非人之所谓贤豪閒者邪？诚使乡曲之侠，予季次、原宪比权量力，效功于当世，不同日而论矣。要以功见言信，侠客之义又曷可少哉！

古布衣之侠，靡得而闻已。近世延陵、孟尝、春申、平原、信陵之徒，皆因王者亲属，藉于有土卿相之富厚，招天下贤者，显名诸侯，不可谓不贤者矣。比如顺风而呼，声非加疾，其勎激也。至如闾巷之侠，脩行砥名，声施于天下，莫不称贤，是为难耳。然儒、墨皆排摈不载。自秦以前，匹夫之侠，湮灭不见，余甚恨之。以余所闻，汉兴有朱家、田仲、王公、剧孟、郭解之徒，虽时扦当世之文网，然其私义廉絜退让，有足称者。名不虚立，士不虚附。至如朋党宗彊比周，设财役贫，豪暴侵凌孤弱，恣欲自快，游侠亦丑之。余悲世俗不察其意，而猥以朱家、郭解等令与暴豪之徒同类而共笑之也。

译文：

韩非说：“儒生往往用文墨来扰乱法律，而侠土往往凭武力来触犯禁令。”这两种人都曾遭到讥评。而有学问的人还是大都被世人所称赞。至于依靠机谋、权术而获得宰相、卿、大夫官位，并辅助当世君主的人，他们的功绩和声名都已著录在史书之中，这些本没有什么可以多说的。又象季次、原宪，他们本是隐居街巷的人，饱读诗书，保持着有独特品行的君子们的那种德性，坚持正义，不随便迎合当世，同世人也讥笑他们。所以季次、原宪一辈子居住在简陋的破草房之中，粗麻布衣，粗茶淡饭，尚常常不得温饱。他们死了也就默默无闻了。可是四百多年来，他们的后代学生仍不断地在纪念他们。至于游侠之士，他们的行为虽不符合正式法纪的轨道，但他们说的话一定要兑现，他们办事一定很果决。他们已经答应别人的事，就一定诚心去办。他们不惜自己的生命，去解救别人的危难。一旦将别人从危难和死亡线上拯救出来，也决不自恃自己的能力，同时羞于夸耀自己的品德。这些，也是很有值得称赞之处的。

况且，平安或危急，是人们常常能遇到的。太史公说：从前虞舜曾经在井底和米仓中受过危难，伊尹曾经背着铁锅和砧板当过厨子，傅说曾经隐匿在傅岩为人筑墙，吕尚曾经在棘津受穷困，管夷吾曾经披枷带锁，百里奚曾经喂过牛，孔仲尼曾在匡地受到惊骇，又曾在陈国，蔡国饿得面黄如莱叶。这些都是被学土们称为有道德的仁人，还不免遭到这些灾难，更何况那凭着一般才能而处于乱世中的下层人呢？他们所遭受的迫害又怎么能说得完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