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析汪曾祺创作的语言特色[合集]

第一篇：简析汪曾祺创作的语言特色

简析汪曾祺小说创作的语言特色

——以《受戒》为例

摘 要 汪曾祺的作品向来为广大读者群所喜爱。其文学创作语言十分注重对中国传统的民间的语言文化的记录、传承，在文学作品里，作者擅于散文化的笔调勾勒一幅幅民间风俗画，充溢着一股浓浓的地道的“中国味儿”。其小说创作充分利用民间生活语言，语言白话到极致、随意而为、直白通俗，却又不显得粗俗、浅薄、简陋。其作品读来让人觉得清新、自然、生动、传神、鲜活，更有通常只有文学性语言才能达到的绘画美和音乐美的艺术效果。正是这种俗白平淡与雅致惊奇的矛盾统一，形成了汪曾祺小说创作所独有的一种语言艺术特色。本文以《受戒》为例，简析汪曾祺小说创作的语言特色。

关键词 汪曾祺；受戒；语言；特色

汪曾祺的小说《受戒》，于1980年，正式发表于《北京文学》10月号上。[1] 汪曾祺是江苏高邮县人,从小在传统民间文化的熏陶下成长，从小的耳濡目染为他的文学创作中语言的灵活运用打下基础。《受戒》中描写的明海（小明子）出家的荸荠庵也是有迹可循的，抗战期间战事日紧，汪曾祺曾随祖父、父亲到离高邮城稍远的一个村庄的小庵里避难半年。《受戒》中作者通过语言文字对周围环境的描写得细致入微、活灵活现。思想等都是要以文字为载体的，都是通过语言特色传达出来的。简析《受戒》语言特色主要有一下几方面：

一、娓娓道来的叙述式语言描写

作者不急不缓、随意而为，不矫揉、不造作。就那样自然而然地交代待着，不厌其烦地交待着，交待这、交待那、交待来、交待去，小说就结束了。《受戒》从开始交待荸荠庵名字的由来、明海出家的原因、明海学做和尚、荸荠庵里的和尚和日常琐碎事务、明海与小英子的生活的点点滴滴、到最后明海受戒等，作者都一一交待清楚，小说也就结束了。事务巨细，一一说明。如：

“要当和尚，得下点本，——念几年书。哪有不认字的和尚呢！于是明子就开蒙入学，读了《三字经》、《百家姓》、《四言杂字》、《幼学琼林》、《上论、下论》、《上孟、下孟》，每天还写一张仿。村里都夸他字写得好，很黑。”

……

“过了一个湖。好大一个湖！穿过一个县城。县城真热闹：官盐店，税务局，肉铺里挂着成边的猪，一个驴子在磨芝麻，满街都是小磨香油的香味，布店，卖茉莉粉、梳头油的什么斋，卖绒花的，卖丝线的，打把式卖膏药的，吹糖人的，耍蛇的，……他什么都想看看。” [2] ……

这样琐碎的叙述没有让广大读者厌烦，因为留给他们的是一幅幅鲜活的画卷、是一份深思回味。

二、俗白平淡与雅致惊奇的矛盾统一

一部小说的质量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它的语言成色。“小说作者的语言是他的人格

[3]的一部分。语言体现小说作者对生活的基本态度。”优秀作品大多使用华丽的辞藻、或是典雅的言语、或是繁复的修辞等等，无非是一些文学性较强的语言。或者有那么些作家擅用白描手法，通俗白话语言的，但都得十分小心翼翼的用词造句，以免于流俗。汪曾祺的《受戒》语言却刚好相反，俗白平淡到极致的同时，也用得随心所欲，毫无雕琢修饰痕迹。《受戒》中甚至出现了“姐儿生得漂漂的，两个奶子翘翘的。”、“俺日你奶奶！俺不烧了！”等纯民间老百姓的日常粗言粗语。作者都能将其利用起来，化腐朽为神奇，给人一种真实、纯净之感。小说全篇基本采用的白描手法，语言通俗直白易懂。里面却是蕴含着一种雅致、惊奇。形成这种俗白平淡与雅致惊奇的矛盾统一，读来朗朗上口，却暗藏玄机。

三、民间化的口语化的“中国味儿”语言

《受戒》中反复出现一些民间的口语、地方说法、歌谣等具有浓厚“中国儿”的民间传统语言文化。如：

“他是从小就确定要出家的。他的家乡不叫“出家”，叫“当和尚”。他的家乡出和尚。”

……

“仁山，即明子的舅舅，是当家的。不叫“方丈”，也不叫“住持”，却叫“当家的”。”

……

“姐和小郎打大麦，一转子讲得听不得。听不得就听不得，打完了大麦打小麦。” ……

“姐儿生得漂漂的，两个奶子翘翘的。有心上去摸一把，心里有点跳跳的。” [4] ……

大量使用民间地方说法、民间传唱的歌谣。读来亲切自然，贴近生活。为文本增添活力，清新别致，而不显得呆板死硬，枯燥无味。

四、诗化的语言，具有音韵美和节奏美

这里的“诗化”并不是指精雕细琢刻意而为之的“诗歌”，而是一个个平凡的词、一个个平淡的句所串联起来的长长短短的话语，读来有种诗化感，充满音韵美和节奏美。擅用长短句，最短的可以短至一个字，长长短短字数不等，错落有致、相映成辉；擅用叠音词、排比句，节奏明快，音节的效果更能强化音韵和节奏美。如《受戒》：

“他的家乡出和尚。就像有的地方出劁猪的，有的地方出织席子的，有的地方出箍桶的，有的地方出弹棉花的，有的地方出画匠，有的地方出婊子，他的家乡出和尚。" ……

“赵大伯是个能干人。他是一个“全把式”，不但田里场上样样精通，还会罩鱼、洗磨、凿砻、修水车、修船、砌墙、烧砖、箍桶、劈篾、绞麻绳。他不咳嗽，不腰疼，结结实实，像一棵榆树。人很和气，一天不声不响。”

……

“大娘精神得出奇。五十岁了，两个眼睛还是清亮亮的。不论什么时候，头都是梳得滑溜溜的，身上衣服都是格挣挣的。” [5]

……

上面所引句式长短错落有致、读来节奏明快。排比句式既能强调，也能增加节奏感、韵律感。“清亮亮”、“滑滴滴”、“格挣挣”等叠词，形象生动，新颖别致。

五、散文化的笔调

小说不是散文，它有自己独特的语言、有自己的特点。小说本长于人物形象的塑造、注重故事情节的发展。《受戒》这篇小说，读来却会让人产生这是一片散文的幻觉。这源于汪曾祺在文本中大量散文化笔调的使用，笔墨重点没有明显地放在人物形象的塑造和情节的曲折发展上。《受戒》中，汪曾祺用散文化的笔调为读者勾勒一幅又一幅的风俗画，如：

“荸荠庵的地势很好，在一片高地上。这一带就数这片地势高，当初建庵的人很会选地方。门前是一条河。门外是一片很大的打谷场。三面都是高大的柳树。山门里是一个穿堂。迎门供着弥勒佛。不知是哪一位名士撰写了一副对联：

大肚能容容天下难容之事 开颜一笑笑世间可笑之人” ……

“这地方的忙活是栽秧、车高田水，薅头遍草、再就是割稻子、打场子。

这几荐重活，自己一家是忙不过来的。这地方兴换工。排好了日期，几家顾一家，轮流转。不收工钱，但是吃好的。一天吃六顿，两头见肉，顿顿有酒。干活时，敲着锣鼓，唱着歌，热闹得很。其余的时候，各顾各，不显得紧张。”

[6] ……

寥寥几笔便能勾勒出风俗画。汪曾祺的笔墨多用在环境景物、人文风情的描绘上，却也没影响情节的发展和人物形象的塑造。《受戒》简单的情节也能引起读者的续读欲望。在高潮的时候却戛然而止，采用“留白”的手法，并未交待明海与小英子的结局如何，而是让读者自己去判断、思考。汪曾祺人物形象的塑造，他笔下的每个人物虽着墨不多，却活灵活现。如明海的三个师傅，每个人几句话就让人印象深刻了。如：

“仁山所说当一个好和尚的三个条件，他自己其实一条也不具备。他的相貌只要用两个字就说清楚了：黄，胖。声音也不像钟磬，倒像母猪。聪明么？难说，打牌老输。他在庵里从不穿袈裟，连海青直裰也免了。经常是披着件短僧衣，袒露着一个黄色的肚子。下面是光脚趿拉着一对僧鞋，——新鞋他也是趿拉着。他一天就是这样不衫不履地这里走走，那里走走，发出母猪一样的声音：‘呣——呣——’。

二师父仁海。他是有老婆的。……这两口子都很爱干净，整天的洗涮。傍晚的时候，坐在天井里乘凉。白天，闷在屋里不出来。

三师父是个很聪明精干的人。有时一笔帐大师兄扒了半天算盘也算不清，他眼珠子转两转，早算得一清二楚。他打牌赢的时候多，二三十张牌落地，上下家手里有些什么牌，他就差不多都知道了。他打牌时，总有人爱在他后面看歪头胡。谁家约他打牌，就说‘想送两个钱给你。’他不但经忏俱通（小庙的和尚能够拜忏的不多），而且身怀绝技，会‘飞铙’。……他还会放‘花焰口’。”

[7]

汪曾祺的语言特色是他所独有的，无人能模仿、无人能超越。正如贾平凹评价汪曾祺所言：是一文狐，修炼成老精。[8]

注 释: [1] 吴秀明.中国现代文学经典1917—2000

（三）[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 226.[2] 吴秀明.中国现代文学经典1917—2000

（三）[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 213—214.[3] 汪曾祺.文论卷[A].汪曾祺文集[M].南京:江苏文艺出版社,1994.61.[4] 吴秀明.中国现代文学经典1917—2000

（三）[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 213—217.[5] 吴秀明.中国现代文学经典1917—2000

（三）[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 217.[6] 吴秀明.中国现代文学经典1917—2000

（三）[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220.[7] 吴秀明.中国现代文学经典1917—2000

（三）[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 216—217.[8] 史飞翔.贾平凹评价汪曾祺：一只文狐修炼成老精.[E].新华网•悦读，2013.参考文献: [9]汪曾祺.关于受戒[A].汪曾祺全集(第六卷)[C].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336～340.[10]毛静.从《受戒》看汪曾祺小说的民俗美和诗化美[J].宿州学院学报，2005（4）.[11]刘红.论汪曾祺小说的语言特色[J].芒种 作家论丛，2012（9）.[12] 鲁晓霞.论汪曾祺文学作品的语言特色[J].平原大学学报，1999（3）

第二篇：汪曾祺语言

我不去想，是否能够成功。既然选择了远方，便只顾风雨兼程。

2、只知道，确定了就义无反顾。要输就输给追求，要嫁就嫁给幸福。

3、获得是一种满足，给予是一种快乐。

4、没有比脚更长的路，没有比人更高的山。

5、人生没有对错，成功永远属于奋斗者。

6、除在某一方面确有特别杰出、超常的天赋者外，少年时期偏科是不大适宜的，未来的创造和发展需要思想开阔，过早偏科则会限制自己的思路，这也就限制了自己的发展。

7、不论你是站着还是跪着，命运都会不加改变地到来。以为跪着就矮了一截，命运的风暴就会刮不到，这只能是一种天真。

8、贝多芬说，他要扼住命运的咽喉，如果我们没有贝多芬扼住命运咽喉的那份勇气，能给命运使个绊儿也是好的。

9、原来，人们诅咒命运，只是在自己没有受到命运宠幸的时候，如此说来，命运并非像许多人感觉的那么不公平。人们所以常常感觉命运不公，有时是因为我们太不念命运的好，而太记命运的不好。

10、生活之中，适当地改变自己的个性不是为了赶“时髦”，而是为了自我的完善，恰恰在这一点上，有一些人常常本末倒置。

11、一个人没有个性，便失去了自己。生活中一味的模仿之所以不可为，原因之一就在于它抹杀了个性。

12、一般来说，一个人的个性可能不合于“潮流”，却合于生活。为了追赶“潮流”而改变自己的个性，那不过是做了一篇虚情假意的“文章”。

13、同为名山：华山险；泰山雄；黄山奇；峨嵋秀。“险”、雄”。“奇”、“秀”，就是不同的个性。山如此，人亦然。

14、少年不要怕失败，没有多少人会讥笑一个少年的幼稚和失败。当你长大了，失败的滋味会比少年时代难受得多。

15、没有个性，不是一个好的艺术家；仅有个性，也不是一个好的艺术家。

16、少年，既是长知识也是长身体的时期，学习和娱乐不可偏废。在我看来，首先是身体好，其次才是学习好。俗话说身体是本钱，一个人连本钱都没有了，还能干成什么事呢？

17、钱钟书先生一生淡泊名利是一种美德，而雨果先生生平的一大愿望是要把巴黎改为自己的名字也并非缺德。

18、少年时期虽应以学习为主，却也应逐渐养成分析和判断的习惯。有许多时候能够提出新的问题比解决问题还重要。

19、保持自身的个性和尊重别人的个性同样重要。

20、画家的个性挥洒在作品的线条里；诗人的个性倾注在作品的感情里；音乐家的个性融汇在作品的旋律里。不过，有为大多数人欣赏的个性，却没有为所有人欣赏的个性。

21、少年时代学东西，容易着急，容易改变兴趣，若能在长辈的指导并在一些伙伴之间展开竞赛，将有助于改变这种情况。

22、少年时代，人的记忆力特别好，能够在这个时期多背诵一些文学中的精华，不仅对当时有益，对未来也是很有益处的。

23、成大事业者有大胸怀。这样的人不会成日计较于鸡毛蒜皮，整天着眼于蝇头小利，枉费了许多时间和精力。

24、一个人有了宽广的胸怀，他在生活中便多了理解，多了宽容，多了温和，多了宠辱不惊的气度。那些经常表现出咄咄逼人，尖酸刻薄的人，面对别人的成就不是赞赏而是低毁。

25、习惯的力量是非常强大的，所以凡事一旦养成了习惯是很难改的。少年时期，在很多事上正是养成习惯的时期。与其后来吃力地改变一种坏的习惯，不如在少年时代就养成一种好的习惯。

26、少年成才，固然是件可喜可贺之事，却并不特别值得骄傲。当时南朝齐梁之际的才子江淹，六岁便能写诗，成名也很早。遗憾的是晚年没有取得什么成就。《梁书，江淹传》中说他：“晚年才思微退，时人皆谓之才尽。”江郎才尽的故事是发人深省的。

27、狭隘的人总是想扼杀别人的个性；软弱的人随意改变自己的个性；坚强的人自然坦露真实的个性。

28、不能保持自身的个性是一种“懦弱”，不能尊重别人的个性是一种“霸道”。

29、我喜欢出发，只为到达的地方都属于昨天，哪怕那山再清，那水再秀，那风再温柔，太深的留恋便成了一种羁绊，绊住的不仅有双脚，还有未来。

30、心胸宽广者如海，心胸平常者似河，心胸狭小者像沟渠。

31、人生，机会总是有的，不过稍纵即逝，就看你能否把握住。

32、命运的折磨和命运的恩赐，有时是难说清的，亚柯卡的自传《反败为胜》很多地方都说明了这点……

33、有胸怀者能荐贤，如春秋时齐国鲍叔牙力荐管仲，自己甘居其下；如塞内加尔第一任总统桑戈尔让位于迪乌夫，自己乐于隐退。这样的胸怀，对国家的繁荣发展和长治久安都是十分有益的。

34、“潮流’’总是不断地改变，你的“文章”难道也要不断地重写？

35、当我们备受命运折磨的时候，我们会嗟叹命运的不公平。当有一天命运对我们倍加青睐的时候，我们却会安然享受，不再去想命运是否公平。

36、心胸狭小的人多烦恼，别人不能公正地对待他，会使其烦恼；自己的机遇不如人，也会使其烦恼。在生活中遇到些许不顺的事情，便会叫苦连天，仿若安徒生童话中那个豌豆上的公主。

37、我真羡慕少年，学什么都来得及，不像我们，总是感觉在被时间的鞭子抽打着走。

第三篇：汪曾祺小说特色

汪曾祺小说特色

朴素、平淡、韵味无穷—----汪曾祺作品语言特色表现为:独特的口语化的语言。吸取古典文学的营养。突破诗歌、散文、小说的界限。重氛围渲染，表现健康的人性。形成了其具有独特韵味的文学语言。对于打破“文革”后那段冰冻期特有的话语禁忌，功不可没。这决定了汪曾祺作品无可置疑的文体学意义。

许多人喜欢汪曾祺，有的甚至是疯狂地喜欢。汪曾祺像一阵清风在中国文坛刮过，让人眼前一亮。他承继了乃师沈从文之风，而又以白描见长，别成一家。他的小说、散文语言如同水中磨洗过的白石子，干净圆润清清爽爽。这种语言魅力显然得益于日常口语，方言，民间文学和古典文学的完美化合。汪曾祺将精练的古代语言词汇自然地消融在文本中，又从日常口语，方言，民间文学中吸取甘美的乳汁，兼收并蓄，克钢化柔，扫除诗歌、散文、小说的界限，独创一种新文体。豪华落尽见真淳。轻盈流丽，小巧精致，如生生燕语，呖呖莺歌，滑而不腻。令人一读之下而悠然神往。汪曾祺那信马由缰干净利索的文字，淡而有味，飘而不散，有初发芙蓉之美，可谓俗极，雅极，炉火纯青。

汪曾祺对中国文坛的影响，特别是对年轻一代作家的影响是巨大的。在风行现代派的上世纪80年代，汪曾祺以其优美的文字和叙述唤起了年轻一代对母语的感情，唤起了他们对母语的重新的热爱，唤起了他们对民族文化的热爱。上世纪80年代是流行翻译文体的年代，一些作家为了表现自己的新潮和前卫，大量模仿和照搬翻译小说的文体，以为翻译家的文体就是现代派的文体。我们现在从当时的一些著作的作品就可以看到这种幼稚的模仿。汪曾祺用非常中国化的文风征服了不同年龄、不同文化的人，且显得特别“新潮”，让年轻人重新树立了对汉语的信心。本文即尝试从语言的角度对汪曾祺作品进行分析。

一、独特的口语化的语言王安忆说“汪曾祺老的小说，可说是顶容易读的了。总是最平凡的字眼，组成最平凡的句子，说一件最平凡的事情。”（1）确实如此。王安忆又说：“汪曾祺讲故事的语言也颇为老实，他几乎从不概括，而尽是详详细细，认认真真地叙述过程，而且是很日常的过程。”（2）我认为汪曾祺小说散文的语言特色重要表现为独特的口语化的语言。举个例子，“我家后园有一棵紫薇。这棵紫薇有年头了，主干有茶杯口粗，高过屋檐。一到放暑假，它开起花来，真是‘紫得’不得了，紫薇花是六瓣的，但是花瓣皱缩，瓣边还有很多不规则的缺刻，所以根本分不清它是几瓣，只是碎碎叨叨的一球，当中还射出许多花须、花蕊。一个枝子上有很多朵花。一棵树上有数不清的枝子。真是乱。乱红成阵，乱成一团。简直像一群幼儿园的孩子放开了又高又脆的小嗓子一起乱囔囔。”（《紫薇》）汪曾祺的白话文给人一种解放感——原来白话文可以这么写！又如他的《虎头鲨、昂嗤鱼、阵鳌、螺蛳、蚬子》这篇专讲吃的散文，其中有这样一段：“苏州人特重塘鳢鱼。上海人也是，一提起塘鳢鱼，眉飞色舞。塘鳢鱼是什么鱼？我向往之久矣。到苏州，曾想尝尝塘鳢鱼未能如愿，后来我知道：塘鳢鱼就是虎头鲨，瞎！”一声“瞎”韵味无穷，意境高远。自五四以来，尝试把口语溶入写作的人当然绝不只是汪曾祺一个。老舍也热中于此。但是倘若拿这两个人相比，我认为汪曾祺更胜一筹。这是因为老舍的口语因素多半构成一定的语言特色，小说的总体框架还是相当欧化的。汪曾祺与此不同，他的小说往往在大的叙述框架上，就有意顺从现代汉语中口语叙事的规则。王安忆说“汪曾祺的小说写得很天真，很古老很愚钝地讲一个闲来无事的故事，从头说起地，‘从前有座山，山上有座庙’地开了头。比如‘西南联大有个文嫂’（《鸡毛》）；比如‘北门有一条承志河’（《故里杂记》）；比如‘全县第一个大画家季陶民，第一个鉴赏家是叶三’（《鉴赏家》）然后顺着开头徐徐往下说，从不虚晃一枪，弄的扑朔迷离。他很负责地说完一件事，在由一件事引出另一件事来”（3）我认为王安忆对汪曾祺的小说的叙述和语言的特征，描写得相当准确。读汪曾祺的小说确乎如此，什么都平平淡淡，但读完之后，你却不能平静，内心深处总会有一种隐隐地激动。汪曾祺小说散文中大量采用了地道的方言，文章读来琅琅上口，倍感亲切。汪曾祺对吴语非常稔熟，颇知其传神妙处。他在小说《星期天》、散文《安乐居》中，恰到好处地运用了上海方言。如“操那起来”、“斜其盎赛”等，既有地方色彩，又写活了人物，吴地读者赏来自有动人情趣。在上海，卖糖炒热白果的小贩在街头吆喝道：“阿要吃糖炒热白果，香是香来糯是糯！”那句中的“糯”字，使汪曾祺竟“嚼”出细腻柔软而有弹性的韵味来，他在形容女作家铁凝的小说《孕妇和牛》的语言风格时，便油然想起吴语里的这个字：糯。他怕这位北方作家不能体会这种语感，就说：“什么时候我们到上海去，我买一把烤白果让你尝尝。”再如《岁寒三友》中一段“早！早！吃过了？偏过了，偏过了！”极富情趣。运用方言实际是用了老百姓自己的语言贴近生活，象这样的语言在汪曾祺的小说、散文中是唾手可得的。汪曾祺热爱甚至可以说迷恋民间文化，1950年在北京做过《说说唱唱》和《民间文学》的编辑，这段经历使他受到了很大的影响。不只是民间的戏曲、歌谣让他着迷，甚至连北京一派出所墙上写的一条宣传夏令卫生的标语“残菜剩饭，必须回锅见开在吃！”；八面糟附近的一家接生婆的门口的“广告”：“轻车快马，吉祥姥姥”；做竹藤活的写的：“出售新藤椅，修理旧棕绷 ”。也引起了他的兴趣。他由衷地赞美说，“这都是很好的语言，真是可以悬之国门，不能增减一字。”（4）在《说说唱唱》当编辑的那几年，汪曾祺更从赵树理身上看到民间文学对一个作家的巨大影响，或者说，一个作家要想有所成就，就应该下功夫从民间文学中吸取甘美的乳汁和诗情。本来就对民间文学有浓厚兴趣的汪曾祺在赵树理为人及作品影响下，更加明确地认识到：“一个作家读一点民间文学------首先是涵泳其中，从群众那里汲取甘美的诗的乳汁，取得美感经验，接受民族的审美教育。”（5）多年以后，当汪曾祺在短篇小说创作上取得了引人注目的成绩后，在谈及创作经验时，他总不忘记强调民间文学对自己的影响。汪曾祺八十年代重出文坛时有人惊呼“原来小说也可以这么写！”我想人们惊叹的原因之一大概就是汪曾祺独特的口语化的语言风格吧！

二、吸取古典文学营养汪曾祺除了从日常口语、方言、民间文学中寻找资源外，同时还非常重视从古典文学中取得营养。汪曾祺的语言传承了唐宋散文流风，他喜爱《世说新语》和宋人笔记，继承明清散文传统。他一再提到明代作家归有光的几篇散文《先妣事略》、《项脊轩志》、《寒花葬志》诸篇，由于归有光“无意为文”，写得像谈家常话似的，叙述语言与人物语言衔接处若无痕迹，汪曾祺的小说创作从中得益匪浅。“我受营养最深的是明朝大散文家归有光的几篇代表作。归有光以轻淡的文笔写平常的人物，亲切而凄婉。这和我的气质相近，我现在的小说里还时时回响着归有光的余韵。”（6）有了这些“余韵”，汪曾祺的语言就在现代汉语和古代文言文之间建立了一种内在的联系。为什么那些平平凡凡、普普通通的日常口语一溶入汪曾祺的笔下，就有了一种特别的韵味？秘密就在其中。举《受戒》起头的一段为例：“这个地方的老名有点怪，叫庵赵庄。赵，是因为庄上大都姓赵。叫做庄，可是人家住得很分散，这里两三家，那里两三家。一出门，远远就可以看到，走起来得走一会，因为没有大路，都是弯弯曲曲的田埂。庵，是因为有一个庵。庵叫菩提庵，可是大家叫讹了，叫成荸荠庵。连庵里的和尚也这样叫。宝刹何处？------荸荠庵。”这是一段大白话，白得几乎连形容词都没有，但读起来如长短句，白得有一种风情。倘我们读一读归有光的《寒花葬志》，我以为不难发现《受戒》这段大白话的节奏、韵律与《寒花葬志》有自然相通之处。很明显，文言写作对“文气”的讲求被汪曾祺移入了白话写作中，且了无痕迹。反过来，痕迹非常明显地以文言直接入白话文的做法，他也不忌讳，不但不忌讳，相反，大张旗鼓。举《端午的鸭蛋》一文中的一段：“高邮咸蛋的特点是质细而沙多。蛋白柔软，不似别处的发干、发粉，入口如嚼石灰。油多尤为别处所不及。鸭蛋的吃法，如袁子才所说，带壳切开，是一种，那是席间待客的办法。平常食用，一般都是敲破‘空头’用筷子挖着吃。筷子头一札下去，吱------红油就冒出来了。”这里文言成分和白话成分水乳交融，自自然然，一点不勉强。再如《观音寺》中这样的行文：“我们在联大新校舍住了四年，窗户上没有玻璃。在窗格上糊了桑皮纸，抹一点青桐油，亮堂堂的，挺有意境。教员一人一间宿舍，室内床

一、桌

一、椅一。还要什么呢？挺好。”也是白话，但有股文人气。这种带股文人气的白话又和五四之后的“旧白话”不同，没有那种半文半白带来的遗老遗少味儿。记得《陌上桑》中描写罗敷的形象有这么一段“行者见罗敷，下担捋髭须。少者见罗敷，脱帽著绡头。耕者见罗敷，锄者忘其锄。来归相怨怒，但坐观罗敷。”把罗敷之美通过侧面烘托出来，读到《大淖记事》中描写“巧云”的一段“她在门外的两棵树杈之间结网，在淖边平地上织席，就有一些少年装着有事的样子来来去去，她上街买东西，甭管是买肉，买菜，打油，打酒，撕布，量头绳，买头油、雪花膏，买石碱、浆快，同样的钱，她买回来，份量比一般人多，东西都比别人好。这个奥秘早被大娘、大婶们发现，她们就托她买东西，只要巧云一上街，都挎了好几个竹篮，回来时压得两个胳膊酸痛酸痛。泰山庙唱戏，人家都是自己扛了板凳去，巧云散着手就去了。一去了，总有人给她找一个得看的好的座。台上的戏唱得正热闹，但是没有多少人叫好。因为好些人不是在看戏，是看她。”你会发现两者是有着异曲同工之妙的！在文学创作中尝试文白相亲，文白相融的作家当然并不仅是汪曾祺一个，但是我认为能在一种写作中，把白话“白”到了家，然后又能把充满文人雅气的文言因素融化其中，使二者在强烈的张力中得以如此和谐，好象本来就是一家子，这大概只有汪曾祺能吧。

三、突破了诗歌、散文、小说界限的语言汪曾祺作品打破了诗、散文、小说的界限，去除了诸般文体间的话语禁忌，以其浓酽的意象化和诗化特征，体现出东方美学之风神雅韵。“关门独坐，门外长流水，日长如小年。”（《故人往事》）“来了一船瓜、一船颜色和欲望。一船是石头，比赛着棱角。也许——一船鸟，一船百合花。深巷卖杏花。骆驼。骆驼的铃声在柳烟中摇荡，鸭子叫，一只通红的蜻蜓。”（《复仇》）“青浮萍，紫浮萍。长脚蚊子，水蜘蛛。野菱角开着四瓣的小白花。惊起一只青桩（一种水鸟），擦着芦穗，扑鲁鲁鲁飞远了。”（《受戒》）这不是小说，这是诗，是韵文，是行云流水。“正街上有家豆腐店，有一头牵磨的驴。每天下午，豆腐店的一个孩子总牵着驴到侉奶奶的榆树下打滚。驴乏了，一滚，再滚，总是翻不过去。滚了四五回，哎，翻过去了。驴打着响鼻，浑身都轻松了。侉奶奶原来直替这驴在心里攒劲，驴翻过去了，侉奶奶也替它觉得轻松。（”《榆树》）。看“驴打滚”，这叫小说吗？不叫。“李小龙每天放学，都经过王玉英家的门外。他都看见王玉英。晚饭花开得很旺盛，它们使劲地往外开，发疯一样，喊叫着，把自己开在傍晚的空气里。浓绿的，多得不得了的绿叶子；殷红的，胭脂一样的，多得不得了的红花；非常热闹，但又很凄清，没有一点声音。在浓绿浓绿的叶子和乱乱纷纷的红花之前，坐着一个王玉英。”（《晚饭花》）。一个小小子，看见一个姑娘，后来这个姑娘嫁了，“这世界上再也没有原来的王玉英了”，这叫小说吗？不叫。小说照例是故事为纲，可是看完了，我满脑子里只有人，没有故事。这种顺其自然的闲话文本表面上看来不象小说笔法，却尽到了小说叙事话语的功能，有一种清新自然美。汪曾祺在《桥边小说三篇后记》中说：“这样的小说打破了小说和散文的界限，简直近似随笔。结构尤其随便，想到什么写什么，想怎么写就怎么写。我这样做是有意的（也是经过苦心经营的）。我要对‘小说’这个概念进行一次冲决，小说是谈生活不是编故事；小说要真诚，不能耍花招。小说当然要讲技巧，但是：修辞立其诚。”（7）“一月，下大雪。------二月里刮着风。------三月，葡萄上架。------四月，浇水。五月------十二月上旬，葡萄入窖。------”（《葡萄月令》）散文《葡萄月令》更象是一首一往情深的劳动赞美诗。洋溢在字里行间的是一种对人生、对生活的挚爱之情。汪曾祺的小说散文如同简洁疏朗的水墨画，更如同朦胧幻美的成人童话，为读者提供了一个如梦如幻如诗如画的审美对象。

四、重氛围渲染，表现健全的人性和健康的美。《受戒》、《大淖记事》开八十年代中国小说新格局。在这类作品里，汪曾祺不重人物性格，而重氛围渲染，以玄远清丽的真淳飘逸之气，表现健全的人性和健康的美。温软的水，朦胧的月，摇曳的云影，迷人的沙洲，感应着明海小和尚、小英子、巧云、十一子们细微神秘的心灵震颤；那混沌的爱，迷离的情，则展示了生命的腾踊，美的精魂的跃动。汪曾祺纤笔一枝，将人的自然情欲写得如此美绝人寰，一尘不染。如《受戒》结尾两段：“英子跳到中舱，两只浆飞快地划起来，划进了芦花荡。芦花才吐新穗。紫灰色的芦穗，软软的，滑溜溜的，像一串丝线。有的地方结了蒲棒，通红的，像一枝一枝小蜡烛。青浮萍。长脚蚊子，水蜘蛛。野菱角开着四瓣的小白花。惊起一只青桩（一种水鸟），擦着芦穗，扑鲁鲁鲁飞远了------”明海与英子划着小船进入了理想的圣地，也驶进了汪曾祺情感中的理想境界，在碧波芦荡中，美丽的景色孕育了健康的人性。写出了朦胧的爱，迷离的情，写出了特有的纯洁、烂漫与天真，不事雕琢而明明如画，醉人心田。澎湃的灵性，盎然的诗趣，一尘不染的情思，使人如读安徒生童话，成为人性美灿烂的圣歌，拔动万千心弦。《大淖记事》则写十一子和巧云那种出污泥而不染的情恋，美如秋月，韧如蒲苇，透明似水晶。汪曾祺的小说不仅善于写风景，时时也写些民俗。《岁寒三友》中就有这样一段：“这天天气特别好。万里无云，一天皓月。阴城的正中，立起一个四丈多高的架子。有人早早地吃了晚饭，就扛了板凳来等着了。各种买小吃的都来了。买牛肉高粱酒的，卖回卤豆腐干的，卖五香花生米的、芝麻灌香糖的，卖豆腐脑的，卖煮荸荠的，还有卖河鲜——卖紫——卖紫皮菱角和新剥鸡头米的------到处都是白蒙蒙的热气、香喷喷的茴香八角气味。人们寻亲访友，说长道短，来来往往，亲亲热热。阴城的草地被踏倒了，人们的鞋底也叫秋草的浓汁磨得滑溜溜的。忽然，上万双眼睛一齐朝着一个方向看。人们的眼睛一会儿眯着；人们的嘴一会儿张开，一会儿又合上；一阵阵叫喊，一阵阵欢笑，一阵阵掌声。——陶虎臣点着了焰火了。”汪曾祺笔下的民俗描写，人称风俗画写法，在写时，往往是不知觉的，表面写的是风俗，实质以风俗为依托，渲染了氛围，也从侧面表现了人物形象，人们在看焰火时的欢乐气氛中，陶虎臣体会到了欢乐，别人在欢快之余感受到他善良的品格。这种特有的气氛与韵味的营造，在很大程度上力于作品的语言。读汪曾祺的小说，仿佛是漫步春之原野，又如置身一片泱泱水气，神清气爽。在以故乡为背景的小说里，汪曾祺描绘出了具有浓郁地方特色的风俗画，令人神往。为我们提供了原汁原味的田园风光活化石，提供了民间风俗那鲜活流动的精神实体。语言的美不管是华丽或朴实，是铺排或是简洁，它的魅力关键在于能否深深打动一个人的内心。就如同一个女子，长得令人惊艳固然是容易极具魅力的，却并不绝对，而眉目长得普通清爽，也可以抓住别人的眼和心，因为她的魅力并在一处，而在于她的一举手一投足，一颦一笑之种种，这份魅力其实比前者更亲切和更令人喜欢，而且更持久。汪曾祺的作品属于后者一型。汪曾祺作品，无论是小说，还是散文，都是一些朴素很常见的句子，在他的作品中，你甚至很难找到一个生僻的字和词，但就是这些平平常常的句子，一经他组合，便仿佛有了生命有了灵气，让人读起来可亲可感可敬可爱。就像是一个蓬头垢面的村姑，经她梳洗打扮以后，人还是那个人，衣裳还是那件衣裳，却有了一种风致，有了一种韵味，有了一种美。这种境界的确不是人人都能达到的，佛门一句话叫作：高僧只说平常话。也就是说真正得道的高僧是不会动不动就给你搬高头讲章的，也不会动不动就给你背两句谁也听不懂的经卷来证明自己的深刻和与众不同，他只用最平常最通俗的语言来讲述佛理，但这平常并不意味着浅薄，而是有着常人无法企及的大智慧。在汪曾祺的文章中，没有那种耳提面命的道学家面孔，没有装腔作势的大喊大叫，也没有自命不凡的名士习俗，他有的是从容和平和。他有的是娓娓道来和细细评说，也许正是因为这个特点，所以他的文章让人读起来轻松愉快如坐春风，是一种真正的艺术享受。

第四篇：汪曾祺谈创作

毕飞宇

愚昧是什么？愚昧是一种特殊的知识。愚昧是一种当时令人绝望而事后让人发笑的知识。

我经常告诉我的儿子，无论多大的事情，哪怕这件事看上去远远超出了你的能力，你都不要惧怕它。“不可能”时常是一个巍峨的假象。在它启动之后，它一定会产生顽固的、取之不尽的、用之不竭的惯性，你自己就是这个惯性的一部分。只要你不停息，“不可能”只能是“可能”，并最终成为奇迹。

最后说两句：

一、有人问我，如何成为一个作家？我说，坚持写30年，不要停止；

二、我从没有怀疑过自己的能力，即便如此，我还是要说，我最大的、最可以依赖的才华是耐心。

在水上行路的人都有流水一般的耐心。水从来都不着急，它们手拉着手，从天的尽头一直到另一个尽头。

汪曾祺 《捡石子---当代作家选集丛书》

《回到现实主义，回到民族传统》这可以说是我的文学主张。我说我说说的“现实主义”是能容纳各种流派的现实主义。现实主义不应该排斥，拒绝非现实主义。现实主义作品，或多火烧，都要掺进一点非现实主义的成分。这样的现实主义才能吸收一点新的血液，获得升级。否则现实主义就会干枯，老化，乃至死亡。但是我的作品的本体，是现实主义的。。我所用的方法，尤其是语言是平易的。我的小说基本上是直叙。偶有穿插，但是还是脉络分明的。我不想把时间程序弄的很乱？有这个必要吗？我不大运用时空交错。我认识小说是第三人称的艺术。小说如果出现“你”，只能是接受对象，不能作为人物。“我”作为读者，和作品纵有个距离的。不管怎么投入，总不能变成小说中应该用“他”来称呼的人物，感觉到他的感觉。这样的做法不但使读者眼花缭乱，而且阻碍读者进入作品。。修辞立其诚，对读者要诚恳一些，尽可能写的老实一些。

。。似乎有所开悟：作品的空灵，平实，是现实主义，还是非现实主义的，决定于作品所显现的生活。生活的样子，就是作品的样子。一种生活，只能有一种写法，这样，一个作品才能多样化。《天鹅之死》的跳芭蕾舞的演员和天鹅，本来是两条线，只能交织着写。《小芳》里的小芳，是一个真人，我只能直叙其事。虚构，想象，夸张，我觉得都是不应该的，好像都对不起这个小保姆。

《汪曾祺》文集自序 小说

得有思想性。

小说当然要有思想。我认为，思想是小说首要的东西。但是必须是作者自己的思想，不是别人的思想。一个小说家对雨生活要有自己的感受，自己的思索，自己的独特的感悟。对雨生活的思索是十分重要的，要不断地思索，一次必一次更深入的思索。一个作家于常人的不同，就是对生活思索的更多一些，看的更深一些。《回到现实主义，回到文学传统》

我这几年比较注意传统文学的继承问题。我自小接触的两个老师对我的小说是很有影响的。中国传统的文论，画论是很有影响的。归有光。每天读一篇桐城派的文章。桐城派是中国古文的集大成者。不能完全打倒。他们讲文气贯通，注意文章怎样起怎样落，是有一套的。中国散文在世界上是独特的。“气韵生动”是文章内在的规律性的东西。。年轻人只从翻译小说，现代小说来学习写小说，忽视中国的传统的文艺理论，是太可惜了。

《道是无晴却有晴》

生活是第一位的。有生活，就可以头头是道，横写竖写都行；没有生活，就会捉襟见肘，或者，瞎编。

作品的主题，作者的思想，在一个作品里，必须具体化为对于所写人物的态度，感情。对于人或者事的态度，感情，大概有这么三种表达方式。一种是“特别的说出”。作者唯恐标人不理解，在叙述，描写中拼命加进一些感情色彩很重的字样，甚至跳出事件外面，自己加以评述，抒情，发议论。一种是尽可能地不动声色。许多西方现代小说的作者就尽量不表示对于所写人物，事情的态度，非常冷静。比如海明威。我是主张作者的态度是要让读者感觉到的，但是只能“流露”，不能“特别的说出”。作者的感情，态度最好融化在叙述，描写之中，隐隐约约，存在于字里行间。“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晴却有晴”

《小说笔谈》

倾向性不要特别说出。

怎样表现倾向性？中国的古话说的好：字里行间。

《小说创作随谈》

第三我谈谈结构技巧问题。。他讲了一句话，对我的整个写作是很有知道作用的。“要贴到人物来写”这是什么意思？以我的理解，一个是他对人物很重视。我觉得在小说里，人物是主要的，或者是主导的，其他各个部分是次要的，是派生的。当然也有些小说不写人物，有些写动物，但那实际上还是写人物；有些着重写时间；有些小说甚至也没人物，也没时间，就是写一种气氛，那当然也可以，我过去也十堰过。但是我觉得，大量的小说还是以人物喂猪，其他部分如景物描写等等，都还是从人物中派生出来的。现在谈我的第二点理解。。我认为第二册鞥意思是指作者和人物的关系问题。作者对人物是站在居高临下的态度，还是和人物站在平等地位的态度？我觉得应该和人物平等。当然，讽刺小说除外，那一般是居高临下的。因为那种作品的人物是讽刺的对象，不能和他站在平等的地位。但对正面人物是要有感情的。沈先生说他对农民，士兵，手工业者怀着“不可言说的温爱。”我很欣赏温爱这两个字。他没有用“热爱”而用“温爱”表明与人物稍微有点距离。即使写坏人，写批判的人物，也要和他站在比较平等的地位，写坏人也要写的是可以理解的，甚至还可以有一点“同情”。这样，这个坏人才是一个活人，才是深刻的人物。作家在构思和写作的过程中，大部分时间要和人物融为一体。我说大部分时间，不是全过程，有时要离开一些，但大部分时间要和人物贴的很紧。人物的爱了就是你的爱了。不管叙述也好，描写也好，每句话都要从你的肺腑中流出，也就是从人物的肺腑中流出。这样紧紧地贴着人物，你才会写的真切，而且才可能在写作中出现神来之笔。第三，沈先生所谓“贴到人物写”我的理解，就是写其他部分都要附丽于人物。比如说写风景也不能于人物无关。风景就是人物活动的环境，同时也是人物对于周围环境的感觉。风景是人物眼中的风景。大部分时间要用人物的眼睛去看风景，用人物的耳朵去停声音，用人物的感觉去感觉周围的事件。你写秋天，写一个农民，只能是农民感觉的秋天。如果贴着人物写景物，那么不直接写人物也是写人物。我认为“气氛即人物”，讲明白一点，即是全篇每一个地方都应浸透人物的色彩。叙述语言应该尽量于人物靠近，不能完全是你自己的语言。对话最好平淡，简单，就是普通人说的日常化，不要在对话里赋予很多诗意，很多这里“人是不能用警句交谈的”

另外谈谈语言的问题。我的老师沈从文告诉我，语言只能有一个标准，那就是准确。一句话要赵一个最好的说法，用朴素的语言表达。结构。大体上是两种结构，一种是比较严谨的结构，一种是比较松散的结构。我倾向于松散，主张按照生活的本身形式来结构作品。。我欣赏中国的一个说法，叫做文气，我觉得这是必结构更精微，更内在的概念。什么叫文气？我的解释是内在的结构。“桐城派”提出，所谓的文气就是文章应该怎么起，怎么落，怎么断，怎么怜，怎么顿这样的一些东西，讲究这些东西，文章内在的节奏感就很强。。我觉得如果掌握了文气，比讲结构更容易形成风格

“揉面”----谈语言

文学作品的语言和口语最大的不同是精炼。其次还有字的颜色，形象，声音

小说的语言是视觉语言，不是说他没有声音。前文已经说过，人的感觉是相同的。声音美是语言美的很重要的因素。一个对文字训练有素的人，是会从字上看出他的声音的。中国语言因为有调，即四声，所以特别富有音乐性。讴歌搞文字的人，不能不讲一点声音之道。“前有浮声，则后有切想”，沈约把语言声音的规律概括的很扼要。简单的说，就是平仄声要交错使用。一句话都是平声或者都是仄声，一顺边，是很难听的。写小说不比写诗词，不能有那样严的格律，但不能不追求语言的声音美，要训练自己的耳朵。

关于小说语言（札记）语言是本质的东西

“他的文字不仅是表现思想的工具，似乎也是一种目的”闻一多：《庄子》

语言不只是技巧，不只是形式。小说的语言不是纯粹的外部的东西。语言和内容是同时存在的，不可剥离的。语言决定于作家的气质

“文气论”是中国文论的一个渊源流长的重要的范畴

韩愈提出“气盛言宜”作家思想充实，情绪饱满。他第一次提出作者的心理状态与表达的语言的关系

桐城派把文气论说的很具体。他们所谓的文气，实际上是语言内在的节奏，语言的流动感。“文气”是一个精微的概念，但不是不可琢磨。刘大櫆认为文之能事分为三个步骤：一神气，“文之最精处也”；二音节，“文之稍粗处”；三字句，“文之最粗处”。桐城派很注重字句。论文章，重字句，似乎有些卑之无甚高论，但桐城派老老实实的承认这是文章的根本。刘大櫆说：“近人论文不知有所谓音节者，至语以字句，则必笑以为末事。此论似高实谬。作文若字句安顿不妙，岂复有文字乎？”他们所说的字句，说的是字句的声音，不是他的意义。刘大櫆认为：“音节者，神气之迹也。字句者，音节之矩也。神气不可见，于音节见之；音节无可准，以字句准直。”“凡行文多寡短长，抑扬高下，无一定之律，而有一定之妙，可以意会而不可以言传。学者求神气而得之于音节，求音节而得之于字句，则思过半矣。”如何以字句准音节？他说得非常具体。“一句之中，或多一字，或少一字；一字之中，或用平声”

第五篇：朴素、平淡、韵味无穷——浅谈汪曾祺作品语言特色..

朴素、平淡、韵味无穷

——浅谈汪曾祺作品语言特色

内容提要：本文以汪曾祺的小说散文为研究对象,论述其作品的语言特色..笔者认为,汪曾祺作品语言特色表现为:独特的口语化的语言.吸取古典文学的营养.突破诗歌、散文、小说的界限.重氛围渲染,表现健康的人性.形成了其具有独特韵味的文学语言.对于打破“文革”后那段冰冻期特有的话语禁忌,功不可没.这决定了汪曾祺作品无可置疑的文体学意义.关键词：汪曾祺、小说、散文、语言

许多人喜欢汪曾祺,有的甚至是疯狂地喜欢.汪曾祺像一阵清风在中国文坛刮过,让人眼前一亮.他承继了乃师沈从文之风,而又以白描见长,别成一家.他的小说、散文语言如同水中磨洗过的白石子,干净圆润清清爽爽.这种语言魅力显然得益于日常口语,方言,民间文学和古典文学的完美化合.汪曾祺将精练的古代语言词汇自然地消融在文本中,又从日常口语,方言,民间文学中吸取甘美的乳汁,兼收并蓄,克钢化柔,扫除诗歌、散文、小说的界限,独创一种新文体.豪华落尽见真淳.轻盈流丽,小巧精致,如生生燕语,呖呖莺歌,滑而不腻.令人一读之下而悠然神往.汪曾祺那信马由缰干净利索的文字,淡而有味,飘而不散,有初发芙蓉之美,可谓俗极,雅极,炉火纯青.汪曾祺对中国文坛的影响,特别是对年轻一代作家的影响是巨大的.在风行现代派的上世纪80年代,汪曾祺以其优美的文字和叙述唤起了年轻一代对母语的感情,唤起了他们对母语的重新的热爱,唤起了他们对民族文化的热爱.上世纪80年代是流行翻译文体的年代,一些作家为了表现自己的新潮和前卫,大量模仿和照搬翻译小说的文体,以为翻译家的文体就是现代派的文体.我们现在从当时的一些著作的作品就可以看到这种幼稚的模仿.汪曾祺用非常中国化的文风征服了不同年龄、不同文化的人,且显得特别“新潮”,让年轻人重新树立了对汉 1 语的信心.本文即尝试从语言的角度对汪曾祺作品进行分析.一、独特的口语化的语言

王安忆说“汪曾祺老的小说,可说是顶容易读的了.总是最平凡的字眼,组成最平凡的句子,说一件最平凡的事情.”（1）确实如此.王安忆又说：“汪曾祺讲故事的语言也颇为老实,他几乎从不概括,而尽是详详细细,认认真真地叙述过程,而且是很日常的过程.”（2）我认为汪曾祺小说散文的语言特色重要表现为独特的口语化的语言.举个例子,“我家后园有一棵紫薇.这棵紫薇有年头了,主干有茶杯口粗,高过屋檐.一到放暑假,它开起花来,真是‘紫得’不得了,紫薇花是六瓣的,但是花瓣皱缩,瓣边还有很多不规则的缺刻,所以根本分不清它是几瓣,只是碎碎叨叨的一球,当中还射出许多花须、花蕊.一个枝子上有很多朵花.一棵树上有数不清的枝子.真是乱.乱红成阵,乱成一团.简直像一群幼儿园的孩子放开了又高又脆的小嗓子一起乱囔囔.”（《紫薇》）汪曾祺的白话文给人一种解放感——原来白话文可以这么写!又如他的《虎头鲨、昂嗤鱼、阵鳌、螺蛳、蚬子》这篇专讲吃的散文,其中有这样一段：“苏州人特重塘鳢鱼.上海人也是,一提起塘鳢鱼,眉飞色舞.塘鳢鱼是什么鱼?我向往之久矣.到苏州,曾想尝尝塘鳢鱼未能如愿,后来我知道：塘鳢鱼就是虎头鲨,瞎!”一声“瞎”韵味无穷,意境高远.自五四以来,尝试把口语溶入写作的人当然绝不只是汪曾祺一个.老舍也热中于此.但是倘若拿这两个人相比,我认为汪曾祺更胜一筹.这是因为老舍的口语因素多半构成一定的语言特色,小说的总体框架还是相当欧化的.汪曾祺与此不同,他的小说往往在大的叙述框架上,就有意顺从现代汉语中口语叙事的规则.王安忆说“汪曾祺的小说写得很天真,很古老很愚钝地讲一个闲来无事的故事,从头说起地,‘从前有座山,山上有座庙’地开了头.比如‘西南联大有个文嫂’（《鸡毛》）；比如‘北门有一条承志河’（《故里杂记》）；比如‘全县第一个大画家季陶民,第一个鉴赏家是叶三’（《鉴赏家》）然后顺着开头徐徐往下说,从不2 虚晃一枪,弄的扑朔迷离.他很负责地说完一件事,在由一件事引出另一件事来”（3）我认为王安忆对汪曾祺的小说的叙述和语言的特征,描写得相当准确.读汪曾祺的小说确乎如此,什么都平平淡淡,但读完之后,你却不能平静,内心深处总会有一种隐隐地激动.汪曾祺小说散文中大量采用了地道的方言,文章读来琅琅上口,倍感亲切.汪曾祺对吴语非常稔熟,颇知其传神妙处.他在小说《星期天》、散文《安乐居》中,恰到好处地运用了上海方言.如“操那起来”、“斜其盎赛”等,既有地方色彩,又写活了人物,吴地读者赏来自有动人情趣.在上海,卖糖炒热白果的小贩在街头吆喝道：“阿要吃糖炒热白果,香是香来糯是糯!”那句中的“糯”字,使汪曾祺竟“嚼”出细腻柔软而有弹性的韵味来,他在形容女作家铁凝的小说《孕妇和牛》的语言风格时,便油然想起吴语里的这个字：糯.他怕这位北方作家不能体会这种语感,就说：“什么时候我们到上海去,我买一把烤白果让你尝尝.”再如《岁寒三友》中一段“早!早!吃过了?偏过了,偏过了!”极富情趣.运用方言实际是用了老百姓自己的语言贴近生活,象这样的语言在汪曾祺的小说、散文中是唾手可得的.汪曾祺热爱甚至可以说迷恋民间文化,1950年在北京做过《说说唱唱》和《民间文学》的编辑,这段经历使他受到了很大的影响.不只是民间的戏曲、歌谣让他着迷,甚至连北京一派出所墙上写的一条宣传夏令卫生的标语“残菜剩饭,必须回锅见开在吃!”；八面糟附近的一家接生婆的门口的“广告”：“轻车快马,吉祥姥姥”；做竹藤活的写的：“出售新藤椅,修理旧棕绷 ”.也引起了他的兴趣.他由衷地赞美说,“这都是很好的语言,真是可以悬之国门,不能增减一字.”（4）在《说说唱唱》当编辑的那几年,汪曾祺更从赵树理身上看到民间文学对一个作家的巨大影响,或者说,一个作家要想有所成就,就应该下功夫从民间文学中吸取甘美的乳汁和诗情.本来就对民间文学有浓厚兴趣的汪曾祺在赵树理为人及作品影响下,更加明确地认识到：“一个作家读一点 3 民间文学------首先是涵泳其中,从群众那里汲取甘美的诗的乳汁,取得美感经验,接受民族的审美教育.”（5）多年以后,当汪曾祺在短篇小说创作上取得了引人注目的成绩后,在谈及创作经验时,他总不忘记强调民间文学对自己的影响.汪曾祺八十年代重出文坛时有人惊呼“原来小说也可以这么写!”我想人们惊叹的原因之一大概就是汪曾祺独特的口语化的语言风格吧!

二、吸取古典文学营养

汪曾祺除了从日常口语、方言、民间文学中寻找资源外,同时还非常重视从古典文学中取得营养.汪曾祺的语言传承了唐宋散文流风,他喜爱《世说新语》和宋人笔记,继承明清散文传统.他一再提到明代作家归有光的几篇散文《先妣事略》、《项脊轩志》、《寒花葬志》诸篇,由于归有光“无意为文”,写得像谈家常话似的,叙述语言与人物语言衔接处若无痕迹,汪曾祺的小说创作从中得益匪浅.“我受营养最深的是明朝大散文家归有光的几篇代表作.归有光以轻淡的文笔写平常的人物,亲切而凄婉.这和我的气质相近,我现在的小说里还时时回响着归有光的余韵.”（6）有了这些“余韵”,汪曾祺的语言就在现代汉语和古代文言文之间建立了一种内在的联系.为什么那些平平凡凡、普普通通的日常口语一溶入汪曾祺的笔下,就有了一种特别的韵味?秘密就在其中.举《受戒》起头的一段为例：“这个地方的老名有点怪,叫庵赵庄.赵,是因为庄上大都姓赵.叫做庄,可是人家住得很分散,这里两三家,那里两三家.一出门,远远就可以看到,走起来得走一会,因为没有大路,都是弯弯曲曲的田埂.庵,是因为有一个庵.庵叫菩提庵,可是大家叫讹了,叫成荸荠庵.连庵里的和尚也这样叫.宝刹何处?------荸荠庵.”这是一段大白话,白得几乎连形容词都没有,但读起来如长短句,白得有一种风情.倘我们读一读归有光的《寒花葬志》,我以为不难发现《受戒》这段大白话的节奏、韵律与《寒花葬志》有自然相通之处.4

很明显,文言写作对“文气”的讲求被汪曾祺移入了白话写作中,且了无痕迹.反过来,痕迹非常明显地以文言直接入白话文的做法,他也不忌讳,不但不忌讳,相反,大张旗鼓.举《端午的鸭蛋》一文中的一段：“高邮咸蛋的特点是质细而沙多.蛋白柔软,不似别处的发干、发粉,入口如嚼石灰.油多尤为别处所不及.鸭蛋的吃法,如袁子才所说,带壳切开,是一种,那是席间待客的办法.平常食用,一般都是敲破‘空头’用筷子挖着吃.筷子头一札下去,吱------红油就冒出来了.”这里文言成分和白话成分水乳交融,自自然然,一点不勉强.再如《观音寺》中这样的行文：“我们在联大新校舍住了四年,窗户上没有玻璃.在窗格上糊了桑皮纸,抹一点青桐油,亮堂堂的,挺有意境.教员一人一间宿舍,室内床

一、桌

一、椅一.还要什么呢?挺好.”也是白话,但有股文人气.这种带股文人气的白话又和五四之后的“旧白话”不同,没有那种半文半白带来的遗老遗少味儿.记得《陌上桑》中描写罗敷的形象有这么一段“行者见罗敷,下担捋髭须.少者见罗敷,脱帽著绡头.耕者见罗敷,锄者忘其锄.来归相怨怒,但坐观罗敷.”把罗敷之美通过侧面烘托出来,读到《大淖记事》中描写“巧云”的一段“她在门外的两棵树杈之间结网,在淖边平地上织席,就有一些少年装着有事的样子来来去去,她上街买东西,甭管是买肉,买菜,打油,打酒,撕布,量头绳,买头油、雪花膏,买石碱、浆快,同样的钱,她买回来,份量比一般人多,东西都比别人好.这个奥秘早被大娘、大婶们发现,她们就托她买东西,只要巧云一上街,都挎了好几个竹篮,回来时压得两个胳膊酸痛酸痛.泰山庙唱戏,人家都是自己扛了板凳去,巧云散着手就去了.一去了,总有人给她找一个得看的好的座.台上的戏唱得正热闹,但是没有多少人叫好.因为好些人不是在看戏,是看她.”你会发现两者是有着异曲同工之妙的!

在文学创作中尝试文白相亲,文白相融的作家当然并不仅是汪曾祺一个,但是我认为能在一种写作中,把白话“白”到了家,然后又能把充 5 满文人雅气的文言因素融化其中,使二者在强烈的张力中得以如此和谐,好象本来就是一家子,这大概只有汪曾祺能吧.三、突破了诗歌、散文、小说界限的语言

汪曾祺作品打破了诗、散文、小说的界限,去除了诸般文体间的话语禁忌,以其浓酽的意象化和诗化特征,体现出东方美学之风神雅韵.“关门独坐,门外长流水,日长如小年.”（《故人往事》）“来了一船瓜、一船颜色和欲望.一船是石头,比赛着棱角.也许——一船鸟,一船百合花.深巷卖杏花.骆驼.骆驼的铃声在柳烟中摇荡,鸭子叫,一只通红的蜻蜓.”（《复仇》）“青浮萍,紫浮萍.长脚蚊子,水蜘蛛.野菱角开着四瓣的小白花.惊起一只青桩（一种水鸟）,擦着芦穗,扑鲁鲁鲁飞远了.”（《受戒》）这不是小说,这是诗,是韵文,是行云流水.“正街上有家豆腐店,有一头牵磨的驴.每天下午,豆腐店的一个孩子总牵着驴到侉奶奶的榆树下打滚.驴乏了,一滚,再滚,总是翻不过去.滚了四五回,哎,翻过去了.驴打着响鼻,浑身都轻松了.侉奶奶原来直替这驴在心里攒劲,驴翻过去了,侉奶奶也替它觉得轻松.”（《榆树》）.看“驴打滚”,这叫小说吗?不叫.“李小龙每天放学,都经过王玉英家的门外.他都看见王玉英.晚饭花开得很旺盛,它们使劲地往外开,发疯一样,喊叫着,把自己开在傍晚的空气里.浓绿的,多得不得了的绿叶子；殷红的,胭脂一样的,多得不得了的红花；非常热闹,但又很凄清,没有一点声音.在浓绿浓绿的叶子和乱乱纷纷的红花之前,坐着一个王玉英.”（《晚饭花》）.一个小小子,看见一个姑娘,后来这个姑娘嫁了,“这世界上再也没有原来的王玉英了”,这叫小说吗?不叫.小说照例是故事为纲,可是看完了,我满脑子里只有人,没有故事.这种顺其自然的闲话文本表面上看来不象小说笔法,却尽到了小说叙事话语的功能,有一种清新自然美.汪曾祺在《桥边小说三篇后记》中说：“这样的小说打破了小说和散文的界限,简直近似随笔.结构尤其随6 便,想到什么写什么,想怎么写就怎么写.我这样做是有意的（也是经过苦心经营的）.我要对‘小说’这个概念进行一次冲决,小说是谈生活不是编故事；小说要真诚,不能耍花招.小说当然要讲技巧,但是：修辞立其诚.”（7）

“一月,下大雪.------二月里刮着风.------三月,葡萄上架.------四月,浇水.五月------十二月上旬,葡萄入窖.------”（《葡萄月令》）散文《葡萄月令》更象是一首一往情深的劳动赞美诗.洋溢在字里行间的是一种对人生、对生活的挚爱之情.汪曾祺的小说散文如同简洁疏朗的水墨画,更如同朦胧幻美的成人童话,为读者提供了一个如梦如幻如诗如画的审美对象.四、重氛围渲染,表现健全的人性和健康的美.《受戒》、《大淖记事》开八十年代中国小说新格局.在这类作品里,汪曾祺不重人物性格,而重氛围渲染,以玄远清丽的真淳飘逸之气,表现健全的人性和健康的美.温软的水,朦胧的月,摇曳的云影,迷人的沙洲,感应着明海小和尚、小英子、巧云、十一子们细微神秘的心灵震颤；那混沌的爱,迷离的情,则展示了生命的腾踊,美的精魂的跃动.汪曾祺纤笔一枝,将人的自然情欲写得如此美绝人寰,一尘不染.如《受戒》结尾两段：“英子跳到中舱,两只浆飞快地划起来,划进了芦花荡.芦花才吐新穗.紫灰色的芦穗,软软的,滑溜溜的,像一串丝线.有的地方结了蒲棒,通红的,像一枝一枝小蜡烛.青浮萍.长脚蚊子,水蜘蛛.野菱角开着四瓣的小白花.惊起一只青桩（一种水鸟）,擦着芦穗,扑鲁鲁鲁飞远了------”明海与英子划着小船进入了理想的圣地,也驶进了汪曾祺情感中的理想境界,在碧波芦荡中,美丽的景色孕育了健康的人性.写出了朦胧的爱,迷离的情,写出了特有的纯洁、烂漫与天真,不事雕琢而明明如画,醉人心田.澎湃的灵性,盎然的诗趣,一尘不染的情思,使人如读安徒生童话,成为人性美灿烂的圣歌,拔动万千心弦《.大淖记事》则写十一子和巧云那种出污泥而不染的情恋,美如秋月,韧如 7 蒲苇,透明似水晶.汪曾祺的小说不仅善于写风景,时时也写些民俗.《岁寒三友》中就有这样一段：“这天天气特别好.万里无云,一天皓月.阴城的正中,立起一个四丈多高的架子.有人早早地吃了晚饭,就扛了板凳来等着了.各种买小吃的都来了.买牛肉高粱酒的,卖回卤豆腐干的,卖五香花生米的、芝麻灌香糖的,卖豆腐脑的,卖煮荸荠的,还有卖河鲜——卖紫——卖紫皮菱角和新剥鸡头米的------到处都是白蒙蒙的热气、香喷喷的茴香八角气味.人们寻亲访友,说长道短,来来往往,亲亲热热.阴城的草地被踏倒了,人们的鞋底也叫秋草的浓汁磨得滑溜溜的.忽然,上万双眼睛一齐朝着一个方向看.人们的眼睛一会儿眯着；人们的嘴一会儿张开,一会儿又合上；一阵阵叫喊,一阵阵欢笑,一阵阵掌声.——陶虎臣点着了焰火了.”汪曾祺笔下的民俗描写,人称风俗画写法,在写时,往往是不知觉的,表面写的是风俗,实质以风俗为依托,渲染了氛围,也从侧面表现了人物形象,人们在看焰火时的欢乐气氛中,陶虎臣体会到了欢乐,别人在欢快之余感受到他善良的品格.这种特有的气氛与韵味的营造,在很大程度上力于作品的语言.读汪曾祺的小说,仿佛是漫步春之原野,又如置身一片泱泱水气,神清气爽.在以故乡为背景的小说里,汪曾祺描绘出了具有浓郁地方特色的风俗画,令人神往.为我们提供了原汁原味的田园风光活化石,提供了民间风俗那鲜活流动的精神实体.语言的美不管是华丽或朴实,是铺排或是简洁,它的魅力关键在于能否深深打动一个人的内心.就如同一个女子,长得令人惊艳固然是容易极具魅力的,却并不绝对,而眉目长得普通清爽,也可以抓住别人的眼和心,因为她的魅力并在一处,而在于她的一举手一投足,一颦一笑之种种,这份魅力其实比前者更亲切和更令人喜欢,而且更持久.汪曾祺的作品属于后者一型.汪曾祺作品,无论是小说,还是散文,都是一些朴素很常见的句子,在他的作品中,你甚至很难找到一个生僻的字和词,8 但就是这些平平常常的句子,一经他组合,便仿佛有了生命有了灵气,让人读起来可亲可感可敬可爱.就像是一个蓬头垢面的村姑,经她梳洗打扮以后,人还是那个人,衣裳还是那件衣裳,却有了一种风致,有了一种韵味,有了一种美.这种境界的确不是人人都能达到的,佛门一句话叫作：高僧只说平常话.也就是说真正得道的高僧是不会动不动就给你搬高头讲章的,也不会动不动就给你背两句谁也听不懂的经卷来证明自己的深刻和与众不同,他只用最平常最通俗的语言来讲述佛理,但这平常并不意味着浅薄,而是有着常人无法企及的大智慧.在汪曾祺的文章中,没有那种耳提面命的道学家面孔,没有装腔作势的大喊大叫,也没有自命不凡的名士习俗,他有的是从容和平和.他有的是娓娓道来和细细评说,也许正是因为这个特点,所以他的文章让人读起来轻松愉快如坐春风,是一种真正的艺术享受.注释：

（1）（3）王安忆：《故事和讲故事》浙江文艺出版社1991年版,第184页.（2）王安忆：《故事和讲故事》浙江文艺出版社1991年版,第186页.（4）陆建华：《汪曾祺传》江苏文艺出版社,1997年7月第1版,第246页.（5）陆建华：《汪曾祺传》江苏文艺出版社,1997年7月第1版,第121页.（6）汪曾祺：《蒲桥集》作家出版社,1992年版,第358页.（7）汪曾祺：《桥边小说三篇后记》,《汪曾祺文集小说卷》陆建华主编,江苏文艺出版社,1993年第一版,第559页.参考文献：

1．《汪曾祺传》陆建华著,江苏文艺出版社,1993年第一版

2．《汪曾祺文集小说卷》陆建华主编,江苏文艺出版社,1993年第一版

3、《汪曾祺散文选集》徐柏容、郑法清主编,百花文艺出版社,1996年 9 第12月

4、《中国当代名人随笔 汪曾祺卷》汪曾祺著 陕西人民出版社,1993年12月第一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