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从中庸「达孝」章谈宗庙祭祀与治国的关系
从中庸「达孝」章谈宗庙祭祀与治国的关系
黄忠天
国立高雄师范大学经学研究所
关键词:宗庙、治国、中庸、礼记 摘要
《中庸》一书中,论及「宗庙」(祖庙)者,共有五处,除十七、十八章各有一则外,主要集中在「达孝」章(即十九章,依朱熹《中庸章句》所分)。由于文中论述「宗庙」之事颇多,且与《中庸》全文主要在论性、论道、论诚,殊不相类。因此,前儒于此章颇有疑义,甚至谓本章与《中庸》无关,而为礼家所杂入。惟本章在内容、作者与撰作时代的争议虽多,然以中国古来祭政合一,而儒家向来亦主张以礼乐教化天下。因此,本章就精神意义言,实未尝偏离此一基本立场,而且宗庙祭祀以诚为主,若说本章与《中庸》无关,似乎难以尽服学者之心。是以「明乎郊社之礼,禘尝之义」,自然能通乎治国。至于何以明乎「郊社之礼,禘尝之义」,治国便能如视掌之易?由于在《论语》中,孔子并未直接、正面的说明,前贤对此虽略有所论,然以宗庙祭祀关涉文化层面的复杂,若光从一二面相来论述,实难以尽窥全豹。因此,本文试图从治国以礼、治国以诚、报本追远、神道设教、收族统宗等五方面来分析,希望对于《论语》与《中庸》所论及宗庙与治国的关系,得以了然分明。从中庸「达孝」章谈宗庙祭祀与治国的关系
黄忠天
国立高雄师范大学经学研究所
前言
宗庙(祖庙)是人类藉以祭祀先人,庇佑子孙的场域。不过,宗庙制度的源起,宗庙制度的内容,究竟为何?由于时代凐邈,难得其详。虽然古来有帝喾高辛氏始立宗庙,尧舜建七庙以享先祖之说,然而毕竟文献不足,难以稽考。因此,论宗庙制度,较保守的推论,至迟应始于殷商,而大备于周代1。
宗庙主要在祭祀祖先,而祖先诞受天命,或由天降命而生的观念,由来久矣。因此,享(上)帝立(宗)庙,以配祖考,便向来是「国之大事」。
《中庸》一书中,论及「宗庙」(祖庙)者,共有五处,除十七、十八章各有一则外,主要集中在如下十九章:
子曰:春秋,修其祖庙,陈其宗器,设其裳衣,荐其时食。宗庙之礼,所以序昭穆也;序爵,所以辨贵贱也;序事,所以辨贤也;旅酬下为上,所以逮贱也;燕毛,所以序齿也。践其位,行其礼,奏其乐,敬其所尊,爱其所亲,事死如事生,事亡如事存,孝之至也。郊社之礼,所以事上帝也;宗庙之礼,所以祀乎其先也。明乎郊社之礼,禘尝之义,治国其如示诸掌乎!
由于文中论述「宗庙」之事颇多,且与《中庸》全文主要在论性、论道、论诚,殊不相类。因此,前儒于此章颇有疑义,如宋‧陈善《扪虱新话》便谓:
予旧曾为《中庸说》,谓《中庸》者,吾儒证道之书也。然至今疑自「春秋修其祖庙陈其宗器」以下一段,恐只是汉儒杂记。或因上文论武王周公达孝,遂附于此,当时虽为之解,然非成说也。又云:「郊社之礼,所以事上帝也;宗庙之礼,所以祀乎其先也。明乎郊社之礼,禘尝之义,治国其如示诸掌乎」,此尤不可晓。按《论语》「或问禘之说。子曰:『不知也。1 虽然《史记》中〈五帝本纪〉、〈夏本纪〉与〈三代世表〉略载有帝王世系,然迄今惟见殷商卜辞,得藉以推断殷代先王先公。宗庙制度的建立系于宗法制度的确立,宗法制度的确立,又关系着王位的继承。因此,夏朝若为家天下的开始,则必然有其宗法制度与宗庙制度,以确立其王位的继承,只是迄今未见其出土文献以左证耳。知其说者之于天下也,其如示诸斯乎』,指其掌」,此孔子以当时之禘,有不如礼,不欲斥言之,因以掌而示门人,曰:其甚易知如此耳。弟子因而记当时,孔子所谓示诸斯者,是指其掌也。今《中庸》乃言治国其如示诸掌,无乃非其义也。〈仲尼燕居〉又曰:「明乎郊社之礼,禘尝之义,治国其如指诸掌而已乎」,予以此知三者,皆是汉儒误读论语之文,因而立说,非孔子之意也2。
陈善认为《中庸》十九章「春秋修其祖庙」以下,为汉儒杂记。近人徐复观先生,虽反对其说,然亦谓本章与《中庸》无关,而为礼家所杂入3。由于陈善以《中庸》本章乃汉儒误读《论语》之文,因此,认为「郊社之礼、禘尝之义」与治国的关系,非孔子本意,其义亦不可知晓。惟清‧翟灏《四书考异》则反对其说云:
陈氏说尤肤浅。示掌之文,孟子已屡用之,犹「运掌」,犹「反手」,皆即此语。谓:「汉儒误读《论语》」,孟子先误读《论语》乎4?
本章在作者与撰作时代的争议虽多,然而儒家向来主张以礼乐教化天下,况中国古来祭政合一。因此,本章就精神意义言,实未尝偏离此一基本立场,而且《中庸》虽论述「至诚尽性」之旨,亦谈「成己成物」、「治国九经」之道,全书藉明体以达用,复即用以显体,可谓合外内之道而体用不二。况宗庙祭祀以诚为主,若说本章与《中庸》无关,似乎难以尽服学者之心。因此,「明乎郊社之礼,禘尝之义」,自然有可通乎治国者。
然而,何以明乎「郊社之礼,禘尝之义」,治国便能如视掌般的容易5,此一问题,在《论语》中,孔子并未有直接而正面的说明,吾人仅能从儒家的经典中,去探寻孔子当时的语境(context)6,并试图说明宗庙与治国的关系。由于历代大儒对此,亦未见较为深入的阐述,例如:郑玄但谓:「序爵辨贤,尊尊亲亲,治国之要。」朱熹在《论语‧八佾篇》已略作论述(说详于后),是以《中庸章句》但云:「此与《论语》文意大同小异,记有详略耳」,未再加说明。因此,吾人不揣浅陋,寻思《中庸》本章旨意,并综合儒家相关经典,大致析论如下: 2
3陈善《扪虱新话》(北京:中华书局,一九八五年),卷三,页72。
徐复观《中国人性论史》(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民国七十九年十二月),页106。
4翟灏《四书考异》(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北京图书馆藏清乾隆刻本)上编卷六,页26~27。
5「示诸掌」之「示」,郑玄读如「寘诸河干之寘」。寘,置也,指置物于掌中。朱熹则解「示」为「视」,本文采朱熹之说。6
哈特曼、斯托克《语言与语言学词典》谓广义的语境指「话语或文句的意义所反映的外部世界的特征」
一、治国以礼说
《礼记‧仲尼燕居》云:「礼也者,理也。」《礼记‧乐记》云:「礼也者,理之不可易者也。」又云:「礼者,天地之序也。」由此可见,礼为事理统绪的法则,有条理秩序之意,儒家崇尚礼乐教化,即欲藉此以维系社会秩序。尤其孔子处在春秋中叶以来,社会结构急遽变化的时代,对于礼坏乐崩的现象,曾有诸多的批评与感慨。如《论语‧八佾篇》载季孙氏于家庙之庭作八佾之舞7,孔子云:「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而鲁大夫孟孙、叔孙、季孙三家以雍彻8。孔子亦曰:「『相维辟公,天子穆穆』9,奚取于三家之堂?」来批判三家的僭越礼制。
至于谈到宗庙祭祀与治国的关系,《论语》、《中庸》与《礼记》均有所记载,如《论语‧八佾篇》云:
或问禘之说。子曰:「不知也。知其说者之于天下也,其如示诸斯乎?」指其掌。
由于朱熹以禘为王者之大祭10,故于《论语集注》中,盖以鲁祭非礼,鲁君非天子不得行禘祭,遂谓文中孔子所说「不知也」一语,盖为鲁讳11。朱熹复从报本与诚敬两方面来阐述禘祭与治理天下的关系(说详后文),由于朱熹于《中庸章句》谓《中庸》此章与《论语》文意大同小异,并未再加以阐述。因此,朱熹论禘祭与治道的观点,自然可以《论语‧八佾》所注为依准,虽然其说亦有几分道理,然若以经解经来看《中庸》所云:「明乎郊社之礼,禘尝之义,治国其如示诸掌」,单就报本与诚敬来论述,仍不够完备,试观《礼记‧仲尼燕居》一文所云:
八佾,天子之乐舞。诸侯六佾、大夫四佾、士二佾。季孙氏为鲁大夫,却僭用天子的八佾。
朱熹注云:「雍,〈周颂〉篇名。彻,祭毕而收其俎也。天子宗庙之祭,则歌雍以彻。是时三家僭而用之。」 9
出自《诗经‧周颂‧雍》。诗中载天子祭祖时,诸侯都来助祭。而为大夫身份的三家,竟歌天子彻供时所用之〈雍〉诗,如此,这两句又当如何取义?相,助也。辟公,诸侯。穆穆,状天子容貌的庄严。10
禘,祭名。约有三种说法:一为时祭之禘。指宗庙四时之祭,于夏季举行。如《礼记‧王制》所云:「天子诸侯宗庙之祭,春曰礿,夏曰禘,秋曰尝,冬曰烝。」一为殷祭之禘,指天子诸侯宗庙之大祭。如《公羊传‧文公二年》云:「五年而再殷祭。」一为郊祭之禘。指天子诸侯祭天之祭。如《礼记‧大传》:「礼不王不禘。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郑玄注云:「凡大祭曰禘。自,由也。大祭其先祖所由生,谓郊祀天也。」 1
1朱熹之说,实承自何晏《论语集解》引孔氏:「答以不知者,为鲁讳」而来。惟这种说法,恐有待商榷。盖孔子一生素重「正名」,若以鲁祭非礼,孔子当不至于亲临其祭。而《论语‧八佾》:「禘自既灌而往者,吾不欲观之矣」,其中已载孔子亲临其祭矣,足见孔子所不欲观者,恐非以鲁祭之非礼,而是在既灌之后,诚意之稍衰!
子曰:「郊社之义,所以仁鬼神也;尝禘之礼,所以仁昭穆也;馈奠之礼,所以仁死丧也;射乡之礼,所以仁乡党也;食飨之礼,所以仁宾客也。12」子曰:「明乎郊社之义,尝禘之礼,治国其如指诸掌而已乎!」是故以之居处有礼,故长幼辨也;以之闺门之内有礼,故三族和也;以之朝廷有礼,故官爵序也;以之田猎有礼,故戎事闲也;以之军旅有礼,故武功成也。是故宫室得其度量,鼎得其象,味得其时,乐得其节,车得其式,鬼神得其飨,丧纪得其哀,辨说得其党,官得其体,政事得其施,加于身而错于前,凡众之动,得其宜13。
在上文宗庙禘尝之礼中,特别着重序昭穆者,正如《礼记‧祭统》所言:「夫祭有昭穆。昭穆者,所以别父子、远近、长幼、亲疏之序而无乱也。是有事于大庙,则群昭群穆咸在,而不失其伦。此之谓亲疏之杀也。」其中「序而无乱」、「不失其伦」,正是「礼者,理也」的意义,此正为儒家主张透过「礼」来裁制人事之宜,使其合于中道的目的所在。藉由「礼」来辨「长幼」、和「三族」、序「官爵」、闲「戎事」、成「武功」。于是上下定位,尊卑有序,此即「礼所以制中」、「礼者事之治也」。所以,孔子特别强调礼的重要,所谓「治国而无礼,譬犹瞽之无相」、「礼之所兴,众之所治也;礼之所废,众之所乱也14」。在郁郁乎文哉的周代,正如《中庸》所说:「礼仪三百,威仪三千」,吉凶军宾嘉,各种场合各具其礼。其中宗庙之礼中,更包含了无数的礼仪与职官。若依周制,有事于庙,内外诸司均各率其职,以供役事,几可谓百官总动员,甚至邦国诸侯亦咸来助祭15。因此,序昭穆、序爵、序事等等各种繁文缛节的安排,显然必须有一套制度以确保其井然有序。所谓「礼者,理也」,在国之大事的祭祀大典上,各项礼仪均能有条不紊地进行,推之于治国,则又何难之有?由此可见,《中庸》本章论宗庙与治国的关系,虽可另从多元角度来分析,然着重「治国以礼」,或为其第一要义。
二、治国以诚说
2郑玄注云:「仁犹存也。凡存此者,所以全善之道也。郊社、尝禘、馈奠,存死之善者也。射乡食飨,存生之善者也。」 1
3依郑玄的说法,本文中所谓「得」,指「得法于礼」之意。1
4以上「礼所以制中」、「礼者事之治也」、「治国而无礼」、「礼之所兴」诸句,俱见《礼记‧仲尼燕居》。1
5如上文「相维辟公,天子穆穆」一诗,可为旁证。
《礼记‧仲尼燕居》从「礼」来谈「郊社」、「禘尝」与治国的关系。虽然这或许是孔子所认为治国如视掌的要义所在。然而代表「祭祀」的郊社与禘尝,与政治的关系,又非仅止于行「礼」如仪而已,更重要的还要包含一分「诚敬」,否则正如孔子所说的「礼云礼云,玉帛云乎哉」(《论语‧阳货》)当失去内在诚敬,则礼不过徒具虚文而已,更何况是玉帛等外在的供献之物。所以《易经‧观卦》论「盥而不荐16」,《论语‧八佾》载「禘自既灌而往者,吾不欲观之矣」,均说明了诚敬的重要。盖有如程颐所说的「盥者,事之始,人心方尽其精诚,严肃之至也;至既荐之后,礼数繁缛,则人心散,而精一不若始盥之时矣17」。所以《中庸》论「齐明盛服以承祭祀」,《论语‧八佾》论「祭如在。祭神如神在」,在在无非强调祭祀时,诚敬的重要。朱熹《论语集注》亦引范氏云:
君子之祭,七日戒,三日齐。必见所祭者,诚之至也。是故郊则天神格,庙则人鬼享,皆由己以致之也。有其诚则有神,无其诚则无其神,可不谨乎!吾不与祭如不祭,诚为实,礼为虚也。
由此可见,祭祀之礼,重在诚敬,不在祭品与仪式,盖「诚为实,礼为虚」。因此,对于《论语‧八佾》所载「或问禘之说」,孔子谓知其说者之于天下,盖有如示掌,朱熹亦从「诚」字来解说,而云:「盖知禘之说,则理无不明,诚无不格,而治天下不难矣。」因此,《中庸》一书,虽自第十六章「鬼神之为德,其盛矣乎」以下,多涉宗庙鬼神之事,然以祭祀中,特别在「齐明盛服」与「降神」之际,所抱持的诚敬之心,更可通于治国,盖「诚者,物之终始,不诚无物」,所以《中庸》往往援祭祀斋戒时的诚一,以喻在位者修身应有的态度,如「齐明盛服,非礼不动,所以修身也」(二十章)、「齐庄中正,足以有敬也」(三十一章)。因此,若从祭祀之诚,推而广之,论修身之诚,藉内圣而后外王,由成己而后成物,论「明乎郊社之礼,禘尝之义,治国其如示诸掌」者,盖言「治国惟诚」,如此立论,虽不同于《礼记‧仲尼燕居》着重「治国以礼」的说法,但仍能可以成立。
三、报本追远说
盥为古代宗庙祭祀时,用郁鬯(香酒)浇灌地面以降神之礼。通「灌」、「祼」。一作洗手后行灌祭之礼,亦可通。荐为祭祀时,向鬼神的献供。17
黄忠天《周易程传注评》(高雄:复文出版社,二000年),页235。
《左传‧成公十三年》云:「国之大事,在祀与戎。」祭祀不仅有其宗教的特性外,在中国更有政治上的意义。论及祭祀的意义与治国的关系,试观《礼记‧祭义》所云:
天下之礼,致反始也,致鬼神也,致和用也,致义也,致让也。致反始,以厚其本也;致鬼神,以尊上也;致物用,以立民纪也;致义,则上下不悖逆矣;致让,以去争也。合此五者,以治天下之礼也,有奇邪而不治者,则微矣。
文中所说五种礼,前两者均与祭祀有关。「致反始」即郑玄所说的「郊祭以报天之类」;「致鬼神」,即指郑玄所说的「宗庙祭祀之类」。而宗庙的作用,依《白虎通‧宗庙》所说:
王者所以立宗庙者何?曰:生死殊路,故敬鬼神而远之。此孝子之心,所以追孝继养也。宗者,尊也;庙者,貌也,象先祖之尊貌也。所以有室何?所象生之居也。祭宗庙所以禘祫何?尊人君、贵功德、广孝道也。18 其中「贵功德、广孝道」,正是报本追远的写照,盖天地为人之本,透过郊天祭地(郊社之礼)与宗庙祭祀(宗庙之礼),表达了在位者对天地与祖先鬼神的崇敬与厚报,此即《礼记‧祭义》所说:「君子反古复始,不忘其所由生」,如此追本溯源,敬天如父,事死如生,自然能感发百姓,使之「兴孝」、「兴弟」,进而守法重纪,上下不悖,而达于国治。所以曾子说:「慎终追远,民德归厚矣」(《论语‧学而》)。朱熹注云:「慎终者,丧尽其礼;追远者,祭尽其诚。民德归厚,谓下民化之,其德亦归于厚。盖终者,人之所易忽也,而能谨之。远者,人之所易忘也,而能追之,厚之道也。故以此自为,则己之德厚,下民化之,则其德亦归于厚也。」试想一个民风淳厚感恩惜福的社会,在上者自然易于治理。
《中庸》言治,一如《大学》,均主张由内圣而后外王,由修己而后治人,由家齐而后国治,所以《中庸》论及治天下国家九经,从内圣首言「修身」;从外王首言齐家,如「君子之道造端乎夫妇」、「仁者,人也。亲亲为大」、如「在下位,不获乎上,民不可得而治矣。获乎上有道,不信乎朋友,不获乎上矣。信乎朋友有道,不顺乎亲,不信乎朋友矣。顺乎亲有道,反诸身不诚,不顺乎亲矣」,文中所说的「夫妇」、「亲亲」、「顺亲」等,均是齐家的重要项目,而「孝」又是维系家庭亲情的钤键,所以《中庸》一书屡称虞舜、武王、周公之孝,便不足为 18 本文见于清‧庄述祖《白虎通阙文》收录于《白虎通》(北京:中华书局,1985),页2-3。怪,学者每谓中国自汉代以来,皆以孝治天下,固是无误,然推其根源,先秦典籍,特别是儒家经典中论孝者,更随处可见。观《中庸》言治,亦以孝为本,而「祭祀」一事,无论郊社,乃至宗庙祭祀,均为孝道的表现。所以,从报本追远的孝道表现来看宗庙祭祀,确实有助于世道人心的淳厚良善。因此,以之论「郊社之礼,禘尝之义,治国其如示诸掌」,自亦有其论据。
四、神道设教说
「神道设教」一词,最早出现于《周易‧观卦‧彖传》:「观天之神道,而四时不忒。圣人以神道设教,而天下服矣。」《周易》对「神道」的解释,原指大自然神奇奥妙的规律,如春夏秋冬四季的更迭,毫无差忒,所以古代圣王亦默契大自然的规律,体其妙用,使百姓在无形中自然地涵泳其德,并服从接受在上者的教化。《周易‧观卦‧彖传》基本上继承周初以来,渐渐将原始宗教氛围中,因天灾人祸所导引的恐怖情绪,反映于对天地鬼神的皈依与附从,进而转化为道德的意义,并赋予人性的自觉,如《尚书‧召诰》云:
我不可不监于有夏,亦不可不监于有殷。我不敢知曰,有夏服天命,惟有历年;我不敢知曰,不其延,惟不敬厥德,乃早坠厥命。我不敢知曰,有殷受天命,惟有历年;我不敢知曰,不其延,惟不敬厥德,乃早坠厥命。文中说明夏殷两朝接受天命,而能延续国祚,同时也因败德而丧失国运。这种「天命靡常19」的观念,使人开始自觉,求诸天命、依恃天命,已难以信赖,唯有返求诸身的道德,方能「克配上帝」,方能「得众则国20」,所谓「皇天无亲,惟德是辅神所冯依,将在德矣21」。
由于周初以来,渐将宗教人文化22,使得宗庙祭祀褪去原始的、非理性的鬼神色彩,而代之以对先人的缅怀眷念,对天地的报本反始,代表儒家的孔子也继承周人,继续阐扬这种人文的精神。因此,自然避谈「怪力乱神」,对鬼神抱持「敬而远之」的态度。
虽然儒家在春秋战国积极提升人类的主体性,欲图摆脱原始宗教非理性的行为,但宗教意义的神鬼思想,实际并未能全然从百姓思想观念中彻底根绝。试观 1920
见《诗经‧大雅‧文王》
见《礼记‧大学》
21见《左传‧僖公五年》宫之奇谏虞侯所引《周书》语。22
有关周人宗教人文化的情形,可详见徐复观先生《中国人性论史》第二章,页15~ 62。先秦有关鬼神的记载,如《左传‧庄公十年》记载齐师伐鲁,曹刿问庄公何以战?庄公云:「牺牲玉帛,弗敢加也,必以信。对曰:小信未孚,神弗福也。」又如《左传‧僖公五年》记载晋侯欲假道于虞以伐虢,虞公贪图璧马之宝,以拒宫之奇的忠谏,曰:「吾享祀丰絜,神必据我。」文中鲁庄公与虞公均以祭祀的虔诚信实,认为必蒙鬼神的眷顾。然而,这种藉祭祀时的虔诚与祭品的丰美来邀神赐福,不正也反映春秋时代的世俗心理?代表知识分子与在上位者的庄公与虞公,且做如是观,试想下层广大无知的百姓,又如何能免于这种原始宗教中,借着对神明的崇敬,以邀福纳祥的心理。试再看看《左传‧定公元年》中所说:
薛征于人,宋征于鬼,宋罪大矣。且已无辞而抑我,以神诬我也。在《左传》原文中,曾记载宋国大夫仲几援鬼神以羞辱晋使,并藉以抗拒增筑成周城墙工程的任务,导致了晋大夫弥牟对其深表愤怒,进而加以拘拿惩戒。不过从中也说明了「鬼神」在春秋时代,上至知识分子,下至愚夫愚妇,在其心中仍存有一定的地位与重要性。正如同在极力阐扬人文精神的孔门中,仍有问事鬼神的子路,而《礼记》中也记载了孔子回答宰我有关鬼神的问答,如〈祭义〉云:
宰我曰:「吾闻鬼神之名,不知其所谓?」子曰:「气也者,神之盛也;魄也者,鬼之盛也。合鬼与神,教之至也。众生必死,死必归土,此之谓鬼。骨肉毙于下阴为野土,气发扬于上为昭明焄蒿凄怆,此百物之精也,神之着也。因物之精,制为之极,明命鬼神以为黔首则,百众以畏,万民以服。」 文中从「气」、「魄」来诠释鬼神之涵义,最后又以明命鬼神,做为百姓的法则,欲使众人事其祖祢、畏敬鬼神。值得注意的是,在这里已揭示了有别于《周易‧观卦‧彖传》以法天为依据的「神道设教」观念,而保留了自古以来,原始宗教中对鬼神的畏敬心理,藉以设教施化、羁縻人心。
因此,对于《中庸》所说的「明郊社之礼、禘尝之义」与治国的关系,蒋伯潜《中庸新解》便从此处立说:
古代以政治宗教合,儒家尤重祭祀。祭祀时,人人都恭敬诚虔,如有鬼神在上监察一般,为非作恶的念头,自然没有了,这是圣人神道设教的本意,可以通于治国。
蒋氏「神道设教」的概念,虽不同于《易传》,然而却同于世俗之人对「神道设教」的理解,也反映了群众实际生活中敬畏鬼神的心理。所以,民间善书中藉鬼神以说明福善祸淫的方式,乃至于庙宇中图绘地狱种种酷刑,藉以劝化世人的果 报观念,均是「神道设教」具体的表现。虽然儒家未必主张如是「神道设教」,但却也无法改变千古以来原始宗教的群众意识。因此,若以宗教意义上的「神道设教」论宗庙与治国的关系,也应该可以成立。
五、收族统宗说
宗庙制度以宗法为其骨干。所谓「宗法」,即家族的组织法。在宗法制度下,「宗子」(嫡子),成为领导统治的阶层,拥有执守宗庙社稷主祭的权柄,相对于「宗子」的「支子」(庶子),则无此权利。所以《礼记.曲礼下》说:「支子不祭,祭必告于宗子。」郑玄注云:「不敢自专,谓宗子有故,支子当摄而祭者,五宗皆然」,孔颖达疏云:「祭必告于宗子者,支子虽不得祭,若宗子有疾,不堪当祭,则庶子代摄可也,犹宜告宗子然后祭。」除上述之外,《礼记》中 〈丧服小记〉与〈大传〉均有「庶子不祭祖者,明其宗也」之说。
宗子为本宗的嫡系继承人,宗子以受命于天的身分,率领文武百官以承祭祀,除敬事天命外,更有序昭穆、别亲疏、明长幼、敦人伦,而达尊尊亲亲、收族统宗之效。透过宗庙之礼,界定了伦常的关系,强化了宗族的秩序,进而也巩固了领导中心。
由于宗庙向为国之重地,因此,一切重要事务,如冠礼、婚礼、丧礼、燕享、征伐(庙算)、献俘、戮宗人等等,均在宗庙中举行或议定,其重要性可想见一斑。然而周代自平王东迁之后,封建制度逐步瓦解,王纲荡然,礼乐征伐自诸侯出,宗庙之礼,必难以一如往昔地正常运作。春秋末叶,其势尤甚,宗庙不谨,德命不修,故孔子慨叹:「明乎郊社之礼,禘尝之义,治国其如示诸掌」,必然有感于斯时的礼坏乐崩,思欲藉「郊社之义」、「禘尝之礼」的阐扬来收族统宗,重整纲纪,建立秩序。正如《礼记.大传》所说「亲亲故尊祖,尊祖故敬宗,敬宗故收族,收族故宗庙严,宗庙严故重社稷,重社稷故爱百姓,爱百姓故刑罚中,刑罚中故庶民安,庶民安故财用足,财用足故百志成,百志成故礼俗刑,礼俗刑然后乐23」,而上述「尊祖、敬宗、收族」三事,均可透过宗庙之礼来达成,亦藉由三事进而重社稷、爱百姓、中刑罚、安庶民、足财用、成百志、刑礼俗,使黎民得以安乐。所以,若从「收族统宗」来谈宗庙与治国的关系,确有其道理。23 严,敬肃也。百姓,百官也。百志,人之志意所欲也。刑通「型」,成也。龚鹏程先生在〈宗庙制度论略〉一文中,曾指出秦汉以降,大小宗制宗法逐渐隳坏,但宗族仍为社会构成的基本组织,而宗庙在宗族内的意义,仍具有由尊祖、敬宗、收族而表现出亲亲的伦理精神之特质,成为团结各社会内容的力量。虽然政治因封建不行而逐渐与宗庙疏离,但宗庙制度却随着社会结构的变动,随时调整其面目,继续发挥其功能24。因此,上至天子的宗庙,下至百姓的宗祠家庙,在君主专制时代与安土重迁的农业社会中,宗祧相承的承继秩序,及其所发挥收族统宗的作用,仍深具影响力。
结语
《左传.成公十三年》云:「国之大事,在祀与戎」。兵戎非年年有之,然祭祀则岁时不绝。在各种祭祀中,又以郊社与宗庙为重。尤其宗庙制度所包含众多的礼仪与职官形成一内容繁复的「文化丛」(culture complex),影响所及,可谓至深且巨,对先秦封建社会,尤其关系密切。以致在《论语》与《礼记》中,均载有明乎宗庙祭祀则治国有如视掌之说。虽然《礼记.仲尼燕居》曾从宗庙之礼论治国之道,但是以宗庙祭祀关涉文化层面的复杂,若光从单一面相来论述,实难以尽窥全豹。因此,本文分别从治国以礼、治国以诚、报本追远、神道设教、收族统宗等五方面来分析。上述五点除「神道设教」一项外,孔子地下有知,或能欣然同意吾说,唯本文中所论宗教意义的「神道设教」,以仲尼向来不语怪力乱神的态度,或未必接受拙见。不过,在春秋战国之时,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含孔门后学),或仍无法根绝原始宗教中敬神畏鬼的心理。试想在教育普及、科技昌明的今日,普罗大众尚且俎豆馨香,虔诚地匍伏在各地庙宇神案之前,吾人又如何责求两千余年前民智未开的百姓,心中能不有鬼神洋洋乎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的惶恐畏敬,又如何责求其能理解孔子苦心孤诣,将宗教人文化的努力,而代之以理性的方式,重新点燃人类智慧的明灯。
参考龚师鹏程〈宗庙制度论略〉下,(台北:《孔孟学报》第四十四期),页269。
第二篇:从《大学》、《中庸》谈大学生的学与做
正文:
《大学》和《中庸》是“四书五经”中“四书”的其中两书,“四书五经”一直是古时科举考试的考试内容,可见《大学》、《中庸》这两本书的重要性。而我今天却要一次性给这两本名著写论文,似乎很不自量力。其实这并非我愿,因为老师给的资料中把这两本书放在了同一个文档里,于是我只能这样写了。但是我实在无法两本书都写,如果我能把一本书明明白白的写好就很不错了,所以这次我主要写《大学》,而《中庸》略写,这样也显得有主有次,否则反而适得其反。
以前对此二书接触甚少,不过我却很喜欢《大学》中的“三纲八条目”,谓之:“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是“三纲”,“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欲诚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总结为“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乃“八条目”。
其实在《大学》的开头就已经总结出要如何从自我修身到安定天下,要安定天下就要做到治理好国家,要治理好国家就要做到管好家庭,要管好家庭就要做到修身养性,要修身养性就要做到端正心念,要端正心念就要做到不自欺,要不自欺就要做到获取知识,要获取知识就要做到寻求知识,探究原理。所以说到底,为人处事的根本就是要对事物进行 考察研究,从而从中获取所需的知识。
就我个人而言,我作为大学生当然要把从《大学》中学到的运用于实践中。现在的学生只知道一位的接受老师传授的知识,从来不知道自己思考,也就不会自己独立观察事物,探究其发生的原理,而只会一碰到问题就找老师,找家长。当然这一点也不能完全怪学生,许多家长对孩子的宠溺也使得孩子无法独立生存,那么“格物”的精神也就无法做到了。
做不到“格物”,哪来致知呢,你也许会说,获取知识有什么难,不懂问老师,问家长,再不就百度一下,没有解决不了的事。这样说就更见你没有独立的能力,凡事靠别人。俗话说的好“求人不如求己”。当亲朋好友不在身边,也找不到百度的时候,怎么办,自生自灭吗?你难道就不会碰到这样的时候,人生无常,你敢拿生命做赌注吗?
所以“格物致知”,总是连在一起的,若“格物”,便能“致知”。
当你做到这些之后,你就要提高道德修养,培养动机,也要防止个人感情与欲望的偏向。所谓“诚意”,即为“慎独”,而所谓“慎独”就是不自欺,不要欺骗自己。《大学》中说道:“所谓诚其意者,毋自欺也。如恶恶臭,如好好色。” 要像厌恶臭气和喜欢美丽的颜色一样,这样才能说自己意念诚实,心安理得。同时能够做到别人在与不在一个样,当你在独自活动无人监督的情况下,能够凭着高度自觉,按照一定的道德规范行动,而不做任何有违道德信念、做人原则之事。
那么所谓“正心”便是端正自己心里的想法何念头,不能心生这邪念、恶念,不能有不该有的欲望。佛家《开经偈》有言:“无奈人心渐开明,贪嗔痴恨爱恶欲。酒色财气集一身,自造地狱不可拔。”其实儒家思想与佛教思想有相同的地方。也许你会说:“贪嗔痴恨恶也许不好,但人不可能没有爱,没有欲望吧。”《大学》中说道:“身有所忿懥,则不得其正;有所恐惧,则不得其正;有所好乐,则不得其正;有所忧患,则不得其正;心不在焉,视而不见,听而不闻,食而不知其味。”人有了这些念头就会在行事上按自己的主观意愿来,例如说你讨厌一个人,那么你在评价他的时候就难免会做不到公正,因此当你有爱意,有欲望的时候也是同样的道理。
很少有人会喜欢一个人的同时会看到他的缺点,而当厌恶一个人的时候会看到他的优点。所以有俗话说:“人都不知道自己孩子坏,人都不知道自己的庄稼好。”就是这个道理。这是每个都会有的弊病,更不用说我们这些涉世未深的大学生,未见过多少世面,也没有强大的忍受能力和控制力。
清朝的纪昀在《在阅微草堂笔记•滦阳消夏录四》中说到:“大学扼要在诚意,诚意扼要在慎独。”可见“诚意”的重要性。而“诚意”、“正心”也是一块练成的,这一点对于我们以后为人处事和职场拼搏来说都很重要。
做到了“格物、致知、诚意、正心”,就是已经做到了“修身”这一步,这些都是一气呵成、环环相扣的。
但是接下来的几条,特别是“治国、平天下”,也许又有人认为这治理国家的事难道跟大学生也有关系吗?当然问出这样问题的人也是白读书了。这个问题我待会会讲到,现在先从“修身、齐家”开始讲。
“修身”即做到“格物、致知、诚意、正心”这四点,而“齐家”就要做到“修身”,那么其实也可以说“齐家”也就是做到“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为什么这么说呢?如果你有了独立思考问题的能力,满腹经纶、学识渊博,能够自觉的遵守道德礼仪规范,没有歪心邪念,那么你在处理家庭的关系上也能得心应手,使家庭和和美美。
如果一个人心里总是想着算计别人,自己有没什么本事,那还不遭人嫌弃,最后你嫌弃我,我嫌弃你,这个家不就要起内讧了。作为大学生,往往注重了朋友之情而忽略了家庭,或者朋友家庭都无法顾及,又或者只是一味的想家,而没有真正去了解家,去了解父母兄弟的感受。
齐其家后便要治其国,《大学》说:“其家不可教,而能教人者,无之。”也就是说,没有人能管理不好家庭却可以管理人民。为人孝顺,就可以服侍君王;尊敬兄长,就可以对上级恭谦;关爱子女,就可以善待使众人为你所用。这些都可以一一对应,管自己的小家与国家这个大家是一样的。XXX说过:“一屋不扫,何以扫天下。”就是这个道理。
那么做好前面这么多,最终要做的就是“平天下”。《大学》认为“君子有絜矩之道”,即可安定天下。那么何为“絜矩之道”,说白了就是要以身作则。君王孝敬老人,则百姓跟着孝敬老人;君王尊敬兄长,则百姓跟着尊敬兄长;君王体恤弱者,则百姓都能有同情心。此所谓絜矩之道。
现在让我们要回到前面的一个问题,这个国家、天下不是君王的事吗,与大学生何干?从小讲,我们大学生处理家庭的关系,那就与“治国”有关,其原理是相同的,而大学生处理与同事、下属、上级的关系,就与“平天下”有关系了,职场又何尝不是一个天下,一个国家。从大的讲,每个人都因该有与国同心,与民同在的爱国之心,既然爱国,即使自己不是首脑,也要为治国、治天下献计献策,为国家天下的安定做出贡献。
而这所有的一些烘托出了大学之道在于发扬光明道德,使人弃旧图新、去恶从善,以达到儒家理论道德的至善境界。因此对于我们大学生来说,光说学习为了混文聘和求职的想法是片面的,学习知识不但可以得到物质上,金钱上的满足,还可以丰富精神世界,于人、于己、于国家、于社会都有莫大的好处。即谓“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或者更直白、更现实的说,可以让你混文聘、求职业的道路更加顺畅,让你以后的生活更加充实美满。人活着不就是为了好好生活吗,要好好生活,就要总结古人的经验教训,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学以致用。
《大学》提出的“八条目”有异曲同工之妙吗。都对知识、礼仪、道德、孝顺长辈、尊敬长者,关爱幼小做出了强调。
《大学》认为万事之源在于“格物”,只有现有探研事物的原理才能最终做到“平天下”。
略读了这两本名著已让我受益匪浅,可以让我不至于在生活中迷失方向,可以有一个人生准则指引我前行。所以,我认为在大学时候,可以有很多空余的时间用来读书,用来思考,不要浪费了这宝贵的时间,这种做法同样可以让你在以后的道路上出类拔萃、扬名立万,并不一定要现在就记着找工作、投简历,丰富了自己,也同样可以给你的简历上增墨添彩,何乐而不为呢!
第三篇:从人与环境的关系谈室内设计的发展
从人与环境的关系谈室内设计的发展
在人类社会即将迈向21世纪的今天,人与环境的关系问题已越来越得到人们的重视。同样,从人与环境关系的高度来认识环境的发展与创造,也是近年来环境艺术学认识上的一大进步。由于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科学技术以及信息交流有了飞速的发展,人类生存和行为在范围上已经大大扩大,内容上也大大丰富与加深,环境问题已不仅仅是满足人们最基本的生存要求;而是要解决人类生存与行为的全面要求与提高生活的质量;充分地满足人们置身环境中的生理与心理需要。因此,人们对其自身环境生存与行为质量认识程度,以及环境的美化、科学化、合理化和完善化的程度越来越受到人们的重视。
环境指的是围绕着人和一切生物的一切外在条件,包括自然环境、城市环境、社会环境、社会生活方式、文化心态以及社会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等诸多方面的因素。“山水有灵,天人和一”“人与天地相应”这是中国传统哲学中的宇宙观,这不仅说明了人和自然界的相互关系;也表达了环境和人类之间的相互依存、相互制约的关系。
一、环境的感知效应对室内设计发展的影响 作为室内空间主要在于为人们创造一个良好的合理的生活和工作环境。其本质是人们为进行各种生存活动而对环境进行改造,创造出物质、精神特性上与人相通的环境,以支持人类生存的各种意义。室内环境应当满足人们在生理上、心理上的各方面要求,应有舒适的功能设施、良好的空间视觉形象、合理的温度与湿度,必要的风速,新鲜的空气,充足的光线和不受周围环境的热、光辐射与噪声干扰的不利影响。要想室内达到好环境,就必须使人的感觉效应达到最佳的状态。
室内环境具有以人为主体的空间的基本属性和特性,它是由特定的环境空间同感觉它的人之间产生的相互关系所形成的。空间环境的主体是活动着的人,而环境的感知效应是人与空间环境的媒介。它所产生的形式特性与其主题的象征性、文化内涵有着必然地联系。我们所进行的室内设计只是将生活世界的各种因素反映在室内的空间形态、界面、结构、陈设等感觉体上,使得这种空间具有很强的感知效应,成为了一种载有人的情感意识的感觉空间。当人们处于这样的空间中,由于形式与内容的统一而使人不自觉地将该空间与历史进程、社会环境、文化心态等模式联系在一起,当形式和内容与人们活动的心理状态相吻合时,该室内空间便能支持人们活动时的情感,使心理的结构稳定。此时的室内空间环境与人的关系是和谐的,人们会产生归宿感、安全感、舒适感。
要处理好室内环境与人的关系,使人的感知效应达到最佳状态则需要室内设计师的精神创造,室内设计师在进行室内设计中要研究人们的环境心态、这样对空间的形式进行创造时,就会使空间的形式具有精神的成分,具有情感的意识。它可以在人们的心理上产生作用。如果设计师没有这样的精神创造,室内的环境空间也不会引起人们内心活动的形式特征。人们也无法区别这类空间的特质;无法在情感上与空间进行交流。因而使得空间形式与意义的感觉效应模式无法建立起来。所以,一个良好的室内空间环境的建立取决于环境的形式是否实现了人们生活世界的种种精神要求,取决于人们的生存状态反映在室内环境上的理想程度。取决于室内设计师在社会结构、生活方式、文化体系中对室内环境进行人性化的处理与创造。
室内环境是为人们室内活动提供的场所,它随着人们的生活而拓展扩大,并逐渐发展成为互相渗透不可分割的环境整体,人们通过自身的感觉效应,在生存活动中不断调整人与环境的关系。人们对室内空间环境的感觉效应实际上是对空间的一种体验,在不同的体验、不同的人群对空间的理解、对空间的感受也是不一样的。这其中主要包括了人们自身行为以及心理与环境空间相聚合的秩序。这些实例不胜枚举,如莱特的考夫曼别墅、米斯一凡德罗的范斯澳斯住宅、勒·柯布西埃所强调“阳光、空气和绿地”、格罗皮斯对住宅的日照、层高、间距等关系的研究等等,把人与环境的关系处理的非常和谐,使人、环境、风格、形式融为一体,充分表现了一种对人的关怀;一种环境的气氛;一种完整的、自由的个人空间。
21世纪即将到来,人们环境心理的变化将会越来越丰富。现代的室内环境设计更需要对环境进行人性化的处理和意义的赋予,把人们的主观感受渗透到环境中去,使其成为个性和时代性的环境模式。成为能反映新时代精神和物质技术发展的新的历史。
二、环境创造的要求对室内设计发展的影响 首先,从环境的创造要求来看,人们对室内环境的要求,不仅要创造一个对身体健康有益的和工作、生活合适的环境;而且还要求创造性一个文雅、舒适、美观的环境,以美化生活。因此,现代的室内环境设计的必须要考虑人们的社会风俗、文化氛围、生活习惯和个性特点等因素,并在室内设计的创作中体现出来。在这世纪之交的年代,人们盼望着环境与人关系和谐,并与之相适应的现代环境模式,人们基于对生存质量的深刻认识与反省以及在科学技术飞速发展所带来的“异化”现象中,努力寻求情感上的平衡。而室内设计也正向着更丰富的环境设计理念发展,其环境理念包含了室内环境与文化;室内环境的表现层次与表现系统;室内环境艺术与审美信息传播;室内环境与人的心理作为;室内环境与形态构成学;室内环境与社会学;室内环境与民俗学等等。这些理念发展与研究必将开阔室内设计师的眼界,使我国的室内设计的创作进入一个崭新的高度。
第二,从环境的创造要求来看,室内设计成为了一个综合性的设计学科。在创作中体现了在自然科学、人文科学、社会科学等多学科交叉渗透。它可以更广泛、更直接、更生动地传递各种信息。即将到来的21世纪正是处在新的边缘学科与综合性学科不断出现的时代,许多新的学科既是分化的产物又是综合的产物。作为室内设计的发展也正是处于分化与综合的辩证过程。它借助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研究手段去探讨室内环境设计的发展规律,从“室内环境学”的角度来研究和预测其发展前景,从而调节、控制以达到利用、改造室内环境的目的。
第三,从环境的创造要求来看,室内设计的研究方法更加深入。它已不再仅仅是对环境空间的美学要素或是主观情感的某一方面分析,而是在识别室内环境的各种构成要素时,不只是去分析情感的本身,而是在分析产生情感的复杂的刺激物,这样,人们就可以研究环境空间的目的是为了解释环境对人产生的影响及环境与人的关系,是把人的情感和环境实体空间放在一起研究。室内设计师在进行环境空间的创造时,把客观对象的性质与人的心理因素结合在一起描述,并加以综合分析,形成主客观相结合及交叉的研究方法。
第四,从环境的创造要求来看,对现在以及未来的室内设计师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其一,从室内设计在现代环境艺术中所占的比重和重要位置来看,室内设计师应具有更高的素质、修养、知识、技能和文化心理结构。应具有丰富的室内环境的工程设计的经验。
其二,从室内设计师的审美心理结构来看,室内设计师应对环境空间有着敏锐的感知能力;它是丰富人们内在情感的重要手段,也是室内设计师捕捉创作灵感的重要手段。室内设计师应对环境空间有着直觉的理解能力;其作用是在整体把握感受的基础上,抓住审美信息所传递的特有意味,进行多层次、多方面的思维。
其三,室内设计师应对环境空间有着丰富的想象能力;室内设计师在进行室内环境设计时,除了培养自身的情感效应外,更重要的是培养自身的知觉 注意,从对环境的细致观察、细致分析入手,大力的扩展想象的空间。
三、对室内设计发展前景的展望 纵上所述,我们认识到,现代社会的发展使室内设计面临的课题越来越多因素化与复杂化,现代的室内设计给予未来的室内设计师是一种能力 ;一种创造精神;一种把握环境空间的观念和方法。我们看到,对室内环境本质的研究就是室内环境如何体现人对环境的把握,如何创造人性化的空间。如何处理好人与环境的最佳关系。室内环境氛围的完善程度决定了人们生存空间的理想化程度。这也是21世纪赋予我们设计师的责任。为了创造人们心中理想的而又美好的室内环境,需要室内设计师与人们心灵的沟通;需要室内设计师的艰苦创造。设计以人为本,21世纪的环境设计、环境氛围必将更有诗意。
参考书目:
《环境艺术设计》山东美术出版社
《建筑环境的意义》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
《审美心理描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
《居住环境心理探》建筑师39期
《走向科学的美学》中国文艺联合出版社
《波特曼的建筑理论及事业》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
《创造心理学》中国青年出版社
第四篇:从效率与公平的关系问题谈做大蛋糕与分好蛋糕的关系
从效率与公平的关系问题谈做大蛋糕与分好蛋糕的关系
班级:包装1001 姓名:高娓 学号:0403100117 摘要:效率与公平的关系问题是人们长期以来一直关注的焦点之一。马克思主义的公平和效率概念、都是历史范畴,公平效率是人的劳动实践活动中相互制约、必不可少的两大目标。效率体现了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是生产力水平高低的指示器,公平体现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是生产关系和谐与否的晴雨表,二者是历史的、具体的, 辩证统一的。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对公平与效率关系的认识,是与对社会主义的再认识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我们党对这一问题的认识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从兼顾公平与效率到效率优先、兼顾公平,再到初次分配和再分配都要处理好效率和公平的关系, 再分配更加注重公平,反映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对公平与效率关系问题的认识过程。在不同历史时期,我们党针对发展的阶段性特点和任务目标, 确立了处理效率和公平关系问题的不同原则。
关键词:效率、公平、做大蛋糕与分好蛋糕
一、效率与公平的关系问题
效率与公平是一个重大的理论问题。效率与公平的关系问题也是我国当今各种社会矛盾的集中体现。因此,深入研究效率与公平及其关系,对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具有重要的意义。公平和效率是社会发展中的两大目标。社会发展首先是生产力的发展。提高生产效率、增加物质财富,是我们所追求的一个目标。社会发展归根到底又表现为人自身的发展,保障人的权利、增进社会公平,是我们追求的另一个目标。尽管效率和公平是社会发展中两个不同的目标,但二者又具有不可分割的内在联系。而要把握二者之间的关系,就必须科学认识它们的内涵。
效率是指人的活动的效率。人的活动是主体借助一定的手段实现既定目标的过程。“靠消耗最小的力量在最无愧于和最适合于他们的人类本性的条件下进行这种物质变换。”[1]这就需要激活各种生产要素,归根到底,就是最大限度地激发各种生产要素所有者的潜能,最充分地调动各种生产要素所有者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而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诉诸于公平。公平是一定历史条件下,通过经济、政治、法律、道德等方式整合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促进社会发展的价值准则。“在道德上是公平的甚至在法律上是公平的,而从社会上来看很可能是很不公平的。社会的公平或不公平,只能用一种科学来断定,那就是研究生产和交换的物质事实的科学——政治经济学。”[2]公平是一定历史条件的产物,现代社会对公平的理解与古代显然是不同的,永恒不变的公平是根本不存在的。因此,“衡量社会公平的标准必须看是否有利于生产力发展和社会进步。”[3]效率和公平是两个不同的价值目标,但二者又是密切联系在一起的。当然,它们的联系比较复杂,是对立的统一,是动态的平衡。效率是公平的基础。效率的提高恰恰依赖于公平。没有平等竞争,就不会产生高效率。所以,效率的提高取决于公平,特别是取决于机会的公平,当然也取决于结果的公平。效率和公平之间是一种相互依赖、互为前提的关系。我们不能把效率和公平截然分开,更不能把二者绝对对立起来。
处理好公平与效率的关系是社会和谐发展的客观要求。公平与效率关系的把握与处理,是人类社会发展中的永恒话题,但依然是一个没有解决好的问题。任何社会的统治者都务必使效率和公平这对矛盾得以有效协调。我们要构建和谐社会,就必然要顺应社会和谐发展的客观规律,正确处理好这一矛盾。因为,一个社会如果没有效率,缺乏动力,自我发展的力量源泉枯萎,那么,该社会必将走向衰亡与没落。同样,一个社会如果失去公平不讲正义,不重视平衡,对社会发展失去控制,那么,该社会也必将出现动荡、**,进而导致社会生产力遭受严重破坏,最终使该社会各方面的发展停滞不前
二、改革开放以来党和政府对效率与公平关系的探索与实践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在公平与效率上实行了一系列的方针政策。党的十四大以来,针对原来分配领域平均主义严重影响效率提高的情况,为充分调动人们的积极性,相继提出了兼顾效率和公平与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原则。随着经济发展进程中收入分配差距不断扩大,党的十六大提出,在坚持效率优先、兼顾公平方面,既要反对平均主义,又要防止收入悬殊,初次分配注重效率,再分配注重公平。十六届五中全会提出更加注重社会公平。十七大提出,初次分配和再分配都要处理好效率和公平的关系,再分配更加注重公平,把公平问题提到了更加突出的位置。现在国家正在全力准备十八大会,我相信会再次强调公平与效率的关系问题,并提出相应的应对措施。
改革开放之后的我们的领导人对中国实际情况有着自己的效率与公平观。邓小平的公平效率观,邓小平明确提出了“效率优先,兼顾公平”。对于效率与公平的关系,邓小平坚持效率优先,以效率促公平,坚持效率的基础性作用。效率之所以“优先”是因为无效率和生产力水平低下已经成为了中国生存和发展最紧迫最根本的问题,是因为效率和生产力水平的提高是解决中国社会诸多问题的物质前提。江泽民的公平效率观。江泽民兼顾效率与公平,强调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每一个阶段都必须让广大人民群众共享改革发展的成果。我们党对于如何在提高效率的前提下更好地实现社会公平也做出了新的规划,提出:“兼顾效率与公平。运用包括市场在内的各种调节手段,既鼓励先进,促进效率,合理拉开收入差距,又防止两极分化,逐步实现共同富裕。”胡锦涛的公平效率观。2003年,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总结国内外经验,提出了科学发展观这一重大战略思想。科学发展观第一要义是发展,但在处理公平与效率问题上有了新的思路,胡锦涛提出了“妥善处理效率和公平的关系,更加注重社会公平”的思想,把维护社会公平实现共同富裕放到了更加突出的位置。我国目前在分配上出现的突出问题是:一方面经济迅速发展,社会财富增加很快,另一方面社会财富不断向少数人和少数阶层集中,收入差距拉大,贫富悬殊严重,正在走向社会两极分化。更为严重的是,我国基尼系数已经达到国际警戒线,并且还处在继续上升阶段,收入差距客观上还有继续扩大的趋势,一时难以倒转。如果贫富悬殊进一步扩大,收入差距继续拉大,就有可能超过社会承受极限,并迅速出现严重两极分化。由此,我们看出,公平不会自动产生,相反,公平问题变得越来越严峻起来。从经济与社会的实践结果看,公平性矫正实现起来困难重重。现阶段,社会公平问题处在了突出地位,解决社会分配不公,缩小社会收入差距,遏止贫富悬殊继续扩大,显得异常重要。因此,我们必须进一步重视社会公平问题,调整公平和效率关系,加大社会公平的分量。按照著名经济学家刘国光先生的话:第一步可以逐步减少收入差距的幅度,以后再逐步降低基尼系数的绝对值。所以“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口号不妨改一改,应该逐渐向“公平和效率并重”或“公平和效率优化组合”过渡。
三、做大蛋糕是政府的责任分好蛋糕是政府的良知
人们常常习惯于把“效率”与“发展”比喻为“做大蛋糕”,而把“公平”与“分配”视为“分好蛋糕”。因此做大蛋糕与分好的蛋糕的关系,可以说就是处理好效率与公平,发展与的分配的关系。但要处理好“做蛋糕”与“分蛋糕”之间的关系并非易事。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应当也能够把做大蛋糕与分好蛋糕统一起来,也就是在做大蛋糕的同时分好蛋糕,在分好蛋糕的同时促进蛋糕做得更大更好。但国际国内发展实践表明,做大蛋糕与分好蛋糕并不是天然统一的:既不是只要把蛋糕做大,收入差距就会自动缩小;也不是收入差距扩大一段时间后,就会自动趋于缩小。如果没有政府的自觉调控,收入差距是不可能自动缩小的。即使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几百年的发展历程看,也不存在做大蛋糕与分好蛋糕天然统一的情况。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应该既重视把蛋糕做大做好,又重视把蛋糕切好分好。无论只重做大蛋糕而轻分好蛋糕,还是只重分好蛋糕而轻做大蛋糕,都是偏离社会主义本质要求的。什么叫分好蛋糕?怎么分好蛋糕?第一,分好蛋糕不是搞平均主义、人人分得相等的一块,而应是根据各自在做蛋糕中的贡献分得相应的一块;第二,缩小收入差距不是不要差距,合理的、与贡献差距相一致的收入差距是必要的;第三,在公有制经济中分好蛋糕,就要贯彻实行按劳分配原则,多劳多得、少劳少得,奖勤罚懒、奖优罚劣,随着劳动生产率的提高适时增加职工收入,规范国有企业高管的收入;第四,在私营和外资企业中分好蛋糕,就要确保工人的合法权益不受损害,处理好企业利润与工资的分配关系;第五,从总的框架来讲,要把蛋糕切分为三大块——企业一块、职工(劳动报酬)一块、国家一块,现在的问题是职工的一块偏小,所以应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第六,提高劳动报酬不能“刮风”,不能一哄而上,不能只重行政命令,而应根据不同经济成分、不同类型企业的具体状况,提出统一性和差别性相结合的指导方针,并把市场调节与政府调控结合起来;第七,分好蛋糕重在提高低收入者的收入水平,而对低收入者来说应重在通过提高技术水平、知识水平、专业水平和劳动绩效来增加收入,不能仅仅在不变的劳动绩效和既有的蛋糕存量上不断增大自己的一块;第八,做大蛋糕和分好蛋糕,要求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经济制度、坚持和完善公有制为主体和按劳分配为主体,实行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和多种分配方式并存。把做大蛋糕和分好蛋糕统一协调起来。实际上,效率和公平都是人类社会永恒追求的两个价值取向。发展经济、提高效率、增加物质财富,是我们追求的目标。社会发展的最终目的不是没有人性的财富的积累和增加,也不是没有物质基础的空中楼阁式的扩展,而是人的全面发展。无论是效率的提高还是公平的增进,都是为实现人的全面发展而服务。把“做大蛋糕”和“分好蛋糕”统一协调起来。科学发展的核心就是要以人为本,关注民生,改善民生,在科学发展中,就既能调动老百姓“做大蛋糕”的积极性,使我们取得更大的发展成效,又能围绕民生“分好蛋糕”,实现国家的长治久安,和谐发展。
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第9卷
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第9卷
3、《江泽民文选》第1卷,第48页参考文献:
4、人民日报:做大蛋糕与分好蛋糕是辩证统一的
第五篇:从公开与保密的关系谈政府信息公开立法的基本问题(定稿)
从公开与保密的关系谈政府信息公开立法的基本问题
论 文 摘 要
政府信息公开就是指政府主动或被动地将在公共事务管理中掌握的公共信息依法定的程序、范围、方式、时间向社会公开,以便社会成员能够方便地获取和使用。它是实现政务公开和政府信息化建设的基本要求,也是我国政府全面履行WTO规则和中国政府承诺而必须着力解决的重大问题。而政府信息公开立法则是对政府管理信息的管理予以制度化、法律化,从而进一步规范我国政府管理体制的有效运转,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和国际化的要求。同时,人们在全面、合理的公开信息引导下有秩序地从事各种活动,尤其在培养了民众遵守信息规定的自觉意识后,行政执法就会极易赢得相对人的理解和配合,可以大大提高行政机关工作效率,节约执法成本。在进行政府信息公开立法探究时,正确处理公开与秘密间的关系成了必须着力解决的重点和难点问题。国外几乎所有有关信息公开立法对此都有较明显合理的界定。我国在处理两者关系时应当坚持以公开为原则、保密为例外,同时信守权衡利弊、适时、适度、合理等原则。在信息豁免公开范围上,应主要围绕国家秘密、工作秘密、商业秘密、个人隐私四方面,并予以细化明确。除此之外,所有信息均应公开,以保证公众知情权的实现和监督行政目标的落实。本文从正确处理公开与保密的意义出发,近而对这个问题提出了自己的观点。
关键词:公共信息公开立法保密
1999年,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成立了“信息社会与政府信息公开制度研究”课题组,就政府信息公开的立法问题进行研究和探讨。2002年5月,该机构受国务院委托着手起草政府信息公开的相关立法。7月《政府信息公开条例草案》(专家意见稿)正式亮相。此外,地方立法工作也陆续展开。2002年11月,广州市政府制定了《广州市政府信息公开规定》并于2003年1月1日起正式实施,这是由我国地方政府指定的第一部全面系统规范政府信息公开的政府规章。到目前为止,还有北京、成都、杭州、深圳、上海等地政府也相继出台了类似规章。这些规章的出台,为保障个人和组织的知情权,规范政府信息公开行为,增强行政活动的透明度,监督政府机关更好地依法行政都确立了立法性依据。
政府信息公开就是指政府主动或被动地将在公共事务管理中掌握的公共信息依法定的程序、范围、方式、时间向社会公开,以便社会成员能够方便地获取和使用。它是实现政务公开和政府信息化建设的基本要求,也是我国政府全面履行WTO规则和中国政府承诺而必须着力解决的重大问题。近年来,我国各级国家机关和企事业单位在推进信息公开方面进行了诸多改革实践,一度兴起“村务公开”、“厂务公开”、“警务公开”、“检务公开”等热潮,作为政府行政公开标志性活动的“政府上网工程”也得以迅速推行。所有这些,不仅完善了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制度,改善了党和政府与人民群众之间的联系,而且为我国制定完整统一的政府信息公开立法提供了实践支撑。
一、政府信息公开立法应正确处理公开与保密的关系
综观世界各国的立法时间和我国现行行政实践,在有关政府信息公开活动中,主要围绕如何处理公开与保密的关系上。应当说,两者关系处理得好坏,直接关系到该国政府信息公开实践的优劣和社会民主法治化的进程。具体而言,正确处理公开与保密间的关系,具有如下重大意义:
1、正确处理公开与保密的关系,能使公民真正成为信息公开的主体。长期以来,人们受“法藏官府,威严莫测”的思想影响,未能正确处理公开与保密的关系,过分强调了保密的重要性,普通百姓欲知官府诸事,或一概拒之,或随官所欲。若能告知,就是恩赐和施舍了。纵然前纪念在我国许多行政部门刮起了政务公开风,约定将机关办事规则、办事结果进行公开,但是尚未扩展到政府掌握的一般性信息的公开。这些政务公开实践均出自政府的自觉行动而不是法律义务。这种政府机关是政务公开的决定者,公开什么,怎么公开,均由政府机关自己决定因而至多算是政府机关的一种“社会承诺”,民众只能是政府办事制度改革的被动受益者。公民在政务公开中的缺位,甚至视公民为政务公开的客体,必然使原本善良的制度从形成到落实都带有天然的“硬伤”。在倡导政府信息公开的今天,理应重新确立公民在信息公开活动中的主体地位,与行政机关一道成为信息公开的参与者,拥有信息公开的启动权。这一地位的转变,当然取决于对公开与保密关系的正确处理。
2、正确处理公开与保密的关系,能有效防止政府官员利用信息进行权力寻租。长期以来,特别是地方政府信息披露的保密性,甚至部分机构人员以权谋私,视工作领域内掌握的公共信息为自己的私有财产和权利基础。更有甚者,以此达到其寻求信息、垄断信息和权利寻租的目的。这种错误的做法,由于人们认识不清,在某些部门不但没有得到纠正,甚至用红头文件的形式加以确认,对政府机构的工作产生了极大危害。如果能正确处理公开与保密的关系,通过法定的形式明确应当公开的事项和应当保密的内容,就会使政府官员意识到公开是其职责,不公开便是行政不作为;保密是其义务,不守密是违法违规行为。一旦政府的决策、执行和结果以及政府在履行职责过程中形成的各种公共信息资源主动或依申请向社会公开,就有助于保障信息渠道的通畅,打破信息垄断,防止国家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暗箱操作,利用其掌握的信息谋取不正当利益,促使行政机关按照法定程序办事,防止滥用权力,消除执法中的消极腐败现象。
3、正确处理公开与保密的关系,能为提高工作效率、实现依法行政提供条件。现代经济学有一个著名理论就是信息公开和政府管制的相互替代关系:政府信息公开执行得好,政府管制就不需要投入太大的人力和财力,从而大大节约行政成本。人们在全面、合理的公开信息引导下有秩序地从事各种活动,尤其在培养了民众遵守信息规定的自觉意识后,行政执法就会极易赢得相对人的理解和配合,可以大大提高行政机关工作效率,节约执法成本。而且社会的自主能力和信息的公开程度是成正比的。任何社会只有信息越公开,社会的自主能力和承受能力才会越高,社会才会越稳定。那种将社会事件高度保密,不愿公开的出发点或许是善良的,生怕民众接受不了一些现实问题或在突发事件面前措手无策。殊不知,这种以救世主自居的心理,是对广大民众的极度不信任。随着社会的不断成熟,信息公开对政府工作越来越重要。
4、正确处理公开与保密的关系,是履行世贸规则和我国对外承诺的要求。在《世界贸易组织协定》的29个独立法律文件中,信息公开是贯穿于多边贸易体制的基本要求。它主要集中体现在透明度原则中。中国政府在加入世贸组织谈判中,对透明度问题的承诺,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只执行那些已公布的、为世贸组织其他成员、企业或个人容易获得的有关或者影响贸易的法律、法规、规章或其他的政策措施。二是一般情况下,有关或者影响贸易的法律、法规、规章和其他政策不得一经公布即实施,通常在这些法律、法规、规章和其
他政策措施公布之后、实施之前,给社会提供一段可向有关主管机关提出意见的机会。三是设立或指定咨询点,应世贸组织其他成员、企业或个人的请求,提供有关或者影响贸易的法律、法规、规章和其他政策措施方面的法律信息服务和答复有关询问。四是在有关法律、法规、规章和其他政策措施实施前,最迟在实施后90天,使其他世贸组织成员可获得这些法律、法规、规章和其他政策措施的一种或多种世贸组织正式语文文本。成为世贸组织正式成员后,就有义务采取有效措施,切实履行这些承诺。如果我们能全面贯彻世贸组织的这些规定,就能合理界定信息公开与保密的边界,同时也为我们尽快全面融入世贸组织大家庭奠定坚实基础。
二、政府信息公开立法基本原则的确立
政府某种信息是保密还是公开,主要取决于信息的价值性、时间和空间性。若某种信息在一定时间空间范围内其价值远远高于公开后的价值,那么对这类信息就需加以保密;反之,就应当对社会公开。在新的形势下,我们一方面不能用保守的观点看保密,另一方面有不能用自由化的观点看公开。这就是说,公开与保密都是一国建设事业发展所必须的,二者不是互不关联、相互对立的,而是统一的,相互依存、相互贯通、不可分割的整体。尽管信息公开与保密的关系是比较复杂的问题,但贯穿其中的基本原则必须首先确定。
1、政府信息以公开为原则,保密为例外
现在社会,强调政府信息公开不仅是公共权力运作过程和结果的公开,更重要的是国家机关拥有和掌握的公共信息向社会和公众公开。就政府而言,信息公开不仅包括政府及其所属部门的机构设置、职权职责以及行政管理和执法程序的公开,更包括政府及其所属部门履行职责过程中产生、收集、使用,保存的涉及经济、科学以及社会个方面信息的公开。这些信息作为国民经济信息的重要组成部分,既是社会共同创造的财富,也是人们考量政府行为,从事各种活动所必不可少的资源。当然,并不是说政府所占有的公共信息对社会公众均有好处。相对于普遍的公开制度,保密只能是由于某中法定的特设原因造成的例外,几乎成了世界各国的通例。
我国虽然早在1988年就制定了《保守国家秘密法》,但在种种方面还有不完善的地方,需要正确处理信息公开与保密的关系,同时还要理清两对关系:(1)信息公开与保护公民权益的关系。应当明确,实施信息公开制度并不意味着必然对公民个人隐私的侵犯。公众在行使知情权的过程中,有可能与其他权利和利益发生一定的冲突,这就要求政府通过信息立法予以利益平衡。做到既实现了信息公开的制度设想,有很好地维护了公民的合法权益和其他社会公共利益。(2)信息公开与社会稳定的关系。对涉及社会及公民切身利益的重大事件,如自然灾害、突发事件、重大疫情、社会治安以及恐怖活动等不同类型的重大事件,应采取与之相适应的信息发布和报告方式,不能借口以维护社会稳定而随意封锁信息。如果重大突发事件不能及时准确公布,或发生漏报、瞒报、缓报时,不仅不能得到真实信息通畅,以正确权威的声音积极主动引导社会公众的理性行为,而且难以维护社会稳定。信息公开立法理应把信息公开和维护社会稳定有机结合起来,明确应予以公开和豁免披露的政府信息,在信息公开的前提下,适当控制信息公开的时间和方式。
2、权衡利弊原则
政府某类信息是公开还是保密,很重要的判断标准就在于公开后有利,还是保密有利。某一信息之所以要保密,是因为它在一定的时间和空间内独享能产生最大的效益。如果在此范围内不能获得最大的效益,甚至起到反作用,就应即使解密并予以公开这类信息。长期以来,我们信息保密工作常常不讲代价,盲目保密,任意扩大保密范围,以为保比不保好,保密得
越多、越严格,表明工作越负责。这种保密的代价与收获不均衡,常常花费极高代价,获得的利益却甚少,造成了极大的人力、物力、财力等浪费,可谓得不偿失。
在对政府信息是公开还是保密的权衡过程中,至少要考虑以下几个方面的因素:
(1)信息公开是否会给国家安全和外交利益造成危害后果。
(2)信息公开是否会给社会政治、经济和日常生活等产生不应有的混乱。
(3)保密信息能否公开,还需分析对手获得这一信息所花费的代价。
3、适时、适度、合理原则
正确处理信息公开与保密的关系时,应把握适时原则,是指信息在何时必须保密,何时必须公开,应当抓住时机,处理得当。无论哪种信息在一定时期都有相对的有效性。一般而言,秘密信息在一定时期内能够产生最大的效益。但要公开信息,首先信息应该顺应客观形式发展,其次还要看其奉贤是否降低。若获益大于风险时,该类秘密信息就能公开。
正确处理信息公开与保密的关系时,还应坚持适度、合理原则。所谓适度,就是对保密的事项所采取的保密措施和保密期限一定要相当。把一些本不该保密的事项,诸如自然灾害情况、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严重人为事故、生产安全事故、经济危机、社会**、单位地址、政府机构设置、行政领导分工等都当作政府秘密长期严加保密,无疑是很不恰当的。所谓合理,是指所保密的事项必须符合国家秘密条件。某类事项虽然关系国家的安全和利益,但若这类事项是无法控制其知悉范围的,就不应当保密。这里的合理一般应包含:(1)所保密的事项确实属于法定国家秘密范围内;(2)确实能控制知悉范围的;(3)保密的方法是恰当合理的。
三、政府信息公开立法调整的例外
由于各国政府信息公开法律制度基本都坚持了信息公开为原则,保密为例外的精神,所以各国信息公开方面的立法都以排除条款对豁免公开的政府信息予以列举规定,同时昭示凡未被明确规定可以豁免公开的信息一律公开。因此研究政府信息公开与保密的范围,主要是接顶政府信息保密的范围。
我国经过多年政务公开实践的探索,积累了一定经验,尤其在政府信息豁免公开的范围上,各地均做了有益的尝试性的规定。那么对政府信息豁免公开的范围上,主要涉及以下四方面:
(一)、国家秘密
国家秘密是关系国家安全和利益,依照法定程序确定,在一定时间内只限一定范围的人员知悉的事项。我国《保密法》第8条将国家秘密界定于七个领域:(1)国家事务的重大决策中的秘密事项;(2)国防建设和武装力量活动中的秘密事项;(3)外交和外事活动中的秘密事项以及对外承担保密义务的事项;(4)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中的秘密事项;(5)科学技术中的秘密事项;(6)维护国家安全活动和追查刑事犯罪中的秘密事项;(7)其他经国家秘密工作部门确定应当保守的国家秘密事项。
我国《保密法》的以上规定,与欧美国家相比,虽然都将保密领域主要集中在国家情报系统、国防安全与外交事务,但仍至少存在以下问题:(1)我国对国家安全和保密的定义比较宽泛,对应当保密的事项比较严格具体。而像德国的保密制度中对产生秘密的领域未进行限制,只是规定了保密的普遍原则;其一仅在必要时才归如密件类;其二只有那些由于工作需要必须了解密件的人才可知悉密件。这样可能将政府信息保密范围降至最低限度。(2)我国将“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而展开,若将此工作领域内的事项均作保密,那几乎无公开的领域了。
这样的规定,也是欧美国家的法律中难觅的。(3)“其他经国家保密工作部门确定应当保守的国家秘密事项”更是将法定保密之外的其他事项的保密决定权交给“国家保密部门”而非“法律”则是很危险的。
为了适应社会迅猛发展的需要,结合中国实际,主要涉及下列国家秘密的事项应当豁免公开:
1、有关国防和国家安全的信息。此类信息的任意被披露会使我国国防利益受到损害从而危及国家的安全。
2、有关国家的重大外交利益的信息。这类信息在条件未成熟时若被披露会使对外事务或与其他国家政府、国际组织的信任关系遭到破坏或伤害。信息是在秘密状态下从他国政府、国际组织或其他司法管辖区的法庭获取,或在秘密情况下送交这些政府、组织或法庭的,都不得公开。
3、有关公共安全和公共秩序的信息。这类信息主要包括:(1)信息如被披露会令司法工作受到伤害或损害;(2)信息如被披露会妨碍侦查刑事案件的调查取证,或者对犯罪嫌疑人和罪犯的羁押改造工作造成妨碍;(3)信息如被披露会另维持安宁、公众安全或秩序,或保障财物的工作受到伤害或损害;(4)信息如被披露可能会危害他人的生命或人身安全。
4、正在制定中的有关国家宏观经济政策信息。有关国家经济产业政策、货币、金融、税收等政策信息因为正在研制中,尚未形成定论,理应严加保密。这些信息一旦过早被披露会使产业结构的调整、货币政策的推行、金融时常的稳定以及政府管理经济的能力产生较为严重的负面影响。
5、有关科学技术发展的保密信息。科技秘密历来是各国政府严加防范的重中之重,其必要信息的披露一般会慎之又慎。
6、其他法律中规定的应当保密的国家秘密。这里的“法律”仅仅指的是最高立法机关制定的规范性文件。
(二)工作秘密
所谓工作秘密,是指机关、单位在其公务活动中产生的不属于国家秘密和商业秘密的秘密事项。工作秘密也称内部事项。
我国现有的法律法规中均未对哪些事项属于工作秘密作出明示,而任由各机关、单位自行决定。如公安部、海关总署、劳动和社会保障部等部门的保密规章中,明确了各自主管业务中的工作秘密事项。像劳动和社会保障部规定劳动和社会保障事业中长期发展规划和难度发展规划中尚未公布实施的重大政策措施及调整方案、全国及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和国务院各部门的劳动保障统计资料,国有企业下岗职工基本生活保障和再就业资金分配方案等均为其工作秘密。这类工作秘密信息一旦泄露,虽不会给国家的安全和利益造成重大损害,但会对国家日常行政管理工作造成被动和损害,既可能会损害该机关的形象和声誉,也可能会妨碍该机关准确履行职责,因此应当予以保密。
(三)商业秘密
这里的商业秘密,应指那些不为公众所知悉,能为权利人带来经济利益,具有实用性并经权利人采取保密措施的设计资料、程序、产品配方、制作工艺、制作方法、管理诀窍、客户名单、资源情报、产销策略、盈亏数据、财务状况等技术信息和财务信息。
如果作为政府公共信息内容之一的商业秘密被任意公开,那么市场经济的公平竞争秩序将不复存在。通过不正当地获取他人商业秘密谋取利益的行为必将使市场丧失信用,危及市场秩序的正常发展。因此,当相对人请求行政机关公开涉及商业秘密的政府公共信息时,“行政机关必须证明,如果公开私人提供的某项商业或金融信息,会导致提供信息的人在商业竞争中处于重大的不利地位,竞争的对手由于从行政机关提供的文件中,知道他本来不知道的情
况,会得到很大的利益。如果私人向行政机关提供的信息已为社会一般公众所知悉,或者已为竞争对手所知悉,行政机关公开这些信息对提供信息的人没有损害时,则行政机关在有人要求得到这项信息时,不能拒绝公开。
(四)个人隐私
现代社会行政权日益膨胀,其几乎触及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它在引导和矫正社会和经济生活的同时,也深入到了个人的私生活领域,掌握和了解了大量的个人隐私,成为政府公共信息的重要组成部分。尤其随着现代信息技术的飞速发展,借助互联网等高科技进行记载、传播个人信息变得易如反掌,极大方便了他人的查阅。与此同时,它又使个人隐私权的保护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
当有关个人隐私信息成为行政机关行使职权的依据之一时,依据行政公开的一般要求,行政机关有义务公开其行政只能的依据。但是行政机关主动或依申请对第三人公开了有关他人个人隐私的信息资料,尽管满足了他人的知情权,但个人隐私权为此可能受到侵犯。以损害他人的隐私权去满足另外一些人的知情权,虽然不具有法律的正当性。任何权利主体皆有权禁止他人利用其隐私谋取利益,因而有关个人隐私的信息公开理应受到严格限制。综观世界上已有信息公开方面立法的国度里,无一例外地将个人隐私列为政府信息公开的豁免范围。当然这种对个人隐私公开的豁免也并非绝对的,这里还需在个人隐私利益与公开知情权之间进行利益平衡。在此似乎应当分清以下几种不同情形:若两者比较中发现并不存在值得公力保护的隐私利益的,个人隐私信息应被无原则的公开;若存在这种可保护的隐私利益时,还应看个人隐私利益是否超过公共利益,如超过则应保护个人隐私而不得公开,反之则应当公开。因此,并不是说任何侵犯个人隐私权的事项都不能公开,只有明显地不正当地侵犯个人隐私时,才可以拒绝公开个人隐私。美国的司法实践中,“对于婚姻状况、子女地位的合法性、福利救济、家庭纠纷与名誉、身体健康状况、出生日期、宗教信仰、国籍状况、社会保险号、刑事犯罪历史、美国公民在国外服刑的历史、性取向与经济情况等信息,均给予隐私保护。”我国由于在法律中“隐私权”概念未明确,常常请求对隐私权的司法保护时遭遇尴尬,以公共利益侵犯个人隐私的现象不时发生。我们应当在满足公众知情权的基础上更好地真正维护好个人的隐私,切实解决两者间的冲突。
参考文献资料:
1.罗豪才《行政法学》高等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
2.应松年《政府信息公开制度研究》国家行政学院学报2002年第四期
3.周汉华 《美国政府信息公开制度》环球法律评论2002年秋季号
4.王名扬 《美国行政法》中国法制出版社1996年版
5.罗家才《行政法学》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