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学兴起的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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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篇:理学兴起的背景

理学兴起的背景

2007-09-07 21:09 中国封建社会中、后期最重要的儒家学派,学者以“理”或“道”为哲学基本范畴,探讨“性命义理”,故称“理学”,又称“道学”。理学起于北宋,盛于南宋宋理宗赵昀时,曾成为占据主导地位的官方哲学,后经金、元、至明末清初逐渐衰落。

宋代理学的创始人周敦颐(1017~1073),道州(今湖南道县)濂溪人,也称濂溪先生。他吸取道家学说,糅合《周易》,初步建立了一套综合探讨宇宙本原、万物生成、人性、封建伦常等问题的理论体系,他的著作《太极图说》和《通书》后来成为理学家的经典文献。与周敦颐约略同时的理学家邵雍、张载等。程颢、程颐兄弟,开始以“理”作为哲学的最高范畴,提出了略为系统的理气说、有对论、人性论、格物致知说等。南宋朱熹主要继承和发展二程的学说,又吸取北宋其他理学家的某些学说,完成了集大成的历史使命。故宋代理学又被人们或称为程朱理学。宋理宗以后约五十多年的时间里,程朱学说被定为官方哲学,获得迅速传播。宋代理学是以儒家经学为基础,兼收佛、道思想形成的新儒学,基本上可分为两派:一派是以程颢、程颐及朱熹为代表的客观唯心主义学派,称为“程朱理学”;一派是以南宋陆九渊为首的主观唯心主义学派,即“心学”。谈宋代理学的从来都把周敦颐列为首位,实际上,周敦颐虽撰写过《太极图说》和《通书》,他的学术思想在北宋并无传人(程颢、程颐全不传他之学)。南宋朱熹对其著作大力阐明之后,才为世人所注意。所以在北宋学术思想领域内,周敦颐是全然没有地位的。张载反对“有生于无”的思想,提出“太虚”即“元气”、“气”,是万物生成的本源。晚年融合《易》、《礼》和《中庸》的思想,撰《西铭》,把天、地、君、亲合为一体,以及事天、地、君、亲之道,综述了义理和伦常,备受理学家的赞赏。

程颢、程颐,世称“二程”,是理学的奠基者,两人观点基本一致,其著作后人辑为《二程全书》。他们提出“理”(又称“天理”)或“道”,作为世界万物的本体,常自称其学为“道学”,通常称为“理学”。他们认为“理”是永恒存在、无所不包的,先有“理”,然后产生万物,而又统辖万物。这显然是受佛教“真如”、“佛性”(意为最后的真理)说的影响。人性说等则有道家的影响。二程理学当时没有多大影响。大致到南宋孝宗时,程颐的四传弟子朱熹集理学之大成,理学才大为兴盛。朱熹的论著很多,有文集、语类和《四书集注》等。二程创立的理学,经过朱熹的发展和阐述,成为更精致、更系统、更富哲理的新儒家学派,世称程朱理学或程朱学派。宋理宗时,程朱理学成为官方哲学。元、明、清时期,在思想文化界更居于统治地位。陆九渊提出“心即理也”,号为“心学”,是理学的主观唯心主义学派的创立者。他说:“宇宙便是吾心,吾心即是宇宙。”认为“本心”即是真理,可以采用“易简工夫”,只要“根本者立”,再“发明人之本心”,即在自省上下功夫,“一是即皆是,一明即皆明”,就可成为圣贤。深受佛教禅宗“一悟即至佛地”的“顿悟”说的影响。他反对朱熹那套博览群书,“格物致知”的做法,认为是“支离”。朱熹讥讽陆学过于简易,是“禅学”。这就是淳熙二年(1175),两人在信州(今江西上饶)鹅湖寺进行的“鹅湖之会”争论的主要内容。

宋代理学之起源

从唐末五代之乱以来,道德沦亡,廉耻尽失。宋代士子为振衰起敝,从学问修养上挽救人心社会,加之当时国家的统一,君主的提倡,与书籍流传之盛,而大开讲学之风,促成理学的发达。

宋代理学的起源有两个思想的背景:一是外来的影响、一是内在的变化。

外来的影响:就是无形中受到「佛」、「道」的影响。尤其是禅宗所讲的「明心见性」之道影响最为大。儒家思想一向以现实社会的伦理纲常为主,论者遂以为缺乏哲学上的推理系统,难以满足好学深思之士进一步探究的欲求。因此唐代儒学虽为政府倡导,实际影响却远不及佛学深远。宋初学者戒五代之混乱,为挽回世道人心,重新提倡儒学,并为能与佛学相抗衡,特别著意於儒家思想的「形上学」体系的建立,同时亦吸收「道教」中关於宇宙的本体的概念,作为建构理学「宇宙论」、「本体论」的重要部份。但是理学家著述立法的目的,在於救世济民,寻求建立一个完美的社会和人生,故此仍以伦理为主。故儒、道、佛三种思想揉合的结果,乃产生「理学」。

内在的变化:就是儒家本身的思想变化。儒学自两汉以迄隋唐,已由孔、孟、荀的儒家之学变为经学。而且所谓经学,从西汉、东汉到唐代,亦已由注重「微言大义」的今文学经,一变而为专重训诂考据的古文经学。又由笺注经传的「注」,再变为「注」作「注」的「疏」了,致力於文字训诂名物,考据章句分析,已有偏重书本研究之嫌,去孔、孟、荀「尊德性」、「论政治」的学风日远。而且经生喜欢自夸博学,笺注日趋繁锁,而唐人作疏,例不破注,即注有纰漏,亦必曲说以为弥补。这种繁屑的讲疏,有遗孔孟遗意,忽略先哲经传中所含义理的讨究,舍本遂末,正是经学末流之弊。到韩愈、李翱的作「原道」、「复性」,儒家思想开始转向一新的路向。韩愈的「原道」指出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子一脉相承,并感慨地说:「孔子传之孟轲,轲之死,不得真传焉!」从此孟子的地位提高,《孟子》一书亦得与《论语》并列。同时「原道」又引《大学》:「明明德」、「正心诚意」之说,表而出之。李翱之「复性书」三篇:上篇论性、情及圣人。中篇论修本成圣之法。下篇论人必须修养,其思想备受佛学的影响,为儒家学说开创一条新途径,更走向「经学」的境界。所谓「理学」,便是「体认性命之学,而求配当事物之理,合天理物理而一之。」的一种学问。《宋史‧道学传》云:「道学之名,古无是也……孟子没后无传,至宋中叶周敦颐乃得圣贤不传之学,作太极图说、通书,推阴阳五行之理,命於天而性於人者,了若指掌。张载作西铭,又极言理一分殊之情。程颐、程颢受业周氏,表章大学、中庸与论、孟并行……迄宋南渡,朱熹得程氏之传……大体以格物致知为先,明善诚身为要。」说明宋代理学发展的大概。而在黄宗羲等人所辑的《宋元学案》中所记,宋代的理学家著名的有,胡瑗、孙复、司马光、邵雍、张载等人。但宋初诸儒的思想理论,还是陈义粗浅,未能深入精微之处,所谓理学,也末建立起来。故宋初诸儒努力的结果,只是开其风气,为理学家铺平道路而已!及至周敦颐起,凭其博大精深之学识,碓切地发挥儒家「心性学」之精微处,而后理学始成立。故周敦颐实是称为理学创始者,传之程颐、程颢而定理学之基础。

宋代理学兴起的原因

宋代理学兴起的原因,除了上述的思想的背景外,其实还有一些的客观因素影响的。分述如下:(一)宋代君主的提倡:由於唐末五代十国以来,社会风气及士人的道德尽败坏,朝秦暮楚的臣子屡见不鲜,如有历四朝之丞相冯道,厚颜无耻,自称「常乐老人」,尝唾面自乾,士子风败坏至此;而且由於政治风气亦为之腐化,篡弑的行为,无日无之,严重影响政府运作。故宋代统一后,为了改变这种社会及政治上之颓风,君主大倡重视气节,及重文轻武之政策,故理学中的修身思想正合於时势也。

(二)私人教学之风盛:於宋代,私人讲学之风极盛,盖由於唐末五代以来,社会**,累世经学之家遭受打击,而流落民间,而且部份大儒者亦为了逃避战乱,又无心政治,故纷纷逃入山林开馆受学。此等私人讲学所多重视者为「修身」之学,而少谈治世之学,并且重视发扬经义的研究,重视道德教育。盖由於时势所限也,而此种修身之学术,也正合於理学者之要求。

(三)印刷术的发展:唐宋以前的书籍都由手抄,故流传不广,而至唐代已发展出雕版印刷术,至宋代毕升发明了活版印刷术,使到书籍流行更广,理学传播更易、更广,此亦为促进理学之发展也。

宋代理学重要学派学说之大要

宋代理学之宗派,就地域而分论者,以为濂、洛、关、闽四派。濂学的开宗者为周敦颐。洛学的代表则为程颐、程颢兄弟。关派则关中的张载。闽派为侨居建州的朱熹。此外尚有邵雍的百源学,陆九渊的象山学说等,合之便构成宋学的整个系统。(A)濂派–周敦颐,世称濂溪先生,著有《太极图说》及《通书》,是为濂派。其学说乃源自道家太极阴阳五行之说,从宇宙观讲到人生观。他认为宇宙的起源,乃由於「无极而太极」。「太极」是宇宙的本体,「太极」动而生「阳」,静而生「阴」。「阳动阴静而生金、木、水、火、土五气,分布四时行焉。」太极为理,阴阳五行为气(阴阳为二气,五行为五气)。阴阳交感「化生万物」,「万物生而变化无穷焉!」此为周敦颐宇宙论之要旨。在人生方面,周敦颐认为阴阳五行配合得最恰当的就是人,所以万物中以人最为灵秀,禀太极之理,其五行之性,接受太极「纯粹至善」的理,故人之「性」亦本来是善。宇宙既由金、木、水、火、土五行构成,则人亦有仁(木)、义(金)、礼(火)、智(水)、信(土)五常。其见诸实施则不外乎仁义二者(所以配阴阳)。仁义之性皆是善的,然用之不得其当,则皆可以变为恶,所以人要不离乎中正,以立「人极」(做人的标准)。欲立人极,必须主静无欲,故圣人能主静,而立人极,故其德与天地冥合为一。周敦颐的学说已将宇宙论与修身为人之道揉合一起,由是规模逐渐碓立。

(B)关派–张载,世称横渠先生,著有《东铭》、《西铭》、《正蒙》等书。其学说从现象的开展立论,认为万物的生长发展都由於「气」的聚散动静。一气之中又有「阴阳二性」,气之涵有阴性的,是静沉而下降的;气亦有阳性的,是动浮而上升的。气有聚散,气聚则物盛,气散则物毁。气的聚散有一定的规律,故物的成有一定的秩序。此则所谓「理」。人亦由气聚而成,故亦得「性」的部份。故人具有「天地之性」和「气质之性」,人与万物俱生於天地之间,天地是人与物的父母,人就应该努力破除「我」与「非我」的界限,而使个体和天地万物合一,为达此目的,首先要变化「气质之性」,使之恢复为原来的「天地之性」。「天地之性」就是朱子所说之「理」。张载在《西铭》一文中,阐明吾人对宇宙所应持的态度,以为「吾人之体即宇宙之体」,「吾人之性即宇宙之性」,吾人应该视宇宙为父母,应以事父母之道事之,应视天下人皆为兄弟,天下之物皆如同类。提出了「民胞物与」的主张,「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抱负。故张载是碓立「气」在理学中心地位的理学家。

(C)洛派–程颢、程颐,程颢世称明道先生,程颐世称伊川先生,著有《语录》一书。二程幼年曾受学周敦颐,后居洛阳,是为洛派。宋代理学虽创始於周敦颐,而能碓定宋代理学地位者,则为程氏两兄弟。二程认为「一物须有一理」,天下万物皆可用理去理解,而且永远不变,「放诸四海皆准」。吾人心中能具备众理,故曰:「万物皆备於我。」而人心既具众理,即能应万事,故:「叔然不动,感而遂通。」於是程颐由此衍出「用敬致知」之说,他认为「涵养须用敬,进学在致知。」「诚意在致知,致知在格物。」一方面用敬涵养,勿使非僻之心生。一方面今日格一物,明日格一物,以穷其理,而求贯通。然吾人心中本具众理,故格物以穷理,实穷吾人心中之理,「性」又是「理」,穷理亦即尽「性」。至於程颢则衍出「识仁」之说:「学者须先识仁,仁者浑然与物同体,义、礼、智、信皆仁也,识得此理,以诚敬存之而已。」此所谓仁,即万物一体之仁,浑然与万物同体,就是仁者的仁。吾人识得此理之后,即常记而不忘一切行事,皆本此心作之,此即所谓以「诚敬存之」。如此久而久之,自可达到万物一体的境界,到达万物一体的境界后,则吾人之性即得到最大的发展,是谓尽性,将性发展到至善。

(D)闽派–朱熹,学者称之为紫阳先生,为南宋人,讲学於闽,成闽派。朱子思想宏大,集北宋理学的大盛,使之融合为一,再上接孔孟组成一大理学系统。

朱子的宇宙观,是以周敦颐的《太极图说》为本,而融合邵雍、张载与二程之说,而提出一个「理」和「气」。他认为宇宙万物都有一个「理」的存在,这个客观的「理」就是「太极」。「人人有一太极,物物有一太极」而「太极只是极好至善的道理」,及至表现而为具体的形象,则有赖於「气」,曰:「理也者,形而上之道也,生物之本,气也者,形而下之器也,生物之具也。」由此而解释到人身的形成,「理」与「气」合构而成人,而「气」中之「理」,即人之「性」。他又认为气有清浊,禀气清者,为圣人;禀气浊者,为愚人。人之所以明德修身,就是用来涤除此「浊气」。

根据上述原则,朱子乃提出「穷理以致其知」,「反躬以践其实」的主张。他认为修养的目的在於「存天理,去人欲」。方法便是要在「持敬」与「致知」方面用力。「持敬」所以专心致志,「致知」在於「格物」,即「物而穷其理,穷理以故其知」。若能将宇宙事物一一研究,用力既久,自能豁然贯通。至此时,则万物之理皆在吾性中,「众物之表裏精粗无不到,吾心之全体大用无不明。」

(E)百源学–邵雍,学者称之为康节先生。其学说从宇宙论推论到人生观,认为人为万物之一,亦万物之灵,而「人心」为一切的主体,宇宙万物万事的变化,皆由於人心的观察而生。所谓「万化万事生於心」,而以心为「太极」,因此人要「养心」、「去利欲」,而任「至诚」,则宇宙之道,无所不通,亦可穷天地性理之奥。

(F)象山学–陆九渊,学者称之为象山先生。陆九渊特别著重於持敬的内在工夫,主张「心即理」,不容有二。以即物穷理为支离破碎,而教人先发明其本心之明,而后博览以应万物之变。尝曰:「学苟知本,六经皆我驻脚。」与朱子读书穷理的见解,大异其趣,下开明代王阳明之心学。

(G)淅东派–吕祖谦,学者称之为东莱先生,与朱陆同时。吕祖谦虽讲理学,然重视学以致用,论者称之为「事功派」。此外叶通与陈亮亦同样反对正心诚意之学,而提倡事功。浙东派为宋思想界一大转变。

综合上述各派之学理内容分析,实可分为「象数」、「理气」与「心性」三种主要派系。趋向「象数」者,本《周易》象数之义及道教所传的图书而立论,如周敦颐、张载等的理学属於「象数」这一派。另趋向於「理气」与「心性」者,理论多根据《四书》以发挥,程颐、程颢与朱熹以「理」为形式法则,「气」为实质内容,皆为「理气派」之代表人物。陆九渊之学说,重在探讨主观之心,阐发天赋之性,得「宇宙则吾心」之论,为「心性」派之代表。有宋一代的理学家,其所发挥者都不外循著这种以「象数」、「理气」、「心性」三种趋势而行。

理学之影响

宋明理学对后世影响甚大,由朱熹发展并集大成的理学,成为其后几百年封建社会的统治思想。元朝恢复科举以朱熹的《四书集注》来考试文人,明清两代也以朱熹的思想为科举的标准答案,康熙在《朱子全书》作序说:“朱夫子集大成,而绪千百年绝传之学,开愚蒙而立亿万世之规……虽圣人复起,必不能逾也。

陆九渊强调发明本心,轻视一切权威,谓“六经皆我注脚”。王守仁讲求理于心。陆王强调主观意志、自立精神、独立意识,不依赖别人不迷信权威、不拘于习俗、对封建伦理道德、对凝固了的程朱理学都起着冲击和破坏的作用,对封建朝代的异端思想家、改革家都有启迪作用,对近代、现代的革命人士也有一定的影响。从宋明理学发展史上看,宋明理学存在着浓厚的泛道德主义倾向,自始就存在理论脱离实际、理想超越现实的弊端,特别是理学成为中国后期封建社会的官方意识形态,统治者以其道德说教进行片面利用,致使伦理异化,成为维护封建社会的等级秩序、扼杀人的本性的武器,使之愈益教条化和僵化,必然受至历史的批判。

纵观宋明理学的思想,宋明理学实际上是儒学发展的最高形态,它以儒家思想为本体,汲取易学、佛学、道学中某些思想养料以丰富儒学理论,建立了以“理”或“心”、“气”为本位,以“格物致知”或“穷理尽性”“致良知”为方法,以“内圣外王”为目的哲学理论体系,使它具有在哲学思维的深度上、理论体系的严密精致上超过先秦子学、汉唐经学的成就与特色。宋明理学还是一种以道德为本体的人文主义哲学,确立道德为主体的独立性,执着地追求人生精神价值,对培养气节情操,发奋立志,重视品德,以理统情等主体意识结构以及人们的社会责任感、历史使命感等方面起着重要作用。

总之,对宋明理学,应当进行切实的分析,既不能全盘否定,也不能全盘肯定,坚持“古为今用”,“推陈出新”、“求真务实”之原则,结合我国当代经济建设的实际情况,吸取古今中外的优秀文化成果,创立具有中国特色的民族新文化,在新世纪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第二篇:直销在中国兴起的背景

直销在中国兴起的背景 作者:中华生活网商学院点击:219日期:2011-3-7 11:43:36直销在我国的产生和发展并非偶然,它是与我国社会生产力水平的空前提高相适应的。从它产生的背景以及内在的优势看,可以将其兴起和发展的原因归为以下几个方面。

1)直销是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必然产物从我国的改革和国际经济的融合来看,直销在中国的产生是这种改革与经济融合趋势下的必然,它是中国经济与国际经济在营销方式上接轨的必由之路。20世纪70年代末,中国开始了史无前例的改革开放进程。这个过程是建设新的经济秩序,推动社会生产力发展的过程;这个过程是对世界文明成果的学习、引进和实践的过程。学习发达国家的先进知识,先进经验,引进先进技术、先进的管理方式、先进的经济运行模式,包括各种先进的产销模式,经过甑别和改造,不断运用到自己的经济建设之中。纵观整个改革过程,其实质都是要创造条件,是中国经济和世界经济相接轨并得到更快的发展。直销作为一种新兴的营销方式,在全世界范围内已经迅速发展起来。自其诞生时起,他在各种市场实践中的表现形态就受到众多企业和市场推广人员的高度重视。在这些直销形式支持下,产生了一批又一批成功的企业,锻炼了一个又一个国际品牌。而现在,这种营销方式伴随着中国的改革开放迅速扎下根来。在中国,这种营销方式还要经过中国的本土化检验,改革,才能被中国的企业界和市场营销人员所接受,并得到推广和运用。所以说,直销在中国的产生是改革开放的必然结果,是中国经济与国际经济接轨的必然产物。

2)直销符合我国市场经济的发展要求作为一种产品行销渠道和销售方式,符合了我国发展市场经济的要求。直销发展与否,是不依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直销在我国发展市场经济规律的要求下,必然得到发展。我国的市场经济发展的还不是很完善,但是已经基本上形成了主要以价值规律来决定的价格体系。要适应我国市场经济的发展要求,企业就必须采取一种适合的营销方式。直销正式在这种市场经济中产生和发展起来的。

3)直销更适合于东方文化直销这种销售方式起源于美国,但却在东方的日本和东南亚国家有了较大规模的发展。这说明直销更适合于东方文化。因为,东方文化更讲究“人情”,而这正是直销所必需的,直销正是利用“人情”、“人际关系”来销售更多的产品。在我国,人们更注重“人情味”,传统的那种纯粹的买卖关系让顾客感受不到人情味。顾客需要销售人员更多的关心,而不仅仅是赚他们的钱。在直销中,直销员为了更多持续稳定地销售产品,必然会对顾客提供更多的服务,让他们感受到人情味。

4)直销符合大众心理和社会需求每个人都有很多需求,例如创业需求,致富需求、寻找第二职业的需求以及追求自主的需求等等。在我国,一方面,直销产品以其独特性迎合了某些收入较高者追求更高层次生活品位的需要;另一方面,近几年由于经济结构的调整,很大一部分职工要从原来的工作岗位上走下来寻找新的工作,而直销公司正好可以解决这部分人员的就业问题。据统计,直销公司得直销商中,这类人员的比例可达40%---50%,而且这种安排不需要国家花费一分钱,只小公司以其独特的文化吸引了很多直销人员,也为我国解决就业问题找出了一条新的出路

5)21世纪直销行业吸引了大批的传统老板21世纪是健康产业高速发展的时代,1946年到1964年出生的占了全世界1/3人口,拥有1/2的财富,他们推动了汽车行业,房地产行业,IT行业的发展,现在他们最需要的就是健康,所以他们将推动21世纪健康产业,传统的行业投资大,回报低,资金回笼慢,而且占用了全部时间,要用百分之百的投入才可以经营好,少了陪伴家人的时间,少了获得健康的时间,随着直销在国内的发展走到今天,更多的投资者看懂了直销的意义,其实直销行业就像传统行业,只不过我们是把原来准备投资房地产行业的资金投资在健康产业上。直销的产品价格低,销量比传统的销售渠道多,而且稳固,所以直销能为企业带了这么大的好处,越来越多的企业老板会介入这个行业

第三篇:英美传记小说兴起的背景及因素分析论文

引 言

在过去的几十年中,英美传记小说(biographical novel/fiction)从无到有,不断拓展文学领地,逐渐享有一席之地;新世纪以来,传记小说已经成了一种流行的文学创作潮流。一些作家、学者早已注意到了这一文学现象,做出了不约而同的论断或者展望:“在从20世纪转向21世纪之际,传记小说成了最为流行、最受欢迎的文类之一”[1];“我们可以放心地说传记小说已经成为当今主流文学形式之一”[2];英国著名文学评论家戴维·洛奇(David Lodge,1935-)在一次访谈中指出:“我感觉在众多的文艺小说中,与二三十年前相比,传记小说越来越成为一个新的创作倾向。有越来越多的作品用小说技巧讲述真人真事,这将是个新的流派。”[3]45这些专家学者的评论并非空穴来风,而是建立在事实基础之上:近年来,在英美文坛,传记小说大量出版,成为当下的一个重要小说分支。笔者粗略统计了的新世纪以来英、美两国出版的主要传记小说,如表1所示:在英美传记小说的发展历史上,弗吉尼亚·伍尔夫(Virginia Woolf,1882-1941)与欧文·斯通(Irving Stone,1903-1989)是两个重要人物。伍尔夫的《友谊长廊》(Friendships Gallery,1907)和《奥兰多》(Orlando:A Biography,1928)大胆地模糊真实与虚构界线,将传记与小说两种文类相交叉,可谓传记小说的最早的开创性实例。欧文·斯通被誉为美国传记小说的创始人。他曾以荷兰著名画家,后期印象派代表人物文生·梵高(Vincent van Gogh, 1853-1890)、意大利雕刻家、画家、建筑家兼诗人的米开朗琪罗(Michelangelo, 1475-1564)等名人为“传主”,创作了《梵高传--对生活的渴求》(Lust for Life ,1934)、《痛楚与狂喜》(The Agony and the Ecstasy, 1961)、《起源--达尔文传记小说》(The Origin,1980)等多部脍炙人口的传记小说。

传记小说兼具传记和小说的双重特征,介于传记与虚构小说两极之间,是一种真实与虚构相互交叉(crossover)、混杂(hybrid)文类。“传记小说是对历史人物生平的小说化再现,通过创造事件和人物来衬托这个人物。”[4]文学评论家戴维·洛奇这样定义传记小说:传记小说以真人真事为想象性探索题材,利用小说技巧来展现主观/主体性,而非客观的、基于证据的传记话语。[5]

可见,用小说的手法和技巧讲述真人真事,是英美传记小说的重要特征。换言之,传记小说兼有传记与小说的双重特征,“非虚构的传记小说是在对原始性资料研究的基础上,以某个伟大人物为主角展开情节、叙述故事的。它以记叙历史事实为主要原则,但又允许杜撰材料,凭想象虚构场景和对话,把小说的故事性和传记的真实性糅合在一起。”[6]125一、真实与虚构界线的模糊为传记小说的兴起扫清道路。

20世纪70年代可谓一个文学理论大爆炸的时代,其余波对我们如何看待虚构与真实的关系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各种“法国理论”,尤其是解构主义所坚称的一切书面文献皆“文本”的论断严重质疑了“虚构”与“事实”间的已有界线。一方面,广义的历史写作实际上离不开解释性假设抑或想象。另一方面,呈现为虚构的写作,也可能主要依赖自传的或者文献的“事实”.解构主义历史学家、法国学者米歇尔·福柯(Michel Foucault,1926-1984)在《知识考古学》(L'archéologie du savoir, 1969)中提出了“历史知识的相对性问题”,他认为“我们所看到的某种历史,包括谁讲话、讲什么、怎么讲、以及何谓真、伪等,实际上都是经过具有约束性的话语规则选择和排斥后的产物了。……一旦看穿了这种'历史的文本性',并由此及彼地思考下去,我们就不难发现,包括我们平时用以考虑和把握世界的种种观念和分类原则,它们本身其实都是有待于被审视的话语的产物。”在此,福柯明确地指出了历史的相对性和文本性。在后结构主义语境下,传统意义上的“历史”已经不再是一种客观存在,成了一种“历史叙述”,抑或“历史修撰”(historiography)。从“历史”到“历史修撰”,最关键的一个变化就是“历史”的“文本性”被突出了,就是原先一个大写的、单数的“历史”(History)被小写的、复数的“历史”(histories)所取代。放在人们眼前的“历史”,只是以“文本”形式存在的“历史”.[7]256美国历史批评家海登·怀特(Hayden White,1928-)指出,在“历史文本的表层以下,还存在着'一个潜在的深层结构'.他认为,这个历史文本的深层结构'从本质上说是诗性的,而且具有语言的特性',这是一个先于批评的、用以说明'历史'阐释究竟是怎么回事的认知范式(paradigm),历史话语的本质显然应该从这个意义上去理解。怀特说历史的深层结构是诗性的,即是说历史从根本上不能脱离想象这个动因;说历史具有语言的特性,即是说历史在本质上仍是一种语言的阐释,它不能不带有一切语言构成物所共有的虚构性。”[7]257他进一步指出:历史修撰就其所涉及的史实性材料而言,与其他方式的写作没有什么区别。历史修撰中最重要的不是内容,而是文本形式。形式说到底实际就是语言,所以,历史“是以叙事散文话语为形式的语言结构”[8].怀特指出作为“过去”的“历史”这一客体是无法毫厘不爽地再现的,人们只有借助想象的方式使“历史”再现于意识或话语之中,因此一切历史再现都不可避免地含有想象与虚构的成分。“历史”总是存在于历史文本之中,历史文本以语言制品形式呈现,历史话语就具有了语言形式的结构特征,历史著作本质上就是一种叙事散文话语。海登甚至“用最明确的语言,彻底拆除了历史话语与文学话语之间的隔墙,断然把历史和文学等量齐观”[9],进而得出他的最终结论:“历史作为一种虚构形式,与小说作为历史真实的再现,可以说是半斤八两,大同小异。”[10]

至此,历史真实与小说虚构的界限变得模糊了,二者甚至没有了实质性的区别。其结果是就连历史学家都承认小说也是探察过去的一种有效方式。经过解构主义及新历史主义等思潮的洗礼,“历史真实”与“文学虚构”已经不再对立排他、互不相容,不仅界限已经模糊不在,而且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统一与融合。这为传记小说中对“传主”的想象性虚构,如对话、心理描写等等提供了合法性依据。因此,从这个角度讲,传记与传记小说,虽然归属于不同文类,不过都是再现历史真实人物和事件的合法有效方式,实质上并无高下优劣之别。这无疑为传记小说的发展和兴起扫清了障碍。

二、当代英美传记小说的兴起

(一)传记与小说的亲密历史关系是传记小说兴起的前提

传记在西方具有悠远的历史,“传记的起源可以追溯至远古时代。传记史学家认为古代人们在葬礼上使用的悼词、寄托哀思所吟唱的歌曲以及墓碑上的铭文都具有传记的成分。在古代英国也同样如此,为了纪念伟大的英雄和令人敬仰的勇士,人们常常会在墓碑上铭刻他们的传奇一生和英勇事迹,比如央格鲁-萨克逊时代的《贝奥武甫》(Beowulf)。”[11]

“就一般传记作品而言,它的历史可以追溯到公元前五世纪希俄斯岛的希腊诗人依翁为同时代的赔里克里斯和索福克勒斯写的传略。”[6]126传记作为一种古老的文学体裁,一直处于发展变化中,从不同时期人们对传记的的定义,可以折射出其发展轨迹。17世纪后期,德莱顿把传记定义为“某人生平的历史。”M.H.艾伯拉姆对德莱顿定义做了补充:“现在,传记的含义是指某人生平的事实的相对完整的记叙,它包括性格、习性、环境,还有他的经历和活动。”[12]J.A.卡登的定义强调了传记的历史属性:“一个人生平的纪录,历史的一个分支。”[13]不过有些定义却强调其文学属性,如1928年出版的英国《牛津字典》:“传记,作为文学的一个分支,是描述个人生平的历史。”[14]温思楼把传记定义为:“传记是文学的一个分支,是描述个人生平的历史”[15].还有的定义突出了传记的“事实”和“想象性”特征:“以事实的选择为基础的持久的想象性真实。”[16]

国内学者杨正润认为“传记”这一概念有广义与侠义之分:广义概念包括与人生平有关的纪实写作,狭义概念指同自传并列、专用于指称那些作者与传主是两个人的传记。[17]

从以上对传记定义的引述分析可知:传记实际上具有文学和历史双重属性,传记的定义经历了从历史到文学的演变,这一演变既是传记本身不断发展的结果,也反映了人们对传记本质的认识不断深化。

小说自诞生伊始,就是吸收和利用了日记、书信、忏悔录、回忆录等多种非虚构文类,以及经验事实中的真实元素。作为一种重要文学形式的现代小说,部分滥觞于17世纪末通俗的纪实或者伪纪实叙事文的繁盛,比如忏悔录、传记以及对当时瘟疫和战争等事件的报道。18世纪的英国小说家常常以虚构形式展现真实故事,他们中的大多数人与新闻业或者印刷业关系密切,往往声称他们的小说是真实的,依照事实而作,比如笛福(Daniel Defoe, c.1660-1731)的《鲁滨逊漂流记》(Robinson Crusoe,1719)对作品的真实性便信誓旦旦,其真正的书名正标题为“约克郡的一个海员鲁滨逊的生活和奇怪而又惊人的冒险故事”, 副标题是一大段解释,概括小说的主要内容:“他的船触礁沉没后其他人都遇难仅他一人幸存,他在靠近奥鲁诺克河入口的美洲海岸的荒岛上独自生活了28年,由他诉说最终自己又是如何奇迹般地被海盗所救。”随后塞缪尔·理查森(Samuel Richardson, 1689-1761)的书信体小说《帕梅拉:美德的奖赏》(Pamela: Or, Virtue Rewarded,1740)、《克拉丽莎》(Clarissa: Or the History of a YoungLady,1748)等也是这样的作品。戴维斯认为18世纪英语文学的独特之处在于在诸如新闻报道书籍、广义的民歌和犯罪文献等文类中,事实与虚构融合,他把小说定义为“亦真亦假的真实虚构”(“a factualfiction that is both factual and factitious”)[18].19世纪的现实主义小说,将个人生活的刻画置于全景式社会背景之下,实际上是从沃尔特·司各特(Walter Scott,1771-1832)的历史小说衍化而来,在他的小说中,虚构人物与历史人物、历史事件经常映衬互动。到了维多利亚时代,小说家们改良了司各特的小说技法,把虚构故事与真实事件联系起来,比如萨克雷(William Makepeace Thackeray,1811-1863)《名利场》(Vanity Fair: A Novel without a Hero,1848)中的滑铁卢之战,乔治·艾略特(GeorgeEliot,1819-1880)《米德尔马契》(Middlemarch,1871)中的改良法案等等。现代主义作家詹姆斯·乔伊斯(James Joyce,1882-1941)更是在《尤利西斯》(Ulysses,1922)中将小说与每一个历史和地形的真实细节对应起来。

可见,以纪实为特征的传记与以虚构为特征的小说间关系微妙,既有趋同的向心力,也有相斥的离心力。二者常常被相互借用和假托,一方面,把小说假托为传记,以彰显小说的“真实性”;另一方面,借用小说的表现手法,提升传记的表现力和生动性。“事实”与“虚构”作为叙事文学的两极,一直存在于传记与小说的之中,只不过一般而言,传记更接近“事实”一极,而小说更靠近“虚构”一极。无论是增加传记中的“虚构”还是增加小说中的“事实”,让传记与小说相互靠近,也就是居于“事实”与“虚构”两极的中点的话,都可以预见一种新的文类--传记小说的诞生。

(二)传记与小说的联姻:传记小说的兴起

1.传记向小说的借鉴与靠拢

人们重新认识传记文学的本质,对传统传记重史实、轻文学性的做法提出批判和质疑。“20世纪上半叶,传记作品中体现的文学表现力变得尤为重要。处于变革中的传记艺术提倡要把小说家的创造和叙事才能运用到传记写作中,并说明传记肖像不仅是个体的,真实的,也是具有永久表现性的。传者的想象力应被激发出来,并且运用多样的文学手法来细细描摹传主私人生活,实现史实性与文学性的统一。如果传记只是一堆文物古迹的堆砌,并且传者的想象力不足以复原他们活生生的一面以及存在的意义,不能运用足够的叙事和描绘技巧向读者强有力地传达这些信息,那么不管这些古迹多么真实,他们也不能体现其存在的价值。”[19]111英国作家弗吉尼亚·伍尔夫发现传统传记在再现人物时有很多的局限性:“传统的传记往往过于注重真实性的考证,但对传主曾是'活生生的人物'表现不足,而解决这一问题的关键在于将传记的真实性和小说的虚构性、艺术性有机地融合起来。”[20]

与传记相比,小说不仅有众多备用的技巧,在人物的塑造上也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小说在刻画人物形象、描写人物内心,以及揭示人物私生活甚至隐私等方面具有更自由的空间。把小说的技巧和自由运用到传记的创作中去,可以弥足传记在人物塑造和技巧方面的不足。伍尔夫把传记家追求的真实性看作是某种坚如磐石的东西,具有花岗岩一样坚韧的质地,把传记的艺术性与文学性视为炫丽夺目的彩虹。传记家的重要任务就是让花岗岩与彩虹结姻。不过,伍尔夫也发现,“由于事实与虚构互不相容,如何恰如其分、不漏痕迹地协调好两者的关系,如何能'十分精细地、十分大胆地表现出那些梦境与现实的奇怪融合,那些花岗岩与彩虹的永恒的姻缘'便成了传记作家所面临的最大挑战。”[20]

作为颇具前瞻性与创新性的作家,伍尔夫积极致力于花岗岩与彩虹的联姻,她的传记小说《友谊长廊》和《奥兰多》便是模糊真实与虚构界线,传记与小说文类交叉的实验。两部作品都以真人为原型:

《友谊长廊》中人物的原型是伍尔夫年少时的闺蜜维奥莱特·迪金森(Violet Dickinson),《奥兰多》的原型则是伍尔夫的同性恋人薇塔·萨克维尔·韦斯特(Vita Sackville West);在写作方式上,两部作品有明显的实验性:“《奥兰多》突破传主年龄、性别的限制,追随其四百年间的传奇经历,在轻松幽默的表面下以滑稽模仿的形式重新审视英国文学史;而《友谊长廊》则对传主维奥莱特的身世进行神话般的再现。”[19]109伍尔夫的两部实验作品并非完全凭空的虚构,而是充分利用小说技巧,以真人真事为基础对人物和事件进行想象性描述和渲染,真实生动地再现了传主的个性特征。所以,郑佰青指出,伍尔夫试图通过传记创作实验证明“历史的真实性并不排斥诗意的表达和文化的语言;相反,花岗岩坚韧的质地在彩虹的辉映下会释放出更加夺目的光彩。”[19]111尽管评论家对伍尔夫的两部实验作品毁誉参半,不过传记的文学性和艺术性开始得到关注,为后续传记小说的大量出现开辟了道路。

2.非虚构小说促成了传记小说的兴起

20世纪60年代兴起的新新闻主义(New Journalism)与非虚构小说(Nonficition Novel)的兴起与流行拓展了小说的表现空间,促进了传记小说的发展。新新闻主义由美国记者汤姆·沃尔夫(TomWolfe,1931-)提出,其最显著的特点是将文学写作的手法应用于新闻报道,重视对话、场景和心理描写,不遗余力的刻画细节。非虚构小说发端于美国小说家杜鲁门·卡波蒂(Truman Capote, 1924-1984),其主要特点是作者根据采访或亲身参与事件的调查研究获得的事实材料,再以文学手法写成纪实小说。对于非虚构小说的兴起,沃尔夫认为当代严肃的纯文学的小说家的创造力已经枯竭,无法接续写书“伟大的美国小说” ……而让位于写作“新新闻报道”的作家去开发。……这些作家将用菲尔丁、巴尔扎克、果戈里所有的现实主义的文学技巧,表现整个美国社会生活中各个真实的事例。[6]122非虚构小说的理论基础源自美国著名犹太作家菲利普·罗斯(Philip Milton Roth, 1933-)提出的'事实与虚构混淆不清'的理论。

实际上,新新闻报道与非虚构小说都是新闻报道式的文学作品,具有相同的本质,“所不同的是,新新闻报道主要是由新闻记者来写的,作品大概包括长篇通讯和特写,也包括虚构小说,但是作者一概把它们称为新新闻报道;非虚构小说主要是由已成名的小说家创作的,作者自己确认它是一种小说而不是新闻报道。”[21]

从类属上看,“一切以事实为基础以非虚构为主要创作原则的小说,都属于非虚构小说的范畴”[6]122.因此,一般认为新新闻报道、传记小说、历史纪实小说、报告文学等都应划入非虚构小说范畴。

卡波蒂1966年出版的《冷血》(In Cold Blood)源于发生在1959年11月的一个新闻事件,即以真人真事为基础。在小说中,卡波特完全按照事件和生活中的真实逻辑展开情节,没有利用虚构小说打乱整个事件的时空,作家本人沉浸到人物的思想、世界观和个性中来建构情节等通常写作手法,同时他虚构了许多情节与矛盾冲突,遵从“只陈述事实而不做评价”[22]的写作原则。这种写作模式逐渐为其他作家所接受和采用,著名作家肯尼利(Thomas Keneally, 1935-)在小说《辛德勒的庇护所》(Schindler'sArk,1982)的“作者按语”中写道:“这部有关奥斯卡·辛德勒的小说是根据与八个国家的五十个幸存者的谈话写成的……用小说的结构和技巧讲一个真实的故事是当今作家经常采用的一种手法。我在这里也采用了这种手法。”[23]

因此,与传统的虚构小说相比,“在艺术上,非虚构小说具有小说的形式,几乎具有小说的一切优点,同时又可以避免小说的某些缺点。”[6]128作为非虚构小说的重要类属,传记小说的出现与20世纪一些作家热衷于文学改革、反传统的文学思潮有关,这种反传统的文学思潮认为,传记作家无须把自己禁锢在材料的真实性上面,而应该重视传记作品的文学性,写作时允许适当地虚构,超越历史的真实,达到艺术的真实。正如肯尼利所言:“所谓故事并不在于它是真是假,不在于它是否应该真,而在于它本身应该比事实更具有真实性。”[24]

三、结 语

综上所述,英美传记小说是传记与小说联姻杂合的产物。解构主义、后现代主义理论模糊了真实与虚构的界线,人们再次审视传记本质,对其文学性及表现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非虚构小说拓展了小说的表现空间,这些都是当代传记小说兴起的重要背景与因素。传记小说的重要特征是运用小说技巧讲述真人真事。在当代英美文坛,作为重要的非虚构小说的分支,传记小说不仅数量众多,新作迭出,而且得到了作家和批评家的广泛关注。传记小说已经成为现当代英美小说创作的一个重要流派,或将有更加广阔的发展空间和未来。

第四篇:理学院团委

理学院团委、学生会章程

二○○四年九月制

务实

精简

创新

顾佳骏: 昨天,我们经历过,所以我们有感其中; 今天,我们进行着,所以我们意气风发; 明天,我们憧憬着,所以我们满怀希望!

目录

一、武汉科技大学理学院团委、学生会章程„„„3

二、主席团及各部门工作职责„„„„„„„„„4

三、团委、学生会工作基本程序„„„„„„„„7

四、团委、学生会办公室制度„„„„„„„„„7

五、团委、学生会会议制度„„„„„„„„„„8

六、团委、学生会财务制度„„„„„„„„„„8

七、团委、学生会档案管理制度„„„„„„„„9

八、团委、学生会考评制度„„„„„„„„„„10

九、过失等级划分及处理制度„„„„„„„„„11

一、武汉科技大学理学院团委、学生会章程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本章程依据《中华全国学生联合会章程》制定,武汉科技大学理学院团委、学生会,是在院党委的领导下,在校团委的指导下的全院学生的群众性组织,它以倡导学生自我教育、自我管理、自我服务为主要原则和宗旨。

第二条:理学院团委、学生会是按照民主集中制原则,在院党委的领导下,在校团委指导下,独立自主地开展工作。

第三条:理学院团委、学生会是以组织活动为形式,以维权服务为宗旨的学习型组织。第四条:理学院团委、学生会的基本任务:、工作宗旨:一切为了学生,为了学生一切。2、工作理念:务实、精简、创新。、坚持开拓进取,与时俱进,以培养全方位、高素质人才为目标,以自我培养、自我管理为途径,带领全院学生刻苦学习,努力实践,走健康成长的正确道路。4、倡导系统化、规范化、人性化的自我管理理念。、充分发挥桥梁纽带作用,畅通学生与学院之间的正常民主渠道,在维护党的利益、学院的利益的同时,维护学生的正当权益,全心全意为学生服务。6、开展适合学生特点的,生动活泼的学习、科研、文体、公益等活动。7、加强各学院同学间的团结。、做好与其它院校学生会之间的相互学习和交流工作。

第二章

成员

第五条:凡是我院全日制在籍学生,承认本章程者均可成为理学院团委、学生会成员。第六条:成员条件、团委、学生会全体成员由选举产生,每位成员任期一年,成员占学生总数的比例一般在百分之八到百分之十二之间。2、能自觉的履行本章程义务。、成员如欲退出团委、学生会,需提出辞职申请,由团委书记批准后方可辞职。在职期间,应自觉的履行本章程义务。、对于团委、学生会干部的缺额,团委、学生会可通过适当方式增补。、为了工作的良好进行,学生会可以依据相关规程吸收一定数额的干事。干事应当遵守团委、学生会的各项章程、制度。、团委、学生会全体成员须时刻维护团委、学生会的形象,为团委、学生会的发展努力工作。全体干部在各种场合均不得从事损害团委、学生会利益的事情。、团委、学生会通过一定的评议监督机制对干部、干事进行管理。如发生有损团委、学生会声誉、权益或利益的事情,根据事件造成的损害大小和情节程度,分别做出 相应处理。

第七条:成员享有以下权利、选举权和被选举权。、按团委、学生会章程的规定,讨论和决定学生会的重大事务。3、对团委、学生会工作提出质询,建议和批评,实行民主监督。4、参加团委、学生会的各项活动。

第八条:成员履行以下义务、遵纪守法,维护学校、学院声誉。2、维护团委、学生会的团结和声誉。、遵守团委、学生会章程,执行团委、学生会决议,保质保量的完成团委、学生会委托或交给的任务。、尊敬师长,团结同学,勤奋学习,在同学中起到模范带头作用。

第三章

团委、学生会制度、主席团及各部工作职责 2、团委、学生会工作基本程序 3、团委、学生会办公室制度 4、团委、学生会会议制度 5、团委、学生会财务制度 6、团委、学生会档案管理制度 7、团委、学生会考评制度 8、团委、学生会奖惩制度

第四章

附则

第九条:本章程自通过之日起执行。

第十条:本章程最终解释权归武汉科技大学理学院团委。

二、理学院团委、学生会各部门工作职责

为体现分工与合作,保证团委、学生会工作高效、有序的进行,现对团委、学生会各部门工作职责作如下划分:

团委委员:

由团委书记、副书记、书记助理和学生会主席组成,从总体上指导团委、学生会各部门工作的开展,协调好团委、学生会各部门之间的关系,融洽团委、学生会成员之间的关系。

理论学习会:、根据校、院工作重点和国际、国内形式,督促各团支部认真搞好政治学习,做好检查记录; 2、及时了解和宣传党的先进思想,提高理论修养,增强分析能力,不断向高素质靠拢; 3、根据青年学生的特点,提高学生的政治思想修养和人文素质。

部:、配合校团委,组织好我院团员骨干的学习培训工作; 2、按时收缴团费,负责团籍注册; 3、做好非团员的培养和发展工作;、督促各团支部组织委员认真履行岗位职责,掌握工作情况。5、组织和协助团委、学生会各部门开展活动。

理苑报社:

负责编辑和出版各类刊物、报纸,宣传学校和学院的方针和路线, 及时宣传学院的最新 消息, 为学院树立良好形象。

部: 及时采访和报道学校、学院的最新消息, 及时向校报投稿;收集文稿,做好学院快讯的出版工作,并配合理苑报社做好报纸的出版工作。

团:

1、由学生会主席、副主席和秘书长组成,对学生会成员负责,并受其监督; 2、负责召集学生会部长级和学生会全体成员会议,主持学生会日常工作; 3、根据团委、学生会章程和工作需要向团委推荐学生会干部人选;、及时向院党委、团委汇报学生会工作情况,以求得工作上的支持和帮助。

处:、负责学生会内部的协调和常务工作,对档案分类整理,制定办公室制度和值班制度; 2、对学生会的出勤作详细记载,并对各项会议作好记载。并向主席团传递信息,反映情况,汇报工作,向下传达精神,分配任务; 3、管理和监督各部门财务使用情况。

部: 1、以喜闻乐见的形式,有效地向广大同学们宣传上级党,团组织的路线、方针、政策; 2、带领本部成员对学生会其它各部门开展的活动予以积极配合,并进行宣传; 3、关切广大同学的生活、学习,对同学中涌现的好人好事要及时予以宣传; 4、对外宣传我院的活动成果,以展示我院的精神风貌,树立我院的良好形象。

学习

部:、抓好全院的学风建设,开展好我院的学风活动,为全院同学创造一个良好的学习氛围; 2、组织好各项有益的学习竞赛活动、各种知识性、学术性报告会、讲座、考研,努力提高英语四、六级通过率; 3、负责与院教学老师的联系,及时向同学们传达校、院的各项有关学习,考试通知、决议; 4、加强与各班学习委员的联系,了解同学们的学习情况,听取同学们对教学工作的意见和要求,并及时向老师反映;、负责全院各班的上课考勤工作,及时向院办公室汇报各班出勤情况,考察督促各班的考勤工作;、负责各个学期末的学生成绩统计工作和奖学金评定工作。

部:、督促检查全院宿舍的卫生。考察各班生活委员和各寝室长的工作情况,为评优评奖提供依据; 2、了解同学生活中存在的困难和问题并及时向学校有关部门反映,督促解决或给予适当地答复;、配合学校有关部门做好学生宿舍的管理工作;、引导学生树立积极向上的生活态度,养成高尚的生活情趣和良好的行为规范。

部:、认真组织参加学校开展的各项体育活动;、在全院范围内开展丰富多彩的群众性体育活动,搞好组织管理及协助工作; 3、参与并指导各班组织的体育活动,从中发现体育人才;、组织引导全院同学进行体育活动,增进身心健康,增强体质,培养顽强拼搏和集体主义精神。

部:、负责策划,组织院内的各种文艺演出,活跃校园文化氛围,体现我院学生的青春文化气息;、增强广大同学积极参加文艺活动的意识,在院内着力培养一批文艺骨干,领导下属的各种文艺社团,并协助其开展社团活动;、负责与外院联系,编辑丰富多彩的文化节目; 4、缤纷文化,绚烂舞台,丰富学生的课余生活,开展多项文娱活动,陶冶当代青年的情操。

部:、搜集同学对学校、学院各方面的意见和建议,及时向上级反映,尽全力维护学生权利;2、通过各种形式的活动提高大家的保护意识,法律意识及维权意识,维护大家的权利; 3、帮助解决同学们所面临的实际问题,成为同学们温暖的家。

部: 1、开展和加强与其它学校学生会组织、社会进步团体的联系与交往,开阔视野,促进工作的交流与开展;、代表学生会联系社会团体、企事业单位,在为学生提供社会实践机会的同时,为校内的学生活动创造有利条件.3、积极地组织学生参加社会实践活动,开展勤工助学、公益活动等,配合校团委搞好每年暑期的大学生社会实践活动.三、理学院团委、学生会工作基本程序

团委、学生会工作按照“策划、筹备、实施、总结”的基本程序展开。团委、学生会各部(处、会)应主动配合活动组织部门,共同策划、筹备、开展活动。

一、计划

团委、学生会在院党委的领导下,在院团委的具体指导下,围绕当年工作目标,按照团委、学生会工作程序,积极主动地策划活动。、活动策划须有简要的书面材料,包括计划书、财务预算等。2、活动策划须由学生会相关人员共同讨论决定。、活动策划须报送校团委审批,同时报至办公室备案。

二、筹备

通过审批的活动策划,实施之前必须充分做好筹备工作。、筹备工作须紧扣活动目标,选择适当的活动方案,并根据工作进展及时修改。2、筹备阶段须深入细致地做好宣传后,发动工作。、筹备人员应及时向院团委汇报工作进展情况,以取得工作上的指导和帮助。4、筹备工作应于活动前一周深入展开,并基本就绪。

三、实施、实施过程中必须保证计划到位,充分体现活动目的。2、实施过程中注意及时反馈信息,并根据情况作适当调整。3、出现意外状况,工作人员可作应急处理,并及时汇报。

四、总结及归档

活动结束后,团委、学生会各相关部门应及时进行工作总结,并于一周内报送团委办公室存档。

四、理学院团委、学生会办公室制度

为了保证工作的正常开展和顺利实施,做到信息畅通、工作有序,特制定本制度。、学生会办公室由秘书处负责管理,监督执行办公室的值日制度。值日表由秘书处制定。2、值日部门负责办公室及周围环境的清洁工作和值日任务,认真填写值日日志;实行每天一小扫,由生活部统一安排大扫除。、爱护办公室的一切公物,保持办公室清洁,各部门和个人使用后必须做好清洁、整理工作,否则视情节轻重给予惩处。、保持办公室安静,禁止大声喧哗,不干扰他人办公;任何干部不得在办公室表现不符合学生守则的不良行为。、节约用电,注意安全,做到人走灯灭,人走窗关,人走门锁。、各部门档案柜钥匙由部长掌管,任职期满后连同办公室钥匙一起交与秘书处统一保存。7、校学生会以外组织、团体或个人须经主席团批准后方可借用办公室,各干部未经申批不得私自借用办公室,用后须做好整洁工作。8、本制度最终解释权归团委、学生会主席团。

五、理学院团委、学生会会议制度

为使分团委、学生会各项会议规范化、科学化、民主化,提高工作效率,特制定以下会议制度:、团委、学生会召开的会议包括主席团会议、部长级会议和成员会议等。主席团会议和部长级每两周召开一次,成员会议由部门负责人根据工作需要自行安排。、每次会议出席人员应提前到秘书处签到,不得无故迟到、早退,更不得无故缺席。如遇特殊情况不能出席者须事先向有关负责人书面请假,并委派其它人员参加,事后补假无效。、开会时,出席人要严守会场纪律,认真听取内容并及时作记录,并按时,高效地完成所承担的任务。在会议室内不得大声喧哗或讨论与会议无关的事情。4、各部门使用会议室需提前向主席团申请,主席团统一做好协调工作。5、每次会议均应有专人负责做好记录、备档。6、会后应保持会议室整洁。、秘书处将各项会议按章程纪录,并整理存档。

六、理学院团委、学生会财务制度

为了严格管理,合理使用团委、学生会资金,保障团委、学生会各项工作 顺利开展,本着节俭、公正、公开的原则,制定以下制度:、团委、学生会经费为团委、学生会办公和开展活动专用,不得用于补贴和招待等。2、团委、学生会实行资金统一监管调拨的基本财务制度。团委、学生会全部资金(包括学院拨款、活动收入、商业机构赞助及其它组织资助等),由秘书处管理。所有支出款项由团委统一调拨。、团委、学生会各部门使用经费,必须严格履行预算审批手续,经团委讨论,经主席签字,报团委书记、党总支分管书记审批后生效,预算手续应内容详实,数据准确,实行先支后报方式。、各部(处、会)一律凭有效报销凭证(发票)或字据统一报账。发票应写得清、明、细,需要有国家税务局、销售单位(如是由非销售单位代开发票,还需有代开发票的单位的印章)。报账时发票背面注明用途和经手人。如有特殊情况只能用收据报账时,需报请团委批准。日常工作中不报销车费、工作餐费,如有特殊情况需报销者应报请团委批准。5、举办大型活动应先作预算并报请团委批准。举办活动如需提前垫付大额现金(100以上),应写书面报告提交团委,审批通过后方可支取现金。活动结束后应立即上交金额发票或有效凭证。、各部(处、会)取得资金收入结算后,必须三天内向团委汇报并将现金上交报账。活动收入必须全数上交,不得作任何形式的扣除。、秘书处应每月初小结财务收支情况,交主席团例会审议。秘书处定期制作财务清单,向团委、学生会内外公布,以加强各方面的监督。、其它特殊情况,涉及金额较小时可先自行处理,并应尽快报告;如涉及金额较大,必须先向上一级主管人员报告,得到授权,方可进行。

注意:财务报销需经手人、主席、团委书记和党委分管书记四方签字,方能报销,缺一不可。

七、理学院团委、学生会档案管理制度

一、总则、本制度遵守和服从《理学院团委、学生会章程》。2、本制度管理范围包括人事档案和工作资料两部分。、本制度包括

(一)总则

(二)档案的建立

(三)档案的管理

(四)附则等四个部分。

二、档案的建立、人事档案的建立

团委、学生会建档以一届为单位,为所有副职以上干部(包括副职)建立档案。对于经当任主席团认定的无故自行退会者或工作中出现重大错误者,不予建档。学生会在一任任期即将结束时对本届干部建立档案,建档工作需在两周内完成。建档过程在主席团的监督下,由秘书处具体负责,本着求实、认真、负责的原则来完成。2、工作资料档案的建立

团委、学生会的工作资料档案形式包括书面、图片和电子档案等形式。其内容包括会议记录、人事材料(校、院)、外来函件、各种出版物及印刷成品、照片及底片、部门活动计划(包括实施方案、海报底稿等)、日常评议、奖惩情况等内容。工作资料档案的建立时间在届满前一月,由主席团牵头,各部门具体负责完成。

三、档案的管理、档案保存整理

对于人事档案,按照届别进行存放。对于工作资料,按照部门存放。存档的各种材料要按时整理,定期审查,保证档案完整、无损、有条理。2、工作资料的利用

团委、学生会所有工作人员都有权从档案中获得有利于开展工作和各种信息,但利用档案必须经办公室负责同学同意后才能调用,同时作一定记录并要及时归还(三天内)。如有特殊情况,需另行申请,否则记该负责人责任事故一次。3、人事档案的提取

一般干部如须提取个人档案,应事先向有关负责人说明,并通知其任内主席,经确认后方可提取。提取之后,由办公室作详细提取记录并进行备案。4、档案的交接

学生会换届后,在秘书处统一协调下,秘书处负责同学应向下一任负责人说明档案的详细结构和内容,切实保证其连续性。

八、理学院团委、学生会考评制度

为了加强对学生会干部的考核和培养,激励学生会成员求是、求实、求新、求精地开展工作,特制定本制度。

第一条:对团委、学生会干部的考核坚持政治思想、工作能力、工作态度、学习成绩的全面考核。

第二条:考核采用自我考核、群众考核和组织考核相结合的办法。

第三条:考核在每学期末进行,考核结果作为团委、学生会内部评优及学生会干部调整的重要依据。

第四条:符合以下条件者评优时予以优先考虑:

(一)工作积极主动、踏实肯干、认真负责,会议及日常活动无迟到、缺席现象。

(二)勇于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坚决维护集体利益和团委学生会声誉,敢于同不良行为作斗争。

(三)积极宣传学校及学院工作,成绩突出。

(四)发扬主人翁精神,积极为团委、学生会工作出谋划策,工作中有所创新,成效显着。

(五)积极参加各项活动并为学院获得荣誉者。

第五条:凡具有以下情形者不得参与评优,并视情节轻重提请相关部门处理:

(一)违反国家法律、法令、法规,校规、校纪;

(二)违反学生会规章制度,影响学生会正常工作秩序;

(三)不能积极参加集体活动;

(四)某些言行有损学生干部形象。第六条:评议、团委、学生会评议分定期评议和临时评议。评议对象为主席团成员、正副部长、干事等。2、主席团、正副部长的评议分为初期评议(上任满两月时)、任中评议(上任一学期时)和届满评议(卸任前一月时)。对主席团重要成员的评议由团委书记负责,其评议人均包括全体部长和若干干事代表。对主席团其它成员的评议由主席负责,其评议人均包括相关的正、副部长和若干干事代表。对正、副部长以及干事的评议由主席团负责,评议人根据情况确定。、评议时采用百分制打分的办法,打分时以实际工作表现为依据,各评议人独立进行。一周内公布评议结果。4、评议依据见附表。

第七条:本制度最终解释权归团委、学生会主席团。

九、理学院团委、学生会奖惩制度

一、总则、本制度遵守和服从《理学院团委、学生会章程》,并以《理学院团委、学生会工作制度》为依存制度。

2、本制度适用于学生会主席团成员、正副部长、干事等。

二、需受奖励的各种情况

需受奖励的各种情况在本章程第八章第四条中已有具体的说明,在此不再类述。

三、需受处理处罚的各种情况

需受处理处罚的各种情况在本章程第八章第五条中有部分的说明,在此,我们再补充以下条款:

1、违反团委、学生会章程及其它制度者;

2、做出有损学生会形象之行为者;

3、做出损害团委、学生会权益或利益的行为或为此类行为提供帮助或便利者;

4、未能完成主席团(或正副部长)交办之任务者;

5、造成所负责工作滞后者;

6、无故不履行义务者;

7、学习上出现严重问题者。对于干事,累计有两门或两门以上不及格者,劝退;对于部长、副部长及主席团成员,一学期超过两门(包括两门)不及格或累计有四门或四门不及格者,劝退;

8、工作中出现重大失误者;

9、被主席团认定的其它情况。

四、过失等级划分及处理

团委、学生会工作过错、过失根据事件大小、情节轻重依次划分为责任事故、重大责任事故、过失、重大过失。各种过错、过失的认定依据团委、学生会工作制度、本制度及各种相关规定。1、对于累计2次责任事故者、或有1次重大事故、或有1次重大过失者给予会内通报批评;对于累计4次责任事故者、或累计2次重大责任事故者、或有2次重大过失者给予留会察看之处分,并取消所有会内评优资格;对于累计已满6次或相当数目(1次重大责任事故相当于2次责任事故、1次重大过失相当于2次责任事故)的责任事故者,给予开除出会之处分。、在进行工作评议时,当某位主席团成员(或正、副部长)的评议得分不超过50分时,该同学必须立即引咎辞职。如得分不及格时,对该同学的不信任案成立。该同学须在结果公布3日内向主席团做出说明,由主席团进行二次评议决定其是否留任。对于评议得分不及格的同学,取消其半年内所有团委、学生会内的评优资格。、责任事故、重大事故、重大过失的认定依据相关文件,对于特殊情况,团委委员可根据具体情况灵活处理。

五、本制度最终解释权归团委、学生会。

理学院团委、学生会

二○○四年九月

第五篇:理学研讨会

周敦颐与汝城暨理学思想与中国传统乡土社会学术研讨会

在我县举行

12月22日,周敦颐与汝城暨理学思想与中国传统乡土社会学术研讨会在我县举行。来自中国社会科学研究院和湖南、广东、江西、江苏、四川、福建、陕西、甘肃等省市社会科学院与知名院校的专家学者近100人齐聚汝城,共话理学。

研讨会举行隆重开幕式,县委书记廖桂生发表致辞,向出席本次研讨会的各位领导、各位专家表示了热烈的欢迎。开幕式由县委副书记、县长黄志文主持,学部委员李景源主任、湖南大学岳麓书院院长朱汉民教授分别代表与会专家学者在开幕式上讲话。

此次研讨会为期一天,共细分为三场专题学术报告会。第一场,为周敦颐研究专场,由中国社会科学院荣誉学部委员、世界宗教研究所研究员杨曾文主持,朱汉民、赖功欧等8位学者通过对史料的进一步研究 ,对周敦颐的哲学、教育、文学等方面的思想进行了新的深入探讨和诠释。第二场为理学思想与传统乡土社会专场,由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研究员、《世界宗教研究》杂志社社长、编审黄夏年主持,肖永明、赖某深等10位学者在学术探讨中结合汝城丰厚人文底蕴,对汝城如何发扬理学思想,如何搞好古村落古祠堂开发利用及民俗民风传承保护等工作提出了许多真知灼见。第三场为汝城历史人物专场,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杂志社编审、研究员罗传芳主持,戴显群、郝润华等7位学者对汝城历代有名历史人物事迹进行了进一步考证、研究,并对周敦颐对湖湘文化和湖南人才影响进行了交流总结。三场学术报告会气氛热烈、发言踊跃,专家学者们各抒己见、切磋学艺,探讨广泛,研究深入。

闭幕式由??主持,??代表承办单位致辞,湖南省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原所长王兴国研究员和江西省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所长赖功鸥研究员分别作了学术总结,研讨会圆满完成各项议程和任务,取得预期效果,顺利闭幕。

据悉,此次研讨会由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化研究中心、湖南省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主办,汝城县委、县政府承办,自去年7月始筹备至今历时一年多,先后开展了方案筹划、邀请学者、选定论题、调查研究、撰写论文、搜集整理到研讨交流等工作,学术会共交流论文63篇,对进一步推动周敦颐理学文化繁荣发展,提升汝城文化底蕴知名度和影响力有着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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