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言檀香刑读后感

第一篇：莫言檀香刑读后感

莫言檀香刑读后感

从图书馆借回后就开始看，看了几章后，感觉不怎么样，语言很有当地特色，但内容感觉很粗俗，就没再接着看。去看一起借回来的另一本书了。后来因为孩子住院，我请假在医院全天陪着，就又拿起来细读。我不断的告诫自己，书如同人一样，人不可貌相，书也要细读；书也跟人一样，不能因为刚接触时第一印象分不高，或是只通过一件事情就否定一个人，都是太武断的行为。读书如读人，要静下心来，不带任何杂念，任何急攻近利、囫囵吞枣、虎头蛇尾、走马观花的读法都是对作者的一种亵渎。

檀香刑，是一种古老的刑法，极其残忍，极其惨烈，极其悲壮的一种死法。是用一根檀香木将人从屁股那一直插到肩膀上，然后将人固定在木板上，整整折磨五天五夜才让其死去。当死亡都成为一种困难的时候，不能不说是一种生命的悲哀，体制的悲哀，民族的悲哀。正如书中的德法人讽刺地说，中国什么都落后，唯独这折磨人的各种死法却是如此先进。故事讲述了1900年德国侵略者占领山东，并修建铁路时发生的事情。干爹审公爹，公爹斩亲爹，真的是三爹会审。整个故事读来，感觉很悲壮，也很悲哀。从中读到了鲁迅笔下孔乙己式的悲哀以及阿Q一样的自欺欺人，自我安慰的精神。总的来说，是一个封建王朝的捶死挣扎，苟延残踹；是一种民族的落后愚蠢、麻木不仁；是几个家庭的妻离子散，恩怨情仇；是一个个人性在那种封建王朝统治下，落后迂腐文化的熏陶下，关于善与恶、美与丑、道德与仁义、责任与良心、家与国、罪与罚的扭曲与挣扎……

莫言文笔流畅，富有浓浓的地域特色，其中一些猫腔非常押韵，甚至可以用唱来代替读。有一段我竟然读出了<唐伯虎点秋香>中的，周星驰拿着筷子边边唱的感觉。从文字文学的角度来欣赏，感觉是行云流水般的痛快淋漓；读后直击灵魂，拷问灵魂。每个人物是那样的鲜活，那样的富有特色，心理活动的描写可与国外诸多名着，如《红与黑》等媲美，有过及之而无不及，毫不逊色。真的是行行出状元。多年的文学研修，多年的文学创作，多年的奋笔疾书，在中国诸多文学家与诺贝尔文学家擦肩而过后，终于花落莫言。从不相信任何行业的所谓一夜成名、一夜暴富的传奇，始终相信老话，厚德载物、厚积薄发、功到自然成。让我再一次想起印度电影《三傻大闹宝莱坞》结尾的一句话：当你追求卓越时，成功就会找到你！

第二篇：莫言《檀香刑》读后感

莫言《檀香刑》读后感

如果莫言没有获诺贝尔文学奖，我是不会去读他的作品的，因为他的作品不是我喜欢的那种风格。不过，我现在已经读完《檀香刑》好几天了，谈不上喜欢，但印象深刻，所以还是写几句读后感，略表附庸风雅的感受。

《檀香刑》一开读，就是莫言那种泥沙俱下的语言味道，经常大片用排比句，用赋体，用押韵，我第一个感受就是，以前不喜欢他是正确的，哪有用这样的语言写小说的，说得不好听是装腔作势、装神弄鬼，炫技吧，用围棋术语来说是力战派，非最高境界。不过随着故事的发展，还是被小说吸引了，被小说里营造的炫丽世界所吸引。这部小说营造的世界一看就是虚构的、编造的、愚弄人的，名字就假得可以，赵甲、钱丁、孙丙、孙媚娘，赵钱孙李地胡编的姓嘛，甲乙丙丁的胡编的名嘛，媚娘——没这个女人也，里面的情节也硬伤不少，假得可以，但是，作者编故事以及塑造人物的水平是非常高的，就是说一些细节非常典型和真实，这样，就像中国的喜剧，明知道现实生活中人物是不会那样唱的，但喜欢看，这也是莫言的高明之处。

《檀香刑》对于酷刑的迷恋是非常令人作呕的，几乎达到赞美和歌颂的地步，让人怀疑作者对于法家的推崇，这是不是跟莫言从军的经历有关。小说对于德国军队的仰视也是很明显的，虽然有批判的意识，但对西方文明的向往溢于言表，是不是向诺奖献媚呢？

《檀香刑》对魔幻现实主义和中国戏曲表现手法的借鉴也是非常明显的。这也是诺奖给莫言的赞美地方之一，或许莫言当年的向魔幻转向就是一种潜意识的诺奖情结，这种非中国本土化的写作方式让他的小说以前在普通中国百姓中读者并不算很多，但却深得西方人的钟爱。

因为《檀香刑》是比较早的作品，为了了解莫言小说更多的东西，搞清楚他为什么会获奖，我于是继续读他的《生死疲劳》，这部小说也获过很多奖，读了开头几十页，感觉语言没有那么装模作样的恶心了，平实很多，写作手法上却开始更露骨地模仿魔幻现实主义了，并融入中国古代的转世轮回民俗传说。

这就是我的读后感。

第三篇：莫言《檀香刑》读后感

《檀香刑》中的悲剧

——我读莫言

莫言在《檀香刑》的《后记》中说：“……《檀香刑》大概是一本不合时宜的书……”光看小说的内容梗概，我也是这么觉得的，所以花了两个多星期，才将《檀香刑》读完。凤头部分别是眉娘，赵甲，小甲，钱丁的独白细语，第一感觉便是语言粗俗，内容媚俗，实在没有阅读的兴趣。这中间大概隔了两天，才翻启了猪肚篇。至此，才感到作者匠心独具。精妙的语言，丰富的情节，都深深地吸引了我。豹尾部与开头相呼应，也可看作是赵甲，眉娘，孙柄，小甲与钱丁的各个道白。最后，在知县钱丁的绝唱中，每个人的命运都成了定数，戏，也演完了。

——《题记》 在《檀香刑》中，每个人都是矛盾的，诚如作者所言：所有的人，都是两面兽，一面是仁义道德、三纲五常，一面是男盗女娼、嗜血纵欲，他们都没有办法用自己的行动解决问题。比如知县钱丁，他既是清政府的官员，又是德国人的走狗。在第四章“钱丁恨声”里，钱丁清醒地认识到大清气数已尽，洋人是抢占国土的强盗，但是，他却不得不头戴顶戴花翎，身穿七品朝服为大清卖命，为洋人驱使。钱丁在理想的强大和现实的孱弱中迎来了悲剧的结局。他是一个思想保守的旧式文人，他认为只有通过科举入仕，才能有所作为，才能封妻荫子，飞黄腾达以至光宗耀祖。作为高密县的百姓父母官，他原想为民请命、治国安邦，做一个好官，甚至幻想“余卸任离职，肯定会受到一柄大大的万民伞。。。”但面对一个即将土崩瓦解的王朝，他的仕途理想早已没有了存在的根基；面对外来强权的残暴统治，他的为官处事方略也早已更改了规则。他总想在个人仕途和为民请命之间达到一种平衡，在孙柄带着全东北乡村民闹事时，他劝他们息事宁人，得过且过。在不得已要抓孙柄时，他踌躇了，一方面是因为眉娘，另一方面是他佩服孙柄是条汉子。在孙柄被施行檀香刑的那几天，他想杀了孙柄，想让他减轻痛苦，但是，他又不想孙柄死，因为孙柄的生死与他的升迁密切相关。所以说，钱丁是一个亦正亦邪的人物，是封建制度的腐朽与帝国侵略的强权让他成了走狗，成了牺牲品。

再如孙柄，他是唱猫腔的班主，同时又是抗德的义士。在他的身上，既有英雄钱雄飞的勇敢，又具有鲁迅文中阿Q的影子。他在妻子儿女死后，毅然去了义和团，归来之后，带领马桑镇的乡亲反抗洋人的统治。可是，这种“义举”难免显得有些盲目和草率，更有点阿Q的精神胜利法。首先，在马桑镇，他把自己想象成岳大帅转世，是神人，能带领人民战胜强权。可是，他一没有岳家军那样训练有素的士兵，又没有德国人那些厉害的洋枪洋炮，更没有雄厚的群众基础作为后盾，想要革命，谈何容易？但是，他不仅像阿Q似的自欺欺人，妄想依靠小小的马桑镇来报仇雪恨，还忽悠着全乡的人跟着他一起胡闹，最后弄了个城破人亡的下场。所以说孙柄的“戏”也是悲剧的，他悲剧的使然不仅在于群众的愚昧，更是因为那摇摇欲坠的朝代对洋人的妥协，对民心的毁灭。虽然孙柄抗德失败了，但他的身上继承了“窝窝囊囊活千年，不如轰轰烈烈活三天”的猫腔戏剧精神，他的死逐渐唤醒了沉睡在铁屋子里的亿万人民，他是悲剧英雄的化身。

接下来，我想说说刽子手赵甲。他是孙柄的亲家，同时他又是一个执行了几十年的“姥姥”级杀手，可以说他的内心已经扭曲了。在赵甲道白的章节中说道：檀—香—刑—多么典雅，多么响亮；外拙内秀，古色古香。我就想不明白了，想出这么变态的手法来残害自己的同胞，难道是值得炫耀的事么？难道听不出克罗德说“中国什么都落后，但是刑法是最先进的，中国人在这方面有特别的天才”是多么大的讽刺么？但是，赵甲却觉得刽子手是光荣而神圣的事业，觉得“天下没有比杀人更精彩的”。他有自己的一套杀人准则，执刑杀人时他把自己看作是神，行刑前要用鸡血涂面。在他的眼中，人和动物一样，生命是如此的低贱，他对死亡是如此的轻蔑。他对他的职业怀有满腔的自豪感与使命感，在他眼里自己是至高无上的，是皇上皇太后的代表，是庄严神圣的国法的象征。在这种变态的心理作用下，他杀的人比高密县一年产的西瓜还多，杀人手法愈加精湛，杀人形式越加多样，这个丧心病狂的刽子手的悲剧在于他死在了手无缚鸡之力的孙眉娘手里，开篇的“眉娘浪语”中说她自己做梦都没有想到，不仅如此，老魔王赵甲没有想到，知县钱丁更没有想到。这个统治者专用“杀人工具”的死亡，预示着大清王朝的瓦解与崩溃，预示着洋人阴谋的破灭（注：德国人想留着孙柄到火车通车的那天，执刑者一死，计划便失败了）。最后，要谈谈《檀香刑》中最庞大的人物群体，他们便是观看杀人的众多看客。由此，我又想到了鲁迅先生文中对于看客现象的描写，无论是从《藤野先生》还是《孔乙已》，先生笔下的看客都是麻木冷漠的，而莫言的这篇作品中，我所感受到得看客更多的是愚昧与他们观看杀人时的快感。这些看客，一面欣赏着别人的痛苦，一面怀着一种赏戏的心理，寻求一种强烈的感官刺激。无论是先生生活的那个时代，还是当今社会，看客却是无处不在的，正是他们的存在,构成了强大的舆论氛围,从另一方面又满足了戏台上诸如孙柄，赵甲似的表演者，我觉得这是人性的悲哀，是社会的悲哀！

《檀香刑》采用了“凤头”、“猪肚”、“豹尾”古老又有些俗套的结构形式，隆隆战车式的叙述方法，看似粗俗实则极具讽刺意味的语言方式，传奇戏剧性故事情节，生龙活虎似的人物形象，表现了一个气数将尽的王朝，在历史这个大舞台上，发出的最后的苟延残喘的声音，上演的最后一出戏。正是舞台上这些形形色色的人，推动了历史的前进，时代的发展，使后人们踏着他们的死，在悲壮的曲子和鲜血中前进，前进！

第四篇：浅析莫言《檀香刑》的文化内涵

浅析莫言《檀香刑》的文化内涵

关键词:《檀香刑》 刑罚文化 官场文化 民间文化

摘要:

莫言的《檀香刑》侧重于表现中国传统文化的“隐”性层面。小说所写的三个主要人物—赵甲、钱丁、孙丙分别代表中国传统文化中刑罚文化、官场文化、民间文化的“隐”性内涵。这三个“隐”性文化层面反映和折射着民族性格中的某些内在的素质。莫言用文化批判的眼光对此作了具体而生动的揭示。

《檀香刑》同莫言以前的《红高粱》家族系列、《丰乳肥臀》等小说在内容意蕴上具有一脉相承之处。它们都可以定位为一种文化小说。所不同的是，《红高粱》家族系列等小说着重表现的是中国传统文化那些为人所熟知的部分，而《檀香刑》所着重发掘的是其中更隐秘的部分。换句话说，它所着重发掘的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隐”文化层面。

任何一个民族的文化都有其“显”和“隐”两个层面，而被一般的人们所熟知的或者说是进人文化研究视域的大多是“显”文化层面。“隐”文化则往往隐藏在‟.显”文化下层，为主流意识形态的许多思想、观念、理论、知识所掩盖着，人们只有从大量的、具体的、细微的历史生活深处才能把它剔剖出来。但是“隐”文化对于一个民族生活和精神的存在决不是可有可无的东西，它对一个民族性格的塑造同样起着巨大作用。

五四时期，以鲁迅为代表的一批思想先驱曾经用一种对于民族文化的强烈反思精神.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弊端进行了清理，在着重批判以礼教思想为核心的传统“显”文化的同时。对于传统“隐”文化的内容也有所涉及，但所发掘的力度和深度都不够。鲁迅后来对传统“隐”文化的内容及其影响给予了较多的注意，如看客的间题、妇女缠足的问题、宫刑的问题、乞丐的问题、鬼神的问题等等。鲁迅在这方面的努力对于加深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认识确实具有独到的贡献，但遗憾的是鲁迅的这一努力方向没有得到后来者的充分重视与继承。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期的文化反思思潮之中，人们对传统文化进行了重新认识和评价，发现了传统文化许多新的内涵，对于„‟隐”文化的问题也有所关注，但缺乏更深人的探讨和更有力度的表现。在这一点上，我以为莫言的《檀香刑》是一个突破。

《檀香刑》的叙事结构是由三个家庭的故事所组成的，即赵甲的刽子手家庭的故事、钱丁的仕宦家庭的故事、孙丙的民间艺人家庭的故事。这三个家庭分别代表了三个不同的“隐”文化层面，从不同的角度折射着中国传统“隐”文化的存在形态及其特色，反映着这种“隐”文化对于中华民族性格和文化心理的塑造作用。

围绕着赵甲刽子手家庭的故事，小说侧重展开的是对中国传统“刑罚”文化的描写。中国古代的“刑罚”文化具有中国的民族特点，它的花样繁多的名目和施刑过程的种种繁杂而有序的程序及仪式，也体现着中国传统文化的特点及民族性格。

赵甲就是这种文化的一个化身。他从小受到“刑罚”文化的教育和刽子手职业的严格训练。这种教育和训练培养了他独特的性格与心理，那就是非同寻常的阴鹜、冷酷和老到。“刑罚”文化在他的手中成为一种高超的技艺，而他也把“刑罚”文化的内涵发挥到了极致。怎么样按照刑罚的要求去精致地杀人，在他看来是一门艺术，他在这种艺术中获得了人生的满足。小说中特别写到他对于“凌迟”这种刑罚的知识和醉心:“他记得师傅说，不管割多少刀，最后一刀下去，应该正是罪犯毙命之时。所以，从何处下手，每刀之间的间隔，都要根据犯人的性别、体质来精确设计。如果没割足刀数犯人已经毙命或是割足了刀数犯人未死，都算刽子手的失误。师傅说，完美的凌迟刑的最起码标准，是割下来的肉大小必须相等，即使放在戮子上称，也是不应该有太大的误差。这就要求刽子手在执刑时必须平心静气，既要心细如发，又要下手果断;既如大闺女绣花，又似屠夫杀驴……天才的刽子手……是用心用眼，而不是

用刀用手割。”把一种残忍的酷刑发展到近乎精致的艺术的程度，可见这种文化本身的阴鹜、冷酷和老到。赵甲作为这种文化的一个具体的执行者，从身心两方面透露着这一文化所蕴涵的信息。

诚然，刑罚从道理上说是对于犯罪的惩罚，但在实际的操作过程中它们已超出了惩罚的意义，而演变成为一种人类同类间特殊的杀戮和折磨，一种以同类的痛苦和恐惧为欣赏对象的游戏。这实在是“文化”自身的一种异化。五四时期鲁迅等思想先驱们曾经把中国文化形容为一种„.吃人”的文化，他们在当时虽然矛头主要指向的是以礼教为主的“显”文化，但如果联系“刑罚”文化的实际来看，他们的这种形容似乎并不过分。中国的“显”文化和“隐”文化之间形成的这种反差足以说明中国传统文化内在的矛盾性。

值得注意的是，《檀香刑》在这一点上给予了特别的关注。莫言在小说中一再写到，赵甲这些职业刽子手大都有一个共同的信念，那就是行刑时一定要“把活做好”、“把活做得地道”。这不仅是让统治者满意，也是让群体的看客们满意。因为他们知道被这样一种精致的“刑罚”文化培养出来的统治者和群众，都有着同样精致的欣赏口味。赵甲曾说:北京的看客们那可是世界上最难伺候的看客，他们懂得什么样的刑罚该用什么样的技艺去匹配。而刽子手心理。为了满足看客们的心理，行刑便成为了一种表演，惩罚便成为了一种折磨。这种刽子手与看客的相互适应，正是对中国传统“隐”文化心理的绝妙揭示。就这一点而言，我以为莫言达到了对传统文化表现的一个新的深度。他用锋利的刀笔切人到了中华民族文化心理的内部，从“隐”文化的角度写出了中国传统文化内涵的两面性、矛盾性、复杂性。

在钱丁仕宦家庭的故事中，莫言着重切人的是中国传统的“官场”文化。“官场”是中国传统文化独特的载体，是中国传统的“显”文化与“隐”文化的一个奇特而绝妙的结合部。中国传统文化的两面性、矛盾性、复杂性在这里也得到了充分的融会与体现。在官场里，人们一方面是“文化”的人，按照儒家的政治、伦理文化的行为规范和皇权—官僚体制的制度要求，从事着种种表面的冠冕堂皇的官场活动;另一方面他们又是“动物”的人，遵循利益要求和欲望驱动的原则，进行种种隐藏于表面的官场行为之后的“潜官场”活动。前一种活动体现的是“官场”文化中“显”的特点，后一种活动则体现的是“官场”文化中“隐”的内涵。《檀香刑》写“官场”文化，所主要着眼的是其“隐”文化的内涵。它揭去了“官场”文化用儒家政治、伦理文化所装扮的“显”文化表象，切人到这一文化的内层，展示出由人的利益要求和欲望驱动所呈现的种种隐密的文化因素。

钱丁是“官场”文化的“显”因素与“隐”因素互相结合而又互相矛盾的封建官吏形象。就文化基因而言，钱丁是正统儒家文化培育出的标准官吏，但对个人私欲的渴求又使他不可能摆脱官场“隐”文化的制约。首先，在他身上体现着儒家文化的政治理想、伦理规范和价值追求。钱丁是“皇皇两榜进士”，他曾有过当个为官一任、造福一方的“好它”理想，但因不谙官场之道而屈居下僚。对于袁世凯等人一方面馅媚洋人，另一方面又残害百姓的做法，他很看不惯，却无勇气像弟弟钱雄飞一样挺身而出反抗官场的黑暗;甚至为了能保住自己的官位，他不得不忍辱受垢，屈从于官场的腐败。这使他内心充满了矛盾和苦恼。其次，在钱丁身上也体现着中ni官场的“隐”文化特点。钱丁的内心世界同样是一个充满着七情六欲的世界，这使他一旦得了权势，也就必然运用这些权势去干一些满足个人私欲的事情。如为保住官位，不得不听命于上司和洋人的旨意，想方设法镇压了孙丙的起义;为使自己能有一个好前程，在京城走门路通关节，跑官买官;为满足自己的性欲，利用权势和魅力奸占孙媚娘……在从事这些活动时，钱丁有矛盾甚至有自责，但在利益驱动和为官理想的两难选择中，他还是选择了前者。儒家的政治、伦理理想同实际的为官之道的矛盾，是一个一直困绕着中国传统官吏们的怪圈。

《檀香刑》对于中国传统“官场”文化特点和“隐”文化内涵的揭示，除了钱丁之外，另一个

关键着眼点是对于袁世凯的描写。这本小说并没有全面写到袁世凯的官场活动，只是重点写了袁世凯在处理高密县孙丙起义这一事件中的机谋和权变。他对于洋人心思的揣摩和迎合，他对于高密县令钱丁的软硬兼施，他对于退休还乡的刽子手赵甲的巧妙利用，他对于手下军官的利益拉拢和酷刑震慑的治军手腕等等，这些都极为生动地显示了袁世凯驾驭权术的能力和洞悉官场文化的老到。与袁世凯相对应，莫言还写了奉行儒家政治、伦理理想但不谙官场“隐”文化内涵的戊戌“六君子”之一的刘光第的悲剧。这种对比描写，实际上显示了莫言对于中国传统“官场”文化的一种认识，那就是“显”是表面的，“隐”是内里的;“显”是理想的，“隐”是实际的;“显”是失败的，“隐”是成功的。正是官场“隐”文化的这种内里性、实际性、成功性决定了中国传统官场的黑暗与腐败，也决定了中国传统的政治文化的黑暗与腐败。

孙丙家庭的故事，主要体现的是莫言表现中国传统民间文化的意图。民间文化是民族性格和民族精神赖以存身的基础。如果说一个民族的“显”文化更多表现了统治阶层和知识分子的精英文化特点，那么这个民族的“隐”文化则更多地体现着社会下层人们的文化要求，它的主要形式就是民间文化。民间文化通常会受到“显”文化的影响，受到主流意识形态的引导。但是民间文化也具有自己特殊的运行规律，它同“显”文化并不是重合的，有时甚至是矛盾的和对立的。一般来说，民间文化所遵循的是人的自然欲望的规律，更直接地反映着一个民族实际的而不是理想的、世俗的而不是超越的生存状态，它所具体表现的特点就是同“显”文化的“雅”相对立的“俗”。在这种“俗”里，既包含着张扬生命力的内涵，也包含着扭曲生命力的力量。

孙丙是民间戏班的小首领，高密地方戏“猫腔”的传人。他同赵甲、钱丁不同，没有介人过上层统治社会，始终是一个属于社会下层的小人物，这就使他所受“显”文化或“雅”文化的影响甚少。但就是这个小人物却在高密东北乡干了一件轰轰烈烈的大事，这就是领导了当地的义和团起义。孙丙的性格中最突出的一点是逞强与抗争。这同中国传统“显”文化以“和”为贵，崇尚“中庸”的文化精神是很不一致的。逞强与抗争保留的是人作为自然存在物的血性和生命力，同时也是民间文化的特点。正是由于秉承这一民间文化的精神，使得孙丙敢于对人人敬畏的县太爷说出那“犯上作乱”的话，敢于当街打死侮辱他妻子的德国技师，敢于扯起义和团造反的大旗向洋人和官府挑战;也正是有这民间文化精神的支撑，使得孙丙在“檀香刑”的酷刑面前临危不惧，从容赴难。逞强与抗争作为人的自然欲望的表现形式，体现了自然界的生存原则对于文化的作用，它的原始性虽然使它被“显”文化的重重厚幕压抑着，但在民间文化中仍然保存下来。莫言用他独特的文化视角发现了民间文化的这一内涵，并用它为主调演绎出了一场惊心动魄的大戏。

然而，莫言对这场戏的发掘并未到此为止。他还发现了在民间文化中深藏的另外一些东西，一些扭曲民族生命力的东西，即民间文化中同人的生命进化和社会发展相违背的力量，这就是由愚昧而导致的理性的缺失。在莫言的笔下，孙丙起义既有其悲壮的一面，也有其滑稽的一面。悲壮是中国传统民间文化生命力的体现，滑稽则是其生命力的扭曲。面对外来的压迫，传统民间文化表现了它必然的抗争意识，但是这种抗争意识却没有伴随着其应有的自我意识的觉醒和进步，而是被包裹在愚昧和迷信的外在形式中。这就使得民间文化在同外来的西方文化和上层的官场文化的对抗中处于劣势。一种劣势文化并没有意识到自己的劣势地位，只是仅凭着本能的自然竞争原则而不是自觉的社会竞争策略来处理同强势文化的关系，反而以一种过分逞强的方式表现出来，这就注定了其失败的必然命运。劣势与逞强之间的反差就形成了滑稽。小说里所写的孙丙的义和团同官军及德国军队的战斗场面简直就是一场闹剧。它的原始的冲动、夸张的表演、可笑的仪式同它的惨烈的结局一起，完全体现了中国传统的民间文化对于战争的独特理解。其实，整个的义和团运动也就是这样的一次民间文化的大表演。逞强与愚昧，或者说，悲壮与滑稽，构成了孙丙这场起义壮举的两面性，也构成了民间文化的两面性。莫言从文化批判的视角对于中国传统民间文化的这一独特反思，同他对刑罚文化、官场文化等“隐”文化内涵的揭示一样，充分显示了他作为一个出色的现代作家对于五四以来现代文化的自觉继承。

当然，一个作家对于历史生活切人的视角以及他对这一历史生活的理解和思考，主要还是通过他对于作品的整体构思表现出来。为了表现其文化批判的意图，莫言在这部小说的构思上体现了三个突出的特点:一是采用了以表现民间文化为主，刑罚文化和官场文化为辅的结构原则，以孙丙的“猫腔”戏、义和团起义、檀香刑为主线索结构小说;二是利用叙事视角的变化，把现实与魔幻结合起来构成其叙事情节，形成一种多声部的叙事结构;三是利用给人物的命名，尽量使人物符号化，以此来体现人物所代表的文化涵义。

之所以采用以民间文化为主，刑罚文化和官场文化为辅的结构原则，我想，莫言大概是出于他对文化批判的历史客观性和文学视角的主观性如何更好结合的考虑。要揭示中国传统“隐”文化所包含的那些消极内涵，达到文化批判的目的，但又不能抹杀在这一文化中客观存在的那些积极因素，从而完整地体现中国传统“隐”文化的特点，这就需要一种艺术的整体性的把握。毕竟在小说所涉及的这三个“隐”文化层面中，民间文化是最能保留那些积极内涵的地方，是最能为民族生命力留下一些传统的地方，也是最让莫言那颗维系着乡土和民族情结的心灵不能忘却的地方。从这个意义上说，《檀香刑》尽管文化批判的意图很重，但其精神主调却同他以前的小说具有共同之处，那就是意在高扬一种积极的民族精神，意在发现一种富有血性和生命力的民族传统。在批判中有保留，在保留中进行批判，这正是莫言这一代现代作家对待传统的态度。

如果把莫言在这部小说中所采用的现实和魔幻相结合的叙事手法仅仅看作是作者在艺术上的一种探索，这恐怕并没有看到问题的实质。我认为，莫言对这样一种叙事手法的运用，同他的文化态度和文化批判的意图是息息相关的。一种文化只要是一种历史的存在，哪怕今天已经式微，就有它存在的道理。当代的人们用文化批判的眼光来认识它，只能是一种理性的认识，而它更真实的存在则是其感性的丰富性，这只能把它还原到它原有的感性状态来表现。特定的人物视角就是一种还原文化感性状态的努力。如写刑罚文化，莫过于以“赵甲狂言”的视角来叙述;写官场文化，用“钱丁恨声”的叙述最为真切;写民间文化，除了“媚娘诉说”、“孙丙说戏”外还能有更感性的叙述方式吗?同时，莫言还利用视角变换的方式来交叉换位叙述不同的文化层面，如用傻子小甲的眼睛来看刑罚文化，用民女媚娘的眼睛来看官场文化，用知县钱丁的眼睛来看民间文化，都具有一种新奇化、陌生化的叙述效果，这也增加了小说对于这些文化层面表现的感性的丰富性。这样一种艺术手法和表现内容的成功结合，使得《檀香刑》的文化涵义获得了具体、生动的形式。

说到《檀香刑》中主要人物的命名，人们都会注意到莫言使用的一个有趣的手法，那就是使人物的名字具有“泛符号化”的特征，如赵甲、钱丁、孙丙。至于为什么给人物采用这样的命名，莫言自己没有解释。但没有解释并不等于没有意图。我猜想，莫言的这种做法大概也是基于更好地表现小说文化内涵的设计。一个人物，没有实际的名字，只有一个宽泛的符号化的名称，这说明这个人物并不是历史生活中实际存在的人，而是一个文化群体的代表，一种文化方式的象征。这样，人们在阅读《檀香刑》这部小说的时候，就不仅会注意到人物性格这些只属于个体的因素，而更会注意到由人物所体现出来的那些更为广泛更为深远的文化内容，那些包含着群体的民族文化性格的历史信息。从这个意义上讲，《檀香刑》绝对不是一部传统意义上的小说，而是一部具有文化象征意味的小说。

第五篇：《檀香刑》读后感

《檀香刑》读后感

卢静

去年下半年，莫言先生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消息传来，趁着“莫言热”我拜读了先生的《檀香刑》，也算是赶了一回潮流。说实话这是一部让我很纠结的小说，一方面它的结构很精巧，情节环环相扣，让人欲罢不能，而另一方面它在描写侩子手行刑时的那种冷静，甚至是冷漠的叙述，让人不寒而栗，不忍再视，看完这部小说，会有一种如大赦般的解脱。

这部小说最让我喜欢的是它的结构，它不像一般的小说有一个主人公，然后不停的用旁白和对话来表现一幕幕的场景，它用小媳妇孙媚娘的呓语以表现市井家庭日常生活的点滴以及当时人们的七情六欲，用农民起义军首领孙丙的酒后真言来描述百姓受到侵略者压迫、被封建统治阶级盘剥的悲惨生活，用县令钱丁的无奈感叹去映衬当时社会的不公、国家主权沦丧的事实。可以说，先生用他笔下的寥寥几个人物的自述，就勾勒出了一张人情世故的网，就表现出了当时社会各阶级人民生活的苦难和各种阴暗、不公的社会法则。

其次让我觉得比较出彩的是这部小说的人物关系，五个主要人物之间，穿插了孙丙和孙媚娘的父女之情、孙媚娘和赵小甲的夫妻之情、赵甲和赵小甲父子之情、孙丙与赵甲的结亲之情、甚至是县太爷钱丁与孙媚娘的不伦之情，人物虽然不多，但是人物关系纷乱，矛盾指向尖锐。正是有这些复杂纷乱的人物关系和数量并不多的人物，使得先生用上面所说的表现结构有了平台，试想如果主要人物再增加五个，那么用这样的结构来描述便会觉得过于繁乱，而如果人物关系不能纠

缠、交织至此，可能这些主要人物叙述的内容就不会有如此强的艺术感染力。

再者作者对当时社会的黑暗的揭露也是入木三分，通过几位主要人物命运的表现，表达了一种人在乱世中的无力感。孙媚娘与县令钱丁的不伦之恋源自于被人操纵毫无幸福的婚姻，孙丙唱罢戏文落草为寇是因为德国兵杀害了他的妻儿却无法讨回公道，赵甲干了一辈子侩子手以为可以安稳回家养老却被袁世凯强行要求执行“檀香刑”，钱丁以为自己能替老百姓带来公义但被上级要求强行镇压孙丙带头的农民起义，这些无奈，成为这些主要角色在描述时的一阵血泪，控诉着社会的阴暗和不公，描述国家不强大受到列强欺凌后老百姓的痛苦生活，突出了在那个时代人性得不到尊重，一切的一切，最终化为一阵叹息。

看到中段后，有一段关于刺杀袁世凯的军人钱雄飞被施以“凌迟”的描写和一段关于孙丙被施以“檀香刑”的描写，都是通过侩子手赵甲的自言自语来表现。赵甲是封建社会用以巩固统治的权力机构的缩影，在赵甲这个人物身上，透着残忍、冷漠和他背后的无奈，和县令钱丁一样，他都只是这个巨大的权力机器中一个身不由己的零件而已，而不同的是赵甲已经习惯作为这样的一个零件，并乐此不疲，所以虽然赵甲获得了所谓的侩子手的最高褒奖，但无法阻止其样貌越来越古怪，也无法阻止其内心的空虚，所以在赵甲描述中，对于古往今来最为残忍的“凌迟”和“檀香刑”的描述，就变的如此的自然，甚至是有点自夸的感觉，对于赵甲这个叙述主体，执行这些刑罚甚至能

使其个人得到升华，但对于读者而言，这种反差过于强烈，甚至会成为一种不适，甚至欲罢不能，最终在纠结的心情中期待解决早点到来。

最终的结果是一种解脱，伴随着越来越不太平的高密县，袁世凯乱世用重典的镇压不仅没能奏效，反而唤醒了更多的人来反抗这个腐朽而黑暗的社会机器。最终，县令钱丁和孙媚娘杀死了侩子手赵家父子，也杀死了孙丙给他以解脱，故事的结尾没有交代最后这两人的命运，而是通过媚娘的叙述回到了故事开始的时间，留给了读者无穷的想象空间。

这个故事从我的角度来看，可能和我们的工作没有直接的关系，但不可否认的是这样的故事能给人带来很大的震撼，能让人体会文字的张力，给人以无限遐想和反思的空间。其实，一部伟大的作品，不正是给人以不断思考的空间，带动社会的不断进步吗，同样的，作为一个语文老师，我想最大的任务应该是展现给学生阅读的美好，带他们走进那些奇妙世界的大门。

我想起我高中时，看的汪曾祺的《受戒》，小船划过的涟漪，最终不仅仅留在了湖面上，也留在了我的心里，文字带给人们的印象，有的时候可能会超过其他任何一种载体。希望在这个多媒体的时代中，我们还能通过自己对文字的热爱，带给学生一点对于阅读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