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新监管机制规范“三公”消费

第一篇：创新监管机制规范“三公”消费

创新监管机制规范“三公”消费

——南丰县实施“阳光支付工程”的几点思考

近年来，南丰县实行财政体制改革，创新资金监管机制，全面实施“财政阳光运行工程”，建立起科学、规范、统一、高效的财政体制。制定颁发了《关于进一步规范领导干部公务活动勤俭办一切事业的通知》，要求简化规范公务接待程序，落实公务外出报告制，严格执行接待标准与单位财政纪律，严禁公款旅游与挥霍浪费，规范政府采购与公务用车管理，从源头上构筑起一道杜绝滋生腐败的牢固防线，取得明显效果。健全管理体制，统一会计核算。按照“规范、统一、高效、精简”的原则，建立财政会计核算中心，撤销不合理财政账户80个，将所有财政性资金纳入会计核算中心集中管理，取消全县行政事业单位会计人员，只设报账员，单位的资金结算、会计核算、财务审核等业务由报账员在会计核算中心办理。对村组财务实施“村财乡(镇)代理”，在保持村组资金所有权、使用权、财务收支自主权不变的前提下，由乡镇村级财务核算中心对村组财务实行统一无偿委托代理式服务，做到会计业务统一集中核算，银行账户统一设置。规范拨付方式，推行公务卡结算。2010年以来，我县建立健全了《关于进一步完善县本级财政资金拨付次序和岗位设置的意见》、《县本级财政国库集中收付业务银行代理工作考评评价暂行办法》等财政资金规范管理的长效机制，将财政业务股室管理的8个财政资金账户全部归口国库股管理，取消行政事业单位在银行开设的所有账户，所有财政性支出都通过国库单一账户集中支付。今年初，将生产经营性支出与“三公”经费两块资金融为一体，实行一个部门一本预算，单位所有收入全额上缴财政，支出按照零基预算的方法，对每个单位的“三公”经费支出进行详细测算，合理做到定人、定量、定金额，做到“三公”消费一次性核定、全年执行、超支不补、节约留用。在“三公”消费支出上，推行公务卡结算，实行定点消费，电子税控打票。完善农村村民理财小组工作职责，建立“村官用钱村民批”的财务机制，对村级财务报批必须由村民理财小组成员审核签字，充分发挥村民理财小组和财务公开群众的监督作用。

完善监管体系，强化“三公”费用全程监督。一是加强会计核算中心前台监督。通过会计集中核算、专门业务稽核，对不合理、不合法的“三公”消费凭证进行清查拒收，严禁虚假票据入账；二是建立资金支付全程监督。成立财政资金监督局，对“三公”消费严格按照审批程序运转，一律实行转账支付。财政资金监督局实行离岗审计和不定期抽查，对“三公”消费情况全程进行监督，将“三公”消费置于制度的监督之下；三是建立社会监督网络。通过政府公开栏与政务网站，会计核算中心将各单位每月的“三公”消费情况提交县财政监督局审核后，向社会公布。县纪委、监察局、审计局、财政局派专人对各单位的“三公”消费情况进行全方位、全天候的跟踪监督，使“三公”消费置于全社会的监督之中。

几年来，南丰县规范“三公”消费，实施“阳光支付工程”，收得了明显效果。一是增强了财政调控能力。规范“三公”消费后，单位配置资源能力明显提高，过去一些想办而没有能力的事情现在能办。三年来，全县累计审核出违规、违纪等不合理的“三公”消费凭证364张，节约财政资金19万多元；二是提高了财政资金分配的透明度。财政资金监督局与会计核算中心每月向县委、县政府及县纪委上报各单位“三公”消费情况明细表，使单位”三公”消费得到真实反映，从根本上扼制了贪污挪用公款、私设“小金库”等现象的发生；三是倡导了廉洁从政的氛围。实施“阳光支付工程”后，“三公”消费步入规范化轨道，群众的满意度得到明显提高，营造了高效清廉的干事创业环境。

第二篇：规范三公消费

规范三公消费，健全监督机制

文学院 党晓龙 2011201110052 三公消费又称三公经费，是指用财政拨款开支的仅限于因公出国（境）经费、公务车购置及运行费和公务招待费。公款吃喝、公车私用、公费出国这“三公消费”，从表面上看似乎不如贪污受贿、贪赃枉法那么危害深重，但是，“三公消费”却更普遍，无论是对干部，还是对社会、对人民，其造成的影响都很坏。败坏党风政风民风，必须引起相关部门的高度重视。

全国人大常委会2011年6月30日表决通过关于批准2010年中央决算的决议，经财政部汇总，2010年中央行政单位、事业单位和其他单位“三公”支出合计94.7亿元。尽管国务院一再要求压缩“三公”经费，但是不少部门三公经费仍然是不降反升，且各有理由。2011年7月14号，财政部公布的三公经费显示，2011年财政部财政拨款安排的“三公经费”预算为4752.54万元，比2010年实际支出增加580.53万元，增长近14%。中央部门的预算由财政部批复，但是财政部自身的三公预算就大幅增长，位居榜首。另外，交通运输部“三公”预算超过一亿元，比去年实际支出增加540余万元，文化部增加了296.08万元，民政部增加了21.13万元。

对于这些浪费现象产生的原因，公务员勤俭节约意识的缺失是表面原因，其深层次的根本原因就是缺乏官员问责制度，也就是说三公现象的产生是制度出了问题。长期以来对公务员的提拔使用及考核都没有节约这一条款，公务员缺少尊重纳税人的意识，而官场上比阔斗富之风的盛行更使很多官员无视百姓疾苦，肆意挥霍浪费。另外，甚至有的机关鼓励把当年的钱尽量花掉来向财政追要新的资金，加上责任追究制度不能有效实行，使得一些官员不负责任一再对国家和单位造成重大损失。作为权力机关的人大，对公共财政预算及使用的监督没有落到实处也是浪费现象的另一个重要原因。

一些党员干部，之所以对“三公消费”不以为耻反以为荣，对中央和上级有关禁令不以为然，一个根本的原因，就是公开不够、透明不足，没有让任何一项行政性支出都进入预算，并公开让群众知道，接受群众监督，反正别人不知道、管不着，又何乐而不为、何必要害怕呢。一旦将一切置于阳光下，将会曝出问题、晒出破绽。所以，推行权力在阳光下运行，是遏制“三公消费”等腐败行为的一把达摩利剑。

遏制三公浪费现象须使官员问责制度化、常态化。对不负责任或大搞行政浪费的官员实行问责制，体现了责任政府、服务政府、法治政府应有的责任和态度。基于此，遏制三公浪

费现象必须对官员问责要达到制度化、常态化的要求。在当前行政主导模式下，可考虑先建立健全操作性强的、统一的行政首长问责法律法规，按照循序渐进、客观、科学的原则，对行政首长的权力和责任进行限定、划分，明确问责事由标准、程序、范围等环节，在此原则上制定统一的可操作性的行政问责法。必须花大力气、下硬功夫，不断完善和充分发扬党内外民主，自觉接受来自方方面面的监督，尤其是社会监督和人民监督。

从社会的角度来看，这种行为严重损害政府形象，人民推出的公权代表人却背着他们进行三公消费，损害了民意。这样容易导致消费不公，政府行政效率低下，容易引起政府间团体分离，引发社会群体心理不平衡，最终导致社会问题。三公消费反映出我国的监督体制还需完善，党风廉政建设急需加强

从国家层面来看，利用国家财政报销削减了财政资金，影响科技、文化、卫生、教育及社会事业的资金投入。有悖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有悖党风廉政建设。有悖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败坏党风政风民风，严重损害了党的执政能力。

三公消费的对策有以下几点：加大公费体制改革力度，完善财政经费监管和审核制度，定期透明公开财政账务；充分发挥社会媒体的作用，定期对“三公消费”现象进行监督、举报；加强检查、审计、纪检机关的合作，严惩不合理的公费消费单位，并追究相关责任人；加强党政建设，完善公务员管理制度，制定相关法律法规约束“三公消费”现象；把反腐倡廉工作放在党建工作的首位。提倡勤俭节约，反对铺张浪费，整治奢靡之风；合理引导公务人员人生观、价值观、消费观。引导全社会参与公费治理，构建齐抓共管的社会格局。三公消费事关党和政府的形象，事关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事关党的事业前途命运，必须郑重对待。关键是要切实将之落到实处，才能以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的新成效，服务于民、回馈于民、取信于民。

第三篇：进一步规范“三公”消费的思考

进一步规范“三公”消费问题的思考

“三公消费”通常意义上是指公车消费、公款吃喝和公费出国（境）三种公务消费行为。巨额的“三公消费”不仅仅给国家的财政带来巨大负担，其衍生的腐败和不正之风已经严重损害党和政府形象，败坏社会风气，影响社会和谐稳定。但是只要有政府存在，就会有“三公”消费，它涉及每一级政府机构和每一个政府部门，以及事业单位和其他单位。“三公”消费已经成为人民群众广为关注的一个热点问题。公务消费中的过度消费、奢侈浪费和假公济私、以权谋私等问题，人民群众是无法接受的，由此产生的不满和意见，近年来在社会上已经变得越来越强烈。但我国关于“三公”消费的法律法规很不完善；规范“三公”消费法规制度建设已经是势在必行。

一、“三公”消费中问题出现原因。

（一）“三公”消费中出现种种现象的原因。其根本在于政府支配的公共权力过大，消费不公开不透明，缺少必要的监督，公共权力私有化等。

（二）消费的不透明造成公私不分。由于公务消费本身的特征就决定了公务消费和非公务消费之间的模糊性，且消费长期不公开、不透明，合理正常的、假公济私的、铺张浪费的和贪污腐败的都往里面装，导致公务消费多半不明不白，是一笔糊涂账。别有用心的人也正是利用这一点，假公济私，公私不分，使得公务消费成为了一个既没有风险又方便的腐败途径。

（三）相关制度的禁令无法落实。造成“三公消费”盛行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制度执行的不到位。我们有公车管理的制度，也有公务接待的制度和学习培训、出差出国等方面的规定。但是，由于这些制度规定都是就事论事，头疼医头、脚痛医脚，未能从源头治理，不敢触动既得利益集团，没有从体制机制上得到真正改变。今天有人反映吃喝风太盛，就发一个规范公务接待宴请的通知；明天公款旅游积渐成习，于是又出台禁止公款旅游的规定。对于违反规定的，在处罚的力度上失之于宽、失之于软。长此以往，文件、规定越发越多，就成了写在纸上、挂在墙上的表面文章。

（四）预算的“缺陷”使得超支有机可乘。长期以来实行的预算体制，使得预算支出的用途与计划或活动的结果没有关系，部分项目的追加资金较多，弹性空间大；加上在资金分配中，往往是“会闹的孩子多吃奶”，致使部分单位和部门领导在工作中不计成本，消费无度。预算外资金虽然实行了“收支两条线”管理，但仍有一些单位违反规定私设小金库，使得领导干部的非正常支出有了列支渠道。

（五）利益的不均衡助长了过度消费。在公务消费行为中，政府部门及其工作人员

既是行政体制改革的执行者，又是行政体制改革的直接对象，自然也有自己的利益偏好和利益需求。由于部门之间、地方政府之间利益分配的极大不均衡，大量补贴游离于工资之外，造成收入的不公平，刺激了追求公务消费最大化来“补偿”的错误心理和行为。一些领导干部甚至在公务消费上互相攀比，“别人能吃，我就不能吃？”“我一不贪污，二不受贿，吃点喝点算什么。”这种错误思想和攀比心理导致“三公消费”居高不下。

（六）信息不对称造成监督的不到位。由于公务消费往往有其合理合法的一面，消费的主体大多又是领导干部和掌握一定权利的公职人员，使得消费中存在的问题具有一定的隐蔽性，难以暴露，容易形成“上级监督不到、同级监督不了、内部监督难落实，社会监督不现实”的局面，出现监督的死角，以致当中的腐败行为处于隐形状态，无法得到及时的监督和查纠。

二、规范领导干部职务“三公”消费的思考

职务“三公”消费是指为保证领导干部履行工作职责、完成工作任务，而为其

提供和报销的费用。职务消费问题，是当前经济生活中的一个敏感话题、群众反映强烈的一个焦点问题，同时也是党风廉政建设中的一个难点问题。在此，笔者就如何更好规范领导干部职务行为谈几点的看法。

（一）、强化教育，打牢思想基础。思想是行动的先导，有什么样的观念就有什么样的行为。从近年来党中央、国务院反腐败斗争的实践经验看，要切实规范领导干部的职务消费，力求达到科学化、合理化、节约化。

1.要加强领导干部的形势教育。要求各级领导干部要充分认清党和国家反腐败斗争的坚强决心和反腐败斗争的严峻形势。深刻认识规范自身职务消费是降低行政成本，提高行政效率的重要手段;同时也是领导干部廉洁自律、勤廉从政的时代要求，是建设高效廉洁政府、节约型机关的迫切需要，是着力保障和改善民生、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举措，是源头治腐、惩治腐败的重要突破点。切实通过开展各种形式的形势教育，切实从思想认识上打牢基础。

2.要坚持不懈地对领导干部进行党的宗旨教育、职业道德教育和警示教育，增强他们实践科学发展观和“执政为民”的自觉性。通过学习教育，让各级领导干部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和权力观，做到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通过学习教育，使他们明白权力是党和人民赋予的，在行使权利中必须时刻牢记党宗旨，不负重望。

3.要加大宣传力度。要大张旗鼓的深入宣传党的各项方针政策、规范职务消费的各项具体内容、法律依据;要大张旗鼓的宣传在规范职务消费活动中涌现出来的廉洁党员干部，力争用身边的典型教育身边的人。

（二）、创新机制，促进消费规范。建立健全工作机制是规范各级领导干部职务消费的有效手段，创新是规范各级领导干部职务消费行为的灵魂。笔者认为，要在改革领导干部职务消费管理制度、出台精细化管理方案、推行常态化管理模式和将领导干部职务消费纳入党风廉政建设范畴中，不断深化对领导干部职务消费行为的规范。

1.要改革领导干部职务消费管理制度。要将领导干部职务消费按照消费主体和使用范围，划分为个人职务消费和公共职务消费两大类，确定初步的职务消费标准，实行记账式管理;

2.要逐步加大个人职务消费比例，减少公共职务消费比例，对部分职务消费项目实行货币结算;最后，对职务消费项目全部实行货币结算，形成一套比较完整的职务消费货币化管理办法。

3.要出台领导干部职务消费精细化管理方案，方案力求客观、实际而便于操作，同时要考虑相同地区、相同职级干部消费基数的统一性，不同经济条件、不同工作部门职务消费的特殊性，物价的变化、干部的业绩、群众的意愿以外，还要考虑将领导职务消费货币化的多少与公务人员的绩效挂钩，不搞一刀切。在实际的运用中，要进一步扩大领导干部务职务消费实行的范围，对那些担任一定职务和职责的非领导干部也应纳入职务消费货币化管理范畴。

4.要推行常态化管理。要推行领导干部职务消费台帐管理制度，台帐由单位纪检部门负责管理，对单位每一位领导干部的每一笔消费一一进行详细登记，每月汇总后进行一次研讨分析，促进领导干部职务消费规范。

5.要将领导干部职务消费纳入党风廉政建设范畴，把考核结果与领导干部的政治待遇和经济待遇挂钩，以此刺激领导干部切实规范自己的消费行为，为党、为国家、为人民做出更大贡献。

（三）、科学监督，做到防微杜渐。科学的监督是规范领导干部职务消费的关键。科学的监督有利于规范领导干部的行为，有利于促进领导干部依法依规办事和廉洁自律，有利于保护领导干部，使他们少犯或不犯错误。对于职务消费这样老百姓关心的事情，我们要增强主动监督意识，健全监督体系，强化事前、事中监督，把监督的关口前移，做到党内监督与法律监督、群众监督、舆情监督相结合，形成监督合力。

1.要建立财政和审计监督机制，财政部门要加强对领导干部消费的资金和票据的管理审核，杜绝盲目消费、超标消费和不合理消费。

2.要建立职务消费公示制度，建议领导干部的消费情况定期向党委会、大代会汇报，接受人大代表、社会各界及群众的评议;同时定期公示职务消费情况，听取有关部门和群众的意见和建议，避免“暗箱操作”。

3.要加大查处力度。纪检监察部门要加强对职务消费货币化规范管理检查，发现问题，及时督促整改和纠正。对假借职务消费，搞铺张浪费、以权谋私的人和事，要

进行严肃查处。对于仅靠本级纪检监察部门的力量，难以查处和解决的问题，要以认真负责的态度，向上级纪检监察机关报告，以切实维护法规制度的严肃性，巩固改革、发展和稳定的工作成果。

三、转变思路，事前制度规范。

以往我们对“三公”消费相关制度的理解有偏差，把重点放在了事后处理上。这是一个很大的缺陷。就像经历了全球金融危机，我们讲监管制度时开始更多强调事前监管一样，对于“三公”消费，主要靠事前的制度规范，尽最大可能使不允许发生的“三公”消费不发生，这既可以减少纳税人的损失，优化公共资源配置，又可以避免领导干部违规违纪。

那么，事前制度主要是什么制度呢？是我们既熟知又陌生的公共财政制度。提出建立公共财政制度已经多年，不少人对公共财政制度这个词组已经耳熟，但何谓公共财政制度，它的要义、原则是什么？绝大部分公务员和领导干部又是陌生的。因此，要组织学习，使这项制度在公务员和领导干部中深入人心，并尽快建立真正意义上的公共财政制度，约束公款支出的范围和额度，同时将支出情况透明化。当然，解决“三公”消费还需其他的制度配套，例如现金管理制度，各项支出标准和审批制度，以及违规惩戒制度等。在中国目前的条件下，还需设立公务人员接受礼金、礼品和吃请的制度。在主干制度和配套制度一并作用下，“三公”消费将有章可循。

（一）推广使用公务卡结算。公务消费可以通过专门的公务银行卡进行结算。通过公务卡，不仅可以直接查询到每一笔公务消费的明细，有效杜绝虚假发票报销的情况。同时，公务卡结算既不需要财务人员从银行提取和保管现金，也不需要公务人员提前借款，既方便工作人员用款，也减轻单位财务人员的工作量。

（二）实行公务消费行为阳光公示。将公务消费置于阳光下，是最好的“防腐”措施。要公开政府的行政成本，尤其是老百姓普遍关注的公车使用、公务接待、出国（境）学习考察等支出情况，应以详细的类别列出，使政府官员公务行为置身于社会的监督之下，从而达到有效规范公务消费的目的。

（三）增强预算的约束作用。要结合部门预算将消费支出具体到项目和人，不准超越，不以人废也不以人存。政府部门和公务人员花钱必须严格按照预算支出，没有预算，一分钱也不能花。预算必须公开、透明，必须接受立法机构和公众的监督，真正建立起科学合理的现代预算制度。

（四）积极探索公务消费货币化改革。按照政府的运作模式和市场经济规律，探讨公务消费货币化改革，尽可能的将差旅费、公务用车、公务接待等费用以货币形式出现，并按照公务、职务需要，严格规定消费范围、消费限额。

（五）加大惩戒力度。强化相关公务消费行为规定的执行力，将他们列入绩效考核和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考核。对有令不行、有禁不止的行为予以坚决查处，并严肃追究相关人员的责任。

（六）明确“三公消费”的法律责任。我国刑法目前并未明确规定国家公务员的“挥霍浪费罪”，如果针对“三公消费”问题立法，明确公款消费的法律责任，不论对于反腐倡廉建设还是我国的法治建设，都具有十分积极的意义。另一方面，通过立法手段把违纪现象升级为违法犯罪，意味着文件的性质发生了质的变化。这既会对公款消费主体造成压力，也为公众对“三公消费”进行监督提供了法律支持。建议国家主法机构把整治公款消费列入立法计划，尽快明确公款消费的法律责任，使治理“三公消费”有法可依。

“三公消费”事关党和政府的形象，事关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事关党和国家事业的前途命运，只有奉公廉洁，才能取信于民。

第四篇：创新机制,依法监管

创新机制，依法监管 全面开展病害动物无害化处理

（2011年12月13日）宜昌市动物卫生监督所

近年来，在党委政府的高度重视和上级主管部门的正确指导下，宜昌市动物卫生监督所深入贯彻科学发展观，立足于“促规范，强措施，保安全”，认真贯彻《动物防疫法》、《湖北省动物防疫条例》等法律法规，严格遵守《病害动物和病害动物产品生物安全处理规程》国家标准，转变工作理念，创新工作机制，加快推进无害化处理设施建设，不断加强动物卫生监督执法管理，为畜牧业经济稳定发展和社会公共卫生安全提供了保障，为促进动物卫生监督事业可持续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正视问题就是进步，化解问题就是发展”。宜昌市中心城区有2家大型生猪屠宰场，1家家禽交易市场，近4000家动物产品经营使用单位。城区年屠宰检疫生猪约100万头，集中检疫家禽约500万羽。经屠宰检疫和流通领域两大环节检出和查处的不合格动物及动物产品，采取传统无害化处理方法，面临着“五难”。即“找处理场所难、解决费用难、处理监督难、确保安全难、环境保护难”。为认真搞好病害动物及动物产品的无害化处理，全面控制动物疫病传播，杜绝安全隐患，我们开展了一系列卓有成效的工作。

一、抓基础，推进项目建设

（一）、深入调研，积极科学论证。我所领导班子分析现状，正视问题，积极开展调研，调整工作思路，虚心“学习取经”，考察了国内多地病害动物无害化处理经验和做法。经过认真调研，深入了解，决定采用目前国际先进的有机废弃物生物降解无害化处理技术。此项技术先前已在海南进行了试点工作，取得了显著工作成效。我们与海南兄弟单位加强工作交流，吸取试点经验，并到北京生产厂家实地考察，反复论证可行性，最终决定大胆采用该项先进技术，并逐步在全市各地进行推广普及。

（二）、争取支持，狠抓项目建设。我们积极做好政府工作，争取获得支持，认真做到“三早一适时”，即早汇报、早沟通、早部署，适时推进。通过不懈努力，引起政府共识，在无害化处理项目建设上给予了鼎力支持。市财政局连续两年划拨专项资金80万元，在宜昌民大农牧有限公司、宜昌双汇食品有限公司建成了两座现代化的无害化处理中心。明年将继续保持财政经费投入力度，在宜昌富江南食品公司拟建一座无害化处理中心，实现城区定点屠宰企业全部配套，完全满足工作需要。中心采用的有机废弃物生物降解无害化处理设备，能达到300吨的年处理能力，同时具有“三大优点”。一是降本增益。以前我们采用“焚烧掩埋”等无害化处理方法，处理1吨病害动物产品，需要承担场地费、挖掘费、人工费、材料费约2500元左右。在同等条件下采用这套设备仅需辅料费、水电费约1000元左右，大大降低了处理成本，提高了经济效益；二是环保节能。该设备在处理过程中，无有害废气、废水排放，降解产物可以回收利用，直接用作有机肥，不会污染环境，完全符合低碳环保要求；三是处理彻底。处理过程24小时，温度能够达到120度，辅料生物活性酶具有杀菌、消毒功能，完全杜绝动物疫病传播，处理完毕不留安全隐患。从无害化处理设备启动以来，已处理检疫不合格生猪3450头，家禽24510羽，不合格动物产品45吨。自去年以来，宜昌市多次接待华农、重庆等全国各地畜牧兽医同行前来参观考察，受到了广泛好评，为我国病害畜禽无害化处理工作树立了样板，提供了宝贵借鉴。

二、抓关键，强化执法监管

今年是我市动物卫生监督标准化示范创建的起步年。我们以创建方案为目标，以动物检疫和执法监督为两大立足点，大力开展动物卫生监督规范化建设。

（一）、突出重点，规范屠宰检疫程序。我市以强化屠宰检疫监管为重，以确保人民群众吃上“放心肉”为旨，扎实开展屠宰检疫工作。一是落实检疫与检测同步。全市今年投入“瘦肉精”检测费用51.08万元，在屠宰环节进行生猪“瘦肉精”抽检，阳性检出率为0%；二是完善屠宰检疫制度。把好“四关”即入场关、待宰关、同步检疫关、无害化处理关，搞好“五项登记”即宰前检疫记录、宰后检疫记录、肉品流向记录、无害化处理记录、待宰巡查记录，落实“三个到位”即规章制度到位、无害化处理到位、检疫收费到位，遵循“两个程序”即屠宰检疫程序和监督管理程序，完成“六个指标”即屠宰检疫开展面、进场动物持证率和挂标率、屠宰动物受检率、出场肉品出证率、上市肉品持证率、病害动物、动物产品无害化处理率均达100%，确保出场肉品合格率为100%；三是完善化验设施。我们年年筹集专项资金，为基层检疫办公室添置新的检疫化验设备。全部配备了试剂柜、显微镜、快速检验箱、防护设施、消毒设施等，检疫结论以化验结果为参考，以同步检疫为依托，全面提升检疫监管的准确性和合法性。

（二）、把握关键，完善流通监管体系。食品安全，监管为本，查处为要。我市紧紧围绕“监管与自律，预防与整治”相结合的方针，明确工作重点，健全执法体系，加大办案力度，确保整体推进。一是强化日常监管。我们进一步建立完善了流通环节日常监管巡查制度，详细制定了监管巡查计划，要求日巡查次数1次以上，月巡查次数40次以上。目前，全市动物产品流通环节巡查监管包括屠宰企业、超市、冷库、农贸市场、餐饮业等领域，工作点多面广。我们采取定期巡查与随机抽查相结合，对巡查存在问题的单位实行重点监督，重点预防。在巡查过程中，由执法人员填写《执法监管记录表》，详细记录巡查情况，并由管理对象签字确认；二是强化法律承诺。与被监管单位签订了《动物及动物产品质量安全承诺书》、《餐饮业和集体伙食单位动物及动物产品安全使用承诺书》等法律文书，进一步增强了经营单位的法律意识；三是强化专项整治。重点加强部门联合整治。我们主动联系工商、商务、卫生等部门，对辖区私屠乱宰、动物产品流通环节违法违规行为开展了多次联合整治行动。对生产经营不合格动物产品的违法行为进行了严厉查处，收缴的不合格动物产品全部在无害化处理中心进行了处理，通过专项整治，使我市动物产品经营环境全面净化，保证了上市质量。

三、抓宣传，形成社会共识

抓好法制宣传，是贯彻法律法规、抓好执法监督、得到社会支持的必要途径。我们紧紧抓住法制宣传这根主线，多层次、多形式抓实做亮法制宣传工作，营造全社会关注动物卫生监督工作的良好氛围。一是举办宣传咨询活动。我们利用“3.15”、“科技宣传周”、“ 12.4”等集中宣传活动，通过设立咨询服务台，悬挂标语、制作宣传专栏、现场咨询服务等形式开展法制宣传工作。宣传重点突出法律法规、肉品鉴别常识等内容。今年以来，共发放各类宣传资料4000余份、悬挂宣传标语152幅，张粘警示挂图228张，制作宣传展板54块，提供咨询服务3000余次；二是畅通信息举报机制。动员社会主动参与监督，24小时开通投诉举报电话，畅通投诉举报渠道。同时，建立了应急体系，落实了节日值班制，做好了应对安全突发事件的准备，做到预防为主、有效应对；三是开展从业人员培训。每年保证集中培训在两次以上，着重加强对管理对象开展相关法律法规培训和规范经营指导，进一步增强了管理对象的守法意识和社会责任意识。

四、抓队伍，提高履职能力 锻造一支“政治合格、纪律严明、业务精良、作风过硬”的执法队伍，是干好执法工作的基础。我们从强化培训下功夫，提升队伍整体素质。培训呈现3个特点。一是规模大。今年举办了3次大型执法培训活动，培训规模大，参训人员多；二是次数多。我们要求利用每周四集中学习时间，必须每月培训2次以上；三是内容广。着重强化了法律法规、检疫技能、执法办案技能培训，针对性的组织了新无害化处理设备的安全规范操作技能培训。我们还聘请全国知名法学专家邓勇来宜授课，举办了“新证”填写竞赛、无害化安全操作竞赛等多种多样的竞赛活动。我们从队伍廉政教育上下功夫。大力开展警示教育，廉政教育，利用“3.15”事件、反腐倡廉等鲜活的实例，防微杜渐，警钟长鸣,促进队伍作风建设，提高队伍的纯洁性。

虽然我们在无害化处理工作上取得了一些成绩，但是与部、省要求相比，还有较大差距。我们将以这次全省动物卫生监督工作会议为契机，认真学习兄弟市州的先进经验。在省动物卫生监督所的正确领导下，进一步创新体制机制，加大投入力度，强化工作重心，为加快推进动物卫生监督事业的发展步伐而不懈努力！

把你们畜牧系统各单位在职县级干部、一般干部、公务员、执法人员人数报市农业局法规科6900915 6900615

第五篇：三公消费论文

摘要：

当前，监管“三公”消费，既是民众的强烈诉求，也是反腐倡廉的核心议题。本文简要的谈了我国“三公”消费的现状，分析了存在的问题和出现问题的原因，最后，简单的提出关于公开“三公”消费的一些建议。

正文：

今年3月23日，温家宝总理在国务院常务委员会上指出，6月向全国人大常委会报告中央财政预算时，将把中央本级“三公”经费支出情况纳入报告内容，并向社会公开，接受社会监督。5月4日，国务院召开常务会议，要求中央各部门公开2010“三公”经费决算数和2011年“三公”经费预算情况，同时要求地方比照中央公开“三公”支出。但是据《京华时报》等媒体报道，截止6月底，只有科技部公布了2011年的“三公”经费预算，迟到一个星期之后，中国工程院公布了2010年“三公”消费决算和2011年预算中的因公出国（境）一项，其他部委则纷纷爽约。

一、“三公”消费及我国现状

何为“三公”？“ 三公” 者，“公款吃喝”、“公费出国”和“公车盛行”之谓也。何为“三公消费”？是谓国家职权部门，政府企事业单位等用公款大吃大喝的腐败行为。“三公”消费到底有多少？据2000 年《中国统计年鉴》显示，1999 年的国家财政支出中，仅干部公费出国一项消耗的财政费用就达3000 亿元，2000 年以后，出国学习、培训、考察之风愈演愈烈，公费出国有增无减。2006 年3 月17 日的《学习时报》上，国家行政学院的竹立家教授就曾撰文说，2004 年公车消费财政资源4085 亿元，全国一年的公款吃喝在2000 亿元以上，每年各级政府和公共机构公费出国的财政开支为3000 亿元，三者相加总数高达9000亿元以上。按全国现有人口总数来算，每个百姓平均要负担约700元！每年公款吃喝超过1000亿元就等于是吃掉半座三峡大坝，那我们勤政爱民的官员们现在每年要吃下多少三峡，消化的了吗？

我们从来不怀疑“三公”支出有其存在的合理性：接待外宾访客、迎接检查审核确实需要公款；外出学习、应邀出访确实需要公费；执行相应任务、到访相应的部门确实需要公车。但是现在我们面临的问题是，公务真的花了那么多钱吗？钱到底都花哪里去了？这一次的接待，到底是出于公务礼仪，进行公务沟通，便于工作的开展，还是仅仅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拿着国家的钱为自己铺路，向自己大开方便之门？“小吃小喝天天有，大吃大喝三六九”，“革命小酒天天醉，喝坏党风喝坏了胃”，“无席不成会，无会不成席”这些现下流行的顺口溜可是空穴来风？这一次次的外出学习，到底是真的在进行参观考察、学习培训、招商引资还是奢侈浪费、互相攀比的借机游山玩水，公费旅游？这一次又一次的公车外出，是去执行任务、迎接访客，还是去接儿子放学、陪女儿自驾游？ 所谓的“三公”名不符实，拿着纳税人的血汗钱，说着冠冕堂皇的理由，做着自私自利的事，怎能不遭人诟病！

自2008年《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出台以来，关于“三公”消费公开，成为公众对政府透明度的重大期盼，一些地方曾经进行过积极的试点，但就全国总体情况而言，并不令人乐观，由于这样那样的原因，具体地方、部门的“三公”消费总数目还被作为秘密对待，至于具体到项目的支出公开，更是令人不敢奢望。全国“三公”消费的总数目，曾经出现过多个版本，均没有得到官方数据证实，但一个人所共知的判断是，“三公”消费数目惊人。直至今日，“三公”消费公开问题成为代表委员和全国人民广泛议论的话题，国务院及有关领导人也对此做出了积极的回应和相应的举措，但是我们仍旧在雾里看花„„

二、为何公开，为何难公开

温家宝总理说过，三公消费，从表面上似乎不如贪污受贿、贪赃枉法那么危害深重，但是却更普遍，无论是对干部，还是对社会、对人民所造成的影响都很坏，败坏党风政风民风，必须下大力气治理。政府财政预算、“三公”经费花的都是纳税人的钱，而作为纳税人的民

众，有权利、有义务监督政府的财政支出，要求公开详细情况也属正常要求。纵观落马官员的腐败史，经济犯罪首当其冲，违规违纪官员利用手中职权，中饱私囊，侵害的是人民群众的利益。政府财政的不公开等于缺失了民众的监督，变得不再阳光，倒成了民众眼中灰色的腐败孳生地，离间了党群关系。因此，政府财政预算已不仅仅是一项简单的政务公开行为，从本质意义上来讲，是政府取信于民，巩固执政之基的重要举措。这是一个积极贯彻落实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的行为，有助于加快信息建设的步伐。“三公”经费的公开，对于建设“透明政府”、“阳光政府”和“廉洁政府”都有着积极、重要的意义。公开保障了公民的知情权、参与权和监督权，让老百姓能从中看到纳税人的钱在政府那里是怎样使用的，同时也让政府在使用纳税人的钱是更加审慎，将促进相关部门压缩“三公”经费的开支，降低或减少行政运行成本，使“节约型政府”的建设迈进重大的一步。

为何公开那么难？

中国政法大学王敬波教授在一次采访中指出，我国现在经费公开存在的一个严重问题就是预算本身的科目设计和公众对“三公”经费公开的预期不一致，预算管理设计的标准和公众对政府开支所希望获悉的信息，通常无法对应。诚然，政府预决算报告不可能过细反映，预决算报告的主要内容是向人大报告财政支出用在那些方面，而这些方面在政府收支分类中是属于功能分类的内容，即政府支出作了那些用途。而“三公”支出是属于各个用途的经济分类内容，预决算报告不可能就某一功能用途付出了多少交通费、招待费、培训费等作出长篇累牍的说明。

其次，“三公”经费数据过于庞大繁杂。各个地方、部门的各种不同用途的支出构成了庞大的数据体系，要就这些数据进行剖析提炼需要专业部门巨大的精力，而如果将这些数据和盘托出则可能导致国外情报部门全面了解我国政府的运行体系，造成不可预期的影响。

还有，“三公”支出数据的公布可能造成不可预期的变数。作为公务员群体来说，即使是依法列支了“三公”支出，他们也并不希望这些数据公布。一方面，那怕是按照规定标准进行的接待，也可能引发弱势群体的仇视心理，影响稳定和谐的局面；另一方面，对不同级采取不同规格的接待标准，本来是很正常的规定，但一旦公布数据，便可能造成攀比现象，反而违背协调沟通的初衷。

最后，也是最重要的一点，那就是政府部门从心底就不想公开，推三阻四各种借口，其实设想，若是一切都按照制度来，没有任何的猫腻，公开又有何妨，毕竟，你们花地是老百姓的钱，又不怎么给老百姓做事，难道面朝黄土背朝天的人民没有资格知道钱跑哪里去了？

三、朗朗乾坤晾晒“三公”

2010年12月22日人民日报的一片评论说道：公车改革不见得需要多么高明的设计，它最需要的就是触碰既得利益的改革决心与魄力。其实不仅仅是公车改革，“三公”消费信息的公开何尝不是如此。

首先，需要对预算管理进行改革。当前，在预算当中要想找到“三公”经费是比较复杂的问题。多年的“三公消费”难治，以及“三公经费”公开中存在的问题，归根到底还在于目前的预算体制不完善，所以，要切实管住一些政府部门乱花钱的毛病，就要建立一套完整的预算报告、审查、听证、审计、评估、问责和处罚制度，在预算编制、执行和监督各环节形成权力制约和平衡机制，构建人大、政府、社会公众共同参与的多层次的预算监督体系。要扩大经费公开范围，细化公开内容。“三公”经费的公开不仅应当明确每一笔花销的数额，而且应当解释每一笔花销的用途，以利公众判断其合理性。

其次，用制度来保障使“三公经费”的公开不流于形式，它包括建立“三公经费”公开的硬性约束机制，对不能按时公开的部门，以及对公开后发现动用公款进行“三公”消费造成挥霍浪费的，要进行问责；立法规定预算公开的内容、方式、主体、时限、说明语言等，确定细化标准，以做到通俗易懂，一目了然。

还有，要在制定各项制度的基础上，加强各种监督，把行政问责和监督结合起来。“三公”经费的公开不仅要靠群众监督，还要充分发挥制度监督、审计监督、同级人大监督等等各种方式，形成一种全方位的真正有效地监督体系。同时，要把行政问责和监督结合起来。因为任何形式的监督，只有与责任追究结合起来，才能取得实效。只是简单的监督，而后没有了下文，监督也就没有了任何的意义。

总之，三公消费的公开是利国利民的大事，好事，万事开头难，我们应该迎难而上，积极主动的推行这项改革，只有让三公消费曝光与阳光之下，才能真正切实的保障人民的利益，维护国家的权益。我相信，在各方的努力和顿悟之下，终将结束“三公”信息的雾里看花，迎来民主政治的湛蓝天空。

参考文献：

《三公改革应整体推动》钟声

《也谈“三公消费”》谢晖

《“三公”之害猛于虎》康尔德

《让权力站在阳光下》刘洪波

中央部门公开“三公”经费中国财经金融门户---金融界

《中央公开“三公”经费意义何在》法制日报

《三公经费公开，意义非凡的第一次》人民日报

《加快“三公”消费公开步伐》长江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