废止吧三好学生评价制度

第一篇：废止吧三好学生评价制度

废止吧！“三好学生”评价制度

（教育专业论文）

现在教育部呼吁取消三好学生，这确实是一件大好事！是利国利民的适应时代的新举措，好得很啊！现在还评选三好学生，许多弊端早已存在：

（一）、评“三好学生”确实会“过早给孩子贴上好学生与坏学生的标签”，给许多有个性的学生一些“你不如别人”的心理暗示；

（二）、„三好学生‟的标准如今很难量化，往往异化成了“一好”的标准；

（三）、评价方式也总是带有局限性。尤其是实际操作中，一些所谓“大款”及政府官员的子弟常常优先享受这一殊荣等等。因此，如果真的能够痛下决心，取消这一制度，那将是学生幸甚、老师幸甚、人民幸甚、国家幸甚啊！

一、“精英教育”早已过迟

众所周知，“三好学生”的评价制度还是解放初期产生的，尽管后来又曾发展成为什么“五好学生”评价制度，再到文革后期又恢复为“三好”制度，并且一直沿袭至今。我们都知道，解放初期，蒋介石丢下一个烂摊子。共产党从国民党手里得了这个一穷二白的破败不堪的四肢不全的国家。要在短时间里恢复秩序，稳定政局，让人民脱离战火纷飞的苦海，真正做到早日有吃有穿，那就必须大力发展生产，开展社会主义建设。而要做到这些，就必须要有人才，要有精英，人才在哪里？精英在哪里？在学校，都要靠学校大力培养。因此，为了加快培养可靠的建设社会主义的精英人才，于是，在当时那个大的政治背景里，就制定了一套适合当时需要的评价人才的标准体系，这套标准确实在几十年里发挥了不可否定的作用。但是解放近六十年了，改革开放又是三十年了。如今的祖国虽还说不上是十分强大，然而，全国人民也已基本解决了温饱，特别是一些沿海地区得改革开放之先风，早已是今非昔比了啊！所以，当初的那套精英教育也早已不适应今天的形势了，已经过迟很久了。《 吕氏春秋·察今》中早就有“世易时移，变法宜矣。譬之若良医，病万变，药亦万变。”“凡举事必循法以动，变法者因时而化”。这只怪我们教育部里那些饱食终日，无所用心的官员们，他们一天到晚尸位素餐，占着茅坑不拉屎，不依据变化的形式及时制定政策，调整评价体系和方案。总是要等到问题成了堆，出现了像马加爵、杨佳等事件的剧烈变化后才采取措施，所以导致咱们国家近十年来的教育在走弯路。况且，如今世界的潮流都是强调民生、民权、民主，咱们13亿人民人人都有享受公平、公正教育的权利，早就该是搞平民教育的时候了。所以，谁若还要搞什么精英教育，那无异于在玩弄“刻舟求剑”的把戏，《察今》中还说“时已徙矣，而法不徙。以此为治，岂不难哉？”因此，我强烈呼吁：赶快废止“精英教育”的评价体系吧！

二、过早给学生贴“标签”

中国教育学会副会长顾明远认为评选“三好学生”是“过早给孩子贴上好学生与坏学生的标签”。

这种标签现象在现实生活中普遍存在，给孩子的发展确实造成了很不好的影响。不仅学校、就是社会也都长期认为：“谁评上了三好学生的谁就是好孩子，没有评上的都是坏孩子”。在学校，有的老师和校领导就在看谁是三好学生，谁不是三好学生，仿佛三好学生就是真人才，非三好学生就不是人才，就是劣等学生；在家里，有的家长总是对自己的孩子说：“你看人家某某是三好学生，你呢？......”，这样，无形中就觉得自己的孩子“不如别人”，于是这样的标签又让家长给孩子贴上了；在社会，在同学中间也常常有人在那里说：“某某是三好学生，我们和他做朋友，某某不是三好学生，我们就不与他玩儿”，“你不如别人”的标签又让同学给贴上了；这样，由于教师、家长、同学、社会都以此为标准给孩子贴标签，学生自我心理调整不好，也就很自然地认为自己是“三六九等中的”最低等了。这就是我们都不愿意看到的结果，也是最可怕的标签。可是偏偏普遍存在着。

三、造成不良的“心理暗示”

顾明远说，“有的孩子大器晚成，在小学甚至中学阶段都表现得非常一般，如果过早地给他一些„你不如别人‟的心理暗示，会在孩子的心里造成一种极大的负面作用，甚至影响孩子今后一生的成长。”这种不良心理暗示，很大一部分就来自于对学生的评价，什么“三好学生”啊、“优秀团员”啊、“先进青年”啊、“模范”啊、“标兵”啊等等。一个孩子 如果真有了不如别人的心理暗示，那对他的发展是很不利的，确实会影响孩子今后的成才。当然，教育总归是离不开评价，任何评价都总会有个区分度，有比较才会有鉴别，有竞争就会有高低。我们怎么来鉴别？怎样来区分高低？我们不能只看学生阶段，更不能只看学校表现，教育是一种长远投资，不能急功近利。真正要评价一个学生、一所学校必须要等学生到了社会以后，看这学生能为社会做出多大的贡献；要看一所学校真正培养了多少对社会有用的人才。教育领导者和政府部门领导者必须科学引导，合理评价学生和学校。现在有不少领导者们的两粒眼珠子就死盯着看，某年某生是否考取了什么名牌大学呀；某校某年又考取了多少个一本呀，单凭这一点就去评价，来下结论，无数事实证明这是大错特错的事情。所以我们更加有必要取消这一不良的心理暗示。

四、评价总是在被“异化”

长期来，人们“由于受应试教育观念的影响，不少地方的三好标准，在某些评选者眼中往往异化成了学习成绩这一好，三好学生往往成了高分数学生的代名词。”

这个问题长期普遍存在，尤其是在中学阶段，三好学生一般不是“评”出来的，经常是在教室里试卷上“考”出来的。只要你在班级里考试成绩是前几名，那就名正言顺地成为了三好学生。这样，长期地给了学生一个误导，认为只要成绩好，分数高就靠得住是三好学生。家长、社会也十分认同这种误导，不管你是黑猫白猫，文化成绩高就是好猫，文

化分数低就是孬猫。将邓小平同志的生产力理论“活学活用”到了学校里的学生身上，显然这就是一种机械的照搬主义，是那些尸位素餐的官员们干的。这种异化评价体系已经严重影响了素质教育的推行，对孩子的成长十分不利，造成了很大的损失。所以必须废止。

综上所述，我们应该毫不犹豫，必须尽快废止

体系。

“三好学生”的评价

第二篇：劳教废止制度

一、什么是劳教制度？

二、相关背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为了巩固新生的革命政权，从1951年到1953年，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了轰轰烈烈的镇压反革命运动，三反、五反运动，逮捕、拘留了几百万犯罪嫌疑人，其中大多数犯罪嫌疑人被判了刑，相当数量的人被判了死刑。但是仍有不少罪行轻微不够判刑，或由于时间短一时查不清问题的人，继续关押在看守所、拘留所。

紧接着，1955年至1956年，在全国党、政、军、群、企事业单位开展了内部肃反运动，又有几十万人走进了拘留所、看守所，其中多数人只是由于历史问题而被关起来的，很难判刑。怎么处置这些关在看守所、拘留所里的人，成了一个大问题。于是1955年8月中共中央批准下发了《关于彻底肃清暗藏反革命分子的指示》这个内部肃反文件时，明确规定：对这次运动清查出来的反革命分子和其他坏分子，除判处死刑的和因为罪状较轻、坦白彻底或立功而应继续留用的以外，分两种办法处理。一种办法，是判刑后劳动改造。另一种办法，是不能判刑而政治上又不适于继续留用，放到社会上去又会增加失业的，进行劳动教养，就是虽不判刑，虽不完全失去自由，但亦应集中起来，替国家做工，由国家给与一定的工资。劳动教养的对象是反革命分子和其他坏分子。

从法律上讲，劳动教养制度始于1957年。1957年8月3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公布了经过1957年8月1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七十八次会议批准的《关于劳动教养问题的决定》。该决定的初衷是为了管理“游手好闲、违反法纪、不务正业的有劳动力的人”。

三、唐慧案件劳动教养弊端分析

1、劳动教养缺乏法律依据

(1)劳动教养制度明显违反了《宪法》和《立法法》的有关规定。我国现行《宪法》第三十七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的人身自由不受侵犯。任何公民，非经人民检察院批准或者决定或者人民法院决定，并由公安机关执行，不受逮捕。禁止非法拘禁和以其他方法非法剥夺或者限制公民的人身自由。”《立法法》第8条第五款规定：“对公民政治权利的剥夺、限制人身自由的强制措施和处罚只能由法律规定。”而劳动教养不经正当的司法程序，不需审判，甚至被劳教人员没有上诉的权利，仅由劳动教养委员会审查决定，事实上是由公安机关或党政领导决定，就可限制公民人身自由长达3年，还可延长为4年。

(2)劳动教养制度与现行《行政处罚法》的规定也不符。《行政处罚法》第9条规定：制人身自由的行政处罚，只能由法律规定。”第10条第一款规定:“行政法规可以设定除限制人身自由以外的行政处罚。”第64条第二款规定:“本法公布前制定的法规和规章关于行政处罚的规定与本法不符合的，应当自本法公布之日起，依照本法规定予以修订，在1997年12月31日前修订完毕。”由此可见，作为行政法规的《劳动教养试行办法》规定“劳动教养”这样一种限制人身自由的行政处罚，不但不符合《行政处罚法》的规定，与规定矛盾和冲突，而且已经在事实上处于缺乏法律依据的状态。

(3)劳动教养制度与《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的规定上违背。1998年，中国加入《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公约第9条规定：除非依照法律所规定的根据和程序，任何人不得被剥夺自由。此处的法律指的是：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制定的法律。

2、劳动教养成滥用权力的“温室”

依据1982年《劳动教养试行办法》，对劳动教养的决定只需经过公安局有关科室的批准，不需经过任何形式的取证、控辩、一审、二审等程序。这样，司法机关就无权对决定劳动教养对象的决定过程进行合法的控制和监督，而被决定劳动教养的人甚至连申辩的渠道都没有。这就必然会导致公安机关滥用这一权力的现象发生，成为公安等机关滥用劳教职权、侵犯公民人身权利打开了方面之门。

(1)将刑事诉讼案件作劳教处理。有的公安机关对一些在法定羁押期限内无法侦查结案提起刑事诉讼的案件，取证困难、证据不足、怕移送起诉后被退查的案件，办案经费紧张、办案人手有限畏于追查的案件，或案情复杂根本无法查清的案件，都处以劳教了事。前两年中央对超期羁押进行清查，许多地方就将证据缺乏和证据不足的案件以劳教处理，而且一律三年。

(2)利用劳教进行创收。有的办案单位为了完成上级下达的创收指标，或者受自身利益的驱动，以劳教相威胁，对卖淫、嫖娼、赌博、吸毒等处以高额罚款。而被罚者往往因为畏于劳教的严厉，只能忍气吞声。

(3)利用“劳教”打击报复上访和维权人员。劳动教养无需经过法律程序，就可剥夺一个公民的自由，有的“刑期”甚至比正式有罪的人还长。在党风和社会风气还未根本好转、法制和监督环境还未完全令人满意的情况下，这个制度确实有可能成为某些腐败分子、贪赃枉法者打击和迫害群众的工具。

3、劳动教养的性质被扭曲

劳动教养作为一种治安行政处罚，其适用对象主要是有轻微违法行为，不够刑事处分的人。然而，劳动教养的期限和对被劳教人员人身自由的剥夺程度却相当于犯有严重罪行的人。犯罪的人最低一档处罚是管制，是部分限制自由的开放性刑罚，在居住地执行，期限最短3个月，最长2年;第二档刑事处罚是拘役。是剥夺自由的，就近执行，每月可回家1-2天，期限最低1个月，最长6个月;第三档刑事处罚是有期徒刑，最低6个月，最长15年，但可以处3年以下的罪名占刑法总罪名的 90%以上，而3年以下，还有缓刑的机会，被劳动教养的期限起点1年，高可达4年，被劳教者一般在戒备森严的劳教所执行，节假日照常进行。于是人们都把劳教和劳改混为一谈，都称之为坐牢。久而久之，国家机关也将劳教与劳改一视同仁了。例如：在1981年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处理逃跑或者重新犯罪的劳改犯和劳教人员的决定》第1条规定：劳动教养人员逃跑的，延长劳动教养期限，劳教人员解除劳教后三年内犯罪，逃跑后五年内犯罪的，从重处罚，并且注销本人城市户口，期满后除确实改造好的以外，一律留场就业，不得回原大中城市。其中情节轻微，不够刑事处分的，重新劳动教养或者延长劳动教养期限。第三条规定：劳教人员、劳改罪犯对检举人、被害人和有关的司法工作人员以及制止违法犯罪行为的干部、群众行凶报复的，按照其所犯罪行的法律规定，从重或者加重处罚。显然，劳教人员与劳改犯是等同的。

从犯被处劳动教养三年，主犯在外面，从犯在里面。难怪有的劳教人员刚进所后立即挖空心思交待多年前的违法犯罪行为或者捏造犯罪行为。因为他多年前的犯罪行为至多被判有期徒刑一、二年，而且极有可能缓刑。这使劳教与劳改颠倒了。

4、劳动教养程序缺乏监督

按照规定，省、自治区、直辖市和大中城市人民政府设劳动教养管理委员会，由民政、公安、劳动部门的负责人兼职组成，负责劳教工作的领导和管理，主要负责审查批准劳教，提前解除劳教和延长劳教期限。但实践中，这个管委会形同虚设，劳教的审批机关是公安机关，不服劳教决定申请复议的复议机关是上级公安机关。不仅大中城市的公安可以决定劳教，县公安局也可以决定劳教，派出所也可以决定劳教，连派出所所长也可以决定劳教。

一个人有轻微违法，要劳教三年可以基本上无程序可言。但一个人如果犯了罪，要判三年徒刑则难上加难，公安机关要立案、侦查、报捕、移送起诉，已经很繁琐了，检察机关还要批捕、起诉，法院还要开庭审判，审判时，还有精通法律而又精于讼技的律师横挑鼻子，竖挑眼，稍有某一份或几份主要证据不能采信，则此人会无罪释放。在此，从犯罪嫌疑人到被告人再到罪犯，要经过三堂会审，加律师辩护，还极有可能成漏网之鱼，检察院可以不批捕，不起诉。法院可以判无罪，可以定罪免处，还可判缓刑。相比之下，为什么公安一家就可以神不知鬼不觉地将一个人定劳教三年。

四、废除劳教的意义：其一，维护法律权威，为推进法治中国提供保障。从某种意义上说，劳教制度用行政命令来剥夺人身自由，与法治国家的要求不相符。宪法明确规定，“任何公民，非经人民检察院批准或者决定或者人民法院决定，并由公安机关执行，不受逮捕。”废除劳教制度无疑维护了宪法的权威。

其二，避免侵犯公民权利事件的发生。除了侵犯公民正当程序权利以外，劳动教养主要是侵犯公民的人身自由，废除这一制度对于完善人权司法保障制度意义不容忽视。

其三，有利于履行国际义务，提升国家形象。中国早在上世纪末就签署了《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其第14条第1款明确规定：“人人有资格由一个依法设立的、合格的、独立的和无偏倚的法庭进行公正的和公开的审讯。”显然，废除劳动教养制度明显与上述人身自由权原则相适应的，也有助于提升国家形象。

十八届三中全会公开宣布废止劳教制度，无疑是“法治中国”建设的一个里程碑。建设“法治中国”，必须坚持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一体建设；其中，法治政府建设尤为关键，因为只有政府部门带头维护宪法法律权威，才能真正“让人民群众在每个司法案件中都感受到公平正义”。

中央全会正式做出了废除劳动教养制度的决定，是非常重要的进步，这就意味着，中国将来不会有行政权来决定剥夺一个人的自由，必须经过司法审判、法庭抗辩、律师辩护、法庭合议，由法院来决定一个人该不该被剥夺自由，这个是对中国保障基本人权一个非常重大的进步，改变了五十多年来有一块是由行政权来限制人身自由的状况，确保对每个人人生权利的保护。同时取消劳教之后也会带来社会管理上的一系列问题，需要健全轻罪的追究方式，健全社区矫正制度。

第三篇：我国三好学生评价制度的问题

我国三好学生评价制度的问题、反思与重建

一．问题背景

三好学生是中国的学校给予被评选出来的优秀学生的一种荣誉称号，三好是指思想品德好、学习好、身体好。三好学生的评选自1954年开始，以固定的评选比例、基本相同的衡量标准，在中国的所有大、中、小学校普遍推行。这种制度沿用至今，成为中小学校评价学生的主要方式。

2012年两会期间，中国书协名誉主席沈鹏发起提案，建议中小学停止评选三好学生，同时教育文化界许多代表联名，一时间引起众多争论，赞同者有之，反对者亦有之。其实，对三好学生评价制度的质疑早已有之，甚至有的学校已经停止使用这种制度，用一种他们认为更合适的评价制度代替，例如北京市实验二小推出的“10+1+N”制度。沈鹏的提案，进一步将人们的目光聚焦。

沈鹏提出停止这种制度的原因有四：一是少年阶段，人为分出优劣，不利学生成长。二是家长学生纷纷送礼，滋生教育腐败。三是小小年纪，学会种种不正当竞争，浸蚀儿童心灵。四是经社会调查，多数老师家长反对。网上支持这一提案的人也都同意这四方面的原因，另外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他们认为三好学生评价制度并没有遵守其提出的三个方面的评价标准，而只是单一的把学习成绩作为唯一标准，学习好就是三好学生，使学生一味追求学习成绩，限制了学生其他方面的发展。

作为一种参考评价了学生的基本素质且以激励学生综合发展为目的的评价制度，为何不再为社会学校所信任？上述问题是否真的存在，存在的原因是什么？

二．三好学生评价制度存在的问题及原因

正如教育不能独立存在一样，作为教育发展过程中的一部分，三好学生评价制度亦不是一种孤立的存在，它受到教育内部各个要素的影响，同时受到社会环境的影响，在被运用的过程中，出现了许多问题，归纳起来，有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评价标准单一化，学习成绩的优劣逐渐成为评选三好学生的唯一标准。

马克思提出了关于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的理论，我国学校教育包括德育、智育、体育、美育、劳育五个方面，学校教育在促进学生发展方面追求的是学生的全面发展，而不是某一方面的单一发展。在关于评选三好学生的一般要求及注意事项中，我们可以看到这样的要求：“坚持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要防止以学习好代替其它两好，或者对其它两好降格以求。美术、文艺、体育等方面有专长，其它学科的成绩在及格以上，各科平均成绩优良，也应视为学习好。”、“既要表扬一贯先进的学生，也要注意把原来基础较差，经过努力，有显著进步，表现突出的学生评为三好学生，以鼓励全体同学努力上进。”这表明，三好学生评价制度在理论上遵循了学校教育的要求，并特别指出不能以智育来代替德育等其他方面。然而，在实际操作中，学校和教师的做法却与这一要求背道而驰，分数成为评选三好学生的唯一标准，是否是三好学生又是评价学生的唯一标准，这导致教师学生把全部精力都放在了追求成绩上，学生其他方面的发展要求被忽视，甚至被歧视，在智育上有优势的学生成为“好学生”，学生发展美育体育等被看做是“不务正业”。

上述问题是三好学生评价制度在操作层面上的问题，这一制度在操作层面上还面临着另一个问题：评选过程在以成绩为主要标准的同时，越来越多的出现学生之间的不正当竞争行为。这与评选过程的变异相关。三好学生评价制度在评选方式上的要求是： “三好学生”的评选，先让学生评议提名；接着由班主任公正评价（征求有关教师意见）再实事求是地填写三好学生登记表报学校审批。与这一要求相违背的操作是：班主任不经过学生提名，直接决定三好学生的名单，或班主任提出三好学生的备选名单，学生在既定范围内进行实际上毫无意义的选择，班主任成为评价的主体，掌握着评价过程中的所有权利，学生只是单纯的被评价。这也是与三好学生评价制度的基本要求相违背的。这抬高了班主任在三好学生评选中的作用，班主任掌握着“三好学生”的生杀大权，这就导致了上述沈鹏提出的这一制度的几个弊端：家长为了使自己的孩子成为三好学生，纷纷给班主任送礼，且同等条件下，送礼的学生就会被评为三好学生。教师腐败，学生同样受到这一腐败现象的影响，尤其是没有自己是非判断的未成年人，会被这一现象所误导。

三好学生评价制度在理论层面上同样面临问题。1982年5月5日，教育部、共青团中央联合发出通知，公布《关于在中学生中评选三好学生的试行办法》规定：对于连续几年被评为“三好学生”的学生，在升学和分配上都给予优先选择的机会；教育部在2001年1月11日发出的有关通知(教基[2001]1号)中规定：根据《意见》精神，各地在高中阶段各类学校评选省级“三好学生”的基础上，按当年毕业生万分之一的比例评选并确定的优秀学生，享受普通高等学校的保送生资格。上述规定把意在激励学生全面发展的三好学生制度与在很大程度上能决定学生前途命运的升学相挂钩，且不仅是高中，在小学和初中阶段，也有着同样的规定。这种规定使得三好学生制度对学生的影响从精神层面延伸至实质，不再是单纯的精神激励，而是带上了功利性的色彩，与学生实际的切身利益相关，与这一制

度的本来目的相违。这一理论层面的问题是三好学生评价制度存在的最大问题，说明这一制度在本质上就有缺陷，这也一定程度上导致了上述两个操作层面的问题的出现，可以说是它们产生的根源。

我国当前在各种层次的人才选拔中，均采用考试的方式，重视的是学生通过接受智育得来的学习成绩，即分数，三好学生评价制度与人才选拔挂钩，不可避免的把重心倾向于智育成绩。同时，三好学生制度与学生切身利益的相关性，使得学生及家长对能否成为三好学生十分看重，而在通过正常方式无法成为三好学生的情况下，掌握着三好学生生杀大权的班主任成为他们“走捷径”的首选，送礼行贿行为进入三好学生评选过程，越来越多的教师职业道德及自身素质的缺失，使得这一原本见不得光的方式逐渐成为评选三好学生的“必然”，甚至有凌驾于成绩之上的趋势。

总之，三好学生评价制度的确是存在各种问题的，主要问题是其本身存在的功利性。如此，下面要分析的是，如何正确看待这些问题，如何正确对待这一评价制度。

三．如何正确对待三好学生评价制度

前面提到，因为看到了三好学生评价制度存在的种种问题，所以有人提出废除这种评价制度，且有的学校已经用别的评价方式代替这一制度，如北京市实验二小推出取代三好学生评价制度的“10+1+N”制度，那么这种方式是否很好的解决了三好学生评价制度存在的问题呢？

“10+N+1”制度的具体内容是：“10”是指人们认为的比较美好的道德，比如爱国、爱心、诚信、合作、乐于助人等，鼓励孩子全面发展。“N”指获得区级以上科技、文体等奖项。“1”指孩子的专长或特长，激励孩子发展自己的优势。它与“小升初”推优衔接，推优时“10”的部分一个奖项算1分，“N”的部分算2分，育秀杯和钱学森奖也会加分。可以看出，这一评价制度激励孩子发展自己的优势，看到了学生作为一个人的个体特殊性，体现了对人的自身价值的重视，这是三好生评价制度所没有的，也是我国学校教育长期以来所欠缺的。在评选标准上包含了学生需要发展的德、美、体等各方面，且在最大程度上把这种评选标准量化，避免了三好学生评选中出现的评选标准因缺乏具体的执行标准而被忽视的现象，这是“10+N+1”制度值得肯定的另一个方面。

但是，不得不说，这一制度和三好学生评价制度一样，存在的一个最大问题是，把最后的评价结果与升学挂钩，即它只是弥补了三好学生评价制度在操作层面上的问题，而没有解决其理论层面的本质缺陷问题。三好学生评价制度因其本质缺陷，导致了操作层面上的各种问题，尤其是评价标准上的“唯分数论”，加重了学生的学业负担。“10+N+1”制度在把德美体等方面标准量化的基础上，与升学挂钩，容易走向另一个极端，即原本是促进学生全面发展的目的，却因其功利性，因其与学生的前途相关，使得学生在发展自己的兴趣爱好时目的不再单纯，以至于喜不喜欢不重要，是不是兴趣爱好不重要，重要的是一定要获奖，一定要能为升学加分，成为学生的另一种负担。个人认为，这比“唯分数论”对孩子的不利作用更大，当自己喜欢的都成为一种负担时，还有什么是可以自由发展孩子个性的？

“10+N+1”制度换汤不换药，在本质上遭遇了与三好学生评价制度同样的问题，重蹈了其在评价结果利用上的覆辙。这说明，三好学生评价制度存在的问题，并不具有特殊性，我们在思考解决这些问题的办法时，如果不从产生问题的根源出发，而只是草草废除三好学生评价制度了事，并不能根除这些问题。

两种制度都存在根本缺陷——功利性问题，归根结底与我国长期以来的人才选拔观相连。我国人才选拔的观念是选择同一标准中的最优者，这种人才选拔观除了受人才观的影响外，与我国教育资源的有限性也有很大关系，目前我国的教育资源远远不能满足人民受教育的需要，且在这有限的教育资源中也良莠不齐，总会有人不能接受教育，总会有人不能享受最好的教育，但是作为合法公民，人人都有受教育的权利，这时，如何分配教育资源就成为一个问题，“择优”的人才选拔观是在这种情况下的一种相对公平的做法。

在“小升初”“初升高”的过程中，因教育资源的差异很大，并且社会上普遍认为能否上一个好的初中高中与以后能否上一个好的大学有很大的关系，教育资源的争抢尤为严重。因此，“择优”的人才选拔标准从这个时候就已经开始应用，三好学生评价制度与其说是激励学生的一种制度，不如说是这种人才选拔方式下的一种变异制度，其功利性无可避免。

因此，对于三好学生评价制度的问题，其评价标准可以改变，其根本缺陷以及由此所产生的问题，则需要人才选拔方式的改变，最重要的是，加快经济发展，最大限度的丰富教育资源，并且寻找最公平的资源分配方式，使每个人都能无碍而自由的接受自己所需要的教育，只有这样，评价制度才能单纯的只是通过评价来促进人的发展的制度，而不再是某种制度的附庸。

第四篇：劳教制度正式废止

劳教制度正式废止

据《参考消息》12月30日报道，【法新社北京12月28日电】据中国官方媒体报道，全国人大常委会周六正式废止了劳动教养制度，同时放宽独生子女政策。

新华社报道说，为期六天的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六次会议通过了上述决定。

中国的劳教制度于1957年开始实施，是一种快速处理罪行较轻的违法人员的方式。但由于该制度允许警方在不经过法院审理宣判的情况下判处最高达四年的徒刑，因而出现了一些滥用权力的问题。

国家媒体称，中国法律制度的发展令劳教制度“不再适用”，而它们也已经完成了“历史使命”。

【埃菲社北京12月28日电】中国第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六次会议今天通过了共产党政府在社会政策和人权领域的两项进步决定：废止备受争议的劳教制度，放宽饱受批评的独生子女政策。一个半月以前，中国共产党在十八届三中全会上作出了上述两项以及其他社会和经济改革决议。

劳教制度在1957年设立，新华社称它现在已经完成了历史使命。劳动教养并非依据法律条例，从法律形式上讲，亦非刑法规定的刑罚，而是依据国务院劳动教养相关法规的一种行政处罚。公安机关无须经法庭审讯定罪，即可将疑犯投入劳教场所，实施最高期限为四年的限制人身自由、强迫劳动、思想教育等措施。

废止劳教得到了国际人权组织的认可，但大赦国际仍然谨慎表示，担心这项改革措施只是走形式，强制持不同政见者和社会活动分子劳动教养的做法将依然存在。

会议还表决通过了关于调整完善生育政策的决议，单独两孩政策依法启动实施。决议说，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代表大会或者其常务委员会应当根据人口与计划生育法和关于调整完善生育政策的决议，结合本地实际情况，及时修改相关地方性法规或者作出规定。

预计北京会在2014年3月开始实施这一法规，其他发达地区也可能会选择相同时间。计生部门预计这一政策的放开将会使中国每年多出生200万名婴儿。

由于人口过多，独生子女政策于上世纪70年代末期开始在中国实行，最近几年因为人口老龄化和劳动力短缺问题日益突出，要求改革这一政策的呼声渐多。中国政府表示如果不实行独生子女政策，中国现在将面临更大的人口过多问题。

【英国广播公司网站12月28日报道】新华社报道说，中国最高立法机构正式通过决议放宽计划生育政策。另一项废除劳教制度的决定也获得了通过。

11月中国共产党最高层官员的一个会议已经宣布了这些政策改变，只不过需要立法机构的正式批准才能生效。

中央在向百姓兑现承诺

【香港《南华早报》网站12月28日报道】内地劳动教养制度已经正式成为历史。根据全国人大常委会批准的新政策，目前正被执行劳教的人将获释，并且剩余期限不再执行。

重庆31岁的黄成成（音）说：“我很高兴在我有生之年能看到它的废止。”黄在一个劳教所度过了两年。

2009年，联合国人权理事会发表的—份报告估计，中国各地有320个劳教所，羁押了19万人。

国家行政学院教授汪玉凯说：“这种变化显示，最高领导层已经开始向中国民众兑现承诺。这是一种改革新趋势的开始，是可能带来更多改革的第一步。”

【法新社北京12月28日电】联合国一份报告称，2009年中国被迫接受劳教的人数为19万。据悉，废除劳教的决定将从公布之日即12月28日起施行。

多年来一直为废除劳教而奔走的人权活动者赵光军（音）表示，“今年初以来，我所认识的劳教人员几乎都已获释”。

也有人在微博上这样写道：劳教是废除了，但要防止它以新面目再现。

【德国《世界报》网站12月28日报道】中国全国人大常委会周六正式决定取消劳教制度并放宽计划生育政策。1 1月中旬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已经宣布了这两项改革。

但批评者警告说，未来可能会有其他的随意惩罚形式代替劳教。过去一些年里，一胎化政策和劳教制度遭到越来越大的抵制。

【德国之声电台网站12月28日报道】律师江天勇表示，他最为关注的是劳教制度废止后，替代品和替代法会不会消失：“作为律师来说，特别关注两个问题，一个是类似于劳教这种非法限制人身自由的场所必须废除，比如说”去制教育中心’、‘法制教育基地’、‘洗脑班’必须要废除；第二是防止出现新的劳教性替代措施，尤其是防止新的立法，比如前段时间比较热的‘社区矫正法’，我们认为不能制造出新的不叫‘劳教’，而行‘劳教’之实的立法。否则废除劳教措施没有意义。”

【俄罗斯《观点报》网站12月28日报道】中国最高立法机构全国人大常委会28日通过决议，允许夫妇一方为独生子女的家庭生育两个孩子。

分析人士认为，中国当局此举是不得已而为之，主要解决两个问题：其一，独生子女政策日益引发民众不满；其二，政府对人口老龄化速度之快感到担忧。据预测，到2050年．65岁以上人口将占到中国总人口的四分之一以上。这将对劳动力市场带来直接威胁，引发严重的经济问题。

人口老化迫使中国政府自1950年以来首次开始考虑延迟退休年龄的问题。具体延后几年，目前尚无定论。这一问题已经开始导致中国经济减速。

如何善后考验中国法治

【香港《新报》12月29日文章】题：解决劳教后遗症法治完善受考验 全国人大常委会昨日通过废止劳动教养制度的决定，饱受外界指责的劳教制度终退出历史舞台。近年来，中国劳教机构内的在押人员基本以上访民众和吸毒者两类人为主。尤其是访民，劳教废除后，若相关法律法规不能完善，难保证个别县乡镇政府不会想出其他办法对访民进行打压。此外，吸毒者又该如何管理？废除劳教，可谓“牵一发而动全身”，其后续工作，对中国法治发展是极大的考验。

劳教制度承袭于苏联时期，其核心是“思想改造”，最大的特点是无须检方调查起诉、法院审判，仅凭公安一方，便可将人收押。做出劳教决定的任意性，被劳教对象的不明确，加上超体力劳动、任意延长劳教时间等侵犯人权行为不断出现，废除劳教的呼声此起彼伏。随着国内近年社会矛盾的不断增多，“讨说法”的访民越来越多，劳教制度一度成为地方政府维稳的工具之一。

劳教制度废止后，若再不从法律层面正视并疏导上访的问题，难保个别地方政府不会想出类似“黑监狱”的办法．若真如此，访民的权利更难有保障。可喜的是，全国人大常委会近期重新审议行政诉讼法，对于“民告官”问题重新做出了规定，效果如何，拭目以待。

对于吸毒人群，眼下的办法便是劳教并强制戒毒。按中国法律，吸毒属违法行为。劳教废止后，吸毒者如何惩惩处，仅靠社区矫正是否有足够的强制力，亦是棘手问题。

劳教的废止，不仅仅是一种制度的消失，它代表的是整个国家的法治进步，解决好劳教遗留下的“后遗症”，对中国法治是不小的压力。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12月28日报道】中国全国人大常委会28日通过废止劳教制度决定后，法国媒体给予了大量报道。《解放报》有文章指出，劳动教养废止后，还会出现收容教育单位，恐怕会有变相的收容教育所。

劳教体制废止后,现存的劳教中心将何去何从？《解放报》写道，从2013年年初以来，那些被看成是可以获得释放的在押犯被释放了。但大多数囚犯叉以另一种形式被关押起来。例如，接近6006的在押犯是吸毒者，这些人又被关押在“戒毒中心”

第五篇：自我评价吧

本人性格热情开朗，待人友好，为人诚实谦虚。工作勤奋，认真负责，能吃苦耐劳，尽职尽责，有耐心。具有亲和力，平易近人，善于与人沟通。曾担任学习部干部，班级干部，在学生工作和举办活动的过程中，大大提高了自己的办事和处事能力。此外，还积极参加课外文体活动，各种社会实践活动和兼职工作等，以增加自己的阅历，提高自己的能力。在工作中体会办事方式，锻炼口才和人际交往能力。四年的大学生涯，让我的组织协调能力、管理能力、应变能力等大大提升，使我具备良好的心理素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