劳动合同纠纷上诉

劳动合同纠纷上诉

劳动合同纠纷上诉1

上诉人：★★技术（上海）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住所：上海市浦东新区浦东大道32区99号楼

法定代表人：李某某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刘某某，女， 1972年1月21日生，住北京市海淀区某小区34号院1号楼2门302号

原审被告：中国某劳务派遣公司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住所：北京市朝阳区某某路7号某某大厦

法定代表人：张某某

案由：劳动争议

上诉请求：

1、请求撤销（20xx）朝民初字第186※※号《民事判决书》，改判上诉人无需支付被上诉人双倍工资差额人民币91000元；

2、一审、二审诉讼费由被上诉人承担。

事实与理由：

上诉人不服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20xx年9月10日作出的（20xx）朝民初字第186※※号民事判决书，特向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

一审法院对本案认定事实不清，证据不足，适用法律错误，应当撤销其作出的判决书，依法改判，支持上诉人的上诉请求。理由如下：

一、◆◆公司与被上诉人之间仅是人事代理关系，并非是实质上的劳动关系。

首先，被上诉人与上诉人20xx年2月5日签订没有终止期限的《雇佣员工标准合同》（以下简称“《雇佣合同》”），被上诉人20xx年3月12日才与◆◆公司签订虚假的《劳动合同》。后一合同的签订实质上仅因为上诉人为外地公司，无法在北京为被上诉人办理社会保险，因此才选择了与◆◆公司签订名为“劳动派遣”实为“人事代理”的合同，并安排被上诉人签订了形式上的《劳动合同》。

其次，◆◆公司从未对被上诉人进行管理，双方不符合事实劳动关系形成的实质要件。 上诉人之所以选择◆◆公司作人事代理的做法正是为了更好地履行用人单位的法定义务（为员工购买社保），否则上诉人根本没有必要在自己刚刚（20xx年2月5日）与被上诉人签订劳动合同一个月的情况下再另行委托其他机构（20xx年3月12日）为被上诉人签订劳动合同，在20xx年3月后故意加大自己的用工成本。

可见，三者之间根本就不是法律规定所称的劳务派遣关系，而是人事代理关系。法院应当考虑到这一点，还原事实的真相，认定三者之间人事代理关系的实质。

二、退一步讲，即便不能认定三方之间是人事代理关系的实质，被上诉人与◆◆公司签订《劳动合同》并没有致使上诉人与被上诉人20xx年2月5日签订的《雇佣合同》自行解除，最多是在该期间是存在两份合法有效的劳动关系，两份合法有效的劳动合同。

一审法院认为被上诉人与◆◆公司之间签订的《劳动合同》致使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签订的《雇佣合同》自行解除，这样的'判决是主观臆断，没有法律依据，请求二审法院依法改判。理由如下：

根据《劳动合同法》 第三十九条第4项规定：“劳动者同时与其他用人单位建立劳动关系，对完成本单位的工作任务造成严重影响，或者经用人单位提出，拒不改正的，用人单位可以

解除劳动合同。”可见，只要用人单位没有异议，劳动者可以同时与其他单位建立劳动关系，法律不禁止双重劳动关系。因此，本案中，退一步讲即使◆◆公司与被上诉人在20xx年3月12日至20xx年3月12日存在一段劳动关系，仍不影响该期间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在该期间的劳动关系同时存在：一段新劳动关系的开始并不必然导致另一段劳动关系的自行解除或者终止。且20xx年1月1日实施的《劳动合同法》也明确规定了劳动合同终止的法定情形和劳动合同解除的情形。本案一审法官所认定上诉人与被上诉人20xx年2月5日签订的《雇佣合同》因被上诉人与◆◆公司20xx年3月12日签订劳动合同而自行解除的情形不属于《劳动合同法》规定的任何一种劳动合同解除或者终止的情形。

且在本案中，上诉人与被上诉人签订的《雇佣合同》第20条明确约定：“雇佣方可将本雇佣合同分派至相关公司”。什么是分派？请注意 “分”，而不是整个转包。结合本案实际，在签订本合同时，被上诉人知晓上诉人可以将这份合同分派给其他公司，实际上是分派给能够在劳动合同履行地北京为被上诉人缴纳社保的◆◆公司。因此，◆◆公司与被上诉人签订的劳动合同如果也仅是上诉人与被上诉人签订的《雇佣合同》合同期间的“一段分派”。 一审法院认定上诉人与被上诉人20xx年2月5日签订的《雇佣合同》被自行解除的法律依据何来？上诉人恳请二审法院查明事实，正确适用法律，依法改判。

三、认定上诉人再支付未签劳动合同双倍工资差额不合法、不合理。

《劳动合同法》关于未签订劳动合同需支付双倍工资规定，其立法本意是为了防止用人单位违法不与劳动者签订劳动合同，从而影响劳动者应当享受的合法权益。本案中，上诉人已经依法与被上诉人签订《雇佣合同》，并且不惜增加用工成本使用◆◆公司人事代理也尽力为被上诉人等员工购买社保。上诉人完全遵循了中国法律规定，也完全依照《劳动合同法》等法律法规的立法本意，维护被上诉人的合法权益。在合同履行期间，上诉人依照法律规定及双方约定，在其中一段时间将关于社保缴纳的事项转分给能够在当地为被上诉人缴纳社保的◆◆公司，而这一点又恰恰是上诉人依照目前中国法律所无法独自完成的。

一审法院却罔顾上诉人已经完全履行了用人单位应由的法律义务，罔顾法律规定与本案事实，随意判决上诉人支付本不应承担的双倍工资差额。上诉人是极为不服，强烈恳求二审法院依照上诉人请求进行改判。

四、一审法院判决不但背离了事实与法律，也与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当前形势下做好劳动争议纠纷案件审判工作的指导意见》(法发〔20xx〕41号)严重背离。

《指导意见》第1规定，努力做到保障劳动者合法权益与维护用人单位的生存发展并重。在审理劳动争议纠纷案件时，既要依法维护劳动者合法权益，又要促进企业的生存发展，努力做到双方互利共赢。第2条规定，积极促进劳动关系的和谐稳定。在审理劳动争议纠纷案件时，要尽量维护劳动合同的效力??要鼓励、规范企业自觉履行义务??。

上诉人用心良苦不惜增加劳务成本支出，选择人事代理服务，就是为了更完全地履行用人单位的法定义务，并更好地维护被上诉人能更好地享受社保待遇，也是遵循了《指导意见》的要求。如果这样竭尽全力维护劳动者合法权益、自觉承担社会责任，最终反而比违法不缴纳社保的成本还更重，那法院是否希望用人单位在这种情况下都去违法，都不要考虑员工的合法权益？无需承担社会责任，等待支付更小的违法成本？

因此，请求法院结合本案实际，全面考虑维护用工和谐，认定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的《雇佣合同》在自签订后至被上诉人离职期间一直合法有效，被上诉人没有请求支付双倍工资差额的事实依据。改判上诉人无需支付被上诉人双倍工资差额，以依法维护用人单位的合法权益，鼓励企业更积极地为类似情况下的员工的合法权益，维护劳资双方之间真正的公平正义，促进社会经济的良性发展。

综前所述，上诉人不服一审法院判决，故上诉人诉至贵院，请求依法撤销一审法院判决，改判支持上诉人的诉讼请求，以维权益。

此致

XXX人民法院

具状人：★★公司

20xx年XX月 XX 日

劳动合同纠纷上诉2

上诉人（原审原告）有限责任公司，住所地XX省XX市XX区XX街号。联系电话：____组织机构代码：____

法定代理表人，总经理。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男，X族，XX年XX月X日出生，个体工商户，住XX省XX市XX区XX街号，居民身份证号。联系电话：。

上诉人因纠纷一案，不服猇亭区人民法院XX年X月X日（20xx）鄂猇亭民XX字第号判决，现提起上诉。

诉讼请求：

一、请求撤销（20xx）鄂猇亭民XX字第号判决。

二、依法改判（注明改判内容）。

三、本案一审、二审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

事实与理由：

___________

上诉人认为，一审法院对事实认定不清，适用法律错误。据此，上诉人特依据《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七条之规定提起上诉，请依法判决。

此致

宜昌市中级人民法院

具状人：（签名或盖章）

劳动合同纠纷上诉3

原告：_________________王__________，男，45岁，原__________公司职工，

住__________省__________市__________镇__________号。电话：________________。

被告：_________________公司住所地：______________市__________区

法定代表人：_________________，男，48岁，职务：_________________董事长，联系电话：________________

案由：______________劳动争议

原告不服_______________市__________区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劳仲字〔〕第__________号裁决书，特向贵院提起诉讼。

请求事项：_________________

诉讼理由及事实如下：_________________

此致

_______________人民法院

具状人：_________________（签章）

_____年_____月_____日

房屋参建合同纠纷上诉案

内容：

一、案情

上诉人（原审被告）：上海浦东振发房地产开发公司，住所地上海市浦东川沙镇新川路293号2号楼。

法定代表人：张仲良，执行董事。

委托代理人：邹云龙，上海市弘安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华夏证券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住所地上海市陆家浜路711号。

负责人：刘玉芬，总经理。

委托代理人：郑万里，业务经理。

委托代理人：张夏敏，上海市申辰律师事务所律师。

本案讼争地块及房屋座落于上海市宝山区国权北路220弄，该地块建设项目原为案外人上海宝长房地产经营开发公司（以下简称宝长公司）申请立项并经政府批准。1994年8月10日、10月24日，案外人宝长公司、宝山区长兴乡先丰村村民委员会（以下简称先丰村委会）与振发公司先后签订了两份“国权北路居住小区参建协议”，约定由先丰村委会提供国权北路33，000平方米和26，000平方米多层住宅的建设计划供振发公司参建，振发公司承担全部参建资金，得房率100%.双方还对其它权利义务作了约定。同年10月19日，原华夏证券有限公司上海代办处（以下简称上海代办处）与振发公司签订“参建合作协议书”，约定由振发公司负责筹建的国权北路居民小区地块基地，业经办妥《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上海代办处参建国权北路居民住宅区五幢多层住宅（建筑面积22，000平方米）。振发公司 负责全部工程的建设施工，上海代办处负责提供建设资金，总投资为人民币4，290万元。工程期限为8个月，双方共同成立项目领导小组，在签约后9个月那完成建筑工程及销售工作，如到期不能结束，由振发公司按销售保底价2600元/平方米全部收购，贷款划回上海代办处等。上述《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建设单位为案外人宝长公司。1995年1月6日，上海代办处又与振发公司签订了“参建合作补充协议书”，约定上海代办处增加参建建筑面积4000平方米，增加面积的建设资金为人民币780万元，由上海代办处负责提供；增加面积中保留1350平方米为上海代办处自用，费用按成本价结算，振发公司为上海代办处办妥产权过户手续；其余2650平方米按1994年10月19日的协议中有关保底保利方式委托振发公司销售。同年5月11日，上海代办处委托上海华证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与振发公司签订“关于国权北路动迁房项目销售和财务问题的补充协议”，约定上海代办处按工程进度继续付款给振发公司，国权北路动迁房项目（图纸编号#74、#75、#83、#84和#82的3/4部分）共有26000平方米（按实际面积结算），所有权归上海代办处。如到1995年7月19日销售仍未结束，除上海代办处自留用房外，振发公司应按2600元/平方米保底价将销售款全部汇入上海华证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指定帐户，逾期不付或少付，振发公司应按每日0.6‰计罚息付给上海华证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根据上述协议，振发公司共收取参建款人民币4，625万元。

经中国人民银行批准，华夏证券有限公司上海代办处于1996年5月14日改建为华夏证券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原上海代办处的人员、设备、设施、物资、债权债务全部转为上海分公司。

1996年10月11日，案外人宝长公司向上海市房屋土地管理局申请变更部分土地使用权（含本案讼争地块）由案外人上海逸仙房地产开发公司（以下简称逸仙公司）使用，1997年4月15日上海市房屋土地管理局同意变更其中50，809平方米土地面积（含本案讼争地块）出让给逸仙公司使用，逸仙公司与上海市房屋土地管理局签订了《上海市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合法取得了50，809平方米土地使用权，并领取了沪房地市字（1997）第100191号《上海市房地产权证》。

一审期间，上海分公司提出财产保全申请，一审法院于1997年6月10日作出查封座落 于上海市国权北路220弄1—24号房屋的民事裁定。

二、审判

1.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一审认定与判决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上海分公司符合诉讼主体资格。振发公司在未合法取得本案讼争地块土地使用权情况下，擅自与上海分公司签订房屋参建合作协议，此后又未补办土地使用权变更登记手续。上海分公司在与振发公司签订协议时明知讼争地块的《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中建设单位是案外人宝长公司而非振发公司，却仍与之签订一系列参建协议。故双方的行为违反了国家有关房地产开发经营的法规，双方签订的一系列参建协议应为无效。对协议无效双方均有过错，应各自承担相应责任。振发公司应返还上海分公司参建款人民币4，625万元并支付同期同类银行贷款利息的60%.据此判决：

（一）双方签订的“参建合作协议书”、“参建合作补充协议”无效；

（二）振发公司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15日内返还上海分公司人民币4，625万元；

（三）振发公司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15日内赔偿上海分公司上述款项利息损失总额的60%.案件受理费人民币309，162.50元，诉讼保全费人民币300，172.50元，共计人民币609，335元，由上海分公司负担人民币243，734元，振发公司负担人民币365，601元。

振发公司不服一审判决，向最高人民法院上诉称：其原与上海代办处签订的一系列合同，上海代办处注销后，其权利义务依法应由其上级单位华夏证券有限公司承担，一审判决认定上海分公司具有原告诉讼主体资格违反法律规定；上海代办处投入的参建款应为4，432万元并不是一审判决认定的4，625万元；双方具有房地产开发资格，所签参建协议应为有效。故请求撤销原判。上海分公司答辩请求维持一审判决，驳回振发公司的上诉请求。

2.最高人民法院认定与判决最高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上海代办处经中国人民银行批准，改建为上海分公司，原有债权债务转为上海分公司，事实清楚，手续合法。一审认定上海分公司具有原告诉讼主体资格并无不当。振发公司对其只收取参建款人民币4，432万元的主张未举出有力证据，本院不予认定。因振发公司未取得讼争地块的土地使用权，即与上海代办处签订一系列参建协议，违反国家有关法律规定，其参建协议应认定为无效。对协议无效，双方均有过错，应各自承担相应责任。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依照 《中华人民共和民事诉讼法》地153条地1款地（1）项之规定，最高人民法院于1998年6月11日以（1998）民终字地37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309，162.50元，由振发公司负担。

三、评析

（一）关于上海分公司的诉讼主体资格问题本案讼争“参建房屋协议书”系由上海代办处与振发公司所签，在合同履行过程中，上海代办处经中国人民银行批准改建为上海分公司，原上海代办处的债权债务转归上海分公司。因此，上海分公司作为权利义务承受人，向振发公司主张权利，符合诉讼主体资格。

（二）关于参建协议的效力问题本案讼争地块的使用权人为案外人宝长公司，振发公司与宝长公司、先丰村委会签订“国权北路居住小区参建协议”以后，未办理土地使用权变更登记手续，在《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的建设单位为宝长公司的情况下，仍与上海代办处签订“参建合作协议书”及“参建合作补充协议书”，违反了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双方所签订的参建协议应认定为无效。对于协议的无效，双方均有过错。振发公司未取得讼争土地使用权，与上海代办处签订参建协议，对协议的无效应负主要责任；上海代办处明知对方未依法取得土地使用权，而与之签订协议，也应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