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股权转让合同纠纷上诉案

第一篇：技术股权转让合同纠纷上诉案

李某与伍某技术股权转让合同纠纷上诉案

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

民事裁定书（2003）粤高法民三终字第248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李某。

委托代理人：黎孟龙，北京市德恒律师事务所深圳分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向莉，北京市德恒律师事务所深圳分所律师工作人员。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伍某。

上诉人李某因与被上诉人伍某技术股权转让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2003）深中法民三初字第18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03年12月24日公开进行法庭调查。上诉人李某的委托代理人黎孟龙和向莉、被上诉人伍某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法院经审理查明：2002年10月11日，上诉人李某与被上诉人伍某及案外人伍本和、代求芝签订了《关于合作生产、推广空气床垫专利产品协议》（草案），协议约定由李某出51%现金股本，伍某等人出49%技术股本，共同投资设立深圳市伍国科技开发有限公司。2002年10月30日，深圳市伍国科技开发有限公司成立，公司注册资本为50万元，但该注册资本的股权结构均为现金股。公司成立后，李某与伍某于2002年11月2日签订《股权转让协议》，协议约定伍某将其持有的占公司24%股权中的7%股权转让给李某，7%股权转让金为3.5万元。同日，李某和案外人伍本和也签订了《股权转让协议》，协议约定伍本和将其持有的占公司24%的股权转让给李某，股权转让金为12万元。2002年11月11日，深圳市公证处为上述两份股权转让协议办理了公证，该股权转让结果在深圳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办理了股权变更登记。同日，深圳市伍国科技开发有限公司更名为深圳市润博科技开发有限公司。2002年11月2日，李某与伍某签订了另一份《技术股权转让协议》，协议约定伍某将其持有公司32%的新型空气床垫技术股权以32万元的价格转让给李某，并约定现币付清，签字即生效。该《技术股权转让协议》签订时，伍某收到李某支付的现金32万元。

伍某在2003年4月23日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2003）深中法民三初字第50号案件开庭审理时自认：以自己的名义买案外人伍本和、代求芝的股权，然后将32%的技术股卖给李某，得了现金32万元，分别给案外人伍本和、代求芝各16万元。

李某在2003年4月23日的开庭审理时自认：生产了空气床垫上百套样品。

原审法院经审理认为，根据李某、伍某双方签字认可的股东会决议、股权转让协议、公证书，以及验资报告、银行现金存款凭证和公司注册与公司变更登记资料等书面证据，深圳市伍国科技开发有限公司自成立至更名为深圳市润博科技开发有限公司过程中，公司的股权结构虽均为现金股，而不包括技术股权。但伍某在与李某签订《技术股权转让协议》时，具有生产新型空气床垫的技术，且在深圳市伍国科技开发有限公司所占的股份是技术股份，李某的公司利用伍某具有的新型空气床垫的生产技术已生产出产品。伍某身为深圳市伍国科技开发有限公司的股东，即证明伍某已将新型空气床垫的生产技术移交给公司，且伍某当庭自认收到李某支付的股权转让款，故李某与伍某签订的《技术股权转让协议》已履行完毕。李某与伍某签订《技术股权转让协议》合法有效。李某诉请法院解除该协议及返还股款的理由不成立，不予支持。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四条第一款、第六十条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之规定，判决：驳回李某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7310元，由李某负担。

上诉人李某上诉称：

一、本案是李某与伍某之间《技术股权转让协议》的履行纠纷，合同争讼的“技术股权”根本不存在，合同也无法履行。根据法律规定，股权是股东在完成向

公司的出资后产生的股东相对于公司的权利，股权存在的事实基础是“股东完成向公司出资”。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二十四条规定：“股东可以用货币出资，也可以用实物、工业产权、非专利技术、土地使用权作价出资。对作为出资的实物、工业产权、非专利技术或者土地使用权，必须进行评估作价，核实财产，不得高估或者低估作价。”第二十五条规定：“股东以货币出资的，应当将货币出资足额存入准备设立的有限责任公司在银行开设的临时帐户；以实物、工业产权、非专利技术或者土地使用权出资的，应当依法办理其财产权的转移手续。”第二十六条规定：“股东全部缴纳出资后，必须经法定的验资机构验资并出具证明。” 只有伍某将其持有的“新型空气床垫专利技术”按照公司法的规定履行评估、作价程序，办理验资手续并在公司登记机构办理股权登记后，其持有的“技术股权”才能存在，伍某才能将其“技术股权”转让他人。但“新型空气床垫专利技术”的技术没有移交公司，也没有进行评估作价和验资，更没有办理股权变更登记，所谓的“新型空气床垫专利技术”的技术股权并未产生，因而李某与伍某签订的《技术股权转让协议》根本无法履行。

二、原审判决认定“股东身份可以证明技术移交公司”没有任何法律依据，错误判定法律事实。公司法的基本理论表明，有限责任公司是独立享有民事权利并且独立承担民事义务的独立法人，有限责任公司与公司的股东是分别独立的民事主体，两者的财产权利也是各自独立的。公司股东完成出资后，其出资资本转移为有限公司的财产，而公司股东不再享有出资资本的财产权利。因此，从法律逻辑关系上，有限公司在取得出资人的出资财产权利（股东向公司转移财产权利）后，出资人才能取得公司股东资格，绝没有依股东身份反过来判定股东是否实际向公司移交财产的逻辑。

三、本案不是技术转让纠纷，而是股权转让纠纷，原审判决用“技术移交公司”说明“股东间的股权转让协议已经履行”存在法律逻辑上的错误。

四、“技术股权”不存在，《技术股权转让协议》仅履行了李某的付款义务，伍某的“转让股权”义务无法履行，合同应予解除，李某依据《技术股权转让协议》支付的32万元股权转让款应当予以返还。综上，原审法院认定事实不清，法律关系判定不准，判决错误。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四条的规定，请求判令：

1、撤销原审判决；

2、解除双方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

3、伍某返还李某转让股款32万元；

4、由伍某承担诉讼费。

被上诉人伍某答辩称：

一、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2003）深中民三初字第50号案件开庭时，审判长坚持《技术股权转让协议》只是签订，双方并未实质履行，李某不能举证已支付转让费的凭证，其诉讼请求证据不足，所以李某撤诉了。李某撤诉后又起诉，原审法院受理后，组成的合议庭成员中有两名成员同为（2003）深中民三初字第50号合议庭成员，违反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判人员严格执行回避制度的若干规定》第三条的规定，根据该《规定》第六条的规定，本案应发回重审。

二、原审法院违反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判人员严格执行回避制度的若干规定》第三条的规定，影响司法公正，导致原审判决书中出现伍某自认的“不实之词”。伍某在原审答辩和开庭中从未“自认”收到李某支付的转让费。原审判决认定伍某“自认”，实际是为李某非法使用伍某的专利而作的枉判之词。

三、李某的上诉理由都是不实之词。李某不能举证已支付转让费的凭证，说明《技术股权转让协议》只是签订，双方并未实质履行，其诉讼请求应予驳回。

四、李某所依赖的《公证书》是其为诈骗目的所设置的阴谋，该《公证书》不久将被撤销。

伍某在一审期间提交了专利权人为伍某的“新型空气床垫”实用新型专利证书，二审庭审时承认该专利技术与本案涉讼技术“新型空气床垫”为同一技术。李某对该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本院对该证据予以确认。

本院查明，原审判决已认定的事实与证据一致，本院予以确认。

另查明，2002年10月11日，以伍某、案外人伍本和和代求芝为甲方、李某为乙方签订的《关于合作生产、推广空气床垫专利产品协议》（草案）约定：注册后甲方的专利技术的产权以及使用权和乙方投入的注册资金为新成立的公司所有；本合同自签署之日起生效，此合同（草案）与注册新公司后续签合同具有同等法律效力。10月24日，伍某、伍本和出具证明称：“为了办公司执照方便，需将李某先生的现金存入伍某和伍本和开的银行存折中，各12万元，共24万元，此款属李某先生所有。”10月25日，深圳市高信会计师事务所对深圳市伍国科技开发有限公司申请审验该司注册资金50万元的报告称，截至该日，李某、伍某、伍本和分别投资26万元、12万元、12万元，各占出资比例52%、24%、24%。2002年11月2日，由李某、伍某、伍本和参加的股东会作出伍本和将其持有的占公司24%股权以12万元转让金转让给李某，以及伍某将其持有的占公司24%股权中的7%股权以3.5万元转让金转让给李某的决议。2002年11月13日，深圳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核准，深圳市伍国科技开发有限公司更名为深圳市润博科技开发有限公司，股东出资情况变更为李某出资41.5万元，伍某出资8.5万元，股东由原三位即李某、伍某、伍本和变更为两位即李某、伍某。国家知识产权局于2003年9月3日公告授予本案涉讼技术为实用新型专利，专利名称为“新型空气床垫”，专利权人为伍某。

李某于2003年5月6日向原审法院提起诉讼，请求判令：

1、解除其与伍某签订的《技术股权转让协议》；

2、伍某返还转让股款32万元；

3、由伍某承担本案诉讼费。对原审判决其他查明事实不清之处，本院在“本院认为”部分予以说明。

本院认为，《技术股权转让协议》约定的是股权转让方面的内容，转让的标的为股权，而非技术，故本案应定性为技术股权转让合同纠纷，原审判决将本案定性为其他技术合同性质错误。同时还认为，原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判决依据不足。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五十三条第一款第（三）项之规定，裁定如下：

一、撤销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2003）深中法民三初字第182号民事判决；

二、发回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重审。

本案一、二审案件受理费由原审法院根据重审结果确定。

审 判 长 刘建强

代理审判员 高 静

代理审判员 林东升

二○○五年一月二十五日

书 记 员 肖海棠

第二篇：房屋参建合同纠纷上诉案

房屋参建合同纠纷上诉案

内容：

一、案情

上诉人（原审被告）：上海浦东振发房地产开发公司，住所地上海市浦东川沙镇新川路293号2号楼。

法定代表人：张仲良，执行董事。

委托代理人：邹云龙，上海市弘安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华夏证券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住所地上海市陆家浜路711号。

负责人：刘玉芬，总经理。

委托代理人：郑万里，业务经理。

委托代理人：张夏敏，上海市申辰律师事务所律师。

本案讼争地块及房屋座落于上海市宝山区国权北路220弄，该地块建设项目原为案外人上海宝长房地产经营开发公司（以下简称宝长公司）申请立项并经政府批准。1994年8月10日、10月24日，案外人宝长公司、宝山区长兴乡先丰村村民委员会（以下简称先丰村委会）与振发公司先后签订了两份“国权北路居住小区参建协议”，约定由先丰村委会提供国权北路33，000平方米和26，000平方米多层住宅的建设计划供振发公司参建，振发公司承担全部参建资金，得房率100%.双方还对其它权利义务作了约定。同年10月19日，原华夏证券有限公司上海代办处（以下简称上海代办处）与振发公司签订“参建合作协议书”，约定由振发公司负责筹建的国权北路居民小区地块基地，业经办妥《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上海代办处参建国权北路居民住宅区五幢多层住宅（建筑面积22，000平方米）。振发公司 负责全部工程的建设施工，上海代办处负责提供建设资金，总投资为人民币4，290万元。工程期限为8个月，双方共同成立项目领导小组，在签约后9个月那完成建筑工程及销售工作，如到期不能结束，由振发公司按销售保底价2600元/平方米全部收购，贷款划回上海代办处等。上述《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建设单位为案外人宝长公司。1995年1月6日，上海代办处又与振发公司签订了“参建合作补充协议书”，约定上海代办处增加参建建筑面积4000平方米，增加面积的建设资金为人民币780万元，由上海代办处负责提供；增加面积中保留1350平方米为上海代办处自用，费用按成本价结算，振发公司为上海代办处办妥产权过户手续；其余2650平方米按1994年10月19日的协议中有关保底保利方式委托振发公司销售。同年5月11日，上海代办处委托上海华证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与振发公司签订“关于国权北路动迁房项目销售和财务问题的补充协议”，约定上海代办处按工程进度继续付款给振发公司，国权北路动迁房项目（图纸编号#74、#75、#83、#84和#82的3/4部分）共有26000平方米（按实际面积结算），所有权归上海代办处。如到1995年7月19日销售仍未结束，除上海代办处自留用房外，振发公司应按2600元/平方米保底价将销售款全部汇入上海华证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指定帐户，逾期不付或少付，振发公司应按每日0.6‰计罚息付给上海华证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根据上述协议，振发公司共收取参建款人民币4，625万元。

经中国人民银行批准，华夏证券有限公司上海代办处于1996年5月14日改建为华夏证券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原上海代办处的人员、设备、设施、物资、债权债务全部转为上海分公司。

1996年10月11日，案外人宝长公司向上海市房屋土地管理局申请变更部分土地使用权（含本案讼争地块）由案外人上海逸仙房地产开发公司（以下简称逸仙公司）使用，1997年4月15日上海市房屋土地管理局同意变更其中50，809平方米土地面积（含本案讼争地块）出让给逸仙公司使用，逸仙公司与上海市房屋土地管理局签订了《上海市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合法取得了50，809平方米土地使用权，并领取了沪房地市字（1997）第100191号《上海市房地产权证》。

一审期间，上海分公司提出财产保全申请，一审法院于1997年6月10日作出查封座落 于上海市国权北路220弄1—24号房屋的民事裁定。

二、审判

1.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一审认定与判决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上海分公司符合诉讼主体资格。振发公司在未合法取得本案讼争地块土地使用权情况下，擅自与上海分公司签订房屋参建合作协议，此后又未补办土地使用权变更登记手续。上海分公司在与振发公司签订协议时明知讼争地块的《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中建设单位是案外人宝长公司而非振发公司，却仍与之签订一系列参建协议。故双方的行为违反了国家有关房地产开发经营的法规，双方签订的一系列参建协议应为无效。对协议无效双方均有过错，应各自承担相应责任。振发公司应返还上海分公司参建款人民币4，625万元并支付同期同类银行贷款利息的60%.据此判决：

（一）双方签订的“参建合作协议书”、“参建合作补充协议”无效；

（二）振发公司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15日内返还上海分公司人民币4，625万元；

（三）振发公司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15日内赔偿上海分公司上述款项利息损失总额的60%.案件受理费人民币309，162.50元，诉讼保全费人民币300，172.50元，共计人民币609，335元，由上海分公司负担人民币243，734元，振发公司负担人民币365，601元。

振发公司不服一审判决，向最高人民法院上诉称：其原与上海代办处签订的一系列合同，上海代办处注销后，其权利义务依法应由其上级单位华夏证券有限公司承担，一审判决认定上海分公司具有原告诉讼主体资格违反法律规定；上海代办处投入的参建款应为4，432万元并不是一审判决认定的4，625万元；双方具有房地产开发资格，所签参建协议应为有效。故请求撤销原判。上海分公司答辩请求维持一审判决，驳回振发公司的上诉请求。

2.最高人民法院认定与判决最高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上海代办处经中国人民银行批准，改建为上海分公司，原有债权债务转为上海分公司，事实清楚，手续合法。一审认定上海分公司具有原告诉讼主体资格并无不当。振发公司对其只收取参建款人民币4，432万元的主张未举出有力证据，本院不予认定。因振发公司未取得讼争地块的土地使用权，即与上海代办处签订一系列参建协议，违反国家有关法律规定，其参建协议应认定为无效。对协议无效，双方均有过错，应各自承担相应责任。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依照 《中华人民共和民事诉讼法》地153条地1款地（1）项之规定，最高人民法院于1998年6月11日以（1998）民终字地37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309，162.50元，由振发公司负担。

三、评析

（一）关于上海分公司的诉讼主体资格问题本案讼争“参建房屋协议书”系由上海代办处与振发公司所签，在合同履行过程中，上海代办处经中国人民银行批准改建为上海分公司，原上海代办处的债权债务转归上海分公司。因此，上海分公司作为权利义务承受人，向振发公司主张权利，符合诉讼主体资格。

（二）关于参建协议的效力问题本案讼争地块的使用权人为案外人宝长公司，振发公司与宝长公司、先丰村委会签订“国权北路居住小区参建协议”以后，未办理土地使用权变更登记手续，在《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的建设单位为宝长公司的情况下，仍与上海代办处签订“参建合作协议书”及“参建合作补充协议书”，违反了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双方所签订的参建协议应认定为无效。对于协议的无效，双方均有过错。振发公司未取得讼争土地使用权，与上海代办处签订参建协议，对协议的无效应负主要责任；上海代办处明知对方未依法取得土地使用权，而与之签订协议，也应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

第三篇：劳动合同纠纷上诉

劳动合同纠纷上诉

劳动合同纠纷上诉1

上诉人：★★技术（上海）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住所：上海市浦东新区浦东大道32区99号楼

法定代表人：李某某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刘某某，女， 1972年1月21日生，住北京市海淀区某小区34号院1号楼2门302号

原审被告：中国某劳务派遣公司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住所：北京市朝阳区某某路7号某某大厦

法定代表人：张某某

案由：劳动争议

上诉请求：

1、请求撤销（20xx）朝民初字第186※※号《民事判决书》，改判上诉人无需支付被上诉人双倍工资差额人民币91000元；

2、一审、二审诉讼费由被上诉人承担。

事实与理由：

上诉人不服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20xx年9月10日作出的（20xx）朝民初字第186※※号民事判决书，特向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

一审法院对本案认定事实不清，证据不足，适用法律错误，应当撤销其作出的判决书，依法改判，支持上诉人的上诉请求。理由如下：

一、◆◆公司与被上诉人之间仅是人事代理关系，并非是实质上的劳动关系。

首先，被上诉人与上诉人20xx年2月5日签订没有终止期限的《雇佣员工标准合同》（以下简称“《雇佣合同》”），被上诉人20xx年3月12日才与◆◆公司签订虚假的《劳动合同》。后一合同的签订实质上仅因为上诉人为外地公司，无法在北京为被上诉人办理社会保险，因此才选择了与◆◆公司签订名为“劳动派遣”实为“人事代理”的合同，并安排被上诉人签订了形式上的《劳动合同》。

其次，◆◆公司从未对被上诉人进行管理，双方不符合事实劳动关系形成的实质要件。 上诉人之所以选择◆◆公司作人事代理的做法正是为了更好地履行用人单位的法定义务（为员工购买社保），否则上诉人根本没有必要在自己刚刚（20xx年2月5日）与被上诉人签订劳动合同一个月的情况下再另行委托其他机构（20xx年3月12日）为被上诉人签订劳动合同，在20xx年3月后故意加大自己的用工成本。

可见，三者之间根本就不是法律规定所称的劳务派遣关系，而是人事代理关系。法院应当考虑到这一点，还原事实的真相，认定三者之间人事代理关系的实质。

二、退一步讲，即便不能认定三方之间是人事代理关系的实质，被上诉人与◆◆公司签订《劳动合同》并没有致使上诉人与被上诉人20xx年2月5日签订的《雇佣合同》自行解除，最多是在该期间是存在两份合法有效的劳动关系，两份合法有效的劳动合同。

一审法院认为被上诉人与◆◆公司之间签订的《劳动合同》致使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签订的《雇佣合同》自行解除，这样的'判决是主观臆断，没有法律依据，请求二审法院依法改判。理由如下：

根据《劳动合同法》 第三十九条第4项规定：“劳动者同时与其他用人单位建立劳动关系，对完成本单位的工作任务造成严重影响，或者经用人单位提出，拒不改正的，用人单位可以

解除劳动合同。”可见，只要用人单位没有异议，劳动者可以同时与其他单位建立劳动关系，法律不禁止双重劳动关系。因此，本案中，退一步讲即使◆◆公司与被上诉人在20xx年3月12日至20xx年3月12日存在一段劳动关系，仍不影响该期间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在该期间的劳动关系同时存在：一段新劳动关系的开始并不必然导致另一段劳动关系的自行解除或者终止。且20xx年1月1日实施的《劳动合同法》也明确规定了劳动合同终止的法定情形和劳动合同解除的情形。本案一审法官所认定上诉人与被上诉人20xx年2月5日签订的《雇佣合同》因被上诉人与◆◆公司20xx年3月12日签订劳动合同而自行解除的情形不属于《劳动合同法》规定的任何一种劳动合同解除或者终止的情形。

且在本案中，上诉人与被上诉人签订的《雇佣合同》第20条明确约定：“雇佣方可将本雇佣合同分派至相关公司”。什么是分派？请注意 “分”，而不是整个转包。结合本案实际，在签订本合同时，被上诉人知晓上诉人可以将这份合同分派给其他公司，实际上是分派给能够在劳动合同履行地北京为被上诉人缴纳社保的◆◆公司。因此，◆◆公司与被上诉人签订的劳动合同如果也仅是上诉人与被上诉人签订的《雇佣合同》合同期间的“一段分派”。 一审法院认定上诉人与被上诉人20xx年2月5日签订的《雇佣合同》被自行解除的法律依据何来？上诉人恳请二审法院查明事实，正确适用法律，依法改判。

三、认定上诉人再支付未签劳动合同双倍工资差额不合法、不合理。

《劳动合同法》关于未签订劳动合同需支付双倍工资规定，其立法本意是为了防止用人单位违法不与劳动者签订劳动合同，从而影响劳动者应当享受的合法权益。本案中，上诉人已经依法与被上诉人签订《雇佣合同》，并且不惜增加用工成本使用◆◆公司人事代理也尽力为被上诉人等员工购买社保。上诉人完全遵循了中国法律规定，也完全依照《劳动合同法》等法律法规的立法本意，维护被上诉人的合法权益。在合同履行期间，上诉人依照法律规定及双方约定，在其中一段时间将关于社保缴纳的事项转分给能够在当地为被上诉人缴纳社保的◆◆公司，而这一点又恰恰是上诉人依照目前中国法律所无法独自完成的。

一审法院却罔顾上诉人已经完全履行了用人单位应由的法律义务，罔顾法律规定与本案事实，随意判决上诉人支付本不应承担的双倍工资差额。上诉人是极为不服，强烈恳求二审法院依照上诉人请求进行改判。

四、一审法院判决不但背离了事实与法律，也与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当前形势下做好劳动争议纠纷案件审判工作的指导意见》(法发〔20xx〕41号)严重背离。

《指导意见》第1规定，努力做到保障劳动者合法权益与维护用人单位的生存发展并重。在审理劳动争议纠纷案件时，既要依法维护劳动者合法权益，又要促进企业的生存发展，努力做到双方互利共赢。第2条规定，积极促进劳动关系的和谐稳定。在审理劳动争议纠纷案件时，要尽量维护劳动合同的效力??要鼓励、规范企业自觉履行义务??。

上诉人用心良苦不惜增加劳务成本支出，选择人事代理服务，就是为了更完全地履行用人单位的法定义务，并更好地维护被上诉人能更好地享受社保待遇，也是遵循了《指导意见》的要求。如果这样竭尽全力维护劳动者合法权益、自觉承担社会责任，最终反而比违法不缴纳社保的成本还更重，那法院是否希望用人单位在这种情况下都去违法，都不要考虑员工的合法权益？无需承担社会责任，等待支付更小的违法成本？

因此，请求法院结合本案实际，全面考虑维护用工和谐，认定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的《雇佣合同》在自签订后至被上诉人离职期间一直合法有效，被上诉人没有请求支付双倍工资差额的事实依据。改判上诉人无需支付被上诉人双倍工资差额，以依法维护用人单位的合法权益，鼓励企业更积极地为类似情况下的员工的合法权益，维护劳资双方之间真正的公平正义，促进社会经济的良性发展。

综前所述，上诉人不服一审法院判决，故上诉人诉至贵院，请求依法撤销一审法院判决，改判支持上诉人的诉讼请求，以维权益。

此致

XXX人民法院

具状人：★★公司

20xx年XX月 XX 日

劳动合同纠纷上诉2

上诉人（原审原告）有限责任公司，住所地XX省XX市XX区XX街号。联系电话：____组织机构代码：____

法定代理表人，总经理。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男，X族，XX年XX月X日出生，个体工商户，住XX省XX市XX区XX街号，居民身份证号。联系电话：。

上诉人因纠纷一案，不服猇亭区人民法院XX年X月X日（20xx）鄂猇亭民XX字第号判决，现提起上诉。

诉讼请求：

一、请求撤销（20xx）鄂猇亭民XX字第号判决。

二、依法改判（注明改判内容）。

三、本案一审、二审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

事实与理由：

___________

上诉人认为，一审法院对事实认定不清，适用法律错误。据此，上诉人特依据《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七条之规定提起上诉，请依法判决。

此致

宜昌市中级人民法院

具状人：（签名或盖章）

劳动合同纠纷上诉3

原告：_________________王__________，男，45岁，原__________公司职工，

住__________省__________市__________镇__________号。电话：________________。

被告：_________________公司住所地：______________市__________区

法定代表人：_________________，男，48岁，职务：_________________董事长，联系电话：________________

案由：______________劳动争议

原告不服_______________市__________区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劳仲字〔〕第__________号裁决书，特向贵院提起诉讼。

请求事项：_________________

诉讼理由及事实如下：_________________

此致

_______________人民法院

具状人：_________________（签章）

_____年_____月_____日

第四篇：葛强与李化章等转让合同纠纷上诉案

葛强与李化章等转让合同纠纷上诉案

江苏省徐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事判决书

(2010)徐民终字第942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葛强。

委托代理人侯淑惠。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李化章。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褚衍君。

两被上诉人共同委托代理人李勇，江苏金合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葛强因与被上诉人李化章、褚衍君转让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江苏省徐州市云龙区人民法院（2008）云民一初字第203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0年2月26日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分别于2010年3月25日、2010年4月1日、2010年5月25日三次开庭审理了本案。上诉人葛强及其委托代理人侯淑惠，被上诉人李化章、褚衍君及其共同委托代理人李勇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审查明：原告李化章、褚衍君与案外人黄敦全在陕西省合伙开办了隧道渣石料厂，但未进行相关工商登记注册。2008年4月8日，原告李化章、原告褚衍君与被告葛强签订了转让协议一份，约定将原告在经营隧道渣石料厂期间的机械投资及全部生产费用作价796832.9元转让给被告，由被告向原告支付上述款项。协议中对付款方式约定为：自协议签订之日起，葛强先付给李化章、褚衍君50000元；李化章、褚衍君交给葛强的材料结算单约60万元，结算时葛强付给李化章、褚衍君500000元，其余部分由葛强在一个月内全部付清。协议同时还约定，自签订该协议后，李化章、褚衍君将全部资产及结算票据移交给葛强，财务账目及票据、账册等一并移交给葛强，并办理交接手续；四月份人员工资由葛强负责结算，3月31号前的人工工资由李化章、褚衍君支付。黄敦全作为见证人在转让协议上签字。

2008年7月23日李化章、褚衍君起诉至法院，请求法院判决葛强支付转让余款753822.9元，并支付滞纳金13455.92元。葛强在原审中辩称，原、被告之间签订的合同没有实际履行，在签订合同时被告即要求原告加盖石料厂的公章，但是一直没有加盖，所以就一直没有履行。原告并没有将相关的设备资金等交付给被告，所以原告的请求没有事实依据、不能成立。

李化章、褚衍君在原审中主张其在签订协议的当日即收到葛强支付的首批转让款50000元，并与其办理了相关交接工作，但未签订书面交接手续。葛强对此不予认可。为证实自己的主张，原告方证人侯仰光、李志民、魏守新到庭作证，证明原、被告间存在转让的事实并办理了交接手续；同时，原告还提供了其与被告的通话录音，欲证实双方已实际履行该转让协议、被告已接收了相关资产。因原告提供的相关录音效果较差、无法辨别相关录音内容，经原告申请，原审法院委托南京师范大学司法鉴定中心对录音内容及其真伪进行了鉴定。鉴定结论是：“原告提供的录音内容真实可信、没有经过人为编辑，语音承载的主要内容与文字记录相符”。在录音中，褚衍君多次提到将相关机械交给了葛强，葛强未予否认并答应近期给褚衍君解决部分款项。葛强对录音的真实性没有异议，但其主张该录音内容无法证实双方已履行了转让协议。在庭审过程中，经当庭询问，葛强未能证明其与原告间还存在本次诉讼之外的其他债权债务纠纷。

原审法院认为：原、被告间签订的转让协议是双方真实意思表示，原、被告应依据协议履行各自的义务。双方虽未依协议办理书面交接手续，但原告提供的录音证据中有原、被告间关于机械交接及被告欲支付给原告部分款项的表述，结合原告当庭提供的证人证言，在被告未主张并证实其与原告间尚存在其他债权债务的情况下，可以确认原告已依据协议履行了交接义务。故，被告应依据协议履行支付剩余转让款的义务。原告主张的迟延支付滞纳金13455.92元无法律依据，不予支持。遂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四条、第六十条、第一百一十二条之规定判决：被告葛强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支付给原告李化章、原告褚衍君转让款746832.9元。

上诉人葛强不服上述民事判决，向本院上诉称：原审法院认定上诉人与被上诉人签订的“转让协议”已履行没有事实依据。

1、被上诉人提供的证人均是其工人，与被上诉人具有利害关系，且证人证言只能证实有签订转让协议的事实但不清楚双方是否履行了协议。

2、录音内容不能证明被上诉人向上诉人交付协议约定的全部资产及票据、账册等事实。录音中双方的对话只有被上诉人自己陈述将机器交与上诉人但上诉人并未予以认可接收，上诉人一直主张由于被上诉人与他人之间的债权债务，致机器被他人拆走而无法交付。

3、由于被上诉人没有在协议上加盖“隧道渣石厂”的公章，故上诉人并没有支付约定的50000元的转让款，事实上双方没有履行协议。即便上诉人支付了50000元的转让款也不能由此推定被上诉人履行了向上诉人交付资产的义务。

4、被上诉人主张已将其持有的对中铁十四局60万元的债权票据交给了上诉人且上诉人已从中铁十四局结算了该款项，但据原审法院到中铁十四局调取的证据表明，该60万元的结算人并不是上诉人，充分证明了被上诉人没有向上诉人履行交付义务。

5、双方的转让协议有明确约定：“被上诉人应把全部资产及结算票据、财务账目及票据、账册一并转移给上诉人，并办理交接手续。”如果被上诉人已经履行了交付义务，就应该持有交接手续，否则即未交付。另外，原审法院适用法律错误。根据我国民事诉讼

法及证据规则的相关规定，对合同是否履行发生争议的，应由负有履行义务的当事人承担举证责任。故本案中被上诉人对其主张负有举证责任，一审法院将举证责任分配给上诉人是没有法律依据的。

被上诉人李化章、褚衍君辩称：

1、本案所涉及的转让协议已经实际履行。一审中出庭作证的7位证人并非完全同被上诉人有利害关系，其中3人是在上诉人接收设备后跟上诉人干活的，证人证言从不同侧面证实了涉案设备及资产转让前、转让当时和转让后的相关情况。在被上诉人向法院提供的与上诉人的录音证据中，上诉人多次承诺要帮助被上诉人尽快解决转让款，而一审期间上诉人没有举证也没有主张双方之间存在本案纠纷之外的债权债务关系。以上证据同双方签订的转让协议均可以相互印证，可以证实转让协议已经实际履行。

2、转让协议签订后当天上诉人交了第一批50000元转让款，该部分款项属于被上诉人的自认事实，由于50000元收条或者相关证据在上诉人手中，被上诉人对这50000元的支付不应承担举证责任。

3、两被上诉人从事石子交易，当时是挂靠在丹凤县诚信建材厂，所以对外签订的合同以及相关款项结算必须以丹凤县诚信建材厂名义结算或者签订合同。上诉人接收相关设备以及60万余元的结算票据后，也无法以自己的名义与中铁十四局进行结算。经一审法院调查，涉案的60余万元的结算款经过了结算，并且款项汇往了丹凤县诚信建材厂，这点和上诉人接收结算票据和接收设备并不矛盾。

4、被上诉人的交付行为不必以持有书面的交接材料为要件，其他证据可以证实被上诉人已经完成了事实交付。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维持原判。

经双方当事人确认，本案二审争议的焦点为：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的转让协议是否已经实际履行。上诉人应否按转让协议给付被上诉人转让款746832.9元。

二审庭审中，李化章、褚衍君主张已按约定将生产设备、价值60万元左右的材料结算单、财务帐册等移交给了葛强，并已收到葛强支付的50000元先期转让费。葛强则认为既未接收生产设备及材料结算单，亦未给付50000元转让款。双方一致同意以“褚衍君是否将金额约60万元的材料结算凭证交给了葛强，葛强是否支付了50000元的先期转让款”作为心理测试的内容，对褚衍君、葛强记忆中是否存在上述信息进行心理测试。双方并一致同意以心理测试结果作为判断谁作虚假陈述的依据，谁作虚假陈述，谁承担败诉责任。据此，经双方当事人同意，本院委托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公安学研究所心理测试中心对褚衍君、葛强进行了心理测试。测试结果为：“本次测试检测到检测人褚衍君、葛强记忆中存在转让合同涉及的交接工作（包括交接结算凭证、机械设备和50000元转让费）的相关信息。

本院认为：上诉人葛强与被上诉人李化章、褚衍君签订的转让协议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协议真实有效，双方当事人应依约履行各自的义务。关于李化章、褚衍君是否已经按约履行了交付机械设备及价值60万元左右的结算凭证义务的问题，被上诉人李化章、褚衍君提供了侯仰光、李志民、魏守新等证人当庭作

证，侯仰光、魏守新证明2008年4月后是跟姓葛的老板干的，叫葛强，工资也是葛强给的。从2008年5月20日到2008年8月26日褚衍君与葛强及李化章与黄敦全的5次谈话录音中，葛强多次承诺“最近两天给你解决一部分”、“没问题，先给你解决一部分，月底尽量付清”，在2008年6月9日下午的谈话中，李化章提出“洞口这边的钱该怎么说法？她（褚衍君）连娘家也不敢回…”时，葛强答：“你那个吧，这个月底之前，我把这个事给处理完。”原审法院根据上述证据，以及双方之间没有除本案之外的其他债权债务纠纷的实际情况，认定被上诉人李化章、褚衍君已依据协议履行了相关义务，与本院二审期间心理测试的结果能够相互印证。在被上诉人李化章、褚衍君已向葛强交付了机械设备、财务帐册及60万元左右的材料结算凭证，该60万元左右的材料结算单亦已实际结算的情况下，原审判决葛强应支付剩余转让款并无不当。上诉人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五十三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11270元，褚衍君缴纳的心理测试费1500元，由上诉人葛强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刘 建 航代理审判员王峰代理审判员陈颖

二○一○年六月三十日

书 记 员闫 媛 媛

第五篇：甲与乙等房屋买卖合同纠纷上诉案

甲与乙等房屋买卖合同纠纷上诉案

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

民事判决书

(2012)沪一中民二(民)终字第629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甲。

委托代理人昌盛，江苏安宜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乙。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丙。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丁。

法定代理人乙，系丁父亲，身份情况见上。

上列三被上诉人的共同委托代理人郭冰，上海远业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甲因房屋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

（2011）浦民一(民)初字第1310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2年2月28日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法院查明，2009年11月26日由乙、丙、丁（以下简称乙等人）作为甲方、甲作为乙方签订了《上海市房地产买卖合同》（以下简称买卖合同），约定乙等人将上海市某区某路某弄2号102室房屋（以下称系争房屋）以人民币（以下币种相同）139万元的价款转让给甲。合同第六条约定：甲、乙双方确认，在2009年12月31日之前共同向房地产交易中心申请办理转让过户手续。合同第九条约定：„„乙方未按本合同约定期限付款的，甲方应书面催告乙方，自收到甲方书面催告之日起5日内，乙方仍未付款的，甲方有权单方解除合同，并书面通知乙方，自收到通知之日起的5日内乙方未提出异议，合同即行解除，甲方可从乙方已付款中扣除乙方应向甲方支付的逾期未付款20％的违约金，余款返还给乙方，已付款不足违约金部分，乙方应在接到书面通知之日起5日内向甲方支付，若乙方违约给甲方造成经济损失的，甲方实际经济损失超过乙方应支付的违约金，实际经济损失与违约金的差额应由乙方据实赔偿。合同第十一条约定：经甲、乙双方协商一致，在不违反有关法律、法规的前提下，订立的补充条款或补充协议为买卖合同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本合同补充条款与正文条款不一致的，以补充条款为准。买卖合同附件三（付款协议）中约定：

1、乙方于2009年11月26日支付给甲方房屋购房款1万元；

2、乙方于双方进浦东房地产交易中心办理产权过户前支付给甲方房价款90万元，此款用于甲方偿还银行抵押贷款使用；

3、剩余购房款48万元，由乙方于双方进浦东房地产交易中心办理产权过户当日以银行划帐方式支付给甲方；

4、如乙方在交易过程中资金不足，可以申请银行贷款支付给甲方，双方交易过户时间相应延后。买卖合同中记载甲的居住地址为某省某县某路某号102室。同日乙（甲方）与甲（乙方）签订了《补充协议》，《补充协议》中约定：甲、乙双方约定系争房屋实际成交价150万元，现做低至合同价139万元，其中差价11万元，乙方于双方进浦东房地产交易中心办理产权过户当日以银行转账方式支付给甲方。

2011年3月16日，乙等人按照甲买卖合同中所留的“某省某县某路某号102室”地址通过邮政快递向甲发出了《催款函》，要求甲在收到该函之日起5

日内按合同约定向乙等人支付购房款，若未按约定时间按期付款，乙等人有权单方解除合同；乙等人同时在快递单上留下了“18×××××××××、13×××××××××”两个手机号码。该邮件于2011年3月17日被邮政部门以“原写地址不详及手机电话为空号”为由退回。2011年3月23日，乙等人通过邮政快递向甲发出了《解除合同通知书》，内容为：2011年3月16日我方通过催款函向你方书面催告支付购房款，但你方仍未按催款函约定期限向我方支付任何购房款，我方按照合同约定第九条第（二）款特来函通知：

1、解除2009年11月26日签订的《上海市房地产买卖合同》；

2、收到该函之日起5日内向我方支付逾期未付款总金额20％的违约金总计36万元；

3、因你方逾期未付款的违约行为造成系争房屋上所产生的包括但不限于房屋转让的差价损失、房屋拍卖的差价损失、房屋买卖中介费等一切经济损失由你方承担。邮寄该函的快递单上乙等人书写的甲地址为“某省某市某县某镇某路某号102

室”，并留了“18×××××××××、13×××××××××”两个手机号码。2011年3月24日邮政部门以“原写地址不详及手机无此人”为由将邮件退回。2011年4月11日乙等人向原审法院提起诉讼。

原审另查明，2009年12月22日，甲向江苏省某县人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

[（2010）宝民初字第35号]，要求乙、丙及案外人姜某某归还借款30万元及逾期利息，承担诉讼费。该案庭审中乙等人曾向法院陈述：„„乙也曾经同意还款，但是曾经说过将乙的房屋出卖给甲，并且订立了协议，这个协议正在履行过程中，双方当事人也知道是用这个30万元冲抵房款，由于甲未能按照房屋买卖协议履行，实际上这个30万元已经在房屋买卖中抵冲了，如果甲说没有抵冲这个30万元，那么双方约定的也是从这个房款中予以扣除，所以甲提前主张权利没有理由。甲曾向法院陈述：房屋买卖协议与本案没有关联性，房屋买卖合同签订后，双方没有实际履行，刚才乙说合同价180万元，而实际签订是150万元，有30万元冲抵了债务，但是乙应提供相应的证据予以印证。

2010年1月29日某县人民法院作出一审判决：

1、乙、丙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偿还甲借款30万元；

2、姜某某对上述借款承担连带清偿责任；

3、驳回甲的其他诉讼请求。该判决生效后，甲向法院申请执行，2010年12月15日某县人民法院向乙、丙发出了《选择鉴定机构通知书》，告知乙等人需对系争房屋进行价格评估鉴定，并择日进行选择鉴定机构摇号。2011年3月10日某县人民法院向乙、丙发出了《选择评估（拍卖）机构通知书》，告知乙等人系争房屋进入拍卖程序，并告知择日摇号选择拍卖机构。2011年7月28日乙归还了甲借款30万元。2011年8月22日某县人民法院执行局出具《证明》，证实乙等人与甲的借贷纠纷执行案已经结清。现系争房屋的司法查封已经解除。原审再查明，甲在答辩期内向原审法院提出管辖权异议，管辖权异议申请书中，甲书写自己的住址为“某县某镇某路某号102室”。

乙等人诉称，2009年11月26日，乙等人与甲就系争房屋签订《上海市房地产买卖合同》，经协商一致约定，房屋转让价为139万元，甲应于2009年11月26日支付购房款1万元，办理产权过户前支付购房款90万元，剩余购房款49万元应在房屋产权过户当日支付；逾期未支付房款，应按照逾期未付房款总额的20％支付违约金；乙等人实际损失超过违约金时，实际经济损失与违约金的差额应由甲据实赔偿。同日，双方另行签订了《补充协议》，约定甲在依照《上海市房地产买卖合同》约定支付购房款139万元以外，在办理产权过户之前，应向乙等人另支付购房款11万元，且甲口头承诺再支付30万元。

自合同签订至今，甲从未按照合同约定期限支付任何购房款，也从未告知延期付款的理由，乙等人经多次口头催讨均未果。2011年3月16日和2011年3月23日，乙等人根据合同中注明的联系地址分别向甲邮寄《催款函》和《解除合同通知书》，但均被退回。现由于系争房屋正被江苏省某县人民法院查封，导致乙等人无法自由转让，故只能依据合同约定解除合同，为此要求法院判决：

1、确认双方签订的《上海市房地产买卖合同》及其《补充协议》解除；

2、甲支付违约金360,000元；

3、本案诉讼费由甲承担。

甲辩称，因乙等人欠甲债务30万元到期未还，故甲到上海向乙等人主张权利。当时乙等人说用系争房屋抵债，房屋价格为150万元，不存在另有口头约定30万元房价款的事情。因系争房产上设有银行抵押债权90万元，在谈到房屋过户时发生了问题。后因乙等人不愿意继续履行合同，导致甲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偿还30万元债务。乙等人在某县人民法院开庭时说到房屋买卖的事情，双方都已默认该房屋买卖合同终止履行，故某县人民法院才作出判决及之后有甲申请执行之事。乙等人提出解除买卖合同和发送通知等都在甲主张债权之后，故要求驳回乙等人的诉讼请求。

原审审理中，乙等人提出房屋买卖合同中没有涉及30万元债务的冲抵，相反房屋买卖合同的附件三中却约定了房价款的支付方式，在双方买卖合同签订后不到一个月甲就30万元借款纠纷提起了民事诉讼，证明了甲并没有以30万元债权冲抵购房款的事情。诚如甲所述30万元债权已经冲抵购房款，那么就不应再有债权债务的案件存在；由于甲未按照买卖合同约定的期限支付房价款，所以根据买卖合同的规定，乙等人进行了催告，邮寄的地址是甲买卖合同中确认的地址。经催告后甲仍未付款，乙等人于2011年3月23日发函要求解除房屋买卖合同，该函于2011年3月24日被退回。解除合同信函被退回后，乙等人有权理解为甲放弃了提出异议的权利，故要求确认双方签订的买卖合同及补充协议于2011年3月24日解除；房屋总价款为180万元（书面约定150万元及甲口头同意支付的费用30万元），根据买卖合同第九条第二款计算逾期付款违约金为36万元。

甲则提出，本案是因乙等人欠甲30万元债务，所以签署了房屋买卖合同，约定乙等人将系争房屋出售给甲。合同签订后，甲确实没有支付过房价款。因乙等人要求房价从150万元变为180万元，造成房屋买卖合同不能履行的责任在乙等人，为此甲只能起诉借贷纠纷案件并提出了保全系争房屋的申请，乙等人违反合同总价款的约定是根本违约。乙等人邮寄信函的地址是双方合同中约定的通讯地址，如果乙等人按此地址寄送遭拒收，可以确认甲是故意不收。但当时甲可能家中没人，同时合同约定应是收到通知，而非寄出，法律也没有规定寄出就视为送达。再说系争房屋已进入拍卖阶段，房屋无法买卖，乙等人无权行使合同解除权，故乙等人要求确认双方的买卖合同于2011年3月24日解除的理由不能成立，该诉讼请求应予驳回，甲也无需支付逾期付款违约金。只要乙等人排除系争房屋上的障碍，甲愿意继续履行合同。

原审法院认为，依法成立的合同，自成立时生效，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全面履行自己的义务。乙等人与甲签订的《上海市房地产买卖合同》及《补充协议》均系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内容于法不悖，合法有效，双方均应恪守。

对于双方争议的房价款问题。原审法院认为，双方的买卖合同约定房价款为139万元，之后双方又通过《补充协议》形式增加了房价款11万元，乙等人

虽陈述甲口头同意再增加房价款30万元，但未得到甲认可，乙等人也无证据证明其陈述，故对于乙等人该项主张不予采信，原审法院确认系争房屋的房价款应为150万元。

对于乙等人行使合同解除权是否成立的问题。原审法院认为，双方在买卖合同中约定了乙等人在条件成就时有权单方解除合同，即甲逾期未付款，乙等人应予书面催告付款。根据双方合同约定，甲应于2009年11月26日支付购房款1万元，在2009年12月31日之前支付购房款90万元。由于甲于2009年12月另案起诉要求乙等人支付借款30万元，故甲认为以债权冲抵房价款的事实也不成立。甲未按合同约定支付房价款的行为已构成违约，乙等人于2011年3月16日通过快递方式向甲发出了《催款函》，虽该函因地址不详被退回，但因乙等人是按照合同中所载明地址邮寄，故其已经依约行使了催告义务，书写地址不明确或变更了住址造成未能送达的后果应由甲自己负责。同时系争房屋虽被司法限制，但甲因买卖系争房屋而产生的债务并未消除，故乙等人仍有权要求甲支付相关的房价款。甲在催告期限届满后仍未付款，乙等人有权依约行使合同解除权，且告知甲合同解除的通知被退回之过错不在乙等人，故乙等人要求确认双方的买卖合同于2011年3月24日解除的理由成立，法院依法予以确认。由于买卖合同解除是甲违约所致，故其应按照合同约定支付逾期付款违约金。因甲的逾期未付款为150万元，故甲应支付的逾期付款违约金为30万元，乙等人要求甲支付违约金36万元的诉讼请求法院不予支持。

原审法院审理后，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九十四条、第九十六条的规定，于二〇一二年二月一日判决如下：

一、乙、丙、丁与甲签订的《上海市房地产买卖合同》及乙与甲签订的《补充协议》于2011年3月24日解除；

二、甲应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乙、丙、丁逾期付款违约金30万元。负有金钱给付义务的当事人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二十九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6,700元，由乙、丙、丁负担900元，甲负担5,800元。

原审判决后，甲不服，向本院提起上诉称：

一、原审法院查明事实不清。

1、对甲购买乙等人房屋的原因只字未提。甲2009年11月26日与乙等人签订房屋买卖合同是因为乙等人欠甲借款30万元，逾期无力偿还，故甲只能接受乙等人的房屋。

2、甲在约定的交易时间前起诉乙等人要求偿还欠款的原因在开庭时已经作出陈述，但原审法院置之不理。2009年12月22日甲在某县人民法院起诉乙偿还30万元借款本金及相应利息，其原因是对方违反诚信，要求甲按照180万元的价格（实际价格为150万元）支付购房款，故甲只能起诉主张偿还借款。

3、原审法院对部分事实的认定违反常理。（1）乙等人拖欠甲借款在先，双方签订买卖合同在后，若因买卖合同导致甲对乙等人负债，则之前的债务应当抵冲。因乙等人违反合同约定的价格条款，要求甲多支付30万元，故甲以借据直接起诉，此是因乙等人的违约行为导致房屋买卖合同无法履行，甲在借款纠纷案中认为此借款已与房屋买卖合同无关符合常理和法律规定。原审法院认为合同签订后不到一个月甲起诉借款纠纷，证明甲未以30万元债权抵冲房款，故应当另行支付购房款，未支付即构成违约，此逻辑推断忽略了甲起诉借款纠纷的原因是乙等人违约在先。（2）原审法院以乙等人寄出的催款函和解除合同

通知被退回的时间作为合同解除时间，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至借款纠纷案的最后一次庭审前，乙等人一直在与甲沟通如何偿还借款，双方在某县人民法院执行庭多次见面，此期间乙等人未提所谓解除合同之事。乙等人私自提高合同价格，甲根本不可能与其履行是双方都明知的事，某县人民法院的执行案一结束，乙等人即提起本案诉讼是明显恶意的行为。（3）既然原审法院认定合同价格是150万元而非180万元，则乙等人以180万元要求甲付款、逾期付款即解除合同的理由便不能成立。

二、乙等人违约在先，甲不存在违约。

双方签订买卖合同后，按约甲应给付1万元定金，但由于乙等人尚欠甲30万元，故甲无需支付。签约后几天，乙等人即要求支付180万元，以30万元借款冲抵后实际应付150万元，此明显违反合同约定，甲不同意，并要求偿还借款。为防止落入合同陷井，特意在约定的交易时间前起诉，此后双方陷入漫长的诉讼过程，乙等人在合同签订一年半后行使解除权，已经丧失行使解除权的权利。由于乙等人先行违约，现反而追究甲的违约责任，不应受到法律保护。

三、双方的房屋买卖合同应认定无效。系争房屋属于抵押房产，乙等人处置抵押房产未经抵押权人同意，甲也未代为清偿债务消灭抵押权，故违反《物权法》第一百九十一条第二款的规定，双方的买卖合同应为无效。

四、原审法院违反法律规定，有悖于公平公正的法律原则。

综上，故提起上诉，要求撤销原审判决，改判驳回乙等人的原审诉讼请求。

被上诉人乙等人辩称：系争房屋的真实价格为180万元，合同约定150万元系为避税，30万元债务已在此抵扣。合同约定150万元后，甲完全可以按照合同条款履行义务，无需提起借贷纠纷主张30万元债权，且在某县人民法院审理的民间借贷纠纷案中甲承认30万元与房屋买卖无关。由于甲不履行合同付款义务，乙等人享有合同约定的解除权，有权解除合同。法律没有规定行使解除权的期限为一年，乙等人行使解除权的行为符合规定。甲主张房屋买卖合同无效，其依据是物权行为无效，但物权行为的生效与否不溯及合同效力，合同约定过户前甲先支付90万元由乙等人用于偿还银行抵押贷款，故即便系争房屋存在抵押也不能认为合同无效。综上，要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本院经审理查明，原审法院认定的事实无误，本院依法予以确认。

本院另查明，在某县人民法院审理的借款纠纷案中，甲诉请要求乙、丙、姜某某偿还借款30万元及逾期利息。乙辩称，该笔借款是甲提供给乙的赌资，月息为5分；其也曾同意还款，并说过将房屋出卖给甲故订立了房屋买卖协议，目前该协议正在履行过程中，双方知道用30万元冲抵房款，如果说没有冲抵，那么双方的约定也是从房款中扣除，故甲提前主张偿还借款没有理由。乙还称，双方签订房屋买卖协议，总价款为180万元，签订合同时只确定价格为150万元，其中已冲抵30万元，因其不可能将每平方米14,000元的房屋只卖12,000元。

该案审理中，某县人民法院根据甲的申请，于2009年12月23日作出财产保全的民事裁定，查封了乙等人的上海市某区某路某弄2号102室房屋即系争房屋。

本院又查明，二审中甲称，系争房屋的转让价为150万元，双方口头明确30万元债权冲抵在第二笔购房款48万元中。乙等人则坚持认为系争房屋转让价为180万元，冲抵30万元后变成150万元。

本院认为，乙曾欠甲借款30万元，因无钱偿还故约定由乙等人出卖系争房屋给甲并从房款中抵扣借款30万元，此节事实根据双方的陈述可予确认。关于系争房屋的转让价及30万元的抵扣问题双方说法不一。甲主张转让价为150万元，30万元于第二笔购房款48万元中抵扣；乙等人主张转让价为180万元，150万元的价格是30万元抵扣后的合同价。本院认为，根据房屋买卖合同及补充协议，双方所约定的成交价为150万元，乙等人主张系争房屋的真实转让价为180万元，30万元在签订合同时已经抵扣，对此其未提供相应证据予以证明，难以采信，原审法院认定系争房屋价格为150万元本院予以赞同。

房屋买卖合同签订后，甲于2009年12月22日向某县人民法院就30万元借款提起诉讼，该行为表明其不再以30万元借款与购房款进行冲抵。从2009年11月26日双方签订合同至乙等人于2011年3月23日发出解除合同通知书的一年多时间内，甲未曾支付过任何一笔购房款，其行为已表明其不愿再履行该合同，故在乙等人发出的解除合同通知到达甲时可确认为合同解除。乙等人系按照甲在合同中所确认的地址邮寄信函，该信函遭退回的后果应由甲自行负责，不影响解除通知的效力。

关于逾期付款的违约金，本院认为，甲确未按约支付购房款，但根据双方的陈述、乙等人的催款函及解除合同通知书等证据，双方其实在系争房屋的价款问题上一直存在分歧，乙等人主张为180万元，甲主张为150万元，且乙等人要求支付180万元缺乏相应依据，在此情况下甲拒绝支付购房款有其正当理由，不能认定为系违反合同第九条之行为。原审法院否定了乙等人按照180万元计算20％之违约金的诉请，却判令甲按照法院认定的合同价150万元承担逾期未付款之20％的违约金，所作处理有欠妥当，本院予以纠正。

综上所述，本院认为，原审判决关于系争房屋之转让价的认定无误，确认双方合同于2011年3月24日解除亦无不当，但对甲之违约责任的认定及处理欠妥，依法应予纠正。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五十三条第一款第（三）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维持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2011）浦民一(民)初字第13107号民事判决第一项；

二、撤销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2011）浦民一(民)初字第13107号民事判决第二项；

三、驳回乙、丙、丁要求甲支付违约金人民币36万元的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人民币6,700元，二审案件受理费人民币5,800元，共计人民币12,500元，由乙、丙、丁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侯卫清

审 判 员郑卫青

代理审判员毛海波

二○一二年三月十三日

书 记 员许 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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