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周兴明与陈天赐股权转让纠纷上诉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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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兴明与陈天赐股权转让纠纷上诉案
云南省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
民事判决书
(2014)红中民一终字第123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周兴明。
委托代理人郑家林，云南天方律师事务所律师。代理权限为特别授权代理。
委托代理人王祎，云南天方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代理权限为特别授权代理。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陈天赐。
委托代理人杨煜峰，云南盟志律师事务所律师。代理权限为特别授权代理。
上诉人周兴明因与被上诉人陈天赐股权转让纠纷一案，不服蒙自市人民法院（2013）蒙民初字第1620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4年3月20日公开开庭进行审理。上诉人周兴明及其委托代理人郑家林、王祎，被上诉人陈天赐及其委托代理人杨煜峰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法院审理查明：陈天赐、周兴明及卿启华、李彪、张建聪、尹卫同为蒙自市海红建材厂股东。2012年12月9日，周兴明与其他股东协商后签订了《蒙自市海红建材厂并购协议》，协议约定：经2012年12月9日股东会决定同意以472万元的价格并给周兴明经营。
一、甲方（周兴明）同意以每股10%的亏损将每个股东的股权并购，甲方依次付给每个股东现金，卿启华90万元，李彪54万元，张建聪40万元，尹卫36万元，陈天赐171万元„„。
三、付陈天赐的款由于有难度，所以12月20日由周兴明拿房产证抵押，出具欠条给陈天赐，注明还款时间2013年6月30日。
四、债权债务，机器设备由购买方全部承担„„。双方还对违约责任等事项进行了约定，但未约定利息。到期后，周兴明未按约给付陈天赐171万元。
原审法院审理认为，周兴明对诉争的171万元系其向陈天赐等人并购蒙自市海红建材厂股权时的欠款无异议，但对付款时间有异议，其认为双方约定的还款时间是2014年12月20日；陈天赐则认为双方约定的付款时间是2013年6月30日，并提交了双方签订的《蒙自市海红建材厂并购协议》相佐证。《蒙自市海红建材厂并购协议》系周兴明与陈天赐、李彪、张建聪、尹卫自愿签订，股东卿启华虽未在该协议上签名，但其收到周兴明支付的股权款后也未提出异议，且协议签订后周兴明已实际管理建材厂，故该协议有效。协议对各股东的股金支付时间、金额进行了约定，其中协议第三条载明“付陈天赐的款由于有难度，所以12月20日由周兴明拿房产证抵押，出具欠条给陈天赐，注明还款时间2013年6月30日”，周兴明无证据证实双方约定的还款时间为2014年12月20日，陈天赐也不认可双方就付款时间重新进行过约定，故认定双方约定的付款时间为2013年6月30日。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全面履行自己的义务”、第一百零九条“当事人一方未支付价款或者报酬的，对方可以要求其支付价款或者报酬”、第一百六十条“买受人应当按照约定的时间支付价款”之规定，周兴明到期后未按约付款的行为违反了双方的约定和法律规定，故陈天赐要求其支付171万元的主张符合法律规定，予以支持；周兴明的辩解不能成立。双方在《蒙自市海红建材厂并购协议》中虽未约定利息，但由于周兴明未按期付款，故陈天赐要求其自2013年7月1日起支付逾期利息及要求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年利率6%计算的主张符合法律规定，予以支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百零九条、第一百六十一条之规定，判决“周兴明在判决生效后十日内一次性支付陈天赐股金人民币1710000元及利息（自2013年7月1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 法律侠客在线lawbingo
年利率6%计算至判决确定的履行期限届满之日止）。案件受理费20531元，减半收取计10265.5元，保全申请费5000元，由周兴明负担”。
宣判后，周兴明不服，向本院提起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主要理由如下：
一、原审法院认定上诉人周兴明与被上诉人陈天赐于2012年12月9日签订的《蒙自市海红建材厂并购协议》有效错误。
1、蒙自市海红建材厂原是草坝镇就能村委会采石场，由该村委会村民集体开采。双方签订的并购协议实质涉及采矿权转让，《中华人民共和国矿产资源法》第六条第一款
（二）项规定“已取得采矿权的矿山企业，因矿山合并、分立，与他人合资、合作经营，或者因企业资产出售以及有其他变更企业资产产权的情形而需要变更采矿权主体的，经依法批准可以将采矿权转让他人采矿。”国务院探矿权采矿权转让管理办法第十条第三款规定，出租采矿权须经有权批准的机关审批，批准转让的，转让合同自批准之日起生效。《蒙自市海红建材厂并购协议》没有经过有权机关的审批，该协议应当确认为无效。
2、国土资源部《矿业权出让转让管理暂行规定》第38条规定“采矿权人不得将采矿权以承包等方式转给他人开采经营”。
3、《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五）项规定“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的合同为无效合同。”《蒙自市海红建材厂并购协议》为无效合同。
二、原审法院判决周兴明支付陈天赐转让款及利息错误。如前所述，双方签订的《蒙自市海红建材厂并购协议》无效，无效合同对双方当事人没有法律约束力，故原审法院判决周兴明支付转让款1710000元及利息37854.25元没有事实根据和法律依据。综上，请求二审法院确认《蒙自市海红建材厂并购协议》无效，驳回被上诉人原审的诉讼请求。
被上诉人陈天赐口头答辩称，本案是股权转让而非采矿权转让，该转让行为没有违反法律禁止性规定，《蒙自市海红建材厂并购协议》合法有效。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请求二审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审理中，被上诉人陈天赐向本院提交蒙自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出具的《登记卡片》一份，欲证实海红建材厂是个人独资企业，负责人是上诉人周兴明。
经质证，上诉人对被上诉人提交的《登记卡片》的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但认为工商登记不等于采矿权可以变更，对该证据不予认可。
本院依职权到蒙自市工商行政管理局调查，制作了询问笔录一份；到蒙自市国土资源局调查，该局出具了《蒙自市国土资源局关于海红建材厂采矿权情况说明》一份、《蒙自市人民政府关于不予延续多法勒小东山王春砂场等3个采矿权的批复（蒙政复（2013）132号）》一份、《红河州国土资源局转发云南省国土资源厅关于妥善处理个人独资企业投资人发生变化导致矿业权实质发生转让历史遗留问题的通知（红国土资矿（2014）2号）》一份。
经质证，上诉人周兴明与被上诉人陈天赐对本院依职权调取的上述证据均无异议。
本院认为，被上诉人提交的证据客观真实，与本案有关联性，本院予以采信；本院依职权调取的证据，双方当事人均无异议，本院予以确认。
二审审理查明的事实与原审法院审理查明的事实一致。
二审另查明，蒙自市海红建材厂成立于2012年4月17日，系个人独资企业，负责人是周兴明。该厂于2008年10月10日取得采矿权，有效期为2008年10月10日至2013年10月10日。蒙自市人民政府于2013年10月25日以蒙政复（2013）132号文件批复不同意蒙自市海红建材厂延续采矿权。
本案的争议焦点是：
1、《蒙自市海红建材厂并购协议》是否有效？
2、上诉人周兴明是否应当偿还171万元欠款及利息给被上诉人陈天赐？
本院认为，（一）关于《蒙自市海红建材厂并购协议》是否有效的问题。蒙自市海红建材厂成立于2012年4月17日，该厂工商登记为个人独资企业，负责人是上诉人周兴明，但该厂的股东为周兴明、陈天赐、卿启华、李彪、张建聪、尹卫。2012年12月9日，周兴明 法律侠客在线lawbingo
与其他股东协商后，双方签订了《蒙自市海红建材厂并购协议》，约定将海红建材厂以472万元的价格并给周兴明经营，由周兴明给付股东卿启华90万元，李彪54万元，张建聪40万元，尹卫36万元，陈天赐171万元。除卿启华外，其余股东均在并购协议上签名，后周兴明已将并购款给付卿启华。本案系股东内部之间的股权转让，参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的规定，股东之间可以相互转让其全部或者部分股权，卿启华虽未在并购协议上签名，但其以接受并购款的行为追认了并购协议的效力，《蒙自市海红建材厂并购协议》系全体股东协商后作出的决议，未违反相关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该协议合法有效。上诉人认为《蒙自市海红建材厂并购协议》为采矿权转让，未经有关机关批准，因此协议无效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
（二）关于周兴明是否应当给付171万元欠款及利息的问题。在《蒙自市海红建材厂并购协议》中明确约定，由于付陈天赐的款有难度，所以12月20日周兴明拿房产证抵押，出具欠条给陈天赐，注明还款时间为2013年6月30日。周兴明未按期履行付款义务，则其自2013年7月1日起应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支付逾期利息。上诉人未提供证据证实其与被上诉人约定的付款时间为2014年12月底，其认为不应支付逾期利息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
综上所述，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本院予以维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
（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20531元，由上诉人周兴明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的，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本判决送达后即发生法律效力。若负有义务的当事人不自动履行本判决，享有权利的当事人可在本判决履行期限届满后二年内向原审法院申请执行。
审判长
王丽仙 审判员
白家华 审判员
许莲芳 二〇一四年六月十日 书记员
许航源
第二篇：技术股权转让合同纠纷上诉案
李某与伍某技术股权转让合同纠纷上诉案
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
民事裁定书（2003）粤高法民三终字第248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李某。
委托代理人：黎孟龙，北京市德恒律师事务所深圳分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向莉，北京市德恒律师事务所深圳分所律师工作人员。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伍某。
上诉人李某因与被上诉人伍某技术股权转让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2003）深中法民三初字第18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03年12月24日公开进行法庭调查。上诉人李某的委托代理人黎孟龙和向莉、被上诉人伍某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法院经审理查明：2002年10月11日，上诉人李某与被上诉人伍某及案外人伍本和、代求芝签订了《关于合作生产、推广空气床垫专利产品协议》（草案），协议约定由李某出51%现金股本，伍某等人出49%技术股本，共同投资设立深圳市伍国科技开发有限公司。2002年10月30日，深圳市伍国科技开发有限公司成立，公司注册资本为50万元，但该注册资本的股权结构均为现金股。公司成立后，李某与伍某于2002年11月2日签订《股权转让协议》，协议约定伍某将其持有的占公司24%股权中的7%股权转让给李某，7%股权转让金为3.5万元。同日，李某和案外人伍本和也签订了《股权转让协议》，协议约定伍本和将其持有的占公司24%的股权转让给李某，股权转让金为12万元。2002年11月11日，深圳市公证处为上述两份股权转让协议办理了公证，该股权转让结果在深圳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办理了股权变更登记。同日，深圳市伍国科技开发有限公司更名为深圳市润博科技开发有限公司。2002年11月2日，李某与伍某签订了另一份《技术股权转让协议》，协议约定伍某将其持有公司32%的新型空气床垫技术股权以32万元的价格转让给李某，并约定现币付清，签字即生效。该《技术股权转让协议》签订时，伍某收到李某支付的现金32万元。
伍某在2003年4月23日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2003）深中法民三初字第50号案件开庭审理时自认：以自己的名义买案外人伍本和、代求芝的股权，然后将32%的技术股卖给李某，得了现金32万元，分别给案外人伍本和、代求芝各16万元。
李某在2003年4月23日的开庭审理时自认：生产了空气床垫上百套样品。
原审法院经审理认为，根据李某、伍某双方签字认可的股东会决议、股权转让协议、公证书，以及验资报告、银行现金存款凭证和公司注册与公司变更登记资料等书面证据，深圳市伍国科技开发有限公司自成立至更名为深圳市润博科技开发有限公司过程中，公司的股权结构虽均为现金股，而不包括技术股权。但伍某在与李某签订《技术股权转让协议》时，具有生产新型空气床垫的技术，且在深圳市伍国科技开发有限公司所占的股份是技术股份，李某的公司利用伍某具有的新型空气床垫的生产技术已生产出产品。伍某身为深圳市伍国科技开发有限公司的股东，即证明伍某已将新型空气床垫的生产技术移交给公司，且伍某当庭自认收到李某支付的股权转让款，故李某与伍某签订的《技术股权转让协议》已履行完毕。李某与伍某签订《技术股权转让协议》合法有效。李某诉请法院解除该协议及返还股款的理由不成立，不予支持。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四条第一款、第六十条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之规定，判决：驳回李某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7310元，由李某负担。
上诉人李某上诉称：
一、本案是李某与伍某之间《技术股权转让协议》的履行纠纷，合同争讼的“技术股权”根本不存在，合同也无法履行。根据法律规定，股权是股东在完成向
公司的出资后产生的股东相对于公司的权利，股权存在的事实基础是“股东完成向公司出资”。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二十四条规定：“股东可以用货币出资，也可以用实物、工业产权、非专利技术、土地使用权作价出资。对作为出资的实物、工业产权、非专利技术或者土地使用权，必须进行评估作价，核实财产，不得高估或者低估作价。”第二十五条规定：“股东以货币出资的，应当将货币出资足额存入准备设立的有限责任公司在银行开设的临时帐户；以实物、工业产权、非专利技术或者土地使用权出资的，应当依法办理其财产权的转移手续。”第二十六条规定：“股东全部缴纳出资后，必须经法定的验资机构验资并出具证明。” 只有伍某将其持有的“新型空气床垫专利技术”按照公司法的规定履行评估、作价程序，办理验资手续并在公司登记机构办理股权登记后，其持有的“技术股权”才能存在，伍某才能将其“技术股权”转让他人。但“新型空气床垫专利技术”的技术没有移交公司，也没有进行评估作价和验资，更没有办理股权变更登记，所谓的“新型空气床垫专利技术”的技术股权并未产生，因而李某与伍某签订的《技术股权转让协议》根本无法履行。
二、原审判决认定“股东身份可以证明技术移交公司”没有任何法律依据，错误判定法律事实。公司法的基本理论表明，有限责任公司是独立享有民事权利并且独立承担民事义务的独立法人，有限责任公司与公司的股东是分别独立的民事主体，两者的财产权利也是各自独立的。公司股东完成出资后，其出资资本转移为有限公司的财产，而公司股东不再享有出资资本的财产权利。因此，从法律逻辑关系上，有限公司在取得出资人的出资财产权利（股东向公司转移财产权利）后，出资人才能取得公司股东资格，绝没有依股东身份反过来判定股东是否实际向公司移交财产的逻辑。
三、本案不是技术转让纠纷，而是股权转让纠纷，原审判决用“技术移交公司”说明“股东间的股权转让协议已经履行”存在法律逻辑上的错误。
四、“技术股权”不存在，《技术股权转让协议》仅履行了李某的付款义务，伍某的“转让股权”义务无法履行，合同应予解除，李某依据《技术股权转让协议》支付的32万元股权转让款应当予以返还。综上，原审法院认定事实不清，法律关系判定不准，判决错误。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四条的规定，请求判令：
1、撤销原审判决；
2、解除双方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
3、伍某返还李某转让股款32万元；
4、由伍某承担诉讼费。
被上诉人伍某答辩称：
一、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2003）深中民三初字第50号案件开庭时，审判长坚持《技术股权转让协议》只是签订，双方并未实质履行，李某不能举证已支付转让费的凭证，其诉讼请求证据不足，所以李某撤诉了。李某撤诉后又起诉，原审法院受理后，组成的合议庭成员中有两名成员同为（2003）深中民三初字第50号合议庭成员，违反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判人员严格执行回避制度的若干规定》第三条的规定，根据该《规定》第六条的规定，本案应发回重审。
二、原审法院违反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判人员严格执行回避制度的若干规定》第三条的规定，影响司法公正，导致原审判决书中出现伍某自认的“不实之词”。伍某在原审答辩和开庭中从未“自认”收到李某支付的转让费。原审判决认定伍某“自认”，实际是为李某非法使用伍某的专利而作的枉判之词。
三、李某的上诉理由都是不实之词。李某不能举证已支付转让费的凭证，说明《技术股权转让协议》只是签订，双方并未实质履行，其诉讼请求应予驳回。
四、李某所依赖的《公证书》是其为诈骗目的所设置的阴谋，该《公证书》不久将被撤销。
伍某在一审期间提交了专利权人为伍某的“新型空气床垫”实用新型专利证书，二审庭审时承认该专利技术与本案涉讼技术“新型空气床垫”为同一技术。李某对该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本院对该证据予以确认。
本院查明，原审判决已认定的事实与证据一致，本院予以确认。
另查明，2002年10月11日，以伍某、案外人伍本和和代求芝为甲方、李某为乙方签订的《关于合作生产、推广空气床垫专利产品协议》（草案）约定：注册后甲方的专利技术的产权以及使用权和乙方投入的注册资金为新成立的公司所有；本合同自签署之日起生效，此合同（草案）与注册新公司后续签合同具有同等法律效力。10月24日，伍某、伍本和出具证明称：“为了办公司执照方便，需将李某先生的现金存入伍某和伍本和开的银行存折中，各12万元，共24万元，此款属李某先生所有。”10月25日，深圳市高信会计师事务所对深圳市伍国科技开发有限公司申请审验该司注册资金50万元的报告称，截至该日，李某、伍某、伍本和分别投资26万元、12万元、12万元，各占出资比例52%、24%、24%。2002年11月2日，由李某、伍某、伍本和参加的股东会作出伍本和将其持有的占公司24%股权以12万元转让金转让给李某，以及伍某将其持有的占公司24%股权中的7%股权以3.5万元转让金转让给李某的决议。2002年11月13日，深圳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核准，深圳市伍国科技开发有限公司更名为深圳市润博科技开发有限公司，股东出资情况变更为李某出资41.5万元，伍某出资8.5万元，股东由原三位即李某、伍某、伍本和变更为两位即李某、伍某。国家知识产权局于2003年9月3日公告授予本案涉讼技术为实用新型专利，专利名称为“新型空气床垫”，专利权人为伍某。
李某于2003年5月6日向原审法院提起诉讼，请求判令：
1、解除其与伍某签订的《技术股权转让协议》；
2、伍某返还转让股款32万元；
3、由伍某承担本案诉讼费。对原审判决其他查明事实不清之处，本院在“本院认为”部分予以说明。
本院认为，《技术股权转让协议》约定的是股权转让方面的内容，转让的标的为股权，而非技术，故本案应定性为技术股权转让合同纠纷，原审判决将本案定性为其他技术合同性质错误。同时还认为，原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判决依据不足。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五十三条第一款第（三）项之规定，裁定如下：
一、撤销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2003）深中法民三初字第182号民事判决；
二、发回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重审。
本案一、二审案件受理费由原审法院根据重审结果确定。
审 判 长 刘建强
代理审判员 高 静
代理审判员 林东升
二○○五年一月二十五日
书 记 员 肖海棠
第三篇：张某与周某财产权属纠纷上诉案
张某与周某财产权属纠纷上诉案
节选自中国民商法律网：http://www.xiexiebang.com/jszx/elisorcase/content.asp?id=16041。
广东省佛山市禅城区人民法院认定：为粤E·44315小客车办理购买、办理交纳车辆购置附加费、公路增容费、车船使用税、建勤费、养路费、换发证件工本费、过户技鉴费、保险费等手续的凭证原件均为周某所掌握，该车亦一直由周某占有、使用。张某与粤E·44315小客车登记权利人周某某是夫妻关系，周某某于2002年10月7日因交通事故死亡。张某与周某对小客车的权属有争议，周某起诉至广东省佛山市禅城区人民法院，请求确认该车属于周某的个人财产。
广东省佛山市禅城区人民法院判决认为：对于一般动产而言，以占有作为公示方法，具有权利正确性推定的效力，推定占有人具有该动产的所有权；但就车辆这种特殊的动产而言，仅仅通过占有还不能完成公示要求，还必须到有关机关进行登记才能完成公示要求，一旦登记，在法律上就推定登记记载的权利人为真正的权利人。但这种推定权利人的公信原则只能适用于对善意第三人的保护，对于产权发生争议的双方当事人来说，登记记载的权利人（包括登记记载的权利人的继承人）不能仅仅以其是登记记载的权利人为由进行对抗，而必须就实质性的法律关系是否存在、是否正确举证。根据日常生活经验及交易规则，购买一样物品或过户受让一样物品，其原始凭证应为该财产的所有人所掌握，结合粤E·44315小客车办理购买、过户、交纳车辆购置附加费、税金、保险费等手续的凭证原件均为周某掌握，该车一直由周某占有、使用的事实来看，可推定周某是粤E·44315小客车的实际权利人。
张某不服一审判决，提出上诉。二审法院广东省佛山市中级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机动车所有人是指拥有机动车所有权的个人或者单位。根据《广东省道路交通事故处理规定》第27条的规定，机动车所有人就是指在公安车辆管理机关入户注册登记的单位或个人。本案讼争的粤E·44315小客车登记的车主是周某某，故在通常情况下应当认定周某某就是粤E·44315小客车的所有人。周某对此提出异议，认为周某某只是登记的车主，其才是真正的所有权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2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依据该规定，周某应当对其主张提供足够证据，其持有粤E·44315小客车的各种费税单据原件及一直占有、使用粤E·44315小客车的事实，只能证明其是粤E·44315小客车的使用人，而不足以证明其就是该车所有权人。
分析：
本案中，应当依据法定的公示方法判断财产权的归属，周某应当对其推翻公示方法而作出的权利推定提供足够证据，其持有粤E·44315小客车的各种费税单据原件及一直占有、使用粤E·44315小客车的事实，只能证明其是粤E·44315小客车的使用人，而不足以证明其就是该车所有权人。
第四篇：陈松平与中国国际航空股份有限公司劳动争议纠纷上诉案
陈松平与中国国际航空股份有限公司劳动争议纠纷上诉案 陈松平与中国国际航空股份有限公司劳动争议纠纷上诉案
四川省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事判决书
（2008）成民终字第2082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陈松平。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中国国际航空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李家祥，董事长。
委托代理人刘守民，四川守民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石焓，四川守民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陈松平因与被上诉人中国国际航空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航股份公司）劳动争议纠纷一案，不服四川省双流县人民法院（2008）双流民初字第41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法院判决认定，陈松平于1970年参加工作，于1973年4月进入原中国西南航空公司（以下简称西南航空公司）所属全资子公司中国西南航空飞机维修公司，于1996年11月20日与中国西南航空飞机维修公司签订《劳动合同书》，从事后勤服务工作（保管）。《劳动合同书》第十三条（劳动报酬）规定：“甲方（指公司）按照国家、民航总局、当地政府及甲方的有关规定，每月以货币形式支付乙方工资，乙方工资项目随甲方的工资制度确定。甲方支付乙方的工资不得低于当地工资标准”。
2001年10月17日，陈松平与原西南航空公司签订《中国西南航空公司职工离岗退养协议》（以下简称《离岗退养协议》），该协议第二条规定：“„„乙方离岗退养期限自2001年10月1日起至正式退休之日止”。第三条第一项规定：“离岗退养期间，乙方作为甲方在册职工，计算连续工龄”。第四条第一项规定：“离岗退养期间的待遇：
（一）离岗退养费＝基础工资＋年功工资＋各项福利补贴＋离岗退养前所在岗位的岗位工资×90%＋绩效工资（固定部分）”，即离岗退养费由上列五项组成。第四条第二项规定：“离岗退养期间，乙方的离岗退养费根据甲方基础工资、年功工资、各项福利补贴、岗位工资系数、基数标准、绩效工资（固定部分）及发放办法的变动进行相应的调整”。该条第三、第四项规定：“离岗退养期间，乙方继续依法参加各种社会保险，按时足额缴纳社会保险费，享受相关的保险福利待遇。离岗退养期间，乙方继续享受甲方职工住房补贴、能源补贴以及优惠购房等待遇。”第五条规定：“本协议中未尽事宜按国家、民用航空总局及甲方的有关政策规定执行”。第六条规定：“本协议如与国家、民航总局及地方政府的有关规定有抵触的，从其规定”。
《离岗退养协议》签订后，从2001年10月1日起，陈松平离岗退养，并根据2001年10月26日签字确认的《离岗退养人员退养费计发表》计发离岗退养费。陈松平的离岗退养费即为
867.05元（其中包括基础工资300元、年功工资320元＜工龄×12元/年＞、各项福利补贴81元、岗位工资585元＜离岗退养前所在岗位的岗位工资×90%＞、绩效工资＜固定部分＞581.05元）。离岗退养后，陈松平也享受了相应的社会保险、相关其他的保险福利待遇、住房补贴以及房改优惠政策等。
2002年7月14日，根据《国务院关于组建中国航空集团公司有关问题的批复》，原西南航空公司、中航浙江航空公司等企业与中国国际航空公司合并重组，设立中国航空集团公司。合并重组后，原西南航空公司离岗退养职工待遇低于中国航空集团公司离岗退养职工待遇，从2002年8月起，按中国航空集团公司工资标准对原西南航空公司400余人离岗退养职工的离岗退养费进行了调整，离岗退养费由原五项调整为三项，调整后陈松平的离岗退养费为：基础工资1 080元（750元＋截止2002年的工龄33年×10元/年）、年功工资396元（工龄33年×12元/年）、岗位工资×70%计592元，三项合计为2 068元。离岗退养费主要有如下变动：基础工资由300元变动增加为1 080元；岗位工资比例由90%变动减少为70%，但是在原岗位系数1.3不变的情况下，岗位工资基额由500元变动增加为650元，故原岗位工资由585元变动增加为592元；年功工资由原工龄×10元/年变动增加为工龄×12元/年；取消了原各项福利补贴81元、取消了原绩效工资（固定部分）581.05元，变动后的离岗退养费总额比原金额增加了190.05元。
2004年8月17日，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作出《关于中国航空集团公司重组设立股份有限公司方案的批复》，同意国航集团重组改制，发起设立了中国国际航空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航股份公司）。2005年1月，重组改制后国航股份公司又调整增加了基础工资60元/月，即从1 080元变动增加为1 140元，陈松平的离岗退养费从2 068元变动增加为2 164元。
2006年7月28日，国航股份公司下发了《关于颁布＜中国国际航空股份有限公司员工离岗退养管理规定＞的通知》、《关于2005调整工资标准的补充通知》和《关于重新签署员工离岗退养协议相关工作的通知》，统一了国航股份公司离岗退养政策，附条件地调整离岗退养员工工资基额，并考虑到物价上涨因素建立了离岗退养生活费与CPI增幅挂钩的调整机制。经过宣传、学习文件，国航股份公司所属的西南分公司所管理的405名离岗退养员工，已有403名重新签订了《中国国际航空股份有限公司员工离岗退养协议书》（以下简称“新离岗退养协议”）。国航股份公司从2006年9月起，对离岗退养员工的岗位工资基额再次进行了调整，从650元调整为750元；2007年1月起，国航股份公司对离岗退养员工的离岗退养费进行了CPI增幅调整。因陈松平不愿与国航股份公司重新签订“新离岗退养协议”，故陈松平的岗位工资未从592元增加到682.5元，以及CPI增幅调整未增加68元（首月离岗退养生活费2 266.5元×3%＜与CPI增幅挂钩按3%调整＞）。若按“新离岗退养协议”调整，陈松平在2006年9月起，离岗退养费即为2 266.5元，2007年1月起即为2 348.5元。
另查明，陈松平在享受福利待遇方面，在西南航空公司与国际航空公司重组、国际航空公司改制为国航股份公司前后，陈松平享受了21万元余元的一次性住房补贴、80元/月房租补贴、429元/月的住房补贴、生活用能补贴或物业管理服务补贴、医疗补贴等福利待遇。与原西南航空公司的标准相比，有项目增加、替代，有金额增加。在诉讼中，陈松平提交了2006年7月的离岗退养费清单，清单中也表明陈松平享有房租补贴80元、降温费800元、住房公积金等各种福利待遇，应发金额为3 056元，扣除养老保险、住房公积金、个人所得税等，实发金额为2 620.95元。
2007年9月10日，陈松平以国航股份公司克扣其工资、福利待遇为由，向成都市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该仲裁委员会于同年12月5日作出裁决，驳回了陈松平的申诉请求。陈松平不服仲裁裁决，向法院提起诉讼。
上述事实，有《离岗退养协议》、离岗退养费工资清单、仲裁裁决书、《劳动合同书》、《离岗退养计发表》、《关于颁布＜中国国际航空股份有限公司员工离岗退养管理规定＞的通知》、《关于中国航空集团公司重组设立股份有限公司方案的批复》、《国务院关于组建中国航空集团公司有关问题的批复》等证据在案为证。
原审法院审理认为，首先，根据相关法律的规定及《劳动合同书》、《离岗退养协议》的约定来看，作为用人单位有权根据本单位的生产经营特点和经济效益，依法自主确定本单位的工资分配方式和工资水平，包括在职职工工资以及离岗退养员工工资，而工资分配方式和工资水平，当然也包括工资项目的组成。作为企业有权根据生产经营特点和经济效益的好与差，对员工工资进行调整。其次，陈松平与原西南航空公司下属的全资子公司签订的《劳动合同书》以及与原西南航空公司签订的《离岗退养协议》，其合同、协议的主体经过多次变动，新的单位根据本单位的规章制度、工资制度，对工资组成、金额及福利待遇进行了多次调整，且每次调整均较前一次标准有所提高，现陈松平的离岗退养费为2 188元/月，若按“新离岗退养协议”调整，陈松平从2006年9月起，离岗退养费即为2 266.5元，2007年1月起即为2 348.5元。故陈松平所提国航股份公司克扣、拖欠其工资的诉讼请求不能成立。西南航空公司与国际航空公司重组、国际航空公司改制成为国航股份公司的前后，陈松平享受了21万余元的一次性住房补贴、80元/月房租补贴、429元/月的住房补贴、生活用能补贴或物业管理服务补贴、医疗补贴等福利待遇，与原西南航空公司签订的《离岗退养协议》的标准比较，有项目增加、替代，有金额增加，陈松平的福利待遇并未被克扣。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第四十七条、第四十八条、第七十八条之规定，判决驳回陈松平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5元，由陈松平负担。
宣判后，原审原告陈松平不服一审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称：
一、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
1、被上诉人长期克扣上诉人工资的事实清楚，一审法院对此不予认定是错误的；
2、被上诉人在一审中提交变更上诉人工资待遇的文件属被上诉人单方行为，被上诉人从未向上诉人传达，且有些文件涉嫌伪造；
3、按照双方达成的《离岗退养协议》，被上诉人将上诉人工资调高是合同约定的，一审判决以标准有所提高即否定被上诉人克扣上诉人工资的事实；
4、被上诉人作废原合同重新与退养人员签订新协议实际是规避法律责任。
二、被上诉人在一审诉讼期间存在违反民事诉讼法相关规定的行为。
1、对上诉人一方的证人施压，造成一些证人不敢出庭作证；
2、上诉人与被上诉人的诉讼地位悬殊，显失公平；
3、被上诉人的工会不作为，严重失职。
三、一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劳动合同订立后，单方不能变更，也不能通过单位下发文件来变更。一审判决未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的相关条款，而是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第四十七条、第四十八条、第七十八条，确认企业有权单方改变合同，否认克扣工资的事实，属适用错误。综上，请求撤销一审判决，支持上诉人的一审诉讼请求。
被上诉人国航股份公司答辩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予以维持。
二审中，上诉人陈松平提交如下证据：
1、《中国国际航空股份有限公司员工离岗退养协议书》（空白件），拟证实新协议与原协议比较项目减少，标准降低；
2、中国国际航空公司西南分公司出具的陈松平补交住房公积金的“专用收据”，拟证实被上诉人克扣上诉人工资的事实。
经质证，被上诉人认为上述证据均不属二审程序中的新证据。
本院经分析后认为，证据1陈松平在一审中已经提交，不属新证据；证据2不能证明被上诉人克扣工资的事实。故本院对上述证据均不予确认。
二审查明的事实及采信的证据与一审判决一致，本院对此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陈松平提起本案诉讼，要求被上诉人支付被克扣的工资及福利待遇，对此主张陈松平应举证予以证实。从一、二审中已经查明的事实来看，双方在《离岗退养协议》中明确约定“离岗退养期间，乙方的离岗退养费根据甲方基础工资、年功工资、各项福利补贴、岗位工资系数、基数标准、绩效工资（固定部分）及发放办法的变动进行相应的调整”，“本协议如与国家、民航总局及地方政府的有关规定有抵触的，从其规定”。可见，双方均一致认可用人单位在一定条件下享有对离岗退养费进行适当调整的权利，且上述约定亦符合企业享有自主经营决策权的相关法律规定。陈松平与原西南航空公司签订《离岗退养协议》后，用人单位一方进行了重组、改制，协议的主体数次发生变化，重组、改制后的单位根据《离岗退养协议》的约定，结合本单位的工资制度、标准，对陈松平的离岗退养费进行多次调整，调整后陈松平的离岗退养费组成项目虽有所减少，但每次调整后陈松平的离岗退养费总额均有所提高。故陈松平所提被上诉人克扣其工资的事实主张不能成立，其要求被上诉人支付被克扣工资的诉讼主张本院不予支持。关于陈松平所提被上诉人克扣其应享受的福利待遇的问题。由于陈松平在一、二审中均未就该主张向法院提交证据，故其主张本院不予支持。
关于上诉人陈松平上诉中提出被上诉人违反民事诉讼法相关规定的问题。首先，陈松平所提有关被上诉人向上诉人一方证人施压的问题，并未提交相关证据。其次，陈松平提出的上诉人与被上诉人的诉讼地位悬殊及被上诉人的工会不作为的问题均与陈松平的诉讼主张缺乏关联性，不能直接证明其诉讼主张的成立。
综上，陈松平的上诉理由均不能成立，其诉讼请求本院不予支持。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五十三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10元，由上诉人陈松平负担。一审诉讼费用的负担按原审判决执行。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杨 桓 代理审判员 周 文 代理审判员 王 敏 二00八年六月五日 书 记 员 蔡 莛
第五篇：张传俊与闵建明股权转让纠纷再审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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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传俊与闵建明股权转让纠纷再审案
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
民事判决书
（2013）云高民再终字第62号
申请再审人（一审原告、二审上诉人）张传俊。
委托代理人杨玉光，云南鹏贤律师事务所律师。特别授权代理。被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被上诉人）闵建明。
申请再审人张传俊因与被申请人闵建明股权转让纠纷一案，不服云南省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2011）红中民三终字第27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申请再审。本院于2013年5月27日作出（2012）云高民申字第70号民事裁定，提审本案。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3年10月30日在本院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申请再审人张传俊及其委托代理人杨玉光到庭参加诉讼。被申请人闵建明经本院合法传唤，未到庭参加诉讼，本院依法缺席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云南省泸西县人民法院一审查明:2008年1月张传俊两次到闵建明持股的缅甸佤邦金矿考察后，同月14日交给闵建明合作开采定金5万元，29日第二次交给闵建明合作开采定金10万元，同年2月24日第三次交给闵建明信誉保证金5万元。同年3月5日张传俊与闵建明签订《金矿合作开采入股协议书(草案)》约定:闵建明将其探矿证及已投资的全部费用作价460万元，占整个矿山股权50%比例作为入股。张传俊共计投入现金人民币23万元，占整个矿山股权5%的比例作为入股。按照除本分利的原则，投资收回后，闵建明先付张传俊投资的23万股本，以后收益张传俊占5%比例。矿山转让，矿权分割等全部收益，具体按中国《公司法》执行。签订协议书的当天，闵建明写了收到张传俊23万元收条一张。2008年10月16日张传俊与闵建明在缅甸第一特区(佤邦)邦康市签订《佤邦特区佤康金鑫金矿开发股份有限责任公司入股合同书》，约定:“张传俊2008年3月5日前交给闵建明现金23万元作为股金，闵建明按其承诺从自己在公司所占的25%股份中拿出5%的股份给张传俊”。后因其他方面的原因，股东之间产生矛盾，矿山合作无法进行下去。（原）股东之间进行结算，2009年7月2日闵建明写了收到金鑫金矿成本费用736122元收条一张，在收条上载明“同意拨给张传俊15万元矿山成本费用”。次日，张传俊收到赵岩武代闵建明退给的投资款15万元。2010年6月17日张传俊起诉:要求闵建明退给其投资入股款43万元。
一审法院认为:张传俊与闵建明签订的《入股合同书》是双方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合同是有效的。依据合同，张传俊已经提供入股资金23万元给闵建明，后因股东之间产生矛盾，合作无法进行下去，股东之间进行结算，张传俊已退得款项15万元，现张传俊要求闵建明退给其入股资金43万元，无事实和法律依据，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若干问题规定》第二条之规定，遂作出（2010）泸民二初字第175号民事判决:驳回张传俊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7750元，减半收取3875元，由张传俊负担。
宣判后，张传俊不服，向云南省红河哈尼族彝族州中级人民法院上诉。请求：撤销原判，解除入股合同书，改判闵建明返还定金或信誉保证金和股份转让金28万元。理由:
1、原判认定事实错误。张传俊通过他人认识闵建明后，为获得闵建明在缅甸佤邦第二特区温高县上西所村左侧金矿的投资机会，在闵建明的要求下，于2008年1月14日、29日，2月24日三 法律侠客在线lawbingo
次共支付履约定金、信誉保证金计20万元给闵建明。在2008年3月5日与闵建明签订《金矿合作开采入股协议书(草案)》，约定张传俊投入23万占闵建明金矿5%的股权，并交闵建明23万元股权转让款。上述事实，在2008年10月16日双方签订的《佤邦特区佤康金鑫金矿开发股份有限公司入股合同书》第六条中有明确约定，闵建明写的四次收条等均作为合同附件。原判认定闵建明只收了23万元，显然与事实不符。张传俊认为，20万是定金和信誉保证金，是为保证张传俊投资而交给闵建明的，23万是交给闵建明的投资款。两者并不重复。
2、一审中，张传俊诉请解除合同，原判不理会。张传俊履行投资义务成为股东后，未参与管理，应依照合同法中因合同履行不能取得利益的一方应返还对方相应利益的规定，判决闵建明返还28万元。
闵建明答辩:张传俊虚构事实，只交过23万元股款给闵建明，却加以貌似合理的理由，但也不能否认《入股协议书(草案)》和《入股合同书》载明其投入款只有23万元的事实。上述草案及合同书均载明张传俊入股金为23万元，这种情况下闵建明收不收回前三次写的收条已经无关紧要。张传俊明知在金矿股东解散时闵建明已对其股款作了充分、合理的补偿，但仍想借法院裁判之力达到其获取不当利益的目的。原判认定事实清楚，判决正确，请求维持。二审除不予认定“股东间进行结算”的事实外，对原判认定的其它事实，予以确认。二审认为:本案中，双方无有效证据证明闵建明在缅甸矿山的股东情况，故只以现有证据认定闵建明在缅甸是与他人合伙干矿，闵建明只是其中的合伙人之一。双方虽签订入股的两份合同，但只是闵建明在其合伙份额中重新分出23万元，计5股，算为张传俊的投资款的合意行为。双方只是名为入股，实为合伙的行为。因此，本案确定为合伙纠纷较为贴切。原判定案与查明的案情不符，应予以纠正。依据张传俊与闵建明签订的“入股协议(草案)”和“入股合同书”明确约定张传俊占5股，折为23万元投资款的事实，结合前三张收条载明20万元是张传俊为签订入股合同而交的担保金，依照法律有关担保金的相关规定，一旦双方签订合同的目的实现，担保金即转为投资款，因此应认定张传俊在闵建明名下参股干金矿的投资金额是23万元。张传俊关于应区别看待担保金与投资款，其投资是43万元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对于双方是否结算问题，本案张传俊与闵建明虽未提供确凿证据证明退还张传俊的款项就是退股结算的依据，但闵建明在缅甸矿山的份额只占全部份额的25%，退得736122元，从中退15万元给张传俊。对于张传俊收到的15万元，虽无证据证明代表了双方间的结算，但已符合张传俊5%的份额占闵建明25%份额的五分之一，不足部分属合伙亏损，应由各合伙人按合伙份额分担。原判事实清楚、判决正确，张传俊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五十三条第一款(一)项之规定，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再审中，张传俊请求解除双方签订的入股合同，判令闵建明返还入股款28万元。闵建明答辩称，二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程序合法，请求驳回张传俊的再审请求，维持原判。
本院再审查证的事实与二审一致，对二审查证事实予以确认。
因本案当事人之间民事法律关系的设立、变更、终止的法律事实发生在国外，诉讼标的物也在国外，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意见》第304条之规定，本案属涉外民事案件。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二十六条之规定，涉外合同的当事人可以选择处理合同争议所适用的法律。本案双方当事人在《入股协议（草案）》中已明确约定适用我国公司法，故本案应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本院再审认为，原一、二审将案由定为合伙纠纷不当，双方的目的不是合伙，而是股份转让，所以，案由应定为股权转让合同纠纷。按照我国公司法的规定，股份转让需要股东会议通过表决方式决定。本案中张传俊入股未经股东会表决，应为效力待定的股权转让协议，但及至目前为止 法律侠客在线lawbingo
上述手续都无法完善，且张传俊也未实际参与公司的经营管理，故双方所签合同应认定为无效合同。闵建明虽然辨称2008年10月16日的入股合同书是在张传俊等人的胁迫下签订，但其并未提交证据证明，对合同的真实性本院予以确认。双方所签《金矿合作开采入股协议书（草案）》及入股合同均明确约定张传俊交付现金总金额为23万元，但入股合同附件包括了四张收条（总金额为43万元），合同正文约定金额和附件合计金额存在矛盾。在此情况下，需对证据进行审查。前三张收条的款项支付双方均无异议，但第四张收条张传俊不能提交直接证据证明23万元的实际支付状况，只能依据合同正文约定认定张传俊所交款项合计为23万元。双方所签入股合同无效，因该合同取得的财产应予返还。张传俊实际支付的23万元扣除其已经领取的15万元后，剩余8万元应由闵建明向张传俊返还。
综上，本院认为，申请再审人张传俊再审请求部分有理，应予部分支持。原判决认定事实清楚，但适用法律不当，处理欠妥，依法应予改判。本案经本院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七十二条第二项、《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五）项、第五十八条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七条、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的规定，判决如下：
一、撤销云南省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2011）红中民三终字278号民事判决及泸西县人民法院（2010）泸民二初字第175号民事判决；
二、双方签订的《佤邦特区佤康金鑫金矿开发股份有限责任公司入股合同书》无效；
三、由闵建明在本判决生效后十五日内，向张传俊返还80000元；
四、驳回张传俊的其他诉讼请求。
一审诉讼费3875元（减半收取），由张传俊承担2712.50元，由闵建明承担1162.50元。二审诉讼费7750元，由张传俊承担5425元，由闵建明承担2325元。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本判决自送达之日起生效。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若负有义务的当事人不自动履行本判决，享有权利的当事人可在本判决规定履行期限届满后法律规定的期限内向原审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本案当事人申请强制执行的期限为二年。
审 判 长 包靖秋 审 判 员 吴立宏 代理审判员 高晶晶 二O一三年十二月十七日
书 记 员 吴雪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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