葛强与李化章等转让合同纠纷上诉案

第一篇：葛强与李化章等转让合同纠纷上诉案

葛强与李化章等转让合同纠纷上诉案

江苏省徐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事判决书

(2010)徐民终字第942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葛强。

委托代理人侯淑惠。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李化章。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褚衍君。

两被上诉人共同委托代理人李勇，江苏金合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葛强因与被上诉人李化章、褚衍君转让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江苏省徐州市云龙区人民法院（2008）云民一初字第203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0年2月26日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分别于2010年3月25日、2010年4月1日、2010年5月25日三次开庭审理了本案。上诉人葛强及其委托代理人侯淑惠，被上诉人李化章、褚衍君及其共同委托代理人李勇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审查明：原告李化章、褚衍君与案外人黄敦全在陕西省合伙开办了隧道渣石料厂，但未进行相关工商登记注册。2008年4月8日，原告李化章、原告褚衍君与被告葛强签订了转让协议一份，约定将原告在经营隧道渣石料厂期间的机械投资及全部生产费用作价796832.9元转让给被告，由被告向原告支付上述款项。协议中对付款方式约定为：自协议签订之日起，葛强先付给李化章、褚衍君50000元；李化章、褚衍君交给葛强的材料结算单约60万元，结算时葛强付给李化章、褚衍君500000元，其余部分由葛强在一个月内全部付清。协议同时还约定，自签订该协议后，李化章、褚衍君将全部资产及结算票据移交给葛强，财务账目及票据、账册等一并移交给葛强，并办理交接手续；四月份人员工资由葛强负责结算，3月31号前的人工工资由李化章、褚衍君支付。黄敦全作为见证人在转让协议上签字。

2008年7月23日李化章、褚衍君起诉至法院，请求法院判决葛强支付转让余款753822.9元，并支付滞纳金13455.92元。葛强在原审中辩称，原、被告之间签订的合同没有实际履行，在签订合同时被告即要求原告加盖石料厂的公章，但是一直没有加盖，所以就一直没有履行。原告并没有将相关的设备资金等交付给被告，所以原告的请求没有事实依据、不能成立。

李化章、褚衍君在原审中主张其在签订协议的当日即收到葛强支付的首批转让款50000元，并与其办理了相关交接工作，但未签订书面交接手续。葛强对此不予认可。为证实自己的主张，原告方证人侯仰光、李志民、魏守新到庭作证，证明原、被告间存在转让的事实并办理了交接手续；同时，原告还提供了其与被告的通话录音，欲证实双方已实际履行该转让协议、被告已接收了相关资产。因原告提供的相关录音效果较差、无法辨别相关录音内容，经原告申请，原审法院委托南京师范大学司法鉴定中心对录音内容及其真伪进行了鉴定。鉴定结论是：“原告提供的录音内容真实可信、没有经过人为编辑，语音承载的主要内容与文字记录相符”。在录音中，褚衍君多次提到将相关机械交给了葛强，葛强未予否认并答应近期给褚衍君解决部分款项。葛强对录音的真实性没有异议，但其主张该录音内容无法证实双方已履行了转让协议。在庭审过程中，经当庭询问，葛强未能证明其与原告间还存在本次诉讼之外的其他债权债务纠纷。

原审法院认为：原、被告间签订的转让协议是双方真实意思表示，原、被告应依据协议履行各自的义务。双方虽未依协议办理书面交接手续，但原告提供的录音证据中有原、被告间关于机械交接及被告欲支付给原告部分款项的表述，结合原告当庭提供的证人证言，在被告未主张并证实其与原告间尚存在其他债权债务的情况下，可以确认原告已依据协议履行了交接义务。故，被告应依据协议履行支付剩余转让款的义务。原告主张的迟延支付滞纳金13455.92元无法律依据，不予支持。遂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四条、第六十条、第一百一十二条之规定判决：被告葛强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支付给原告李化章、原告褚衍君转让款746832.9元。

上诉人葛强不服上述民事判决，向本院上诉称：原审法院认定上诉人与被上诉人签订的“转让协议”已履行没有事实依据。

1、被上诉人提供的证人均是其工人，与被上诉人具有利害关系，且证人证言只能证实有签订转让协议的事实但不清楚双方是否履行了协议。

2、录音内容不能证明被上诉人向上诉人交付协议约定的全部资产及票据、账册等事实。录音中双方的对话只有被上诉人自己陈述将机器交与上诉人但上诉人并未予以认可接收，上诉人一直主张由于被上诉人与他人之间的债权债务，致机器被他人拆走而无法交付。

3、由于被上诉人没有在协议上加盖“隧道渣石厂”的公章，故上诉人并没有支付约定的50000元的转让款，事实上双方没有履行协议。即便上诉人支付了50000元的转让款也不能由此推定被上诉人履行了向上诉人交付资产的义务。

4、被上诉人主张已将其持有的对中铁十四局60万元的债权票据交给了上诉人且上诉人已从中铁十四局结算了该款项，但据原审法院到中铁十四局调取的证据表明，该60万元的结算人并不是上诉人，充分证明了被上诉人没有向上诉人履行交付义务。

5、双方的转让协议有明确约定：“被上诉人应把全部资产及结算票据、财务账目及票据、账册一并转移给上诉人，并办理交接手续。”如果被上诉人已经履行了交付义务，就应该持有交接手续，否则即未交付。另外，原审法院适用法律错误。根据我国民事诉讼

法及证据规则的相关规定，对合同是否履行发生争议的，应由负有履行义务的当事人承担举证责任。故本案中被上诉人对其主张负有举证责任，一审法院将举证责任分配给上诉人是没有法律依据的。

被上诉人李化章、褚衍君辩称：

1、本案所涉及的转让协议已经实际履行。一审中出庭作证的7位证人并非完全同被上诉人有利害关系，其中3人是在上诉人接收设备后跟上诉人干活的，证人证言从不同侧面证实了涉案设备及资产转让前、转让当时和转让后的相关情况。在被上诉人向法院提供的与上诉人的录音证据中，上诉人多次承诺要帮助被上诉人尽快解决转让款，而一审期间上诉人没有举证也没有主张双方之间存在本案纠纷之外的债权债务关系。以上证据同双方签订的转让协议均可以相互印证，可以证实转让协议已经实际履行。

2、转让协议签订后当天上诉人交了第一批50000元转让款，该部分款项属于被上诉人的自认事实，由于50000元收条或者相关证据在上诉人手中，被上诉人对这50000元的支付不应承担举证责任。

3、两被上诉人从事石子交易，当时是挂靠在丹凤县诚信建材厂，所以对外签订的合同以及相关款项结算必须以丹凤县诚信建材厂名义结算或者签订合同。上诉人接收相关设备以及60万余元的结算票据后，也无法以自己的名义与中铁十四局进行结算。经一审法院调查，涉案的60余万元的结算款经过了结算，并且款项汇往了丹凤县诚信建材厂，这点和上诉人接收结算票据和接收设备并不矛盾。

4、被上诉人的交付行为不必以持有书面的交接材料为要件，其他证据可以证实被上诉人已经完成了事实交付。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维持原判。

经双方当事人确认，本案二审争议的焦点为：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的转让协议是否已经实际履行。上诉人应否按转让协议给付被上诉人转让款746832.9元。

二审庭审中，李化章、褚衍君主张已按约定将生产设备、价值60万元左右的材料结算单、财务帐册等移交给了葛强，并已收到葛强支付的50000元先期转让费。葛强则认为既未接收生产设备及材料结算单，亦未给付50000元转让款。双方一致同意以“褚衍君是否将金额约60万元的材料结算凭证交给了葛强，葛强是否支付了50000元的先期转让款”作为心理测试的内容，对褚衍君、葛强记忆中是否存在上述信息进行心理测试。双方并一致同意以心理测试结果作为判断谁作虚假陈述的依据，谁作虚假陈述，谁承担败诉责任。据此，经双方当事人同意，本院委托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公安学研究所心理测试中心对褚衍君、葛强进行了心理测试。测试结果为：“本次测试检测到检测人褚衍君、葛强记忆中存在转让合同涉及的交接工作（包括交接结算凭证、机械设备和50000元转让费）的相关信息。

本院认为：上诉人葛强与被上诉人李化章、褚衍君签订的转让协议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协议真实有效，双方当事人应依约履行各自的义务。关于李化章、褚衍君是否已经按约履行了交付机械设备及价值60万元左右的结算凭证义务的问题，被上诉人李化章、褚衍君提供了侯仰光、李志民、魏守新等证人当庭作

证，侯仰光、魏守新证明2008年4月后是跟姓葛的老板干的，叫葛强，工资也是葛强给的。从2008年5月20日到2008年8月26日褚衍君与葛强及李化章与黄敦全的5次谈话录音中，葛强多次承诺“最近两天给你解决一部分”、“没问题，先给你解决一部分，月底尽量付清”，在2008年6月9日下午的谈话中，李化章提出“洞口这边的钱该怎么说法？她（褚衍君）连娘家也不敢回…”时，葛强答：“你那个吧，这个月底之前，我把这个事给处理完。”原审法院根据上述证据，以及双方之间没有除本案之外的其他债权债务纠纷的实际情况，认定被上诉人李化章、褚衍君已依据协议履行了相关义务，与本院二审期间心理测试的结果能够相互印证。在被上诉人李化章、褚衍君已向葛强交付了机械设备、财务帐册及60万元左右的材料结算凭证，该60万元左右的材料结算单亦已实际结算的情况下，原审判决葛强应支付剩余转让款并无不当。上诉人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五十三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11270元，褚衍君缴纳的心理测试费1500元，由上诉人葛强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刘 建 航代理审判员王峰代理审判员陈颖

二○一○年六月三十日

书 记 员闫 媛 媛

第二篇：技术股权转让合同纠纷上诉案

李某与伍某技术股权转让合同纠纷上诉案

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

民事裁定书（2003）粤高法民三终字第248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李某。

委托代理人：黎孟龙，北京市德恒律师事务所深圳分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向莉，北京市德恒律师事务所深圳分所律师工作人员。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伍某。

上诉人李某因与被上诉人伍某技术股权转让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2003）深中法民三初字第18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03年12月24日公开进行法庭调查。上诉人李某的委托代理人黎孟龙和向莉、被上诉人伍某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法院经审理查明：2002年10月11日，上诉人李某与被上诉人伍某及案外人伍本和、代求芝签订了《关于合作生产、推广空气床垫专利产品协议》（草案），协议约定由李某出51%现金股本，伍某等人出49%技术股本，共同投资设立深圳市伍国科技开发有限公司。2002年10月30日，深圳市伍国科技开发有限公司成立，公司注册资本为50万元，但该注册资本的股权结构均为现金股。公司成立后，李某与伍某于2002年11月2日签订《股权转让协议》，协议约定伍某将其持有的占公司24%股权中的7%股权转让给李某，7%股权转让金为3.5万元。同日，李某和案外人伍本和也签订了《股权转让协议》，协议约定伍本和将其持有的占公司24%的股权转让给李某，股权转让金为12万元。2002年11月11日，深圳市公证处为上述两份股权转让协议办理了公证，该股权转让结果在深圳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办理了股权变更登记。同日，深圳市伍国科技开发有限公司更名为深圳市润博科技开发有限公司。2002年11月2日，李某与伍某签订了另一份《技术股权转让协议》，协议约定伍某将其持有公司32%的新型空气床垫技术股权以32万元的价格转让给李某，并约定现币付清，签字即生效。该《技术股权转让协议》签订时，伍某收到李某支付的现金32万元。

伍某在2003年4月23日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2003）深中法民三初字第50号案件开庭审理时自认：以自己的名义买案外人伍本和、代求芝的股权，然后将32%的技术股卖给李某，得了现金32万元，分别给案外人伍本和、代求芝各16万元。

李某在2003年4月23日的开庭审理时自认：生产了空气床垫上百套样品。

原审法院经审理认为，根据李某、伍某双方签字认可的股东会决议、股权转让协议、公证书，以及验资报告、银行现金存款凭证和公司注册与公司变更登记资料等书面证据，深圳市伍国科技开发有限公司自成立至更名为深圳市润博科技开发有限公司过程中，公司的股权结构虽均为现金股，而不包括技术股权。但伍某在与李某签订《技术股权转让协议》时，具有生产新型空气床垫的技术，且在深圳市伍国科技开发有限公司所占的股份是技术股份，李某的公司利用伍某具有的新型空气床垫的生产技术已生产出产品。伍某身为深圳市伍国科技开发有限公司的股东，即证明伍某已将新型空气床垫的生产技术移交给公司，且伍某当庭自认收到李某支付的股权转让款，故李某与伍某签订的《技术股权转让协议》已履行完毕。李某与伍某签订《技术股权转让协议》合法有效。李某诉请法院解除该协议及返还股款的理由不成立，不予支持。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四条第一款、第六十条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之规定，判决：驳回李某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7310元，由李某负担。

上诉人李某上诉称：

一、本案是李某与伍某之间《技术股权转让协议》的履行纠纷，合同争讼的“技术股权”根本不存在，合同也无法履行。根据法律规定，股权是股东在完成向

公司的出资后产生的股东相对于公司的权利，股权存在的事实基础是“股东完成向公司出资”。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二十四条规定：“股东可以用货币出资，也可以用实物、工业产权、非专利技术、土地使用权作价出资。对作为出资的实物、工业产权、非专利技术或者土地使用权，必须进行评估作价，核实财产，不得高估或者低估作价。”第二十五条规定：“股东以货币出资的，应当将货币出资足额存入准备设立的有限责任公司在银行开设的临时帐户；以实物、工业产权、非专利技术或者土地使用权出资的，应当依法办理其财产权的转移手续。”第二十六条规定：“股东全部缴纳出资后，必须经法定的验资机构验资并出具证明。” 只有伍某将其持有的“新型空气床垫专利技术”按照公司法的规定履行评估、作价程序，办理验资手续并在公司登记机构办理股权登记后，其持有的“技术股权”才能存在，伍某才能将其“技术股权”转让他人。但“新型空气床垫专利技术”的技术没有移交公司，也没有进行评估作价和验资，更没有办理股权变更登记，所谓的“新型空气床垫专利技术”的技术股权并未产生，因而李某与伍某签订的《技术股权转让协议》根本无法履行。

二、原审判决认定“股东身份可以证明技术移交公司”没有任何法律依据，错误判定法律事实。公司法的基本理论表明，有限责任公司是独立享有民事权利并且独立承担民事义务的独立法人，有限责任公司与公司的股东是分别独立的民事主体，两者的财产权利也是各自独立的。公司股东完成出资后，其出资资本转移为有限公司的财产，而公司股东不再享有出资资本的财产权利。因此，从法律逻辑关系上，有限公司在取得出资人的出资财产权利（股东向公司转移财产权利）后，出资人才能取得公司股东资格，绝没有依股东身份反过来判定股东是否实际向公司移交财产的逻辑。

三、本案不是技术转让纠纷，而是股权转让纠纷，原审判决用“技术移交公司”说明“股东间的股权转让协议已经履行”存在法律逻辑上的错误。

四、“技术股权”不存在，《技术股权转让协议》仅履行了李某的付款义务，伍某的“转让股权”义务无法履行，合同应予解除，李某依据《技术股权转让协议》支付的32万元股权转让款应当予以返还。综上，原审法院认定事实不清，法律关系判定不准，判决错误。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四条的规定，请求判令：

1、撤销原审判决；

2、解除双方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

3、伍某返还李某转让股款32万元；

4、由伍某承担诉讼费。

被上诉人伍某答辩称：

一、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2003）深中民三初字第50号案件开庭时，审判长坚持《技术股权转让协议》只是签订，双方并未实质履行，李某不能举证已支付转让费的凭证，其诉讼请求证据不足，所以李某撤诉了。李某撤诉后又起诉，原审法院受理后，组成的合议庭成员中有两名成员同为（2003）深中民三初字第50号合议庭成员，违反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判人员严格执行回避制度的若干规定》第三条的规定，根据该《规定》第六条的规定，本案应发回重审。

二、原审法院违反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判人员严格执行回避制度的若干规定》第三条的规定，影响司法公正，导致原审判决书中出现伍某自认的“不实之词”。伍某在原审答辩和开庭中从未“自认”收到李某支付的转让费。原审判决认定伍某“自认”，实际是为李某非法使用伍某的专利而作的枉判之词。

三、李某的上诉理由都是不实之词。李某不能举证已支付转让费的凭证，说明《技术股权转让协议》只是签订，双方并未实质履行，其诉讼请求应予驳回。

四、李某所依赖的《公证书》是其为诈骗目的所设置的阴谋，该《公证书》不久将被撤销。

伍某在一审期间提交了专利权人为伍某的“新型空气床垫”实用新型专利证书，二审庭审时承认该专利技术与本案涉讼技术“新型空气床垫”为同一技术。李某对该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本院对该证据予以确认。

本院查明，原审判决已认定的事实与证据一致，本院予以确认。

另查明，2002年10月11日，以伍某、案外人伍本和和代求芝为甲方、李某为乙方签订的《关于合作生产、推广空气床垫专利产品协议》（草案）约定：注册后甲方的专利技术的产权以及使用权和乙方投入的注册资金为新成立的公司所有；本合同自签署之日起生效，此合同（草案）与注册新公司后续签合同具有同等法律效力。10月24日，伍某、伍本和出具证明称：“为了办公司执照方便，需将李某先生的现金存入伍某和伍本和开的银行存折中，各12万元，共24万元，此款属李某先生所有。”10月25日，深圳市高信会计师事务所对深圳市伍国科技开发有限公司申请审验该司注册资金50万元的报告称，截至该日，李某、伍某、伍本和分别投资26万元、12万元、12万元，各占出资比例52%、24%、24%。2002年11月2日，由李某、伍某、伍本和参加的股东会作出伍本和将其持有的占公司24%股权以12万元转让金转让给李某，以及伍某将其持有的占公司24%股权中的7%股权以3.5万元转让金转让给李某的决议。2002年11月13日，深圳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核准，深圳市伍国科技开发有限公司更名为深圳市润博科技开发有限公司，股东出资情况变更为李某出资41.5万元，伍某出资8.5万元，股东由原三位即李某、伍某、伍本和变更为两位即李某、伍某。国家知识产权局于2003年9月3日公告授予本案涉讼技术为实用新型专利，专利名称为“新型空气床垫”，专利权人为伍某。

李某于2003年5月6日向原审法院提起诉讼，请求判令：

1、解除其与伍某签订的《技术股权转让协议》；

2、伍某返还转让股款32万元；

3、由伍某承担本案诉讼费。对原审判决其他查明事实不清之处，本院在“本院认为”部分予以说明。

本院认为，《技术股权转让协议》约定的是股权转让方面的内容，转让的标的为股权，而非技术，故本案应定性为技术股权转让合同纠纷，原审判决将本案定性为其他技术合同性质错误。同时还认为，原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判决依据不足。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五十三条第一款第（三）项之规定，裁定如下：

一、撤销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2003）深中法民三初字第182号民事判决；

二、发回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重审。

本案一、二审案件受理费由原审法院根据重审结果确定。

审 判 长 刘建强

代理审判员 高 静

代理审判员 林东升

二○○五年一月二十五日

书 记 员 肖海棠

第三篇：重庆国际信托投资公司与交通银行重庆分行等借款担保合同纠纷上诉案

重庆国际信托投资公司与交通银行重庆分行等借款担保合同纠纷上诉案

（法公布（2001）第16号）

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

民事判决书

（2000）经终字第208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重庆国际信托投资公司。

法定代表人：陈辉明，该公司董事长。

委托代理人：韩德云，重庆索通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交通银行重庆分行。

法定代表人：邓昌明，该行行长。

委托代理人：李钺锋，重庆永和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余长江，重庆永和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重庆国际经济技术合作公司国际贸易公司。法定代表人：王轸，该公司总经理。

上诉人重庆国际信托投资公司（以下简称信托公司）为与交通银行重庆分行（以下简称交行）、重庆国际经济技术合作公司国际贸易公司（以下简称贸易公司）借款担保合同纠纷案，不服重庆市高级人民法院（1998）渝高法经一初字第2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由审判员叶小青担任审判长，代理审判员王闯、代理审判员宫邦友参加的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书记员孙建国担任记录。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经审理查明：1996年2月底，云南金成金属工贸公司（以下简称工贸公司、其产权属重庆三业发展公司）向重庆三业发展公司（以下简称三业公司）提出，近期可通过云南省五金矿产化工进出口（集团）公司（以下简称云南五矿公司）从瑞士嘉能柯公司进口5000吨电解铜，且付款条件非常优惠。三业公司无此笔资金，故首先找到信托公司，称其目前仍无力偿还先前的贷款及利息，但最近有一笔进口5000吨电解铜的业务，如能做好则不仅可偿还全部欠款而且保证将货物进口及出售后的全部资金存放在信托公司。信托公司认为可行，遂于1996年2月29日发函工贸公司，就“关于担保开证进口电解铜事宜”称：经本公司研究，同意按下列条件担保开证进口5000吨电解铜：

一、根据银行规定，本公司为重庆一家外贸公司开证作担保，该外贸公司为开证申请人和进口受益人，接受所有单证，负责商检报关等工作。云南五矿公司作为供货方代理地位不变，在进口合同上联合签章，但不是进口受益人。

二、本公司确认进口方为三业公司，并为其进口5000吨电解铜提供全额担保，该公司应将此进口货物所有权转移给本公司„„

五、请速安排办理此项进口。

1996年3月8日，信托公司、三业公司、工贸公司达成进口联营协议，协议约定：工贸公司负责联系国外供货方和国内总代理；三业公司负责联系重庆外贸代理公司和解决开证银行，并作为进货方将进口铜转移给信托公司。信托公司向三业公司提供进口全额担保并经三业公司委托负责销售电解铜和收取货款，负责此项货款的运用、创造利润。所余利润由三方共享，各得三分之一。根据此协

议，三业公司找到交行。由于三业公司也欠交行2，500，000元贷款，交行即于1996年3月8日与信托公司就收回向三业公司贷款一事达成协议书，约定：

一、交行、信托公司在各自的经营范围内，以相应的业务手段，协助支持借款人（三业公司）近期从事5000吨电解铜买卖。交行将其为进口5000吨电解铜所开出的信用证承兑后，将提单等货物所有权凭证交由信托公司保管。

二、三业公司实现5000吨电解铜销售，款到信托公司为三业公司开立的账户后，即从三业公司账户上扣划5，000，000元，分别支付2，500，000元给交行和信托公司„„

五、因不可抗拒因素影响交行和信托公司收回贷款所欠本息，双方仍保留向借款人以法律手段清收，包括向借款担保人追索的权利。开证落实后，三业公司找到了有进出口贸易权的贸易公司为其进口代理商。1996年3月22日，贸易公司、三业公司、信托公司三方签订了代理合同，约定：三业公司委托贸易公司代理进口5000吨电解铜，贸易公司负责进口一切环节的手续，包括对外签合同、开证、审单、进口报关、商检、索赔等，信托公司负责开证担保并作为担保人参与监管，三业公司负责承担一切费用。同月信托公司向交行出具担保书，内容为应贸易公司要求，我公司同意为该公司就CIETCI—019—96001合同项下进口5000吨电解铜，在贵行开出以下信用证LCH0960032„„LCH0960041（10个信用证）总计金额1，760，000美元，提供资金全额担保。1996年4月1日贸易公司致函交行，称：我司在贵行开立的10个信用证在180天有效期后如再展期180天的银行利息由我司负担。1996年4月3日，信托公司向交行提交的补充担保书，载明：关于进口5000吨电解铜，在贵行开立的LCH0960032号信用证作如下修改：就该证的溢短装条款中±10％改为±20％所多出的资金提供全额担保；并保证信用证对外付款前一周，负责将全部资金划到贵行指定的账户上，若资金未按时到位，从付款次日起承担罚息，并在我公司接到贵行的付款通知后的三个工作日内由我公司将全部资金划到贵行代为支付。1996年5月中旬，当2000吨电解铜运至上海，准备在期货交易市场出售时，因涉嫌走私，被全部查扣。1996年6月18日信托公司正式向上海海关提出书面报告，请求解除扣押，由进口代理商另行补办正常进口报关手续后，核准放行。1996年9月10日，上海海关调查局向信托公司发出《关于在扣电解铜处理通知》，同意将在扣电解铜2000吨定向拍卖给该公司。年底，信托公司向上海海关办理了手续，并委托浙江嘉兴工贸公司（以下简称嘉兴公司）代理从事2000吨电解铜的定向拍卖工作。1997年6月，嘉兴公司将2000吨电解铜定向拍卖后的差价10，000，000元人民币交付给信托公司。至此，被扣的2000吨电解铜得到了妥善处理。但因2000吨电解铜开立的信用证（金额为8，960，000美元）将于1997年4月4日到期付款，于是交行、信托公司、贸易公司经多次协商，最终于1997年4月2日达成“关于解决重庆三业公司进口5000吨电解铜问题的谅解备忘录”（以下简称备忘录）。备忘录载明：为维护交行的国际信誉，由三方共同组织垫付资金以便交行在该到期日按时全额付款：（1）信托公司将就超出2000吨电解铜货物实际价值的信用证金额计3，201，237．26美元（此款已于95年4月19日、5月29日分两次由嘉能柯退开证申请人并由信托公司代管），保证无条件于4月4日前将本息约3，450，000美元划入贸易公司在交行开立的保证金账户上，用于对外支付；（2）信托公司将先垫付上海海关已同意就定向拍卖2000吨电解铜的10，000，000元人民币，于4月4日前划入贸易公司在交行开立的人民币结算账户上，用于对外支付；（3）剩余的4，310，000美元，将由贸易公司向交行申请等值人民币贷款，并由信托公司提供全额资金担保，交行于4月4日前办理完有关贷款的规定手续后划入贸

易公司在交行开立的人民币结算账户上，用于对外支付，此项贷款到期后，三方将根据对外追索法律行动进程，另行协商解决办法。贸易公司作为进口代理商出面立即采取法律手段对外追索，追索费用由三方组织垫付。4月3日，信托公司与交行签订了97年外保字第49号借款保证合同，保证方式为连带责任保证。4月4日交行与贸易公司签订了97年外字第049号借款合同，借款金额为36，000，000元人民币，用于对外货款，利率9．24‟，期限6个月（从1997年4月4日至1997年10月4日止）。合同签订后，交行按约履行35，856，284．22元人民币的对外支付的义务，从而保证了到期信用证的对外付款。由于贸易公司未积极对外追索，三方又于当年7月31日达成“关于4月2日谅解备忘录”的补充备忘录（以下简称补充备忘录）。补充备忘录载明：预计贸易公司对外追索所需的全部费用在1，200，000元人民币左右。信托公司与交行将各以合法手段支付400，000元人民币到贸易公司账上，以保证对外追索尽快启动。随后信托公司、交行分别各自借款400，000元人民币给贸易公司，贸易公司收到借款后未启动对外追索的法律程序。交行多次要求贸易公司偿还借款并由信托公司承担连带责任未果，遂向重庆市高级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重庆市高级人民法院认为，1996年3月8日，贸易公司作为三业公司进口5000吨电解铜的代理商，向交行申请开立以嘉能柯公司为受益人的信用证，总金额为美元17，600，000元整。信托公司当日向交行出具的担保书载明，该公司保证上述信用证对外付款前一周，负责将全部资金划入到贵行指定账户上„„之后，又书面承诺其保证方式为连带责任保证。信用证到期后，三方分别又签有借款合同和借款保证合同。交行对贸易公司代理进口的2000吨电解铜实际贷款划出额为人民币35，856，284．22元，由于2000吨电解铜被海关没收，贸易公司未能偿还贷款，应承担归还借款本息的民事责任。信托公司应承担连带清偿责任。据此，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八十四条、八十九条第（一）项、九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合同法》第四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二十八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由贸易公司自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偿还交行本金人民币35，856，284．22元及利息（利息自1997年4月4日至1997年10月4日止，按9．24‟计息；自1997年10月5日起至付清之日止，按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

二、信托公司对上述款项承担连带偿还责任。本案案件受理费274，856元，诉讼保全费245，520元，合计520，376元，由贸易公司、信托公司承担。

信托公司不服重庆市高级人民法院（1998）渝高法经一初字第2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上诉称：本案当事人三方是根据备忘录签订的97外字第49号借款合同及担保合同，并以备忘录作为合同附件。依据备忘录约定，三方订立借款和担保合同，目的是为了解决对外支付信用证项下到期货款而共同采取的垫款行为，弥补联营损失，而非借款行为。因此，借款及担保合同不是当事人真实的意思表示，应当确认合同无效。借款及担保所涉及的35，856，284．22元人民币借款本息，也应视为联营损失，由三方分担。原审法院有意回避审查合同的效力和真实性，错误地认定借款及担保合同有效，判令我公司对借款本息承担连带清偿责任，是对事实和法律的严重违背，损害了我公司的合法权益，请求予以改判。被上诉人交行答辩称：我行为三业公司进口5000吨电解铜开立信用证，目的是为追回三业公司欠我行的贷款，不存在我方参加共同经营，从中获利的问题。因信托公司的原由造成信用证到期不能兑付。于是由贸易公司作为借款人，信托公司作为担保人，又向我行申请了4，310，000美元贷款以用于信用证到期的对

外支付，三方就此签订了贷款合同及担保合同。故该贷款合同和担保合同系三方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且内容合法，属有效合同，应当受到法律保护。信托公司称借款及担保行为不是三方真实意思表示，完全与事实不符，也没有证据证明。请求驳回上诉人信托公司的上诉，维持原判。

被上诉人贸易公司答辩称：本案借款纠纷，是因原信托公司、交行、三业公司三方经济纠纷，而达成的一项贸易进口业务，目的是为了用进口而产生的利润来偿还原债务。因三方没有进出口权，由交行推荐我公司作为进口代理商。依代理合同约定，我公司与信托公司纯属代理关系，该笔业务的实际付款方和收款方皆非我公司，因此，我公司不应承担付款责任。该项业务信用证项下的款项，是交行与信托公司协商而定，我公司仅作为外贸代理商受三业公司委托，作为信用证的开证申请人，又虑及交行对外经营的信誉等原因，经信托公司和交行再三坚持，我公司才就合同项下信用证金额向交行贷款，由信托公司担保。但我公司对该合同的全部贷款无任何使用权。交行不应起诉我公司。该案实属诈骗行为，三业公司、信托公司少数人为达个人目的，企图骗取国家关税，这已经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终审判决，认定为走私行为。因此，我公司请求终结本案，将本案移送公安部门处理。

本院认为：1996年3月8日，贸易公司作为三业公司进口电解铜代理商，向交行申请开立以嘉能柯为受益人的信用证，总金额为17，600，000美元。当日，信托公司向交行出具了担保书，保证在上述信用证对外付款前一周，负责将全部资金划到贵行指定的账户上，之后，又书面承诺其保证方式为连带责任保证。由此，信托公司与交行、贸易公司三方形成了信用证项下的付款保证关系。信用证到期，为解决信用证项下的对外付款问题，三方又于1997年4月3日和4月4日，分别签订了借款合同和连带责任保证合同。依该借款合同，贸易公司从交行实际贷款35，856，284．22元。贸易公司到期未还，保证人信托公司依约应当承担连带保证责任。尽管交行与信托公司于1996年3月8日曾就向三业公司收回欠款一事达成过协议书，但该协议仅表明交行同意为三业公司进口电解铜开立信用证，并拟从三业公司销售盈利中收回其拖欠的贷款，并无参与联合经营电解铜的内容。后三方签订的备忘录及补充备忘录，也不能说明交行参与了联合经营电解铜。因此，原审法院以三方存在信用证项下的借款、担保关系为由，判决贸易公司承担还款责任，信托公司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并无不妥。上诉人信托公司主张与交行是联营关系，借款本息应按各方在联营中的地位及过错分担，缺乏事实根据，本院不予支持。原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本院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八十九条第（一）项、第九十条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合同法》第四十条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五十三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本案一审诉讼费按一审判决执行；二审案件受理费274，856元，由上诉人信托公司承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叶小青

代理审判员 王 闯

代理审判员 宫邦友

二00一年二月二十日 书 记 员 孙建国

第四篇：重庆国际信托投资公司与交通银行重庆分行等借款担保合同纠纷上诉案

上诉人（原审被告）：重庆国际信托投资公司。住所地重庆市渝中区上清寺路110号。

法定代表人：陈辉明，该公司董事长。

委托代理人：韩德云，重庆索通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交通银行重庆分行。住所地重庆市渝中区人民路口13号。

法定代表人：邓昌明，该行行长。

委托代理人：李钺锋，重庆永和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余长江，重庆永和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重庆国际经济技术合作公司国际贸易公司。住所地重庆市江北区建新北路84号。

法定代表人：王轸，该公司总经理。

上诉人重庆国际信托投资公司（以下简称信托公司）为与交通银行重庆分行（以下简称交行）、重庆国际经济技术合作公司国际贸易公司（以下简称贸易公司）借款担保合同纠纷案，不服重庆市高级人民法院（1998）渝高法经一初字第2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由审判员叶小青担任审判长，代理审判员王闯、代理审判员宫邦友参加的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书记员孙建国担任记录。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经审理查明：1996年2月底，云南金成金属工贸公司（以下简称工贸公司、其产权属重庆三业发展公司）向重庆三业发展公司（以下简称三业公司）提出，近期可通过云南省五金矿产化工进出口（集团）公司（以下简称云南五矿公司）从瑞士嘉能柯公司进口5000吨电解铜，且付款条件非常优惠。三业公司无此笔资金，故首先找到信托公司，称其目前仍无力偿还先前的贷款及利息，但最近有一笔进口5000吨电解铜的业务，如能做好则不仅可偿还全部欠款而且保证将货物进口及出售后的全部资金存放在信托公司。信托公司认为可行，遂于1996年2月29日发函工贸公司，就“关于担保开证进口电解铜事宜”称：经本公司研究，同意按下列条件担保开证进口5000吨电解铜：

一、根据银行规定，本公司为重庆一家外贸公司开证作担保，该外贸公司为开证申请人和进口受益人，接受所有单证，负责商检报关等工作。云南五矿公司作为供货方代理地位不变，在进口合同上联合签章，但不是进口受益人。

二、本公司确认进口方为三业公司，并为其进口5000吨电解铜提供全额担保，该公司应将此进口货物所有权转移给本公司„„

五、请速安排办理此项进口。

1996年3月8日，信托公司、三业公司、工贸公司达成进口联营协议，协议约定：工贸公司负责联系国外供货方和国内总代理；三业公司负责联系重庆外贸代理公司和解决开证银行，并作为进货方将进口铜转移给信托公司。信托公司向三业公司提供进口全额担保并经三业公司委托负责销售电解铜和收取货款，负责此项货款的运用、创造利润。所余利润由三方共享，各得三分之一。根据此协议，三业公司找到交行。由于三业公司也欠交行2，500，000元贷款，交行即于1996年3月8日与信托公司就收回，三业公司贷款一事达成协议书，约定：

一、交行、信托公司在各自的经营范围内，以相应的业务手段，协助支持借款人（三业公司）近期从事5000吨电解铜买卖。交行将其为进口5000吨电解铜所开出的信用证承兑后，将提单等货物所有权凭证交由信托公司保管。

二、三业公司实现5000吨电解铜销售，款到信托公司为三业公司开立的帐户后，即从三业公司帐户上扣划5，000，000元，分别支付2，500，000元给交行和信托公司„„

五、因不可抗拒因素影响交行和信托公司收回贷款所欠本息，双方仍保留向借款人以法律手段清收，包括向借款担保人追索的权利。开证落实后，三业公司找到了有进出口贸易权的贸易公司为其进口代理商。1996年3月22日，贸易公司、三业公司、信托公司三方签订了代理合同，约定：三业公司委托贸易公司代理进口5000吨电解铜，贸易公司负责进口一切环节的手续，包括对外签合同、开证、审单、进口报关、商检、索赔等，信托公司负责开证担保并作为担保人参与监管，三业公司负责承担一切费用。同月信托公司向交行出具担保书，内容为应贸易公司要求，我公司同意为该公司就CIETCI一019－96001合同项下进口5000吨电解铜，在贵行开出以下信用证LCH0960032LCH0960041（10个信用证）总计金额1，760，000美元，提供资金全额担保。1996年4月1日贸易公司致函交行，称：我司在贵行开立的10个信用证在180天有效期后如再展期180天的银行利息由我司负担。1996年4月3日，信托公司向交行提交的补充担保书，载明：关于进口5000吨电解铜，在贵行开立的LCH0960032号信用证作如下修改：就该证的溢短装条款中±10％改为士20％所多出的资金提供全额担保；并保证信用证对外付款前一周，负责将全部资金划到贵行指定的帐户上，若资金未按时到位，从付款次日起承担罚息，并在我公司接到贵行的付款通知后的三个工作日内由我公司将全部资金划到贵行代为支付。1996年5月中旬，当2000吨电解铜运至上海，准备在期货交易市场出售时，因涉嫌走私，被全部查扣。1996年6月18日信托公司正式向上海海关提出书面报告，请求解除扣押，由进口代理商另行补办正常进口报关手续后，核准放行。1996年报9月10日，上海海关调查局向信托公司发进《关于在扣电解铜处理通知》同意将在扣电解铜2000吨定向拍卖给该公司。年底，信托公司向上海海关办理了手续，并委托浙江嘉兴工贸公司（以下简称嘉兴公司）代理从事2000吨电解铜的定向拍卖工作。1997年6月，嘉兴公司将2000吨电解铜定向拍卖后的差价10，000，000元人民币交付给信托公司。至此，被扣的2000吨电解铜得到了妥善处理。但因2000吨电解铜开立的信用社（金额为8，960，000美元）将于1997年4月4日到期付款，于是交行、信托公司、贸易公司经多次协商，最终于1997年4月2日达成“关于解决重庆三业公司进口5000吨电解铜问题的谅解备忘录”（以下简称备忘录）。备忘录载明：为维护交行的国际信誉，由三方共同组织垫付资金以便交行在该到期日按时全额付款；（1）信托公司将超出2000吨电解铜货物实际价值的信用证金额计划外3，201，237.26美元（此款95年4月19日、5月29日分两次由嘉能柯退开证申请人并由信托公司代管），保证无条件于4月4日前将本息3，450，000美元划入贸易公司在交行开立的保证金帐户上，用于对外支付；（2）信托公司将先垫付上海海关已同意就定向拍卖2000吨电解铜的10，000，000元人民币，于4月4日前划入贸易公司在交行开立的人民币结算帐户上，用于对外支付；（3）剩余的4，310，000美元，将由贸易公司向交行申请等值人民币贷款，并由信托公司提供全额资金担保，交行于4月4日前办理完有关贷款的规定手续后划入贸易公司在交行开立的人民币结算帐户上，用于对外支付，此项贷款到期后，三方将根据对外追索法律行动进程，另行协商解决办法。贸易公司作为进口代理商出面立即采取法律手段对外追索，追索费用由三方组织垫付。4月3日，信托公司与交行签订了年外保字第一线9号借款保证合同，保证方式为连带责任保证。4月4日交行与贸易公司签订了年外字第049号借款合同，借款金额为36，000，000元人民币，用于对外货款，利率9.24％。，期限6个月（从1997年4月4日至1997年10月4日止）。合同签订后，交行按约履行35，856，284.22元人民币的对外支付的义务，从而保证了到期信用证的对外付款。由于贸易公司未积极对外追索，三方又于当年7月31日达成“关于4月2日谅解备忘录”的补充备忘录（以下简称补充备忘录）。补充备忘录载明：预计贸易公司对外追索所需的全部费用在1，200，000元人民币左右。信托公司与交行将各以合法手段支持400，000元人民币到贸易公司帐上，以保证对外追索尽快启动。随后信托公司、交行分别各自借款400，000元人民币给贸易公司，贸易公司收到借款后未启动对外追索的法律程序。交行多次要求贸易公司偿还借款并由信托公司承担连带责任未果，遂向重庆市高级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重庆市高级人民法院认为，1996年3月8日，贸易公司作为三业公司进口5000吨电解铜的代理商，向交行申请开立以嘉能柯公司为受益人的信用证，总金额为美元17，600，000元整。信托公司当日向交行出具的担保书载明，该公司保证上述信用证对外付款前一周，负责将全部资金划入到贵行指定帐户上„„之后，又书面承诺其保证方式为连带责任保证。信用证到期后，三方分别又签有借款合同和借款保证合同。交行对贸易公司代理进口的2000吨电解铜实际贷款划出额为人民币35，856，284.22元，由于2000吨电解铜被海关没收，贸易公司未能偿还贷款，应承担归还借款本息的民事责任。信托公司应承担连带清偿责任。据此，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八十四条、八十九条第（一）项、九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合同法》第四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二十八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由贸易公司自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偿还交行本金人民币35，856，284.22元及利息（利息自1997年4月4日至1997年10月4日止，按9.24％。计息；自1997年10月5日起至付清之日止，按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

二、信托公司对上述款项承担连带偿还责任。本案案件受理费274，856元，诉讼保全费245，520元，合计520，376元，由贸易公司、信托公司承担。

信托公司不服重庆市高级人民法院（1998）渝高法经一初字第2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上诉称：本案当事人三方是根据备忘录签订的97外字第49号借款合同及担保合同，并以备忘录作为合同附件。依据备忘录约定，三方订立借款和担保合同，目的是为了解决对外支付信用证项下到期货款而共同采取的垫款行为，弥补联营损失，而非借款行为。因此，借款及担保合同不是当事人真实的意思表示，应当确认合同无效。借款及担保所涉及的35，856，284.22元人民币借款本息，也应视为联营损失，由三方分担。原审法院有意回避审查合同的效力和真实性，错误地认定借款及担保合同有效，判令我公司对借款本息承担连带清偿责任，是对事实和法律的严重违背，损害了我公司的合法权益，请求予以改判。

被上诉人交行答辩称：我行为三业公司进口5000吨电解铜开立信用证，目的是为追回三业公司欠我行的贷款，不存在我方参加共同经营，从中获利的问题。因信托公司的原由造成信用证到期不能兑付，于是由贸易公司作为借款人，信托公司作为担保人，又向我行申请了4，310，000美元贷款以用于信用证到期的对外支付，三方就此签订了贷款合同及担保合同。故该贷款合同和担保合同系三方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且内容合法，属有效合同，应当受到法律保护。信托公司称借款及担保行为不是三方真实意思表示，完全与事实不符，也没有证据证明。请求驳回上诉人信托公司的上诉，维持原判。

被上诉人贸易公司答辩称：本案借款纠纷，是因原信托公司、交行、三业公司三方经济纠纷，而达成的一项贸易进口业务，目的是为了用进口而产生的利润来偿还原债务。因三方没有进出口权，由交行推荐我公司作为进口代理商。依代理合同约定，我公司与信托公司纯属代理关系，该笔业务的实际付款方和收款方皆非我公司，因此，我公司不应承担付款责任。该项业务信用证项下的款项，是交行与信托公司协商而定，我公司仅作为外贸代理商受三业公司委托，作为信用证的开证申请人，又虑及交行对外经营的信誉等原因，经信托公司和交行再三坚持，我公司才就合同项下信用证金额向交行贷款，由信托公司担保。但我公司对该合同的全部贷款无任何使用权。交行不应起诉我公司。该案实属诈骗行为，三业公司、信托公司少数人为达个人目的，企图骗取国家关税，这已经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终审判决，认定为走私行为。因此，我公司请求终结本案，将本案移送公安部门处理。

本院认为：1996年3月8日，贸易公司作为三业公司进口电解铜代理商，向交行申请开立以嘉能柯为受益人的信用证，总金额为17，600，000美元。当日，信托公司向交行出具了担保书，保证在上述信用证对外付款前一周，负责将全部资金划到贵行指定的帐户上，之后，又书面承诺其保证方式为连带责任保证。由此，信托公司与交行、贸易公司三方形成了信用证项下的付款保证关系。信用证到期，为解决信用证项下的对外付款问题，三方又于1997年4月3日和4月4日，分别签订了借款合同和连带责任保证合同。依该借款合同，贸易公司从交行实际贷款35，856，284.22元。贸易公司到期未还，保证人信托公司依约应当承担连带保证责任。尽管交行与信托公司于1996年3月8日曾就向三业公司收回欠款一事达成过协议书，但该协议仅表明交行同意为三业公司进口电解铜开立信用证，并拟从三业公司销售盈利中收回其拖欠的贷款，并无参与联合经营电解铜的内容。后三方签订的备忘录及补充备忘录，也不能说明交行参与了联合经营电解铜。因此，原审法院以三方存在信用证项下的借款、担保关系为由，判决贸易公司承担还款责任，信托公司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并无不妥。上诉人信托公司主张与交行是联营关系，借款本息应按各方在联营中的地位及过错分担，缺乏事实根据，本院不予支持。原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本院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八十九条第（一）项、第九十条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合同法》第四十条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五十三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本案一审诉讼费按一审判决执行；二审案件受理费274，856元，由上诉人信托公司承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第五篇：案例25-李娟利等与张波集资房买卖合同纠纷上诉案（模版）

李娟利等与张波集资房买卖合同纠纷上诉案

问题提示：未取得房屋所有权而转让单位集资房的买卖行为是否合法有效？

【要点提示】

“集资房”是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过程中的一个过渡性政策，产生于市场经济条件下商品房市场尚未建立、货币化分房尚未形成之际。目前各地一般对集资房的转让实行严格限制或否定的态度。如果集资房转让人在签订《房屋转让协议》时并未取得该集资房屋的所有权，其对集资房的权利属于资格权利，在法理上属于一种期待利益，属债权范畴，可依法转让。

【案例索引】

一审：陕西省西安市长安区人民法院（2008）长民初字第1518号（2008年7月7日）

二审：陕西省西安市中级人民法院（2008）西民二终字第1372号（2008年12月9日）

【案情】

原告（上诉人）：赵峰会。

原告（上诉人）：李娟利。系赵峰会之妻。

被告（被上诉人）：张波。

原告赵峰会、李娟利诉称：1998年西安市长安县信用合作社联合社（现为西安市长安区信用合作社联合社）建房时，李娟利用家庭共同财产三万元缴纳了房款，在未征得其丈夫赵峰会同意的情况下与张波签订《购房协议》，将未建成的房屋转让于张波，该协议违反了国家法律的有关规定，又未征得家属财产共有人同意。现诉至法院要求确认购房协议无效，要求张波立即腾房。

被告张波答辩称：李娟利与其所签订《购房协议》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合同内容没有违反法律有关规定，且其已在涉案房屋居住多年，赵峰会称其不知情不属于事实。故李娟利与其所签订《购房协议》应为有效协议。

一审法院经公开审理查明：李娟利系西安市长安区子午信用社黄良分社职工，1998年长安县信用联社职工集资建房，该社职工李娟利亦参与集资建房，分得长安信合小区5号楼一单元6楼东户单元房一套，在赵峰会知情的情况下，李娟利于2000年1月10日向单位交纳购房款3万元整。2001年5月，李娟利经与张波协商，双方签订了购房协议约定：李娟利在单位集资购房款，全部由张波自行交给李娟利，张波所购李娟利单位集资房所有权归张波所有，但房产证暂以李娟利之名登记。协议签订后，张波在将3万元首付款交与李娟利后，又将其余房款直接交与李娟利所在单位，共计交纳房款9．45万元。房子建成后，张波即人住，直至2007年李娟利所在单位开始为上述房屋办理房产证，李娟利在缴纳相关费用后向张波提出腾房要求，双方因此发生纠纷。

【审判】

一审法院经审理认为，民事活动应当遵循诚实信用原则，李娟利与张波是在双方协商基础上本着双方自愿的原则签订的购房协议，该购房协议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该房屋虽未办理权属登记，但并不影响购房协议的效力，故李娟利与张波签订的购房协议合法有效。关于李娟利称签订购房协议未经赵峰会同意一节，在赵峰会知道交纳3万元首付款一事，而房产乃夫妻共同财产的重要组成部分，事实上张波亦已实际占有使用该房多年，作为夫妻的李娟利、赵峰会对于家庭的重大事项多年毫不涉及，与常理相悖，故对李娟利、赵峰会所称赵峰会不知李娟利与张波签订协议的理由不予支持。最终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十五条之规定做出如下判决：驳回赵峰会、李娟利的诉讼请求。诉讼费2260元，由赵峰会、李娟利承担。一审宣判后，原告（上诉人）赵峰会、李娟利不服提出上诉称，李娟利与张波所签订的《购房协议》违反我国《合同法》及《城市房地产管理法》第三十七条之规定，应属无效协议，原审以赵峰会对李娟利、张波之间房屋买卖知情为由驳回其诉讼请求，显系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请求二审撤销原判决，支持其起诉请求，并由张波承担本案一、二审诉讼费。被告（原审被上诉人）张波辩称：原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其与李娟利所签订的《购房协议》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内容合法有效，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法院审理查明的事实和证据，与一审相同。

二审法院认为，民事法律行为以意思表示为要素。1998年西安市长安县信用合作社联合社（现为西安市长安区信用合作社联合社）职工集资建房，李娟利分得长安信合小区5号楼一单元6楼东户单元房一套。李娟利作为集资人于2000年1月10日向单位交纳部分购房款3万元整后，于2001年5月与张波（非该单位人员）协商达成《购房协议》，对房屋转让价款、房屋产权证登记等做出明确约定。张波依约分别向李娟利和西安市长安区信用合作社联合社交纳房款，实际接收房屋。依据上述事实，李娟利与张波之间转让房屋的意思表示真实，且李娟利单位当时对该转让行为亦认可。我国实行不动产登记制度，不动产登记只是物权变动的成立要求，而非买卖合同成立要件。《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房地产管理法》第三十七条规定未依法登记领取权属证书的房地产不得转让，根据立法本意，其设置的目的是对在房屋所有权尚不明确的情况下，对房地产权属转让行为的一种限制。本案中，李娟利所购单位集资房系我国体制改革过渡期间的一种特殊产物，且该房屋产权证书正在办理，已具备合法交易要件，并非权属不明确之房屋。李娟利与张波之间《购房协议》签订后，张波对该房屋长期占有、使用。该买卖行为并未损害国家、集体、他人利益和违反社会公共利益，故李娟利与张波之间所签订之购房协议应为合法有效协议。李娟利、赵峰会诉称《购房协议》违反我国《合同法》及《城市房地产管理法》应属无效之主张，依据不足，不予支持。依法成立的合同受法律保护，当事人行使权利、履行义务应当遵循诚实信用原则。李娟利与张波签订买卖协议后实际收取张波3万元集资款，张波自2002年6月人住至今，已实际占有、使用该房屋六年多。李娟利、赵峰会系夫妻关系，对李娟利未实际购买该集资房，赵峰会称不知情，有违常理。李娟利、赵峰会以赵峰会不知情，所签订之《购房协议》因未征得共同所有人同意应属无效之主张，理由不能成立，亦不予支持。综上，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五十三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2260元（赵峰会、李娟利已预交），由其承担2260元。

【评析】

从房改的角度看，我国的城镇住宅制度大体经历了从福利化的实物分房制度向市场化的货币分房制度转变的过程。目前，我国存在着多种性质的房屋，主要可分为商品房和非商品房。商品房是指房地产公司开发建造的可在市场上自由流通的房屋。非商品房主要包括：公房改制出售给个人的房改房，按照地方人民政府政策指导价购买的经济适用房，这主要是指单位集资房和安居房，城镇私有房屋以及在农村集体土地上建造的村证房等。最高人民法院为规范商品房买卖行为已于2003年出台了《关于审理商品房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该《解释》为审理商品房买卖合同纠纷案件提供了法律上的依据，也对该类纠纷处理起到了较好地促进作用。但该《解释》只将调整范围明确限定在商品房买卖行为，而对集资房、房改房、经济适用房等非商品房买卖纠纷案件并不适用。近年来，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和房价的逐年攀升，越来越多的非商品房以各种交易形式出现在流通领域，由于没有统一的交易法律规定和司法解释，随之产生了一系列的问题。本案就是一起原来参加单位集资的职工将集资建房转让给他人一定时间后又以转让协议无效为由提起的诉讼。

（一）本案集资房转让纠纷产生的根源及集资房转让纠纷与一般商品房买卖纠纷的区别

“集资房”是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过程中的一个过渡性政策，产生于市场经济条件下商品房市场尚未建立，货币化分房尚未形成之际。1994年，国务院出台《国务院关于深化城镇住房制度改革的决定》，将国有公房产权出售给职工，并第一次明确提出集资建房的概念，并随之拉开了全面房改的序幕。所谓集资房，是改变住房建设由国家和单位统包的制度，实行政府、单位、个人三方面共同承担，通过多方筹集资金进行房屋建设而不通过市场购买直接分配的一种房屋，集资所建住房的权属，按出资比例确定，有全额集资和部分集资两种形式。个人按房价全额出资的，拥有全部产权，个人部分出资的，拥有部分产权。这一政策的实施在房改初期为解决困难职工住房起到了一定的缓解作用①。1999年，为了促进房地产市场的发展和存量房的流通，建设部出台了《已购公有住房和经济适用住房上市出售管理暂行办法》，对房改房的首次上市出售规定了许多限制条件。比如：已取得房产证的房改房才允许买卖；个人拥有部分产权的住房（指标准价房），还应当提供原产权单位在同等条件下保留或者放弃优先购买权的书面意见；如果有共有权人时应当征得共有人的同意；在出卖时应当补交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金或土地收益，以及交纳其他税费等等。2004年国务院出台《经济适用住房管理办法》把集资房纳入经济适用房管理范畴。该《办法》第十九条规定，集资、合作建房是经济适用住房的组成部分，其建筑标准、优惠政策、上市条件、供应对象的审核等均按照经济适用住房的有关规定，严格执行。2007年8月7日国务院出台《国务院关于解决城市低收入家庭住房困难的若干意见》进一步明确单位集资房规定，经济适用住房属于政策性住房，购房人拥有有限产权。购买经济适用住房不满5年，不得直接上市交易，购房人因各种原因确需转让经济适用住房的，由政府按照原价格并考虑折旧和物价水平等因素进行回购。购买经济适用住房满5年，购房人可转让经济适用住房，但应按照届时同地段普通商品住房与经济适用住房差价的一定比例向政府交纳土地收益等价款，具体交纳比例由城市人民政府确定，政府可优先回购；购房人向政府交纳土地收益等价款后，也可以取得完全产权。同时还对单位集资房规定，在优先满足本单位住房困难职工购买基础上房源仍有多余的，由城市人民政府统一向符合经济适用住房购买条件的家庭出售，或以成本价收购后用作廉租住房。各级国家机关一律不得搞单位集资合作建房；任何单位不得新征用或新购买土地搞集资合作建房；单位集资合作建房不得向非经济适用住房供应对象出售。可见，国家对非商品房的交易持从紧、限制政策。而这些限制的根源正是在于集资房作为一种非商品房与一般商品房相比较，存在着比较明显的区别。首先，它是通过单位、社会团体组织、住宅合作社来组织建设的，主要是为了解决单位和社会团体组织既定范围的中低收入家庭的住宅问题，采用的是先集资后建房的形式，是一种非市场行为，不存在买卖与经营关系。而一般商品房消费群体广泛、没有特别限制，是房地产开发商独特开发的一种产品，再通过市场买卖关系来实现其价值和使用价值，属完全的市场经营行为。其次，集资房的土地主要是通过政府划拨，并减免了相关税费，其建设在申办手续的过程中，各种手续的办理相应简单，上市交易、出租、抵押和继承时，应该向政府有关部门补交土地出让金。而商品房的开发土地一般是出让用地，取得的方式主要是以招投标、拍卖、挂牌以及市场转让的方式，必须“五证俱全”，即要同时具备《规划用地许可证》、《建设规划许可证》、《开工许可证》、《土地使用证》、《房屋销售许可证》。基于以上原因，各地政府一般规定集资房不能在房地产一级市场上流通，但实际上各地都不同程度地存在着不少已购集资房地下交易的现象，这不仅使当事人双方缺乏应有的法律的保护，使国家有关的税费流失，而且容易出现纷争，留下隐患①。本案就源于房地产市场涨价的情况下，卖方反悔，起诉至人民法院请求确认买卖合同无效的典型案例。归纳原告李娟利、赵峰会主张房屋买卖协议无效的理由：（1）李娟利将单位集资房卖给了非本单位人员张波，张波没有李娟利单位职工购房资格，不能买受该集资房；（2）买卖房屋必须要有房产证，李娟利在房产证未办理下来之前就卖了集资房，无证买卖行为无效；李娟利买卖集资房未经其夫、共有人赵峰会同意，未经共同共有人同意买卖无效。那么，他们这些观点是否能成立？是否能导致合同的无效呢？

（二）本案双方当事人之间转让的不是集资房屋所有权而是集资建房的资格

房屋作为一种不动产物权，我国实行不动产登记制度，不动产登记只是物权变动的成立要求，而非买卖合同成立要件。本案中，李娟利作为西安市长安县信用合作社联合社（现为西安市长安区信用合作社联合社）职工，在履行向单位交纳集资建房款等义务后，即享有取得集资房屋的请求权。她在获得集资建房资格并交纳了3万元集资款后，与张波签订了《房屋转让协议》。因当时本案所涉集资房屋并未竣工，且房屋的具体楼层、位置、面积等均未确定，亦未办理房屋权属登记证书，故李娟利签订《房屋转让协议》时并未取得该集资房屋的所有权，其对集资房的权利属于资格权利，在法理上属于一种期待利益，属债权范畴，可依法转让。《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七十九条规定，债权人可以将合同的权利全部或部分转让给第三人，但有下列情形之一的除外：（1）根据合同性质不得转让；（2）按照当事人约定不得转让；（3）依照法律规定不得转让。根据李娟利与张波之间《房屋转让协议》的内容，张波所购李娟利单位集资房所有权归张波所有，但房产证暂以李娟利之名登记。嗣后，李娟利从张波处收回了3万元集资款，张波实际接收房屋，且仍以李娟利名义参与西安市长安县信用合作社联社集资建房，承担剩余集资建房款等相关费用。西安市长安区信用合作社联合社对李娟利与张波上述事实知情，且实际接受张波交来的后续房款。故鉴于李娟利取得该集资房尚有集资款等债务有待履行，其与张波达成协议后将其与西安市长安县信用合作社联合社之间签订集资合同后享有的取得集资房的请求权转让给了张波，其集资权的转让可定性为权利义务的概括转让，李娟利与张波之间的协议书虽然名为房屋转让协议，实际上是集资建房的请求权转让。

（三）本案双方当事人之间的《房屋转让协议》应为合法有效协议

民事法律行为以意思表示为要素。本案中，李娟利与张波在平等、自愿、协商的基础上订立《房屋转让协议》，是双方真实的意思表示，买房人张波构成善意第三人，西安市长安县信用合作社联合社当时对该转让行为亦认可。《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房地产管理法》第三十七条第六项虽规定未依法登记领取权属证书的房地产不得转让，但根据立法本意，其设置的目的是对在房屋所有权尚不明确的情况下，对房地产权属转让行为的一种限制。且该规定适用于房地产转让，而非本案所涉及的是集资建房的资格转让。本案中，李娟利所购单位集资房系我国体制改革过渡期间的一种特殊产物，李娟利将房屋卖给不符合购买集资房外单位人员张波，虽然不符合经济适用房相关的政策，但这些政策只是部门规章，不是法律或行政法规，不是人民法院判决合同是否具有有效性的依据。现房屋产权证书正在办理，房屋管理部门会予以办理过户登记，已具备合法交易要件，并非权属不明确之房屋，该买卖行为亦并未损害国家、集体、他人利益和违反社会公共利益，故李娟利与张波之间所签订之购房协议应为合法有效协议。

（四）本案双方当事人之间的《房屋转让协议》不能因赵峰会称其不知情而无效

依法成立的合同受法律保护，当事人行使权利、履行义务应当遵循诚实信用原则。《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第十七条第三款规定，夫妻对共同所有的财产，有平等的处理权；《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解释

（一）》第十七条规定，婚姻法第十七条关于“夫或妻对夫妻共同所有的财产有平等的处理权”的规定应当理解为：„„

（二）夫或妻非因日常生活需要对夫妻共同财产做重要处理决定，夫妻双方应当平等协商，取得一致意见。他人有理由相信其为夫妻双方共同意思表示的，另一方不得以不同意或不知道为由对抗善意第三人。本案中，李娟利、赵峰会系夫妻关系。李娟利与张波签订买卖协议后实际收取张波3万元集资款，张波自2002年6月人住至今，已实际占有、使用该房屋六年多。赵峰会称对李娟利未实际购买该集资房不知情，有违常理。故李娟利与张波之间所签订之购房协议不能因赵峰会称其不知情而无效。

（一审独任审判员：姚俊玲

二审合议庭成员：邢锐飞

肖勇 路小红

编写人：陕西省西安市中级人民法院 徐琳茹 何强

责任编辑：黄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