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生生存现状还要维持多久

第一篇：医生生存现状还要维持多久

医生生存现状还要维持多久？

2013-09-10

编辑：环球医学 张树静

关键词： 医生，美国，中国，医学生

作为让老百姓健康所系、性命相托的医生职业，自诞生伊始就被赋予了神圣、崇高的地位。但很多医生都表示，不仅自己想放弃医生职业，还不愿自己的子女继续从事医疗事业。如果说上世纪，郭沫若、鲁迅等人弃医从文，是追求进步的表现，那么今天，医生放弃多年的医学生涯，是否更多的是一种无奈？中国医生真实的生存状况是什么样的？出现这种情况的原因是什么？国外的医生是否也面临同样的窘境？

中国医生的职业现状：收入低、超负荷工作

有对医生的调查显示，“67%的医生曾连续工作36小时以上” “83%的医生称同事中有人患癌症” “75%的医生年收入低于4万元” 这部分反映了中国医生生存的现状。与此同时，对百姓进行的调查也显示，仅20.80%的人认为医生是“白衣天使，很光荣”，43.61%的人称这一行业“费力，但不讨好”。

有人这样描述在某三甲医院中和医生偶遇的情景，“只见一片白影在你的眼前瞬间飘过，还没看清他的面貌，就只看到10米开外的后脑勺了。”这是工作中的医生，给很多人留下的是片刻不停的印象。那么，高强度的工作是否有相应的高收入呢？

在很多人眼中，医生在我国是高收入阶层。但是，来自医界内部的声音却并非如此，在医院内部，大多数医生认为他们的收入与社会其他阶层相比是不公平的。

最近，一项针对中国各地5900名医生进行的调查发现，医生的月薪从最低不到3000元到8000元不等。三级医院医生月薪达到8000元以上的只占10%，68%的医生月薪在3000～8000元；一级医院60%的医生月薪在3000元以下。截至2011年10月底，中国拥有三级医院1353所，二级医院6507所，一级医院5367所。这意味着中国绝大部分医生的薪资水平，不仅难说是高收入，很多人甚至是中低收入。

桂林医学院附属医院血液科主任莫东华介绍说，医生的收入是与工龄挂钩的。一个医学院本科毕业的医学生，一般要在医院上班2年以后，才有资格考取初级职称，成为住院医师。获得初级职称5年后，才有资格考取中级职称，成为主治医生。而只有成为主治医生，才能拥有处方权。也就是说，医学院的本科毕业生要7年以后才有可能成为主治医生，拥有处方权。此后，这名医生要凭借优秀的科研项目和优秀的学术论文，才能评上副高级职称、高级职称，成为副主任医师、主任医师。一般来说，成为副主任医生，大约要12年，成为主任医师，则要17年左右。一些医生却因为没有学术论文，很多年来一直停留在现有职位，当然收入也不会有所变化了。

北京某三甲医院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医生告诉记者，从迈进医学院大门的那一刻开始，他就认为医生是世界上最神圣的职业。张孝骞、林巧稚这些医学大家更是我们的榜样。但目前我们所处的大环境和他们当时完全不一样了。他们那时不用贷款买房，不愁工资不够花，更不用怕有些患者的过激言行。可我们现在工作累、收入低不说，还得处处如履薄冰，横跨'医院'和'法院'之间。

卫生部中日友好医院副院长高海鹏表示，属于医生的荣誉和价值肯定，要从后半生才开始。大多医生年轻时工作强度大、收入低，还得面对医患矛盾。中国医师协会副会长邓开叔也表示，医生状况目前苦乐不均。

35岁以上的医生职业满意度高些，35岁以下的年轻医生则容易萌发“走”的念头。王拥军院长则告诉记者，他们医院每年都有人放弃“医生”职业，去一些医药公司卖药，甚至做起了和医学完全不搭边的工作。2007年，甚至有一位外科医生在《中国青年报》上刊文，无奈地称：“我不想再做医生，哪怕去街边弄个铁桶卖烤红薯，哪怕去擦皮鞋。”

中国医生生存现状令人堪忧，国外的医生是否也面临同样的囧境？

美国从医之路更加艰辛

在美国，要成为一名真正的医生，其必须经历比中国医生更为漫长、艰辛的道路。

首先，只有本科学士毕业才有资格报考医学院。有志学医的学生，除了在大学阶段要选修医学预科课程外，还必须保持各科成绩优异，接下来还要在激烈的申请竞争中脱颖而出。进入医学院后，一些优秀的学生可以直接申请攻读医学哲学双博士学位，而这需要约7～8年的时间，总的就读时间主要取决于学生完成哲学博士论文的时间。因为双博士学位可以免除高昂的医学院学费。

其次，必须经过艰苦的实践。经过艰苦的学习，学生毕业后可直接获得博士学位。但成为正式医生之前，还须通过3个阶段国家行医执照考试，并需要做1年实习医生及至少3年的住院医生。住院医生可以说是医院里的苦行僧。他们的收入不高，每年在3～4万美元之间，可工作压力却令人咋舌。曾有人在做住院医生的第一年就有连续工作72小时、一周只睡20小时的经历，每天都是清晨5点上班。有资料显示，美国医生的平均寿命大约比普通人短10年。

最后，十年寒窗还有可能付诸东流。只有通过了住院医生实习，才算是真正地完成了所有学习。整个过程最少也要8年，多的达十几年，平均下来要10年左右。当这些读完所有课程的医生在找工作时，仍需面对一个优胜劣汰的过程。很多找不到工作的医学博士就此被迫改行，10年的辛苦付诸东流。

所以，正是这种残酷的竞争现实才衬托了美国医生崇高的社会地位。

期待改善医生的生存环境

中国医师协会会长殷大奎曾指出，一个国家应该让最优秀的人才来学医。否则，几十年后，医学人才匮乏将影响国民健康素质的提高和医学科学的发展。然而，中国医生的生存现状似乎正在远离这种良好的愿望。

在美国和其他发达国家，医生的成长之路虽然同样艰辛，甚至比中国医生的要求和成本还要高。但成为一名合格的医生之后，他们所获得的社会地位和回报是与医生多年的付出相适应的。在国外，医生是令人尊敬和羡慕的职业。美国医生的平均工资是公务员工资的2至4倍。其他发达国家也基本如此，就连刚毕业的医学生起码比工科学生薪水要高20%～30%。医生是令人尊敬的高收入职业在这些国家几乎从来没有被怀疑和动摇过。因此，在国外，医学堪称是精英教育，最好的学生才报考医学。所谓高素质、高风险、高回报才能使医学人才的发展步入良性循环，才能支撑起提高国民健康素质的健康医疗体系。

在中国学医，5年本科、3年硕士、3年博士，光读书就要11年。毕业后，先当5年住院医生，才有机会晋升主治医师。十几年才能培养一个能看病的医生。而这些一般从中学就十分优秀的医生们真的成为医生

之后却发现自己的收入往往还比不上那些昔日选择了学工科只读了硕士或本科就工作的中学同学。而且，学工科许多是本科4年、硕士2年、博士2年，光上学就“省了至少3年时间”。研究生期间如果希望到国外去读，工科比医科也会更容易联系到合适的专业。相反，国内医学生，尤其是临床医学专业，要想到国外读硕士或博士学位是很难的。相当一部分人为了出国深造则不得不转换其他非临床专业。与国外一样，选择学医的同时就等于选择了高成本。而与国外不同的则是在国内医生并不是一个“高回报”的职业。国外一位专家曾不解地问到：“中国的医学教育招收的也是最好的学生，医生的成长经历也与国外类似，都属于高素质、高风险的道理。但是，为什么医生在中国不属于高收入阶层呢？”

中国医生的生存状况亟待改善，这是否是中国新医改应该明确的重要方向？据数据统计，社会对做医生的职业期望值近年来一直在持续下降。近10年来高考状元几乎无人选择学医。而身为医者，是否又希望“子承父业”呢？中国医师协会曾就此做过四次调查。在2002年首次调查中，不愿意自己子女报考医学院校的占53.96%；2004年第二次调查中，不愿意的占63%；2009年第三次调查中，不愿意的为62.49%；2011年第四次调查中，不愿意的为78.01%。

一位医生在网上说，“医学世家”在以前是多么令人神往的，可现在，有多少医生有勇气让自己的子女学医？看看医生的执业环境，谁愿意把自己的子女往“火坑”里推？再算算学医这些年所需要的成本吧！感慨而言：“坚决不让后代学医”“恨谁就让谁的孩子学医”……

许多医生虽然这么说，可是心理对学医是“又爱又恨.……”，爱也许多于恨，所以诸多临床医生还在坚持！只有坚持下去，大家希望更好！至少希望不了解的人能理解这些临床的一线医生！

尽管有委屈、有抱怨，甚至想过“跳槽”，但中国仍有600万医生依然坚守在自己的工作岗位上，履行着伟大的誓言。正是这份坚守让他们在遇到“非典”“奥运”“地震”“甲流”的时候能冲上前线，坚守的责任和学医的本能决定了他们能冲上去，而家庭、父母、孩子不仅管不上，甚至还有把病毒传染给家人的风险。一位儿科医生下班后再累也一定要骑自行车在马路上经过长途奔波才回到家，怕的就是把病毒带给家里年幼的孩子！

当一幕幕中国医生真实的生存现状被清晰地展现，当人们更多地了解了中国医生的这份坚守之后，难道我们不应该更期待新医改能把“提高医师社会地位”、“尊重医师人格和劳动价值”、“切实改善医师执业环境”作为本次医改的核心目标吗？

当今的中国社会，在医疗负面报道充斥媒体博人眼球过后，是否更需要最大限度地为医生提供一个和谐的生存环境，更能让他们安心治病救人，保障大众的健康呢？那些计划转行的医生在考虑放弃自己理想的同时是否应该先行动起来做点什么来努力改变自己的现状？政府、社会是否更需要为医生做点什么来改善医生真实的生存现状呢？

第二篇：企业内控制度“坚挺”还要多久

企业内控制度“坚挺”还要多久

内控建设不是一朝一夕就可以完成的，不同的企业应该根据自身的情况来选择与内控政策落地相匹配的方式。自财政部等五部委联合发布《企业内部控制配套指引》起，中国所有上市公司的财务人员们都面临着内控建设的考验。

一、企业内内控制四个构成主题不容忽视

（一）内部管理控制。通过计划控制、生产控制、质量控制、物资存货控制、营销业务控制以及管理组织机构和组织人事控制等，合理划分各管理部门的权限，明确其责任，为恰当地进行计划、组织和领导工作，高效而且经济地实现企业组织的任务和目标提供适当的保证。

（二）组织规划控制。为便于内部控制作用的发挥，遵循不相容职务相分离的原则，保证不相容职务的分离，组织机构的相互控制。单位内部某个部门或某个职员在处理经济业务时，不得越权执行，对非经管的事务限定接触。

（三）内部会计控制。内部会计控制是对会计记录的可靠性有直接影响的内部控制，通过授权批准控制、会计分设控制、会计记录控制、实物控制等方式，保护单位各项资产的安全和完整，提高会计信息的质量，保证业务经营信息和财务会计资料的真实性和完整性。保证财产的安全和完整。

（四）外部监督控制。通过中介组织对企业内部会计控制的审计评价，对财务报告进行评估，及时发现和控制审计风险，减

少因决算报表存在重大错报或漏报而导致发表不准确审计意见的可能性。

二、内控制度建设作用无可替代

（一）成本与效益的平衡。内控建设本身纯粹是一个投入的过程，它不直接产生收益，但能为企业间接创造经济效益。内部控制的目标之一就是确保财务信息的真实可靠。另外，内部控制通过确保公司遵守相关的法律法规，控制公司在经营管理过程中出现的各种风险。内部控制是达到企业的经营管理目标，进而实现公司的战略目标，降低委托代理成本的有力保证。

（二）人治与法治的平衡。企业内控建设的过程可以解读为从放权到集权的一个过程，通过内控建设，扭转了“人治”企业环境的弹性与纵容，成为公司治理中各利益相关方进行博弈的基本条件，促进了所有者和经营者权力的制衡。

（三）直接与间接作用的平衡。对于企业而言，实施内部控制最直接和最大的收益即风险控制，随着内控建设的不断深入，内控建设让企业的管理更加透明和规范，管理层让每个员工都认识到内控建设与风险监控关系到每一个岗位。

三、现行企业内控制度的不足和问题

（一）内控目标的差异。现阶段企业从决策层和各管理部门以及到各位员工，都把落实国家的方针、政策和各项规章作为其业务活动目标，各环节、各部位缺乏沟通和相互联系，把内控制度理解成一般的规章制度，理解成落实党的方针、政策，实施国

家法律规章的具体细则。与实现企业的经营目标，相差甚远。

（二）内控内容上的差异。现行内控制度的内容，多数对工作纪律和岗位责任制以及奖惩制度要求甚多，对企业组织的任务和目标不明确，管理组织的设计不科学，强调了检查性，忽略了预防性和指导性。因此，使内控制度很难发挥其控制作用，导致内部控制制度流于形式。

（三）内部控制的局限。管理者内部控制意识薄弱，许多单位的“一把手”缺乏对内部控制知识的基本了解，或抱有私心杂念，抱着有与没有无所谓的态度，使内部控制制度流于形式，失去了内部控制固有的刚性和严肃性，管理者没有成为内部控制的原动力，造成企业的内部控制失控。

（四）企业风险意识差。长期以来我国企业的产权都是国家的，有损失也是肉烂在锅里，没有人去关心风险问题，也没有培养出风险防范意识。改革开放以后特别确定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以后，产权改革得到了不断深化，但是在产权改革过程中没有将风险意识贯彻到企业管理中，甚至在产权改革中就出现了风险问题。

（五）公司治理结构不合理。目前，我国大多数企业的公司治理结构不尽如人意，公司章程大多照抄《公司法》，流于形式，缺乏实际指导意义。董事会、监事会、经理层“三套班子一套人马”，责、权、利的划分形同虚设。

（六）内控制度建设方向迷失。在内控制度建设的过程中，大多企业没有理解内控的真正目的是防范风险从而实现经营方针和目标，有的企业只是在形式上制定了内控流程，实际工作中并不严格执行，没有从内控本质上搞内控建设;有的企业形式上的流程也不很规范，为应付检查而搞突击的现象还比较严重。

（七）组织机构不完善。组织保证是做好内控工作的一个前提，但从目前情况看，一般企业都是在财务部门设立内控工作办公室，实际上并没有真正的工作人员，没有建立起至上而下的的组织体系。内控工作没有形成一个完整的闭环，致使对流程的建立和执行缺少监督，也就谈不上落实到具体岗位。

四、完善内控制度要多措并举

（一）完善法人治理结构。所有权与经营权的分离，促使所有者对经营者形成控制和制衡机制，防止经营者滥用权力。健全完善的法人治理结构，使所有者通过法定形式进入企业行使职能，通过在企业内的权力机构、决策机构、监督机构和执行机构，保障所有者对企业最终控制权，形成所有者、经营者、劳动者之间的激励和制衡机制，从而使三者的利益得到保障。

（二）提高管理者的素质。首先要大力高层管理者的素质，不同素质的高层管理者，对企业发展产生的影响也不相同，进而影响到企业内部控制的效率和效果。其次是提高会计人员和相关责任人员的综合素质。应深入开展职业道德教育，从正反两方面对相关人员进行法纪、政纪等思想政治教育，增强他们的自我约束能力和高度的责任感，使其自觉遵守和执行各项法律、法规和

有关制度。同时要对会计、审计等相关专业人员开展持续有效地的专业知识教育，以不断提高其专业知识和业务能力，使各岗位人员均能胜任其承担的工作职责，减少业务处理的技术错误，并能及时发现生产经营过程中的异常情况。

（三）加强内部审计。要使内部审计更好地发挥作用，就要将内部审计人员从会计、财务人员中分离出来，直接对董事会负责，这样才能真正发挥内部审计人员的作用，不仅监督和保护企业的资产、财产安全，而且还能够发现企业内部控制设计中的重大缺陷和现有内部控制没有得到执行而出现的问题，从而促进企业建立健全内部控制和自我约束机制。

（四）建立全面的内部控制制度体系。建立以“防” “堵” “查”为主的事前控制体系，对一般业务或直接接触客户的业务，均要按有关制度、规定经过复核；对重要业务或超常规业务要有明确的处理程序甚至实行双签制，禁止一个人独立处理业务；对企业各个岗位、各项业务进行周期性的核查；通过内部常规稽核、离任审计及监督审查企业会计报表等手段，对有关业务和会计部门实施内部控制，通过 “防、堵、查”的监督控制，可以及时发现问题，防范和化解企业经营风险和财务风险。

（五）建立有效的激励机制。为了保证企业内部控制制度的有效实施，并使之不断完善，定期对内部控制制度的执行情况进行检查和考核，以观察其是否有效执行，执行中效果如何及存在什么问题等。从而不断修改或调整有关控制环节和措施，促使内

部控制日趋合理有效。对于严格执行内部控制制度的部门和个人，应给予精神和物质奖励；对于违规违章的，应给予行政处分和经济处罚，并与职务升降、职称聘任挂钩。

（六）强化外部监督。从传统意义上说，对内部控制体系的监督主要依赖于企业的内部审计部门，但种种原因使内部审计部门的独立性较差，因此须借助外部力量来实现。财政、税务、审计等部门应统一协调，合理分工，加强彼此间的信息交流，形成有效的监督合理。

河北省成安县财政局 安兵齐

邮编：056700

电话：0310-7211391 开户行：邮政银行

卡号：***9729

第三篇：爱的信念还要坚持多久

一份信念能坚持多久

小时候，老师在我心中种下一粒种子，随着年龄的增长，这颗种子生根发芽，最后长成大树，那就是对教师的崇敬，长大后，我带着这份崇敬走上了三尺讲台，那是刚参加工作时的喜悦，我喜欢学生，我喜欢老师，喜欢老师这个职业。

第一次登上讲台，是胆怯的惊喜，第一次看到孩子们闪烁的双眼，那是孩子们敬仰与钦佩的目光，第一次讲课，那是知识放射的光芒，从此以后，我发誓，我要为这些孩子们奉献一生。就这样，在这个讲台上一站就是十年，十年来，我为孩子们哭过，被孩子气过，也为孩子们笑过，心中总有一份信念在支持着我，让我向前，那是曾经老师种下的对职业的爱的信仰。

随着年龄的增长，我的脸上也慢慢长了皱纹，突然回首，我发现，为了这个信念，我们失去了很多，当我的孩子站在学校门口等着妈妈来接他回家的时候，我却在接送着别人的孩子，望着别人的孩子安全的离开学校才想起，我的孩子还在等着我呢？当我耐心的在指导别人的孩子做题目的时候，我的孩子还在为着作业没有做完而哭泣，最让我难过的是，儿童节里，看着孩子们开心的玩着，而我的孩子还在眼巴巴的等着妈妈给他过节日，想到这些，我心酸，曾经的那份欣喜现在变成了烦恼，我不知道，对职业爱的信念还能坚持多久。

直到有一天，一个大男孩走进我们的校园，见到我恭敬的鞠躬，那个时候是我最开心的时候，我记得这个学生，曾经因为家里贫穷差点辍学的王同学，在我的帮助和鼓励下，他读完了高中，并且考起了师院，不久之后，他也将是一名教师了，我被感动了，我没有想过自己会桃李满天下，但是看着眼前的男孩，我好像看到了小时候的自己，我何尝又不是在老师的鼓励之下走到了今天呢？那份对职业的爱的信念又何曾离开过呢？

有人说老师是人类灵魂的工程师；有人说老师是燃烧自己，照亮别人的蜡烛；有人说老师是甘为人梯，默默耕耘；有人说老师捧着一颗心来不带半根草去；而我说，老师就是一颗石子，这颗石子为孩子们铺出了希望之路，让孩子们看到了光明的未来。老师是平凡的，老师也是伟大的，怀着对老师的一种崇敬之情，我默默的工作十年，二十年，三十年，甚至更久，这个信念来之于对老师这个职业的爱，对孩子们的爱。一份信念只要你坚持，他就会一直坚持下去。

第四篇：畸形的户籍制度还要延续多久？

畸形的户籍制度还要延续多久？

2013-09-12 07:46:07归档在 我的博文 | 浏览 15089 次 | 评论 42 条

有媒体报道“中介漫天要价北京户口：来自于央企，一个指标80万”(见央广网北京9月9日消息)，这大概是至今叫出的最高户口价了。户口在中国，其实早就已经产业化。今年媒体披露的腐败案中，涉及人员往往拥有多个户口(及其相应的身份证、护照)这一情况引起了公众注意，人们一般以为他们为了行事方便，其实，拥有多个户籍本身就是拥有着一笔其他人不拥有的财富。

在全世界范围内，中国是仅剩的几个实行严格的户籍管理制度的国家，这种从苏维埃政权移植过来的畸形政策，并没有随着苏联政权的崩溃而终止，倒是越来越产业化利益化。

户籍制度是中国特有的产物，从建国后引进户籍制度，那时候是计划经济，整个就业的机会、粮食的供应，到住房、日用消费品的供应非常短缺，是一个短缺社会，所以政府引入户口制便于统一安排，使在国营企业或者在城里居住的人每月定量得到粮食供应也无可厚非。随着市场经济的到来，这种户籍制度早就应该改革或取消，一国的公民不能自由的在这个国家流动居住，对于国人来说，是一种耻辱！

从建国后引进户籍制度，到上世纪60年代后，人们才开始意识到城市户籍的重要性，户口并不是想报就报，想迁就迁，在新政权下很有含金量。80年代后，户口越来越值钱了，计划外生育的孩子若要报上户口，必须先支付一定数量的“罚款”，就连农村户口也一样；农转非需要缴纳一大笔莫名其妙的费用。90年代之后，各地纷纷出台了收取城市增容费(城市建设费)等政策，农村户口转城镇户口乃至异地迁移，都需要缴纳相应的费用。

90年代之后，一些城市推出所谓蓝印户口，就是以大城市户口为卖点，要求购买方通过购买房产等获取正式户口购买权，这是户口产业与房地产产业结合的怪胎，是上世纪90年代中期催生房地产热的一根导火索。与此同时，一些中小城市也纷纷搭车上路，以1万元、2万元等等不同的价格向农民出售城镇户口，进行原始积累，一些大城市的户口“黑市”交易也应运而生，北京户口如今突破80万元大关，不过是北京这个畸形市场的最新叫价。

胡祖六博士在“博鳌亚洲论坛2013年年会”的“城市化的质量分论坛”上，针对计划经济时期遗留的户籍制度，提出了严厉的抨击：“我们的户口制度的延续，尽管人身可以进行进行衡量流动，你还是二等公民，不能真正享有子女就学，没有养老保险、医疗保险的覆盖，像北京没有户口不能买房子，只能住棚户、住贫民窟。这种制度既不效率也不公平，我们讲社会正义，中国还是越来越有社会正义的社会，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我们关心社会正义，所以我认为户口制，我只能想象人类只有奴隶制可以相比。”

问题是，这种可比奴隶制的户籍制度，因为附加了太多的政治利益和经济利益，国人仍然看不到改革或取消的希望，这才是非常可怕的现实。

第五篇：乡村医生现状调查：月入100余元 靠种田维持生计

乡村医生现状调查：月入100余元 靠种田维持生计

发布时间： 2011年04月11日10时14分稿源： 齐鲁晚报

做了45年乡村医生的徐玉伦，年过七旬却开始为自己的养老问题犯愁。像徐玉伦这样的乡村医生全国还有102万人，大都年过半百，是时候考虑他们的养老问题了。

“苦我吃了，贡献也做了，该说的我一定要说。说不说是我的事，办不办是你的事。”近几年来，泰安市东平县戴庙乡中金山村70岁的乡村医生徐玉伦一直想找个合适的渠道，说说乡村医生的待遇和养老问题。

今年的全国两会上，全国人大代表、河南村医马文芳议案解决乡村医生的待遇和养老问题，这让徐玉伦重新燃起希望。

春节前一连26天，60岁的马文芳乘坐长途汽车、公交车行走于河南、山东、湖南三省的100个自然村，共走访了100位乡村诊所医生，其中就包括徐玉伦。

脱离乡村医生这个队伍，就是彻底的农民了

徐玉伦的卫生所，邻近主街，没有挂牌子，甚至连一个标志性的红“+”字都没有。

“村里人都知道，不用挂牌子。”房子是近年新建的，钱是由徐玉伦的子女凑的。“以前的房子成危房了，在山上，村民去找我看病也不方便。”徐玉伦说。

房子从外面看上去还比较“场面”，堂屋三间，西侧房屋是储藏室，里面堆放着一些农具，还有一个铁皮的粮囤，算是最值钱的“家底”了；东侧两间房，一间是厨房，一间是卧室，没有客厅。

临街的两间东屋，就是徐玉伦的诊所了，药架上摆满了药，桌子上堆放着一些医学书籍。墙角处堆放着几十块煤球，“天冷的时候才点炉子，防止药冻了，失效了就麻烦了。”

诊所的墙壁上挂着“新农合定点医疗”的牌子。

平时，他的诊所门是关着的，“一天来不了几个人，我不能老在这里靠着，地里有活的时候还是得下地干活，有人生病了就到地里去叫我。”

看到记者嘴上长泡，徐玉伦说：“你这是上火。”说着，从药架上找出一盒药，倒上水让记者服用。

“你看到了吧，你来这么长时间了，一个来看病的都没有。”徐玉伦拿出一盒药，“这一盒药好几块钱，只有1毛钱的利。我还不收诊断费。”

徐玉伦说，有时候他一天接不到一个病号，也有可能一天来两三个，“一个月也就100多块钱的收入。”为维持生计，他还要下地，靠3亩地种植小麦、棉花和南瓜生活。

“还真不如开个小卖部，至少不用承担如此高的风险啊。”但他舍不得就这样把自己一辈子的“手艺”丢了。

当然，有更多的人不想脱离乡村医生这个队伍，否则，就是彻底的农民了，他们之所以一直在坚持，是希望有朝一日国家能够给“乡村医生”一个说法。

徐玉伦一直在等待一个消息：“第10235号议案立案没有？上面有没有什么答复？啥时候给答复？”

他清楚地记得，3月3日下午3点10分，北京的一个记者给他打过一个电话，询问行医的收入情况、种地的情况等，他知道，这应该是马文芳在两会上议案的功劳。

今年春节前，马文芳曾找到他，调查关于乡村医生的现状。

马文芳是一位名人。他是河南省通许县大岗李乡苏刘庄村村民、乡村医生，行医42年。

马文芳头上的光环很多：全国劳模、全国优秀乡医、全国健康卫士楷模、2008年北京奥运会火炬手、感动中原人物，曾受到胡锦涛总书记和温家宝总理的接见„„

但是，最让马文芳感到自豪和管用的还是“全国人大代表”的头衔。今年的全国两会，他已经是第四次以全国人大代表的身份呼吁关注乡村医生的待遇和养老问题了。

以前的3次呼吁都没有引起重视，他认为是“很多人不了解这个群体”。

于是，今年春节前，他自费对乡村医生进行了走访和抽样调查。

调查结果让马文芳忧心忡忡，“在调查的100个乡村医生中，年龄最大的78岁，最小的53岁，平均年龄63.14岁；行医时间最长的60年，最短的31年，平均43.6年；月收入最高的1000元，最低的50元，平均月收入342.7元；身体健康的84人，有各种疾病的16人。”

“乡村医生队伍后继乏人，农村三级卫生服务网络正面临着‘人走网破’的威胁。”马文芳直言，而这些卫生所还要担负着公共卫生服务，担负着村民的健康管理。

今年33岁的褚衍栋，从枣庄市卫校毕业后，一直在家乡的卫生室一边行医一边种地，他曾告诉马文芳，“每年收入四五百块钱，养老也没有保障，不想再干了！”

据统计，目前全国乡村医生共有102万人，担负着农村防疫、医疗、保健、协助重大公共卫生事件处理等工作。

马文芳的议案，受到了很多乡村医生的关注，这其中就包括行医45年的徐玉伦。

“议案提交后得三个月之后才给答复。”马文芳告诉本报记者。也许，没有人比他更想

知道答案了。

“赤脚医生”在农村曾很有面子

徐玉伦入行行医，其实很偶然。

“当时整个大队1000多号人，就两个卫生员，一个70多岁了，一个年轻的业务还不是很熟练，根本不够用啊。”

1966年，初中毕业的徐玉伦被推荐去卫生院。整个大队当时也只有5个初中毕业生，这已经算是高文凭了。徐玉伦也有去参军的机会，但他放弃了，“我觉得还是在农村锻炼好。”

有资料显示，1965年，中国有140多万名卫生技术人员，高级医务人员80%在城市，其中70%在大城市，20%在县城，只有10%在农村，医疗经费的投入农村只占25%。

1965年6月26日，时任卫生部部长钱信忠将这组数字汇报给毛泽东后，毛泽东震怒了：“卫生部不是人民的卫生部，改成城市卫生部或老爷卫生部，或城市老爷卫生部好了。”

毛泽东指示：“应该把医疗卫生工作的重点放到农村去，培养一大批‘农村也养得起’的医生，由他们来为农民看病服务。”

根据毛泽东的进一步指示，普及农村医疗卫生工作在全国迅速展开，一个“半农半医”的群体由此迅速崛起。

徐玉伦正是那个时代的产物，经过几次培训之后，他开始背起药箱为群众看病。

而“赤脚医生”则是农民自发叫起来的，因为南方的农村都是水田，只能赤脚下田，所以赤脚就是劳动的意思，“赤脚医生”就是既要劳动也要行医。

“那时候挣工分，一个月有多少天，我们就会拿多少天的工分。哪怕是大年初一，有人生病了，过来叫，也得去。”那时候也没有“加班”的说法，徐玉伦曾经一晚上被叫起来七八次，“我都不敢脱衣服睡觉。”

“新中国成立初期，疟疾、麻疹、天花等传染病流行。”徐玉伦天天提着壶、端着碗、拿着药，挨家挨户去送药。“看到药咽到肚子里了才走。”

疟疾的根源是蚊子，徐玉伦回忆说，当时他在村里村外逐个水井、地窖、山洞熏灭蚊子。“现在，这些传染病都没有了，你说说是谁的功劳？”

辛苦虽辛苦，可是徐玉伦觉得这一切都是理所当然的。

那时候，“赤脚医生”在农村是“很有面子”的岗位，村民对“赤脚医生”十分尊重，医生在村里的地位很高，甚至要超过村干部。谁家来了客人请“赤脚医生”去作陪，客人和主人都会觉得是件很荣耀的事。

1968年9月，当时中国最具有政治影响力的《红旗》杂志发表了一篇题为《从“赤脚

医生”的成长看医学教育革命的方向》的文章，1968年9月14日，《人民日报》刊载，毛泽东在当天的《人民日报》上批示“赤脚医生就是好”。随后《文汇报》等各大报刊纷纷转载。“赤脚医生”的名称走向了全国。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赤脚医生”手册》的发行量仅次于“毛选”。

1985年初，卫生部作出停止使用“赤脚医生”这一称呼的决定，原来的“赤脚医生”要进行考核，合格的将被认定为乡村医生，取得从医资格后可以继续行医。“赤脚医生”的历史至此也就结束了。

当时，徐玉伦所在的村子里共有三名“赤脚医生”，通过了考核之后，分道扬镳，自谋生路。

“孪生兄弟”的不同命运

徐玉伦提起同村的王兴勤、李守枝和方芝兰(音)，语气酸酸的，“他们比我小，早早就退休了，现在挺舒服，平时散步、打牌，很悠闲，每个月领着将近3000元的退休金。”

他口中的这三个人，都是当年的民办教师，和“赤脚医生”一样，都是我国在一定特殊历史条件下的产物，多年来一直享受同等待遇，有人称之为“孪生兄弟”。

1979年10月，国务院决定将全国136个边境县的8万余名中小学民办教师转为公办教师，揭开了党和政府妥善解决民办教师问题的序幕。

1994年的全国教育工作会议上，党中央、国务院明确提出，“争取到本世纪末基本解决民办教师问题”。解决民办教师问题从此有了历史性的转折。

1999年至2000年，全国有25万民办教师转为公办教师，民办教师逐渐退出讲台。

民办教师问题的解决，让乡村医生感受到了不公和冷落。

同为“孪生兄弟”，境遇为何如此悬殊？

一位曾经的民办教师认为，很多乡村医生没有考虑或者有意回避一个问题：“包产到户后，赤脚医生转变成乡村医生，在这个过程中他们的身份已经悄悄发生了根本的变化。与民办教师不同，乡村医生已经‘市场化’了，靠‘手艺’来养活自己，而且有个别医生赚得还不少。而民办教师呢？不可能靠收孩子的学费来养活自己吧？”

“大家各干各的，挣一块花一块，挣不到就只能靠地里刨食。”徐玉伦也说，为了多赚钱，有个别的乡村医生也变了味，“啥病都能看，啥病都有‘祖传秘方’，开始学会忽悠人了。”

但是，乡村医生依然承担着很多公共卫生服务的职能。2003年，非典期间，戴庙乡医院召集开会，徐玉伦接到了一个任务：为回乡务工人员测量体温。

“当时乡医院只给了一件白大褂，一个口罩，如果传染的话，首先是我，但是人命关天。”徐玉伦没有退却，因为他认为这是他的职责。

徐玉伦忙了三个月，非典结束后，他去医院要钱，医院让他去村委会要，村委会则称没有这方面的开支，结果他没有得到一分钱的酬劳。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时候他们防疟疾、灭蚊子还有工分，现在遇到了类似的情况，徐玉伦却不知道该找谁要钱。

“赤脚医生”老了渴望“穿上鞋”

去年9月份，徐玉伦写了一份《干了一辈子农村医生老来无人管》的文章，“写好之后我专门找了个大学生看了看，内容没犯什么错误吧，犯错误的事情我不干。”他把这篇文章邮寄到北京一家报社，却如泥牛入海。

从2008年开始，戴庙乡的一些老乡村医生就推荐他为代表，为大家奔走呼吁养老问题。

他不想被戴上“越级上访”的帽子，因此从乡医院开始，县、市、省卫生部门逐级反映。

“苦我吃了，贡献也做了，该说的我一定要说。说不说是我的事，办不办是你的事。”他说话很大胆，但是他办事很谨慎，担心犯错误毁了自己一辈子的清白。

马文芳的出现让徐玉伦看到了希望。马文芳认为，要解决乡村医生的后顾之忧，国家应尽快出台乡村医生养老保险指导意见，明确乡村医生身份，将乡村医生的人事关系纳入乡镇卫生院管理，提供一定工作经费和人员工资，保障工作人员基本生活。同时逐步建立乡村医生养老保险、聘用与退休制度，切实解决乡村医生老有所养的问题，这样才能筑牢农村三级卫生服务网络的网底。

今年4月初，有媒体报道，山东省政府将采取以政府购买服务等方式多渠道加大对乡村医生的补助力度，安排一定比例的基础公共卫生服务工作由村卫生室承担，对所需经费，按照政府购买服务、绩效考核、以考定补的原则，从基本公共卫生服务人均经费中按不超过30%的比例统筹安排。

去年11月份，徐玉伦去了一趟北京，去找他的一位初中同学，目的就是看看这位同学能不能帮他解决老有所养的问题，“以前的同学都比他混得强”，徐玉伦的老伴插了一句。

那是他第一次去北京，经过天安门时，他驻足，盯着毛主席像，仿佛看到了自己年轻时背着药箱，意气风发地走在乡间小路上，村民们热情地挥着手向他打招呼„„

文/片本报记者鲁超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