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里店——中国一个村庄的革命》读书报告

第一篇：《十里店——中国一个村庄的革命》读书报告

《十里店——中国一个村庄的革命》读书报告

摘要：《十里店——中国一个村庄的革命》追述了20世纪30年代十里店的村民们如何抵抗日本侵略者，保卫自己的村庄，协助八路军展开斗争；并讲述了后来他们又如何着手推翻旧的地主-雇农制度，使土地回到耕者手中。通过阅读该书，我对十里店这样一个普通村庄的革命史有的大致的了解，并对本书有了自己的一些看法。

关键词：十里店革命土地封建主义

一、导言

本书为其系列之一的《中国一个村庄的群众运动》专册，记述了由《人民日报》年轻的新闻记者组成的一支共产党工作队伍的经历。

国际友人柯鲁克教授夫妇于1948年春作为观察员采访河北十里店村土改复查和整党运动，并翔实而生动地描绘了工作队深入发动农民的过程，反映了落实党的土改政策后，翻身农民的欢乐情绪，报道了消除左的割封建尾巴运动的消极影响的过程，以及整党后党员干部和群众的崭新面貌。

这是一部不同于经济史和政治史的社会史，讲述的是普通民众的事，并且是由亲身经历过这些事件的人讲述的。《十里店——中国一个村庄的革命》追述了20世纪30年代十里店的村民们如何抵抗日本侵略者，保卫自己的村庄，协助八路军展开斗争；并讲述了后来他们又如何着手推翻旧的地主-雇农制度，使土地回到耕者手中。将问题讲得最中肯的是那些有阶级觉悟，敢于同侵略者作斗争，带头推翻旧的地主-雇农制度的贫农和雇农们。这一部分贫农和雇农分得了土地，掌了权，后来被称为“新中农”。他们的成就是了不起的。但还有一个基本问题没有得到解决：有相当一批人，因生性胆小或无助，未敢投入到这场斗争中，所以没有得到足够的土地，仍然很贫困。

《十里店

（二）——中国一个村庄的群众运动》是其续篇，记述了由《人民日报》年轻的新闻记者组成的一支共产党工作队的经历（《人民日报》的印刷厂当时就在邻村的一些窑洞里）。他们在十里店带领村民们开展两项群众运动。土改复查旨在解决一些人仍缺少土地的问题；整党工作则旨在改进十里店党支部的党风。书中记录了该工作防的苦和乐，挫折和胜利，艰辛和喜悦；也描述了男女老少村民们是如何响应这场运动的。他们中有犹豫不定的，也有满腔热情的。书中也提到了在那风云变化的1948年他们自己给十里店带来的种种变化。

二、作者简介及研究方法

大卫·柯鲁克，1910年8月14日出生于英国伦敦，1935年加入英国共产党。曾参加西

班牙内战中的国际纵队英国旅作战。1940年在中国成都与生于成都的加拿大传教士之女、加拿大多伦多大学心理学硕士伊莎白相识相爱。随后二人在伦敦结婚，伊莎白加入英国共产党。1947年，柯鲁克夫妇由英国共产党介绍回到中国，对中共解放区的土地改革进行调查研究。夫妻俩在河北武安县十里店村深入生活，采访搜集了大量的第一手资料，后来写成了极有社会学价值的《十里店——中国一个村庄的革命》与《十里店——中国一个村庄的群众运动》，被英国许多社会学教师指定为学生必读书。1948年，应中共方面邀请，柯鲁克夫妇留在中国帮助培养外语人才，成为参加创办北京外国语学院的最早的外籍教师。

大卫·柯鲁克作为共产党员的身份观察并参加了十里店的抗日斗争和土改运动。期间他们住在村民的家里切身体会和观察村里日常生活中所发生的事情，例如参加村子的优待均属会议、冬季生产会议、生产借贷会议以及其他会议；并与中方工作人员组成了资料收集小组，收集了大量的一手资料。以访谈和直接参与的形式，仔细记录了抗日斗争的战况以及土改运动中各阶层农民（主要是贫农和中农）的不同反应和心理变化。作者以纪实的形式讲述一些普通民众的事情，通过由亲身经历过这些事件的人来讲述将这场推翻传统封建制度的战争描绘得极为生动而真切。

三、本书主要内容及主要观点

（一）主要内容

本书向我们展示了一个落后的村庄是如何成为革命堡垒的。这里的“革命”一词可以从以下两个角度来理解：一是村民协助八路军进行的抗日斗争，二是村里为推翻旧的地主——雇农制度而进行的土地革命。作者以纪实的形式将这两场革命运动描绘得极为生动而真切。在这里，我们主要看一下书中关于土改运动的描述。

作者首先描述了日本侵略前夕十里店村地主统治下的土地、农民、家庭、家族等的一些基本情况。其中一大特征便是贫富差距相当大，阶级矛盾严重。富农和地主联合起来欺压、剥削中农和贫农，肆意掠夺土地，全村最贫苦且人数最多的便是贫农，很多人都过着颠沛潦倒的生活，这是书中关于当时十里店基本情况的概括性描述：“20 个最富裕的家庭，其土地平均每人近乎是中农家庭人头的 2.5倍，或者近似为贫雇农家庭的 7 倍。那些家境十分贫困的人，其遭遇是：要么在饥荒年景饿死或被迫迁居；要么被贫穷逼得卖儿鬻女或者勒死自己的亲生孩子；要么因饥饿被迫加入军阀或土匪的部队；要么因交不起税款而被关押或者因还不清债务而失掉自己仅有的一点财产。”

其次，作者描述了共产党、八路军来到十里店后所进行的各项活动。一是领导村民成立了民兵组织、妇女协会、合作社、农会等群众组织，并在村里成立了党支部，秘密吸收“机智勇敢、有所作为、感化力强”的村民加入共产党；二是领导农会及贫雇农挖掘地主藏粮、清偿债务、组织互助组、发展合作社运动和妇女生产、开垦荒山等。在这一过程中，整个农民群众受到了各项改革的洗礼，并产生了一个全新的阶级——新中农。三是清理整顿党支部，实行民主选举，改组村政府，落实党在抗日战争时期减租减息和交租交息的土地政策。

再次，作者描述了封建主义的瓦解和民主改革的成就。他们主要从城乡联合斗争、查“黑地”、割封建尾巴、划阶级成分、挖防空洞、洗心革面、去除污垢等角度描述了苟延残喘的地主领导被一步步打倒的封建主义瓦解画面。伴随而来的是新土地制确立，“土地已从地主富农手中夺了过来，分给了贫农和中农。”“由于各项改革的结果，村庄大约占总户数 1/3 的家庭已经从贫农和雇农的地位上升到了新中农。”“地主富农现在所拥有的土地只是他们过去的 1/6。在十里店靠剥削其他劳动力过活的人已经不存在了。”

（二）主要观点整理

全书都贯穿着作者对封建主义的腐朽和地主阶级的无情剥削的痛斥。作者认识到封建主义的根源在于土地制度，而推翻封建制度的关键在于团结广大受压迫阶级的力量，在民主革命的进程中也要坚持“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路线解决问题。在本书中作者还着重强调了女性地位的提升有助于提高生产力，为抗日战争的胜利产生积极影响。下面是从书中归纳出的十里店土改运动的成绩：

第一，农村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巨大变化，农民物质生活有了较大改善，妇女在一些领域获得了进步，封建主义遭受沉重打击；

第二，农民一步步觉醒摒弃旧有的宗族等封建意识，开始用新的眼光来看待自己的生活和社会，对压迫者的仇恨由针对个人发展到针对整个阶级，初步培养了农民的合作意识；也有不足之处：

第一，某些干部觉悟不够高，群众对某些干部或党员之所以会产生不满情绪，导火索往往是利益纠葛，无论是经济利益还是政治利益。其中，以权谋私，以权压众往往又是矛盾的焦点。

第二，发动群众不够充分，存在赐予现象，党与群众的联系不仅仅是与群众中积极分子的联系，而是也包括那些尚未觉悟的群众。由此，党在发动群众的过程中，不能以积极分子的态度来代替所有群众的态度。

第三，错误路线导致某些政策波动，由于党缺乏一定的经验，党内心理发展不够成熟，尚未形成一种持久的、共同的意志和心理倾向，这使得党在领导土改运动的过程中存在着某些政策不够稳定的现象。

四、我的看法

自1959年《十里店——中国一个村庄的革命》在伦敦出版后，美国某社会学期刊上的一篇书评说：“柯鲁克的报告全无任何社会学的分析、理论或方法论。在许多地方，它读起来像一本共产主义小说。”当然，对于社会学家来说，这样的伟大革命仅仅只有“新闻式的印象主义”报道是不够的，但对我这样的普通读者来说，它意味着这是一本好看的书。对于我们这一代人而言，革命电影或小说皆非童年少年时反复观看阅读的唯一精神食粮，于是甚至连这样戏剧性的感受都没有。土地改革，乡村革命，在我们脑海中不过历史教科书上几句话，那印象是漫画式的：这一页愁云惨雾，翻过去就是个晴朗的天。这其中需要大量的历史细节来填充，《十里店》作为一本纪实著作，恰好为我们提供了生动直观的历史记录。

书中所记述十里店的“村史”，从抗战前开始。从叙述中可以感受到，这个太行山下的小村庄在30年代已陷入极其严重的“内卷化”。抗战时期，十里店并未被日军占领，党的牺盟会(这个名字颇可玩味)进入村庄，开始逐步帮助农民建立互助组，开展生产运动，改革赋税，发动妇女。这是一种新的革命形式，贫民们组成了农会，妇女们组织起了妇女协会，在土地改革中，社会财富进行了再分配，地主基本消失。新的农民，新的乡村，成为了中国革命胜利的起点。

对我而言，所感到兴趣的，不是革命的伟大成果，而是革命过程中的含糊，新与旧的冲突与妥协。柯鲁克夫妇忠实记录下了他们在十里店获得的信息，这其中有鼓舞人心的斗争成果，也有革命中不可避免的过激行为：例如在“割封建主义尾巴”的过程中，农民们在地主的衣服上缝上侮辱性的字条，还擅自把村中四个地主拉到河滩上砸死了。更有在缓慢的革命过程中，地主与中农、共产党与国民党代理人以及所谓的“日本间谍”之间的拉锯战。最早进入村庄的工作组使用了“牺盟会”这样暧昧而富有传统意味的名字。村庄中的地主(事实上，他们中没有一个人拥有超过100亩的土地)把儿子们分散送到敌占区、国民党统治地区学生意，然后再送一个儿子加入解放军，以“军属”的身份逃避税收。狡猾的中农如何运用他的头脑和文化，在各个时期都小心保住自己的地位和财富。他们在革命的头几年中，依靠能写会算，牢牢控制着村中的商店与学校。而原本习惯于听别人话的贫农又是如何在工作组的帮助下，有了自己的主意。在共产党的帮助下，他们虽然文化水平仍然比较低，但勇敢地承担起了教书育人的责任，也在商店里担任了财务工作，将地主排除在了这两样重要的工作之外。然而新的中农与贫农之间不可避免地产生了矛盾„„

任何革命都无法在一夜之间“天翻地覆慨而慷”，土地革命不是吃大户，也不是平均主义的分配，没有什么事情能真正做到一清二楚界限分明，人与人之间的矛盾，公共利益或者私人矛盾的冲突交织在一起，从各个方面推动运动的发展，在教科书的标准叙述之外，每一场实际的运动都有着许多出人意料的细节，补充着历史的丰富性。倘若不满足于将任何事情都简化为动机、文件和结果，而希望了解实际操作中的种种——无论好或坏的事情，那么，像《十里店》这样的书正是对了胃口。而我以为，历史著作最有趣之处，也莫过于永远无法将一切划清界限，越暧昧越多元的叙述给我们提供了越丰富的历史真实，正巧，《十里店》也就是这样一本书。

第二篇：《中国革命和欧洲革命》读书报告

《中国革命和欧洲革命》读书报告

1953年3月19日，洪秀全领导的太平军一举占领南京，自此南京成为太平天国首都。马克思密切关注中国革命，于5月20日写下这篇评论《中国革命和欧洲革命》，同年6月14日，此文作为社论载于《纽约每日论坛报》上。时间回到19世纪中期那个动荡不安的年代，当时的欧洲经历了1848年革命的洗礼后进入了资本主义稳定发展和繁荣的时期，但是资本主义的固有矛盾并没有得到根本的解决，一切问题都掩盖在繁荣的外表下，新一轮的危机即将来临。而当时的中国，由于外国资本主义的压迫和国内封建主义的压迫的加剧，爆发了中国近代史上规模最大，影响最深远的一次农民起义——太平天国运动。马克思敏锐地捕捉到了这时期的矛盾，这篇文章主要是分析外国资本主义对中国的侵略所造成的对中国社会的影响、中国爆发农民起义的原因以及中国的农民起义对欧洲革命的影响，并对欧洲即将到来的新的政治、经济危机做出了预言。

这篇文章中，马克思分析问题的方法是“矛盾的对立统一”，用联系的观点看问题。矛盾无处不在，无时不有。对立和统一分别体现了矛盾的两个基本属性。矛盾的斗争性是指矛盾着的对立面之间相互排斥，相互分离的性质和趋势。矛盾的统一性指的是矛盾双方相互依存，相互贯通的性质和趋势。初读此文，有些不理解马克思在开头所引用的关于“两级相联”的目的，直到反复读了好几遍全文，才渐渐理解马克思所要表达的思想。马克思运用对立统一的原则，分析说明中国与侵略中国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这“两极”之间的相互影响和相互作用的关系，说明中国革命和欧洲革命之间相互影响和相互作用的关系。在时代的大环境下，全球逐渐连成一体，中国也不再闭关锁国、与世隔绝，它的一举一动深刻地影响着欧美的经济体系。而欧美强行用坚船利炮打开了中国的大门后，对中国的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体系也造成了毁灭性的打击。马克思在这里用了一个绝妙的比喻，“与外界完全隔绝曾是保存旧中国的首要条件，而当这种隔绝状态通过英国而为暴力所打破的时候，接踵而来的必然是解体的过程，正如小心保存在密闭棺材里的木乃伊一接触新鲜空气便必然要解体一样”。

在这篇文章中，矛盾是中国和英国及一些欧洲国家。表面上看来，他们是相互对立的，英国用战争的方式打开中国市场，改变了中国的社会性质，对中国社会生活产生了极其重大的影响。这些固然是出于资本主义国家扩大市场的要求，英国也借此保护了罪恶的鸦片贸易，随着中国市场的打开，大量外国商品的流入对中国的市场造成了巨大的冲击，由原来的贸易顺差转为了贸易逆差。白银大量流出，阻碍了中华民族工业的发展；经济赔款使税收负担加重，导致人民生活陷入水深火热之中；中国部分官员纵容贩卖鸦片的恶行，贪污腐败，腐蚀了中国封建家长制的权力体制。还影响了社会风尚等其他方面，中国社会开始解体，而太平天国运动是推动中国封建社会解体的重要一环。百姓不堪负重，当最终天灾出现的时候，百姓走投无路揭竿而起，接下来便是一场惊心动魄的大起义。太平天国，中国几千年农民起义的最高峰，全盛时占据中国半壁江山，坐拥最为富庶的江南。

中国爆发了革命同样又深刻地影响了英国等资本主义国家的贸易。资本主义的扩张的原因在于他们需要寻找广阔的市场，而中国这个广阔市场在爆发了革命之后，必然造成市场的缩水。英国是资本主义国家，实行完全放任自由的市场经济，产出没有限制的增加，依靠不断扩张的海外殖民地和市场才能消耗那么多的产出，但市场的扩大人赶不上工业的增长，一场危机潜伏已久。马克思以茶叶为例分析了中国农民起义对英国及欧洲的影响。英国急需扩大市场，于是降低了茶叶税，而这一做法导致中国茶叶涨价，农民革命给当地的政局以压力，茶叶商家决定不给现金不能进行交易，当时正处于金银缺乏的时候，对英国的茶叶进口带来影响。外国势力如果干涉农民起义，那么中国与外国的一切茶叶贸易联系会受到严重的阻碍，英国的市场进一步扩大的想法也会受影响。

从欧洲的角度，“茶叶这样一种必需品涨价和中国这样一个重要市场缩小的时候，将正好是西欧发生歉收因而肉类、谷物及其它一切农产品涨价的时候。这样，工厂主们的市场就要缩小，因为生活必需品每涨一次价，国内和国外对工业品的需求量都要相应地减少。”这些都影响到欧洲社会，正如马克思所说：“中国革命将把火星抛到现代工业体系的即将爆炸的地雷上，使酝酿已久的普遍危机爆发，这个普遍危机一旦扩展到国外，直接随之而来的将是欧洲大陆的政治革命。”马克思得出了这个结论，可谓一针见血。这次农民革命沉重地打击了西方列强，加深了资本主义经济危机。

马克思在文章中写道，“欧洲人民下一次的起义，他们下一阶段争取共和自由、争取廉洁政府的斗争，在更大的程度上恐怕要决定与天朝帝国（欧洲的直接对立面）目前所发生的事件,而不是决定于现存其他的政治原因,甚至不是决定于俄国的威胁以及其带来的可能发生全欧战争的后果。”西方列强的炮火打开了中国国门，间接引起了中国革命，同时中国革命也间接引起了欧洲一场更大的革命，太平天国既是一场动摇“世界上最古老的帝国”统治基础的农民革命斗争，也给予英法等殖民主义者以最沉重的打击。这次革命加深了世界资本主义的经济危机，引起了欧洲大陆各国的政治革命。这一次的天平天国革命，轰烈并且涉及范围广，其反帝爱国的精神和促中国劳苦民众觉醒反抗的意识力量，不仅仅限制于中国，并且也蔓延到了欧洲大陆，让欧洲大陆在这种摧毁封建腐朽统治和反对列强干涉的氛围下，开展了他们的政治革命。马克思始终密切地注视太平天国革命的发展，发表了许多热情赞扬太平天国革命的文章，他以鲜明的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立场愤怒谴责外国侵略者的卑鄙和野蛮，对中国人民所采取的海盗政策。他在这里运用了对立统一，两极相连的分析方法。同时，这也从另一方面说明，中国已经融入了世界市场，尽管是处在提供原料的低级位置，但中国的一举一动，开始受到世界的影响，也将深远的影响着整个世界。

马克思指出，“这次革命对于欧洲的影响一定比俄国的所有战争，意大利的宣言和欧洲大陆上的秘密社团所起的影响大得多„„”虽然说在太平天国革命时期，欧洲大陆并没有出现大范围的政治民主革命和暴力的起义，但是资本主义的发展和城市商品经济的发展在不断地酝酿，欧洲大陆与中国革命时期有了共通的一点便是，在人的思想上，对封建腐朽的专制统治出现了批判和觉醒的现象。

“当西方列强用英法美等国的军舰把“秩序”送到上海、南京和运河口的时候，中国却把**送往西方世界。”中国与英法美是对立的，但是他们也相互依存与相互影响，相互联系，倘若外国列强对中国农民起义进行干涉，那么会引发危机，阻碍贸易的进行。

但是，读完此文，我对于马克思的看法也并不完全同意。例如马克思对于鸦片的论断，“中国人不大可能戒吸鸦片，就像德国人不可能戒吸烟草一样，新皇帝颇有意在中国本国种植罂粟和炼制鸦片”。鸦片毒害着中国人民的身体和精神，而且鸦片作为一种毒品，已经在全世界被禁止。中国人意识到鸦片的危害之后，一定会努力戒吸鸦片。当时，中国禁止鸦片的决心是坚定的，林则徐到广州主持禁烟，拉开了中国近现代史的序幕。中国对鸦片的态度是坚决抵制和毁灭，不可能为了收回流失的经济利益而打算自己种植罂粟炼制鸦片。不知马克思为何会做出这样的论断。

另外让我十分不解的一点，是马克思提出的“鸦片破坏了中国古老的君主制度”。马克思指出，中国的那些纵容鸦片走私、聚敛私财的官吏的贪污行为，腐蚀着中国封建家长制的权力体系，“随着鸦片日益成为中国人的统治者，皇帝及其周围墨守成规的大官们也就日益丧失自己的权力。”在我看来，这对于当时的中国显然是不可能实现的一件事。我想是马克思过于高估了经济的力量，或者说低估了其他因素。他十分强调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的关系。在他看来，似乎社会所有的问题，包括政治斗争，革命起义等问题的根源，或许都来自经济问题，经济问题似乎影响了社会的所有方面。马克思忽略了文化对一个国家意识形态的影响，鸦片的力量还不足以毁灭中国根深蒂固、长达两千多年的君主专制制度。即使轰轰烈烈的革命也不能完全斩断的观念何以凭借鸦片而得以实现？而且贪污一事在中国历来就有，鸦片只不过是将这个问题严重的暴露了出来，而阳奉阴违之事，在古代的中国政治里是玩的最多的把戏了吧，马克思不是中国人，对于中国的政治没有透彻的理解，可能才有此一说。马克思所在的年代，资本主义发展，金钱似乎成为了人们的所有。马克思一方面对现有的社会制度痛恨着，一方面又不由自主的收到了当时金钱观念的影响，加之他所在的国家缺乏中国悠久的文化奠基，所以他在看待问题的时候难免打上了时代的烙印，并且不能符合中国的国情。

我对这篇文章更多的是赞叹。对于我，我之前的理解就是：西方列强以坚船利炮打开了中国的大门，在中国肆意掠夺，对中国造成了极为深重的影响。而中国在当时除了给他们带去利益之外并不能产生其他大的影响。而马克思的这篇文章让我看到了那个年代错综复杂的经济联系。本来在近代史资本主义发展中没什么地位的中国突然让我觉得它的地位很重要。我也是第一次将太平天国起义与当时的大环境联系起来。

在我看来，太平天国起义是中国内部的矛盾，列强们需要一个傀儡的中国，所以它才会帮助清政府灭杀太平天国。而现在看来，太平天国运动显然影响了中国市场的稳定，加之资本主义内部矛盾的激化，它必然成为了众矢之的。我看到了中国革命和欧洲革命一些必然关联，它们之间不再是相互独立的。世界是牵一发而动全身的。

“历史好像是首先要麻醉这个国家的人民，然后才能把他们从世代相传的愚昧状态中唤醒似的”。中华民族已经被唤醒了，当年被奴役被侵略被压迫的中国已经一去不返，一个负责任的大国渐渐崛起。经过数次战争与革命，中国更加紧密的和世界联系在一起，中国对世界有着以往任何时候都没有的巨大影响。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一定能在不久的将来实现。而今后在看待和分析问题的时候，也应当使用“对立统一”之原则，才能更全面地看待和剖析。

第三篇：《法律与革命》读书报告

《法律与革命》读书报告

法律之所以可以和革命相提并论是因为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法律的发展调整了社会关系和秩序，使社会向着一个全新的领域变革。这种发展给人们的生活带来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无疑就像一场没有硝烟的革命，改变了现存的制度，使人类在越来越完善的法律中享受进步的成果。

法律最初的起源是由于教皇的革命，它使一个独立的、自主的教会国家和一个独立的、自主的教会法体系首次形成。与此同时，也使各种不具有教会职能的政治实体和各种非教会的法律秩序首次形成。教会法利用人们对宗教的虔诚和信仰，禁锢着人们的思维和行为，使社会秩序在一定程度上得到有力的维护。而随着人类思想的进步和对教皇不公正制度的反抗，区别于教会法的一种新兴的世俗法开始出现。由于不同世俗政治体的建立，其统治阶级或领导阶级同样需要法律来维护自身的利益。因此针对不同的世俗政体也就存在不同的法律形式。世俗法虽然并没有完全摆脱教会法的影响而被人认为部分在于对教会法的模仿，部分在于对教会法的抗争，但是它基本上是服从理性和良心的，这不能不说是法制社会的一种进步。世俗法首先发源于古希腊思想，其次在文艺复兴期间得到了丰富。而西方政治科学的创立者索尔兹伯里的约翰的《匿名的诺曼人》是第一部超出斯多葛学派和早期教父理论模式的有关政府的专著，它描述给我们一个市民社会的雏形，为以后各种形态世俗法的发展奠定的基础。而法治精神的植入也让我们充分意识到，世俗国家的观念和现实也就使法律传统的国家，或法治国家的观念和现实。

抛开封建法、庄园法、王室法、城市法不谈，商法在这其中的出现和发展我深有体会。11世纪晚期和12世纪是商法发展的关键时期。正是这时近代西方商法的基本概念和制度才得以形成，更重要的是，也正是这时商法才被人们看作一中完整的、不断发展的体系，看作是一种法律的体系。商法的发展是根据现实的需要应运而生的。

11、12世纪农业贸易的兴起以及农业的改造为商人阶级的迅速壮大创造了机会，导致大量专门从事交换等商业活动的商人阶层的出现。与此同时，交易的方式、种类、形式等的发展必然要求新的法学为其按照秩序和正义的要求将各种商业关系制度化和系统化提供一个框架。罗马法的某些内容虽然对商事关系有一定的调整，但却没有按照一般原则使它们明确的相互联系并对它们进行分析。因此新商法体系的形成就是不可避免的了。

新的商法体系有其自己的特点。第一是客观性。商法中的各种权利和义务变得更加客观准确，较少任意模糊的条款，对商事交往惯例的承认也正式形成法律。第二是普遍性。这一时期的许多商业活动都具有世界性和国际性，规模巨大的国际集市定期在指定的或者永久性的地方举行，跨国贸易有了空前的发展，并为一般的商业交易提供了重要的模式。第三是权利的互惠性。交易程序上的公平和实体上的互利成为贸易中不可或缺的条件，人们越来越青睐于在一个公平的环境中作出双赢的交易。第四是商事法院发展。随着贸易的频繁，争议的增多，商事法院也迅速发展起来。其包括市场法院、集市法院、商人行会法院和城市法院，同时分离出专门的海事法院来处理海运商务中的纠纷。法院体系的建立不仅维护了商事公平，也在某种意义上促进了商法的进一步完善和发展。第五是商法的整体性。商法的发展并非片面的，而是针对整个商事交往行为的各个领域都有十足的发展。如票据、有担保的债权和联营等等。尤其值得说明的是信用制度的引用是新的商业契约激剧增加，大大促进了商业的繁荣。除此之外，商法还是随着实践的需要不断发展的法，以此来适应新型贸易的需要。

而提到联营就不能不说说我国《合伙企业法》中2006年增添的有限合伙制度。有限合伙作为合伙的一种形式，具有深远的制度渊源。其起源于欧洲中世纪的康曼达契约，在12、13世纪随着地中海地区海上贸易的发展和扩大，单个商人已不再适合较大规模的海上冒险。而康曼达契约一般是由普通商人提供资金并以此作为担保承担有限责任，海运商人负责运输贩卖承担起与风险和责任。这种联合方式就是有限合伙制度的雏形。我国长久以来并不承认

有限合伙制度在我国的地位，认为这有违合伙责任共担的原则。但它却是吸纳资金，发展风险投资行业的有效途径。因此我国在去年8月新修改的《合伙企业法》中正式名文规定了这种合伙形式。

对于有限合伙的具体制度和优越性在这里不再赘述。其作为成文法规定无疑是有其积极意义的，但现行立法是否尽善尽美仍然值得探讨。在此提出以下几点供思考：

第一，第74条第二款规定：“人民法院强制执行有限合伙人的财产份额时，应当通知全体合伙人。在同等条件下，其他合伙人有优先购买权。”而关于其他合伙人是指有限合伙人还是所有合伙人并没有明确的规定。这一法条涉及到一个问题即同一个法律主体是否可以同时成为一个合伙企业的普通合伙人。如果允许普通合伙人购买有限合伙人的财产份额，则由于这两类主体在有限合伙企业中不同的地位，一个合伙人行使自己权利的时候我们很难分辨其行使的究竟是有限合伙人的权利还是普通合伙人的权利。如在实践中允许这样的情况，必将导致内部关系的混乱，也不利于第三人明晰合伙的内部状况。因此享有这项优先购买权利的人应是合伙企业内部的其他有限合伙人，以保证各人的权利义务清楚明了。

第二，第83条规定，有限合伙人转变为普通合伙人的，对其作为有限合伙人期间有限合伙企业发生的债务承担无限连带责任。首先应明确的是，因上面所述原因，同一主体不宜同时成为有限合伙任何普通合伙人，所以有限合伙人应先转让其在合伙中的全部财产份额退出合伙，然后根据入伙的有关规定重新入伙成为普通合伙人。同时，根据权利与责任相适应的原则，此条的设定对于欲转变为普通合伙人的有限合伙人是不够公平的。该法中明确规定，有限合伙人不得参与合伙企业事务的执行和管理，不得对外代表合伙企业，如不经授权以合伙企业名义对外交易造成损失的还要进行赔偿。如此严格的权利限制使得有限合伙人除了监督和建议之外并不能左右或主导合伙企业的发展。而在实践当中，很多有限合伙人有自己主营的事业，其只是将参加合伙作为额外获利的渠道，对于合伙企业的具体事宜并不熟知更不具有决策权，可以说有限合伙企业经营的好坏与有限合伙人是没有直接关系的。因此，当某种原因使有限合伙人需要转变为普通合伙人的时候，对于转变以前的债务仍应该承担有限责任。虽然从部分资合转为完全人合的性质其信赖与联系必将更加紧密，但这并不意味着前有限合伙人就应该为他人的失误负责。其作为朋友之间互助的行为可以理解，可以此作为法条强行规定未免有点强人所难。这也不利于各类合伙人按照相互之间的意思自治自由转换，间接损害了当事人的权利。所以我认为这一条应该改为：“有限合伙人转变为普通合伙人的，对其作为有限合伙人期间有限合伙企业发生的债务以其当时出资承担有限责任，对之后发生的债务承担无限连带责任。”

第三，有限合伙企业在解散的时候责任如何具体承担及剩余财产如何分配并没有在立法中显示。鉴于其具有两类主体，情况较普通合伙更为复杂，因此我认为还是应在法规中以专条明确指示，以防止纠纷的产生。首先，合伙企业在因负债过多而解散的情况下，必定资不抵债亦不可能有剩余财产。此时有限合伙人的出资作为合伙企业财产应首先以此来清偿债务，其余部分由普通合伙人承担无限连带责任。其次，在合伙企业因约定或其他原因解散的时候，剩余资产应按照合伙协议约定的比例分配。但这时候可能会出现财产分配后普通合伙人获得收益而有限合伙人投资不能完全回收的情况。这样对于有限合伙人意图受益的出资目的就不能很好地保障，因此可以考虑适当返还有限合伙人出资之后再分配利润，有利于照顾各方利益。

当然这只是我自己很不成熟的一些想法。回到《法律与革命》这本书，从以上的分析我们可以很容易地得出，西方的历史一直经历着一次又一次周期性的变革。每次革命都标志着社会体制的一次剧烈的变化，而每次革命都最终产生了一种新的法律体系，它体现了革命的某些主要目的，改变了西方的法律传统，促进了人类社会长足久远的进步。

第四篇：中国革命与欧洲革命读书报告

《中国革命与欧洲革命》读书报告

十八世纪下半叶至19世纪中叶，随着工业革命的开展，资本的世界范围扩张，资本主义世界市场开始初步形成，世界逐渐连为一体。1840年，英国的坚船利炮打开奉行“闭关锁国”政策的中国的国门，从此，中国被迫迈上了近代化的道路，而这一变革的发展也必然带来历史发展的剧痛，不仅是对中国本身，对欧洲也产生了巨大的影响。马克思在1853年发表的《中国革命与欧洲革命》一文中就用黑格尔的“两极相联定律”来将中国革命与欧洲革命巧妙的有逻辑性的联系起来，并发表了自己的见解。

首先，让我们先来了解一下马克思当时的写作背景。1840年，鸦片战争爆发，英国给中国带来的不仅是《南京条约》的割地赔款，还有资本主义世界对半封建社会半封建的社会制度的致命冲击。在社会制度方面，大清王朝二百多年的寿命将尽，这或许是中国亘古不可改变的历史循环规律，而在华夏走过了漫长的古代之后，终于在清朝迎来了中国封建制度的变异，鸦片战争，使中国进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时代；而就经济来说，随着工业革命的进行，世界市场的逐步形成，鸦片战争的推动，中国被迫卷入资本主义世界市场，逐步成为原料输出地和世界最大的市场，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濒临破产，资本主义萌芽产生。政治上，中央集权不断加强，等级差异不断分化，阶级斗争的趋势开始不断加强；文化上，魏源翻译了赫胥黎著作在中国发表为《海国图志》，“经世致用”的思想开启了学习西方的大门，此后，康有为，梁启超等人相继发起了戊戌变法等运动，掀起了爱国运动的思潮；外交上，中国“闭关锁国”的外交政策被强制打破，《南京条约》等丧权辱国的条约的签订使中国也丧失了大部分关税自主权，通商变得更加开放。让我们再来看一看欧洲这一阶段的情况。欧洲随着工业革命的开展，阶级矛盾日益显现，资本主义社会的矛盾日益凸显工人阶级不满的呼声日益增加，被称为欧洲三大工人运动的法国里昂工人起义、英国宪章运动、德国西里西亚织工起义也均在此时爆发；而同时美国的独立、法国的政变、欧洲各国的混战、“神圣同盟”的名存实亡，酝酿着民族起义的爆发。终于，1848年欧洲爆发大革命，民族主义浪潮逐渐在欧洲大陆上蔓延，对封建专制和资本残酷剥削的反对声音迅速在意大利、法国、德意志、奥地利、沙俄等整个欧洲大陆上响起，但是在封建君主的大力镇压和各国混战的压迫下，革命军队均以失败告终。

在正式解读思想之前，先介绍一下1853年6月左右马克思的状况。1848年2月，席卷欧洲大陆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爆发，马克思和恩格斯指导同盟投入革命洪流。3月初，马克思被比利时政府驱逐出布鲁塞尔到达巴黎。1850年，马克思写作《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1851年底至1852年春，写作《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总绍了欧洲、特别是法国1848年革命的经验。据此可知，马克思参与了欧洲革命的亲身实践，而实践是真知的来源。

接下来，让我们逐一解读马克思的思想。

首先，有一点必须明确指出，马克思所指的中国革命正是由洪秀全领导的太平天国运动。原因有三：一，“中国的连绵不断的起义已经延续了约十年之久，现在汇合成了一场惊心动魄的革命”，在太平天国运动爆发前夕，全国各地连续爆发多次农民起义，较大型的近有捻军起义，远有白莲教起义、天理教起义，而期间小型的农民起义可谓从未间断，最终1846—1850年两广自然灾害终于成为农民阶级不满集中爆发的导火线；二，“不管引起这些起义的社会原因是什么，也不管这些原因是通过宗教的、王朝的还是民族的形式表现出来”，我们可以知道，太平天国的思想基础是拜上帝教，而太平天国运动不论是对腐朽的清王朝，还是对侵略的西方资本主义，都产生了强大的打击；三，强调是“革命”，是自下而上的暴力运动，而太平天国是农民阶级发起的起义。综上，可以确定马克思文中所提及的是太平天国运动。

马克思由此看到了，这场轰轰烈烈的革命是不断的量变积累起来导致的质变，并对社会的多方面都产生了影响。而最根本的原因，应该是，中国近十年来起义不断，农民阶级与统治者的矛盾尖锐，而这两者互相影响，恶性循环，最终导致农民生活无以为继，生存受到威胁，不得不反抗。而通过十余年的积累，这场太平天国的农民起义大有将清政府推翻之群众力量基础。接着，马克思以哲学的眼光运用了两极相联规律，论及到欧洲势必会爆发又一次革命，而欧洲资本主义的发展产生的问题、激化的矛盾将以中国革命为导火线而最终爆发。

接下来，马克思开始由经济角度切入，列举了从1833年到1853年中英贸易的数据，证明了中国与欧洲各国尤其是英国的紧密联系。而随着中英贸易的不断加深，资本的逐渐扩张，问题也不断显现出来。在这篇文章中，我们可以明显地感受到马克思从黑格尔那里学习到的辩证主义以及他《资本论》中的经济学理论。下面让我来引述一下他列举的一些论点和论据。

一，货币方面。马克思阐述了在当时，黄金价格上涨，白银流失，而贸易是循环的，牵一发而动全身。因此英国没有足够的货币对茶叶丝绸等进行采购，导致货物的损失和涨价，棉纺织品市场也因此缩小。

二，西欧农业歉收引发的生活必需品的涨价。马克思通过《经济学家》杂志的调查报道，预言“茶叶这样一种必需品涨价和中国这样一个重要市场缩小的时候，将正好是西欧发生歉收因而肉类、谷物及其它一切农产品涨价的时候”，这样必会导致群众对工业品需求的减少。

三，中国市场紧缩。他描述道：中国就犹如是小心保存在密闭棺材里的木乃伊，在被欧洲列强轰开大门后，一接触新鲜空气便开始解体，中国的财政、社会风尚、工业和政治结构的都受到了破坏性的打击。由此带来一个重大的问题，民不聊生，人民购买力下降。而中国的农民起义掀起了巨大的反外浪潮，太平天国运动正轰轰烈烈地进行，许多人据买洋货，砸洋店，在革命爆发的地区，贸易几乎瘫痪。而欧洲各国彼此间的纷争剧烈，对华贸易严重受限。

四，中国本国意欲种植罂粟和炼制鸦片，如此一来印度的主要贸易来源将受到致命的打击，使普遍的金融危机尖锐化和长期化。

从以上论点我们可以看出，马克思都是非常客观的从经济资本的角度来剖析世界的局势，不过从以上我们不免看出，在马克思看来，决定人类社会发展轨迹的不是什么才华横溢的帝王将相，而是看得见的资本与看不见的市场。

马克思接着又从欧洲本身的情况开始论证。欧洲1789年和1848年的革命都是由经济危机引起的，马克思论述道：“只要有一丝一毫的繁荣气息，国君们的狂怒和人民的愤恨同样都会缓和下来。战争也好，革命也好，如果不是来自工商业普遍危机，都不大可能造成全欧洲的纷争。”随后他又尖锐地指出欧洲各国所隐含的巨大危机：

“英国工厂空前扩充，而官方政党都已完全衰朽瓦解；法国的全部国家机器已经变成一个巨大的从事诈骗活动和证券交易的商行；奥地利则处于破产前夕；到处都积怨累累，行将引起人民的报复；反动的列强本身利益互相冲突；俄国再一次向全世界显示出它的侵略野心——在这样的时候，上述危机所必将造成的政治后果是无庸赘述的。”

也就是说，欧洲的革命的内部矛盾己经逐渐酝酿，就只差一根导火线。而中国的这次太平天国的农民革命必将成为欧洲革命的导火线。

马克思从以上经济方面论述了欧洲发生重大变革的必然性，他每一个论点都有强有力的论据作为支撑，而他列举的众多数据和引用的权威刊物的报道都极大的增强了文章的说服力，而且这是多角度的综合性论证。不过，虽然马克思说得有理有据，但为何世界却没完全按他的预言发展或许是因为他忽略了经济背后的人类社会的复杂性，不论是民族，还是社会，都不能用单纯的经济数字勾勒。

首先，我们应该看出，马克思论证的核心规律是两极相联规律，他用其前瞻性的广阔的视野看到了近代社会的世界一体化进程。在他看来，虽然中英相隔甚远，但其联系是十分密切的，双方某一方面的小小改变必将导致另一方的重大变革。然而，对于他来说，他最大的败笔就是没有认清中国内部社会和对中国人根深蒂固的思维模式。

马克思说了一句很有趣的话：“当西方列强用英法美等国的军舰把“秩序”送到上海、南京和运河口的时候，中国却把**送往西方世界。”确实，西方列强于清政府忙于平定内乱之际，趁火打劫，于1956年发动了第二次鸦片战争，他们用暴力的方式，再次大开中国大门，并签订了不少不平等条约来维护所谓的贸易 “秩序”。同时，清政府与西方列强相互勾结，将开始腐败的太平天国运动镇压下去。我想马克思最大的失误就在于，如此轰轰烈烈的太平天国运动，居然这么快就被镇压了。马克思过高的估计了中国农民起义的力量，认为它可以推翻那个腐败的满清朝廷．没有想到它自己先腐败了。他没有看清此次农民起义真正的性质，那只是一群农民的绝地反击，一旦这些农民获得了土地，获得了金钱，他们就满足、奢靡了，反而会造成内部争权夺利，最后土崩瓦解。马克思在文中说道“在现在这个时候，西方各国政府进行干涉只能使革命更加暴烈，并拖长商业的停滞。” 然而，事实是，西方的干预使革命很快就被镇压，而且使中国进一步沦落为半殖民地国家，他们也在对华贸易中获得了更多的权利和利益。他们通过对清政府的威胁获得了大量的赔款，从而解决其本国的财政问题，又通过帮助清政府镇压革命，使其贸易能更深入中国，而且各种不平等条约降低了列强贸易的成本，从而实现了把本国的危机转移到中国来。也就是说，中国的这次农民起义，不仅没有引起欧洲的革命，反而加快了欧洲的资本累积，促进了欧洲的工业化，从而使欧洲下一步实现民主的和平过渡成为可能。我想这是大大出乎马克思所预料的。

综上所述，我觉得马克思有几个观点是值得肯定的，其一，重大的革命都是由经济危机引起的，只有当经济危机爆发，各方利益受到严重损害时，人民才会选择采取行动，在欧洲，他们选择对外侵略，在中国，只是愚昧的农民起义。其二，中国这个原料生产地和市场对欧洲有巨大的影响，中国地大物博，虽然人均少，但总量却很多，中国的茶叶，瓷器，丝绸等，都是欧洲人生活不可或缺的必需品，另一方面，中国人口众多，绝对是一个庞大的市场，而且这个市场尚未开发，具有巨大的潜力。其三，众多偶然叠合在一起必会使某一问题激化而爆发，欧洲的物价上涨，贸易顺差，加速了列强对中国的侵略。列强的侵略，自然灾害，造成了天平天国运动。

另一方面，马克思有几个观点是值得质疑的。其一，世界发展改革的方法不是只有革命，欧洲民主制度的建立告诉我们，只要有一定的基础，改革是人民更愿意采取的和平演变方式。其二，中国的国情与欧洲大有不同，若类似太平天国这样大规模的运动发生在欧洲的工人阶级或农民阶级身上，很有可能是会取得成功的，至少会持续很长的时间，从而出现像马克思所说的中欧贸易的瘫痪而带来重大经济危机。然而，中国固有的愚民政策所带来的中国农民的的保守思想根深蒂固，而清政府的妥协软弱性也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了列强对中国侵略的需要，使得欧洲的经济危机迅速地转移到了中国。另一方面，美国独立后的迅猛发展也是出乎马克思意料的，而它也为英国提供了一个巨大的市场，缓解了危机。

综上所述，从这篇文章中，了解到马克思全球化的视野以及对中国革命和欧洲革命清晰的认识，但毕竟马克思不是中国人，所以其对中国的解读很有缺陷，但是其对欧洲各国的剖析确实是非常到位的。马克思试着从中国的角度对欧洲的发展提出些许建议，而我们为何不试着从欧洲的角度对中国的发展提出建议呢。应该说，如果当时有人能深刻的认识欧洲的发展历程和规律，中国的近代化就不会那么坎坷了，如今，中国也存在不少问题，如，马克思在文中所提到的，清朝制度的腐朽性导致鸦片轻易就侵蚀了整个政府，权钱交易以及利益相关的裙带关系使得这一问题更加严重，官员的目光的狭隘性以及思想上的愚昧使得他们日益沦落为鸦片的奴隶，也逐步丧失了他们自己的统治权。而如今中国这种权钱交易的腐败现象依然大行其道，仍未有根本的解决办法。这也是很值得我们思考的。

历史的发展既有一定的必然性，又有一定的偶然性。如果说，列强对中国的侵略是经济发展的必然的话，那么中华民族的觉醒也是具有相当大的偶然性。近代以来，从洋务运动开始，我们就一直在找寻一条更适合中国的道路，而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同是如此。在这新的时代，我们应该充分活用马克思的基本思想，并不断为其注入新的元素。就像读马克思的这篇《中国革命与欧洲革命》一样，我们始终要怀着一种批判的心态，还要尝试从新的角度解读发展他的理论。

总而言之，批判地看问题，并遵循客观规律，再加以拓展分析，或许是解决和分析问题的最好方法。

第五篇：《只有一个地球》读书报告

《只有一个地球》读书报告

本书是为1972年联合国第一次人类环境大会准备的非官方报告，其中许多观点被写入《人类环境宣言》，是世界环境运动史上的一份有着重大影响的文献。它将视线聚集于当今社会存在的严重污染问题，并且以系统的基本观点对人口问题、工艺技术问题、资源问题、发展失衡以及城市化过程中面临的窘境加以分析，较全面地归纳和总结了人类面临的环境危机，并提出一系列意见与建议，本书旨在唤醒全人类对地球现状与未来发展走向的关切和维护，“培养一种对地球这个行星作为整体的合理的忠诚”。

本书从人类的思维之演进谈起，几千年前的古希腊神话中，“人被看作同上帝一样的角色，人是造物者、革新者，又是人类社会和人自己的改造者”。把人类本身神化的倾向将人类置于一种崇高无尚的自然主宰地位，骄傲到甚至自妄，这种偏激的思维方式使我们陷入一种危险的境地，酝酿着不久即将到来的灾难，随时都有步入毁灭的危险。

人们对物质生活的舒适与享受的要求越来越高，技术的飞速发展正迎合了这一无限膨胀的欲望，那是一种几近贪婪的占有欲，对资源环境造成了巨大的压力。这种占有欲并不仅仅体现在能使生活安逸舒适的消费品或生产资料以及资源的占有，更有作为被割裂成几百个单元的国家和民族之间强烈的统治欲和战争需要。人类从对组成物质的最基本单元——原子的构成出发，逐步认识了自然作为物质世界的本质，并揭示了物质与能量之间相互作用和转化的关系，我们可以从核裂变能量最初被用于制造原子弹这一简单事实窥探到人类的本性。第一次世界大战坦克的发明间接为农业提供了拖拉机，并且推动了汽车与飞机制造业的飞速发展；二战引入“普罗米修斯”之火——原子能。世界性的大型战争似乎比单纯为了人类生活幸福这一目的更能引发科技的飞跃。“这就是人类社会中最消极、最富有破坏性和最浪费的行为。而且也给人类的福利和天然资源造成不可估计的损失。”

书中写到“人类的能量没有一种是绝对安全的。放射性物质对遗传因子的损害使我们对生命的脆弱性有了全新的认识，同时也认识到地球的环境，只有在某些特定条件下，才能对生命得以发生、持续和进化。”地球的出现有其偶然性，生命的孕育则是极为复杂的有机过程，可悲的是人类在尚未能深切地认识到自身与环境不可分割的关系时，在不能明确地理解人类乃至整个生命界的存在都是以环境的适宜和宇宙中的某种屏蔽保护作用为基础时，就掌握了足以摧毁其自身的物质世界最具威力的能量——核能。这一顺序的谬误与其荒诞而颠覆的寓意对生命造成了严重威胁。

很难说随着时间的推移，人类的演化方向是如所愿地更加高级和文明，抑或退化到比原始人更加“野蛮”。事实上，并无证据表明，经过上万年的文明史，我们明显比祖先更加文明也许只是我们逐渐获得了一种能将自己的卑劣本性更好地隐藏起来的文明之面罩。也许文明只是个幌子，用来弥补人与自然愈发不和谐所造成的心理失衡。而我们在某些方面已不再是造物主的宠儿，那些被我们视为低等的动物可以本能地躲避肆虐的海啸，一些可悲的人类却无力逃避被它吞噬的命运。有时惊恐地想，或许，我们如今被赞扬和崇拜的高科技又相当一部分只是弥补了我们逐步丧失的作为自然的产物而被馈赠的本能以及我们与自然之间最为原始和纯洁的联系。

“自然的再生循环是一切生物赖以生存的基础，是一种称之为生态体系的动态平衡的统一体。它受到破坏而变得不可恢复的潜在危险既是如此之多，因此，不可能在过度使用和错误对待的情况下，继续存在而不遭受损害。”生物界存在着广泛、密切以及不可避免的相互依赖作用，包含着某些稳定和动态的互变关系，一个因子的变化可能引起一连串不可逆转的反应，这种尚未被人类彻底理解的微妙的互变关系一旦被减弱或破坏，可能会引发生物之间自我消亡的过程。

书中强调了“外部不经济性”这一概念，作者写道：“我们应当更细微地来估计环境的污染的程度和多样性。我们可能在某一个领域内减低了污染，却发现另一些生命体系反而遭受着更多的危害。”这就是上文说提及的生态系统的互变关系，以及组成它的各因素之间错综复杂的关联性。

人类短视的状况不容易解决，单纯利益的驱动，使人们忽视了很多可能潜伏的巨大危险和灾难。在利益的强有力驱使下，工业生产过程中应被纳入成本的对环境的补偿被抛弃了，以求得成本的最小化和满足生产者对利益的无限欲望，而消费者面对因成本降低而适度维持在较低价格的商品自然有着某种本能的倾向，从而环境的恶化也被排除在考虑范围之外，直到他们发觉高额的健康维持支出不但剥夺了那有限的“利润”，还造成精神上与身体上无法固化与衡量的损失。对于此问题的解决方案大致可以归纳为两点：其一，“先知者”使大众睁开愚昧的被蒙蔽了的双眼，即在人类社会广泛地普及生态学知识，唤醒人们对地球环境资源状况的关注，这将是一个极为漫长的过程，直接受到被教育者身份、背景的约束，但同时它也是最根本地解决环境问题的途径；其二，执政者在政策上将对环境的补偿纳入成本，如制定排污标准，税收惩罚制度等等来强制约束企业或个人的行为，这是目前比较立竿见影的方法，应被普遍采纳。

滴滴涕一类杀毒剂的滥用可以用来说明人类的短视，并且反复不断地提醒我们自然的本质：她的复杂性和关联性。大坝等大型工程的设计和修建，带来土壤退化、生态破坏和疾病传播等一系列恶性后果，往往是因为忽略了给复杂的生态因素以应有的考虑，揭示了人类的盲目自信。如果不能从思想最深处认识有机生命的发生、持续和发展都建立于自然界体系错综复杂的特性之上，如果不能体味到自然作为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其内部因子之间所具有的惊人依赖程度，我们就不可能达到真正意义上的可持续发展，就不可能对环境的开发和走向作出合理的规划或预测。与此同时，自然界中土壤、气候、生物等组成要素本身的多样性也在本能地排斥任何单调和千篇一律的城市化过程中产生的、妄图使改造对象清晰化、标准化和公式化的倾向，“这种倾向能成为人类精神上的文化枯萎症。”这种危险的趋势不禁令人想到斯科特在《国家的视角》中对极端现代主义的论断，以及将“米提斯”纳入政治决策和城市规划等考虑范畴中的必要性。各地应结合本地资源蕴藏情况、土地承载力、生态的稳定性和恢复力制定科学而切实可行的发展策略与能源、资源开采规范，盲目地追求规模和效益，极易造成生态学上的不平衡，而生态的平衡一旦被打破，要恢复是异常困难的。合理地利用资源必须做到在深入了解资源特质的基础上，最大限度地挖掘其价值。

土地利用的问题也是本书关注的焦点之一。城市化是当今世界的发展趋势，大都市的数目正以两倍于中小城市的速度增长着，这种无限而无序的增长给城市带来了许多问题，诸如废弃物处理、空气和水源的净化、汽车、噪音等等。正如Richard Roger在Cities for a Small Planet中说的：“城市以一种尖锐的形式把所有得危害集中在一起。在城市和它周边德贫民窟中，人类的存在形式都是最低级的。直至十九世纪，城市还被认为是危险的地方，死亡率超过出生率，而且，城市只有通过吸引未来人口来维持下去。城市和他们的支持系统创造了自身的环境，并且变得越来越危险。”墨西哥城在1990年有34万人口，如今这一数字达到2000万，同时还拥有400万辆汽车，导致的直接后果是烟雾层比WHO标准恶劣六倍，每年300多天臭氧指数超过危险指标，讽刺地说，生活在其中的居民要有怎样的适应性和耐受力！由于基础设施较完善，劳动力市场丰富，消费市场广阔，信息技术交流便捷以及产业一体化的需要，导致工业向城市的聚集，并向人口聚集区倾泻了大量废弃物，加剧了处理居民自身排泄物所造成的问题。同时，我们必须认识到土地的有限性及其隐语：对土地不加规划，盲目地利用，只会加剧土地资源稀缺的现状，并且可能带来一系列与之相关联的环境危机。另外，城市为增加其负熵，确保有序性，还不断向周边环境排熵，导致大城市周围郊区甚至乡村的环境也大大退化，混乱度提高。由此看来，最终的结果是，那些由于现代工业城市或普通城市的污秽与压力而大量涌入郊区寻求避难所的逆中心化趋向也必将被打破，如果不对城市实施合理整治和控制，那么人们会发现，郊区成了城市中心的翻版，地球上不再有真正安全的空间。

书中指出，在维持资源供求平衡时需要考虑的三个问题是：人口增加的可能规模，人类各种消费的可能数量以及原料和能源可供利用的价值。

生物圈的资源并不是无限的，而人口的几何级数式增长却似乎是无限的，除非人类遭遇大量的饥荒与死亡。一个人从摇篮到坟墓，可以为社会创造巨大的财富，但所谓的财富不过是人类的设定物，全都要以资源为基础，只不过是在自然界的原始产出物上附加了部分人类劳动，但人的成长、生活所消耗的能源数量之巨大的唯一后果就是降低了我们后代生存的可能性，而且对能源的消耗速度在发达国家比发展中国家高得多，这无疑说明，人类的进步，生活的舒适，欲望的满足程度都与自然资源的消耗成正比，由此可见，我们的文明史建立在对资源能源的完全依赖之上，形成了一个类似于倒置沙漏的结构，下面的基础被加速掏空去营造上层建筑，稳定的平衡感被打破，最终的结局除了坍塌还会如何呢?

人们的欲望和爱好究竟有无一种不可逾越的限度呢？

也许答案是否定的，那么相应的有效解决途径有三点：其一，增加单位资源生产力；其二，控制人口数量；其三，开发新能源新技术，从此点出发，科技对协调人与自然关系方面的积极作用是不能被忽视的，但需要注意的是，所谓新能源，至少对人类自身应该是安全的，这又使得原子能与核反应堆的应用与推广受到质疑。

人类面临重重环境危机。温室效应引起的全球变暖，大气污染，海洋生物过度捕捞，农药化肥、石油泄漏、放射性废物造成的海洋污染…

我们成为了自己愚昧传统的囚徒，从未认真地用心审视我们的忠心与信仰，那些坚贞不渝地全都献给了自己国家与部族的、团结起来足矣使人类向着更加优越的方向发展的力量，这种力量在如今的时代背景下创造了核武器，创造了国家之间的敌视情绪，创造了大规模的互相残杀，以及创造了对地球的毁灭。一颗脆弱的小行星，需要人类共同的关怀与维护，团结是唯一的出路，正如书中所写：“建立保护地球战略的第一步，应要求各国以集体的责任感去发现更多的关于自然界的知识，以及关于自然界同人类活动如何影响的认识。”人是社会性的动物，对于自然的依赖不亚于其他生物，我们的生存建立在系统的平衡之上，我们的发展决定于能否谨慎地维持这种脆弱的平衡。这应成为人类转换视角后共同的信仰，这信仰不是如Chritianity一般献给了上帝，亦不是如Nationalism献给了祖国，而是对包括自己在内的人类全体的未来之关切。因为，世界是一个整体，人类相互依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