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思想史》读书报告

第一篇：《中国思想史》读书报告

《中国思想史》读书报告

读完葛兆光先生的《中国思想史》，我对中国思想发展历程有一个了粗略的认识。

这本书以时间为顺序，跨越了几千年，脉络十分清晰，从文字中便能感受到作者的思路和条理。其中蕴含的丰富的具体知识，更令我不断加深对中国思想史的了解，而在阅读这本书的过程中，也体验到了以往了解中国思想历史时从没感受过的历史的连续性。

但是必须一提的是，这本书并不通俗，它的语言中含有的一些生僻的字眼和有些难以理解的语句，对我的阅读造成了一些阻碍。对于几乎没有相关专业知识的人来说，一旦耗费时间在理解语句上，对前后文的把握和对全文的整体理解就会受影响。因此通读这本书对耗费了我了过多脑力。或许这部书在著书时便定位为面向专业人士的书籍，但如果语言能更加深入浅出一些，或许会很适合成为一本通俗入门思想史著作。

读毕，我感觉这是一部很有特色的论著。最突出的特点就是，这部书中贯穿了了一般思想史所没有的东西——“一般知识、思想与信仰”。这一点不仅在导论中详细地作出了解释，而且在通读全书时，我能感觉到这个概念是贯穿全书的。在这本书中，很难找到“个人”的思想和观点，而是有一条历史的主线，围绕着“一般人的思想”，研究思想的延续、变化和发展。的确，思想史是一个承上启下的过程，某一时间段的思想一定是和它前后的思想有所关联的。作为一个绵延数千年的文明，中国的思想一直以来都是沿着一条主线发展的。即使是我们今天的许多世界观和方法论，也蕴含了之前数千年中每一个时间片段中的思想的影子。但可能也正是因为这本书突出了“历史”的主线，所以虽然历史的框架十分清晰，但一些具体的知识的介绍却并不详尽。在阅读这本书时，我不得不查阅大量资料，由于时间紧迫，也并没有充分记住。如果想要进一步学习，也许还要读另外的一些相关著作。

另外，对于一些因为我们平时不常接触而不很了解或者产生混淆的概念，这本书也做出了介绍。例如我以前从没了解过的玄、道、心等概念，在这本书中都有解释，而我一直感兴趣的有关先秦时代的知识也十分丰富。这些知识拓宽了我的眼界，让我的历史了解不再局限于高中教材和通俗读物。书中对历史人物和事件的一些新评价，也打破了之前我心中的一些固有观点。

因此，阅读这本书是令我受益匪浅的。它的益处不仅在于它提供的大量知识，更在于它的写作方法，正如导论中所分析的那样。作者独辟蹊径的写作方法，刷新了我对历史的观点，同时打破了我从前相对静止和孤立的思考方式。

以上是我对这本书的总的看法。下面我会着重表达一下对本书的导论的看法。

之所以决定着重写导论，首先是因为相比于其他部分而言，我读导论比较细致。由于时间不是很充裕，我并没有足够的时间将这部1000多页的书通篇细读一遍，因此只能认真地阅读了两遍导论，而将后面的正文略读而过，这导致我对导论的理解比较深刻。再加上我在正文中并没有发现能充分吸引我的部分，反而是这篇提供了许多新思路的导论吸引了我的注意。因此导论部分是全书我最感兴趣，也是了解最详尽的部分。

另外，这部书的导论与其他书不同。它似乎并不仅仅是用来引出正文的一个引子，而是作者发表自己对思想史的理解的一个平台。它的内容自成一个部分，可以成为一本篇幅较短的书了。同时，作者在导论中阐述的观点是贯穿全书的，从全书的每一个部分都能得到印证。因此我认为，深刻理解导论，是阅读本书的前提。

《导论》全篇，都是关于“思想史的写法”的论述，交代了作者著书的方法论。一直以来我都认为，在研究问题时方法论的地位是很重要的。有时同样的材料，在历史研究中则是史料，在不同人的手中，不同方法的研究过程中，效果也是相当不同的。因此《导论》中阐述的这种创新的方法论，是非常引人注目的。相信用这样全新的方法论，可以发掘出新的内容来。导论本身，即编著这部书的方法论，就是作者在著书时最大的创新之处。可以看出，在撰写思想史的过程中，作者始终关注着“一般的知识、思想和信仰”。这是与以往撰写思想史不同的途径。

“一般的知识、思想与信仰”，从字面上就可以看出，它是被人们普遍接受和认可的，在社会思想中占主体的那些思想，而不是一定程度上与社会脱节的精英思想。它大体由启蒙教育、生活知识的来源、思想传播的途径等构成和影响。“一般知识和思想”，作为一个时代中广受认可的，和社会运转、发展息息相关的，通过各种方式代代延续和变化的知识和思想，构成的是指导生产活动的最简明而直接的思想，是对这个世界最有效的理解方式。它解释着人们日常生活中的一切现象，指导着人们的行动，是一个社会的绝大多数人生活的规则和理由。“一般知识和思想”是“日用而不知”的，它缓慢地运动着，而不像“精英的思想”一般激烈地变化；它与物质世界息息相关，蕴含在大量的史料中，而“精英的思想”却往往与历史发展脱节。它是直接的，而“精英的思想”在历史中成为了间接。

这部以“一般的知识、思想和信仰”组成的思想史，展示的正是历史舞台本身，而不是活跃于其上的一个个人物、事件。

而思想史的连续性，是令我格外注意的问题。

以往接触过的与思想史相关的知识，往往给我一种断续的感觉，然而作为对社会运转有指导作用的“思想”，它应该是连续的、绵延不断的。并不仅仅是过去固有的思想资源对后代的思想产生一些“影响”，而是这些固有的思想资源本身被不断地诠释，不断融合新的内容而发展，“过去的思想”在思想发展中起的并不是辅助作用，它们就是思想发展的主体。

在《导论》中也能充分体会到这一点。当人们需要理解新的世界、新的知识时，人们往往会回溯过去的思想，从中得到一些解答。例如，在晚清“科学”“民主”兴起时，人们想到的是朱熹的“格物致知”，孟子的“民为贵”等。当西方的语言传入时，人们需要从我们原有的语言中去寻找对应或近似的词汇去翻译它，固有思想资源便被新事物唤起了。因此新的知识、思想，往往和以往固有的思想资源产生联系，尽管它们之间的关联可能是有偏差的。在被翻译和阐释的过程中，新的思想被逐渐本土化，两种思想相互融合，意义发生偏移，“一般的知识、思想与信仰”在这个过程中发生变化，这便是思想的延续过程。

这种变化同时也可以从古代的思想发展中见到。例如佛教，在以儒家学说为主流的中国社会中，佛教的许多主张与孔孟之道相去甚远，是受到抵触的。例如佛教空无的思想，“无往而生心”的观点，与主张 “不知生，焉知死”的、从现实生活中寻找幸福的儒学思想就是相悖的，而释迦摩尼抛妻弃子等故事，也会受到中国社会传统伦理的抵触。然而，随着社会动荡，面对现实，儒家确立的许多观点在社会上产生了动摇，而佛教却作为一种精神寄托而传播开来。当时社会的社会风尚和人们心中的虚无思想，为佛教的传播提供了条件。然而佛教与本土哲学仍然是对立的，当势力较弱的外来思想传入时，如果它与本土思想对立，那么只能被清除或妥协于本土思想。佛教则是选择妥协的那一类。在汉代刘向《神仙传》里，就说有七十四人在佛经上可以看见，又说“唯圣化无方，不以人天乖应，妙化无外，岂以华戎阻情，是以一音演唱，万品齐悟，岂以夷夏而为隔哉”等。可以看出佛教极力地在中国传统文化里寻找渊源，不管这种做法是否取得了预期的成功，至少佛教在中国成功地发展下来。而从祈福禳星等来看，佛教也开始向中国伦理靠拢。这些都说明，佛教在改造自身的过程中，融入了中国社会。当新的思想出现时，它会自觉或不自觉地嫁接于旧思想的主干上，这一点，在思想的历史中随处可见。这便是思想史的延续性。

由此，我认为作者的另辟蹊径，是一次非常独特、而且（至少在我眼中）较为成功的视角转换。从《导论》中，我寻找到了许多共鸣。从现代社会来看，有许多站在比较高水平的思想和理论，也是我们日常生活中从来不会接触到、或是被曲解的。比如说，当我们的时代也成为历史，未来的人研究现代的女性地位时，现存的大量有关女性主义的理论书籍，对他们的研究，几乎没有帮助。再以此类比一下，古人或许也和我们一样，写的东西和做的事情是完全不同的。我们当然不能否认，一个时代的精英思想对社会发展起了重要的引导推动作用，但理论与实践脱节的现象，一定是普遍存在的。

因此我认为，如作者这般的研究方法，一定程度上去除了“阐释”这个媒介，通过无意识地陈列着的史料来还原历史本相，对我们研究历史和思考一般问题都很有启发。研究历史时，是否应该通过深入了解作者的方法论，我更是获得了审视这个世界的全新视点，和用新的眼光、尺度去考量事物的能力。

然而我认为，这种写法并不是研究和展现思想史的唯一正确途径。读完《导论》后，本来抱着崇高的敬意，准备膜拜这部著作的我，在读到后面的正文，便感到并不是很尽兴。《导论》中的问题意识，对这部著作的具体写作提供的帮助，似乎没有我想象中的那么大，不过这或许是因为以一人的力量写一部通史是本身就是比较费力的事情，也或许是作者在“一般的知识、思想与信仰”的写法还在探索中。而且在我看来，这部著作并没有完全超脱于精英的思想史，从器物、礼制等方面来发现一个更基础，更大众的思想史。但通观全书之后，发现其实要真正做到这一点，实在是很困难。这可能也是受客观条件所限，相关的史料并不充足，还是要依靠士大夫阶层的一些著作来推测。

另外，我还有一个疑问：我们研究历史的目的是什么？如果仅仅是对历史的绝对还原，那我们这样做的意义又在于什么呢？

我认为，研究历史，还原历史真相固然重要，但更加重要的是，让这些历史事实给当今社会以训诫，给社会的有识之士以引导。从这个角度看，“精英的思想史”，能为士阶层带来提升，它的存在也是必不可少的。如果一味地追求“证史”，就会忽视历史原本的重要作用。如果两种思想史可以相互验证和补充，是不是可以让我们更全面地认识历史呢？

第二篇：管理思想史读书报告

《基业长青》读书报告

著作者简介：

吉姆·柯林斯（1955—），英文名：Jim Collins，男，毕业于斯坦福大学，著名的管理专家及畅销书作家，影响中国管理十五人之一。他在加利福尼亚的帕洛河尔托经营着自己的管理教育和咨询公司，他是《超越创业精神》的作者之一。1988年他进入斯坦福大学商学院，曾获得该学院的杰出教学奖。此前他在麦肯锡公司和惠普公司任职。柯林斯早年在斯坦福大学商学院从事教学与研究工作，并获得杰出教学奖。1996年，他回到家乡科罗拉多州的博尔德市，创办了自己的管理实验室，与各种企业和社会机构的领导人一起开展对商业生活的研究。曾在默克公司、星巴克、时代明镜集团、麦肯锡公司等世界知名公司任高级经理和CEO。主要作品有《基业长青》、《超越创业精神》、《从优秀到卓越》等，每一部著作都超级畅销，享誉全球，其中《从优秀到卓越》被《福布斯》评为20世纪20本最佳商业畅销书，盘踞亚马逊畅销书排行榜数年，畅销不衰。他的著作被《财富》、《经济学人》、《商业周刊》、《今日美国》等杂志广泛报道，引起巨大反响。

著作者主要研究成果简介：

吉姆·柯林斯是一位管理专家，其管理思想有很多，如公司要有超越利润的追求等。这些思想均包含在其与杰里·波勒斯合著的《基业长青》一书中，故将在下一个大内容中一一列出。

书中重要观点摘要：

“造钟，而不是报时”。吉姆·柯林斯指出，“伟大的公司的创办人通常都是制造时钟的人，而不是报时的人。他们主要致力于建立一个时钟，而不只是找对时机，用一种高瞻远瞩的产品打入市场；他们并非致力于高瞻远瞩领袖的人格特质，而是致力于构建高瞻远瞩公司的组织特质，他们最大的创造物是公司本身及其代表的一切。”

“超越利润的追求”与“教派般的文化”。所有伟大的公司都是“务实的理想主义者”，《基业长青》中写到，“利润是生存的必要条件，而且是达成更重要目的的手段，但对很多高瞻远瞩的公司而言，利润不是目的，利润就像人体需要的氧气、食物、水和血液一样，这些东西不是生命的目的。但是，没有它们，就没有生命。”利润之上的追求在伟大的公司里，更是被“教派般的文化”灌输。“自家长成的经理人”。吉姆·柯林斯经过研究后发现，“18家伟大的公司在总共长达1700年的历史中，只有四位CEO来自于外部”。“自家长成”的经理人熟悉了解公司文化，更易带领公司进行变革。

启发与思想：

本书的许多观点让我觉得很新鲜，与我平时所了解到的完全不同，如我所了解的公司的目标就是尽一切可能创造最大的利润，而本书中却指出公司还有超越利润的追求。通过本书，确实学到了很多，基本每章我都会摘抄下很多书上所提到的观点，不仅仅是管理方面的，还有在研究态度、方法上的。

首先，抛开书中所提到的观点，作者在研究过程中的态度和方法就让我受益匪浅。作者在书中所体现的对研究的态度让我明白要做研究就要做好，要对自己负责，对其他人负责。书中开始就有这样一段话“研究过程中查阅了超过6万页材料，实际字数很可能接近10万页。这些文件装满了一人高的档案柜，4个书架，存储在电脑里的财务资料和分析则多达20兆字节”。可见作者为了研究付出了很多的精力和时间，才能够得出最后的结论。而我们在做研究时往往就是抱着模棱两可的态度，应付了事，最后不但花费了时间精力，而且自己也不能得到什么。后面还有一段话“大量阅读和商业无关的科目，如生物学、遗传学、心理学、社会心理学、社会学、哲学、政治学、历史学和文化人类学，用表面上和商业无关的概念刺激思考，使之与我们研究中的观察所得合二为一”。不得不说只有抱着一种负责的研究态度才能够激励自己去做这些事。这给我们的启示是：今后在做研究时，要本着负责的态度，不管是对自己还是对他人，投入足够的时间和精力来完成研究。

作者在书中所运用的研究方法十分恰当。本书主要研究的是高瞻远瞩公司的特点，为了能够顺利进行研究，找出高瞻远瞩公司突出的特点，就要让高瞻远瞩公司与普通公司进行比较。读完全书，能够发现，每个章节都运用了这种方法。这也是本书的一大特点。

然后就要分析一下书中所提到的观点。作者以破除12个迷思开始，得出了令人惊异和违反直觉的发现。书中很多观点都很新颖，但是我并不打算都说，只是想说一下那些我印象比较深的。

在我的印象中，一个公司的最主要目标就是追求利润的最大化，但是书中却提到有超越利润的追求，书中提出利润是生存的必要条件，而且是达成更重要目标的手段，但是对很多高瞻远瞩公司来说，利润不是最终目的，利润对企业来讲，就像氧气、食物、水和血液对人体一样，是必须的。这些东西不是生命的目的。但是，没有它们，就没有生命。人活着只为吃喝就没什么意思，企业要追求利润之上的更广泛、更有意义的理想才能长久。正如强生CEO小罗伯特.约翰逊在《我们的信念》中所提到的：我们认为我们的首要责任是对医生、护士、医院、母亲和所有使用我们产品的人负责。我们的第二个责任是对我们一起工作的同仁—对

在我们的工厂和办公室里工作的男士女士负责。我们的第三个责任是对我们的管理层负责。我们的第四个责任是对我们所在的社区负责。我们的第五个即最后一个责任，是对股东负责。正是因为这些公司都拥有超越利润的追求，才能使得公司能够不断追求新的目标，能够欣欣向荣，永不停息。

教派般的文化。要创建一个高瞻远瞩的公司，你不需要创造一个“温和”或 “舒适”的环境。就绩效和契合公司理念而言，高瞻远瞩公司对员工的要求通常要求比其它公司要严。在高瞻远瞩公司里只有两类员工，一类高度认同企业的制度和价值观，所以他们会努力快乐的工作。另一类不太相信公司的理念，因而他 们会显得格格不入而不适应。所以高瞻远瞩公司尽管优秀，但并不适合所有人在那里工作。高瞻远瞩公司在理念方面实施严格控制，同时在作业层面提供广泛的自主性，鼓励个人首创精神，正是兼容并蓄胜过非此即彼的典范。这不但使我对高瞻远瞩公司有了更深入的了解，也使我意识到如果自己有能力进入这种公司工作，要做好心理准备，努力使自己做好。

自家长成的经理人。之前听过一个小组讲家族企业讲到过自家长成的经理人和职业经理人的问题。在高瞻远瞩公司中，大部分也可以说是绝大部分的公司都是任用自己培养的经理人。这是因为公司自行培养的经理人会更加了解公司的实际情况，对于公司的过去也会有更加深刻的了解。高瞻远瞩与对照公司的最大差别不是领袖的素质，而是优秀领袖的一贯性，也就是保存核心的一贯性，自家成长的经理人重要性正在于此。有计划的培养自家成长的经理人可以保持企业核心价值，追求远超过任何领袖的任期的使命，让企业迅猛前进几个世纪。

《基业长青》这本书给了我很深的感触，不仅让我对企业管理有了更深刻的认识，也让我学到了很多关于研究的知识。最后总结一句话就是要多读书，多读书才能学到更多，更重要的是要读好书，这样才能学到正确的知识。

管理思想史

读书报告

班级：工商管理11-2班 姓名：薛飞 学号：09114168

第三篇：中国思想史

中国古代思想主线： 春秋战国——百家争鸣 西汉——罢黜百家独尊儒术

西晋——由儒学衍生出玄学，佛教开始大规模传播 宋元——朱熹理学成为官学 明朝——王阳明心学成为官学 分支：

两汉——古今文之争（本质为士大夫和地主贵族之争）

两晋——玄学的三次演变（中央皇权和门阀士族之争），谍谱学的兴起（士族与庶族之争，一直延续到唐朝）

南北朝：与佛教的斗争（佛教与儒生、佛教与皇权之争）

两宋——理学与心学之争（学术上的讨论，不过有自己的政治趋向——鹅湖之会）

明末清初——异端的兴起（李蛰、顾炎武等人，实质是资产阶级萌芽与封建制度的思想斗争，后期则有对清王朝的斗争）

依据思想史自身演化的内在理路及其历程，我认为中国近代思想史可以以1915年兴起的新文化运动为界分为前后两个时期，亦即嘉道年间到1915年新文化运动的兴起为第一个时期，从1915年新文化运动的兴起到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为第二个时期。第一个时期又可以以1895年的中日甲午战争为界分为前后两个阶段，第二个时期又可以以1931年的九一八事变为界分为前后两个阶段。这样，中国近代思想史便可以分为嘉道年间到1895年甲午战争、甲午战争到1915年新文化运动兴起、新文化运动兴起到1931年九一八事变、九一八事变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这样四个阶段。

几乎国内所有的中国近代思想史著作，都以1840年的鸦片战争为其开端。但我认为以1840年的鸦片战争为中国近代思想史的开端不仅人为地割断了思想上的联系，而且有外因决定论之嫌。它只看到1840年鸦片战争引起的中国思想向近代的转型，而没有进一步探讨西方挑战所以能引起中国思想向近代转型的原因，忽略了1840年鸦片战争之前中国社会内部所孕育的一些新的社会和思想因素对中国思想近代转型的重要影响。因此，我主张以整个嘉道年间而非1840年的鸦片战争为中国近代思想史的逻辑起点。嘉道时期复兴的经世思潮为中国传统思想的近代转型提供了可能性，而发生于此时的第一次鸦片战争则为经世思潮注入了新的内容，从而使这种可能性成为现实，正是在嘉道时期中国传统思想迈出了向近代转型的第一步，并对近代尤其是晚清思想发生了重要影响（详见拙文《中国近代思想史开端之我见》，《光明日报》2007年9月19日）。第一次鸦片战争给经世思潮注入的新内容，主要是魏源等人于鸦片战争后开眼看世界和提出了“师夷之长技以制夷”的主张，从而开启了了解西方、向西方学习的新潮流。嘉道之后，先是发生了中国历史上规模最大、时间最长的农民起义――太平天国起义，接着是以“制洋器”、“采西学”为主要内容的洋务运动的兴起。作为一次旧式的农民起义，太平天国沉重地打击了清王朝的统治，并把中国传统的平等思想推到了极致。同时，它对西方新式武器的采用，尤其是洪仁?《资政新篇》的提出，又使它具有了一些不同于旧式农民起义的思想内容。而兴起于19世纪六七十年代的洋务运动，就性质而言，是对魏源提出的“师夷之长技”思想的继承、发展和实践。

1895年的中日甲午战争以及由此而造成的中国割地赔款，是中国近代史上的又一次巨大灾难。这场灾难不仅使早已存在的民族危机变得日益严重，同时也成了中华民族觉醒的起点。用梁启超的话说就是：“唤起吾国四千年之大梦，实自甲午一役始也。”正是从甲午战争开始，中国近代思想史的发展进入了一个新阶段。在此之前，我们所谓的学习西方，主要是学习西方的器物文明。但北洋海军在甲午战争中的覆灭，则标志着以“制洋器”“采西学”为主要内容的洋务运动的破产，而洋务运动的破产则说明，学习西方不能仅仅只学习西方的器物文明，还必须从西方学习更多的东西。于是中国从学习西方的器物文明开始进入到学习西方的制度文明的新阶段。与此同时，曾风靡西方的达尔文的进化论和天赋人权、社会契约等民权平等思想也开始传入中国，并成了人们要求社会变革的理论依据和批判君主专制的思想武器。在此之前，人们要求变革的理论依据是传统的“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的“变易观”，人们批判君主专制的思想武器是传统的“民重君轻”、“水能载舟，亦能覆舟”的“民本观”。在西方，宣传弱肉强食、优胜劣汰的达尔文的进化论，是为西方殖民主义者侵略、掠夺和征服社会发展相对落后的其他民族服务的，但在甲午战争后的中国，它则唤起了中华民族的觉醒，强化了中华民族的自我认同。正是在甲午战争后的19世纪末尤其是20世纪初，中国近代的民族主义开始形成。而近代民族主义的主要内容，便是建立近代的民族国家。在建立近代民族国家的问题上，当时存在着两种不同的方案：一是以孙中山为代表的革命派提出的建立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的方案，一是以梁启超为代表的立宪派提出的建立资产阶级君主立宪国的方案。其结果，革命派提出的方案虽然战胜了立宪派提出的方案，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在形式上建立了起来，但在实质上，封建专制主义依然存在，旧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制度并没有发生根本的变化。

辛亥革命的失败，不能不引起思想界的反思，于是有1915年新文化运动的发生。中国近代思想史的发展也因此而进入一个新的时期。首先，民主和科学开始成为近代中国思想和文化的核心价值。中国人知道西方的民主与科学并开始其追求，虽然不始于新文化运动，但却是从新文化运动开始，中国人才将民主与科学作为近代新文化的核心观念或基本价值加以追求和崇尚的。因为新文化运动不仅以民主与科学为自己的旗帜，而且就它对民主与科学的认识和理解来看，民主既是一种政治取向和思想主张，又是一种价值观念和生活原则，贯穿于政治、经济、文化、教育、学术等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体现的是一种个人独立自主和社会平等自由的精神；科学不仅仅是人们通常所讲的科学技术或科学思想，更是一种广义上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一种与迷信、盲从、愚昧相对立的崇尚实证的理性精神。正因为新文化运动是将民主与科学作为近代新文化的核心观念或基本价值加以追求和崇尚的，再加上这种追求和崇尚又与对封建专制主义、迷信愚昧思想以及旧伦理、旧道德乃至整个传统文化的批判联系在一起，因而它极大地促进了人们的思想解放，推动了中国传统思想的近代转型。其次，西学传播进一步丰富和广泛。如果说1894年前传播的主要是西学中的“艺学”，亦即自然科学，1895年后是“政艺兼学”，而以“政学”亦即社会科学为主，那么，自1915年兴起的新文化运动开始，几乎所有的西学门类以及各种各样的思潮、学说、观念都先后传到中国。在传入的这些西方的思潮、学说和观念中，马克思主义的广泛传播对中国近代思想史的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随着西方各种思潮、学说、观念的传播，各种思潮、学说、观念之间的论争也是此伏彼起，并逐渐形成了马克思主义、自由主义和文化保守主义三大思想派别。此后发生的思想文化论争，大多是在这三大思想派别之间进行的。

对于发生于1931年的九一八事变，长期以来学术界关注的是它对中国政治、经济、军事和社会矛盾的影响，而很少关注它对中国思想文化的影响，实际上九一八事变对中国思想文化的影响很大。在九一八事变之前，尤其是在新文化运动时期，尽管有梁漱溟、杜亚泉等人对中国传统思想和文化的认同和提倡，但从社会的主流意识来看，受进化论的影响，人们认为以儒家思想为核心价值的中国传统思想和文化已不适应现代社会生活，因而对它持的是一种批判和否定的态度。然而九一八事变后，面对日益严重的民族危机，作为中华民族数千年生活与斗争之结晶的传统思想和文化，成了鼓舞人们士气、增强民族自信心与凝聚力，以抵抗日本侵略的有力武器。所以九一八事变后，尽管有胡适、陈序经等个别人仍然在那里提倡所谓“全力西化”和“全盘西化”，但社会的主流意识则对中国传统思想和文化持的是一种认同和维护的态度。这与九一八事变之前尤其是新文化运动时期正好相反。与此同时，在民族危亡的紧急关头，在中华文化遭到摧残的严重时刻，思想学术界把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战争不仅视作是争取国家独立、复兴中华民族的斗争，同时也视作是保卫中华文化、复兴中华文化的斗争，民族文化复兴思潮由此兴起。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中国各阶级、阶层和各种政治势力结成了广泛的民族统一战线，与日本帝国主义进行着殊死的斗争，当然，在统一战线内部矛盾和斗争也始终存在。抗战胜利后，建立一个什么样的国家，又成了人们必须思考和解决的问题，各种政治力量和各种思想流派都提出了他们的主张和方案，结果是中国共产党人的主张和方案取得了胜利。

中国近代思想史的分期，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问题。我把中国近代思想史以1915年兴起的新文化运动为界分为前后两个时期，第一个时期又以1895年的中日甲午战争为界分为前后两个阶段，第二个时期又以1931年的九一八事变为界分为前后两个阶段，主要依据的是我对中国近代思想史演化之内在理路及其历程的理解。当然这种理解正确与否可以讨论，但我要强调的是：无论中国近代思想史如何分期，它都应该具有思想史的特点，反映思想史演变和发展的内在理路及其历程，而不能以中国近代政治史的分期来代替中国近代思想史的分期。

（作者单位：湖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

二、所谓“存在决定意识”

依我个人之见，总的来说，思想史的框架，应该有两个方面的突破，左的方面与与右的方面，这也是我长期与王先生相处，对他的思想的一个提炼。下面举两个具体的例子。

我们大家都很熟悉一个来自左面的现代思想观念，即“存在决定意识”。通过教科书和庸俗的马家店的直接或间接的建构，这个观念实在是深入人心。但是似乎没有人去想想它其实是有很大的问题。首先，迎合科技的负面的力量，火上加油。我有一个很长期的想法：本来，传统中国的意义世界是完整的，是可以提供人生的基本幸福感的，但是科技来到中国，必然带来生产方式、生活方式、以及人的社会存在的一系列变化，以及人的社会意识的变化，这是事实。但是这个“存在”对“意识”的影响、改变、甚至操作与控制，不仅不能成为必然地“决定”人的意识，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合理性，而且当这一大因缘决定着人的所有意识包括精神价值的源泉，我们要有足够的警惕才行。但是正是在源泉、根本，这个问题上，“存在决定意识”，被浅薄化、被利用来作为物质主义、实用主义、功利主义和权力至上的理论护身。其结果就是中国人的精神世界的空洞化，成为一物的崇拜的加速度发展的国度。在一般人的心目中，“权力”和“金钱”就是最大的、最进步的，最能代表着人生方向的存在，这种存在当然决定着人的意识。我这里当然说的是中国一般人的思想状况。至于知识人，当然知道意识也可以决定存在的辩证法，但是第一，这只是附属于存在决定意识的，第二义的。其次，在科技、新社会、进步等大叙述的面前，知识人并没有多少自主思考的余地的。还是“存在”第一的。第三，什么意识可以不被存在简单决定掉，其实现代知识人了无资源可托，可以说是来无可藏身之地，去无可往之乡。

三、救亡与启蒙之外

这就要谈到另一个须要破除的思想框架。来自右面的思想即所谓启蒙主义。现代思想史的研究中，中国人最有名的一个框架，即启蒙与救亡的双重变奏。至今，仍然是一个流行的、比较通俗的，解释力相当强的框架。譬如，我们就说矿难，一方面，肯定是对于生命的漠视问题。我在2003年写李杨《盲井》的影评，以为最后的了。可是04、05 不断出来。对生命权的麻木不仁，是启蒙不够。但是另一方面也是生存的问题，农民要生存，地方要发展，现代化的代价，农民也要铤而走险。你不可能把所有的煤矿都封了。所以生存即救亡的逻辑也很强。启蒙与救亡时时在冲突，就像四川那个地方经常发生的因载人过多而沉船的事件。过河是必然的，死人也是必然的。“过河”成为一个象征。一个思想史的框架不仅要看他是否回应了中国的问题，不仅真实关心我们生活的时代究竟出了什么问题，而且分析，要多想想问题由何而来。如果只是救亡与启蒙的变奏，其实也等于什么都没有说。对这个框架的修正，如以下两点：

一，这个框架中，启蒙是未经反省的，可能也是需要进一步修正，即反思理性。

二，这个框架中，也有一个缺失，即中国文化传统的缺席，中国文化的全盘破产，这个前提是需要重新思考的。

其实这两点是大家都讲到的，我就不说了。我补充一个新的意思，我认为其实二元是不够的，大家都还没有多想想，有没有可能这个二元的框架本身也是有局限的，还应该增加一元，即三元，三元，可能才是思想不停留在一种原地踏步的状态。

那么，除了救亡、启蒙而外，还需增加什么呢？我称之为“正本”。正本，“正”就是端正，挺立。“乾道变化，各正性命”（《周易》）的“正”。“本”，就是文明与文化的基本价值。有些东西也启蒙相关相重叠，也有些东西是启蒙不能代替的，也可以校正启蒙的过于“解放”的局限。中国的文化传统，西方的理性主义和人文传统与宗教哲学，很大程度，都是正本的系统。孔孟老庄释氏，不仅是忧世，而且忧生、忧万古之人心。苏格拉底的思想绝不仅是为了雅典的民主城邦。康德“头顶上的星空与心中的道德律”，也不仅是为了解放人的现代性。海德格尔的天地人神，也不仅是为了颠覆西方的形而上学传统。韦伯的操心，也不仅是理性的胜利。具体说，正本的系统，就是要做中西方关于精神价值的尊重、发扬的大文章，重建中国政治与道德的基础，为现代中国固本培元。也就是，回应“存在决定意识”这一大理障，建设性地开发出一种关心：如果不甘心、不屈服于“存在”如此独断地“决定”着“意识”，那么，究竟什么可以建构我们良性的、开阔的、四海为家的、自由的意识？什么可以使我们免除悲观、危机的忧患？什么可以作为此种意识的自主

课程章节目录

专题一：中国现代思想史的学科建设

（一）中国现代思想史的主题

（二）中国现代思想史的主要内容

（二）中国现代思想史的基本线索

（二）中国现代思想史的分期

（二）中国现代思想史研究的主要研究理论和方法

专题二：新民主主义理论

（一）新民主主义理论研究中应注意的几个问题

（二）需要进一步明确和加深了解的几个内容

（三）学术界的主要分歧

专题三：各种三民主义思想

（一）孙中山的新三民主义

（二）戴季陶主义

（三）改组派的三民主义

（四）胡汉民的三民主义

（五）叶青的三民主义

（六）蒋介石的三民主义等

专题四：中国自由主义

（一）自由主义的发展演变

（二）自由主义的基本思想

（三）自由主义的几个个案研究

专题五：现代新儒学

（一）中国近代的文化保守主义

（二）现代新儒学的基本特征

（三）现代新儒学的几个代表人物

（四）对现代新儒学和新儒家的认识

第四篇：中国思想史教案(简要)

中国思想史教案（简要）

一、地主阶级抵抗派：“开眼看世界”

1、林则徐，编译出《四洲志》《各国律例》等资料。林则徐成为近代中国开眼看世界的第一人。

2、魏源，在《四洲志》基础上，编撰出《海国图志》。（1）思想：“师夷长技以制夷”。主张学习外国技术，以抵御外侮，使国家富强。

（2）特点:只学“器物”,不变制度。

二、地主阶级洋务派： “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中体西用）

1、以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为代表的洋务派，认为“中国文武制度，事事远出西人之上，独火器乃不能及”。于是，他们提出“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师夷长技以自强”的思想。

实践：

掀起一场洋务运动，创办了一批近代企业，开设了一批新式学堂，迈出了中国进代化历程的第一步。

三、资产阶级维新派：维新变法思想 1、19世纪60年代早期维新思想的出现。代表人物有王韬、郑观应等。

思想主张：主张发展民族工商业，与外国进行商战；

2、维新变法思想的形成：（1）时间：19世纪90年代初。

（2）主要代表人物：康有为、梁启超、严复等。（3）主张：

①变法图存；②兴民权、设议院、君主立宪制； ③发展资本主义经济。（4）过程：

①康有为撰写《新学伪经考》。撰写《孔子改制考》一书，借助经学的外衣，否定君主专制统治，宣传维新变法的必要性和合理性。

②梁启超发表《变法通议》，抨击封建专制制度的危害和顽固派的因循守旧，宣传伸民权、设议院、变法图存的思想。

实践：1898年，在维新思想的推动下，光绪帝实行变法，这就是戊戌变法。

四、资产阶级激进民主主义者：新文化运动

1、主要内容：

（1）提倡民主与科学，反对专制和愚昧、迷信。“民主”，是指民主思想和民主制度。“科学”，是指科学精神和近代自然科学法则。

（2）提倡新道德，反对旧道德。有人甚至提出“打倒孔家店”的口号。

（3）它提倡新文学，反对旧文学。

（4）十月革命后，开始宣传马克思主义，高举社会主义旗帜，进入新时期

2、影响和评价：（1）进步性 ①辛亥革命在思想文化领域的延续，是一场民主主义的思想启蒙和文化革新运动。

②弘扬了民主与科学，动摇了封建思想的统治地位，空前解放了思想。

③为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创造了有利的条件，推动了五四运动的发生。

④推动了中国自然科学的发展。（2）局限性

①对东西方文化存在绝对肯定或绝对否定的倾向。②局限在思想文化领域，没有和群众运动相结合

五、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

1、过程：

（1）1918年，李大钊发表《法俄革命之比较》、《庶民的胜利》和《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等文章，率先举起社会主义旗帜。

（2）五四运动爆发，促进了马克思主义的传播。李大钊的《我的马克思主义观》，比较全面地介绍了马克思主义。

（3）一批研究马克思主义的社团出现，建立了一些中国共产党早期组织。

（4）1921年，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工人阶级政党——中国共产党诞生。

2、影响：马克思主义为中国革命提供了理论指南，为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准备了思想基础。

3、如何看待东西方文化

文化是一个民族精华的载体，是一个民族命运前途的最根本的决定性力量。中华文明源远流长，其中有糟粕，更有精华。我们既不应融合而抛弃传统文化的特质，也不应保存民族文化特质而拒绝吸收和融合。只有以自己的文化为基础，不断地融合汲取外来文化中先进的因素，才有助于自己文化的发展。我们要做到：以我为主，为我所用；辩证取舍，择善而从。

六、孙中山的三民主义

（一）三民主义

1、内容：

①民族主义：指“驱除鞑虏，恢复中华”，以革命暴力推翻清王朝的反动统治，争取实现民族的独立自主，即：民族革命。

②民权主义：指“创立民国”，推翻封建君主专制制度，建立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即“政治革命”。

③民生主义：指“平均地权”，即“社会革命”，以解决土地问题

2、关系：三民主义中民权主义是核心，民族主义是前提，民生主义是补充和发展。

3、评价：

（1）积极性：是一个比较完整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纲领。它表达了中国资产阶级在政治、经济上的利益和要求，反映了中国人民要 求民族独立、民主权利和发展经济的共同愿望，推动了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发展

（2）局限性：没有明确提出反帝和彻底的反封建的土地纲领，反映了资产阶级的软弱性与妥协性

（二）新三民主义的提出

1、内容：

①民族主义：突出反帝内容；国内各民族一律平等，反对民族压迫

②民权主义：主张“普遍平等”的民权，“民权为一般平民所共有”；

③民生主义：提出平均地权和节制资本，承认“耕者有其田”，谋求改善工人、农民生活

2、意义：①成为第一次国共合作的政治基础和大革命时期的旗帜

②有力推动了国民革命运动的发展

七、疑难突破

（一）新三民主义和旧三民主义比较

1、相同点

（1）目的：都以挽救民族危亡为目标。

（2）性质：都是孙中山领导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纲领。（3）作用：都成功推动了中国革命的发展。

2、不同点（1）内容：

①民族主义：旧三民主义主要反对满洲贵族统治，没有明确的反帝纲领；新三民主义增加了对外反帝、对内主张民族平等的新内容。

②民权主义：旧三民主义是以建立资产阶级共和政府为目标；新三民主义主张民权为一般的平民所共有，把建立资产阶级专政发展为建立反封建的各革命阶级的联合政府。

③民生主义：旧三民主义只提出平均地权的主张；新三民主义增加了节制资本、耕者有其田等内容。

（2）影响：

①旧三民主义是指导辛亥革命的思想理论体系，对中国旧民主主义革命起到了重大的推动作用。

②新三民主义是国共合作的政治基础，是指导国民革命的思想理论体系，有力推动了国民革命的发展。

第五篇：中国思想史读后感

19世纪90年代中期到20世纪初是近代中国思想转变的一个关键时期，中国思想史读后感。而梁启超的思想在19世纪90年代初趋于成熟，梁启超通过其文章著述对这一时期思想气候的形成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在《梁启超与中国思想史的过渡》一书中，作者将其作为探讨这一时期思想变化的切入点。通过对梁启超的思想变化过程及相关事物的研究来研究这一时期的思想变化。

在梁启超的思想形成的过程中，“西方的冲击”是一个主要的因素，对此，作者特地提醒我们在强调外部影响的时候不能够忽视中国传统内涵。虽然晚清不像思想鼎盛的南宋或晚明时代，但晚清传统领域里的思想仍然在继续发展。

作者认为我们应该从生活在那个时代背景下的人的角度来思考其思想变化的内在动力。对于19世纪末的学者们来说，儒家思想是一个巨大复杂、学派林立、彼此竞争的思想天地，所以对研究晚清思想的者来说，注意儒家传统的内部问题并探索其含义是十分重要的。努力设想自己处在儒家文学士的地位，弄清楚儒家思想作为富有活力的个人信仰在实践中向他们提出问题。以历史的观点看待这些问题及其发展来理解晚清儒家思想内在的变化动力。再根据传统固有的多样性和内在发展动力对西方的冲击作出回应，以理解中国对西方的回应。

作者认为在19世纪的最后十年里，收改良运动的影响，思想变化的速度急剧加快，而这场运动巨大的思想意义却常被人们所忽视了。

关于思想背景，作者主要是从儒学的内在变化上来分析的。在儒家思想的实践者眼里，儒家思想从来就不只是一种哲学体系，或一种知识研究。还有实用主义动机和作为一种人生信仰的本质。学术研究从内部对儒家思想构成了巨大的威胁，在对儒家思想中的“内圣外王”的理想的争议中，形成了各种流派的新儒学。而今文经学派中的一些成员试图将儒家赞同的经世致用和含义模糊的改制思想奉为真正汉学的核心内容，并因此企图否定汉学在经验主义研究学派的地位。最后，在通常被错误地认为是经世理想惟一的维护者的经世学派中，特别强调将行政上的革新作为儒家治国之术的一个必要成分。这些思想倾向以及它们与西方冲击的相互影响，经康有为的中间作用，成为19世纪90年代初梁启超思想发展的转折点。

康有为出生于一个新儒学家庭。从小立志要成为圣人。他在1891年所撰写的《新学伪经考》和1897年发表的《孔子改制考》在19世纪的最后十年动摇了中国学者和士绅的思想基础，它们所造成的思想反响分别被比作一场飓风和火山喷发，读后感《中国思想史读后感》。

康有为认为真正的汉学应该在西汉占支配地位的今文经学派中寻找。他为今文经学派辩护，反对古文经学派。试图摧毁那些作为经验主义研究学派依据古文经学的阵地，从而确立今文经学为孔子教义的真正宝库。揭示今文经学派的主要理想为经世致用，以及儒家思想实际上是倾向制度改良而非维护传统教义和制度。康有为认为孔子是一个圣明的政治家和制度革新者，宣称经世理想是儒家思想的核心，经世理想的实现需要制度的改革。

与19世纪的许多具有改革思想的学者一样，康有为把富强理想作为中国目前历史阶段的首要政治目标。不同的是，康有为为实现这一共同目标而设计了全面和大胆的改革方案，梁启超指出为什么仁的概念成了康氏人生观的核心。认为新儒学氏康有为的仁有机思想的一个基本来源。康氏思想体系不仅对思想界有广泛的影响，而且成为政治改良运动的根源。梁启超亦受其极大的影响。

梁启超自幼受良好的教育，16岁乡试中举，此后几经波折，辗转成为康有为的学生。在万木草堂几年的思想训练和发酵奠定了他一生的思想基础。此后的运动中，在与严复，谭嗣同，李提摩太，林乐知等人的接触中其思想不断的在发展。作者认为在1898年之前两年中，梁启超思想经过康有为这一中介，成了晚清经世传统的转折点。梁启超的经世理想主要有三个倾向：政治整合，民主化和含蓄而矛盾地接受民族国家思想。在19世纪90年代末的一场全面的思想运动使得士绅精英群体产生了思想分化，从而标志着中国知识分子的出现。

经过一系列的改良运动及维新变法的失败，使梁启超在改良和革命之间犹豫。他曾倾向于与孙中山的革命派合作，但最终因各种原因终告失败。梁启超在日本流亡期间吸收了大量的传统日本思想和西方思想，这在梁启超许多实际考虑的层面上发挥了作用。

文中作者认为从历史的观点来看，梁启超代表了中华民族主义的主流。而其民族主义思想包括了以下显著的特征：它是对组织松散和缺乏活力的社会的一种反动，在这个社会里，人们没有公民感和组成统一的公民团体所必需的团结一致的团体精神；它意指无条件地承认民族国家为最高的政治共同体；它意味着一个民族国家的民主化。

作者认为，当自治的政治出现了一系列重大问题时，中国的知识分子在1890年后的十年里开始求助于西方的意识形态。而在这一关键的过渡时期，梁启超的思想发展可以被看作是古老的儒家经世致用传统和当代寻求新的思想方向之间的一个重要纽带。就人格理想来说，梁启超的思想变形涉及从经世致用思想向国民理想的转变。而其国民理想对过去半个世纪来各个思想流派中的绝大部分中国知识分子都有着持久的吸引力，甚至在今天，它仍然是共产主义中国价值观体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从这一角度来看，在从传统到现代中国文化的转变中，19世纪90年代最初十年里发生的思想变化应被看成是一个比五四时代更为重要的分水岭。在这一过渡时期，梁启超是一个关键的人物，他继承了晚清思想中儒家经世致用的传统，同时将这一传统固有的关切转变为以他著名的国民形象为标志的新的人格和社会理想，其思想成为20世纪中国意识形态运动的一个重要的和永久的组成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