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中国思想史》有感

第一篇：读《中国思想史》有感

读《中国思想史》有感

黄来慧

初读葛兆光老先生所著的《中国思想史》这本著作，自己从内心觉得：要想深刻领会这本著作的思想，真的需要花费很长一段时间去慢慢品读。经过一段时间的阅读，一些启发从我的脑中油然而生。

对于《中国思想史》这部书而言，主要分为两卷：上卷主要阐述了从上古时代开始，中国知识、思想与信仰的形成与逐步构建，其中主要从礼和秩序的构建来叙述君主如何确立自己权威的统治地位，以及如何利用话语权来垄断和控制人们的思想。知识文化在经历了百家争鸣的繁盛时代随着国家一统的趋势而逐渐融合归一。最终，儒家通过不断吸收各种知识，完善自身体系使得自身的知识话语能够符合国家统治的需要，确立了自己国学的身份。而四世纪初，佛教的传入为中国带来了不一样的信仰世界，对中国自有的道教形成了一定冲击。在下卷中，从隋代开始，由于国家专制主义集权的逐渐强化，对知识思想的控制也日趋加强，统一的国家往往倾向于形成统一的思想与文化，而知识在统一束缚下缺乏批判力趋于平庸，且旧的知识系统伦理道德很难解释和运用于一些实际问题，人们开始对以往的知识文化质疑不断。到了宋代，面临内忧外患，国家统治不断遭到质疑，重建国家权威和秩序变得棘手，进而对思想秩序的构建也提出了不一样的要求。到了唐朝随着外来文明的不断涌进，世人传统的的思想观念受到了不同程度的冲击，不同文明之间既有融合也有对抗。而在这两卷中，是以唐作为一个思想史的分期，而在唐以后，又进行了一定的分期，每一编就是一个思想史段，每一编都是围绕一个主题展开，比如：百家争鸣、新儒学、佛学等等。由于在看这本书内容之前，看了目录，所以对此书的写作大致有了一个基本的了解，在以后看的时候，格外的注意和主题结合起来进行理解，不然就会看了后面而忘记前面。假如前后不能有效的结合，进行一定的整理、思考、要想完完整整的通过阅读此书而了解中国思想史上的一些片段，真的是难上加难。

葛兆光老先生的《中国思想史》是一部综合了哲学思想、逻辑思想和社会思想而编著的书籍，所涉及的领域比较广泛，它所论述的内容，由于着重了基础、上层建筑和意识形态的说明，所以又会显得比较复杂。虽然我是一名文科生，读的书籍不算少，但是初阅此书，的确显得力不从心，面对密密麻麻的字，一头雾水，根本不知道这本书到底说的是什么？讲的是什么？更不明白书中所蕴含的一些道理。但是，经过一段时间的阅读，时间的积累，自己的思想开始“生根发芽”，逐渐的可以领会其中的一些道理，内涵：本书突出思想发展的主线是“史”。所以在这本书中很难找到具有某个人的思想，所以，即使看完这本书，也只能让你把中国思想史的发展过程基本偻清楚，要想进一步的学习，还需要再找一本中国哲学史或者其他人所写的中国思想史，而不会因为一些作者的个人主观意识，影响了我们对历史的正确认识。而这一点，也说明了，在现实生活中，不论是为人处事，还是阅读文章，不能只相信“眼见为实、耳听为虚”的说法。有些事情，并不是我们所看、所听、所想的那样，是需要客观事物、历史考查而得到的。在这个社会上，不论是人，还是动物，都是有情感的，只不过人的情感更丰富一些而已。正因每一个都有自己的思想，自己的见解，在评价一个事物时，往往都会加入自己的个人情感，从而“左右”他人。

在文学界中，文章的写作有很多结构、手法，例如：总分总，总分等等，而这本书的所有章节则是按照总分的结构来写的，也包括每一段，都是按照总分的结构来写。它的一章一节一段都有一个主题，这个主题可能是它的开始段。也有可能是它的开始句，而后面的内容全是围绕这个主旨来写的。说到主题，这就让我想到了中学时代，做阅读理解时，语文老师经常性的对我们学生说一段话：在做阅读理解或者读文章时，一定要把握好文章的主题。主题是文章思想所在，是全文的核心，找到它的所在，你就基本对这个文章有了大致的了解，然后通过其他内容的辅助，读懂这篇文章就轻而易举了。假如你连文章主题都把握不好，那还何谈读懂文章、拿高分了。是的，主题是文章的精髓，是打开一扇“大门”的钥匙，是一个人的“死穴”，如果这些你都把握了，那还何愁读不透文章？开不了“大门”？不能置人于死地？所以，在读文章的时候，当你明白它要表达的意思后，也就是找到主题，读懂之后，后面的那些围绕主题而展开的阐释性话语就可以直接一扫而过了。这样，一段弄清楚之后，一节的主干也就把握住了，一章的内容也就自然而然的明白了。

这本书有千页之多，刚拿到此书时，为了了解作者的写作思路，我大致看了一下目录，发现：本书前言写到：什么是历史？如果说，历史就是曾经在过去的时间中出现过的人、事与物，那么它确实已经随着过去的时间的消失而消失了。过去的铁马金戈早已是断戟残矢，往日的辉煌气象已经只剩下萧瑟秋风，东窗下也罢，萧墙内也罢，尽管有种种阴谋阳谋，如今也只剩下几页几行的痕迹、、、、、、可是作者认为：真正缠绵至今而且实际影响着今天生活的，有两样东西：一是几千年来不断增长的知识和技术，前人的智慧和辛苦积攒了许多生活的知识与技术，使后人得以现成享用，也使后来的人们可以把前人的终点当做起点，正是在这里，历史不断向前延续；一是几千年来反复思索的问题以及由此形成的观念，多少代人苦苦追寻的宇宙和人生的意义，多少代人费尽心思寻找的的有关宇宙、社会、人生问题的观念和方法，影响着今天的思路，使今天的人依然常常沿着这些思路思索这些难解的问题，正是在这里，历史不断的重叠着历史。在作者看来，如果前者属于技术史，那么后者就属于思想史。是的，那些金戈铁马、往日的辉煌气象，只能属于往日，只能代表当时的一种繁华盛景，影响当时，而不能影响以后。可是那些耳濡目染，一代代传承下来的不朽话语，观念与思想，着实可以影响一个人的一生，乃至后人。科林伍德曾经把思想史看做唯一的历史，可是他的这一说法，遭人批判。但是结合现实生活，我们不难发现，影响我们现在生活的并不是那些所谓的技术史，而是一代代思索的问题和思索的方式，是那种思想史。

本书第一章写到：“一般知识、思想与信仰”，而这一点也是这套书里加入了一个其他思想史没有的东西，这也是本套书的一个亮点以及具有很大争议的地方。我个人认为：“一般知识、思想与信仰”不但存在于中国历史中，而且是贯穿中国历史始终的，在知识、思想与信仰平庸的时代可以用它来表示那个时代的思想，在思想激荡的时代则被影响力巨大的思想所淹没。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可以写一部中国“一般知识、思想与信仰”史出来。本书还提到思想史对于精英与经典的历史性的位置确认，由于这是一种事后的“回溯性确认”，“传统的思想史依据的是怀有某种意图的官方或控制着知识和思想话语权力的精英的历史记述，这些历史记述并不一定切中思想世界，尤其是一般知识、思想与信仰世界的本相，在任何一个时代的档案和史书中，都可能存在‘有组织的历史记载’和‘有偏向的价值确认’，不可避免地会出现放大或缩小精英人物的个人形象及社会影响的现象，甚至是武断地给某人在思想史上处以极刑。究其原因，不外乎两点：一是“回溯性确认”所依据的社会背景与时代特征并不易把握，如果缺乏必要的背景知识，研究者就会不自觉地扭曲精英人物的形象与思想；二是这种“追认”会受到研究者本人主观情绪的影响，有时会走向极端。比如在“文革”年代，学术几乎都是为政治服务，“一棒子打死”式的“尊法批儒”运动使得思想史研究一塌糊涂。因而，只有扎根于“一般知识、思想与信仰世界的历史”，才会使我们的思想史成为美妙多彩的“山水画”，而不是冷峻单调的“群峰图”。

书中中间写到：“佛教征服中国？”和“西洋新知的入侵”。大概在东汉时期，佛教开始传入中国，一开始，佛教在人们心目中只是类似于道教的一种宗教，佛教的故事、仪式以及观念主要是通过一些很世俗的方式在下层人民当中渗透，其之所以能够在民众中迅速流传是因为他们信仰背后隐含的对现实生活、自身命运、家庭前程的关心，促使他们通过遵循佛教的道德与伦理规范来为自己和家人甚至是国家祈福。到了四世纪初，佛教开始进入上层社会，虽然看上去是佛教征服中国，但实际上是由于佛教教义理论的传播使得老庄思想中某些精神凸显，而经过提炼的老庄玄学初步具备了一种形而上的哲理系统，它的内容最接近佛教，所以成了最初理解佛教的语境。人们借助老庄对佛教进行解释，使佛教在不断翻译解释中加入了中国的玄思系统，在这个意义上，中国也征服了佛教。但是从五至七世纪的思想史进程中看，并不是佛教征服了中国，而是中国使佛教思想发生了转化。在佛教教团与世俗政权，佛教戒律与社会道德伦理、佛教精神与民族立场三方面，佛教都在发生着静悄悄的立场挪移。在中国这个拥有相当长的历史传统的文明区域中生存，在中国的专治集权主义统治下，他们只有无条件地承认传统的合理性，政权的合法权威性，才能够得以在皇权下存在，在中国的汉民族 本位立场及其强烈的情势中，佛教也常常需要委婉地说明佛教与中国的因缘，用种种比附的或比喻的理由回避民族情绪的强烈对抗，于是，佛教在慢慢融入中国思想世界，其思想也汉化了。而对于古代中国来说，虽然与异域的交往并不少，但除了佛教进入中国之外，外来的文明对在中国思想和信仰方面影响都不是很大，可是随着明清两代，西洋知识、思想和信仰的入侵，中国才又一次的真正感受到根本性的文化震撼，影响了中国的思想。在我看来，这种西洋文化的传入，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明朝，唐朝的丝绸之路、明朝的郑和下西洋，都在一定程度上带来了西洋文化，促进国与国之间的交流。而在清朝时代，清政府自认自己的国家地大物博，闭关锁国，断绝与其他国家的交往。但是历史的潮流是不允许的，要想生存，要想永久的发展下去，必须接受他人的思想。这也印证了一句话：孤雁难飞。这里所说的“孤”，指单独的思想，而“飞”指生存。

在书的最后写了这么一节内容：1895年的中国：思想史上的象征意义。试问，1895年是什么时期？那个时期发生了什么事？我想大家都知道：因为清政府的腐败无能，最后战败，于1895年的4月17日，签下“马关条约”，可是这一签字，让国人的思想发生了很大的变动，不仅是文人书生，还是文武百官，仿佛都饱尝到了当年韩信的“胯下之辱”。在以前，国人从来不会把“日本”这个“虾夷”岛国放在眼里，面对这个比自己国家小很多的岛国，不足为惧。可是当1895年签下条约之后，所有人的思想因此而受到前所未有的打击，或许从这一刻，人们才清楚的认识到自己当年犯下的错误，而这一认识，也充分的印证了本书前言中科林伍德把思想史看做唯一历史的这一说法。

思想史是一个承上启下而不断创新的过程，它是一时间为界限，来阐述思想史的发展。在看它的时候，如果能够站在历史的角度来看它，也就是看到某一段的时间把它与它之前的思想联系起来做个比较，观察它们之间的关系，这在一定程度上能够促使你对思想史的理解，也会跟好的帮助我们理清思想史的脉络及其发展。

读完此书，我发现这本书里通常是用年代而不是朝代来标记时间。我国是一个具有五千年历史文化的古国，经历了很多朝代。虽然作为一个文明古国的后代，要想完完全全的把这五千年的历史弄清楚，了解各个朝代，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我相信，不是专门学历史的人，可能对这些历史只是简单的认识而已，并非深入的了解。所以，如果能够把各个朝代的起止时间写在书的首页或者尾页，作为一个工具，供读者参考，这样会更加有利于读者对这本书的理解，对中国思想史的领悟。

其实回顾历史，我们可以清晰的看到一个深刻的曲折，从明末清初不同知识分子面对西洋新学天文算学的重视和对西洋学术的习惯蔑视，到一些人试图在算学上超越西洋学问，无论是冯桂芬的“以中国之伦常名教为本，辅以诸国富强之术”，还是张之洞等人的“中体西用”，在面对西方文明时，中国大体都坚持在“传统中变”，但是到了1895年以后，在这种追求富强的心情中，一切却似乎在向着西方式的“现代”转化，出现了在“传统外变”的取向。

著名人士说过：“ 历史的过程不是单纯事件的过程，而是行动的过程，它有一个由思想的过程所构成的内在方面；而历史学家所要寻求的正是思想过程。一切历史都应该是思想史。”

深读此书，不禁赞叹、折服、惊讶、疑惑、感慨、遗憾、彷徨、憎恨、不解、唏嘘„„每翻一页，思想就会激起一层波澜，应和着他们的思想一起起伏。书合上之后，内心却难以平静。

写到最后，不禁想感慨一句：历史在无情的轮回，我们又在重演谁的谁呢？

第二篇：读《中国伦理思想史》有感

读《中国伦理思想史》有感

伦理道德根植于人类的社会实践中，存在于人类的社会关系中。而中国这样一个文明古国受早期“亚细亚生产方式”影响，特别重视血缘关系（氏族）。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们所讲的是“国家”家是最小的国，国是最大的家。同时解释了为什么我国古代特别重视以“孝悌”为中心的家庭家族的道德，并将之全部发展到全社会。

先秦时期是中国伦理从无到有的过程，从任何方面来说这都是中国历史上极为重要的一个时期。从最原始的“神农无制令而民从”到尧舜禹之后的贵族内部道德堕落，一方面是朴素平均的集体主义；一方面是贵族内部的道德堕落，在这样的社会矛盾下，便萌生了初期的伦理道德。其后建立的夏商周，首先都极为重视天和天命，认为他们才是社会和人生的最高决定者。其次就是将道德充实于“礼”，到这里才初步明白了我们所讲的“仁义礼智信”中的“礼”并非只是礼仪礼貌，更多的是要去做一个有道德的人，以成为一个道德高尚的人。西周的奠基者周文王极为重视道德，尊敬值得尊敬的人，处罚值得处罚的人，让庶民了解自己的思想和做法，这就是“明德慎罚”也是周文王的成功之道。孔子大致赞成周文王的做法，所以说孔子是相信德治和德政的。这也导致了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原始宗教和道德才是调节氏族内部关系的主要工具，直至春秋时期法律的地位与道德相比仍然相差很远。

法家对“法为治本”的看法是这样的，他们认为民轻而贱不太懂仁义道德，只能用“刑”和“法”去“治”；分析了法律与道德相比的种种优点，认为道德维护的是私，法律维护的是公，而公私是相悖的。为什么我们说一个人高尚要说他“因公废私、大公无私”说一个人道德低下说他“自私、损公肥私”这是因为我们的潜意识里已经承认了公才是道德提升的体现。而过度的像韩非子一样强调“公”会导致什么呢？道德绑架。其实这也是中国古代的一种很常见的现象，士大夫们恨不得废寝忘食累死在工作岗位上以获得一个“因公忘私”的美名，而稍稍有一点不同于主流的思想也不敢提出来，在捐助时有100两绝不敢只出50两，为什么呢，因为人言可畏呀。

“道”最初就是指“道路”，在《左传》中开始作为规律、规则、规范理解；广义的道指规律和原则，如天道、人道、君子之道，狭义的道指世界的本源和根据，即道家所谓的道。孔子认为“性相近也，习相远也”；孟子认为“人性”必须是人本身所特有的，也就是说别的生物不具备的，因此孟子认为人性即“仁义礼智信”；而荀子恰恰相反认为人性本恶，好利争夺，喜好声色，即人的一切自然生理欲望。道家认为真正的人性是“顺应自然，乐天知命”；法家的观点和荀子相似，认为人性就是为了自己，保护和争夺利欲。

在道德实践中，处于主导和统帅地位的道德素质称为伦理精神，伦理精神集中地反映了一个时代中某个阶层、团体的道德理想、道德信念和道德风尚。“仁”左人右二，故表示人与人之间的相互往来，相互友爱。“义”为准则，“仁”为动机，孔子对“仁”的定义就是：爱人！“义”原来同“仪”，指礼节、仪式、或容貌、风度，后才被赋予道德的内涵。三不朽“立德立功立言”，也只有完成这三不朽方可立地成圣！圣人王阳明言：“无善无恶心之体，有善有恶意之动，知善知恶是良知，为善去恶是格物。”陆九渊亦言：“四方上下曰宇，古往今来曰宙，宇宙便是吾心，吾心便是宇宙。”在王阳明的心学中有这样一段话吸引了我，因为和我们“自强不息，知行合一”的校训有关。“我今说个知行合一，正要人晓得一念发动处，便即是行了。发动处有不善，就将这不善的念克倒了，须要彻根彻底，不使一念不善潜伏在胸中，此是我立言宗旨”（《传习录》下）。实质是恪守儒家伦理，成为圣人。曾几何时，社会上充斥着追名逐利的短期行为，熙来攘往奔竞于名利场上的人们根本无暇顾及不朽之名的诉求。不用说“立德”方面的假仁假义、外廉内贪的道德作秀，“立功”方面的“形象工程”、“政绩工程”，就是在被先贤古哲视为生命的“立言”方面，时下的不少著书撰文者所追求的也不再是不朽，而是速成，而速成者自然就难免乎速朽。如果从胡适所谓“社会的不朽”的角度看，真不知道急功近利的他们能拿什么上对得起列祖列宗，下

对得起子孙后代？“我死后哪怕它洪水滔天”这句历史上个别统治者的口头禅，如果不幸成了一代人的集体无意识或社会的潜规则，那才真是莫大的讽刺和悲哀。

最欣赏的是这样四字“经世致用”，也因此对于道家一味地出世并不认同。有才能就要报效国家，达则兼济天下嘛，这在“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中也可得到验证。最后想说，上下五千年的传承，中华民族为何屹立不倒，我们这样一个传统的农耕民族，没有异族人那样强健的体魄，没有外国人那样先进的武器，但是我们有“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民族精神，有“犯我强汉者虽远必诛”的铁骨铮铮，有敢于踢碎“东亚病夫”招牌的一往无前！而这些融入血脉中的气节，正式一代代先贤凝练出的伦理道德：仁者无敌。

第三篇：读《中国先秦思想史》有感

读《中国先秦思想史》有感

吴丹丹

广西民族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09级民族学2班学号：209

【摘要】中国先秦思想史——中国思想史的一块瑰宝。孔子、孟子、荀子、老子等等这些中国思想界中的大师，创造了绚丽多姿的先秦思想史，虽有不足，但是他们的成就却也是我们不容忽视的。这些大师们的思想很多经过几世纪的发展和演变是越来越与时俱进，为后世带来了深远的影响。

【关键词】中国先秦思想史

读赵吉惠著的《中国先秦思想史》，首先第一感觉就是震撼。中国先秦思想竟是如此气势磅礴，如此震人心弦。先秦诸多思想家，诸多思想流派，造就了百家争鸣的壮观奇景，他们的思想源远流长，造就了思想界中的一朵奇葩。儒、墨、道、名、法、阴阳诸家，各从其独特的理论体系启迪人的心智，对后世可谓是影响深远。中国先秦哲学可谓是中国汉唐宋明思想发展的根基，研究中国哲学史，必须首先了解先秦诸子。先秦诸子的思想是那么的深远博大，虽只是中国文化的一部分，乃至只是世界多元文化的一部分，但先秦思想已经让人那么的震撼，那世界多元文化一定会更加让人震撼。

读了《中国先秦思想史》这本书最大的收获是了解了“中国思想史”与“中国哲学史”之间的区别，也了解了“中国思想史”和“中国通史”之间的关系，最有感悟的应该是先秦诸子的思想。孔子的“有教无类”的思想，严重震撼了当时的教育体系，平民百姓也可以接受教育，这个思想不仅仅在当时造成了影响，也为后世统治者注重教育提供了依据，也可以说“有教无类”是在为后世的教育制度打开窗口，“有教无类”的教育思想至今仍散发着属于它的光芒。孟子的“仁政”思想，主张“仁者爱人”，反对“不义之战”，还提出了“民本”思想，“民为贵”的政治主张。孟子的“民本”思想虽然不是最完备的，但是在那时可谓是进步的思想，已经意识到“顾民、安民、爱民”的重要性。荀子则是继承和发展了古代的唯物主义的思想成果，使先秦思想更加的辉煌。

一、“中国思想史”与“中国哲学史”的区别

很多人都混淆了“中国思想史”和“中国哲学史”这两个概念，概念不清晰。我也不例外，到底“中国思想史”等于“中国哲学史”，还是它们是谁包含谁的关系呢？在《中国先秦思想史》这本书中，作者就很明确的指出了“中国思想史”与“中国哲学史”的不同。第一：在研究思潮方面，“中国思想史”的外延比“中国哲学史”的广。“中国思想史”是研究哲学、经济、政治、思想等方面的，然而“中国哲学史”则是很专门的研究哲学方面的内容。第二：“中国思想史”着重的是研究那些思想家们、哲学家们提出的逻辑规律和由此而延伸出的哲学理论思维的经验总结和教训，“中国哲学史”就很着重于哲学方面的研究，比较着重于研究哲学的逻辑规律。

“中国思想史”应该简单的理解成是思想家们或是哲学家们提出了很多对后世影响深远的思想体系，而“中国哲学史”则是哲学家们研究哲学所发现的规律，然后这些规律形成了哲学体系。

二、“中国思想史”与“中国通史”的关系

“中国思想史”与“中国通史”是什么关系呢？是不是说“中国思想史”就是“中国通史”呢？其实不然，“中国思想史”只能说是和“中国通史”关系密切。“中国通史”是研究“中国思想史”的历史基础，“中国思想史”是在“中国通史”的基础上，对意识形态领域研究之深化与提高，“中国思想史”是借助“中国通史”提供史料和社会背景进一步研究社会意识形态。

简单来讲，“中国思想史”是研究社会意识形态的学科，而“中国通史”的范围广于“中国思想史”。“中国思想史”是针对“中国通史”中社会意识形态领域的研究，是对社会意识形态领域的进一步扩展和深化，研究前人的思想得出总结，为后世提供服务。“中国思想史”研究的是意识即所谓的思想，而“中国通史”则是历史事实，历史事实里面又有社会意识的存在。

三、先秦诸子

（一）孔子

孔子——中国古代伟大的教育家，也是世所公认的世界十大思想家之一，他

①所创立的儒家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主干。儒家所提倡的“有教无类”、“仁者

爱人”、“和而不同”、“和为贵”、、“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等等思想已经超越了时代与民族的限制而成为人类走向未来的一种极为宝贵的精神文化资源。儒家文化不断发展，与时俱进，对中华民族的稳定与发展起到了不可替代的巨大作用。同时，儒家思想也是世界多元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人类文明的发展产生重大而深远的影响。可以这么说，孔子的很多思想已经跨出国界，走向了世界这个更加宽广的舞台。很多思想备受世人的爱戴。孔子不愧是一代思想界中的大师。

孔子的“天”的思想在很多学者中认为这是唯心主义思想，但是这是不完全正确的。孔子“天”的思想是作为自然界的观念使用的，这种自然天论观念在中国思想史上具有承上启下、继往开来的深刻意义。孔子的宇宙观本质上是一种不成熟的唯物主义观，是由不成熟的唯物主义向光辉的唯物主义过渡的一种哲学形态，因而带有明显的过渡性和二重性特点，同时也残留有不少的唯心主义的痕迹。孔子对“天”的思想只能说谁缺乏对事物辩证的认识，不能笼统说孔子的思想是唯心主义。

孔子一代大师，其中有成就，也有不足，但是人的认知能力都是有限的，在当时的社会背景和当时的教育水平、科技的发展水平下，孔子仍旧能成就自己的不凡，那是一件很伟大的事情。当时的教育水平用与现在的相比，可以说相当的落后，加上当时的社会是很动荡不安的，诸侯之间的征战不断，但是孔子却能在那么落后和坚信的环境下刻苦学习，成就自己，提出自己的思想主张，真的是相当了不起的。

（二）孟子

儒家学派的另一位典型的代表人物——孟子，孟子继承和发展了孔子创建的儒家学派，并提出了自己的学术思想，在孔子“仁”学的基础上，发展“仁”学说并建立“仁政”学说体系，即“王道”思想体系。孟子认为出现乱世的主要是因为邪说诬民，仁义充塞，要实现治世就要建设仁政，实行王道。可以说孟子的① 苗润田；《解构与传承——孔子、儒学及其现代价值研究》；齐鲁书社出版；2002年版，总序第1页

主要思想就是王道思想。孟子非常之重视民心的向背，人和就是要人心之和，实行王道，民心所向，众志成城，团结一心。

在孟子的王道体系中，孟子提出了“民本”思想，提倡“民为贵”，关心民间疾苦。如果说孔子的“仁”学说很大程度上是为了统治者服务的，那孟子的思想就进步了，他虽还是从统治的角度来出发，但是已经意识到了“安民、爱民”的重要性，统治要长治久安就要安民、爱民，让民有所归属。这个思想虽然还是很大程度上是服务统治阶级的，但是这个思想在当时已经很先进了，也提出了后世“民本”思想的模本。春秋战国时期，诸侯之间的征战，百姓直接受到牵连，受苦最严重的肯定是百姓，孟子同情百姓的疾苦，提出“民本”思想是希望统治者能安民，是百姓有家可归。

孟子还反对“不义之战”，因此孟子提出了“春秋无义战”（《尽心下》），“善战者服上刑”（《离娄上》）的政治主张，这些政治主张同样是其“王道”的重要内容。他对受到战争毒害的人民表示同情。后世学者从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得到这样子的观点：孟子对兼并战争给社会和人民造成的灾难寄予同情，这是要给予肯定的，但他提出的“春秋无义战”、“善战者服上刑”的口号是不正确的，是形而上学的。马克思主义关于战争的理论，首先要分清楚战争的性质，不能一概论之谓“无义战”，不能否定一切战争。应该根据不同性质的战争采取不同的态度。

（三）荀子

荀子——战国末期的一位思想家，他继承和发挥了古代唯物主义的思想传统，批判了唯心主义的糟粕，同时还广泛的吸收了其他学派的唯物主义的积极的思想成果。荀子在我国先秦思想史上，是第一个有系统的从唯物主义哲学理论的高度解释自然和社会现象的思想家。

认识论是荀子很重要的思想之一，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中，有“认识论”和“不可知论”。显然，荀子是属于前者。荀子认为凡事都可以认知，认知的对象是形形色色的客观事物，同时荀子还提出了人的认知能力有限和事物之理无限的矛盾性。这些理论在当时可以说是很先进的，虽然不完善，但是却是中国古代的进步，已经提出了古代的唯物主义的思想了。

先秦诸子中还有很多优秀的思想家，老子、庄子、韩非子等等，虽然他们也是伟大的思想家，但是看完《中国先秦思想史》这本书给我印象最深刻的却是孔子、孟子、荀子，孔子、孟子是儒家学派的代表人物，然而荀子却是集儒法道各家思想的思想家，他可谓是集百家之大成。先秦诸子中不缺乏思想家，为什么我却独独对这孔子、孟子、荀子印象深刻呢？我自己也很好的深思了这个问题。我最终的解释只能这么说，孔子——创建了儒家学派，思想界中的伟人，也可以这么说，自小的我们很多都有耳濡目染老师口中的孔子的思想的渊博，儒家思想的让人深省。孟子，又一位伟人，之所以崇拜他，可能是因为他的“仁政”学说吧，那虽不是完善的学说，但是在那时动荡的年代，那是多么珍贵的学术思想啊，家中老一辈的人都是经历过战争过来的，那时候如果没有战争，那该多好啊。崇拜荀子，是因为他的学说中有古代唯物主义思想的存在，作为新新一代的我们，对事物都要辩证客观的看待，我们不能因为荀子思想的不完善而否决它。

中国先秦思想家们创造了先秦的辉煌，也创造了他们自己的辉煌。

【参考文献】

1、赵吉惠；《中国先秦思想史》；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88年版

2、苗润田；《解构与传承——孔子、儒学及其现代价值研究》；齐鲁书社出版；2002年版

第四篇：读《美国外交思想史》有感

读《美国外交思想史》有感

——美国一战后的外交思想及其现代外交

在这两年时间内，无论是叙利亚内部政策问题还是中国与日本的钓鱼岛争端问题，在国际事务中美国都积极参与，在国际事务中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美国自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开始步入帝国主义时期，逐渐上升为世界性的扩张大国，国际地位不断提升。总结美国的外交思想和政策，不仅仅是为了见证它的发展壮大，还是为了借鉴经验以激励中国本国发展壮大的一个重要途径。与我们所理解的不同，外交不仅仅表现为谈判桌前的较量，不仅仅反映在国际条约的表面，也不仅仅是身穿礼服举止得体的职业外交家们的公开或秘密的表演。外交是国家同外部世界互相沟通的渠道，是国家在国际社会中生存发展的阶段，外交是一种划分为不同层面的综合体。

一战爆发后，威尔逊政府奉行中立政策，这说明了威尔逊在外交方面实际上具有现实商业利益的考虑的。在协约国和同盟国激战之时，美国通过兜售武器，大发了一笔战争横财，这位它的战后繁荣奠定了一定的物质基础。虽然，美国于1917年也参与了战争，但是他的参战也是有现实商业利益的考虑，正是这些商业利益将美国同协约国集团紧紧地绑在一起。威尔逊政府的外交政策体现的是一种理想主义的外交，他的理想主义内涵是世界主义，是追求更为积极地干预世界事务，是美国成为世界领袖以及世界和平的缔造者。由此我们也可以看出，“十四点计划”的提出并不是一个偶然，其真正原因则是为积极地介入世界事务、更多的承担世界责任、充当世界的领袖和霸主。

1921年—1932年间，美国共和党连续执政12年，而在这期间，美国经历了从空繁荣到毁灭定经济危机的悲剧性转变。国内工业的兼并仍然无情地进行，大企业的吞并和垄断活动受到共和党政府的保护，逐渐成为美国经济、政治生活的主宰。有人认为这一时期是美国历史上孤立主义的一次高潮期，这一论断并不确切。这一时期无论如何是不能定位为孤立主义时期的。断送威尔逊外交的并非外交主义，而是以洛奇为代表的过会力量以及现实主义外交思想。所以，在共和党主政的12年期间，共和党虽然以反对威尔逊外交的姿态上台，但美国比以往任何时期都更多地参与了国际事务。这一时期，过会挟否决威尔逊国联的余威，在外交上发挥着重大的作用，行政部门的权力相对缩小。当时美国力争在国联之外灵活自如地参与世界事务，最大限度地扩展美国的海外利益。因此可以说，共和党的外交思想基本上和世界主义合拍，这体现出美国两个主要的资产阶级大党在外交决策方面具有突出的共同性和连续性。唯一的区别是，如果说民主党的外交还能蕴含有理想主义的世界普世性的成分的话，那么，支配三届共和党政府外交政策的主导思想是彻头彻尾的一种充满极端现实主义的世界主义，即不择手段地为美国的大企业扩张海外利而争夺世界霸权。这一时期唯一的一个带有理想主义色彩的闪光点是20年代兴起的和平主义思潮和运动，以及凯洛格倡导的非战主义。

其后，美国外交虽经历了胡佛政府时期，但是并没有什么重大的成就，因此我们直接来看在他之后的富兰克林·罗斯福。罗斯福与国内孤立主义势力和弥漫整个社会的孤立主义思潮进行了长期艰苦的较量，显示出了惊人的政治智慧和才干，最终使美国成为世界反法西斯联盟的重要领袖，从而开创了称为“美国世纪”的新时代。实际上，上世纪30年代至40年代上半期的美国外交，可以看做是罗斯福一个人的外交。谈起这位赫赫有名的美国总统，大家的第一印象大概就是他为应对1929~1933年经济大危机而推行的新政了。大危机是他发挥其政治才能的一次机遇，而与此同时呢，大危机也使他进一步滑向民族主义，这种民族主义的实质是以邻为壑，向资本主义世界的其他国家转嫁危机的现实主义，为此当然要放弃建立在国际合作基础上的国际主义立场。罗斯福的外交思想和外交筹划师建立在国际合作的基础之上的，国际合作是他的出发点，也是他实现“美国世纪”、建立美国领导下的世界和平的主要途径，为此，他宁可在一些问题上向其他大国做出妥协，不惜以牺牲其开放原则作为代价。尽管，战后国际实力对比的现实和人们对国家关系结构的理念认识同罗斯福的带有理

想主义色彩的外交战略规划不太合拍。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国际体系中仍然存在着实力政治的主导因素，两种意识形态的对立和较量仍然在国际关系中发挥至关重要的作用，使人类进入了以两个超级大国为核心的两极对抗的冷战时代。美苏间的冷战不仅仅表现在军事对比上，还表现在各自的外交政策上。美国在冷战期间的外交策略主要就是遏制战略，遏制战略是主张美国在战后国际社会主义运动高涨和西方国家受到严重削弱的情况下，以军事包围、经济封锁、政治颠覆，特别是局部性的武装干涉和持续不断的政治冷战，遏制社会主义国家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发展，加强对西欧及其他国家和地区的控制，为建立美国的世界霸权创造条件。遏制战略的目标：阻止苏联势力的进一步扩张；揭穿苏联意图的虚伪；敦促克里姆林宫收缩其控制和影响；在苏联内部培育破坏性种子，使克里姆林宫至少改变其行为以符合普遍接受的国际准则。

美国是一个注重思想建设的国家，体现在外交领域，美国外交从始至终都贯穿着一种完备的思想体系，几乎每位总统都能抛出一个“主义”来作为其外交的纲领指南。为此，美国建国以来二百多年的外交，较少有盲目的、即时的、权宜性的、一时冲动的决策，更多的是一种深思熟虑的、周密谋划的、具有长远目标的决策和行为。美国外交有着广阔和深厚的思想渊源，尽管在一代又一代政治精英头脑中对外交决策有着自己的创造和发挥，但是潜藏在外交思想中的带有根本性的东西是想当稳定的。总的来说，美国的外交思想中有两个最为核心的主题，即“利益”和“责任”。二者有时是相互关联的，有时又是互为悖论的。

作为世界大国，在国际社会中享有某些特殊权利，比如联合国安理会总的否决权、国际争端的仲裁权、代表联合国等国际组织行使维护世界和平及安全的权利等等，而这些权利是较小国家不能享有或是不能完全享有的从一定意义上讲，世界大国的形象和地位是在其履行国际义务的过程中凸显出来的，大国只有不断地和越来越深地介入和干预国际事务，才能体现在其大国的存在价值和作用，因此，世界大国也乐于和需要通过承担世界责任来表现自己。从近期发生的诸多国际事务中，我们可以发现美国参与国际事务的能力依然强大，通过这些干预，体现了美国的超级大国地位，也向世界展示了它的权威性和霸权主义，尽管对于中国和一些其他国家而言，美国有时的干预是干涉国家内政和野蛮霸权的表现。

同时，对于我们来说，美国有很多值得我们学习的东西。我们不仅要学习美国先进科学技术和管理体系，还要学习美国人在荒野中创建强大国家的历史经验，更要学习美国是如何进行思想建设和精神塑造的，因为只有物质财富而没有思想和精神力量的民族只能是一个只有肌肉骨骼而没有大脑和灵魂的民族。在外交领域，我们在抵制和反对美国的霸权外交的同时，还要看到，美国无外交中，特别是美国的外交思想中，也有值得我们学习的东西。国家利益无意识外交政策的出发点，但是，国家利益绝不是外交的唯一指导原则。世界上毕竟还有比国家利益更具价值的东西，一个国家在追逐自身利益的同时，不能忘记所承担的世界责任和义务，又是为了世界的整体利益，需要冒牺牲自身利益的风险，这就是大国风范。而这种责任和义务的承担应是中美两国的外交行为的准则，也应当是理解对方、衡量对方、判断对方的标尺。

第五篇：中国思想史

中国古代思想主线： 春秋战国——百家争鸣 西汉——罢黜百家独尊儒术

西晋——由儒学衍生出玄学，佛教开始大规模传播 宋元——朱熹理学成为官学 明朝——王阳明心学成为官学 分支：

两汉——古今文之争（本质为士大夫和地主贵族之争）

两晋——玄学的三次演变（中央皇权和门阀士族之争），谍谱学的兴起（士族与庶族之争，一直延续到唐朝）

南北朝：与佛教的斗争（佛教与儒生、佛教与皇权之争）

两宋——理学与心学之争（学术上的讨论，不过有自己的政治趋向——鹅湖之会）

明末清初——异端的兴起（李蛰、顾炎武等人，实质是资产阶级萌芽与封建制度的思想斗争，后期则有对清王朝的斗争）

依据思想史自身演化的内在理路及其历程，我认为中国近代思想史可以以1915年兴起的新文化运动为界分为前后两个时期，亦即嘉道年间到1915年新文化运动的兴起为第一个时期，从1915年新文化运动的兴起到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为第二个时期。第一个时期又可以以1895年的中日甲午战争为界分为前后两个阶段，第二个时期又可以以1931年的九一八事变为界分为前后两个阶段。这样，中国近代思想史便可以分为嘉道年间到1895年甲午战争、甲午战争到1915年新文化运动兴起、新文化运动兴起到1931年九一八事变、九一八事变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这样四个阶段。

几乎国内所有的中国近代思想史著作，都以1840年的鸦片战争为其开端。但我认为以1840年的鸦片战争为中国近代思想史的开端不仅人为地割断了思想上的联系，而且有外因决定论之嫌。它只看到1840年鸦片战争引起的中国思想向近代的转型，而没有进一步探讨西方挑战所以能引起中国思想向近代转型的原因，忽略了1840年鸦片战争之前中国社会内部所孕育的一些新的社会和思想因素对中国思想近代转型的重要影响。因此，我主张以整个嘉道年间而非1840年的鸦片战争为中国近代思想史的逻辑起点。嘉道时期复兴的经世思潮为中国传统思想的近代转型提供了可能性，而发生于此时的第一次鸦片战争则为经世思潮注入了新的内容，从而使这种可能性成为现实，正是在嘉道时期中国传统思想迈出了向近代转型的第一步，并对近代尤其是晚清思想发生了重要影响（详见拙文《中国近代思想史开端之我见》，《光明日报》2007年9月19日）。第一次鸦片战争给经世思潮注入的新内容，主要是魏源等人于鸦片战争后开眼看世界和提出了“师夷之长技以制夷”的主张，从而开启了了解西方、向西方学习的新潮流。嘉道之后，先是发生了中国历史上规模最大、时间最长的农民起义――太平天国起义，接着是以“制洋器”、“采西学”为主要内容的洋务运动的兴起。作为一次旧式的农民起义，太平天国沉重地打击了清王朝的统治，并把中国传统的平等思想推到了极致。同时，它对西方新式武器的采用，尤其是洪仁?《资政新篇》的提出，又使它具有了一些不同于旧式农民起义的思想内容。而兴起于19世纪六七十年代的洋务运动，就性质而言，是对魏源提出的“师夷之长技”思想的继承、发展和实践。

1895年的中日甲午战争以及由此而造成的中国割地赔款，是中国近代史上的又一次巨大灾难。这场灾难不仅使早已存在的民族危机变得日益严重，同时也成了中华民族觉醒的起点。用梁启超的话说就是：“唤起吾国四千年之大梦，实自甲午一役始也。”正是从甲午战争开始，中国近代思想史的发展进入了一个新阶段。在此之前，我们所谓的学习西方，主要是学习西方的器物文明。但北洋海军在甲午战争中的覆灭，则标志着以“制洋器”“采西学”为主要内容的洋务运动的破产，而洋务运动的破产则说明，学习西方不能仅仅只学习西方的器物文明，还必须从西方学习更多的东西。于是中国从学习西方的器物文明开始进入到学习西方的制度文明的新阶段。与此同时，曾风靡西方的达尔文的进化论和天赋人权、社会契约等民权平等思想也开始传入中国，并成了人们要求社会变革的理论依据和批判君主专制的思想武器。在此之前，人们要求变革的理论依据是传统的“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的“变易观”，人们批判君主专制的思想武器是传统的“民重君轻”、“水能载舟，亦能覆舟”的“民本观”。在西方，宣传弱肉强食、优胜劣汰的达尔文的进化论，是为西方殖民主义者侵略、掠夺和征服社会发展相对落后的其他民族服务的，但在甲午战争后的中国，它则唤起了中华民族的觉醒，强化了中华民族的自我认同。正是在甲午战争后的19世纪末尤其是20世纪初，中国近代的民族主义开始形成。而近代民族主义的主要内容，便是建立近代的民族国家。在建立近代民族国家的问题上，当时存在着两种不同的方案：一是以孙中山为代表的革命派提出的建立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的方案，一是以梁启超为代表的立宪派提出的建立资产阶级君主立宪国的方案。其结果，革命派提出的方案虽然战胜了立宪派提出的方案，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在形式上建立了起来，但在实质上，封建专制主义依然存在，旧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制度并没有发生根本的变化。

辛亥革命的失败，不能不引起思想界的反思，于是有1915年新文化运动的发生。中国近代思想史的发展也因此而进入一个新的时期。首先，民主和科学开始成为近代中国思想和文化的核心价值。中国人知道西方的民主与科学并开始其追求，虽然不始于新文化运动，但却是从新文化运动开始，中国人才将民主与科学作为近代新文化的核心观念或基本价值加以追求和崇尚的。因为新文化运动不仅以民主与科学为自己的旗帜，而且就它对民主与科学的认识和理解来看，民主既是一种政治取向和思想主张，又是一种价值观念和生活原则，贯穿于政治、经济、文化、教育、学术等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体现的是一种个人独立自主和社会平等自由的精神；科学不仅仅是人们通常所讲的科学技术或科学思想，更是一种广义上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一种与迷信、盲从、愚昧相对立的崇尚实证的理性精神。正因为新文化运动是将民主与科学作为近代新文化的核心观念或基本价值加以追求和崇尚的，再加上这种追求和崇尚又与对封建专制主义、迷信愚昧思想以及旧伦理、旧道德乃至整个传统文化的批判联系在一起，因而它极大地促进了人们的思想解放，推动了中国传统思想的近代转型。其次，西学传播进一步丰富和广泛。如果说1894年前传播的主要是西学中的“艺学”，亦即自然科学，1895年后是“政艺兼学”，而以“政学”亦即社会科学为主，那么，自1915年兴起的新文化运动开始，几乎所有的西学门类以及各种各样的思潮、学说、观念都先后传到中国。在传入的这些西方的思潮、学说和观念中，马克思主义的广泛传播对中国近代思想史的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随着西方各种思潮、学说、观念的传播，各种思潮、学说、观念之间的论争也是此伏彼起，并逐渐形成了马克思主义、自由主义和文化保守主义三大思想派别。此后发生的思想文化论争，大多是在这三大思想派别之间进行的。

对于发生于1931年的九一八事变，长期以来学术界关注的是它对中国政治、经济、军事和社会矛盾的影响，而很少关注它对中国思想文化的影响，实际上九一八事变对中国思想文化的影响很大。在九一八事变之前，尤其是在新文化运动时期，尽管有梁漱溟、杜亚泉等人对中国传统思想和文化的认同和提倡，但从社会的主流意识来看，受进化论的影响，人们认为以儒家思想为核心价值的中国传统思想和文化已不适应现代社会生活，因而对它持的是一种批判和否定的态度。然而九一八事变后，面对日益严重的民族危机，作为中华民族数千年生活与斗争之结晶的传统思想和文化，成了鼓舞人们士气、增强民族自信心与凝聚力，以抵抗日本侵略的有力武器。所以九一八事变后，尽管有胡适、陈序经等个别人仍然在那里提倡所谓“全力西化”和“全盘西化”，但社会的主流意识则对中国传统思想和文化持的是一种认同和维护的态度。这与九一八事变之前尤其是新文化运动时期正好相反。与此同时，在民族危亡的紧急关头，在中华文化遭到摧残的严重时刻，思想学术界把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战争不仅视作是争取国家独立、复兴中华民族的斗争，同时也视作是保卫中华文化、复兴中华文化的斗争，民族文化复兴思潮由此兴起。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中国各阶级、阶层和各种政治势力结成了广泛的民族统一战线，与日本帝国主义进行着殊死的斗争，当然，在统一战线内部矛盾和斗争也始终存在。抗战胜利后，建立一个什么样的国家，又成了人们必须思考和解决的问题，各种政治力量和各种思想流派都提出了他们的主张和方案，结果是中国共产党人的主张和方案取得了胜利。

中国近代思想史的分期，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问题。我把中国近代思想史以1915年兴起的新文化运动为界分为前后两个时期，第一个时期又以1895年的中日甲午战争为界分为前后两个阶段，第二个时期又以1931年的九一八事变为界分为前后两个阶段，主要依据的是我对中国近代思想史演化之内在理路及其历程的理解。当然这种理解正确与否可以讨论，但我要强调的是：无论中国近代思想史如何分期，它都应该具有思想史的特点，反映思想史演变和发展的内在理路及其历程，而不能以中国近代政治史的分期来代替中国近代思想史的分期。

（作者单位：湖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

二、所谓“存在决定意识”

依我个人之见，总的来说，思想史的框架，应该有两个方面的突破，左的方面与与右的方面，这也是我长期与王先生相处，对他的思想的一个提炼。下面举两个具体的例子。

我们大家都很熟悉一个来自左面的现代思想观念，即“存在决定意识”。通过教科书和庸俗的马家店的直接或间接的建构，这个观念实在是深入人心。但是似乎没有人去想想它其实是有很大的问题。首先，迎合科技的负面的力量，火上加油。我有一个很长期的想法：本来，传统中国的意义世界是完整的，是可以提供人生的基本幸福感的，但是科技来到中国，必然带来生产方式、生活方式、以及人的社会存在的一系列变化，以及人的社会意识的变化，这是事实。但是这个“存在”对“意识”的影响、改变、甚至操作与控制，不仅不能成为必然地“决定”人的意识，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合理性，而且当这一大因缘决定着人的所有意识包括精神价值的源泉，我们要有足够的警惕才行。但是正是在源泉、根本，这个问题上，“存在决定意识”，被浅薄化、被利用来作为物质主义、实用主义、功利主义和权力至上的理论护身。其结果就是中国人的精神世界的空洞化，成为一物的崇拜的加速度发展的国度。在一般人的心目中，“权力”和“金钱”就是最大的、最进步的，最能代表着人生方向的存在，这种存在当然决定着人的意识。我这里当然说的是中国一般人的思想状况。至于知识人，当然知道意识也可以决定存在的辩证法，但是第一，这只是附属于存在决定意识的，第二义的。其次，在科技、新社会、进步等大叙述的面前，知识人并没有多少自主思考的余地的。还是“存在”第一的。第三，什么意识可以不被存在简单决定掉，其实现代知识人了无资源可托，可以说是来无可藏身之地，去无可往之乡。

三、救亡与启蒙之外

这就要谈到另一个须要破除的思想框架。来自右面的思想即所谓启蒙主义。现代思想史的研究中，中国人最有名的一个框架，即启蒙与救亡的双重变奏。至今，仍然是一个流行的、比较通俗的，解释力相当强的框架。譬如，我们就说矿难，一方面，肯定是对于生命的漠视问题。我在2003年写李杨《盲井》的影评，以为最后的了。可是04、05 不断出来。对生命权的麻木不仁，是启蒙不够。但是另一方面也是生存的问题，农民要生存，地方要发展，现代化的代价，农民也要铤而走险。你不可能把所有的煤矿都封了。所以生存即救亡的逻辑也很强。启蒙与救亡时时在冲突，就像四川那个地方经常发生的因载人过多而沉船的事件。过河是必然的，死人也是必然的。“过河”成为一个象征。一个思想史的框架不仅要看他是否回应了中国的问题，不仅真实关心我们生活的时代究竟出了什么问题，而且分析，要多想想问题由何而来。如果只是救亡与启蒙的变奏，其实也等于什么都没有说。对这个框架的修正，如以下两点：

一，这个框架中，启蒙是未经反省的，可能也是需要进一步修正，即反思理性。

二，这个框架中，也有一个缺失，即中国文化传统的缺席，中国文化的全盘破产，这个前提是需要重新思考的。

其实这两点是大家都讲到的，我就不说了。我补充一个新的意思，我认为其实二元是不够的，大家都还没有多想想，有没有可能这个二元的框架本身也是有局限的，还应该增加一元，即三元，三元，可能才是思想不停留在一种原地踏步的状态。

那么，除了救亡、启蒙而外，还需增加什么呢？我称之为“正本”。正本，“正”就是端正，挺立。“乾道变化，各正性命”（《周易》）的“正”。“本”，就是文明与文化的基本价值。有些东西也启蒙相关相重叠，也有些东西是启蒙不能代替的，也可以校正启蒙的过于“解放”的局限。中国的文化传统，西方的理性主义和人文传统与宗教哲学，很大程度，都是正本的系统。孔孟老庄释氏，不仅是忧世，而且忧生、忧万古之人心。苏格拉底的思想绝不仅是为了雅典的民主城邦。康德“头顶上的星空与心中的道德律”，也不仅是为了解放人的现代性。海德格尔的天地人神，也不仅是为了颠覆西方的形而上学传统。韦伯的操心，也不仅是理性的胜利。具体说，正本的系统，就是要做中西方关于精神价值的尊重、发扬的大文章，重建中国政治与道德的基础，为现代中国固本培元。也就是，回应“存在决定意识”这一大理障，建设性地开发出一种关心：如果不甘心、不屈服于“存在”如此独断地“决定”着“意识”，那么，究竟什么可以建构我们良性的、开阔的、四海为家的、自由的意识？什么可以使我们免除悲观、危机的忧患？什么可以作为此种意识的自主

课程章节目录

专题一：中国现代思想史的学科建设

（一）中国现代思想史的主题

（二）中国现代思想史的主要内容

（二）中国现代思想史的基本线索

（二）中国现代思想史的分期

（二）中国现代思想史研究的主要研究理论和方法

专题二：新民主主义理论

（一）新民主主义理论研究中应注意的几个问题

（二）需要进一步明确和加深了解的几个内容

（三）学术界的主要分歧

专题三：各种三民主义思想

（一）孙中山的新三民主义

（二）戴季陶主义

（三）改组派的三民主义

（四）胡汉民的三民主义

（五）叶青的三民主义

（六）蒋介石的三民主义等

专题四：中国自由主义

（一）自由主义的发展演变

（二）自由主义的基本思想

（三）自由主义的几个个案研究

专题五：现代新儒学

（一）中国近代的文化保守主义

（二）现代新儒学的基本特征

（三）现代新儒学的几个代表人物

（四）对现代新儒学和新儒家的认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