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院案例：华为的终极逻辑艰苦奋斗

第一篇：商院案例：华为的终极逻辑艰苦奋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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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院案例：华为的终极逻辑艰苦奋斗

假如德鲁克还活着

1999年，彼得·德鲁克在评论互联网的繁荣时说：“获取信息的途径并不是最重要的，组织、企业和每个人如何进行调整变革以应对互联网的蓬勃发展才是最重要的”。

读到这段貌似平淡无奇的话，笔者内心掀起了强大的风暴式震撼：13年前，一位90岁的老人，竟然以先知般的睿智洞悉到了21世纪的组织、企业以及个人的困局与变局。自这番预言之后，10多年来，有多少曾经无比显赫的大企业如雪人一般地融化了。从东方到西方，从美国到欧洲、到日本、到中国，这10多年，几乎是人类商业史上最密集的企业死亡期，兼并、收购、裁员、破产成为资本界最热门的词汇；庞然大物常常在瞬间坍塌，这与历史上的普遍规律完全悖异„„家业大了，总是能支撑一段时日的；互联网与全球化的最可畏惧之处：它总在颠覆规律和时空观，总是不留给人们任何的幻想。中小企业的命运则更显无常，兴之亦快，败之亦速：眼见它起高楼，眼见它宴宾客，眼见它楼塌了！但中小企业对外部环境变化的敏锐与快速响应，也使得少数中小企业得以迅速壮大，并成长为大中型公司，这在IT等新兴行业表现得尤为明显。华为即是一例。

德鲁克另一段著名的观点是，“20世纪中 ‘管理’的最重要、最独特的贡献，就是在制造业里，将体力工作者的生产效率提高了50倍之多”。由此想到富士康，这个在中国内地倍受争议的加工型企业，能够在三个月、半年之内将一个个初、高中毕业的乡村青年，训练成为向全球制造和输送第一流的现代电子产品的产业大军，最多时接近百万员工。不能不承认，富士康高水准的制造业管理能力。放大点想象，这百万甚至更多的经过现代制造业、流水线训练的产业工人，对未来中国农村的经济与社会进步意味着什么？

德鲁克进一步说：“21世纪，管理所能做的与此同样重要的贡献，就是必须提高知识工作者和知识工作的效率”，“提高知识工作者的生产率，是21世纪管理学的最大挑战”。这位站在管理巅峰的大师对知识管理也不得不表现出一种无奈，德鲁克认为：“关于知识工作者的生产率的研究才刚刚起步。在研究知识工作者的生产率方面，我们在2000年取得的进度大概只相当于一个世纪以前，即1900年我们在研究体力劳动者的生产率方面所取得的成就”。理论尚且如此，遑论知识管理的实践了。

假如彼得·德鲁克还活着(可惜他在2005年以95岁高龄辞世)，任正非应该邀请这位“大师中的大师”考察华为。必须承认，华为在“知识工作者”的管理方面是成功的：大学本科学历以上的知识分子人群在华为15万多名员工中占据了80%以上，这个比例从创业以来一直没有多大变化。华为是如何管理“知识工作者”的呢？本书在前面10章有大量论述，不再赘言。这里要进一步强调的是华为的核心价值观：“以客户为中心，以奋斗者为本，长期坚持艰苦奋斗”。这些年，关于“改造”一词人们很少提了，文革及之前的反右运动提出的“改造知识分子”的口号，至今仍令一代人、两代人心有余悸。然而，单就“改造”本身的词义而言，它并非那么恐怖和严酷。“改”者，改变也；“造”者，造就也。人总是要被环境改变的，总是为了某个人生目标或某个群体目标而改变旧的自我、造就新的自我的，无论一个人怎么标榜所谓的“自由个性”、“独立自我”，其实都很难做到完全的“独立于世”。关键在于“改造”的手段与路径是否是两厢情愿的，是否与“改造者”与“被改造者”的目标诉求而言是相一致的，而非对立的，是否既有利于组织的发展又有利于个人的成长，这才是问题的根本。笔者认为，任正非一贯倡导的艰苦奋斗精神是华为从小到大、从弱到强的基础价值观，或者叫最原始的文化基因，但如何让10多万富于不同个性与不同人格的知识分子认可并奉行不悖，就必须“以奋斗者为本”。这是一种赤裸裸的交换原则，但这恰恰是商业的本质所在；华为所推行的“工者有其股”不是简单的“市场经济条件下的社会主义大锅饭”，而是有差别的、建立在奋斗文化基因之上的、科学化的人力资源激励政策。

“艰苦奋斗”与“以奋斗者为本”构成了华为创立的初始逻辑。华为的20多年经历了http:///http:///http:///http:///

两个世纪，在20世纪的最后12年，华为尽管面对的是“知识工作者”群体，但相对而言，他们仍是传统中国文化背景下成长起来的一代知识分子，“艰难困苦，玉汝于成”的艰苦奋斗哲学是中华民族的千年积淀，以艰苦奋斗为内核的雷锋精神曾经影响了几代人、10亿人。上世纪最后12年的华为员工无不是在这样的文明熏陶下成长起来的。雷锋文化是几代中国人的世俗宗教，也代表着我们民族至高的道德追求，否定雷锋精神就是在当代中国日益稀薄的道德空气中制造更多的文明溃疡。任正非当然是推崇雷锋精神的，主张奉献与牺牲精神的。然而在一个商业组织中，“不能让雷锋吃亏”则是必须的，“义利均衡”是商业的基本法则。所以，一方面华为大肆张扬“艰苦奋斗”的旗帜，一方面大张旗鼓地坚持以奋斗者为本„„“不让雷锋穿破袜子”，从而形成了华为文化的核心价值观：既是传统的，又是现代的；既是理想主义的，又是功利主义的。

但是，这样一种“初始逻辑”在演变和固化为华为成功的“成长逻辑”时，历史步入到了21世纪„„一代互联网文化背景下培养起来的新型“知识工作者”群体，成为华为组织文化中新的血液。德鲁克关于21世纪互联网对企业变革的挑战和知识型工作者对企业的挑战，华为在21世纪的过去12年全遭遇了，应该说也都应对成功了。我们在前面强调，“文化是人群为了生存而对环境作出的适应方式”。笔者认为，华为过往的20多年正是不断调整自我、以适应外部商业环境剧烈变化的20多年。但我们同时也坚定的认为，被动与简单的“适应”对组织与个人来说，就是熵死，就是灾难：身段可以柔软再柔软一些，方式可以灵动再灵动一些，但灵魂永远不可改变。对华为来说，所谓“灵魂”就是艰苦奋斗；对任何企业乃至于国家与民族的灵魂来说，也都只能是“艰苦奋斗”，舍此别无出路。

华为总在适应变化，但华为也从来未停止过用“艰苦奋斗”这个基础价值观“改造”和同化一代又一代的华为人：从上世纪的“传统知识工作者”胡厚崑、徐直军、郭平那一代，到本世纪初以来的互联网、全球化文化滋养下的“80后”一代“网络人”，应该说过往的两个12年，华为的“初始逻辑”与“成长逻辑”一脉相承，从而保障了华为的成功。还能复制吗？在未来，“艰苦奋斗”能否成为华为的终极逻辑？

“第一排水果”与裸露的侧翼

“一个国外笑话是，有长官视察部队，发现被排在队列最前排的都是相貌堂堂身材挺拔的军人，于是叫来该部队的领导者询问，得到的回答是，排队列的那个军官，以前是摆水果摊的！”

刊载于《青年文摘》2011年第12期的文章《你看到的只是第一排水果》，很值得推荐给企业家们阅读。

任正非以前是摆水果摊的吗？非也。所以，他总是很直接地对华为进行批判和抨击，什么“裹着白头巾，拿着盒子枪的土八路”啦、“前方吃紧，后方紧吃”啦、“惰怠与腐败”等等，无不是大声地呐喊出来。任正非说：不要管别人说你美不美，我们要的是继续前进，发展才是硬道理„„

《你看到的只是第一排水果》的作者韩松落在文章的结尾写道：“„„不要迷恋传说，不要为任何神话心荡神驰，不论那是与一个人、一件事，或者一个时代有关的传说，更不要试图在其中寻找真意，寻找企及之道，那些传说、神话，都是被制造出来的，而造就传说的方法，也非常简单：把所有好看的水果，摆在第一排”。

任正非说：“华为没有神话，更没有传说中的什么背景，我们就是一个根本，长期坚持核心价值观不动摇”。真正了解华为发展历史的人都知道，华为从来都是一个危机接着一个危机，任正非与华为的高层团队们也从来没有过气定神闲、从容自若的大段时间，即使到了20多年后的今天，他们的神经也几乎难以松弛下来，甚至比过去还要紧绷许多。

本书系统论述了任正非20多年来所形成的企业管理哲学，这的确对华为来说，都是好看的“第一排水果”。思想总是理想化的，但在华为企业战略、战术行为的实践过程中，常

常要被打折扣，甚至被久而久之束之高阁，或者被时间所厌弃所麻木，而这也正是一个组织最危险的征兆。任正非和华为高层们忙来忙去最重要的一件事，就是如何在迅速变化的商业环境中，始终能够将华为的核心价值观贯彻落实到整个组织的神经末梢，并不断以此来抵御企业内部的疲劳与惰怠。

除了华为的企业管理哲学以外，华为的国际行业地位，20多年来的高速成长，技术实力等等，都可以称作“第一排水果”，但华为的高层们总是越过“第一排”，看到的是华为“裸露的侧翼”，正如任正非所说的：“我对成功从来视而不见，我的眼中全是危机”。那么，在今天和未来，什么是华为“裸露的侧翼”呢？

为了叙述方便，我们把与华为直接相关的“外部商业环境”称之为“裸露的左侧翼”，将内部环境称作“裸露的右侧翼”。在“左侧翼”方面，华为的战略回旋余地到底是大了还是小了？应该两面来看。正面看，船大了，抗风险的能力强了，与竞争对手的战略平衡也相对容易达成，另外，企业20多年所形成的价值体系、管理体系、制度与文化等也有利于在极端恶劣的外部挑战出现时，实现包括产业转型等一系列的战略转变。反面看，企业大了，目标也大了，对手们的惊戄与警觉意识、围剿与打击的力量也大大加强了。如果说，华为在10年前聚焦北美市场，资源的集中度向北美倾斜，也许不会遇到这两年如此大规模、高效率的来自美国竞争者的强烈打压，毕竟那时候的华为尚不足以对他们构成全面的威胁。但是，那毕竟是历史的假定，而且华为的资本、人力、文化资源等也不足以让华为四面出击，尤其是在10年前。但今天，北美市场的确是华为难以在短期内攻克的高地，因为它已经不仅是单纯的商业竞争了，美国人赋予了它多义的对抗色彩，并且力图也将它传导给北美其他市场以及欧洲市场。尤其是全球经济日趋恶化的今后几年，贸易保护主义很可能蔚为潮流，对华为而言，这将是又一个严峻的冬天。

其次，华为在运营商市场是否已到了天花板？华为2011年的销售额已达到324亿美元，位居行业第二位，在全球经济不景气的大背景下，华为能维持年均15%左右的增长吗？即便出现所谓数据流量的“井喷式发展”，运营商有多少能力加速建设“太平洋一样粗”的数据管道？很可能，在持续20年的高速发展后，全球的基础通信建设要进入一个相对平缓的时期，对华为而言，这又是一大制约。

也许，正是在意识到市场增长的有限性时，华为在两年前，开始向企业网市场和消费品市场拓展。但也必须意识到，这也是很困难的挑战。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是，全球范围内，以运营商市场为主战场的企业一般很难在企业网领域获得成功；而思科在涉足运营商业务时也鲜有斩获。概言之，这是两种不同的文化所致。企业网市场更注重个人英雄与人脉网络，而运营商市场更推崇团队精神和集体协作。华为正是在优化流程，否定个人英雄的过程中赢得了运营商市场的巨大成功，那么在企业网领域，华为如何形成一种既有传承又有创新的适应型文化？这显然是不容易的事情。

可以预见，未来两到三年，外部环境对华为的压力是全方位的。

然而，最根本的还是企业自身。外部的商业环境永远都是起伏不定的，但总有少数企业能够走出危机，甚至在危机中抓住机会，乘势崛起。华为20多年来不正是如此吗？但是，内部的“裸露的侧翼”如果出现致命的硬伤，那则是最危险的，特别是，在企业步入所谓“辉煌时代”时，各种问题最容易滋生。恰如西方谚语所云：“精美的地毯下掩藏着大量细菌”，遇到天气阴湿时，更会迅速繁殖。对于华为来说，如果增长趋缓了，甚至严重衰退了，出现类似于2000年至2003年的困难期，华为所赖以生存的价值观会不会遭到削弱？“以奋斗者为本”的动力系统会不会大大弱化？艰苦奋斗的优良传统会不会衰变？以 “客户为中心”的常识与真理会不会扭曲、焦点会不会模糊起来？惰怠现象会不会普遍化公开化？山头主义、企业政治、权力腐败等组织环境中的“多足章鱼”会不会大量繁殖„„总而言之，我们所谓的“组织疲劳症”、“领袖疲劳症”会不会规模性地蔓延开来？

这也许有些危言耸听，但却有可能发生在未来，发生于华为的“下半场”。

终极逻辑：呼唤奋斗精神

尼采说：“当你凝望深渊时，深渊也在凝视着你”。正确的态度是，正视困难，并挺身前行。任正非历来的作派是：逆向思维。在顺境时，大讲危机；逆境时，鼓吹理性的乐观主义。但不管怎样，他始终抓着一个根本：奋斗精神。

经济学家约翰·梅纳德·凯恩斯用“动物精神”来突出个人(企业家)信心对经济后果的重要作用：如果要使国家恢复市场经济秩序，带动经济走向繁荣，投资家和企业家必须在预期并不明朗时依靠他们的勇气或冒险精神，把他们的钱再度投入到市场之中。

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加州伯克利大学的乔治·阿可洛夫教授和行为金融学的代表人物、耶鲁大学的罗伯特·希勒教授在他们近期畅销的《动物精神》一书中，对凯恩斯的动物精神一说作了这样的阐述：“动物精神这一术语在古语和中世纪拉丁文中被写成Spiritus animalis，其中animal 一词是指心灵的，或是 ‘有活力的’。它指的是一种基本精神和生命力”。笔者在这里试图将“动物精神”和任正非所推崇的“奋斗精神”划等号，它们都是一种“基本精神”，源自人类的动物本能，其内涵及外延大致包括：冒险、进攻、趋利避害、单向度追求、牺牲精神，以及单纯的乐观和生命力。一切人类组织包括国家，企业，乃至于家庭的最终解体，大多源于构成组织的核心元素—激情与奋斗的精神消失了。在这里我们不能简单地讲，是由于“动物精神”消失了，这是因为纯粹的“动物精神”如果没有法律、宗教、道德的约束，它的破坏性无疑是巨大的。

但是，“动物精神”于企业和企业家来说，几乎是天然的要素。经济环境动荡不定，反复无常，企业家如果没有强烈的冒险精神，企业团队如果不具备强大的进攻力和必胜的激情，那对企业来说，无疑是死路一条。

一般而言，企业在早期，并不匮乏“动物精神”，绝大多数企业的诞生大都来自于创始人内在的本能冲动和冒险热情；而相当多的企业早天的原因，是由于过剩的动物能量所导致：一味地被赚钱，快速发展的本能所驱使，以至于漠视或破坏秩序与规则，结果“动物法则”被“社会法则”所打败。但是，企业在做到一定规模，并拥有较长的历史后，又往往受困于秩序的暮气和“社会法则”的僵化，被一套所谓的烦琐文明—官僚主义、文牍主义、形式主义所束缚，“动物精神”受到压抑，乃至于渐渐步入衰灭。到这个阶段，企业的灵魂也就没了，离死期也就不远了。

任正非是提倡动物精神的。媒体只是片面地肯定或否定华为的“狼文化”，岂不知，任正非对“狼精神”之外的其他一些动物精神也有激赏，比如关于蜘蛛：“世界上我最佩服的勇士是蜘蛛，不管狂风暴雨，不畏任何艰难困苦，不管网破碎多少次，它仍孜孜不倦地用它纤细的丝织补„„”，企业家一生的使命不就如此吗？

关于蚂蚁与大象：“我们的竞争伙伴都是年销售值几百亿美元的厂商，我们整个市场加起来，还不到10亿美元。因此，和国际大公司相比来说，我们还非常非常小。我认为3年之后，华为公司的销售额会在20亿~ 30亿美元之间，我们还是一只很小的蚂蚁，很容易被爱立信、AT&T这些大象踩死，所以说，我们一点不敢睡觉，我们要随时注意大象什么时候走过来，不要让大象踩死”。“我们是老鼠，我们爬到大象的耳朵里去，我们在一些特殊的软件里，加上香槟，加上茅台，加上俄罗斯的伏特加，这样我们就可以在大象的耳朵里挖出一块市场来„„”

这段关于“企业生存机制”的论述讲于1997年。15年过去了，AT&T已经不复存在了，昔日的大象们尽显疲态，或已消亡。华为这只蚂蚁、这只老鼠演进成了大象，华为还能如蚂蚁那样“不敢睡觉”、戒惧戒惕，如老鼠那样灵动、并具备顽强不息的适应能力吗？关于羚羊与狮子：“羚羊要跑得比狮子快，才不会被狮子吃掉；狮子要跑得比羚羊快，才不会被饿死；但如果羚羊和狮子跑得一样快，两者都会累死。竞争的目的，是为了在有限的资源下，为社会提供优质的服务。我们是支持竞争的，因为它有利于社会的发展，有利于促进要素的组合效率，有利于创造更多的财富。但过度的竞争，也会对产业和资源产生破坏。竞争中也要合作，例如在标准的拟定，IPR的交叉许可，配套零部件的共享„„又要有适当的合理保护，特别是对知识产权和建设投资的保护。因此，开放、竞争、合作应该相辅相成，成为主流”。

这是任正非2012年初在欧盟一次高峰会上讲话的开场白。有学者与笔者讨论时说道：任正非将“动物法则”与“社会法则”结合起来了，标志着华为真正成为了一家国际化公司。这一说法是偏颇的，至少过去10年，华为与竞争对手之间的关系主要是一种竞合模式，而非你死我活。任正非不过是把已经在开展中的实践总结出来、并在国际论坛讲了出来而已。回到华为的“狼文化”。任正非比较系统的论述如下：

—我们把目标瞄准世界上最强的竞争对手，不断靠拢并超越它，才能生存下去。因此，公司在研发、市场系统必须建立一个适应“狼”生存发展的组织和机制，吸引，培养大量具有强烈求胜欲的进攻型，扩张型干部，激励他们像狼一样嗅觉敏锐，团结作战，不顾一切地捕捉机会，扩张产品和市场。同时培养一批善统筹、会建立综合管理平台的狈，以支持狼的进攻，形成狼狈之势。狈在进攻时与狼是形成一体的，只是这时狈用前腿抱住狼的腰，用后腿蹲地，推狼前进。但这种组织建设模式，不适合其他部门。

—我用一个典型的例子来说明，狼是很厉害的，它有灵敏的嗅觉，有很强的进攻性，而且它们不是单独出击，而是群体作战，前赴后继，不怕牺牲。这三大精神，就构成了华为公司在新产品技术研究上领先的机制。我们按这个原则来建立我们的组织，因此，即使暂时没有狼，也会培养出狼，或吸引狼加入到我们中间来。也就是说，我们事先并不知道谁是狼，也不可能知道谁是狼，但确立了这个机制，好狼也会主动来找我，有了一个好狼，就会有一群好的小狼。

—现在我们有一个明确的任务就是：未来信息世界的发展变化速度非常之快，不一定是老狼，不一定是最有经验的狼，也不一定是国际水平的狼才能发现这个世界，很可能是一匹小狼突然发现了食物，然后带领所有的狼去捕捉食物。这个小狼是谁呢？美国是比尔·盖茨，中国呢？当然也有。

—比尔·盖茨是一匹小狼，一匹在白茫茫、一无所有的北极圈里发现了一堆食物的小狼，所有的狼都跟着他享受这堆食物。他就是信息潮头的领头人。

——我们还要培养、寻找更多的好的小狼，还要研究拥有先进思想、充满个性的人，怎么群体合作。许多优秀的狼不合作，就是狼吃狼，那样的狼的目标不是扩张，而是霸住自己的家。它已不是狼，狼的天性是合作。

„„这既是华为的“狼哲学”、“狼文化”，或者叫“狼道”，包含着四层意思：一是建立一个适合“狼”生存和发展的组织和机制；二是倡导狼的三大精神：敏锐的嗅觉，强烈的进攻性、群体合作与牺牲精神；三是在一个快速变化的世界中，小狼超越老狼不但是可能的，而且会成为普遍规律； 四是华为还是要呼唤“动物精神”，尤其要培养、寻找更多的好的小狼。

任正非关于“狼精神”的表达是在1995年。但这些年，华为不大强调“动物精神”了，那是否意味着华为不再需要“狼文化”了？或者更准确地说，在抽掉了“狼文化”的概念之后，华为依然拥有敏锐的嗅觉、强烈的进攻性、合作以及个人牺牲精神？换句话说，成为全球行业笫二的华为，还有10多年前那种激情、那种士气，那种战斗力以及那种快速反应能力吗？

华为在流程变革之后，推崇群体英雄的作法没有错，但华为真的不需要“小狼式”的个人英雄了？当华为进入企业网领域之后，一线指挥的将军们将会发现，这会是华为文化的一块“短板”—但曾经，“个人英雄”是华为文化最长的那块“木板”。

在国际市场上，华为与竞争对手们达到了脆弱的“恐怖平衡”，那是靠合作与妥协的商业外交实现的，但更是靠产品实力、技术实力以及前方将士不妥协的进攻精神打出来的。在这个凭实力说话的时代，不进则意味着退。靠什么前进？奋斗精神，或者叫“动物精神”。经过10多年的管理变革，华为已经形成了行之有效的一整套制度与流程，这对‘提升华为的管理能力、防止组织崩溃、进军国际市场起到了巨大作用。然而，这还是那个“适合‘狼’生存和发展的组织和机制”吗？与10多年前那个“小狼”相比，华为的艰苦奋斗精神是强化了，还是弱化了？

2011年末，任正非满怀信心地说：明年(2012年)我们将招聘28000名新员工，3年后，他们就是28000只老虎„„

这的确令人振奋，但他们必须是真正的老虎，而不是动物园里的“大猫”。2010年的虎年春节，南方某动物园上演了一出老虎向游人叩首拜年的闹剧，令不少观者唏嘘感叹。老狼老矣，待到小狼们接班时，华为的未来会如何？

第二篇：华为的终极逻辑：艰苦奋斗

华为的终极逻辑：艰苦奋斗！(一)收藏到手机 转发(1)评论(1)04月24日 17:19

华为的终极逻辑：艰苦奋斗！来源：i黑马作者：田涛/吴春波 假如德鲁克还活着

1999年，彼得·德鲁克在评论互联网的繁荣时说：“获取信息的途径并不是最重要的，组织、企业和每个人如何进行调整变革以应对互联网的蓬勃发展才是最重要的”。

读到这段貌似平淡无奇的话，笔者内心掀起了强大的风暴式震撼：13年前，一位90岁的老人，竟然以先知般的睿智洞悉到了21世纪的组织、企业以及个人的困局与变局。自这番预言之后，10多年来，有多少曾经无比显赫的大企业如雪人一般地融化了。从东方到西方，从美国到欧洲、到日本、到中国，这10多年，几乎是人类商业史上最密集的企业死亡期，兼并、收购、裁员、破产成为资本界最热门的词汇;庞然大物常常在瞬间坍塌，这与历史上的普遍规律完全悖异……家业大了，总是能支撑一段时日的;互联网与全球化的最可畏惧之处：它总在颠覆规律和时空观，总是不留给人们任何的幻想。中小企业的命运则更显无常，兴之亦快，败之亦速：眼见它起高楼，眼见它宴宾客，眼见它楼塌了!但中小企业对外部环境变化的敏锐与快速响应，也使得少数中小企业得以迅速壮大，并成长为大中型公司，这在IT等新兴行业表现得尤为明显。华为即是一例。

德鲁克另一段著名的观点是，“20世纪中 „管理‟的最重要、最独特的贡献，就是在制造业里，将体力工作者的生产效率提高了50倍之多”。由此想到富士康，这个在中国内地倍受争议的加工型企业，能够在三个月、半年之内将一个个初、高中毕业的乡村青年，训练成为向全球制造和输送第一流的现代电子产品的产业大军，最多时接近百万员工。不能不承认，富士康高水准的制造业管理能力。放大点想象，这百万甚至更多的经过现代制造业、流水线训练的产业工人，对未来中国农村的经济与社会进步意味着什么? 德鲁克进一步说：“21世纪，管理所能做的与此同样重要的贡献，就是必须提高知识工作者和知识工作的效率”，“提高知识工作者的生产率，是21世纪管理学的最大挑战”。

这位站在管理巅峰的大师对知识管理也不得不表现出一种无奈，德鲁克认为：“关于知识工作者的生产率的研究才刚刚起步。在研究知识工作者的生产率方面，我们在2000年取得的进度大概只相当于一个世纪以前，即1900年我们在研究体力劳动者的生产率方面所取得的成就”。理论尚且如此，遑论知识管理的实践了。

假如彼得·德鲁克还活着(可惜他在2005年以95岁高龄辞世)，任正非应该邀请这位“大师中的大师”考察华为。必须承认，华为在“知识工作者”的管理方面是成功的：大学本科学历以上的知识分子人群在华为15万多名员工中占据了80%以上，这个比例从创业以来一直没有多大变化。华为是如何管理“知识工作者”的呢?本书在前面10章有大量论述，不再赘言。这里要进一步强调的是华为的核心价值观：“以客户为中心，以奋斗者为本，长期坚持艰苦奋斗”。这些年，关于“改造”一词人们很少提了，文革及之前的反右运动提出的“改造知识分子”的口号，至今仍令一代人、两代人心有余悸。然而，单就“改造”本身的词义而言，它并非那么恐怖和严酷。“改”者，改变也;“造”者，造就也。人总是要被环境改变的，总是为了某个人生目标或某个群体目标而改变旧的自我、造就新的自我的，无论一个人怎么标榜所谓的“自由个性”、“独立自我”，其实都很难做到完全的“独立于世”。关键在于“改造”的手段与路径是否是两厢情愿的，是否与“改造者”与“被改造者”的目标诉求而言是相一致的，而非对立的，是否既有利于组织的发展又有利于个人的成长，这才是问题的根本。笔者认为，任正非一贯倡导的艰苦奋斗精神是华为从小到大、从弱到强的基础价值观，或者叫最原始的文化基因，但如何让10多万富于不同个性与不同人格的知识分子认可并奉行不悖，就必须“以奋斗者为本”。这是一种赤裸裸的交换原则，但这恰恰是商业的本质所在;华为所推行的“工者有其股”不是简单的“市场经济条件下的社会主义大锅饭”，而是有差别的、建立在奋斗文化基因之上的、科学化的人力资源激励政策。“艰苦奋斗”与“以奋斗者为本”构成了华为创立的初始逻辑。华为的20多年经历了两个世纪，在20世纪的最后12年，华为尽管面对的是“知识工作者”群体，但相对而言，他们仍是传统中国文化背景下成长起来的一代知识分子，“艰难困苦，玉汝于成”的艰苦奋斗哲学是中华民族的千年积淀，以艰苦奋斗为内核的雷锋精神曾经影响了几代人、10亿人。上世纪最后12年的华为员工无不是在这样的文明熏陶下成长起来的。雷锋文化是几代中国人的世俗宗教，也代表着我们民族至高的道德追求，否定雷锋精神就是在当代中国日益稀薄的道德空气中制造更多的文明溃疡。任正非当然是推崇雷锋精神的，主张奉献与牺牲精神的。然而在一个商业组织中，“不能让雷锋吃亏”则是必须的，“义利均衡”是商业的基本法则。所以，一方面华为大肆张扬“艰苦奋斗”的旗帜，一方面大张旗鼓地坚持以奋斗者为本……“不让雷锋穿破袜子”，从而形成了华为文化的核心价值观：既是传统的，又是现代的;既是理想主义的，又是功利主义的。

但是，这样一种“初始逻辑”在演变和固化为华为成功的“成长逻辑”时，历史步入到了21世纪……一代互联网文化背景下培养起来的新型“知识工作者”群体，成为华为组织文化中新的血液。德鲁克关于21世纪互联网对企业变革的挑战和知识型工作者对企业的挑战，华为在21世纪的过去12年全遭遇了，应该说也都应对成功了。我们在前面强调，“文化是人群为了生存而对环境作出的适应方式”。笔者认为，华为过往的20多年正是不断调整自我、以适应外部商业环境剧烈变化的20多年。但我们同时也坚定的认为，被动与简单的“适应”对组织与个人来说，就是熵死，就是灾难：身段可以柔软再柔软一些，方式可以灵动再灵动一些，但灵魂永远不可改变。对华为来说，所谓“灵魂”就是艰苦奋斗;对任何企业乃至于国家与民族的灵魂来说，也都只能是“艰苦奋斗”，舍此别无出路。

华为总在适应变化，但华为也从来未停止过用“艰苦奋斗”这个基础价值观“改造”和同化一代又一代的华为人：从上世纪的“传统知识工作者”胡厚崑、徐直军、郭平那一代，到本世纪初以来的互联网、全球化文化滋养下的“80后”一代“网络人”，应该说过往的两个12年，华为的“初始逻辑”与“成长逻辑”一脉相承，从而保障了华为的成功。

还能复制吗?在未来，“艰苦奋斗”能否成为华为的终极逻辑? 华为的终极逻辑：艰苦奋斗！(二）

收藏到手机 转发(1)评论(1)04月24日 17:21 “第一排水果”与裸露的侧翼

“一个国外笑话是，有长官视察部队，发现被排在队列最前排的都是相貌堂堂身材挺拔的军人，于是叫来该部队的领导者询问，得到的回答是，排队列的那个军官，以前是摆水果摊的!” 刊载于《青年文摘》2011年第12期的文章《你看到的只是第一排水果》，很值得推荐给企业家们阅读。任正非以前是摆水果摊的吗?非也。所以，他总是很直接地对华为进行批判和抨击，什么“裹着白头巾，拿着盒子枪的土八路”啦、“前方吃紧，后方紧吃”啦、“惰怠与腐败”等等，无不是大声地呐喊出来。任正非说：不要管别人说你美不美，我们要的是继续前进，发展才是硬道理„„

《你看到的只是第一排水果》的作者韩松落在文章的结尾写道：“„„不要迷恋传说，不要为任何神话心荡神驰，不论那是与一个人、一件事，或者一个时代有关的传说，更不要试图在其中寻找真意，寻找企及之道，那些传说、神话，都是被制造出来的，而造就传说的方法，也非常简单：把所有好看的水果，摆在第一排”。

任正非说：“华为没有神话，更没有传说中的什么背景，我们就是一个根本，长期坚持核心价值观不动摇”。真正了解华为发展历史的人都知道，华为从来都是一个危机接着一个危机，任正非与华为的高层团队们也从来没有过气定神闲、从容自若的大段时间，即使到了20多年后的今天，他们的神经也几乎难以松弛下来，甚至比过去还要紧绷许多。

本书系统论述了任正非20多年来所形成的企业管理哲学，这的确对华为来说，都是好看的“第一排水果”。思想总是理想化的，但在华为企业战略、战术行为的实践过程中，常常要被打折扣，甚至被久而久之束之高阁，或者被时间所厌弃所麻木，而这也正是一个组织最危险的征兆。任正非和华为高层们忙来忙去最重要的一件事，就是如何在迅速变化的商业环境中，始终能够将华为的核心价值观贯彻落实到整个组织的神经末梢，并不断以此来抵御企业内部的疲劳与惰怠。

除了华为的企业管理哲学以外，华为的国际行业地位，20多年来的高速成长，技术实力等等，都可以称作“第一排水果”，但华为的高层们总是越过“第一排”，看到的是华为“裸露的侧翼”，正如任正非所说的：“我对成功从来视而不见，我的眼中全是危机”。那么，在今天和未来，什么是华为“裸露的侧翼”呢? 为了叙述方便，我们把与华为直接相关的“外部商业环境”称之为“裸露的左侧翼”，将内部环境称作“裸露的右侧翼”。在“左侧翼”方面，华为的战略回旋余地到底是大了还是小了?应该两面来看。正面看，船大了，抗风险的能力强了，与竞争对手的战略平衡也相对容易达成，另外，企业20多年所形成的价值体系、管理体系、制度与文化等也有利于在极端恶劣的外部挑战出现时，实现包括产业转型等一系列的战略转变。反面看，企业大了，目标也大了，对手们的惊戄与警觉意识、围剿与打击的力量也大大加强了。如果说，华为在10年前聚焦北美市场，资源的集中度向北美倾斜，也许不会遇到这两年如此大规模、高效率的来自美国竞争者的强烈打压，毕竟那时候的华为尚不足以对他们构成全面的威胁。但是，那毕竟是历史的假定，而且华为的资本、人力、文化资源等也不足以让华为四面出击，尤其是在10年前。但今天，北美市场的确是华为难以在短期内攻克的高地，因为它已经不仅是单纯的商业竞争了，美国人赋予了它多义的对抗色彩，并且力图也将它传导给北美其他市场以及欧洲市场。尤其是全球经济日趋恶化的今后几年，贸易保护主义很可能蔚为潮流，对华为而言，这将是又一个严峻的冬天。

其次，华为在运营商市场是否已到了天花板?华为2011年的销售额已达到324亿美元，位居行业第二位，在全球经济不景气的大背景下，华为能维持年均15%左右的增长吗?即便出现所谓数据流量的“井喷式发展”，运营商有多少能力加速建设“太平洋一样粗”的数据管道?很可能，在持续20年的高速发展后，全球的基础通信建设要进入一个相对平缓的时期，对华为而言，这又是一大制约。

也许，正是在意识到市场增长的有限性时，华为在两年前，开始向企业网市场和消费品市场拓展。但也必须意识到，这也是很困难的挑战。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是，全球范围内，以运营商市场为主战场的企业一般很难在企业网领域获得成功;而思科在涉足运营商业务时也鲜有斩获。概言之，这是两种不同的文化所致。企业网市场更注重个人英雄与人脉网络，而运营商市场更推崇团队精神和集体协作。华为正是在优化流程，否定个人英雄的过程中赢得了运营商市场的巨大成功，那么在企业网领域，华为如何形成一种既有传承又有创新的适应型文化?这显然是不容易的事情。可以预见，未来两到三年，外部环境对华为的压力是全方位的。然而，最根本的还是企业自身。外部的商业环境永远都是起伏不定的，但总有少数企业能够走出危机，甚至在危机中抓住机会，乘势崛起。华为20多年来不正是如此吗?但是，内部的“裸露的侧翼”如果出现致命的硬伤，那则是最危险的，特别是，在企业步入所谓“辉煌时代”时，各种问题最容易滋生。恰如西方谚语所云：“精美的地毯下掩藏着大量细菌”，遇到天气阴湿时，更会迅速繁殖。对于华为来说，如果增长趋缓了，甚至严重衰退了，出现类似于2000年至2003年的困难期，华为所赖以生存的价值观会不会遭到削弱?“以奋斗者为本”的动力系统会不会大大弱化?艰苦奋斗的优良传统会不会衰变?以 “客户为中心”的常识与真理会不会扭曲、焦点会不会模糊起来?惰怠现象会不会普遍化公开化?山头主义、企业政治、权力腐败等组织环境中的“多足章鱼”会不会大量繁殖„„总而言之，我们所谓的“组织疲劳症”、“领袖疲劳症”会不会规模性地蔓延开来? 这也许有些危言耸听，但却有可能发生在未来，发生于华为的“下半场”。

终极逻辑：呼唤奋斗精神

尼采说：“当你凝望深渊时，深渊也在凝视着你”。正确的态度是，正视困难，并挺身前行。任正非历来的作派是：逆向思维。在顺境时，大讲危机;逆境时，鼓吹理性的乐观主义。但不管怎样，他始终抓着一个根本：奋斗精神。经济学家约翰·梅纳德·凯恩斯用“动物精神”来突出个人(企业家)信心对经济后果的重要作用：如果要使国家恢复市场经济秩序，带动经济走向繁荣，投资家和企业家必须在预期并不明朗时依靠他们的勇气或冒险精神，把他们的钱再度投入到市场之中。

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加州伯克利大学的乔治·阿可洛夫教授和行为金融学的代表人物、耶鲁大学的罗伯特·希勒教授在他们近期畅销的《动物精神》一书中，对凯恩斯的动物精神一说作了这样的阐述：“动物精神这一术语在古语和中世纪拉丁文中被写成Spiritus animalis，其中animal 一词是指心灵的，或是 ‘有活力的’。它指的是一种基本精神和生命力”。笔者在这里试图将“动物精神”和任正非所推崇的“奋斗精神”划等号，它们都是一种“基本精神”，源自人类的动物本能，其内涵及外延大致包括：冒险、进攻、趋利避害、单向度追求、牺牲精神，以及单纯的乐观和生命力。一切人类组织包括国家，企业，乃至于家庭的最终解体，大多源于构成组织的核心元素—激情与奋斗的精神消失了。在这里我们不能简单地讲，是由于“动物精神”消失了，这是因为纯粹的“动物精神”如果没有法律、宗教、道德的约束，它的破坏性无疑是巨大的。

但是，“动物精神”于企业和企业家来说，几乎是天然的要素。经济环境动荡不定，反复无常，企业家如果没有强烈的冒险精神，企业团队如果不具备强大的进攻力和必胜的激情，那对企业来说，无疑是死路一条。

一般而言，企业在早期，并不匮乏“动物精神”，绝大多数企业的诞生大都来自于创始人内在的本能冲动和冒险热情;而相当多的企业早天的原因，是由于过剩的动物能量所导致：一味地被赚钱，快速发展的本能所驱使，以至于漠视或破坏秩序与规则，结果“动物法则”被“社会法则”所打败。但是，企业在做到一定规模，并拥有较长的历史后，又往往受困于秩序的暮气和“社会法则”的僵化，被一套所谓的烦琐文明—官僚主义、文牍主义、形式主义所束缚，“动物精神”受到压抑，乃至于渐渐步入衰灭。到这个阶段，企业的灵魂也就没了，离死期也就不远了。任正非是提倡动物精神的。媒体只是片面地肯定或否定华为的“狼文化”，岂不知，任正非对“狼精神”之外的其他一些动物精神也有激赏，比如关于蜘蛛：“世界上我最佩服的勇士是蜘蛛，不管狂风暴雨，不畏任何艰难困苦，不管网破碎多少次，它仍孜孜不倦地用它纤细的丝织补„„”，企业家一生的使命不就如此吗? 关于蚂蚁与大象：“我们的竞争伙伴都是年销售值几百亿美元的厂商，我们整个市场加起来，还不到10亿美元。因此，和国际大公司相比来说，我们还非常非常小。我认为3年之后，华为公司的销售额会在20亿~ 30亿美元之间，我们还是一只很小的蚂蚁，很容易被爱立信、AT&T这些大象踩死，所以说，我们一点不敢睡觉，我们要随时注意大象什么时候走过来，不要让大象踩死”。“我们是老鼠，我们爬到大象的耳朵里去，我们在一些特殊的软件里，加上香槟，加上茅台，加上俄罗斯的伏特加，这样我们就可以在大象的耳朵里挖出一块市场来„„”

这段关于“企业生存机制”的论述讲于1997年。15年过去了，AT&T已经不复存在了，昔日的大象们尽显疲态，或已消亡。华为这只蚂蚁、这只老鼠演进成了大象，华为还能如蚂蚁那样“不敢睡觉”、戒惧戒惕，如老鼠那样灵动、并具备顽强不息的适应能力吗?关于羚羊与狮子：“羚羊要跑得比狮子快，才不会被狮子吃掉;狮子要跑得比羚羊快，才不会被饿死;但如果羚羊和狮子跑得一样快，两者都会累死。竞争的目的，是为了在有限的资源下，为社会提供优质的服务。我们是支持竞争的，因为它有利于社会的发展，有利于促进要素的组合效率，有利于创造更多的财富。但过度的竞争，也会对产业和资源产生破坏。竞争中也要合作，例如在标准的拟定，IPR的交叉许可，配套零部件的共享„„又要有适当的合理保护，特别是对知识产权和建设投资的保护。因此，开放、竞争、合作应该相辅相成，成为主流”。这是任正非2012年初在欧盟一次高峰会上讲话的开场白。有学者与笔者讨论时说道：任正非将“动物法则”与“社会法则”结合起来了，标志着华为真正成为了一家国际化公司。这一说法是偏颇的，至少过去10年，华为与竞争对手之间的关系主要是一种竞合模式，而非你死我活。任正非不过是把已经在开展中的实践总结出来、并在国际论坛讲了出来而已。

回到华为的“狼文化”。任正非比较系统的论述如下： —我们把目标瞄准世界上最强的竞争对手，不断靠拢并超越它，才能生存下去。因此，公司在研发、市场系统必须建立一个适应“狼”生存发展的组织和机制，吸引，培养大量具有强烈求胜欲的进攻型，扩张型干部，激励他们像狼一样嗅觉敏锐，团结作战，不顾一切地捕捉机会，扩张产品和市场。同时培养一批善统筹、会建立综合管理平台的狈，以支持狼的进攻，形成狼狈之势。狈在进攻时与狼是形成一体的，只是这时狈用前腿抱住狼的腰，用后腿蹲地，推狼前进。但这种组织建设模式，不适合其他部门。—我用一个典型的例子来说明，狼是很厉害的，它有灵敏的嗅觉，有很强的进攻性，而且它们不是单独出击，而是群体作战，前赴后继，不怕牺牲。这三大精神，就构成了华为公司在新产品技术研究上领先的机制。我们按这个原则来建立我们的组织，因此，即使暂时没有狼，也会培养出狼，或吸引狼加入到我们中间来。也就是说，我们事先并不知道谁是狼，也不可能知道谁是狼，但确立了这个机制，好狼也会主动来找我，有了一个好狼，就会有一群好的小狼。

—现在我们有一个明确的任务就是：未来信息世界的发展变化速度非常之快，不一定是老狼，不一定是最有经验的狼，也不一定是国际水平的狼才能发现这个世界，很可能是一匹小狼突然发现了食物，然后带领所有的狼去捕捉食物。这个小狼是谁呢?美国是比尔·盖茨，中国呢?当然也有。

—比尔·盖茨是一匹小狼，一匹在白茫茫、一无所有的北极圈里发现了一堆食物的小狼，所有的狼都跟着他享受这堆食物。他就是信息潮头的领头人。

——我们还要培养、寻找更多的好的小狼，还要研究拥有先进思想、充满个性的人，怎么群体合作。许多优秀的狼不合作，就是狼吃狼，那样的狼的目标不是扩张，而是霸住自己的家。它已不是狼，狼的天性是合作。

„„这既是华为的“狼哲学”、“狼文化”，或者叫“狼道”，包含着四层意思：一是建立一个适合“狼”生存和发展的组织和机制;二是倡导狼的三大精神：敏锐的嗅觉，强烈的进攻性、群体合作与牺牲精神;三是在一个快速变化的世界中，小狼超越老狼不但是可能的，而且会成为普遍规律;四是华为还是要呼唤“动物精神”，尤其要培养、寻找更多的好的小狼。

任正非关于“狼精神”的表达是在1995年。但这些年，华为不大强调“动物精神”了，那是否意味着华为不再需要“狼文化”了?或者更准确地说，在抽掉了“狼文化”的概念之后，华为依然拥有敏锐的嗅觉、强烈的进攻性、合作以及个人牺牲精神?换句话说，成为全球行业笫二的华为，还有10多年前那种激情、那种士气，那种战斗力以及那种快速反应能力吗? 华为在流程变革之后，推崇群体英雄的作法没有错，但华为真的不需要“小狼式”的个人英雄了?当华为进入企业网领域之后，一线指挥的将军们将会发现，这会是华为文化的一块“短板”—但曾经，“个人英雄”是华为文化最长的那块“木板”。在国际市场上，华为与竞争对手们达到了脆弱的“恐怖平衡”，那是靠合作与妥协的商业外交实现的，但更是靠产品实力、技术实力以及前方将士不妥协的进攻精神打出来的。在这个凭实力说话的时代，不进则意味着退。靠什么前进?奋斗精神，或者叫“动物精神”。

经过10多年的管理变革，华为已经形成了行之有效的一整套制度与流程，这对‘提升华为的管理能力、防止组织崩溃、进军国际市场起到了巨大作用。然而，这还是那个“适合‘狼’生存和发展的组织和机制”吗?与10多年前那个“小狼”相比，华为的艰苦奋斗精神是强化了，还是弱化了? 2011年末，任正非满怀信心地说：明年(2012年)我们将招聘28000名新员工，3年后，他们就是28000只老虎„„ 这的确令人振奋，但他们必须是真正的老虎，而不是动物园里的“大猫”。2010年的虎年春节，南方某动物园上演了一出老虎向游人叩首拜年的闹剧，令不少观者唏嘘感叹。老狼老矣，待到小狼们接班时，华为的未来会如何?(本文节选自《下一个倒下的会不会是华为》原稿未刊发章节)

第三篇：华为的终极逻辑：艰苦奋斗!

华为的终极逻辑：艰苦奋斗！

2013-04-23 11:08:3

3[导读]1999年，彼得·德鲁克在评论互联网的繁荣时说：获取信息的途径并不是最重要的，组织、企业和每个人如何进行调整变革以应对互联网的蓬勃发展才是最重要的。

读到这段貌似平淡无奇的话，笔者内心掀起了强大的风......【科技频道网讯】

1999年，彼得·德鲁克在评论互联网的繁荣时说：“获取信息的途径并不是最重要的，组织、企业和每个人如何进行调整变革以应对互联网的蓬勃发展才是最重要的”。

读到这段貌似平淡无奇的话，笔者内心掀起了强大的风暴式震撼：13年前，一位90岁的老人，竟然以先知般的睿智洞悉到了21世纪的组织、企业以及个人的困局与变局。自这番预言之后，10多年来，有多少曾经无比显赫的大企业如雪人一般地融化了。从东方到西方，从美国到欧洲、到日本、到中国，这10多年，几乎是人类商业史上最密集的企业死亡期，兼并、收购、裁员、破产成为资本界最热门的词汇;庞然大物常常在瞬间坍塌，这与历史上的普遍规律完全悖异……家业大了，总是能支撑一段时日的;互联网与全球化的最可畏惧之处：它总在颠覆规律和时空观，总是不留给人们任何的幻想。中小企业的命运则更显无常，兴之亦快，败之亦速：眼见它起高楼，眼见它宴宾客，眼见它楼塌了!但中小企业对外部环境变化的敏锐与快速响应，也使得少数中小企业得以迅速壮大，并成长为大中型公司，这在IT等新兴行业表现得尤为明显。华为即是一例。

德鲁克另一段著名的观点是，“20世纪中 „管理‟的最重要、最独特的贡献，就是在制造业里，将体力工作者的生产效率提高了50倍之多”。由此想到富士康，这个在中国内地倍受争议的加工型企业，能够在三个月、半年之内将一个个初、高中毕业的乡村青年，训练成为向全球制造和输送第一流的现代电子产品的产业大军，最多时接近百万员工。不能不承认，富士康高水准的制造业管理能力。放大点想象，这百万甚至更多的经过现代制造业、流水线训练的产业工人，对未来中国农村的经济与社会进步意味着什么?

德鲁克进一步说：“21世纪，管理所能做的与此同样重要的贡献，就是必须提高知识工作者和知识工作的效率”，“提高知识工作者的生产率，是21世纪管理学的最大挑战”。

这位站在管理巅峰的大师对知识管理也不得不表现出一种无奈，德鲁克认为：“关于知识工作者的生产率的研究才刚刚起步。在研究知识工作者的生产率方面，我们在2000年取得的进度大概只相当于一个世纪以前，即1900年我们在研究体力劳动者的生产率方面所取得的成就”。理论尚且如此，遑论知识管理的实践了。

假如彼得·德鲁克还活着(可惜他在2005年以95岁高龄辞世)，任正非应该邀请这位“大师中的大师”考察华为。必须承认，华为在“知识工作者”的管理方面是成功的：大学本科学历以上的知识分子人群在华为15万多名员工中占据了80%以上，这个比例从创业以来一直没有多大变化。华为是如何管理“知识工作者”的呢?本书在前面10章有大量论述，不再赘言。这里要进一步强调的是华为的核心价值观：“以客户为中心，以奋斗者为本，长期坚持艰苦奋斗”。这些年，关于“改造”一词人们很少提了，文革及之前的反右运动提出的“改造知识分子”的口号，至今仍令一代人、两代人心有余悸。然而，单就“改造”本身的词义而言，它并非那么恐怖和严酷。“改”者，改变也;“造”者，造就也。人总是要被环境改变的，总是为了某个人生目标或某个群体目标而改变旧的自我、造就新的自我的，无论一个人怎么标榜所谓的“自由个性”、“独立自我”，其实都很难做到完全的“独立于世”。关键在于“改造”的手段与路径是否是两厢情愿的，是否与“改造者”与“被改造者”的目标诉求而言是相一致的，而非对立的，是否既有利于组织的发展又有利于个人的成长，这才是问题的根本。笔者认为，任正非一贯倡导的艰苦奋斗精神是华为从小到大、从弱到强的基础价值观，或者叫最原始的文化基因，但如何让10多万富于不同个性与不同人格的知识分子认可并奉行不悖，就必须“以奋斗者为本”。这是一种赤裸裸的交换原则，但这恰恰是商业的本质所在;华为所推行的“工者有其股”不是简单的“市场经济条件下的社会主义大锅饭”，而是有差别的、建立在奋斗文化基因之上的、科学化的人力资源激励政策。

“艰苦奋斗”与“以奋斗者为本”构成了华为创立的初始逻辑。华为的20多年经历了两个世纪，在20世纪的最后12年，华为尽管面对的是“知识工作者”群体，但相对而言，他们仍是传统中国文化背景下成长起来的一代知识分子，“艰难困苦，玉汝于成”的艰苦奋斗哲学是中华民族的千年积淀，以艰苦奋斗为内核的雷锋精神曾经影响了几代人、10亿人。上世纪最后12年的华为员工无不是在这样的文明熏陶下成长起来的。雷锋文化是几代中国人的世俗宗教，也代表着我们民族至高的道德追求，否定雷锋精神就是在当代中国日益稀薄的道德空气中制造更多的文明溃疡。任正非当然是推崇雷锋精神的，主张奉献与牺牲精神的。然而在一个商业组织中，“不能让雷锋吃亏”则是必须的，“义利均衡”是商业的基本法则。所以，一方面华为大肆张扬“艰苦奋斗”的旗帜，一方面大张旗鼓地坚持以奋斗者为本……“不让雷锋穿破袜子”，从而形成了华为文化的核心价值观：既是传统的，又是现代的;既是理想主义的，又是功利主义的。

但是，这样一种“初始逻辑”在演变和固化为华为成功的“成长逻辑”时，历史步入到了21世纪……一代互联网文化背景下培养起来的新型“知识工作者”群体，成为华为组织文化中新的血液。德鲁克关于21世纪互联网对企业变革的挑战和知识型工作者对企业的挑战，华为在21世纪的过去12年全遭遇了，应该说也都应对成功了。我们在前面强调，“文化是人群为了生存而对环境作出的适应方式”。笔者认为，华为过往的20多年正是不断调整自我、以适应外部商业环境剧烈变化的20多年。但我们同时也坚定的认为，被动与简单的“适应”对组织与个人来说，就是熵死，就是灾难：身段可以柔软再柔软一些，方式可以灵动再灵动一些，但灵魂永远不可改变。对华为来说，所谓“灵魂”就是艰苦奋斗;对任何企业乃至于国家与民族的灵魂来说，也都只能是“艰苦奋斗”，舍此别无出路。

华为总在适应变化，但华为也从来未停止过用“艰苦奋斗”这个基础价值观“改造”和同化一代又一代的华为人：从上世纪的“传统知识工作者”胡厚崑、徐直军、郭平那一代，到本世纪初以来的互联网、全球化文化滋养下的“80后”一代“网络人”，应该说过往的两个12年，华为的“初始逻辑”与“成长逻辑”一脉相承，从而保障了华为的成功。

还能复制吗?在未来，“艰苦奋斗”能否成为华为的终极逻辑?

“第一排水果”与裸露的侧翼

“一个国外笑话是，有长官视察部队，发现被排在队列最前排的都是相貌堂堂身材挺拔的军人，于是叫来该部队的领导者询问，得到的回答是，排队列的那个军官，以前是摆水果摊的!”

刊载于《青年文摘》2011年第12期的文章《你看到的只是第一排水果》，很值得推荐给企业家们阅读。

任正非以前是摆水果摊的吗?非也。所以，他总是很直接地对华为进行批判和抨击，什么“裹着白头巾，拿着盒子枪的土八路”啦、“前方吃紧，后方紧吃”啦、“惰怠与腐败”等等，无不是大声地呐喊出来。任正非说：不要管别人说你美不美，我们要的是继续前进，发展才是硬道理……

《你看到的只是第一排水果》的作者韩松落在文章的结尾写道：“……不要迷恋传说，不要为任何神话心荡神驰，不论那是与一个人、一件事，或者一个时代有关的传说，更不要试图在其中寻找真意，寻找企及之道，那些传说、神话，都是被制造出来的，而造就传说的方法，也非常简单：把所有好看的水果，摆在第一排”。

任正非说：“华为没有神话，更没有传说中的什么背景，我们就是一个根本，长期坚持核心价值观不动摇”。真正了解华为发展历史的人都知道，华为从来都是一个危机接着一个危机，任正非与华为的高层团队们也从来没有过气定神闲、从容自若的大段时间，即使到了20多年后的今天，他们的神经也几乎难以松弛下来，甚至比过去还要紧绷许多。

本书系统论述了任正非20多年来所形成的企业管理哲学，这的确对华为来说，都是好看的“第一排水果”。思想总是理想化的，但在华为企业战略、战术行为的实践过程中，常常要被打折扣，甚至被久而久之束之高阁，或者被时间所厌弃所麻木，而这也正是一个组织最危险的征兆。任正非和华为高层们忙来忙去最重要的一件事，就是如何在迅速变化的商业环境中，始终能够将华为的核心价值观贯彻落实到整个组织的神经末梢，并不断以此来抵御企业内部的疲劳与惰怠。

除了华为的企业管理哲学以外，华为的国际行业地位，20多年来的高速成长，技术实力等等，都可以称作“第一排水果”，但华为的高层们总是越过“第一排”，看到的是华为“裸露的侧翼”，正如任正非所说的：“我对成功从来视而不见，我的眼中全是危机”。那么，在今天和未来，什么是华为“裸露的侧翼”呢?

为了叙述方便，我们把与华为直接相关的“外部商业环境”称之为“裸露的左侧翼”，将内部环境称作“裸露的右侧翼”。在“左侧翼”方面，华为的战略回旋余地到底是大了还是小了?应该两面来看。正面看，船大了，抗风险的能力强了，与竞争对手的战略平衡也相对容易达成，另外，企业20多年所形成的价值体系、管理体系、制度与文化等也有利于在极端恶劣的外部挑战出现时，实现包括产业转型等一系列的战略转变。反面看，企业大了，目标也大了，对手们的惊戄与警觉意识、围剿与打击的力量也大大加强了。如果说，华为在10年前聚焦北美市场，资源的集中度向北美倾斜，也许不会遇到这两年如此大规模、高效率的来自美国竞争者的强烈打压，毕竟那时候的华为尚不足以对他们构成全面的威胁。但是，那毕竟是历史的假定，而且华为的资本、人力、文化资源等也不足以让华为四面出击，尤其是在10年前。但今天，北美市场的确是华为难以在短期内攻克的高地，因为它已经不仅是单纯的商业竞争了，美国人赋予了它多义的对抗色彩，并且力图也将它传导给北美其他市场以及欧洲市场。尤其是全球经济日趋恶化的今后几年，贸易保护主义很可能蔚为潮流，对华为而言，这将是又一个严峻的冬天。

其次，华为在运营商市场是否已到了天花板?华为2011年的销售额已达到324亿美元，位居行业第二位，在全球经济不景气的大背景下，华为能维持年均15%左右的增长吗?即便出现所谓数据流量的“井喷式发展”，运营商有多少能力加速建设“太平洋一样粗”的数据管道?很可能，在持续20年的高速发展后，全球的基础通信建设要进入一个相对平缓的时期，对华为而言，这又是一大制约。

也许，正是在意识到市场增长的有限性时，华为在两年前，开始向企业网市场和消费品市场拓展。但也必须意识到，这也是很困难的挑战。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是，全球范围内，以运营商市场为主战场的企业一般很难在企业网领域获得成功;而思科在涉足运营商业务时也鲜有斩获。概言之，这是两种不同的文化所致。企业网市场更注重个人英雄与人脉网络，而运营商市场更推崇团队精神和集体协作。华为正是在优化流程，否定个人英雄的过程中赢得了运营商市场的巨大成功，那么在企业网领域，华为如何形成一种既有传承又有创新的适应型文化?这显然是不容易的事情。

可以预见，未来两到三年，外部环境对华为的压力是全方位的。

然而，最根本的还是企业自身。外部的商业环境永远都是起伏不定的，但总有少数企业能够走出危机，甚至在危机中抓住机会，乘势崛起。华为20多年来不正是如此吗?但是，内部的“裸露的侧翼”如果出现致命的硬伤，那则是最危险的，特别是，在企业步入所谓“辉煌时代”时，各种问题最容易滋生。恰如西方谚语所云：“精美的地毯下掩藏着大量细菌”，遇到天气阴湿时，更会迅速繁殖。对于华为来说，如果增长趋缓了，甚至严重衰退了，出现类似于2000年至2003年的困难期，华为所赖以生存的价值观会不会遭到削弱?“以奋斗者为本”的动力系统会不会大大弱化?艰苦奋斗的优良传统会不会衰变?以 “客户为中心”的常识与真理会不会扭曲、焦点会不会模糊起来?惰怠现象会不会普遍化公开化?山头主义、企业政治、权力腐败等组织环境中的“多足章鱼”会不会大量繁殖……总而言之，我们所谓的“组织疲劳症”、“领袖疲劳症”会不会规模性地蔓延开来?

这也许有些危言耸听，但却有可能发生在未来，发生于华为的“下半场”。

(责任编辑：科技资讯)

第四篇：华为案例

华为薪酬制度：高工资是第一推动力

不可否认，即便在事事超前的深圳，华为也算得上是一家名副其实的“三高”企业：高效率、高压力、高工资。任正非坚信，高工资是第一推动力，重赏之下才有勇夫。华为能将大量国内名牌大学优秀学生尽收囊中，很大程度上就是得益于它“有竞争力的薪酬待遇”。

薪酬是市场行情的晴雨表，通过薪酬调查不仅可以了解市场薪酬福利状况，还可了解到企业未来的发展方向、业务拓展重心，以及由此引发的高级人才和专业人才的竞争。薪酬调查为企业人力资源管理者所用，也为企业管理层决策提供参考依据。

推动力：人高我高

华为的高薪主要是来源于总裁任正非的企业精神。《华为基本法》第六十九条：华为公司保证在经济景气时期和事业发展良好的阶段，员工的人均收入高于区域行业相应的最高水平。

正是基于这样一种政策，一直以来，华为的工资在深圳哪怕是全国所有同行业公司中都是排在前列的。在2000年左右，国内电子通信类人才奇缺，且通信行业扩容量大也急需人才的中小企业，所以在那个时期，为了能拥有优秀的通信人才，各公司开出的薪资都非常优厚。在广州，一个普通院校毕业的计算机专业本科生，起薪至少都能够达到2500～3000元左右，但是，在这场人才争夺战中，华为开出的条件尤为突出，待遇最好的研发人员、市场人员能拿到8000元～9000元/月，比通信行业的普遍工资高出3000～4000元。

之所以要这么做，主要是因为华为很清楚地认识到，在企业组织形成和发展的历程中，薪酬一直充当支持和服务于企业经营的角色，在竞争如此激烈的今天，要想能够吸引客户，必须有一支精英团队来打造自己的企业，而高工资就是企业对人力资源很重要的一个投资行为。在高薪的推动下，企业就能积聚到更多的优秀人才，激发出他们的斗志，组成自己强大的研发队伍，为企业推出先进的技术和一流的产品。

核心推动力：人低我亦高

由于我国从2000年起在各大高校开始大面积扩招，所以从2003年开始，人才市场明显呈现供过于求的局面，即使是重点院校的本科生，起薪大多数也不过2000元左右。而计算机专业的大专生，起薪一般只有1000～1200元左右。到了2005年，本科生月薪低于千元更是屡见不鲜。更有甚者，2005年3月，河南曾经出现过一些用人单位在招聘会上以600元月薪招聘应届大学生的现象。而同年9月，广州竟然也出现了用人单位用500元月薪招聘大学生的事情。

经过前几年的大规模招聘的华为也放缓了自己扩招的脚步，并且2001年以后招聘的员工的待遇较之以前也有了不少下降，本科的起薪点被调至4000元，硕士5000元，较之以往有相当幅度的下调。但是比起其他企业，华为在珠江三角洲地区无疑还是一家起薪点非常高的公司，所以在2004年华为在海外市场取得突破，开始恢复校园招聘之后，所到之处，招聘现场无一不是被挤得水泄不通。

在各大企业纷纷将人才的价格压到一个难以想象的底线时，华为却依然定出了高出一般通信企业1到2倍的底薪，主要是华为认为，作为一个把自己定位于国际知名通信厂商的企业而言，人才无疑是企业今后继续前进的原动力，如果为了区区一两千元而与一个极具潜质的人才失之交臂，那么对企业今后的发展将产生不可估量的损失。此外，华为不压价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因为其考虑到，如果新招聘来的员工和以前的老员工相比，在起薪点上差距过大，这些新员工的内心就会产生巨大的落差，在工作中就会缺乏华为传统的狼的拼搏精神，甚至会造成企业内部员工之间产生矛盾，这都将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企业的发展。

因华为最基本的工资制度可以看出，任正非掌握了知识经济时代的一个根本的东西，那就是价值分享，要敢于与他人分享财富和事业的价值。

华为的高薪，让人全身心地投入到工作中去。员工成本除了支付薪水外，还有相当大的部分在于管理的投入，无论员工产出多少，管理和沟通成本都不会明显变化。高薪成为华为挖掘潜力的最好方式，同时，也避免了人才流失带来的损失。

《走出华为》主编杨东龙认为：“企业雇佣一个人，不仅是要雇身体、双手，更要雇心和脑，拿什么东西能够解决呢？就是钱。”工作与薪酬密不可分，如果员工为生活担忧的多一些，工作上用心就一定减少。给他3000元，只能发挥30%，给他5000元真的能发挥100%，甚至120%。华为的高薪，让人全身心地投入到工作中去。员工成本除了支付薪水外，还有相当大的部分在于管理的投入，无论员工产出多少，管理和沟通成本都不会明显变化。高薪便成为挖掘潜力的最好方式，同时，也避免了人才流失带来的损失。因此，华为人的流动性虽然也比较大，但绝大多数人都是在积累了一定的经验后自己出去创业，被其他企业用钱挖走的少之又少！

第五篇：华为案例

一、华为简介

华为技术有限公司是总部位于中国广东省深圳市的生产销售电信设备的员工持股的民营科技公司，于1987年由任正非创建于中国深圳，成为一家生产用户交换机（PBX）的香港公司的销售代理，注册资本2.1万元。现任总裁为任正非，董事长为孙亚芳。华为是全球最大的电信网络解决方案提供商，全球第二大电信基站设备供应商，全球第一大通讯设备供应商，全球第四大智能手机厂商，也是全球领先的信息与通信解决方案供应商。华为的产品主要涉及通信网络中的交换网络、传输网络、无线及有线固定接入网络和数据通信网络及无线终端产品，为世界各地通信运营商及专业网络拥有者提供硬件设备、软件、服务和解决方案。

华为的发展是从“农村开始的”。正如红军一样，先建立根据地，做好群众运动，壮大自己后，在进入大城市，并最终获得全国的胜利。在国内电信市场上华为的这种战略取得了空前的成功，可以说熟读毛泽东选集的任正非把毛主席的战略思想运用得炉火纯青。国际化战略中，华为公司仍然把这个战略用于国际市场。毕竟在华为之前没有一家中国通信设备制造企业在世界上享有声誉，华为要想一不登天显然是不现实的。华为首先选择从香港起步，再战俄罗斯、亚非拉，东南亚国家，最后进入欧美发达国家市场。

任正非，1944年出生于贵州省镇宁县。1963年就读于重庆建筑工程学院(现已并入重庆大学)，毕业后就业于建筑工程单位。1974年为建设从法国引进的辽阳化纤总厂，应征入伍加入承担这项工程建设任务的基建工程兵，历任技术员、工程师、副所长(技术副团级)，无军衔。任正非也因工程建设中的贡献出席了1978年的全国科学大会和1982年的中共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1987年，任正非集资21000元人民币创立华为公司，1988年任华为公司总裁。2011年《财富》杂志“中国最具影响力的商界领袖”，任正非居首。

孙亚芳毕业于成都电子科技大学。毕业后先后做过技术员、教师、工程师。1989年，孙亚芳参加华为技术有限公司工作，先后担任市场部工程师，培训中心主任，采购部主任，武汉办事处主任，市场部总裁，人力资源委员会主任，变革管理委员会主任，战略与客户委员会主任，华为大学校长等。自1999年起任华为技术有限公司董事长。2015年亚洲商界权势女性的50位榜单孙亚芳排名第9位。

三、企业文化

1.狼狈组织计划，狼性文化

华为的每个部门都要有“狼狈组织计划”，既要有进攻性的狼，又要有精于算计的狈。一个人再有本事，也得通过所在社会的主流价值认同，才能有机会。（据说狈一旦出生，就成了狼群的军师。狈是很狡猾的动物，其聪明的程度远超过了狼和狐狸，可以很容易的逃脱人类的追击。狈的前腿不能行走，所以必须有狼驼着它。）

企业就是要发展一批狼。狼有三大特性，一是敏锐的嗅觉，二是不屈不挠、奋不顾身的进攻精神，三是群体奋斗。企业要扩张，必须有这三要素。

2.压强原则

（压强原则）在成功的关键因素和选定的战略生长点上，以超过主要竞争对手的强度配置资源，要么不做，要做，就集中人力、物力和财力，实现重点突破。

只有企业的员工真正认为自己是企业的主人，分权才有了基础，没有这样的基础，权力分下去就会乱。让有个人成就欲望者成为英雄，让有社会责任者（指员工对组织目标有强烈的责任心和使命感）成为领袖。基层不能没有英雄，没有英雄就没有动力。管理层要淡化英雄色彩，实现职业化的流程管理。即使需要一个人去接受鲜花，他也仅仅是代表，而不是真正的英雄。3.核心价值观

成就客户

为客户服务是华为存在的唯一理由，客户需求是华为发展的原动力。我们坚持以客户为中心，快速响应客户需求，持续为客户创造长期价值进而成就客户。为客户提供有效服务，是我们工作的方向和价值评价的标尺，成就客户就是成就我们自己。艰苦奋斗

我们没有任何稀缺的资源可以依赖，唯有艰苦奋斗才能赢得客户的尊重与信赖。奋斗体现在为客户创造价值的任何微小活动中，以及在劳动的准备过程中为充实提高自己而做的努力。我们坚持以奋斗者为本，使奋斗者得到合理的回报。

自我批判

自我批判的目的是不断进步，不断改进，而不是自我否定。只有坚持自我批判，才能倾听、扬弃和持续超越，才能更容易尊重他人和与他人合作，实现客户、公司、团队和个人的共同发展。

开放进取

为了更好地满足客户需求，我们积极进取、勇于开拓，坚持开放与创新。任何先进的技术、产品、解决方案和业务管理，只有转化为商业成功才能产生价值。我们坚持客户需求导向，并围绕客户需求持续创新。

至诚守信

我们只有内心坦荡诚恳，才能言出必行，信守承诺。诚信是我们最重要的无形资产，华为坚持以诚信赢得客户。

团队合作

胜则举杯相庆，败则拼死相救。团队合作不仅是跨文化的群体协作精神，也是打破部门墙、提升流程效率的有力保障。

四、华为为什么不上市

任正非曾几次表示，华为不会上市。至于不会上市的原因，任正非是这样回答的：“这可能会让我们越来越怠惰，失去奋斗者的本质色彩”。华为到底为什么选择不上市呢？

1.华为在创办的初期，作为民营企业融资困难，同时为了吸引人才，任总大量稀释了自己的股份，这就是华为的全员持股，因此华为能万众一心，蓬勃向上，企业的执行力特别强。任正非曾透露称自己只持有1.4%股份，其余都是由公司员工持股。对于持有企业干股的员工来说，华为上市后，股份立即被兑现。当公司遇到瓶颈或危机时，可能有许多人会套现走人，不再与企业共渡危机，肯定会使得企业雪上加霜。所以，企业上市，在遇到困境时，会降低企业的凝聚力。也就是任正非所得说上市的造富效应可能会使得员工失去奋斗精神是有某些可能性的。

2.上市会促使华为进入陌生的环境和文化中运行，具有很大的不确定性，自然风险不可测、不可控。上市将彻底改变华为熟悉的、一直浸泡其中的环境与文化。从一个对外比较封闭的公司变成完全透明的公司，会改变华为的管理文化。在上市之前，华为可以按照创始人和高层的意愿行事，没有外界的压力，行为模式可能比较长期化，但是一旦上市，股东和大众就会对于华为产生业绩的压力，促使管理层迎合股东和大众，行为必然短期化。这种经营模式的变化，对于华为无疑是有很大的风险的。

五、组织结构

电信行业，每隔三个月就会发生一次技术革新，因此华为必须采取措施应对技术的改变。华为占线拉得很长，在海外拥有很大的市场，且为了应对行业环境的快速变化，华为就需要一个扁平的、可变化的、灵活的组织结构。

在直线职能式垂直形态组织系统的基础上，再增加一种横向的领导系统，它由职能部门系列和完成某一临时任务而组建的项目小组系列组成，从而同时实现了事业部式与职能式组织结构特征的组织结构形式。矩阵式组织结构也可以称之为非长期固定性组织结构。就是说，当出现某项新的市场业务需求时，华为就会从各个职能部门抽出一些人员组建成一个临时的事务部门来应对，当该业务进入常规化的运行的时候，临时实务部门的人员就会回到原部门。

华为每次的产品创新都肯定伴随最值架构的变化，而在华为每3个月就会发生一次大的技术创新。这更类似于某种进退自如的创业管理机制。一旦出现机遇，相应的部门便迅速出击、抓住机遇。在这个部门的牵动下，公司的组织结构发生一定的变形，但流程没有变化，只是部门与部门之间联系的次数和内容发生了变化，但这种变化是暂时的，当阶段性的任务完成后，整个组织结构又会回复到常态。

华为的扁平组织结构可以更快的感知到各种环境因素的变化，由于其决策链缩短，华为可以及时对外界环境的变化做出反应，对运营管理中出现的问题及时进行调整，降低环境高度不确定性给华为造成的威胁。所以华为的每次产品创新都肯定伴随着组织架构的变化，而这些变化一般都是随着业务的需要而进行的。

其次，各地市场存在很大差异，客户对产品的需求不同，各地经济环境、政府政策不同。所以要抓住本土市场就不能将其与全球化一视同仁，华为横向的区域组织正逐步向一线转移，有利于加强对当地市场的组织和管理，及时捕捉到本地市场信息，快速响应本地市场的需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