郴州市原纪委书记曾锦春被枪毙

第一篇：郴州市原纪委书记曾锦春被枪毙

郴州市原纪委书记曾锦春被枪决给谁敲响警钟？

湖南省郴州市原市委副书记、市纪委书记曾锦春因犯受贿罪、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早在2010年12月30日被枪决。日前，曾锦春行刑前的对话被公布，首次也是最后一次向外界披露了他腐败渐变的心路历程。曾锦春曾经说过：“我的确有罪，我现在是知罪、认罪、悔罪。我是以权谋私，搞权钱交易，才落到今天的下场。”（《广州日报》3月20日）

我相信曾锦春最后的忏悔是他发自内心的，是真实的。但是，世界上没有后悔药，晓知今日，何必当初！真是应了那句古话：要想人不知，除非己莫为。

曾锦春出生在一个普通的农村家庭，家里兄弟姐妹多，小时候吃过很多苦，后来通过发奋读书考上了大学，工作后，又通过不懈努力，一步步走到最后的领导岗位，是很不容易的。据报道，他在当纪委书记之前，确确实实是在拼命工作，为党和人民也做出了一定的贡献。然而，最后却晚节不保，成了人民的罪人。

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结局呢？笔者认为，根本的原因就是是其思想出现偏差。据他自己说，他一直想升官发财，能光宗耀祖，虽然发表文章说要为人民服务，但思想上还是想发财。作为一个党员干部，尤其是一个领导干部，有了这种思想，不出问题才怪！从最近几年纪检机关查处的一些大要案来看，很多腐败分子的生活经历和环境虽不尽相同，但有一点是共同的，那就是都想升官发财。记得在孙中山先生创办的黄埔军校大门上曾挂着一副对联，写着‘升官发财，请往他处；贪生怕死，莫入此门’。此联表达了学校培植革命力量的宗旨，不为升官发财，甘为革命事业献身。前不久，全国人大代表、徐向前元帅之子徐小岩中将在“两会”期间接受新华社记者专访时，也曾提到这幅对联，并表示“这句话，今天我们共产党的干部都应该做到。”的确，共产党的宗旨就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就是要立党为公、执政为民。作为共产党的干部尤其是领导干部，如果只想升官发财，那就是与党的宗旨是背道而驰的，就会走向人民的反面，最终会接受人民的审判。

“思想是行动的先导”。有什么样的思想就有什么样的行动。曾锦春正是因为思想发生了偏差，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发生扭曲，从而导致他不惜铤而走险，贪赃枉法，最终身败名裂，还丢了卿卿性命，实在令人叹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党校校长习近平曾在出席中央党校2010年秋季学期开学典礼上强调，新的形势和任务对领导干部不断提出新的要求，国际国内环境深刻变化使领导干部面临的挑战和考验越来越大。各级领导干部要坚持向书本学习，向实践学习，加强党性修养和锻炼，牢固树立正确的世界观权力观事业观，坚定崇高理想，坚持立党为公、执政为民，尽心尽力干好工作。习近平同志的讲话为党员干部尤其是领导干部提出了要求，指明了方向。希望所有的党员干部都能牢记党的宗旨，当好人民的公仆，切不能重蹈曾锦春之流的覆辙。

最后，在这里，笔者要奉劝那些有着和曾锦春一样思想的党员干部尤其是领导干部，不要怀着任何侥幸的心理，趁早悬崖勒马，回头是岸。否则，曾锦春的今天就是你们的明天！

第二篇：原河北纪委书记曾因叫板书记程维高“被病休”

原河北纪委书记曾因叫板书记程维高“被病休”

示意图

中顾法律网报道 中国新一轮纪检体制改革的方向，在本月15日揭晓。

纪律检查，掌握着诸多官员的政治命脉，被视为反腐倡廉最为有力的“大手”之一。但是因为体制原因，这只“大手”经常无力：对同级党委，尤其是“一把手”，监督不力;对派驻单位，纪检组无力与党组“掰手腕”。

十八届三中全会的《决定》，试图通过完善双重领导体制，赋予上级纪委对下级纪委书记的提名权，强化上级纪委对下级纪委的领导，加强对同级党委常委，尤其是“一把手”的监督。业内人士认为，此番改革向前走了一大步。但根治“同级监督太软”等难题，仍有提升空间。“上级监督太远，同级监督太软”？

河北省原纪委书记刘善祥因为跟程维高“叫板”，被安排“病休”

湖北纪检干部张松（化名），曾在一县直单位担任纪检组长多年。他一直思考的问题是：纪检组的权力到底有多大？

依据党章，纪委拥有对同级党委进行监督的权力。“但实际上，监督同级党委规定上可行，可现实中太难。”张松说。

两位同行的遭遇，给他留下深刻印象。

一位是最早站出来，跟程维高“叫板”的河北省原纪委书记刘善祥。

程维高2003年被开除党籍、撤销正省级职级待遇。早在1993年，刘善祥就发现了程维高秘书李真的贪腐线索。立案查处时，刘与程维高发生冲突，结果被安排“病休”，不得不离开工作岗位。

另一位是汉中市公安局汉台分局前纪检委书记刘继全。他举报原汉台分局公安局长汪广赋的问题，多次向上级反映无果，写给上级的举报信，居然“原件”返回到他自己手中。2010年，他在网上公开实名举报，汪广赋才被免职。

“相隔17年，监督同级党委一直艰难。”张松说。

1978年恢复重建时，纪检体制为“党委单一领导体制”，纪委只受同级党委领导，1980年，根据“各省、市、自治区党委纪委同志提议”，改为“双重领导体制”，即受同级党委和上级纪委的双重领导，但以同级党委领导为主。

“十二大”后，虽然仍是“双重领导体制”，但不再“以同级党委领导为主”。这种体制沿用至今。在受访专家和基层纪检干部看来，虽然历经改革，但同级监督特别是对“一把手”的监督，一直是难以跨越的“门槛”。

2007年6月，中纪委原副书记刘锡荣曾总结说：“上级监督下级太远，同级监督同级太软，下级监督上级太难。”

今年3月起，广东省纪委成立课题组，在惠州、揭阳等近十县市调研“纪委监督同级党委常委会成员”问题。

8月15日，课题组公开发布了调研报告。报告显示，“纪委的立案权、审理权、处分权归同级党委常委会管，当纪委与党委意见不一致时，纪委只能让步”。而且，纪委对同级党委的监督，“有事时不能监督，出事后又不能独立审查，缺乏自主权、决断权和强制性，很难对监督对象形成威慑和制约”。

曾任中纪委政策研究室主任的李永忠透露，这么多年，这么多起腐败案件，几乎没有同级纪委检举揭发同级党委主要领导和党委班子违纪违法行为的案例。

“吃人家饭，受人家管”？

纪检干部统计出勤率，年终考评，她多了几张“不称职票”

张松经常听到一句针对纪检工作的顺口溜：“吃人家饭、端人家碗”，就要“受人家管、跟人家转，何必挑人家的刺，揭人家的短？”

湖北房县的张雪晴也听到过这个说法。4年前，她一直是县直单位的纪检组长。

张雪晴回忆，“吃人家饭、端人家碗”的时候，别说监督同级党委，就连开展查考勤这样的日常工作，都很艰难。

上级部署查公务员的到岗率和出勤率。张雪晴找到相关处室，但处室负责人不愿意得罪人，不肯接活儿。

张雪晴决定自己上阵。在上下班时段，她坐到了办公楼门口，让人签到。出勤率统计出来了，但是当年的年终考评，她多了几张“不称职票”。

“吃人家饭、受人家管，纪检干部没什么威慑力，不敢监督，也不愿监督。”张雪晴告诉记者。张松感同身受。“纪检干部的人事关系、工资待遇、职务升迁，都掌握在同级党委手里。”张松说，“纪检干部怎么敢放心大胆地监督？”

湖南省纪委预防腐败室副主任陆群对新京报记者说，人财物受制于同级党委，是纪检监督的主要障碍，“这些问题不解决，没法监督”。

类似的看法，在纪检系统成为共识。

广东省纪委的调研报告提到，“监督同级党委常委会成员，不但纪委书记冒着丢选票、挪位置的风险，普通纪检监察干部也得面临各种困境。”

这种困境有时只是“不被理解”，有时是“冷嘲热讽”，“监督者要有相当大的勇气，冒很大风险，付出很大代价”。

监督同级党委，近年来又有了新难点。杭州市纪委研究室今年8月发布文章说，目前对党政正职人事管理上提，有些党委主要领导还兼任上级党委常委或政府副市长，客观上导致纪委很难监督同级党委，特别是主要领导。

“纪检组要听党组的”？

感觉某个干部不该提拔，但是见到其他人都同意，也只好服从

因为担任纪检组长，张松常作为党组成员参加干部选拔会。但是在选拔会上，他经常陷入“艰难的选择”。

张松有时候感觉“一把手”的决策不合适，某个干部不应该被提拔，但是见到其他班子成员都举手同意，他也只能服从。

作为纪检委派驻到单位的纪检组长，他要接受纪检委和派驻单位党组的“双重领导”。张松“吐槽”说，“该不该服从同级党委的决定，这经常是个艰难选择”。

张松担心，长期跟“一把手”作对，怕被排挤和边缘化。

向同级一府两院派驻纪检机构，在我国各级层面都存在。纪检机构和派驻单位党组的关系该怎么处，是个问题。

2011年，清华大学廉政与治理研究中心副主任过勇对中央国家机关派驻纪检监察机构的履职情况做了问卷调查。

过勇表示，“派驻机构在监督方面投入的时间和精力最多，但实际效果差。”

在过勇看来，纪检组长作为党组成员当然有利于纪检组长参与集体决策，拥有投票权而不仅是列席会议，但是其是否要服从党组的决定，是个矛盾。

这也是一些体制内人员共同的困扰。

去年8月，人民银行四川省崇州支行纪检组长王兵撰文称，他所在的支行纪检组和同级党组形成了利益共同体，纪检干部自觉不自觉地成为被监督对象的维护者。

上月22日，中纪委宣教室副局级监察专员闫群力发文提出，有的派驻机构多年没有立案。“垂直”提名给纪委打气？

专家表示，人事任免权关系仕途，是“双重领导”中的关键问题

本轮纪检体制改革，旨在破解“同级监督”难题，理顺“纪检组和党组的关系”。

陆群注意到《决定》确定的改革方向是：确定了双重领导体制下，纪委和同级党委的部分职责，同时上级纪委掌握下级纪委书记、副书记的提名权。

《决定》提出，“查办腐败案件以上级纪委领导为主，线索处置和案件查办在向同级党委报告的同时必须向上级纪委报告”。

陆群告诉新京报记者，这意味着，查办案件时，只要上级纪委决定立案查处就马上办，不用再像原来一样，等同级党委的意见，同级党委没有否决权。

2006年后，中纪委掌握了对省级纪委书记的提名权，但地市级以下各级纪委书记以及派驻机构负责人的提名，同级党委、组织部门、主管部门都有权力，比如派驻国企的纪检组长，一般由国资委提名。

如果按照《决定》新规，纪委书记将“垂直”提名，由上级纪委决定下级纪委的人事任免。中国政法大学副校长马怀德解读说，“垂直”提名是重大突破。因为人事任免权关系仕途和政治生命，是“双重领导”中最关键的问题。

在陆群看来，这两项突破，让纪检更加超脱了。

一位受访专家从《决定》中看出纪委“扩权”的迹象。沿用了30余年的“双重领导不强调以谁为主”的纪检体制，这次被改变。《决定》提到，“强化上级纪委对下级纪委的领导”。

该位专家告诉记者，此举旨在加强纪委的独立性，超脱利益羁绊，但是决策层没有选择更为超脱、更加独立的“垂直管理”模式。就像李永忠建议的，让纪委独立于同级党委之外。改革之后，工资、社保，还都在同级党委手中。

“怎么监督？”这位专家说，中央的《决定》没有对监督内容和监督程序细化规定。他建议，出台具体制度和措施。

《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

加强对同级党委特别是常委会成员的监督；

查办腐败案件以上级纪委领导为主，线索处置和案件查办在向同级党委报告的同时必须向上级纪委报告。

各级纪委书记、副书记的提名和考察以上级纪委会同组织部门为主。

秦皇岛律师:http:///qinhuangdao/

第三篇：揭秘建国后第一个被枪毙的省委书记夫人

揭秘建国后第一个被枪毙的省委书记夫人

1995年1月16日10时，原贵州省计委副主任、省国际信托投资总公司董事长、年已63岁的阎健宏，被执行死刑。她成为新中国第一个被判处死刑、执行枪决的省委书记夫人。

本文摘自：《快乐老人报》2013年9月9日第16版，作者：《快乐老人报》编辑部，原题：《“贵州第一夫人”阎健宏被枪决始末》

1995年1月16日10时，原贵州省计委副主任、省国际信托投资总公司董事长、年已63岁的阎健宏，被执行死刑。她成为新中国第一个被判处死刑、执行枪决的省委书记夫人。

“贵州第一夫人”很霸道

1988年12月，阎健宏的丈夫刘正威被任命为贵州省委书记。不到一个月，阎健宏就从河南调到贵州。省委组织部本考虑安排她到省档案馆、省图书馆一类部门任职，阎健宏一听去向就翻了脸：“你们想把我安排到那样的地方去，是什么用心？告诉你们，我阎健宏16岁参加革命，不是好惹的。”

阎健宏提出，或者到省委组织部，或者到省计委。后来，其夫安排她到省计划委员会任副主任、党组副书记。阎健宏自恃“贵州第一夫人”，所以，虽然是副主任，但实际上“比主任还主任”——阎健宏去外地时，主任在家主持工作；阎健宏一回来，主任便下基层、去外地，或者干脆“休病假”。阎健宏初至贵州，即有人直言相劝：还是安排到不掌管钱财实权的部门为好。但刘正威不听，反而出马游说，最后如愿以偿。贵信公司成立时，他又安排阎健宏当董事长，知情者无不摇头叹息。

把笔硬塞省长手里让批条

阎健宏有恃无恐，“恃”的就是她的省委书记丈夫。1992年，贵州省政府接待处、省外办、省旅游局等单位要合建办公楼。而阎健宏与儿子刘博也看上了这块地方，要与外商一道同有关部门建娱乐城，省里几个部门都不同意。阎健宏找到省里有关领导，硬是把地要了下来，将正在修建中的办公楼改建成贵州丽晶游乐公司。公司开业两个月，由于经营亏损，阎健宏决定让儿子退出股份，加价转卖，于是找省里领导批准，使其儿子获利45万元。

1993年初，车皮供应紧张，一节车皮可以卖到2000元。当时省里正开会，阎健宏拿着一份车皮计划的报告找到休息室，当着丈夫的面，非让省长给批50节车皮。因为不符合审批条件，省长很为难。阎健宏干脆把报告递到省长的鼻子底下，把钢笔硬塞到省长手里，弄得省长不得不批。

违法违纪手段高明

1993年2月以来，数封举报信接连寄到中纪委，被举报者正是阎健宏。中纪委领导同志要求办案人员，要一查到底。阎健宏立即着手进行反调查。她开始启动关系网，保护自己。不断有人给中央写信，为阎健宏评功摆好。阎健宏还四处探风，召集心腹亲信订立攻守同盟，企图蒙混过关。

调查组经过认真分析研究，决定将贵州丽晶游乐公司的问题作为重点，打开缺口。而在丽晶公司中的问题上，阎健宏和她的大儿子刘博一开始就做了许多手脚。为掩人耳目，阎健宏始终不让刘博抛头露面，刘博在董事会中的名字用化名“艺民”出现。至于刘博入股、退股，在账目上更是做得天衣无缝，全部由阎健宏亲自操纵，真正知道内情的人极少。调查组分兵几路，最终查实了阎健宏在丽晶公司中的问题。

9月7日，中纪委常委会听取了调查组的汇报，认为阎健宏违纪问题严重，决定对其免职，立案侦查。

将儿子儿媳送到了美国

阎健宏将两个儿子和儿媳都送到了美国，并且公开表示，自己将来也要去美国生活，党籍、公职、国籍都可以不要。而自己即将离休，她抓住一切机会敛财。1992年7月，阎健宏同丈夫一道参加了昆明召开的“五省七方”协调会。在丈夫的鼎力相助下，她找到云南省领导批烟。拿到批条后，她让同伙到玉溪卷烟厂搞到1000条红塔山香烟供应指标，并就地将指标倒手转卖，阎健宏分得40万元。她把贵信公司当作自己的金库，贪污、挪用„„贵阳市中级人民法院对阎健宏一案进行公开审理查明：阎健宏贪污公款65万元人民币和1。43万美元，伙同他人共同贪污150万元人民币，个人挪用公款200。64万元人民币和5万美元„„此外，以权谋私为其子刘博非法获利120万元。

1995年1月3日，贵州高院对阎健宏案作出终审判决，决定执行死刑„„身为正厅级干部的阎健宏成为共和国反腐败历史上继刘青山、张子善之后被处决的最高级别的干部。（摘编自《党的生活》《党史博览》《中国青年》）

小资料

刘正威，1987年6月后，任贵州省委副书记、书记，省委书记兼省人大常委会主任。1993年7月至1994年9月，任中央国家机关工委副书记（部长级）。2012年7月9日，在北京病逝。

第四篇：肖斯塔科维奇 铁幕下争议缠身一生都在等待被枪毙

肖斯塔科维奇

铁幕下争议缠身，一生都在等待被枪毙

迪米特里·迪米特里耶·肖斯塔科维奇（Dmitri Shostakovich），原苏联时期最重要的作曲家之一，20世纪世界著名作曲家之一，1975年8月9日在莫斯科去世，享年68岁。肖斯塔科维奇在苏共政权中曾得过不少荣誉。例如他曾获得当年苏联红军总参谋长、苏联元帅米哈伊尔·尼古拉耶维奇·图哈切夫斯基的资助，可是，亦因为他曾试过与斯大林主义及官僚作风有所冲突而两度遭苏共谴责（在1936年和1948年），他的作品亦一度被禁止演出。斯大林死后，他多次获颁多项国家的奖项和荣誉，也曾当过最高苏维埃代表。肖斯塔科维奇的音乐作品既融合了后浪漫主义（如马勒）和新古典主义风格（如普罗科菲耶夫和斯特拉文斯基），但亦不乏二十世纪的不协调音色和创作手法，因此他的音乐作品受到了官方的争议，然而他的作品，普遍仍受到欢迎和好评。▲ 肖斯塔科维奇第二小提琴协奏曲、第七交响曲（瓦莱里·捷杰耶夫/马林斯基剧院交响乐团）

早年生活肖斯塔科维奇1906年生于圣彼得堡，家庭排行第二。1919至1925年，肖斯塔科维奇进入了当时由作曲家格拉祖诺夫所领导的圣彼得堡音乐学院，跟随史坦伯格学习作曲；索格罗夫学习和声法及对位，并随尼古拉耶夫学习钢琴，他的《第一交响曲》便是作曲毕业作品。毕业后，肖斯塔科维奇曾打算以作曲家及钢琴家的双职身份发展。1927年，他参加了华沙肖邦国际钢琴比赛，获得荣誉奖。不过，当时的音乐评论家普遍对他的钢琴造诣并不欣赏，指他的演奏是“干硬的风格”、“缺乏情感”。比赛过后，肖斯塔科维奇遇上指挥家布鲁诺·华尔特（Bruno Walter），后者对他的《第一交响曲》十分欣赏，并于翌年在德国柏林举行了演出。自此，肖斯塔科维奇专心发展他的作曲事业，钢琴演出亦自此起改为只演奏自己的作品。1927至1928年先后完成了《第二交响曲》，并开始创作他的首部歌剧——根据作家尼古莱·果戈理的《赌徒》（The Gamblers）改编而成的《鼻子》。但很快便被带官方背景的俄罗斯无产阶级音乐家协会批评为形式主义。在20年代末期至30年代初期间，肖斯塔科维奇受雇于已改名为列宁格勒的圣彼德堡工人青年剧场，因此这个时期他创作了大量的剧场音乐、电影配乐、管弦乐组曲、舞剧等。其中他的三部芭蕾舞剧：《黄金时代》（1929年－1930年）、《螺丝栓》（1930年－1931年）、《清澈的溪流》（1934年－1935年）都是这段时期的代表作。但讽刺的是，这三部作品，当时都全被苏联当局认为意识形态有问题，上演不久就被撤换。第一次谴责由于剧场的工作量不算太多，因此这期间他创作了大量的作品，其中《第三交响曲》、《第四交响曲》、《第一钢琴协奏曲》和《大提琴奏鸣曲》等都是这个时期的作品。另外，他亦将不少时间和精力投放于第二出歌剧《穆森斯克郡的马克白夫人》上，但他万万想不到，这出歌剧竟然成为了他的音乐生涯的第一次灾难。1932年，“俄罗斯无产阶级音乐家协会”改组为“苏联作曲家协会”，用“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原则”要求作曲家“以高度的技巧，简洁、明快、真实地表现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内容”。《穆森斯克郡的马克白夫人》的题裁虽然敏感，而肖斯塔科维奇和另一位作家共同所写的台词亦较为大胆和露骨，所用的配器手法和写作手法亦属新颖。但由于是根据十九世纪的俄罗斯作家尼古拉·谢苗诺维奇·列斯科夫的同名作品所改编而成，属当时官方认可的作品。作品于1934年首演时，初期还是备受好评，官方评论亦对这部作品予以肯定，表示该剧是“在社会主义建设和党的正确政策下成功的结果”，及“只有在一个有优良传统苏联文化下的苏联作曲家才能够写出（这首作品）。”歌剧在往后的一年多时间，不论在苏联国内或是国外，每次都座无虚席，并且还得到观众和评论家的赞赏。然而1936年1月，斯大林亲自观看了这出歌剧后却大发雷霆，大肆抨击歌剧的内容意识极度不良，完全不符合“苏维埃音乐”的标准。于是，他通过官方报章《真理报》，发表了一篇名为《混沌代替了音乐》的社论，斥责这出歌剧为“低俗、粗鄙、有如原始人的行为”。之后数天，《真理报》连续发表了多篇抨击《穆森斯克郡的马克白夫人》的宣传文章，就这样，《穆森斯克郡的马克白夫人》被禁止再作公开演出，连带肖斯塔科维奇其他的音乐作品也遭禁演。他尝试以《第四交响曲》的首演来回应，可惜人心惶惶，各音乐团体对他敬而远之，安排好的首演也被迫取消。基于收入上的减少及各种各样的压力，肖斯塔科维奇于1937年另以《第五交响曲》作为“对党的批评的回应”。这首作品大幅地减少早期作品中较新颖的创作手法及和声，当中第四乐章更加是采用近乎保守的传统创作手法写成——主调音乐、调性明显、弃用现代和弦及不协调的音程等等。结果反应正面，官方亦逐步解禁他的作品发表（但《穆森斯克郡的马克白夫人》仍然维持禁演令）。另一方面，肖斯塔科维奇开始意识到要在官方的“意识框架”及“创作自由”中找出平衡点，这因而造就了他开始创作室内乐作品。他写成了第一首弦乐四重奏，而同年九月，他亦在列宁格勒音乐学院找到了作曲教席，令他得以有较稳定的收入。自此，人们对其此后的创作一直存在争议，有人认为“他与苏维埃体制之间的关系暧昧不清”，有人认为“他和马雅科夫斯基一样都是屈从于斯大林体制内的御用艺术家”，也有人认为“他是一位顽强不屈，秉持异议品质，敢于反对斯大林的音乐家”。二战时期1941年，纳粹德军攻打列宁格勒，肖斯塔科维奇在战火中开始创作《第七交响曲》（亦被称为《列宁格勒交响曲》），后来他和家人被安排撤离至古比雪夫，该曲在那里完成。1943年春天，全家再被安排至莫斯科。在这段不断搬迁的时期，一些他的创作不幸在途中遗失了，当中包括令他耿耿于怀、未能首演的《第四交响曲》总谱及一些室内乐作品乐章等。另一方面，肖斯塔科维奇在这时创作了阴沉而带暴力的《第八交响曲》及《第二钢琴奏鸣曲》。除此以外，他还创作了《第二钢琴三重奏》、《第二弦乐四重奏》等。▲（前苏联三大音乐巨头：普罗科菲耶夫、肖斯塔科维奇、哈恰图良）二战结束后，肖斯塔科维奇获委约在一场庆祝苏联战胜德军的胜利音乐会中发表一首新的交响曲（即《第九交响曲》）。他本来想将《第九交响曲》写成和前两首交响曲一样的大规模、兼加入人声的作品，就连斯大林也热切期待他能写出比贝多芬《第九交响曲》更宏大的作品。但最后出来的，却是一首近似海顿风格：编制小、演奏时间不长、气氛轻松愉快的作品。这明显和官方所希望的“大规模的胜利赞歌”相距甚远，结果种下遭苏共作第二次谴责的伏笔。虽然肖斯塔科维奇在战争时期创作了多首重要而爱国色彩浓厚的作品，但一首被认为于1939年写成，受列宁格勒市党委书记所委托为庆祝苏联在芬兰扶植的傀儡政权（芬兰民主共和国）而作的《芬兰主题组曲》，作曲家一直都否认是他的作品。有学者指出这是因为“芬兰民主共和国”成立不足半年便跨台，而且苏联在后来的冬季战争中更惨败于芬兰部队，成为了他们的国耻之一，因此肖斯塔科维奇生前极力否认曾创作过这首乐曲。第二次谴责1946年，主张艺术作品要社会主义化的安德烈·日丹诺夫被斯大林任命为文化部长，便对各文化界进行大规模的整治。1948年2月，他的整顿延伸至音乐界。他用穆拉德里的歌剧《伟大的友谊》作为借口，实际以形式主义的指控对当时多位举足轻重的作曲家进行批评。同年4月召开的苏联作曲家协会会议，最后变成批判大会。肖斯塔科维奇是其中一人，同时期被批判的还有普罗科菲耶夫、米亚斯科夫斯基、卡巴列夫斯基、舍巴林等，和第一次谴责的情况相同，肖斯塔科维奇绝大部分的作品被禁演；国家福利被收回；音乐学院的教职被中止；而且一直由他领导的苏联作曲家协会，更被由斯大林和日丹诺夫所信任的赫连尼科夫接任。（赫连尼科夫一直担任这个职位，直至1991年苏联政权瓦解为止。）但讽刺的是，1949年肖斯塔科维奇又成为了访美代表团的其中一员，为此苏共不得不对他的限制放宽。同年，他创作了清唱剧《森林之歌》，当中将斯大林比喻为“伟大的园丁”。1951年，他首次晋身进入最高苏维埃。重生期：斯大林之死对于肖斯塔科维奇而言，管治了30年的斯大林于1953年去世（普罗科菲耶夫亦于同日逝世），这让他踏上全新的一页，所有在第二次谴责时被褫夺的各种福利和工作慢慢地恢复过来。他的作品亦可以重新演奏。其中，同年首演的《第十交响曲》成为了新时代的代表作，同时亦开始确立了他以自己命字而创作的“DSCH动机”，学者认为，“DSCH动机”在他晚期的作品不断出现，背后的象征意义就是代表个人的意念战胜了一切的压制。另外，一些在第二次谴责期间所创作的作品，亦陆续得到公演，这包括了多首富有浓厚犹太旋律的作品，如《第一小提琴协奏曲》、《犹太歌集》、《第四弦乐四重奏》等。Mstislav Rostropovich, David Oistrakh, Benjamin Britten, and Shostakovich, 1960家庭肖斯塔科维奇经历过三段婚姻，第一任妻子妮娜（Nina Varzar，1932年-1954年；其中于1935年曾离婚，后来因怀孕而恢复夫妻关系，1954年逝世。）为他生下两名子女：加丽娜（Galina）及马克森（Maxim）；其中马克森继承了父亲的音乐事业，现为指挥及钢琴家，并经常演奏及灌录父亲的作品。肖斯塔科维奇的《F大调第二钢琴协奏曲》就是为儿子19岁生日时所写及题献的，马克森亦在他于莫斯科音乐乐院的毕业考试时作首演。第二任妻子是苏联共青团的活跃分子玛嘉列塔.卡依诺娃（Margarita Kainova，1956年-1960年），两人婚后的生活完全不美满，最终令这段婚姻只维持了三年便结束，玛嘉列塔没有为肖斯塔科维奇诞下任何子女。第三任妻子是伊利娜（Irina Supinskaya，1962年-1975年），两人年龄相距达29年，伊利娜一直陪伴肖斯塔科维奇直至他离世。他们也没有子女。▲ 肖斯塔科维奇第一钢琴协奏曲（王羽佳/尤里·捷米尔卡诺夫）作品肖斯塔科维奇以自己的姓名而写成的DSCH动机，由D-E?-C-B四个音所组成

肖斯塔科维奇著名的作品包括他的交响曲和弦乐四重奏，各15首，其中交响曲创作的高峰期在1930-1940年代，弦乐四重奏则是在后期（1960-1970年代）。另外他分别为钢琴、小提琴及大提琴各写了两首协奏曲；室内乐方面，他创作了唯一的一首钢琴五重奏及两首钢琴三重奏；歌剧方面，则以《穆森斯克郡的马克白夫人》和《鼻子》较为著名。他一生中亦创作了不少的电影音乐、舞台音乐及管弦乐组曲，近年来开始有唱片商陆续为此录制唱片。当中以他两套“爵士乐组曲”最为著名。交响曲曲名作品编号年代叙述第一交响曲op.101925年一部清新有活力的作品。风格近似于斯特拉文斯基和普罗科菲耶夫。他的音乐学院毕业作品。第二交响曲《致十月》op.141927年实验性很强的单乐章作品。由最初交杂混乱的体，慢慢转为有序，再加入赞颂列宁的合唱。当中的一个乐段纪录了作曲家年幼时亲眼看见一个男孩在街头暴动中被杀害的事件。这个主题在后来的第11号交响曲中再次使用。第三交响曲《劳动节》op.201929年另一部实验性的带合唱的单乐章作品。第四交响曲op.431936年一部大型的马勒风格的作品，创作时期正中遇上了斯大林攻击《穆森斯克郡的马克白夫人》的事件而被遭第一次谴责，乐曲首演被取消，作曲家亦将它封存达25年，直至1961年才作正式的首演。配器上是15首中最多的一首。第五交响曲op.471937年回应第一次谴责时的作品，一改早期作品较前卫的风格，采取较保守传统的写作手法，最后借此得以回复作品演出机会，其中第四乐章由低音铜管及定音鼓制造强烈昂扬旋律，是众交响曲中演奏次数最多和最为人认识的作品。第六交响曲op.541939年风格类近于第5。只得三个乐章，其中第一乐章比第二和第三乐章的总长度还要长。第七交响曲《列宁格勒》op.601941年创作于二战列宁格勒保卫战期间。首演多为业余及临时召集的旧团员，篇幅为众交响曲中最长的一首。与第8及第9别称为《战争交响曲》三部曲。第八交响曲op.651943年一部非常阴沉，反映战争黑暗的作品。第九交响曲op.701945年一部轻松但紧凑的作品，风格较接近第1号交响曲。原本苏联政府期待此曲成为庆祝二战胜利的大编制胜利交响曲，但这首编制不大，风格轻松的交响曲显然不合斯大林期望，使得作曲家后来遭受第二次谴责。第十交响曲op.931953年草稿最早可追溯于1946年，但因经历第二次谴责的影响而被临时抽起，直至1951年才完成，首演更要在斯大林过世后才能完成，是另一首较常演奏的作品。其中短小第二乐章被指是搭述斯大林的乐章，与第5号交响曲同为较常演奏的作品，也是指挥大师卡拉扬唯一曾灌录成唱片的萧氏交响曲。第十一交响曲《1905年》op.1031957年反映1905年的冬宫屠杀。第十二交响曲《1917年》op.1121961年视为第11号交响曲的延续，为纪念列宁及1917年十月革命而创作的乐曲，同时亦是作曲家加入苏共后的第一首交响曲，政治宣传意识极浓，再加上第4号交响曲在完成后25年终于得到首演，在乐团规模及其他外在元素的比较下，被喻为所有交响曲中最不受欢迎的作品。过往除了在作品全集中才被灌录外，鲜见单独的录音制作。近年因委内瑞拉指挥家杜达美多次演奏这曲而重新得到认识。第十三交响曲《巴比雅尔》op.1131962年继第2，3号交响曲后再次使用人声，更接近于一部声乐作品。除了乐队外，还包括男低音独唱和男低音合唱。取材自诗人叶甫根尼·叶夫图申科（Yevgeny Yevtushenko）的诗篇，反映出二战期间位于基辅附近的巴比雅尔，成为了德国纳綷军屠杀大批居苏的犹太人的地点。由于题材敏感，不被当时苏联当局所接纳，而且首演时遇上很多波折，亦令一直为他交响曲作首演的指挥家穆拉文斯基关系决裂。第十四交响曲op.1351969年有11个乐章的作品，形式类近于联篇歌集，由女高音、男低音、敲击乐和弦乐所演奏，歌词取自不同国家的诗人所写的诗，主要表现了死亡，气氛十分阴暗。作品题献给晚年的要好布烈顿。第十五交响曲op.1411971年引用了罗西尼、华格纳等多位作曲家及他自己的一些音乐素材而写成。

第五篇：青岛远洋原副总宋军被开除党籍 曾在京购27套房

青岛远洋原副总宋军被开除党籍 曾在京购27套房

2014年05月29日 13:15

来源：新华法治 作者：刘杰

据中央纪委监察部网站消息，青岛远洋运输有限公司原副总经理宋军，因受贿罪、贪污罪、妨害作证罪被依法判处刑罚，日前，青岛市纪委根据《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等有关规定，决定给予宋军开除党籍处分。

相关报道：青岛国企原副总贪污600多万美元受审 在北京购27套房

京华时报2011年10月17日报道：拥有经济学博士头衔的青岛远洋运输有限公司（下称青远公司）副总经理宋军，2009年7月在北京的家中被抓，涉贪落马。

宋军涉嫌贪污、受贿、妨害作证三宗罪被提起公诉，其中贪污款高达600余万美元。检方指控，宋军用这些钱在北京、天津等地大肆买房，仅在北京就购房27套，其中石景山万达广场就购买25套房产。

10月9日，青岛市中级人民法院再次开庭审理了此案。

国企副总突然落马

宋军现年48岁，汉族，天津人。案发前，宋军任青远公司副总经理，兼任青岛汇泉船务公司、青岛远洋国际船舶贸易公司董事长，是中远系统（中国远洋[-0.99% 资金 研报]运输（集团）总公司）最年轻的副厅级干部之一。

工作之余，宋军还在南开大学国际经济研究所修了经济学博士，其专业方向为国际并购与融资，2004年被授予博士学位。

据了解，宋军于2001年调任青远公司担任副总，此前他是中远集团总公司纪委书记。来到青远公司后，宋军成为第一副总，分管陆上产业，包括除航运以外的船员、船舶修理、房地产开发等21家附属公司。

正在宋军事业风生水起之际，2009年5月15日，青岛市四方区检察院以涉嫌贪污罪决定对他刑事拘留。两个月后，宋军在北京海淀区的家中被警方抓获，一名被寄予厚望正值事业上升期的年轻干部，就此落马。

被控涉贪等三宗罪

贪污罪

起诉书称，2006年10月至2008年6月，宋军利用担任青远副总等职务便利，和一名台商邓某共同投资买卖租赁船舶，贪污公款高达606.5万美元。

受贿罪

宋军被控在合伙购买船舶期间，向邓某索要净利润的20%用于处理关系。邓某同意后，将100万美元汇入宋军指定的账户。

宋军案侦办时间长达一年半，去年11月，青岛市检察院以涉嫌贪污、受贿、妨害作证三宗罪对宋军提起公诉。

妨害作证罪

检方指出，2008年至2009年6月，宋军为避免贪污、受贿被发现，与邓某等人串通，致使对方在接受检察机关询问、讯问期间，按照与他事先商议的内容，隐瞒事实真相，向检方提供虚假证言，给检方立案侦查宋军的贪污犯罪制造障碍。

两次开庭自称无罪

据检方指控，2007年4月至9月，宋军分4次将贪污款中的605万美元取出，随后和江苏商人陈某兑换成人民币，用于炒股、买房、买车、装修等。截至案发前，宋军在北京、天津、青岛购买房产多达37套，仅位于北京石景山区的万达广场就置业25套。

今年4月，此案在青岛市中院开庭审理。10月9日，青岛市中院继续开庭审理此案。法庭上，宋军表示不认罪，辩护律师宣东也为他做了无罪辩护。

控辩焦点

权钱房牵出的罗生门

对于检方的每一项指控，宋军都能自圆其说。他的各种各样的“朋友”，在检方的指控中出演了各种各样的“角色”。而据宋军说，他每一步行动都是应朋友之邀、帮公司做事。控辩双方对于此案的三个争议焦点也浮出水面。

贪贿

帮公家卖船？

为自己贪财？

控辩交锋

检方认为，宋军在任期间，同意并操作汇泉公司与邓某合作，共同投资买卖、租赁3艘货船，而后将这些投资款、卖船利润、保证金等共计1180余万美元私自存放在邓某的一个香港汇理银行的公司账户中。

宋军及其辩护律师称，汇泉公司支付的只是租船保证金，作为名义股东没有收益分配权，宋军无法贪污公司账户上的美元。

宋军说，2006年初，邓某提出想和他任董事长的汇泉公司共同投资，在巴拿马组建公司，从事船只买卖，而后再将船出租给汇泉公司使用。

宋军称，他咨询专业人士意见时被告知，因有政策规定，原则上不允许境内企业向境外未建立外汇关系的国家和地区设立公司，特殊情况需要得到商务部的审批。

而邓某说，汇泉公司可做名义股东。随后，宋军签字同意合作，按规定汇泉占50%的名义股东，不参股，没有经营管理权，不获得股东利益。

汇泉公司转给邓某120万美元作为租赁保证金。加上这笔钱邓某给付了船只的首付款260万美元，宋军作为名义股东汇泉公司的董事长在担保协议上签了字。2008年，船只行市看涨，邓某将自己手里的三艘船卖掉，并按照协议给付汇泉公司违约金等款项。

兑换

帮朋友借款？

为贪款变现？

控辩交锋

检方认为，这些钱都是宋军贪污的美元，由陈某帮其兑换成人民币，指控其贪污的600余万美元，扣除欠款，正好是陈某兑换给宋军的2380万人民币。

宋军及其辩护律师认为，这笔钱是帮陈某借来的美元，目的是让陈某购买青岛远洋大厦的部分产业。作为回报，陈某两次购买了青远大厦的房产。

江苏商人陈某，原是江苏丹阳市委要员的秘书，和青远公司有过应酬往来，因此结识了青远副总宋军。

2006年，陈某辞职经商。他的证言显示，2006年底，他想投资江苏淮安某县级市的一个项目，但对方要求外资，于是他想问问宋军，能否帮忙借点美元。

当时，宋军分管的青岛远洋大厦也在寻求资金。宋军供述说，自己想让陈某投点资，于是答应帮他借美元。

宋军说，基于这种想法，他找到邓某，请他借点美元给陈某救急，并约定利息为4%。2007年4月底，宋军转给陈某290万美元。随后，他又多次给陈某转钱，约定利息都是4%。陈某也给邓某写了借条。

买房

帮熟人理财？

为自己置业？

控辩交锋

检方调查，这些房产开始都是在宋军的母亲和弟弟名下。实际就是用宋军的贪污款购买的。直到2009年1月，才陆续转移到陈某名下。李某和陈某的理财协议是补写的，目的是让宋军逃避法律制裁。

宋军及其辩护律师认为，这些房产是李某帮助陈某理财时，借用母亲和弟弟的名义购买。只是答应事后给他们一些收益。

据指控，宋军涉贪的巨款大部分被其用作购买房产，涉案共37套房产。而宋军说，这些房产并非都是他的产业，是帮朋友陈某理财。

宋军说，陈某下海经商后，看中了自己在投资理财领域的能力，想请自己帮助理财。但是作为国企副总，自己不便出面，就介绍了好友李某。双方见面后，陈某决定请李某帮忙投资。

2007年4月底，李某收到第一笔理财款为2240万人民币，并将这笔钱投资炒股，但收益平平。宋军建议李某投资房地产，于是李某用这笔钱在青岛和天津各购买了一套住房，在北京顺义区购买了一套别墅。后来，李某的账户上又陆续进了2380万人民币。李某在笔录中称，他还是用这些钱买了房子，其中在天津购房3套，在顺义区又购买别墅1套，在石景山的万达广场则购房25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