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社会事业发展基层体制机制调查报告

第一篇：农村社会事业发展基层体制机制调查报告

大力发展农村社会事业，推进公共服务向农村倾斜，补足这条经济社会发展“短腿”中的“短腿”，对促进城乡统筹发展具有重要意义。经过调研，现就建立和完善农村社会事业发展基层体制机制报告如下。

一、全区教育、卫生、文化事业发展现状

(一)基本情况

全区现有各级各类学校234所，其中电大1所、中职学校2所、中学18所、九年一贯制学校6所、小学185所、幼儿园3所、特殊教育学校1所、民办教育学校(园)18所;有在校学生106854人，其中公办教育104515人、民办教育2339人;有正式在编教职工5033名。

全区有区级医疗卫生单位6个、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3个、乡镇卫生院27个、村卫生室158个、卫生点17个;现有医疗卫生人员1350人，其中乡镇卫生人员561人;另聘有乡村医生364人。

全区各街道、镇、乡都设有文化卫生服务中心，属全额拨款事业单位，共有125人，其中文化专干60人。

(二)主要成绩

新区建立以来，全区教育系统着力完成了四大历史性任务：基本偿清核定的“普九”欠债，消除了16956平方米d级危房，完善落实农村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制，基本解决代课教师问题。九年义务教育普及率达到100%，初中毕业生升入高中阶段教育比例达到85.17%。建成国家级重点中职学校1所、市级重点中学2所。高考各项指标连续七年位居渝东南榜首，其中高考上线率达85%，比重庆市平均上线率高27.1个百分点，录取率达78.5%，比重庆市平均录取率高9个百分点。探索形成的农村中小学现代远程教育“一机三用”模式成为全国先进。

农村卫生工作运行管理机制不断完善，政府在农村卫生工作中的主导作用明显加强，农村卫生事业的公益性得到了较好体现。与比较,全区乡镇卫生院门诊人次、住院人次、业务收入和职工工资分别增长33.98%、303.8%、214.5%和228.94%，药品收入占医药收入的比例从76.22%下降到了58%。与比较，参合农民人均年门诊次数从0.83次上升到2.98次，生病住院率从2.1%上升到了6.7%，医疗服务需求大大提高。有效控制医疗服务成本，使农民的医药费用负担减轻，与比较，我区乡镇卫生院门诊次均处方费用从21.30元降到了17.45元，次均住院费用从518元降到了481.44元;村卫生室门诊次均处方费用为11.35元。与比较，免疫规划接种率从85%上升到96.33%、住院分娩率从49%上升到86.17%、孕产妇死亡率从132/10万降至49.63/10万、婴儿死亡率从25‰降至9.93‰。经过7年的努力，我区农村卫生改革与发展的“经验”在全市推广，新农合工作被国家卫生部、发改委等八部委表彰为全国新农合先进区县。

文化设施建设有所进步，非物质文化遗产得到保护，城乡群众文化生活较为丰富多彩。民族文化宫已建成投入使用，完成了濯水等18个镇乡综合文化站建设，完成了城区支中心和两河等5个镇乡基层服务网点建设。打造了乡村文化节和武陵文化广场等群众文化品牌。加强了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普查、申报和保护工作，成功申报《南溪号子》入选首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示名录,同时，《中塘向氏武术》、《后坝山歌》入选市级保护项目。组织编写了《南溪号子》民歌集等地方文化教材。全区民族文化建设获国家级奖项10余项，市级奖项40多项，一批文艺新作在中央电视台和国家级刊物播出、发表。精心组织实施了送书、送戏、送电影到农村、学校、工地的工作，一定程度上丰富了广大群众的文化生活，促进了城乡文化交流。

(三)存在的主要问题

1.在教育、卫生、文化发展上存在三大困难。一是投入严重不足。“十一五”期间，全区教育预计总共需投入建设资金44500万元，其中新一轮城区中小学校布局调整工程13800万元、农村中小学标准化建设工程8500万元、职业教育基地建设16000万元、教育信息化工程3700万元、农村教师安居工程1500万元、其他建设项目1000万元。区本级财政将安排2亿元，区教委争资1.5亿元，尚有1亿元资金缺口。据统计，我区人均卫生事业费只有27.58元，处全市中下水平，与先进区县差距更大。农村卫生补助政策尚未完全落实，投入严重不足，乡镇卫生院和村卫生室长期以来只能靠医疗服务收入(主要是药品收入)生存，乡镇卫生院控制服务成本与支出增长的矛盾越来越尖锐，医务人员收入呈下降趋势，尤其是“工改”后医务人员增资部分未落实，影响医务人员工作积极性，农村卫生改革与发展的成果难以巩固;政府对村卫生室的投入不足问题尤为突出，村卫生室建设长期没有专项经费，对乡村医生的经费补助与乡村医生承担的公共卫生职责极不适应。全区 力争在明年内完成所有乡镇文化站建设，但现有资金(每乡镇20万元)只能解决文化站办公、活动用房及配备部分设备设施，如何保障后续资金投入，充分发挥文化站功能作用，为基层人民群众提供更好的文化服务，还存在较大困难。

二是基础设施设备差。我区现有学生10.7万人，而学校占地总面积仅为147.9万平方米，生均占地与国家标准相差较大，学校教学用房极度紧张，形成了大量的“大班额”，小学约占34%，初中约占56%。教学配套设施建设滞后，常规电教、实验教学、图书、音体美卫劳科技等仪器设备配置较差，村小更为突出，严重影响了教育教学质量。通过近几年加大农村卫生基础设施建设，一定程度改善了农村居民就医条件，但由于历史原因和经济社会发展不平衡，我区农村卫生基础仍然薄弱，主要表现为偏远、贫困人口对卫生服务的利用能力较差，可及性较弱，调查结果显示，我区住户到达最近医疗点的距离在1公里以内的仅占28.67%，离最近医疗点的距离在5公里及以上的比例达15.17%，到最近医疗点的时间在30分钟及以上的比例高达52.17%。

三是农村教师、卫生人员、文化工作者的业务素质有待提高。首先是现有教师结构性矛盾突出。全区35周岁以下教师仅占教师总数的46.81%，大多数教师的第一学历是中师，很多教师都是参加工作后再修完第二、第三学历，教师中中文、政史等专业过剩，数学、英语、物理等专业紧缺，教学中存在跨专业教学的现象。其次是农村卫生技术人员严重缺乏。城区聚集了60%以上的卫生技术人员，仅服务20%左右的人口，乡镇只有40%的卫生技术人员，却服务80%的人口，同时乡镇卫生人员学历普遍较低，还有相当比例的人员不具备执业资格，但又占着编制，新的大中专毕业生进不来。村医素质更低，部分行政村因找不到合格的村医而无法设置村卫生室。再次是文化站工作人员严重错位，街道镇乡所设的文化卫生服务中心是一个从事多种工作的机构，造成了对文化工作的削弱，文化专干不专的现象较为普遍。同时由于近几年机构改革中人员变化大，在现有的60名文化专干中，仅有8人受过1次以上的专业培训，绝大多数人员从事文化工作时间较短，未受过专业培训，业务素质普遍较低。

2.在农村教育运行中存在三大问题。一是中小学布局不合理。建区以来，我区按照“小学就近入学、初中相对集中和优化配置教育资源”的原则，将原来的31所初级中学调整为19所，50所镇、乡中心校调整为34所，274所村、完小调整为157所，整体提高了教育教学质量和办学效益。但是，随着学龄人口不断变化和城镇化建设的深入推进，举家外迁的农村人口逐年递增，部分农村学校生源不足，个别村小一个班2—3年仅招几名学生，教学成本太高，农村中小学布局结构极不适应未来教育发展的需要。

二是寄宿制学校建设起点低。由于我区系以前“普九”的区，“十五”期间国家二期“义教”工程没有给我区安排专项资金，农村中小学寄宿制条件没有得到改善，多数寄宿制学校都是把学校功能用房改作学生宿舍、食堂，其生均面积低于国家规定标准。现有学生生活服务用房远远不能满足学生生活需求，严重制约寄宿制学校的发展。

三是留守儿童管理难。据不完全统计，我区现有留守儿童1万余名，其中双亲长年外出的4000余名，绝大部分农村中小学只负责对学生上学期间的管理，而在放学后和节假日就无人管理和照顾，加之校园外部环境复杂，部分学生出现了“5+2=0”现象。

3.在文化站管理上体制不顺，缺乏活力。现行的管理模式中，人、财、物、事都由乡镇直接管理，文广局虽然对文化站具有业务指导职能，但力度有限，心有余而力不足。不能统筹调配人员，不能形成人员合理流动机制，没有生机和活力。

二、建议意见

针对上述情况，我们提出如下建议：

(一)进一步明确政府职责,合理布局农村中小学，加快寄宿制学校建设

认真贯彻执行《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完善农村义务教育管理体制的通知》，各街道办事处、镇、乡人民政府要切实负责组织适龄儿童入学，严格控制义务教育阶段学生辍学;维护学校的治安和正常教学秩序，治理校园周边环境，改善农村中小学办学条件，切实保障农村义务教育快速健康持续发展。

为了减少结构性浪费，提高规模办学水平，对农村中小学布局应适度调整，加快寄宿制学校建设步伐。对初中学生年招生规模不足100人的九年一贯制学校，取消其初中部，将其初中学生及教师一同并入就近中学;对学生总规模在500人以下的初级中学，从今年秋季开始停止招生，将其招生范围划归相应中学，有效整合初中教育资源;对部分生源较差的村小予以撤销。同时加大对中心校、完小的寄宿制学校建设力度，制定相应政策，鼓励农村小学生住读和留守儿童托管。

(二)合理分配教学资源，确保均衡发展

我们要吸取以往的教训。现在出现的“大班额”、昂贵的择校费等问题，都是我们办的那些重点中小学所造成，教学资源都向这些重点中小学倾斜，不讲究合理布局，各学校平衡发展，导致生源都拥入重点中小学，跨地区读重点中学。政府和教育主管部门要吸取这个教训，今后一定要尽可能地合理布局学校，合理分配教学资源，促进各学校的平衡发展。

(三)加大对社会事业的投入，完善投入机制并用好这些投入

教育上1亿元的资金缺口，需要加大投入。财政要对农村卫生组织形成补偿机制，由政府承担农村卫生组织为农村居民提供基本卫生服务的人力成本和物耗成本。乡镇卫生院的房屋建设、设备配置、人员经费，应该由区财政全额预算解决。村卫生室的房屋建设、设备配置，原则上也应以财政投入为主。乡村医生的劳务经费和社会保险经费，建议由区财政按不低于村“三职”干部的标准给予补助。在完善农村卫生补偿机制的同时，建立健全工作绩效考核评价机制，让农村卫生组织在公益性、福利性主导下健康发展，既要坚决纠正农村卫生组织在利益驱动下盲目追求经济效益的做法，也要着力提高经济收益。在加大投入的同时，也要用好这些投入。要引入民营机制发展我区社会事业，鼓励民营参与，我区民营医院没有国家大规模投入，却不断发展壮大，其运作机制和体制值得我们很好借鉴。

(四)改革和完善农村医疗卫生体制

要推进乡村两级卫生组织一体化管理，强化乡镇卫生院管理村卫生室的责任。明确乡镇卫生院和村卫生室的职责，把村卫生室作为乡镇卫生院功能在村级的延伸，实现乡镇卫生院对村卫生室人、财、物统一管理，实行乡村医生工资制、养老保险制以及乡镇卫生院对村卫生室的统一核算，理顺村卫生室、乡镇卫生院的关系。明确村卫生室产权由乡镇卫生院所有，优化乡村医生队伍年龄和知识结构，乡村医生纳入乡镇卫生院统一管理，但不占用乡镇卫生院人员编制。加大对农村卫生人员的培训，提高现有卫生人员素质。畅通医疗卫生单位的进人渠道，突破现行人事政策，允许医疗卫生人员在卫生系统内部合理、有序流动。引进民营医院的用人机制，对紧缺人才和研究生以上学历人员，要制定确有吸引力的优惠政策，真正做到“引得进”和“留得住”。

(五)改革乡镇文化站管理体制，加快乡镇文化站阵地建设，创新农村文化活动方式，丰富农村文化活动内容

实行“条管为主，条块结合”的管理模式，将乡镇文化站的工作人员归口区文广新局主管，各街道办事处、镇乡人民政府协管，以确保文化干部专职专责。制定长期规划，利用请进来，走出去的方式对文化专干进行培训，建设一支高素质的基层文化干部队伍。

要认真贯彻落实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基层文化建设的指导意见》中“确保文化事业费的增长不低于当年财政收入的增长幅度”的要求，保证对基层文化事业的投入。充分利用市委市政府支持乡镇文化站发展的契机，采取新建、购买、置换等多种方式力争在明年内完成全区所有街道、镇、乡的文化站建设。

要推进农村文化活动方式的创新。继续发展特色文化之乡和民族民间文化生态保护区，继承和发展民族民间传统特色艺术。努力搞好农村电影放映工作，鼓励发展庭院文化。持续开展送文化下乡活动，深入基层为群众送戏、送书、送电影、送文化科技知识，举办科普知识讲座、开展群众乐于参加的文体活动，丰富农村文化生活。

第二篇：关于农村社会事业发展基层体制机制的调研报告

关于农村社会事业发展基层体制机制的调研报告

大力发展农村社会事业，推进公共服务向农村倾斜，补足这条经济社会发展“短腿”中的“短腿”，对促进城乡统筹发展具有重要意义。经过调研，现就建立和完善农村社会事业发展基层体制机制报告如下。

一、全区教育、卫生、文化事业发展现状

（一）基本情况

全

区现有各级各类学校234所，其中电大1所、中职学校2所、中学18所、九年一贯制学校6所、小学185所、幼儿园3所、特殊教育学校1所、民办教育学校（园）18所；有在校学生106854人，其中公办教育104515人、民办教育2339人；有正式在编教职工5033名。

全区有区级医疗卫生单位6个、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3个、乡镇卫生院27个、村卫生室158个、卫生点17个；现有医疗卫生人员1350人，其中乡镇卫生人员561人；另聘有乡村医生364人。

全区各街道、镇、乡都设有文化卫生服务中心，属全额拨款事业单位，共有125人，其中文化专干60人。

（二）主要成绩

新区建立以来，全区教育系统着力完成了四大历史性任务：基本偿清核定的“普九”欠债，消除了16956平方米d级危房，完善落实农村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制，基本解决代课教师问题。九年义务教育普及率达到100%，初中毕业生升入高中阶段教育比例达到85.17％。建成国家级重点中职学校1所、市级重点中学2所。高考各项指标连续七年位居渝东南榜首，其中高考上线率达85%，比重庆市平均上线率高27.1个百分点，录取率达78.5%，比重庆市平均录取率高9个百分点。探索形成的农村中小学现代远程教育“一机三用”模式成为全国先进。

农村卫生工作运行管理机制不断完善，政府在农村卫生工作中的主导作用明显加强，农村卫生事业的公益性得到了较好体现。与比较,全区乡镇卫生院门诊人次、住院人次、业务收入和职工工资分别增长33.98%、303.8%、214.5%和228.94%，药品收入占医药收入的比例从76.22％下降到了58%。与比较，参合农民人均年门诊次数从0.83次上升到2.98次，生病住院率从2.1%上升到了6.7%，医疗服务需求大大提高。有效控制医疗服务成本，使农民的医药费用负担减轻，与比较，我区乡镇卫生院门诊次均处方费用从21.30元降到了17.45元，次均住院费用从518元降到了481.44元；村卫生室门诊次均处方费用为11.35元。与比较，免疫规划接种率从85%上升到96.33%、住院分娩率从49%上升到86.17%、孕产妇死亡率从132/10万降至49.63/10万、婴儿死亡率从25‰降至9.93‰。经过7年的努力，我区农村卫生改革与发展的“经验”在全市推广，新农合工作被国家卫生部、发改委等八部委表彰为全国新农合先进区县。

文化设施建设有所进步，非物质文化遗产得到保护，城乡群众文化生活较为丰富多彩。民族文化宫已建成投入使用，完成了濯水等18个镇乡综合文化站建设，完成了城区支中心和两河等5个镇乡基层服务网点建设。打造了乡村文化节和武陵文化广场等群众文化品牌。加强了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普查、申报和保护工作，成功申报《南溪号子》入选首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示名录,同时，《中塘向氏武术》、《后坝山歌》入选市级保护项目。组织编写了《南溪号子》民歌集等地方文化教材。全区民族文化建设获国家级奖项10余项，市级奖项40多项，一批文艺新作在中央电视台和国家级刊物播出、发表。精心组织实施了送书、送戏、送电影到农村、学校、工地的工作，一定程度上丰富了广大群众的文化生活，促进了城乡文化交流。

（三）存在的主要问题

1．在教育、卫生、文化发展上存在三大困难。一是投入严重不足。“十一五”期间，全区教育预计总共需投入建设资金44500万元，其中新一轮城区中小学校布局调整工程13800万元、农村中小学标准化建设工程8500万元、职业教育基地建设16000万元、教育信息化工程3700万元、农村教师安居工程1500万元、其他建设项目1000万元。区本级财政将安排2亿元，区教委争资1.5亿元，尚有1亿元资金缺口。据统计，我区人均卫生事业费只有27.58元，处全市中下水平，与先进区县差距更大。农村卫生补助政策尚未完全落实，投入严重不足，乡镇卫生院和村卫生室长期以来只能靠医疗服务收入（主要是药品收入）生存，乡镇卫生院控制服务成本与支出增长的矛盾越来越尖锐，医务人员收入呈下降趋势，尤其是“工改”后医务人员增资部分未落实，影响医务人员工作积极性，农村卫生改革与发展的成果难以巩固；政府对村卫生室的投入不足问题尤为突出，村卫生室建设长期没有专项经费，对乡村医生的经费补助与乡村医生承担的公共卫生职责极不适应。全区

第三篇：农村劳动力转移基层体制机制调查报告

提高农民素质，发展农村劳务经济，是增加农民收入，推进农村经济社会发展的一条有效途径。经过调研，现就建立和完善农村劳动力转移基层体制机制报告如下。

一、现状：成效比较明显

全区劳务工作在区委、区政府的正确领导下，紧紧围绕“农村第一经济”目标，突出技能培训、转移就业和服务管理三大重点，农村富余劳动力转移工作取得了较好的成绩。

(一)农民就业能力得到提高。我区始终把强化技能培训，提升就业能力作为促进农村富余劳动力转移就业的关键环节来抓，依托各类培训资源，全区对15080名农民进行了引导性培训，比上年增加50%;对6765名农民实施了职业技能中期和短期培训，将1939名新增劳动力纳入中等职业教育。自实施“阳光工程”以来，全区共对2.6万农民工实施了技能培训，占已转移总数的22%，其中获得职业资格证书的1.36万人，占培训人数的52%。

(二)劳务经济实现较快增长。全区实现劳动力转移11.92万人，比上年增加2.8%，劳务总收入5.6亿元，比上年增加7.7%，农民工人均劳务收入4698元，比上年增加216元，农民人均劳务收入1294元，占农民人均纯收入的45.8%，劳务收入已成为我区农民收入的重要来源。

(三)基地建设取得成效。由区劳务办牵头，先后多次组织有关部门到市外考察劳务市场，走访用工单位，洽谈劳务协作，多层次、多渠道、多工种开展劳务合作，建立了上海、深圳(中山)、浙江、陕西、新疆、厦门等劳务输出基地，吸纳了籍农民工5.8万余人。

(四)农民工返乡创业发展较快。全区农民工返乡创业2620人，其中：从事生猪养殖1230人，个体经营1052人，从事蔬菜、中药材、茶叶、水产等种养殖338人。

二、问题：成为影响因素

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工作，虽然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仍存在着一些问题和不足，需引起各级各部门的高度重视。

(一)管理体制分散、综合效能难以体现。目前，农村富余劳动力转移管理体制和培训经费分散，转移工作农业局、劳动局和社会保障局都在管，而农业、劳动、扶贫、教育等部门都有培训资金，都出台了管理办法，而培训的对象都是农村富余劳动力。这种条块分割、经费分散、多头管理在客观上影响了培训质量和有序转移综合效能的提高。

(二)培训资源难以满足农民工培训的需要。一是培训学校小而弱，目前除职教中心能够承担中职长期培训外，其他学校仅能承担中、短期培训。二是培训学校专业设置、调整跟不上市场变化的需求。由于在农民求学盲目性和学校条件差的影响下，竞争激烈、就业困难的计算机专业成为农民工技能培训学校和农民工选择专业的首选，而市场需求大且容易就业的专业却因办学设备和农民择业意识的影响而不能形成规模。三是市场需求技术水平高的专业，区内难以开展技能培训。四是培训经费投入不足，不能满足庞大的农民工群体培训的需求。除了已培训的2.6万名农民外，还有12.9万名需要转移的富余劳动力中，初中以下文化程度的占95%，而每年还有4000多新增劳动力不断涌现。

(三)供求双方信息不对称，盲目外出务工队伍较庞大。由于受地处边远山区、居住分散等各方面条件的制约，用工信息收集渠道少，发布信息难以延伸到农村及村民，致使部分农民想外出又因缺少信息而举棋难定，即使外出务工也难找到适合自己的工作。

(四)转移渠道单一，组织有序劳务输出面临较大困难。目前富余劳动力有序转移主要依靠培训机构和劳动力市场，有序输出比重较小，没有形成市场主体，中介培育力度不大，难以形成市场品牌效应。尽管每年有关部门都要联合举办1-2次企业用工招聘会，但成功率并不很高，主要存在两个方面的问题：一是农民工对有序劳务输出的用工单位缺乏了解和信任，他们仍选择“亲带戚、邻带里、师带徒、父带子”等自发转移方式。二是输出后的工资收入与农民自身的期望值存在差距，收入较低的工作不愿做，工资高的工种自身技能又达不到岗位要求，造成了部分农民不愿意远离家乡而外出务工的局面。

(五)服务管理跟不上快速发展的劳动力转移的需要。一是在对外出农民工的服务管理方式上，还不能满足外出务工农民的需要。全区外出务工农民人数多，分布较广，服务管理难度大，农民工在外的医疗、子女入学等诸多问题没有形成系统的解决办法。二是维权工作步履艰难。一些用人单位不依法与农民工鉴定劳动合同，拖欠农民工工资，不缴社保费，不支付或不足额支付农民工加班工资的现象仍较突出。三是返乡创业上还不能满足农民工创业的要求。全区除发展生猪制定了一系列优惠政策外，在其他领域创业缺乏具体的扶持措施，还没有形成农民工返乡创业的良好氛围。

(六)经济发

展滞后，就地转移劳动力较难。尽管近几年我区经济发展提速，步伐加快，但比市内主城区及市外经济发达的地方，仍然差距甚大;目前当地无大、中型企业带动，富余劳动力就地务工较难。

(七)土地流转程度不高，一定程度上制约了农村劳动力转移。一是农业产业化、生产规模化经营程度不高，劳动力不能从土地上有效解脱出来。二是部分农民想将土地流转出去后外出务工，但无流转接受对象。三是部分农民想把土地流转出去又存在害怕收不回来的担忧，不愿流转。四是部分农民两头兼顾，农闲外出务工，农忙回家种地，往返奔波于家庭和务工之间，形成了务工连续性差，岗位不稳定，流动性大，务工收入不高的特点。

三、对策：理体制建机制

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工作是一个系统工程，需要各级各部门密切配合，改革培训方式，培育市场主体，开辟劳务基地，打造劳务名牌，拓展服务内容，创新工作方式，促进城乡统筹。

(一)理顺管理体制，统筹城乡就业。为了更好地体现人力、物力、财力的综合效能。根据市编委渝编()31号文件精神和市劳务办职能已划转市劳动和社会保障局的实际情况，尽快将现由区农业局负责的农村富余劳动力转移工作移交给劳动和社会保障局，有利于上下工作衔接，提高办事效率。具体工作由就业局承担。以便建立劳动力资源调查、信息收集发布、组织培训、技能鉴定、基地建设、转移输出、社会保障、执法监督、争议仲裁一条龙的服务管理体系。

(二)摸清情况，建立农村劳动力资源调查机制。以区就业局为龙头，乡(镇)社会保障服务所(农业服务中心)为中心，村(居)委为基础，建立纵向到村、横向到培训机构、用人单位的劳动力资源调查体系，准确掌握全区劳动力总量、已培训和转移的人员数量、本人愿意转移而没有转移的人员及这些人员的技能情况、培训状况，每年调查1-2次，逐步推行“一户一卡、一村一档”的档案体制，实现由目前的无序静态管理向科学动态管理转变。

(三)以突出提高技能为主，建立农民工培训机制。一是培训管理上，由劳动局统筹协调。长期培训(毕业时发两证：毕业证和职业资格证)由教委负责;中期培训由教委、劳动局共同负责，以劳动局为主;短期培训由劳动局负责。二是在培训方式上，坚持市场运作，强化订单培训，实行农民订单、学校接单、政府买单的“三单”式培训。三是在培训内容上，除长期培训的以外，少讲理论课，多上实践课，中短期培训的至少应做到“半耕半读”;同时要把《劳动法》、《劳动合同法》、《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纳入培训内容。四是在培训质量上，要以市场用工需求设置培训科目，做到“数量”与“质量”并重，以成功输出和稳定就业为考评培训机构的主要内容。有关部门要加强对培训资金的审计监督，确保政府投入资金的安全有效使用。

(四)建立收集渠道广泛、发布迅速的企业用工信息服务机制。加强信息沟通是确保富余劳动力有序输出的重要因素之一，区就业局除与市劳动力市场信息联网外，还应在劳务输出基地和劳务输出人员较为集中地方的人员中聘请信息员，广泛收集和反馈各种劳务用工信息。各村(居)明确1—2名信息联络员，形成市、区、乡(镇)、村、社五级劳务信息网络体系，为“订单培训”提供信息支撑，为富余劳动力有序输出提供信息保障。

(五)拓展劳务基地，培育劳务中介，建立多渠道劳务输出机制。一是在巩固现有劳务基地的基础上，加强与经济发达地区的大、中型企业联络对接，开发建立技能型成规模的劳务定向输出基地，拓展基地规模。二是政府引导，市场运作，建立劳务公司，外来用工单位招收农民工，由劳务公司统一规范劳动合同，实施全程跟踪服务。三是培育经纪人队伍，充分发挥能人的带动作用。四是充分发挥劳动力市场的作用，为农民的转移搭建好服务平台。逐步实现农村富余劳动力转移从自由型向组织型，分散型向规模型，季节型向常年型，流动型向稳定型转变。

(六)加大宣传力度，开展联合执法，建立农民工维权机制。一是加大对《劳动合同法》等法律的宣传力度，提高劳资双方学法守法的意识;二是企业要实事求是的建立劳动用工台帐;三是建立联合执法检查制度，由公安、劳动、司法、工会、工商联等部门组成联合维权组，每年开展1—2次联合执法检查;四是继续实行劳动合同签证制度，以确保劳动合同的合法性;五是劳动部门要加大执法监督力度，变被动执法为主动执法。

(七)制定鼓励政策，优化投资环境，加强引导性培训，建立扩大就地转移规模的激励机制。一是通过引导性培训，转变输出观念，同时要加大招商引资力度，加快当地经济发展步伐，逐步引导农民工就地转移当产业工人。二是通过创业培训，增强农民工的创业意识，引导农民工自主创业。三是通过围绕农村土地资源招商引资，加大政策宣传力度，引导农民自愿将土地流转出来，实现由农民向产业工人的转变。四是通过政策鼓励和宽松的环境吸引，引导一批有实力、懂技术、善管理的农民工返乡创业并实行奖励，实现由“走出去”到“引回来”的转变。

(八)加强领导，增加投入，建立考评奖惩机制。一是区政府向已成规模的劳务基地派驻办事处，负责招商引资、企业用工信息收集反馈、农民工的维权及相关协调工作。二是增加投入，首先是整合教育、农业、扶贫、劳动和社会保障等部门的培训资金，形成政府统筹，部门协同配合的工作机制;其次是负责富余劳动力转移工作的主管部门加大向上级业务主管部门多争取培训指标的力度;再次是区级财政应按照上级有关规定，设立职业教育专项经费，专项用于农民工技能培训。三是对培训质量高、转移输出稳定就业;基地建设成效显著;一次性转移50人以上的单位或个人给予一定的奖励。四是将农村富余劳动力转移工作，列入区委、区政府对各乡镇工作目标任务考核，实现富余劳动力转移工作与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统筹协调发展。

转移农村富余劳动力，发展劳务经济，既是当前增加农民收入的重要途径，也是统筹城乡发展的客观要求，同时还是实现城镇化战略目标的必经之路。各级各部门应紧紧围绕“打造劳务品牌，创新服务机制，发展劳务经济，增加农民收入”这一主题，坚持“政府推动、市场运作、部门服务、农民受益”的原则，加强领导增添措施，推动劳务经济持续健康发展。

第四篇：加强基层社会治理健全社会治理体系体制机制

加强基层社会治理

健全社会治理体系体制机制

党的十八大以来，社会治理取代社会管理正式成为我国社会建设的关键词与方法论，我国社会治理实践取得了一系列重大进展，展望未来，中国社会治理的新目标应定位于迈向与经济发展水平相匹配、与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要求相协调的共治、共建、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达致与全面依法治国相匹配、与国家治理现代化相适应的社会治理水平，使社会质量获得全面提升。

党的十九大报告高度重视社会治理问题，不仅对过去5年的社会治理工作给予了充分肯定（社会治理体系更加完善，社会大局保持稳定，国家安全全面加强），而且明确指出了社会治理方面存在的问题（“社会矛盾和问题交织叠加”“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有待加强”），不仅将“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维护社会和谐稳定”

作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内容，而且对“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

做出新的部署。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决定》提出“构建基层社会治理新格局”，体现了我们党对社会治理规律认识的深化，为加强和创新基层社会治理提供了科学指引。立足于新的历史方位，站在新时代的历史起点上，全面回顾我国社会治理的历史成就和成功经验，前瞻中国新时代在社会治理方面面临的使命和任务，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一、中国社会治理的基本背景与发展脉络

从新中国成立到目前的60多年的历程中，新中国的社会治理经历了一个不断发展的过程。

（一）从政府管制到社会管控

新中国成立以后到1976年，我国处于以阶级斗争为纲的特殊历史时期。国家与社会高度整合，呈现出国家—社会一体化特征。与这一阶段的国情和社会基本矛盾相适应，我国社会呈现出“政府管制”的特点，国家权力渗透到社会的方方面面。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国家确立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发展新理念。改革开放初期，我国仍然延续计划经济体制和管控型社会管理体制。［1］随着“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工作重心的确立，尤其是1992年，党的十四大正式确立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目标，经济转轨带来了社会转型，社会逐渐从国家体制中相对独立出来，社会综合治理开始被广泛提及，我国的社会治理进入了社会管控阶段。

（二）从社会管控到社会管理

2004年以后到2012年，我国社会治理进入“社会管理”阶段。2004年，中央首次将提出社会管理议题，将其作为顶层设计的重大任务加以部署。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上首次提出要“建立健全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的社会管理格局。”2007年，党的十七大报告提出要“健全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的社会管理格局，健全基层社会管理体制。”2010年，全国确定35个社会管理创新综合试点，并制定了《全国社会管理创新综合试点指导意见》。2012年，党的十八大提出要“在改善民生和创新管理中加强社会建设”。社会管理及其创新是这一时段我国认识和实践社会建设工作的关键词和方法论。

（三）从社会管理迈向社会治理

十八大以来，真正的现代意义上的社会治理得以确立和发展。2013年，十八届三中全会在《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提出“加快形成科学有效的社会治理体制”，并从改进社会治理方式、激发社会组织活力、创新有效预防和化解社会矛盾体制、健全公共安全体系四个方面提出了原则性要求。2014年，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提出推进多层次多领域依法治理，并指明要坚持系统治理、依法治理、综合治理、源头治理，提高社会治理法治化水平。2015年，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进一步提出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是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实现“十三五”规划的重要抓手。要建设平安中国，完善党委领导、政府主导、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的社会治理体制，推进社会治理精细化，构建全民共建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2016年，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创新工作会议上指出，要“更加注重联动融合、开放共治，更加注重民主法治、科技创新，提高社会治理社会化、法治化、智能化、专业化水平，提高预测预警预防各类风险能力。要坚持问题导向，把专项治理和系统治理、综合治理、依法治理、源头治理结合起来。要完善社会治安综合治理体制机制，加快建设立体化、信息化社会治安防控体系”。

在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上，“社会治理”这一新概念第一次出现在党和国家的文献中，取代了过去的“社会管理创新”的提法，并且把创新社会治理体制置于国家发展战略的高度。这是党的社会建设理论与实践的一次重大创新，它的提出意味着中国社会建设在顶层布局上进入崭新阶段。那么，什么是社会治理呢？社会治理是政府、社会组织、企事业单位、社区以及个人等多种主体通过平等的合作、对话、协调、沟通等方式，依法对社会事务、社会组织和社会生活进行引导和规范，最终实现公共利益最大化的过程。也就是说，城市越发达，人口越多，脆弱性越强，不稳定性越强，风险越高。据他介绍，社会治理主要分成两部分，一是常态治理，二是非常态治理。非常态治理包括四类：一是地震、泥石流、海啸等自然灾害突发事件；二是事故灾难，如交通生产、沉船、空难等；三是公共卫生，如非典、禽流感、食品药品安全等；四是社会治安事件，包括恐怖袭击、群体性事件，等等。

从社会管理到社会治理，反映了在治理主体、治理方式、治理范围、治理重点等方面的明显不同，意味着社会治理由过去政府一元化管理体制转变为政府与各类社会主体多元化协同治理体制，凸显了公众参与在社会治理中的基础性地位。这是对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我们党处理社会问题、解决社会矛盾所取得经验的深刻总结，集中反映了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在我国社会建设方面取得的重要理论与实践成果。其后，党中央对加强治理、完善体制、创新机制做出了一系列重要部署，社会治理格局得以明确，社会治理思路越来越清晰，社会治理效能日益得到彰显。

（四）从社会治理到社会治理现代化

我们之前提到过，社会治理这个词是新词，2013年提出来，作为全面深化改革的目标提出来，2013年十八届三中全会作了一个重要决议，全面深化改革的决议，全面深化改革有两大目标：一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二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当中有一个重要内容是什么？就是社会体制创新，所以，社会治理是作为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重要的重要组成部分提出来的。

那么，什么是社会治理现代化呢？从个人认识的方面来看，至少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从应急式管理到预警式管理，以前呢是发生什么事情现场解决什么事情，现在呢，往往都会预先制作方案，一旦事情发生，根据事情等级不同，启动不同预案，可以最大效率的提升社会管理价值；二是从感性管理到量化管理，以前呢，是想到啥做啥，全凭领导脑袋的热度，现在呢，会考量数据指标来进行考虑，比如说五一长假是否取消，最起码会搞个网络投票，不在于那么几个头脑发热的说了算；三是从权威管理到专家管理，以前呢，是领导说了算，现在呢，仍然是领导说了算，但起码会征求一下专家意见最后做决策意见。

从“社会管理”到“社会治理”，再到“社会治理现代化”，标志着我们党对社会治理规律性认识的不断深化，也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在社会治理方面取得的重大理论和实践成果。毫无疑问，它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

（五）共建共治共享阶段

党的十八大至今，是对社会治理规律性认识的理性深化阶段。习近平总书记提出：“要加快推进社会治理现代化，努力建设更高水平的平安中国。”“深入推进社区治理创新，构建富有活力和效率的新型基层治理体系。”

十九大报告在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领域，提出要建立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并且提出了社会治理的制度建设、提高四化水平和加强四个体系建设。怎样提高四化水平呢？

一是提高社会治理社会化水平。

随着社会主体日益多元化，市场机制及社会机制的作用日益重要，社会治理不是政府独自承担的任务，而是中国亿万人民的事业。社会治理社会化和公共服务市场化已成为一种发展趋势。政府逐渐调整与社会的关系，从过去对社会治理事务大包大揽逐步转移职能，通过购买服务和招投标等方式将可以由市场和社会承担的事务交给企业部门和社会组织承担。充分发挥社会力量和公众社会治理的协同作用。举例：此次新冠肺炎疫情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发生的传播速度最快、感染范围最广、防控难度最大的一次重大公共突发事件，也是持续时间最长的超级广度和深度的全民抗“疫”，由这场没有硝烟的战争引发的疫情防控，是对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一次“大考”，面对“大考”，虽然现有国家治理体系在面对突发疫情时，能够形成强有力的统一领导和统一决策部署，能够在短期内紧急调配包括政府、军队、医疗、建设等各类资源“集中力量办大事”，也能迅速执行城市封锁和交通管制等方面的应急措施，发挥了重要作用。

二是提高社会治理法治化水平。

法治是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依托，是社会治理的基础性保障。社会依法治理首先要做到有法可依，必须加强社会领域的立法工作。其次，要做到有法必依，必须加强法律的实施和监督，增强司法的权威性。第三，要保障执法的公平性，必须规范执法行为，切实维护群众的合法权益，让人民群众感受到社会的公平正义。第四，加强全民法制教育，建设社会主义法治文化，提高全民遵纪守法的意识，树立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法治理念。第五，领导干部要运用法治的思维和法制的手段协调关系、化解矛盾。

举例：利用法治手段。还是以数据说话：2003年“非典”时期，检察机关提起公诉的涉“非典”疫情案件，主要集中在制售伪劣药品，哄抬物价，编造、故意传播虚假恐怖信息等罪名。而在今年的新冠肺炎疫情期间，这三类“非典”期间数量最多的罪名，在新冠肺炎疫情期间合计只占3%左右。这就是法治手段在基层治理中发挥的作用。鉴于“非典”期间的经验，疫情刚一爆发，面对口罩紧缺，防疫物资难买等现状，政府部门就发文，明令禁止各类哄抬物价的行为，2月10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司法部联合公布《关于依法惩治妨害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疫情防控违法犯罪的意见》，列出了与疫情相关的33种罪名，这些法治手段，使基层治理有法可依，也对疫情防控期间的社会安定团结、基层社会治理水平起到了直接的促进作用。所以，要想提升基层治理水平，离不开加强法治建设。用法治手段进行基层治理，主要从以下四个方面入手。

一是要加强宣传，提高人民群众的法治意识。

就以这次疫情举例，口罩紧俏、防疫物资难买，从政府加强市场监管措施，到公众媒体的广泛宣传，只要哪家药店的口罩不合常理地涨价，消费者就会打电话投诉举报，这就是因为法治意识深入人心。同样，正是因为法治意识深入人心，违法必会被严惩，药店也不敢随意涨价。这就是广泛宣传的影响力，是法治手段融入基层治理的成效。

二是要提高基层干部的法治意识。

法律的权威源自人民的内心拥护和真诚信仰。基层干部自觉地尊法、学法、守法、用法，是依法化解基层社会矛盾的必要条件。疫情防控中，疫情严重地区的基层治理采取封城、封路等措施可以理解，但一些疫情比较平稳的地方也“一刀切”式使出封字诀，封村、封路、封小区、封门，甚至在中央强调要求统筹做好疫情防控与经济社会秩序恢复后，仍有部分地方的基层管理采用一“封”了之的简单粗暴管理方式，影响群众生活，影响企业复工的极端案例。这反映出部分基层领导干部学法用法不到位，利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解决社会矛盾的能力有待加强。

同时，还有一个现象就是，对于部分地区采取的封路、断路等非法治手段，居然赢得了当地群众或网友的正面支持，认为这是防疫的“硬核措施”，这也反映出一个问题：不仅是基层干部的法治意识需要提高，普通老百姓的法治意识也亟需提高。

三是要加强立法研究，为基层治理提供法律依据。

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指出，要完善疫情防控相关立法，加强配套制度建设，完善处罚程序，强化公共安全保障，构建系统完备、科学规范、运行有效的疫情防控法律体系。

基层治理涉及利益复杂，群众诉求多样，要真正让基层想出因地制宜的管用办法，要做到与时俱进，对不合适当前情况的法律条文进行修改或废止，我们需要抓紧研究现行法律制度涉及基层治理的短板和弱项，通过立法研究，及时修正、补充、完善，把法治建设落实到基层社会治理中。

疫情期间，为了落实中央提出的“用法治方式和手段，动员凝聚法治力量阻击疫情”指示精神，相关部门积极响应，发布了各类与疫情相关的通知、意见等文件，这些实际上就是广义的立法，为特殊时期的基层治理提供了有力的支撑。

四是要加强法治新基建的投入。

我国现阶段的宏观政策确定从消费、投资和出口“三驾马车”来发力，把疫情影响降到最低。

同时，党中央、国务院近期就加强新型基础设施建设作出系列决策部署，20天内4次提及“新基建”相关内容。

我认为，除了加大经济领域的投资，同时也应加强法治领域的投资。法治领域的投资，应当从“新基建”着手。这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

一方面，全社会的法治意识其实就是新的基础设施，也需要加强建设，而这个建设的手段即是通过持续深化的宣传和教育改造，达到强化全民法治思维和法治意识的目的，这对实现社会长治久安将起到直接推动作用。要实现这一目的，必须需要加大投资。

另一方面，加强法治建设软硬件建设，可以提高服务功能和基层治理效果。大数据、人工智能等现代信息技术广泛应用于“不见面”政务服务、智能物流配送、智能交通保障等各个领域，保障了人民群众正常生活秩序和社会正常运转秩序。

现代信息技术发挥的具体应用实践给法治建设的发展方向、工作理念、建设路径等方面带来了新的启示。智慧法院、网上立案、网上开庭、在线普法、在线调解等开始推行，但推行的过程中也发现诸多问题。

要解决这些问题，必须加大新基建的投入，积极运用大数据、人工智能、物联网、移动5G、区块链等先进技术成果，不断拓展数据资源，持续更新技术功能，强化智能化开发应用，推动先进信息技术与法治工作的深度融合，提高法治建设水平，开创基层治理新格局。

三是提高社会治理智能化水平。

信息化社会的到来要我们在社会治理的服务和管理方面应当走出传统的思维方式，实现革命性的社会治理方式的变革。党的十九大关于社会治理提出要提高我们社会治理的智能化水平，就是针对我国当前信息的碎片化、条块化、人力和运行成本高、快速反应能力不足等问题给社会治理创新提出的新要求。社会治理智能化，就是在网络化和网络平台基础上，运用大数据、云计算、物联网等信息技术，使我们的社会治理能够更加精准分析、精准服务、精准治理、精准监督、精准反馈，能更好地服务不同社会群体，更有效地管理好国家和社会的公共事务，在社会治理方式上实现革命性的变革。举例：

四是提高社会治理专业化水平。

社会治理专业化，要求社会服务和治理有专业的队伍、专业的理念、专业的技术和方法来进行社会治理和开展社会服务。社会治理专业化的发达程度是衡量一个国家或地区社会服务和社会治理水平的重要标志。因此，要加强社会治理各类专业化人才队伍建设，建设高素质专业化人才队伍。特别是培养造就一支数量充足、结构合理、素质优良的社会工作专业人才队伍。社会工作专业人才是具有一定社会工作专业知识和技能，在社会救助、慈善事业、社区服务、就业援助、贫困帮扶、纠纷调解等领域直接提供社会服务的专业人员。目前我国社会工作者非常紧缺，严重影响了我国社会治理的专业化水平的提高，这需要我们加快社会工作者的培养和队伍建设，提高社会工作者的待遇，健全社会工作者的激励机制，充分发挥他们在社会治理中的积极作用，提高我们社会治理水平。

基层是社会治理的深厚基础和重要支撑，治国安邦重在基层。习近平同志指出：“党的工作最坚实的力量支撑在基层，经济社会发展和民生最突出的矛盾和问题也在基层，必须把抓基层打基础作为长远之计和固本之策，丝毫不能放松。”“社会治理的重心必须落到城乡社区，社区服务和管理能力强了，社会治理的基础就实了。”加强和创新基层社会治理，关乎党长期执政、国家长治久安和广大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意义十分重大。这也是我们今天为什么要举办这次培训班的重要原因。举例：未整理完。

二、以制度建设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

社会治理是国家治理的重要领域。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将“坚持和完善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制度，保持社会稳定、维护国家安全”纳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建设当中，并提出一系列新思路新部署，为我们在新时代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指明了方向。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创新社会治理理念思路、体制机制、方法手段，我国社会治理取得巨大成就，新的社会治理体制基本形成，社会安全稳定形势持续向好，人民生命财产安全得到有效维护，平安中国建设取得重大进展。同时也要看到，随着经济结构深刻变革、利益格局深刻调整、思想观念深刻变化、社会结构深刻变动，社会治理面临的形势环境变化之快、改革发展稳定任务之重、矛盾风险挑战之多前所未有，迫切需要进一步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努力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

根据当前社会治理面临的形势，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提出，要“完善党委领导、政府负责、民主协商、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科技支撑的社会治理体系，建设人人有责、人人尽责、人人享有的社会治理共同体，确保人民安居乐业、社会安定有序，建设更高水平的平安中国”，充分体现了共建、共治、共享的要求。其中，共建突出了制度和体系建设在社会治理格局中的基础性、战略性地位；共治强调将党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政治优势同政府资源整合优势、企业市场竞争优势、社会组织群众动员优势有机结合；共享要求社会治理成效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贯彻落实这一重要部署，需要多方面、多层面形成合力，综合施策。

一要夯实正确处理新形势下人民内部矛盾有效机制。这是保持社会安定团结良好局面的关键。要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畅通和规范群众诉求表达、利益协调、权益保障通道，完善信访制度，完善人民调解、行政调解、司法调解联动工作体系，健全社会心理服务体系和危机干预机制，完善社会矛盾纠纷多元预防调处化解综合机制，努力将矛盾化解在基层。

二要完善社会治安防控体系。坚持专群结合、群防群治，提高社会治安立体化、法治化、专业化、智能化水平，形成问题联治、工作联动、平安联创的工作机制，提高预测预警预防各类风险能力，增强社会治安防控的整体性、协同性、精准性。

三要健全公共安全体制机制。完善和落实安全生产责任和管理制度，建立公共安全隐患排查和安全预防控制体系。构建统一指挥、专常兼备、反应灵敏、上下联动的应急管理体制，优化国家应急管理能力体系建设，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加强和改进食品药安全监管制度，保障人民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

四要构建基层社会治理新格局。完善群众参与基层社会治理的制度化渠道。健全党组织领导的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城乡基层治理体系，健全社区管理和服务机制，实现政府治理和社会调节、居民自治良性互动，夯实基层社会治理基础。

五要完善国家安全体系。坚持总体国家安全观，统筹发展和安全，坚持人民安全、政治安全、国家利益至上有机统一。以人民安全为宗旨，以政治安全为根本，以经济安全为基础，以军事、科技、文化、社会安全为保障，增强国家安全能力。提高防范抵御国家安全风险能力，高度警惕、坚决防范和严厉打击敌对势力渗透、破坏、颠覆、分裂活动。

当前，我们正身处百年未有之大变局，面对复杂严峻的国内外形势，我们要通过不断加强社会治理制度建设，完善社会治理体制，促进社会治理的社会化、法治化、智能化、专业化水平不断提高，为人民群众创造更加美好的生活打造良好社会环境。

三、中国新时代社会治理之前瞻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再次强调，“要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明确提出要“坚持人人尽责、人人享有，坚守底线、突出重点、完善制度、引导预期，完善公共服务体系，保障群众基本生活，不断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不断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形成有效的社会治理、良好的社会秩序，使人民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更加充实、更有保障、更可持续”，并特别就“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进行专门部署，提出要“加强社会治理制度建设，完善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的社会治理体制，提高社会治理社会化、法治化、智能化、专业化水平”。这为新时代的社会治理指明了方向，描绘了蓝图。

随着我国社会进入新时代，社会的主要矛盾发生了明显变化，社会治理面临的任务、预设的目标也有所变化。随着国家进入全面实现小康目标的冲刺期，社会治理的重心也将发生相应移转。尤其是在国家的总任务将由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转变为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之后，今后一个时期社会治理的重要任务，就是要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社会治理之路，以良法善治为目标，以社会协同为路径，构建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打造人人有责、人人尽责的命运共同体，推进社会治理的社会化、法治化智能化和专业化，从而实现社会治理的现代化。

社会治理难在整合、重在预防、贵在长效、安在制度、成在文明。上述社会治理发展总目标，至少包含五个重要方面：第一，从合作共治到系统协同，社会治理体系完备体制成熟。第二，从有效治理到长效治理，社会治理源头理顺夯实。第三，从矛盾应对到风险预防，前瞻性治理有效回应社会系统性风险。第四，大批相对稳定的机制模式沉淀为制度上升至法律，社会治理各项活动全面纳入法制轨道。第五，社会治理愿景由社会平安迈向社会文明、从社会秩序升级到社会美好。

从当前到今后的相当一段时间，社会进入急速变革、高度复杂、全面风险的新阶段。社会治理必须立足于当下社会现实格局与基本生态，抓住主要矛盾和关键难点。有鉴于此，为实现上述总目标和五方面的展开，今后我国社会治理应重视如下具体工作。

（一）科学配置全社会治理的治权，构建协同治理的格局

合作治理更强调参与主体的平等地位，但相比而言，协作是较合作更高形态的组织间关系。后者不仅要求多元主体基于共同目标参与行动，而且强调多元主体按照一定的分工发挥各自的特定作用。中国的社会治理应当迈向科学的协同治理。一方面，进一步明确政府主导和社会参与的具体分工与协作模式，基于各自优势科学配置治权，明确各自权责。以社会组织为例，针对自我保护型社会组织，政府可以采取“孵化赋能策略”提升社会组织的自我服务能力。针对专业服务型社会组织，政府可以采取“竞争性购买策略”吸纳此类社会组织的专业服务能力。另一方面，构建政府与社会协作平台，使社会组织在治理中获得合法性、生存资源及活动空间，同步推动国家能力特别是服务能力获得建设性的增长，并促进国家权力与社会自治保持“有机团结”。在此过程中，应当重视责任的同步配置，促使参与治理者规范行使治权。

（二）深度利益整合，共享和补偿同步推进

社会治理的根本挑战来自资源稀缺条件下多元主体的利益冲突，社会治理的深层次问题是利益的衡平，其背后是人们对幸福美好生活的追求和我们的社会发展不均衡、不充分之间的矛盾。无论是广场舞大妈与附近居民之间的安宁矛盾，还是“暴走团”与司机之间的路权之争，直至垃圾处理站建设中的邻避效应，其背后都是不同利益主体的利益冲突。社会治理的调整涉及社会群体利益格局的变换，难以自动弥合民众多元的利益诉求。未来，需要进一步推进改革和社会公平，不断打牢和巩固社会和谐稳定的物质基础，从源头上预防和减少社会矛盾的产生。同时探索对各种利益进行深度整合，创造共赢模式，在各领域推进共建共享。对于必须做出利益调整，切实难以实现利益共赢的改革问题，应当做足做好补偿。这是帕累托改进的基本要求，也是防范社会风险的根本之道。

（三）着眼于重心下移和系统治理，实现社会治理资源的优化配置

社会治理重心在基层。习近平同志指出，“社会治理的重心必须落到城乡社区”。基层治理是党中央治国理政和人民群众参与国家治理的基本结合点。基层社会治理精细化、网格化是当前和今后我国基层社会治理建设与完善的目标，是夯实社会治理基础的关键。基层社会治理往往因资源不足而陷入治理困境。尤需进一步下沉治理资源，增强城乡社区服务和管理能力，筑牢基层社会治理。

加快推进民生领域体制机制创新，促进公共资源向基层延伸、向农村覆盖、向弱势群体倾斜；健全基层公共服务体系，建立更加公平的社会保障制度，逐步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维护社会成员的基本福祉，全面解决基层群众面临的就业、住房、医疗、教育等方面的困难。夯实公众参与社会治理所需具备的政治经济社会基础，破除目前仍然存在的公众参与体制机制以及文化观念上的障碍，提升社会成员作为“社会人”的能动力，促使个人发展与社会发展相一致。

（四）积极拥抱现代科技，提升社会风险预测预警和防控能力

习近平同志指出，“社会治理是一门科学”。新技术的运用能够迅速拓展社会治理创新的空间与格局。社会治理是对社会的经济、政治和文化等事务进行组织、协调、指导、规范、监督的过程。它以掌握治理对象的状况及其外部环境的信息为前提。随着互联网特别是移动互联网发展，社会治理模式正在从单向管理转向双向互动，从线下转向线上线下融合转变。大数据技术通过对海量数据的快速收集与挖掘、及时研判与共享，成为支持社会治理科学决策和准确预判的有力手段。云计算对于打造生态绿色、智慧管理的新型社会治理模式能够发挥重要作用。随着EI、AI技术的快速崛起和广泛应用，社会治理要紧密跟踪技术变化所带来的治理方式乃至治理模式改进的机会与空间，与时俱进地创新优化，不断提升社会治理智能化、专业化水平。

（五）坚持公正司法、便民司法相结合，进一步提高司法公信力

司法在社会治理中扮演至关重要角色，被称为“微观社会矛盾纠纷的灵敏显示器和社会治理状态的预警机”。随着我国法治建设的全面深化，越来越多的社会冲突进入司法渠道，为司法裁判社会治理功能的释放提供了广阔舞台。司法对具体矛盾定纷止争的同时，维护公民权利和监督公权力。在此过程中，司法实现了法治价值的传播，促进公众守法习惯的养成，并敏锐捕捉社会变化并对其进行适度回应，为治理规则的完善升级积累经验，促进社会治理在法制轨道上健康发展。

部分社会矛盾因缺乏对应的法律规范的明确规定，难以透过是非对错的裁决模式处理，无法进入司法渠道，被学者称为“法治剩余”。［13］法治剩余问题深刻困扰基层治理。信访制度及其背后的行政体制采用与法院相异的原则对待社会矛盾，践行一套独具特色的矛盾化解机制，能够将法治剩余问题吸纳进入行政体制，激发地方政府积极回应社会矛盾。因此，应当认真理性对待信访制度，构筑司法主体、信访兜底的多元纠纷解决机制，重建信访的政治属性，依法规训信访行为，回到信访对社会的治理这一本义上来，发挥其吸纳法治剩余、处置社会矛盾的功能。

（六）坚持严格执法与规范公正文明执法相结合，让全民的规则意识成为社会治理的基础

执法是政府开展社会治理的主要方式。要保证执法文明，提升执法刚性，明确规则红线。在今后的社会治理中，要彻底清除简单粗暴、管控社会的管理思维，在强化严格执法的同时，更要强调规范公正文明执法，杜绝执法活动可能引发的冲突和风险。在此前提下，适应社会群体利益诉求的表达、协调与救济常态，逐步消除以回避矛盾为目的的执法妥协、弹性执法。弹性执法固然具有稳定和防范冲突的功能，但其本质上违背法治思维，破坏法治文化，影响消极，后果负面。新阶段的社会治理，法治要露齿亮剑，使社会成员明确规则意识和规则感知。为此，基层执法者要树立起科学的社会稳定观，以合法的方式有效化解各种矛盾纠纷，以法律规则为依据进行具体治理。为落实严格执法的要求，在立法和政策制定中需要充分提供公众参与和意见表达机会，切实落实法律和公共政策的科学性和可执行性，全面评估其对不同社会阶层和群体利益的具体影响，在必要情况下应制定完备的应对或补偿方案。

（七）提炼公共价值，重视舆论治理，加强社会心理建设，夯实社会治理的文化基础

高水平的社会治理有赖于社会主体的自我服从，而自我服从又源于社会主体的高度认同。在社会治理过程中，需要高度重视社会成员对治理活动的主观认知。明确地把社会心态培育、社会心理建设纳入社会治理的策略中。网络社会具有开放性和表达机制对等性的突出特点，互联网不仅推动了社会沟通、重构了公共环境中的信息传播机制和权力关系，实现了“话语权再分配”，从而使普通事件公共化程度提高，并增加了公共事件和宏观社会的不确定性。这对社会成员的治理认知和信任都构成重要挑战。再造话语秩序，重树社会信任是未来社会治理的难点所在。传统的管制对于解决上述问题存在诸多局限。一个可资借鉴的重要方向技术是重视公共价值的发掘、提炼与表达，并释放其在社会治理中的凝聚与统和作用。

第五篇：县文化体育局创新机制体制　推动事业发展

近年来，我们在上级党委政府的正确领导和上级业务部门的大力支持下，坚持以繁荣文化事业为目标，围绕发展抓改革，深化改革促发展，创新思路，克难奋进，各项工作取得了较好的成绩。全系统先后有7项工作、17次荣获国家部委和省委宣传部、省文化厅的表彰。我们的主要作法是：

一、创新运行机制，激发内部活力

改革是推动事业发展的动力。近年来，我们从创新内部运行机制入手，着力推进县直文化单位的目标管理、用人机制、分配方式等方面的改革，通过抓好改革来激发文化系统的内部活力，促进事业的发展。在抓县直文化单位改革上，主要走了三着棋。

一是实行目标责任制。为落实“一把手”政绩考核机制，我们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将县直8个文化企事业单位的工作，分别制订出一个总体规划和具体目标，各单位“一把手”与文体局签订目标责任状，各单位副职干部与“一把手”签订工作责任状，从上到下，实行目标管理，半年和年终分别进行考核，局机关组织督查组进行督办，完不成任务的单位视为不胜任，对“一把手”进行戒勉谈话。

二是实行人员聘任制。县直各文化企事业单位按照工作需要，设岗定人，实行竞争上岗，择优录用，合理分流。在岗位设置上，文化馆设置9个岗位、图书馆设12个岗位、汉剧团设22个岗位、电影公司设15个岗位，大部分岗位还实行兼职制，既保证工作的需要，又体现了分工的合理性。对竞争上岗人员，一律签订聘用合同，合同期3至5年，合同内容包括工作任务、工资待遇及相关责任。对落岗人员给予分流安置，发放生活补助，并帮助寻找就业门路。对男年满55周岁、女年满47周岁的职工办理“带薪离岗”手续，不参加竞争上岗，发前两项工资。通过签约聘用一批、分流安置一批、带薪离岗一批，基本解决了人浮于事的状况。

三是实行工资动态制。签约上岗人员的工资待遇实行保底工资和动态工资相结合，与工作任务挂钩，年终奖惩总现。通过分配方式的改革，现在干部职工收入与个人的劳动付出和工作绩效直接挂钩，工资收入体现了干与不干不一样、干多干少不一样、干好干坏不一样。

通过落实“三制”，单位面貌有了明显的变化，各项工作有了明显的进步，概括起来有“三新”：一是单位有了新气象，过去那种队伍雍肿、人浮于事、工作相互推诿的的现象没有了；二是干部职工有了新目标，争先进位意识明显增强，学业务、钻业务蔚然成风；三是各项工作有新突破，近几年，我县文化工作得到各级领导和上级主管部门充分肯定，图书管理、文艺演出、群众文化、文物管理、文化市场等单项工作全部荣获过省级以上表彰奖励。

二、创新工作思路，实现“四保四变”

文化站改革是乡镇综合配套改革的一项重要内容，也是一项政治任务。在改革中，我们紧扣政策，准确把握，坚持刚性操作、阳光操作、有情操作，实现了全员身份置换、全员养老保险、全额财政支付、全部资产保全的“四全”目标，改革平稳着陆。在做法上，我们主要把握“四个确保”。

一是确保阵地不丢。乡镇文化站是农村公益性文化事业的主要载体。改革推进过程中，我们克服困难，全力保全文化站原有资产，改制后成立的各乡镇文化站和文体局签订房产等设备设施管理协议，利用站所的资源开展农村公益性服务，为“以钱养事”机制的建立和运行提供阵地保障。

二是确保队伍不散。我们按照政策要求，对全县12个乡镇文化站的26名在岗工作人员全部实行一次性补偿买断，实现了身份置换，并且全部实行了社会养老保险。然后通过公开竞争的方式，择优返聘12人到文化站工作，签约上岗，合同管理，重组了一支综合素质高、工作能力强的精干队伍。根据各乡镇的具体情况，将财政预算经费分解到各站，作为“以钱养事”的经费，按照各乡镇政府与文化站签订的《劳务合同》，由文体局牵头检查验收后，将“以钱养事”经费拨入各站返聘人员个人帐户。

三是确保经费不减。改革后的文化站人员比原来减少54，通过我们的努力，县委、县政府按省委有关文件精神，将文化站“以钱养事”经费按全县农业人口人平0.5元列入财政预算，前后一比,不但一分没减，而且还有所增加,文化站人员月劳务费平均在千元以上，比改革前增长一倍。

四是确保职能不变。改革后的乡镇文化站除行政执法职能归县文体局外，继续履行原公益性文化事业单位的所有职能，保留文化站的牌子，加挂“文化服务中心”牌子，人员实行县乡同时管理。

通过改革，打破了原有的“财政养人”机制，建立起新的“以钱养事”机制，新旧体制一对比，亮点和成效就显现出来，总体上有四个方面的变化。一是干部职工的身份由“公家人”转变为“社会人”；二是变前途困惑为后顾无忧，过去每个月人平只有几百元钱，人人都牵住一双脚，人人都感到前途无望，现在返聘人员月工资千元以上，没有返聘的人员也得到解脱，到更加广阔的天地寻找市场；三是变工作被动为干事主动，过去“时间过，事无了”，现在竞争上岗，考核机制健全，返聘人员“千方百计找事做”；四是变“以钱养人”为“以钱养事”。由于改革到位，机制更加灵活，队伍更加精干，工作积极性提高了，农村公益性文化事业迎来了新的春天。

三、创新方式方法，推进稳步发展

改革是一项复杂和艰巨的工作。在推进改革的过程中，我们也遇到不曾预料的困难，碰到了方方面面的阻力，但是，我们们始终坚信：办法总比困难多。工作中，做到以人为本，以事为本，创新思路，难中求进，保证文化体制改革的顺利开展。具体来讲做到“四争”。

一是争取领导重视。为保证改革工作顺利开展，我们积极争取领导重视，请县委、县政府和宣传部领导深入文化企事业单位进行专题调查研究，指导文化体制改革工作。县委县政府分别召开常委会和县长办公会，专门听取文体局改革工作汇报，研究改革方案，协调解决改革中的实际困难和问题。县委宣传部牵头召开了文化体制改革研讨会，就全县文化体制改革工作进行了专题研究。

二是争取政策扶持。为推动全县文化体制改革，促进文化事业的发展，经过我们的努力，县委、县政府组织14家职能部门召开协调会，联合下发了《关于支持和发展文化事业的意见》、《关于进一步加强农村文化工作的意见》等文件，为全县文化体制改革创造了良好的外部环境。

三是争取部门支持。为解决文化企事业单位干部职工的后顾之忧，落实退休人员待遇，我们请县委、县政府领导出面协调，让文化绕系统300多名干部职工全部进入养老险，从根本上解决了干部职工的后顾之忧，为改革奠定了较好的基础。

四是争取干部职工理解。群众路线是我们党根本的政治路线，改革要取得成功，就必须依靠群众的力量，引导和发动群众积极参与。改革中，充分听取群众的意见，积极做好干部职工的思想工作，争取他们的理解，营造良好的改革氛围。

这几年，虽然经历和推进了全县多个下属文化单位改革，但由于措施得力，方法得当，基本上做到了改革平稳推进、队伍人心稳定、资金稳中有增、各项事业稳步发展。

各位领导，我们所做的这些工作都是在上级领导的关心支持和正确指导下进行的，虽然取得了一些成绩，但与各级领导的要求还有较大的距离，同兄弟单位的成绩相比也微不足道。我们将利用这次机会，虚心学习兄弟单位的好经验、好作法，借会议东风，再加措施，再加力度，再鼓干劲，力争我县的文化体育工作再上一个新的台阶。

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