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论农村包围城市的战略抉择[★]

第一篇：浅论农村包围城市的战略抉择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不断深化，我国经济与世界的联系愈加紧密。这次全球金融危机对我国经济产生了较大冲击，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我国经济对世界经济较强的依赖性。这场危机导致我国对外贸易持续降温，沿海开放型实体经济受到了不同程度的影响，劳动力需求大幅下降，这引起了党中央国务院的高度重视。直至目前，这场危机的影响是否见底尚不明晰。为应对这场危机，国

家出台了一系列扩内需的政策，其中尤为引人注目的就是4万亿经济刺激计划，而作为我国面积最广、人口最多的农村，则理所当然地成为了扩内需的主要战场，成为了国家4万亿投资的重点领域。农村确实是最需要我们关注和投资的地方，农村的发展也是我国经济发展要解决的重大难题。但我们也必须清醒地认识到，城市同样也需要投资。城市化水平是衡量一个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的重要指标。发展经济的目标是要实现工业化，实现城市化，实现现代化。然而目前的实际情况却不得不引起我们的高度重视。城市化严重滞后，低于全球平均水平。战略机遇期是有限的。危机当前，我们既要坚定信心，更要对我国当前经济建设的严峻性、艰巨性和紧迫性有深刻的认识。时不我待，我们应该利用当前来之不易的和平发展环境，努力加快发展，加快工业化，加快城市化进程。

据统计，目前我国的农村人口仍有9个亿，我国的城市化率在40%左右，低于世界平均水平，这与中国的城乡二元结构以及城乡政策差异有很大关系。实际上，我国的工业化已经为城市化提供了较大推力。具体表现在，工业化为城市化提供了重要的物质基础，工业化创造了大量的劳动岗位，吸引了大批农民到城市务工，并由此产生了一个新的社会群体——农民工。然而我们似乎没有做好准备去迎接这场从农村到城市的“移民”大潮，对这场“移民”大潮的意义认识得不够深刻。

城市化是一项系统的工程、一项艰巨的任务，它需要以大量的资源和人口为基础。要提高我国的城市化水平，必须提高城市人口的比重，必须减少我国的农村人口，即要把大量的农村人口转变为城市人口。这牵涉到两大方面的问题。一方面是农民工的问题。城市是否能给农民工提供经济基础、社会资源和生活保障。具体来讲，要给农民工解决劳动就业、社会保障和公共服务等一系列问题。另一方面是土地问题。土地自古以来是中国农民的“命根子”，农民是否愿意离开他们的土地，农民离开土地到城市落户愿意走哪条路线。只要这两方面的问题解决了，我国的城市化进程将迅速推进。文章下面将围绕这两方面的问题展开分析。

由于这两方面的问题都牵涉到农村，要回答和解决这两方面的问题，我们还得先从农村开始探索。中国农村，特别是中西部地区的农村，在经济社会发展各方面都非常落后。农村的问题被总结为“三农”问题，是困扰我国多年的发展难题。中央历来高度重视农村问题，近年的中央一号文件一直把解决“三农”问题作为工作的重中之重。目前，“三农”问题依然突出，农村的改革进入了一个十分关键的时期。“三农”问题归根到底是农民增收的问题。为了进一步推进农村改革，进一步解放农业生产力，促进农民增收，中共十七届三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推进农村改革发展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决定》涉及到农村改革发展方方面面的问题。文件指出，按照依法自愿有偿原则，允许农民以转包、出租、互换、转让、股份合作等形式流转土地承包经营权，发展多种形式的适度规模经营。有条件的地方可以发展专业大户、家庭农场、农民专业合作社等规模经营主体。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不得改变土地集体所有性质，不得改变土地用途，不得损害农民土地承包权益。稳定和完善农村基本经营制度。以家庭承包经营为基础、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是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符合农业生产特点的农村基本经营制度，是党的农村政策的基石，必须毫不动摇地坚持。赋予农民更加充分而有保障的土地承包经营权，现有土地承包关系要保持稳定并长久不变。《决定》充分体现了中央推进农村经营体制改革的方向和原则。

我们不难看出，“三农”问题的核心是土地问题。土地承包关系要保持稳定并长久不变，这无疑给农民吃了一个定心丸。但有部分人认为，要解放农业生产力，必须废除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我们必须认识到，历经解放初期土改、人民公社运动及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我国找到了适合国情的土地所有制形式及经营形式。这一土地制度极大地调动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极大地提高了劳动生产率，解决了中国13亿人口的吃饭问题。但随着社会生产力的进一步发展，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暴露了不少弊端。农业的独户小规模经营，劳动效率非常低，使许多大宗农产品缺乏市场竞争力，阻碍了农业机械化和工业化。

就目前而言，废除家庭联产责任制是行不通的。其一，“土地承包三十年不变”，土地承包关系维持稳定长久不变，国策不容违反。其二，废除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等于收回农民的土地，土地是农民的“命根子”，收回土地将不利于社会的稳定和谐。这里我们可以从西方

资本主义初期的圈地运动吸取一些经验教训。虽然我国现在是社会主义，但是同样是收回了农民的土地，而我国农村人口占到9亿，是一个庞大的利益阶层，情况更为复杂。

尽管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存在不少弊端，但这些弊端似乎可以通过农村经营体制的微调得以解决。土地流转则被认为是一种比较适合的调节机制。土地流转并非十七届三中全会第一次提出，它作为

现实存在已经是二十多年的事情，早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就存在土地的转包、互换等流转形式。允许土地流转的目的就是要完善农村的生产关系，进一步解放农业生产力。

然而土地流转却并不顺畅，土地流转已经存在了多年，效果不明显。究其原因，一是流转农民对土地饱含着根深蒂固的依赖情结。土地是农民的“命根子”，生活的最后保障，万一外出务工有个闪失，还可以回来种地。二是一些农民弄不清土地所有权、承包权和经营权之间的关系，害怕土地流转后会失去了自己的承包地，缺乏参与流转的积极性。三是流转缺乏有效组织，土地交易不集中，农业大户很难得到大块土地。

看来，要使土地集中起来，实现集约经营，并非易事。然而土地集约经营是实现农业现代化的必经之路。如何使土地快速地集中起来，其中关键要解决农民的后顾之忧，要调动农民的积极性，要符合农民群众的利益，要让农民群众自发参与和推动土地流转。

解决农民的后顾之忧，要努力做到“三个坚持”。第一、坚持现有土地承包关系不动摇。土地是农民的“命根子”。农民丧失土地承包权，就失去了生存的基础。这将不利于社会的稳定和谐。维持现有土地承包关系，农民才会安心地进城务工，才不会有后顾之忧。第二、要坚持尊重农民群众的意愿。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顺应民意就是顺应历史潮流。得民心者得天下，只有符合广大群众的意愿，社会主义事业才能得到广大群众的支持。第三、要坚持维护农民群众的切身利益。要认真落实各项惠农政策，加大对农民的补贴，努力减轻农民群众的负担。

那么如何使农村的土地快速流转起来，关键是如何让农民主动地、积极地、自发地把属于自己的土地拿出来流转。目前，农民种粮的积极性不高，主要原因是收益太低。随着耕地、种子、化肥、农药价格的上升，种植成本大幅增加，而粮食单产和粮食价格却没有多少增长。由于进城务工的收入远远高于种地，大部分农民工因此选择了进城务工，不少土地被迫搁荒，或者减少了种植季数。土地显然已经成了农民手中的“鸡肋”。由于土地流转缺乏规模，缺乏有效的组织机构，流转非常滞后，满足不了集约经营的需要，农业工业化进程缓慢。近年来，城乡收入差距进一步拉大，农民增收困难重重。那么，我们要学会“变魔术”，让农民手中的“鸡肋”变成“鸡肉”，让农民自发地推动土地流转，从而实现土地集约经营。达到这一目标，要努力做到“三个突破”。

一、农村土地经营体制要突破，要大力发展土地信用社（或者说土地“银行”）。

什么是土地信用社呢？故名思义，就是经营土地存、贷业务和资金结算的信用机构。外出务工或不愿种地的农民可以把土地存储到土地信用社，每年末结算一次利息。而农业专业大户或企业可以向土地信用社借贷土地，以获得大块土地长期的经营权，但必须一次性付清土地利息。这样显然没有改变土地的承包关系，向土地信用社存储土地就像定期储蓄一样，让农民心里踏实放心。由于农民无需任何投入，就可以坐享土地的地租收入，那将是十分具有吸引力的事情，将极大地调动农民流转土地的积极性，推动土地的快速流转。从此，土地经营权就像商品一样参与市场的流通。农业专业大户可根据自身需要，轻松地从土地信用社借贷到自己所需要的土地，从而实现规模生产、集约经营，农业生产率和土地产出率将大幅提高，农业工业化将从此步入快速的发展轨道。

二、农村金融体制要突破，要加大政策保障。

农村专业大户虽然不少，但规模都受到了一定资金的限制。专业大户借贷土地和发展规模化生产需要大量的资金。为此，政府要进一步加大对农业农村的信贷支持力度。一是要鼓励发展多种所有制金融机构，特别是要加强农村小额信贷业务，增加贷款额。二是要深化农村信用社体制改革，打破国家金融的垄断局面，放松农村金融市场准入条件，准许民营资本进入银行业，允许发展多种经营形式的银行。三是要重点照顾农村专业大户。农村专业大户对促进当地农村经济的发展起着典型带动的作用。农村专业大户是借贷土地的主力军，也是发展土地集约经营的主力军。所以要支持发展好农业专业大户，特别是要支持发展有市场竞争力的农产品生产和加工大户。具体是要提高对农业专业大户的贷款上限，尽量降低贷款利息，加大补贴力度。

三、农业生产风险体制要突破，要加大扶持力度。

农业生产既有市场风险，又有自然风险，农业专业大户在发展初期抵御风险的能力普遍不强，地方政府必须为他们分担一些风险。一方面，要稳步推广农业政策性保险，鼓励发展农业商业性保险。通过建立担保机构或担保基金等途径，解决农业专业大户和企业贷款抵押难问题，有条件的地方政府可给予适当扶持。另一方面，要加大补贴力度，支持他们的发展壮大。在这方面，国家出台的各项支农惠农政策包括财政补贴、支持农业科技推广、支持农产品加工业以及控制农资价格等，都是利好方面，而规模化生产、集约化经营，肯定会提高农产品抵抗市场风险的能力，将改变农业的弱势地位和低收益局面。

通过上述政策和措施，在坚持现有土地承包关系的前提下，确保了农民切身利益，解除了农民的后顾之忧，土地集约经营的目标得以实现。除少数农村弱势群体仍要依赖土地生产生活，绝大多数农民将把土地存入土地信用社，从而获得稳定的土地利息收入。当农民让出土地经营权后，农村将产生更多的剩余劳动力，这就需要城市来吸纳他们、安定他们，给他们提供另外一方生存的“土地”，以此来替代土地作为他们生存的保障。

如果把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比作一列呼啸的火车，那么农村改革和城市化则是这列火车的车尾和车头。农村改革给这列火车以强大的推力，城市化则给这列火车以强大的牵引力，一起推进着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

作为车尾的农村改革，其目标是要实现农业现代化。文章前面已经对我国农村的改革作了一些分析和建议。对于我国来说，农村并不缺乏生产力，我们完全有组织规模化生产的机械设备和技术水平。最主要的是生产关系的问题，具体是我们的规模化生产和集约经营遇到了土地难以集中的困难，而前面我们已经分析了解决这一困难的有效途径，那就是把土地的经营权作为一种特殊的商品参与到市场的流通，并且是以土地信用社为载体来实现这一目标。接下来的问题是，虽然农民愿意出让自己的土地经营权，但农民从农业生产中解放了出来成为了农民工，他们如何在社会金字塔中找到他们的归宿？他们如何能够融入城市？城市应该如何做好各方面的准备来容纳他们？归结起来，就是要如何解决农村城市化的问题。

首先我们必须加快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城市转移，这既是城市化的手段，也是城市化的目标。否则，我们将无法解决因农业规模化生产和集约经营所产生的大量剩余劳动力的去向问题。我们要用城市化来迎接这场来自农村的大“移民”，这是没有退路的。这需要我们的高超智慧和巨大勇气，需要我们解放思想和改革创新，需要我们努力探索和认真实践。

一、扩大城市容量，提升城市的综合功能。

文章开始部分谈到了这次国家经济刺激计划，四万亿的投资重点放在农村，但是城市化也需要大量的投入。如果投入城市化1万亿资金，将带动几十万亿资金。为什么如此？一是因为城市是一个门类齐全、功能完善的有机统一体，本身具有强大的吸纳社会资本的能力。二是我国的城市化水平低，不到40%，若提高到70%，则有30%的资本空间，这将是一个十分惊人的数字。随着大量的农民工涌入城市，将考验城市的容纳和承载能力，所以城市必须适度扩张。城市扩张有诸多的实现形式，主要以打造城市圈和城市群为发展模式。例如京津唐地区、长江三角洲地区、珠江三角洲地区应该且必将发展为引领中国经济发展和国际交流的超大型城市圈。各省省会、交通枢纽型城市、资源型城市、工业城市等可以依据空间距离组成城市群。在扩大城市容量的同时，也要加大对医疗、教育等民生事业的投入，加大对水、电、路、讯等基础设施的投入，加大对城市生态环保的投入，努力增强城市的综合功能，以增强城市的容纳力和吸引力。

二、创造就业岗位，提供农民生存的“土地”。

城市化的核心是在产业发展中加快农村劳动力向非农产业、向城市转移，这需要城市提供大量的就业岗位。政府应在产业政策上有针对性地发展劳动力密集型产业，创造大量就业岗位。劳动密集型产业是指生产技术装备程度较低、需大量使用劳动力进行生产活动的产业部门。该类产业在劳动力和资本的投入比例中，单位劳动占用劳动力较多。从产出看，产品成本中劳动投入所占比重较大。如玩具产业、服装产业、家具产业、皮革产业、建筑业、纺织业等，大多属于与人民生活日常消费关系密切的轻工业部门。

另一方面，政府要加大对中小企业、乡镇民营企业的扶持。当前，由于受金融危机影响，沿海开放型实体经济受到了一定的影响，部分中小企业减少了对农民工的需求。政府有关部门要把解决农民工就业困难与解决中小企业的经营困难紧紧地结合在一起。那么，政府应该在经济刺激计划中，尤其要在金融方面、税费方面加大对中小企业的扶持。尽快让中小企业摆脱经营困境，壮大经营规模，提高经营效益，进而增加对劳动力的需求。这样，农民工在城市生活的那块“土地”才会稳固和丰收。

三、统筹城乡发展，保障农民的基本权益。

统筹城乡发展、实现城乡一体化是经济社会发展进步的必然要求。城乡二元结构本身对广大农民构成了不公平的待遇，不利于农村的发展，与实现共同富裕是相违背的。取消二元结构、户籍差别及政策差别，是必然的趋势。统筹城乡发展首先要进行户籍制度改革。目的就是要将来自农村的流动人口转变为常住人口，进而推进城市化。特别是对于农民工来说，除了解决就业问题外，落户问题最为重要。因为只有解决了落户问题，医疗卫生、子女教育、社会保障等基本公共服务才能顺利解决，他们才会安心地融入城市生活，才会增强城市的主人翁意识，才会愿意离开他们依赖多年的土地。城市化最核心的因素是人，如果迟迟不抓住工业化所带来的农村到城市的大“移民”这个历史机遇，将大大削弱工业化对城市化的带动作用。中央十七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统筹城乡社会管理，推进户籍制度改革，放宽中小城市落户条件，使在城镇稳定就业和居住的农民有序转变为城镇居民。”各大城市，特别是农民工聚集的大城市和地区应该认真贯彻落实中央精神，加紧制定适合当地实际的政策，取消二元户籍制度、放宽落户条件，以为城市化注入强劲推力。

综上所述，这是一幅“农村包围城市”的路线图。土地是农民的“命根子”，我们毫不动摇地维持现有的土地承包关系稳定长久不变。由于土地收益太低，对于大多数农民来说，土地既是“命根子”，也是“鸡肋”。随着农业专业合作社、农业专业大户的发展，特别是土地信用社的出现，将使农村的土地迅速集中起来，农业专业大户和加工企业的土地需求问题得以解决，加上政府对农业专业大户的扶持，土地集约经营将迎来发展的春天，农业工业化将迅速推进，最终实现农业现代化。由于农村集约经营提高了劳动效率，产生了更多的农村剩余劳动力。因此，国家要同时加大对城市化的投入，主要是要加大对城市基础设施，加大对城市中小企业的投入，加大对城市社会保障的投入，城市群、城市圈得以迅速发展，城市容量迅速扩大，就业岗位供应充足。进而，农业现代化和城市化形成合力，使城乡统筹发展逐步实现。农民工在城市有了工作，也就有了生存的“土地”，随着户籍制度的改革、农民工社会保障的落实，他们将顺利在城市落户，他们的老人和子女将与城市人一样享受平等的医疗、教育待遇。农村留守老人、留守儿童的问题也迎刃而解。随着工农互哺的不断深化，城乡一体化将迅速推进，最终实现农业现代化和社会主义现代化。

第二篇：浅论农村包围城市的战略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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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论农村包围城市的战略抉择2010-06-29 18::27免费文秘网免费公文网浅论农村包围城市的战略抉择浅论农村包围城市的战略抉择(2)随着经济全球化的不断深化，我国经济与世界的联系愈加紧密。这次全球金融危机对我国经济产生了较大冲击，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我国经济对世界经济较强的依赖性。这场危机导致我国对外贸易持续降温，沿海开放型实体经济受到了不同程度的影响，劳动力需求大幅下降，这引起了党中央国务院的高度重视。直至目前，这场危机的影响是否见底尚不明晰。为应对这场危机，国家出台了一系列扩内需的政策，其中尤为引人注目的就是4万

亿经济刺激计划，而作为我国面积最广、人口最多的农村，则理所当然地成为了扩内需的主要战场，成为了国家4万亿投资的重点领域。农村确实是最需要我们关注和投资的地方，农村的发展也是我国经济发展要解决的重大难题。但我们也必须清醒地认识到，城市同样也需要投资。城市化水平是衡量一个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的重要指标。发展经济的目标是要实现工业化，实现城市化，实现现代化。然而目前的实际情况却不得不引起我们的高度重视。城市化严重滞后，低于全球平均水平。战略机遇期是有限的。危机当前，我们既要坚定信心，更要对我国当前经济建设的严峻性、艰巨性和紧迫性有深刻的认识。时不我待，我们应该利用当前来之不易的和平发展环境，努力加快发展，加快工业化，加快城市化进程。

据统计，目前我国的农村人口仍有9个亿，我国的城市化率在40%左右，低于世界平均水平，这与中国的城乡二元结构以及城乡政策

差异有很大关系。实际上，我国的工业化已经为城市化提供了较大推力。具体表现在，工业化为城市化提供了重要的物质基础，工业化创造了大量的劳动岗位，吸引了大批农民到城市务工，并由此产生了一个新的社会群体——农民工。然而我们似乎没有做好准备去迎接这场从农村到城市的“移民”大潮，对这场“移民”大潮的意义认识得不够深刻。城市化是一项系统的工程、一项艰巨的任务，它需要以大量的资源和人口为基础。要提高我国的城市化水平，必须提高城市人口的比重，必须减少我国的农村人口，即要把大量的农村人口转变为城市人口。这牵涉到两大方面的问题。一方面是农民工的问题。城市是否能给农民工提供经济基础、社会资源和生活保障。具体来讲，要给农民工解决劳动就业、社会保障和公共服务等一系列问题。另一方面是土地问题。土地自古以来是中国农民的“命根子”，农民是否愿意离开他们的土地，农民离开土地到城

市落户愿意走哪条路线。只要这两方面的问题解决了，我国的城市化进程将迅速推进。文章下面将围绕这两方面的问题展开分析。

由于这两方面的问题都牵涉到农村，要回答和解决这两方面的问题，我们还得先从农村开始探索。中国农村，特别是中西部地区的农村，在经济社会发展各方面都非常落后。农村的问题被总结为“三农”问题，是困扰我国多年的发展难题。中央历来高度重视农村问题，近年的中央一号文件一直把解决“三农”问题作为工作的重中之重。目前，“三农”问题依然突出，农村的改革进入了一个十分关键的时期。“三农”问题归根到底是农民增收的问题。为了进一步推进农村改革，进一步解放农业生产力，促进农民增收，中共十七届三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推进农村改革发展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决定》涉及到农村改革发展方方面面的问题。文件指出，按照依法自愿有偿原则，允许农民以转包、出租、互换、转让、股份合作等形式流转土地承包经营权，发展多种形式的适度规模经营。有条件的地方可以发展专业大户、家庭农场、农民专业合作社等规模经营主体。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不得改变土地集体所有性质，不得改变土地用途，不得损害农民土地承包权益。稳定和完善农村基本经营制度。以家庭承包经营为基础、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是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符合农业生产特点的农村基本经营制度，是党的农村政策的基石，必须毫不动摇地坚持。赋予农民更加充分而有保障的土地承包经营权，现有土地承包关系要保持稳定并长久不变。《决定》充分体现了中央推进农村经营体制改革的方向和原则。我们不难看出，“三农”问题的核心是土地问题。土地承包关系要保持稳定并长久不变，这无疑给农民吃了一个定心丸。但有部分人认为，要解放农业生产力，必须废除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我们必须认识到，历经解放初期土改、人民公

社运动及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我国找到了适合国情的土地所有制形式及经营形式。这一土地制度极大地调动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极大地提高了劳动生产率，解决了中国13亿人口的吃饭问题。但随着社会生产力的进一步发展，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暴露了不少弊端。农业的独户小规模经营，劳动效率非常低，使许多大宗农产品缺乏市场竞争力，阻碍了农业机械化和工业化。

就目前而言，废除家庭联产责任制是行不通的。其一，“土地承包三十年不变”，土地承包关系维持稳定长久不变，国策不容违反。其二，废除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等于收回农民的土地，土地是农民的“命根子”，收回土地将不利于社会的稳定和谐。这里我们可以从西方

第三篇：浅析农村包围城市理论

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道路理论的形成并不是一帆风顺的，在这之前，城市中心论一直在党中央处于支配地位。这是一条欧洲资本主义国家无产阶级革命所经历的、被俄国十月革命证实是正确的道路。但是，这条道路是不适合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国情的。而“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革命发展道路的理论却走出了一条不同于俄国十月革命的一般革命道路。这条道路的根本之处在于它既坚持了马克思主义暴力革命学说的一般原则，又不拘泥于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一般道路模式，不照搬照抄巴黎公社武装起义和俄国十月革命所走的城市革命道路，而是坚持与本国的实际相结合。

农村包围城市，概括地说，就是以乡村为中心，在乡村中建立和发展红色政权，实行“工农武装割据”，在长期的斗争中积聚和发展革命力量，待条件成熟时夺取全国政权。农村包围城市道路理论的核心内容是以乡村为中心的思想。中国革命之所以必须走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是因为，从中国社会的性质来看，中国民主革命必须从农村的武装斗争开始。从中国革命的性质与特点来看，农民占全国人口的绝大多数，农民问题是中国革命的基本问题。从敌我力量的对比与分布来看，革命力量必须深入农村，发动农民，建立巩固的农村革命根据地，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壮大革命力量，改变敌强我弱的形势，最后夺取全国政权。除此之外，中国革命还必须以长期的武装斗争为主要形式，这也是中国的国情使然：(1)中国是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在内部没有民主制度，在外部没有民族独立，因此中国革命不可能通过合法斗争来战胜敌人。(2)中国的反动统治者非常残暴，拥有强大的反革命武装，而且得到帝国主义的援助，这就决定了中国革命的主要形式是以武装的革命反对武装的反革命。正如毛泽东所指出的，“中国革命的主要方法，中国革命的主要形式，不能是和平的，而必须是武装的”。当然，革命的武装必须与广大的民众相结合，不能搞单纯的军事斗争，要使武装成为革命的武装，民众成为武装的民众。而且，长期的武装斗争必须与其他各种非武装的斗争形式(诸如工人运动、农民运动、青年运动、学生运动、妇女运动以及思想政治路线上的各种斗争，等等)结合起来。

农村包围城市理论，不仅仅是历史的，而且是现实的。它不仅仅有着伟大的历史意义，更有着深刻而深远的现实影响。它不仅仅是一种具体的理论，更是一种方法论，它给我们现在的一代的，不仅仅是一种历史的骄傲，而是一种无法估量价值的思维模式。

首先，就是应该实事求是。这就要求我们做到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根据事物的不同特点，就不同的事采取对应的方法。毛泽东同志正是看清了中国的国情与俄罗斯和其他国家不同，才开创出了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发展道路。

其次就是要在实事求是的基础上培养逆向思维，开拓创新。我们习惯于遵守已经存在的思维方式，即定向思维。在日常生活中，我们总想找些经验来参考，常常喜欢套用经验模式，可是，并不存在万能的模式，于是，我们常常失败。可毛泽东却冷静地思考了中国的具体国情，逆向思考，不从城市出发，而从农村出发，以农村为根据地，发动革命，包围城市，进而夺取城市，取得革命的胜利。这种思维模式的改变，对于我们每一个人来说都是很有意义的。

再次就是重视农村。目前，中国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经济文化发展不平衡，特别 是农民仍然占人口绝大多数的落后的农业国等状况并未根本改变。因而，“农村包围城市”革命道路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建设具有极为重要的现实意义。

第四篇：管理学作业企业报告战略抉择

战略抉择

一.进入钢结构领域。原因是钢结构在国外广泛运用，有工期短，清洁材料等优点。中国市场经济同世界经济接轨，其作为一种新型材料必将在国内广泛那运用，有巨大市场。1997年进入钢结构领域，选择轻钢（底层民用建筑），当时国内钢结构刚刚兴起，轻钢进入门槛低。

二.签订海尔合同。2005年得知海尔盖新厂房，立刻派总经理去商谈，屡次碰壁。原因海尔没打算交给国内企业来做，国外企业技术和条件相当成熟。但富煌董事长杨俊斌不放弃，想借知名企业打响品牌。于是给海尔总裁张瑞敏写信，分析海尔是个民族责任感极强，带动众多中小企业发展；分析利润成本与国外企业。然后海尔派人来考察，签下合同。富煌增加其他客户信任度，自此一炮打响。

三.进入重钢领域，将一百多万轻钢厂房夷为平地，下决心产业升级，跨越发展。原因0405年国内轻钢领域竞争激烈（大量中小企业），利润率急剧下滑还有行业不规范，低价中标。轻钢进入门槛低，技术含量低。重钢则是高层大跨度或超高层超大跨度，进入门槛高，技术含量高。05年花两个多亿进入重钢完成惊险一条。四.企业发展要靠人才靠科技创新。公司与同济大学 浙江大学 合肥工业大学及德国专家组织建立紧密合作关系，达成长期人才供需协议。组建了有国内外知名专家组成的“安徽富煌钢构专家委员会”，与上海同济大学合作成立了“上海同济富煌多高层建筑钢结构技术研究中心”，为公司的技术研发提供了坚强后盾。

五.面对激烈竞争（浙江轻工 首钢等），上海富煌股份有限公司成立。上海是钢结构市场中心，而且便于承接世博会工程。承接西班牙馆希腊馆阿联酋等七个

第五篇：生态文明走向复兴的战略抉择

生态文明：走向复兴的战略抉择

编辑:admin 时间:2012-12-14 20:10:00

我国所面对的是以有限的生态产品供给，承担着最多人口和最强经济发展的巨大压力。未来发展中，资源、环境约束越来越强，生态总体改善趋势不可逆转，但生态需求快速增长，供给不足将常态化。生态需求从潜在转变为现实，从奢侈品转变为生活必需品，从“求温饱”到“盼环保”，从“谋生计”到“要生态”，从改善生活环境转变为生态安全需要。生态供给以及与生态相关的服务能力，决定着人们的安全感和幸福感，影响着经济社会发展的全局。

百姓对美好生活的期待，源自自身感受和对生活本质的认识。山青水秀但贫困落后不能支撑百姓的幸福生活，富裕发达但生态破坏、生存受到威胁更会使百姓在追求的过程中失去幸福。只有顺乎自然和展现人性的发展，才是百姓幸福的保障。发展的结果，不仅要有经济的持续稳定增长，还要有青山绿水、干净的环境和清洁的空气。然而，长期以来，由于我们对发展真义的理解具有历史的局限性，同时面临摆脱贫困和实现现代化的赶超现实压力，我们的发展往往伴随着生态破坏，甚至环境受破坏的严重程度超过经济增长的速度，使得发展带来的负面因素成为持续发展的制约。

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国走过了发达国家百年发展历程，同时也积累了发达国家发展过程中遇到的所有问题。中国既不能牺牲环境、大规模消耗资源，更不能为发展而转移生态危害，必须在理论探索和实践创新的基础上开辟新路。

生态文明主张人类在开发利用自然的同时，主动保护自然，积极调整和改善人与自然的关系，建设良好的生态环境。生态文明代表着人类文明的发展走向。生态文明建设所追求的是在更高层次上实现人与自然、环境与经济、人与社会的和谐。生态文明建设的提出，既是文明形态的进步，又是社会制度的完善；既是价值观念的提升，又是生产、生活方式的转变。新的价值观要求尊重和维护自然，形成人与人、人与自然、人与社会和谐共生的关系，建立可持续的生产方式和消费方式，引导人们走上持续、和谐的发展道路。生态文明是一种新的文明形态，是人类对传统文明特别是工业文明进行深刻反思的成果，是人类文明形态和文明发展理念、道路和模式的重大进步，是人类将历史挫折转变为历史智慧的重要里程碑。正因如此，有关专家指出：“在我们的价值观、世界观和经济组织方面，真正需要一场革命和一个全新的自然保护时代，改变社会发展方式，将每天的生活都与自然保护相关联”。从价值观到生活方式深刻改变的时代已经到来，这显然不是一般意义上某个领域孤独的革命，而是一场真正意义上的社会变革。变革的方向是追求绿色发展、和谐发展和持续发展——一种生态文明内在的发展方式。

生态文明不仅仅是在荒芜的土地上种几棵树，而是要在人们心灵中种下绿色思想。生态文明也不是拒绝物质生活的改善，而是在改善提高中坚守顺应自然的准则。只有在文明理念和文明行为的共同支撑下，才能走出一条新型发展道路。这条道路为期盼改变落后面貌的人们提供脱贫致富的机会，让人们仰观蓝天、俯视绿水、行呼清气，并在青山绿水相伴下走向繁荣富强。这就是生态文明之路，也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华民族在复兴的道路上一次重大战略抉择。

作者：王焕良

来源：《学习时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