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型城镇化下的土地制度

第一篇：新型城镇化下的土地制度

新型城镇化下的土地制度

发布时间：2014-4-4信息来源：中国金融

只有把土地农转非的溢价增长过快和如何公平有效分配这两个问题结合起来加以研究，进行顶层系统设计，才能真正有效推动我国城镇化发展

推进新型城镇化关键是改革

我国的城镇化不仅长期滞后，而且质量和效率严重偏低，当前亟须转变城镇化发展方式，摒弃以土地扩张为核心、“见房不见人”的旧式城镇化模式，走一条以资源节约、效率优先、“见房见人”的新型城镇化道路。新型城镇化需要解决的是人的问题(农民工的市民化)、消费问题(农民工难以市民化使得巨大的消费增长潜力难以释放)和投入问题，而不是以房地产为中心、加快投资的问题。新型城镇化完全不同于旧式城镇化，因为它是围绕着城镇化本质来推动的城镇化。城市化的本质是人的城市化，不是房地产化，不是土地的城市化。

新型城镇化模式要靠新城市发展方式来推动，就是要加快城市资源利用方式转型，形成节约高效的城市发展新模式。这是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重要内容。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既要转变工业发展方式，也要转变城镇化发展方式。随意圈地、不讲土地资源的利用效率和公共资源的合理布局是当前许多地方推进城镇化的通病。2000～2010年，我国城镇人口增长了45.9%，但建成区面积扩张更快，为64.4%，这说明城镇土地利用不是集约，而是浪费，未来我国至少还有3亿～4亿人要城镇化，土地短缺问题将会越来越突出。要使城镇化发展可持续，必须转变城镇化资源利用方式，主要有两个方向：一是由土地铺张型转为土地集约型。建设和土地的主管部门要放开容积率限制。各级政府要摆脱土地财政，重在提高土地利用效率。二是由规划低效型转为规划高效型，主要通过提高城镇化规划水平和建设水平，来提高各级城市的综合承载力。

转变城镇化的发展方式，关键是要改革制约新型城镇化发展的体制机制。城乡二元分割体制是城镇化严重滞后的根本原因，户籍制度、住房制度和公共服务体制都是严格城乡分割的，这严重影响了城镇化的速度和效率，必须通过加快城乡二元体制改革来逐步消除，为此需推进三大体制转型：一是改革农村土地制度和住房制度，二是改革户籍制度，三是改革和完善公共服务体系。本文主要是探讨什么样的土地制度改革才能有效推动新型城镇化发展。

土地制度改革的误区

从有关文献看，人们对土地制度改革与新型城镇化发展关系的研究并不深入。不仅如此，还存在许多误区。有一种观点认为，中国三农问题的难以解决及城镇化滞后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土地没有自由流动，没有按照市场方式进行配置。事实真是如此吗?从理论上来说，土地价格越来越高，土地利用的集约化程度应该也越高，但实际结果却相反，我国城镇用地的“大饼”越摊越大，地价越高越鼓励扩张利用土地，而不是集约利用土地。如果中国的土地市场是被压抑着的，那么

土地市场化就是价格越来越高，这好像与我国的实际情况很相符，但实际上土地价格高涨有两种情况：一种情况是通过市场化推高，另一种情况是因为存在严重的土地供给垄断或市场垄断。我们的土地“招拍挂”制度是土地单边供给垄断的另一种形式，竞标者有竞争，但这种竞争(投机抬价)能够通过住房制度而转嫁，因此，即使出最高的价拿地对于房地产商而言几乎也没有经营风险。

在现行城镇土地国有、农村土地集体所有这一土地制度框架下，土地制度设计出了问题，并提出了土地私有化的建议。城市和农村的土地全部都私有化，这一问题就能解决了吗?笔者的看法是：这不仅无助于问题的解决，反而会使城镇郊区农民暴富。土地私有化后，出售土地变得更容易，而土地的一级市场却被政府垄断，最终导致的结果就是土地价格暴涨，进而推动房价泡沫。当然，土地暴涨推进房地产泡沫还需要一个条件，就是住房的投资属性不断放大而消费属性则不断降低。在这种情况下，土地的增值部分会被土地最初拥有者拿得更多，尽管对政府来讲，这会抬高一级土地市场的成本，但只要存在转嫁机制，那么这一过程照样不会是市场化，而是垄断链的延伸。

与此相关的是土地使用权的年限对土地价格的影响问题。从理论上来讲，土地使用年限受限，价格就会受限。因此，有人提出，一次性征收购房者70年土地使用费，是推动价格上涨的原因。那么一次性收取永久使用费(类似土地私有)价格会更高，所以，一次性收取70年使用费并不是高地价的原因，或者说高地价与土地产权无关。那问题到底出在哪里呢?答案其实很简单：土地农转非所产生的增值部分如何分配与土地的性质没有关系。公平有效的分配成为解决这一问题的核心。由农地向非农地的转换将产生巨大的增值，这里便存在两个问题：一是增值过度问题。垄断与投机力量的共同推动，必然产生泡沫(特别在金融货币政策宽松的环境中)，这种泡沫就是土地价格的过度增长，而土地价格过高必然转嫁到住房价格上，进而明显提高城镇化的成本，阻碍人口城镇化进程，使得城市发展变成了较单一的(或割裂的)土地城市化或房地产化过程，本质型的城镇化(农民市民化)被严重抑制。二是新产生的巨大收益如何分配才更合理、更有利于社会公平呢?在当前体制、政策下，如果采取土地私有化的模式，转化收益将大部分被郊区农民所得，其次是房地产商、政府所得;而采取土地收归国有的方式，土地收益主要被政府和房地产商所得，转换土地的农民有所损失，利益受损的将是新城镇居民(包括农民工、城市住房贫困家庭及外籍城市常住人口)。这种土地增值趋势与土地所有权无关，自由市场化或垄断市场化都无法有效地分配这种超额的增值收益，相反，会产生巨大的寻租空间和财富严重分配不均。因此，解决之道不是土地所有权的变更，而是创造出一套公平有效的土地增值分配制度。

设计和推动土地农转非收益分配制度改革

正如前面分析的，土地农转非的溢价增长过快和如何公平有效分配已成为我国土地制度改革的核心问题。这两者共同作用的结果是城镇化成本过高，土地利用却极端粗放，因为土地越扩张，政府和房地产商获得的收益越高，而集约利用土地的收益很低。要把这两个问题结合起来加以研究，进行顶层系统设计，并研究制定周密的实施改革方案，进而真正有效推动我国城镇化发展。

一是强化土地税收调节作用。土地税收制度要区分两种情况，一种是对土地农转非实行特定的土地征税制度，另一种是对已市场化土地的再利用实行一套普通的征税制度。土地农转非的增值是一次性的，与经济发展水平有关，但与政府管理、房地产商经营能力无关，更不是土地所有者或经营者创造的，因此，这种高额增值收益主要应成为国家税收，既不能主要分配给地方政府作为其预算外收入，也不能主要分配给拥有土地产权(经营权)的农民。土地农转非的增值税应属于共享税，中央占大头，地方和个人占小头。中央土地收益可用于全社会保障投入，包括农民工和郊区农民市民化的社会保障投入，也可作为支持地方保障房建设的资金，地方政府获得的土地收入则主要用于基础设施建设和保障房建设。这样就可以减少地方政府对土地财政的依赖，使土地增值用于全民分享。而对存量土地再利用的征税则是对现有的土地税收制度进行优化。这两种土地征税制度将从多方面促进新型城镇化发展，如抑制土地城镇化和房地产化过程，使地方政府把更多的精力放在土地的更新利用上，加大土地的开发密度，提高土地的集约化使用水平。

二是逐步打通农村宅基地与城市用地的界线，统一城乡非农土地市场。这样做的目的就是打破政府对土地一级市场的垄断，增加土地供应量。按目前的部门法规，农民利用集体土地建设住房是合法的(符合宪法和土地法)，而在同样的集体土地上建房转让给城市居民便变成非法，这样的解释不能令人信服。农民城市化过程是带着土地的，农村的宅基地不能因为它是集体性质就不能进入土地交易市场，相反，在我国土地资源短缺的情况下这是一笔巨大的存量资源，却没有得到有效利用。盘活这部分存量不仅能有效增加土地供给，加快农民市民化，而且将有效打破政府对土地一级市场的完全垄断，形成有效的土地竞争市场，因此，要加快破解宅基地转化为商品土地的体制和政策障碍。增加土地供给还有一个重要渠道，就是对城市存量土地的重新开发。从提高土地资源利用效率和交通效率角度，应把城市发展的重点转向存量土地的再开发上，加密中心城区的住房建设密度。城市楼房是随着经济发展水平和人口密度的提高而不断增高的，如纽约的曼哈顿住房是从平均2层楼改造上升到5层，再上升到10层、20层，最后固定在目前的平均40～50层。而要加密中心城区住房密度，一个重要的政策障碍必须破除，即对住房容积率的过度管制必须明显放松，日本等国的经验均表明，节约土地的最好办法就是提高容积率。

三是尽快完善住房税收制度，抑制投机需求，从需求上为土地扩张减压。房价长期过快增长的一个重要原因是房地产税收政策存在重大缺陷，即长期免征房地产投资所得税和物业税。要建立鼓励一户一套住房的制度，对一套住房可以免征保有环节税收，考虑到我国的实际，对第二套房可采取低税率政策，但对第三套以上的住房则应采取高税率政策，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住房的投资(投机)需求，使房价和地价上涨缺乏根本动力。

第二篇：新型城镇化亟待深化土地制度改革

新型城镇化亟待深化土地制度改革

发布时间：2014-3-25信息来源：中国经济周刊

土地制度改革要以财税制度改革为突破口，首先要完善分税制和转移支付制度，让地方政府有与其事权相匹配的财税收入，摆脱对土地出让金的依赖。

郑振源

城镇化是三大生产要素(资本、土地、劳动力)在一定制度下不断流动、重组的结果。我们要实现新型城镇化，就需要研究支配这些生产要素运动的制度是什么。这制度是在什么思想观念下形成的，它是怎样运作的，所造成的利益结构、利益链是怎样的，矛盾在什么地方，造成矛盾的体制性原因是什么。然后我们才能找到改革的重点和改革的内容。

现行土地制度对城镇化的贡献

支配城镇化要素流动的制度有三个：一个是财税制度，一个是户籍制度，一个是土地制度。

规定现行的土地制度有两部法律：《土地管理法》和《城市房地产管理法》。《土地管理法》是在什么情况下形成的呢?

1985年和1992至1993年我国曾两度出现耕地面积的大幅减少，这反映了城镇化与农业的矛盾。

于是中央下了一个文件：要用世界上最严格的土地管理制度保护耕地，严格控制建设用地。怎样保护、怎样控制?结果就采用计划配置的办法。在这种思路下就形成了1998年版的《土地管理法》。

这部法律的内容可以概括为三点：

一是禁止农村宅基地流动，禁止集体土地进入建设用地市场，扩大征地范围，以国家征地作为新增建设用地的唯一途径，由政府垄断整个建设用地的供给。

二是由中央决定耕地和建设用地配置的指令性控制指标。通过总体规划和计划，把这些指标层层分解下达到基层，根据这些指标划定土地利用区和确定每块土地的用途、单位和个人必须按规划确定的用途使用土地。

三是为保证规划计划指标的实现，又规定了一套高度集权的、复杂的行政审批制度，大凡土地用途转用、权属转变都要经过上级主管部门审批。

现在我们这个世界上最严格的计划配置的土地制度对城镇化有什么贡献?

第一，政府通过低价征地，在2003—2012年10年间共征得374万公顷的土地。3万、4万块钱一亩就可以把地拿过来。

第二，农民工不能市民化，这样就维持了2.5亿的廉价劳动力。

第三，通过低价征收、高价出让，10年内政府就吸收了15.2万亿的出让金。这笔出让金刨掉征地成本、一级开发成本后，政府差不多能拿到5.5万亿的净收益。这其中约六成的净收益被用于城市建设。此外，政府拿到地后，还可以将土地抵押贷款。通过这些方式，政府大约可筹到11万亿低成本的资金。

依靠这样廉价的三大生产要素，中国城镇化的进展非常迅速。1981—2010年城镇化率从20%一下提高到50%，花30年时间走了国外50年、100年要走的道路。

现行土地制度的弊端

但这个土地制度造成了六大弊端：

第一，禁止农村宅基地流转，农村宅基地不能卖、不能转让，禁止集体土地进入建设市场，特别是进入房地产市场，这样就造成集体所有制、国家所有制产权的不平等。

第二，扩大征地范围，把征地作为新增建设用地的唯一途径，并且低价征地，造成失地农民贫困化。2007年以来强制拆迁的恶性事件不断，原因就是征地价格太低，剥夺了农民的财产。

第三，通过低价征地、高价出让，构建了5万多亿元的“卖地财政”，刺激地方政府多圈地、征地、卖地。现在各地都在大办开发区、大造新城。开发区多了，地方政府的钱也就多了，结果是富了开发商，肥了贪官污吏，扩大了贫富差距。

第四，政府垄断建设用地供给，通过指令性规划计划配置土地资源。有的地方土地资源多，项目却很少，造成土地资源浪费;有的地方土地指标不够，又申请不到指标，于是造成大量违法用地。

第五，建设用地指标下去后，1/3的指标无偿供给划拨用地，政府办公大楼、大学城、城市里的大马路、大广场都是划拨用地，不用交出让金，结果每个城市都有豪华的政府大楼，禁而不绝。划拨使用造成土地粗放利用，降低了城市土地的利用效率。

第六，尽管2/3的建设用地指标通过市场出让给开发商，但现在的土地市场是一个行政控制的伪市场。下达的指标，地方政府首先给开发区用，给市政府拉来的项目用。为了争夺投资项目，政府又用行政手段把地价压得很低。因土地便宜，开发商和企业拿到地以后就粗放利用。

结论是：现行计划配置式的土地制度虽然促进了高速度的城镇化和经济增长，但是土地配置的效率很低，而且扩大了城乡差距、贫富差距，造成许多社会矛盾。这样大规模的低价征地模式、粗放型的建设用地模式不可持续，以“卖地财政”为支撑的城镇化也不可持续，所以要实现新型城镇化就必须深化土地制度改革。

必须由市场来配置土地

土地制度怎么改?我认为现行计划配置式的土地管理制度不可持续，必须改为市场配置。只有利用市场配置土地资源才能提高资源配置效率、土地利用效率、均衡各方面的利益，保证城乡区域协调发展，实现新型城镇化。所以我认为土地制度改革的核心就是改计划配置为市场配置。

我认为要搞市场配置第一件工作是要建立一个开放、竞争、城乡统一而有序的土地市场。第二则是建立适应市场配置的宏观调控体系。

如何建立开放、竞争、城乡统一而有序的土地市场，我认为要做四项工作：

首先要转变政府职能，要划清政府与市场的界限，哪些是政府办、哪些是市场办，这样才能改变现在政府主导的城镇化为市场主导的城镇化。

第二项工作是要完善土地产权制度，平等保护集体土地产权。

第三项工作是建立城乡统一的土地市场。

第四项工作是改革征地制度。这又包括三个方面的工作：

一、要缩小征地范围，缩小到公共利益需要的范围之内，不要为开发商、为企业去征地;

二、要给被征地人公平的补偿，土地、房子值多少钱就补偿多少钱，使被征地人的利益不受损害。

三、要规定并严格执行合意加公示的征地程序。

征地程序包括三个阶段：政府征这块地先发公告，开听证会，让被征的人发表意见，征这块地是否符合公共利益，是不是必须征这块地，最后大家同意了就征。

下一步就进入调查、制定征地补偿方案。补偿方案不是政府来定，要和被征地人平等协商定下补偿价格和补偿方式。达不成协议，交法院仲裁、判决。

达成协议，定下双方合意的补偿方案后，进入下一道程序，先补偿后交地，登记换证。这样才能使征地变成和谐征地。

第二件工作是要建立适应市场配置的国家宏观调控体系。

政府有四种调控手段：第一，要有公众参与式的规划和计划。第二，正确实施土地用途分区。第三，建立能促进节约用地、优化配置、公平分配土地收益的财税制度;要使税收、投资、补贴成为国家调控土地的主要手段。第四，改革行政审批制度，简政放权。

最后，土地制度改革要以财税制度改革为突破口，首先要完善分税制和转移支付制度，让地方政府有与其事权相匹配的财税收入，摆脱对土地出让金的依赖。这样，土地制度改革才能一项一项地推动。所以，我说土地制度改革要以财税制度改革为突破口，随着财税制度改革的进度，渐进地、协调地推进各项土地制度改革。

(作者系原国家土地管理局规划司副司长、中国老年科技工作者协会国土资源分会土地与环境专业委员分会主任)

第三篇：新型城镇化应严防土地财政

新型城镇化应严防土地财政

2013-01-01

经济学家斯蒂格利茨曾预言：中国的城镇化与美国的高科技发展将是深刻影响21世纪人类发展的两大课题。新型城镇化承载着“最大内需所在和结构调整的重要依托”，是产业发展推动的人口聚集和产业发展的必然产物；随着经济增长质量和效益的提高，新型城镇化还代表了经济结构转换、生活方式、生产方式的升级。

城镇化目前面临着土地利用、社会平衡、环境资源、城市发展四大问题，土地问题是城镇化不可回避的重中之重的问题。有媒体曝出，国土部酝酿存量土地管理的新规定，以增加城镇建设用地供给，稳定地价预期。按照研讨中的制度设计，除规划用于商品住宅等经营性房地产开发的地块，必须由政府依法收回、收购重新招拍挂外，允许原土地使用权人自行开发、允许开发主体通过收购进行集中开发、允许农村集体经济自行组织开发。

国土部新规主要意义在于利用政策的积极引导，盘活现有未开发的存量土地。在解决土地市场供需矛盾、缓解地王压力的同时，更有利于城市城镇化进程。这并不意味着土地出让制度退回“协议出让”的时代，该政策本身并非是对现行的经营性土地“一律招拍挂”的松动。

但有媒体报道，2012年许多地方城市土地出让金骤减，据伟业我爱我家统计，2012年1至11月一线城市土地出让金为1661亿元，比上年同期下降41．5％。这使得地方财政压力陡增，在大力发展城镇化背景下，已有不少地方政府与房地产企业把未来城镇化看作是房地产业的救星。进入2012年11月后，国内多个城市开始集中推地，土地市场俨然点燃了冬天里的一把火。继10月全国卖地1．33亿平方米、同比增8％之后，北京、上海、广州、深圳等国内20个主要城市，上周的土地市场供应量和成交量又双双环比上升。

有分析认为，当前地方财政对土地出让收入的依赖仍然较重，受调控政策影响，2012年上半年土地出让收入减少也让地方财政倍感压力。况且，地方债务也需要偿还，在保证调控力度的基础上，地方政府将持续保持土地出让力度，在新型城镇化中难免出现地方政府巧立名目卖地的现象，对此应当予以警惕。

第四篇：新型城镇化与土地制度改革

新型城镇化与土地制度改革

发布时间：2014-4-4信息来源：中国青年报

当前持续推进的新型城镇化被视为我国经济增长的新引擎。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01-2011年的10年间，城镇化每提高一个百分点，拉动投资增长3.7个百分点，拉动消费增长1.8个百分点。未来10年，据专家测算，中国城镇化率年均提高1.2个百分点，新增城镇人口将达4亿左右。中国已经步入了城镇化的加速阶段，但是由于土地制度城乡二元结构的存在，一定程度影响了城镇化进程，土地制度改革成了当前亟须解决的问题之一。

现状

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一些处于城乡接合部的村庄，融入城区，但由于历史原因，现在的“城中村”和城郊村规划管理无序，布局结构混乱，基础设施缺失，环境卫生、消防安全、治安计生等问题突出，出现“村外现代化，村里脏乱差”现象。

同时，农村建设用地效率较低。一方面由于长期规划滞后，自然村布局零星分散，功能布局混乱，居民点以分散式或独立式为主，旧宅基地占地多，一户多宅、空心村现象普遍存在。另一方面大量青壮劳力进城打工，只有老年人在家种田，因此有些地方出现了农村空心化和土地粗放撂荒的现象。而同时由于城市房价较高，农民工在城市享受不到廉租房、经济适用房等优惠政策，在城市定居难，造成“被两栖”的生活方式。

随着经济的不断发展，城市近郊和城中村的土地大幅升值，拥有农村户口即可获得更多的经济利益。这使得很多农民即便身在城市务工，也不愿意放弃农村户口，甚至还出现了一些城镇户籍人口千方百计想变为农村户口的现象。为了在城市扩展建设中争得更大的利益，出现了部分村民在一些集体建设用地甚至是耕地上自发、无序地占地建房的不正常现象，扰乱了经济秩序，影响了城市形象，而且造成了许多不稳定因素。

根据土地管理法的规定，征收耕地的土地补偿费，为该耕地被征收前3年平均年产值的6-10倍。征收耕地的安置补助费，为该耕地被征收前3年平均年产值的4-6倍。但是，每公顷被征收耕地的安置补助费，最高不得超过被征收前3年平均年产值的15倍。土地补偿费和安置补助费的总和不得超过土地被征收前3年平均年产值的30倍。因当前的农业多是粗放式经营、农业效率不高，以年产值为标准的补偿费用偏低，这样农民承包使用的土地被征收后得到的补偿很少，无法满足农民被征地后的生活所需。

根源

根据我国土地管理法的规定，土地的所有权分为国家所有和农民集体所有两种形式。其中农村集体所有的土地，依其使用权用途的不同，又可分为：农用地、农建地和宅基地3种形式。在城市化的过程中，有部分农村纳入了城市规划的范围，按照法律的规定，这些农村所拥有的土地就应转化为国家所有。但由于村民的身份等没有及时转变，土地依旧是农民所有，农民依旧固化在集体所有制的土地上，因而成为城市中的农民。

和土地所有权状态相对应，城中村土地使用权也分为国有土地使用权和集体土地使用权，但集体土地使用权比国有土地使用权具有更多的限制：一是宅基地使用权依法不能转让、抵押;二是只有依法承包并经发包方同意抵押的荒山、荒滩等农村集体荒地的土地使用权和抵押乡(镇)村企业厂房等建筑物涉及所使用范围内的集体土地使用权可以抵押，其他集体土地使用权则不得抵押;三是集体土地使用权不能用于租赁;四是一般情况下，集体土地使用权不能作价出资或入股。

这些限制使得集体土地使用权在实质上与国有土地使用权不平等，使集体土地使用权的功能上仅限于住宅、农业用地。而在城中村区域里，这两种土地使用权并存但在效能上差距很大，突出表现为土地使用权所产生的收益上，国有土地使用权人所获得的利益远大于集体土地使用权人所获得的利益。利益上的刺激与诱惑，使得集体土地使用权人不再安分于土地使用的各种规范之中，突破了原规则，寻找与国有土地使用权对等的利益。这就必然出现大量的违章违规建筑存在，存在大量乱占、乱圈地现象，非法租赁土地，以土地入股开办各种实业等非法的房地产开发、经营等。

第五篇：新型城镇化)

中共河北省委河北省人民政府 关于加快新型城镇化进程的意见

（征求意见稿）

为贯彻落实省第八次党代会精神，加快新型城镇化进程，促进经济强省、和谐河北建设，提出如下意见：

一、充分认识推进新型城镇化的重大意义

中共中央“十二五”规划建议提出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积极稳妥推进城镇化，实施区域发展总体战略和主体功能区战略，完善城市化布局和形态，加强城镇化管理。河北省地处环京津、沿渤海的独特区位，京津冀区域经济一体化、首都经济圈纳入国家“十二五”规划，河北沿海地区发展规划已经上升为国家战略，冀中南地区被列为重点开发区域，加快城镇化进程将成为河北乃至京津冀区域发展的重要动力。根据城镇化统计监测，我省城镇化率将在“十二五”期间跨越50%的历史关口，这是向经济强省、和谐河北迈进的重要标志，必将伴随着经济社会结构和生产生活方式的一系列深刻变化。在结构性转变的关键时期，既要把握住城镇化蕴含的发展机遇，又要清醒地认识到城镇化快速发展可能带来的各种挑战。

2003年以来，我省积极实施城镇化战略，特别是开展城镇面貌三年大变样和城镇建设三年上水平工作，城市基础设施日益完善，综合承载能力明显提升，现代城市魅力初步显现，居民生活环境大为改善，2010年全省城镇化率达到44.5%。但从总体上看，我省城镇化水平不高，仍然是制约经济社会发展的突出矛盾。城镇化发展滞后于工业化，对农业现代化带动力不足，城镇体系结构和生产力布局不完善，人口实质性转移相对滞后，城镇外规模延扩张过快，农村居民点建设分散，城镇功能不完善、特色不突出，聚集优质要素的能力不强，资源和环境压力不断加大，大城市交通拥堵、公共服务短缺等“城市病”凸显。加快新型城镇化进程，是省委、省政府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重大决策。各级党委、政府一定要统一思想、提高认识，把推进新型城镇化作为扩大内需的最大潜力，作为调整产业结构的重要手段，作为促进城乡统筹的必由之路，切实摆上经济社会发展的全局位置。要深刻把握新型城镇化的内涵和基本要求，注重区域协调和城乡统筹，同步推进工业化、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注重提高城镇化质量，完善配套设施、提升城市功能、聚集优质要素、强化精细管理，积极探索具有中国特色、河北特点的新型城镇化道路。

二、总体要求和目标任务

（一）指导思想。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紧紧围绕建设经济强省、和谐河北的奋斗目标，坚持新型工业化、新型城镇化与农业现代化同步发展，以产业和人口聚集为核心，以提高城镇综合承载能力为重点，构建环首都城市群、冀中南城市群和沿海城市带的空间新格局，着力完善配套设施、提升城市功能、聚集优质产业、强化精细管理，加快城乡一体化进程，推进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向农村延伸，走资源节约、环境友好、经济高效、社会和谐、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城乡互促共进的新型城镇化道路，促进全省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

（二）基本原则。

1、创新引领、转型发展。加快转变城镇建设方式，推进城市精明增长和有机更新，努力建设绿色低碳、生态宜居的新型城市。加快户籍制度配套改革，促进符合落户条件的农业转移人口逐步转为城镇居民，切实保护农民工合法权益。

2、以城带乡、统筹发展。坚持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以城市繁荣带动农村发展。完善城乡协调发展的长效机制，推进公共财政向农村倾斜，基础设施向农村延伸，公共服务设施向农村覆盖。

3、产城互动、聚集发展。坚持用新型工业化带动新型城镇化，加快优质产业、先进生产要素和优秀人才聚集。把城市布局调整与产业结构优化有机结合起来，统筹兼顾劳动密集、基本密集、技术密集产业的协调发展与合理布局。

4、突出重点、梯次发展。坚定不移地做大做强中心城市，扶持壮大中等城市，加快县城扩容升级步伐，建设高标准的中等城市和小城市，有重点的培育特色重点镇，打造沿海城镇发展增长极。

5、以人为本、和谐发展。围绕提高城乡居民生活水平和幸福指数，全面加强城乡基础设施配套建设，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向社区延伸。加强和改进社会管理，提高城镇精细化管理水平，积极推进以现代信息技术为支撑的智慧城市建设。

（三）发展目标。到2015年，全省城镇化率接近或达到全国平均水平，初步构建起较为完善的城镇体系，全面实现城镇建设上水平目标任务。

1、城镇化率快速提高。全省城镇化率达到51.5%，年均增长1.4个百分点。

2、城镇规模结构趋于合理。城区常住人口300万人以上的城市达到2个（石家庄、唐山），200万人以上的城市达到2个（邯郸、保定），100万人以上的城市达到4个（廊坊、张家口、秦皇岛、沧州），50万人以上的城市达到6个（邢台、承德、衡水、任丘、迁安、定州），武安、遵化、辛集、霸州等城市人口达到30万人以上。

3、城镇环境质量全面提升。设区城市好于二级标准的天数达到310天以上，中心城区人均公园绿地达到6平方米以上，县城以上城镇污水处理率和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率达到90%以上。设区市全部达到国家园林城市标准，所有县级市和60%的县城进入省级园林县城行列。

4、城镇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日趋完善。建成配套完善的基础设施体系，其中设区市公交出行分担率达到30％以上。社区服务设施综合覆盖率达到90%，基本建成综合性、多功能的社区服务设施网络。

5、城乡居民生活条件明显改善。建设保障性安居工程127.6万套，住房保障覆盖率达到20%以上。完成40万户的农村危房改造任务。全省城镇新增就业335万人以上，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和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年均增长8.5%。

到2020年，全省城镇化水平达到56%左右，中心城市辐射带动能力明显增强，中小城市规模和实力明显壮大，小城镇发展质量明显提高，城乡结构和城镇空间结构调整迈出重大步伐。

三、构筑区域协调的空间格局

（四）把城市群作为城镇化发展的主体形态。以大城市为依托，以中小城市为重点，逐步形成辐射作用大的城市群，构建环首都城市群、冀中南城市群、沿海城市带“两群一带”空间新格局。

培育以承德、张家口、廊坊、保定市为支撑，以京津、京唐、京石、京张、京承、京沧等高速公路为区域轴线的环首都城市群。在规划、政策、功能、产业和设施等方面与京津实施对接。把环京津地区打造成为经济发达、城市繁荣、生态良好的高地。积极整合环首都地区城镇资源，按照主体功能区定位，以培育和打造新区、县城扩容升级为重点，推进首都新机场临空产业区以及京东、京南、京北新区和白沟新城建设，形成一批各具特色、设施完备、宜居宜业的中小城市群。培育以石家庄、邯郸、邢台、衡水市为支撑，以京

九、京广、石黄、邯黄等交通复合轴为区域发展轴线的冀中南城市群。强力推进石家庄正定新区、临空港产业园区、东部新城，以及邯郸冀南新区、衡水滨湖新区、邢台新区，将冀中南地区发展成国家重要的新能源、装备制造、服务外包和高新技术产业基地，建成区域性物流、旅游、商贸流通、科教文化和金融服务中心。培育以唐山、秦皇岛、沧州市为支撑，以曹妃甸新区、渤海新区、北戴河新区为龙头，以京秦、石黄、秦沧等交通复合轴为区域发展轴线的沿海城市带。提升唐山、秦皇岛、沧州城市功能，统筹推进沿海新区新城建设，大幅提升基础设施建设水平，推动航运与铁路、公路、机场协调配套发展，形成港口、产业、港城互动发展的新格局。举全省之力打造曹妃甸新区和渤海新区两大经济增长极，加速优化港口布局，拓展港口功能和腹地纵深，推动港口、产业和城市互动发展，建设具有国际竞争力的新型工业化基地和现代新型城市。

（五）继续做大做强中心城市。强化石家庄、唐山两大省域中心城市的龙头地位，在全省城镇化发展中起领跑作用。石家庄市加快正定新区和鹿泉、藁城、栾城组团一体化建设，向现代化、国际化迈进。唐山市整合中心城区与丰润、丰南、古冶、开平等资源，打造东北亚地区的合作窗口和环渤海地区重要的国际港口城市。承德市统筹滦平县、承德县、滦平县和隆化县发展，建设国际旅游城市、国家历史文化名城。张家口市整合宣化区、下花园区、万全县城、宣化县及周边建制镇资源，建设京冀晋蒙交界区域现代化中心城市。秦皇岛市整合昌黎县、抚宁县资源，着力打造北戴河生态示范新区，建设国际知名的现代化滨海旅游宜居城市。廊坊市整合固安县、永清县资源，统筹推进首都新机场临空产业区建设，打造京津冀电子信息走廊、环渤海休闲商务中心城市。保定市构建“一城三星一淀”的大都市发展格局。沧州市整合青县、沧县资源，建设环渤海地区重要工业城市。衡水市整合中心城区和冀州资源，建设生态宜居的北方湖城。邢台市整合沙河、南和、任县、内丘、邢台县资源，成为冀中南地区重要增长点。邯郸市整合峰峰矿区、磁县、永年县、邯郸县、成安县、肥乡县资源，着力打造冀南新区，建设冀晋鲁豫四省接壤地区的区域中心城市。

（六）扶持壮大中等城市。把发展中等城市和培育新兴区域中心城市作为完善城镇体系的切入点，优先培育基础条件较好、发展潜力大、区位条件优越、产业带动能力强的县级市和县城，以活力宜居为导向，建设一批高标准的中等城市。迁安、三河、霸州、涿州—高碑店、任丘、黄骅、定州、辛集、武安等县级市要坚持扩容与提质并重，尽快发展成为区域中心城市。怀来、平泉、遵化、涞源、新乐、宁晋、清河、涉县、魏县等县（市）要发展成为各具特色的中等城市。

（七）加快县城扩容升级。其他县城要按照高标准小城市进行规划，以城镇改造建设为抓手，完善城市功能，提升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水平，促进产业和人口聚集。发挥县城的组织管理职能，着力构建农业现代化服务体系，培育具有一定竞争力的优势产业，成为辐射和带动农村发展的纽带。

四、增强产业聚集的发展动力

（八）优化产业空间布局。充分发挥环京津沿渤海优势，加快推进环首都绿色经济圈、沿海经济隆起带、冀中南经济区建设。各级城镇要坚持“错位发展”，结合自身的资源禀赋、区位条件和产业基础，依托产业特色确定城市主体功能。坚持产城互动、融合发展，把产业聚集区作为城市发展的重要增长极，促进产业向园区聚集、园区向城镇集中。中心城市要着力增强自主创新能力，发展壮大优势产业，改造提升传统产业，加快发展第三产业。中小城市和小城镇要利用土地、劳动力等成本优势，因地制宜发展特色产业和劳动密集型产业。

（九）调整城镇产业结构。把传统产业改造升级作为经济结构调整的首要任务，以新型工业化带动新型城镇化，实施工业立市、强省战略。加快城市用地布局调整，中心城市要加快“退二进三”步伐，引导中心城区发展金融保险、商业商务、总部经济、科技研发、文化旅游等服务业，将资源性产业、加工产业向城郊和小城镇转移。依托城市集群培育和发展具有竞争优势的产业集群，以大城市为依托、中小城市为支点，在全省尽快形成特色鲜明、错位发展、相互协调的区域产业格局。

（十）发展壮大县域经济。把发展县域经济作为建设经济强省的基础，实施县域经济“腾飞计划”，突出抓好“三十强”和“三十弱”，实施分类指导，激发内在活力。引导各地统筹推进一二三产业发展，重点发展与农业生产相衔接的加工业、面向农村和农民的生产性服务业、带动就业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各县（市）要积极承接城市产业转移，加强产业聚集区建设，培育壮大特色主导产业，形成一批有竞争力的特色产业集群。

五、提高城镇综合承载能力

（十一）完善综合交通网络体系。加快高速公路、高速铁路、城际轨道交通、机场、港口等基础设施建设，积极推动唐山港、黄骅港、秦皇岛港向大型化专业化现代化港群方向发展，着力打造沿海快速交通走廊。构建以石家庄为中心，唐山、北戴河、邯郸等为支点的干线、支线相结合的航空网络。以北京、石家庄为核心，打造京津冀快速城际交通圈。按照方便、快捷、高效的原则，合理布置主干道和快速路，增加支路网密度，建设智能交通控制系统。优先发展公共交通，形成快速、大运量的公共交通系统。

（十二）搞好市政设施配套建设。完善设施建设标准，建立适应人口和产业聚集的城市基础设施体系。推进基础设施扩容、升级和改造，重点做好架空线路入地、集中供热、管道燃气等配套设施建设，对街道路面及附属设施进行达标改造。按照区域基础设施共建共享的原则，完善城市供水、排水、电力、燃气、污水、垃圾处理、公园绿地和信息网络等市政公用设施，保护城市水源地，加强城市节水和再生水利用设施建设。

（十三）加快公共服务设施建设。健全政府主导的投入机制，按照公益性、基本性、均等性、便利性要求，完善城镇公共设施服务网络。科学规划建设图书馆、博物馆、群艺馆、影剧院等文化设施，建设功能完备、风格多样、布局合理的群众健身设施。按标准配套建设中小学和幼儿园，有条件的设区城市重点建设综合性高教区。大中城市要建成国内一流水平的医疗服务、预防保健和卫生监督体系。加快养老服务设施建设，合理配置社区服务设施，提升社区服务设施综合覆盖率，加快各类专项服务设施的配套建设。

（十四）提高城市综合防灾能力。加大供水、排水、供电、供气等老旧城市管网改造力度，消除安全隐患。加强城乡建设档案收集、管理和利用，建立健全城市地下管线信息系统。建立防洪安保体系，完善城镇防洪预警机制，加快雨水管道和机排设施建设，提高城市防洪标准。加强城市消防、人防等公共安全设施建设，建立社会公共应急管理机制。建立多层次的预警和救援体系，制定应对极端事件的紧急预案。

六、建设生态宜居城镇

（十五）加强城镇生态环境建设。加大二氧化硫、机动车尾气和烟尘、粉尘、扬尘等防治力度，在中心城市实施PM2.5环境监测。加快城市中心区重污染企业搬迁改造步伐，对污染严重的违法排污企业实行关停并转。抓好园林城市创建，大幅度增加城市绿量，实施主城区绿化、城市周边绿化和交通干线沿线绿化工程，县城以上城市中心区都要建设综合性公园。在城市组团之间以及城市之间建设生态绿地、区域性森林生态廊道、河流生态廊道、交通绿色通道等多样化复合型生态系统。重视水资源开发利用，加强城市河道环境整治，结合雨水和再生水利用，规划建设城中湖、滨水公园等城市水系工程。

（十六）推广应用绿色低碳新技术。推进建筑、交通运输领域节能，实行供热计量改革，加快既有建筑节能改造，新建建筑严格按照节能标准设计和建设。全面推广绿色建筑，深入开展既有居住建筑节能改造，鼓励发展太阳能、地能、风能、生物质能等可再生能源，推广普及先进适用的节水器具。严格执行节能减排的政策措施，淘汰落后产能，禁止新建违规项目。积极采用环保型公交设备，建立智能化的调度指挥系统，提高公交管理水平。倡导绿色交通出行，建设城市慢行交通系统。

（十七）加强文化和自然遗产保护。实施文物保护抢救工程，加强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古树名木和风景名胜保护。严格制定和实施名城名镇名村保护规划，修缮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抢修濒危历史建筑，整治历史文化街区、名镇名村环境，改造完善基础设施。开展古树名木普查鉴定、登记挂牌工作，对古树名木进行分级保护。开展风景名胜区综合整治，对于违规建设的建筑物、构筑物和企业，要限期拆除搬迁，恢复山体植被和原生态的景区环境。

（十八）塑造城镇风貌特色。开展城镇风貌特色规划，构建风貌特色空间总体框架，明确重要景观区域、景观轴线、景观节点的风貌控制要求，对重要建筑、公园绿地、环境艺术设施等景观要素进行系统改造。深入挖掘历史文化资源，加强历史文化街区、历史建筑和优秀传统建筑保护，实施旧城有机更新，逐步恢复城镇历史风貌。抓好城市标志、风貌建筑、城市雕塑等有形文化建设，丰富文化内涵。整治提升河湖水系，搞好生态护砌和沿岸绿化，打造环境宜人的都市风光带。

七、加快城乡一体化进程

（十九）加强农村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体系建设。推动公共财政向农村倾斜，基础设施向农村延伸，公共服务向农村覆盖。抓好以水利为重点的农田基础设施建设，推进城乡垃圾处理一体化，推广“户分类、村收集、乡(镇)转运、县(市)集中处理”的农村垃圾处理模式。完成新一轮农村电网改造，完善城乡一体客运网络，促进农村通信全面升级。加强农村公共服务体系建设，完善农村现代流通网络，健全新农保、新农合和农村低保制度，推进城乡公共服务均衡发展。（二十）大力实施“幸福乡村计划”。着力改善农民生产生活条件，按照尊重群众意愿、因地制宜、规范运作的原则，积极稳妥地推进新民居示范村建设，继续抓好农村危旧房改造。大力开展村庄容貌环境整治，加强村庄道路、供水、排水、路灯、绿地等设施建设，加快农村垃圾污水处理设施建设。编制和完善中心村规划，有序推进周边村庄向中心村集中。加强农村基层公共文化体育服务体系和医疗卫生服务体系建设。

（二十一）培育特色重点镇。把特色重点镇建设作为推动城乡一体发展的突破口，加大对重点镇的扶持力度，按照因地制宜、分类指导的原则，培育一批工业型、旅游型、商贸型、交通型、历史文化型小城镇。

八、健全新型城镇化保障机制

（二十二）加强城乡规划指导和空间管制。按照新型城镇化的要求修编省域城镇体系规划，完善城市总体规划、控制性详细规划和各类专项规划。加强城乡空间管制，划定“禁止建设区”、“限制建设区”、“适宜建设区”，加强对重要资源和生态环境保护区域的保护。划定“蓝线、绿线、紫线、黄线”，加强对城市水系、公共绿地、基本农田、历史文化街区保护。合理确定城市增长边界，防止无序蔓延。按照城市多核发展、紧凑空间形态和土地混合用途的原则，统一规划、合理布局城市综合体建设，疏解中心城区职能。（二十三）推行精细化城市管理。实行建管并重、综合治理，以人性化、标准化、精细化管理为核心，加快建立城市管理的长效机制。开展“治脏、治乱、治堵”活动，整治影响市容市貌的重点因素和重点环节。整合市政公用、交通管理、园林环卫、环境保护等部门行政资源，推行相对集中的综合管理模式。落实城市管理重心下移政策措施，赋予区、街更多管理权限，并确保费随事转、人随事走。加强数字规划、数字城管和数字住房等系统的融合对接，积极探索智慧城市的管理模式。

（二十四）建立城乡统筹的管理体制。有步骤地推进行政区划调整，解决市县同城、区县同城问题，适当扩大中心镇的管理范围，在设市城市、县政府驻地镇实行镇改街和村改居。积极稳妥推进户籍管理制度改革，全面实行居住证制度，实现基本公共服务由户籍人口向常住人口全覆盖，促进流动人口与当地居民和谐相处，逐步使大多数流动人口在城市和农村各得其所。建立城乡一体的工程建设管理体制，建立健全农村建设工程质量安全管理体系。

（二十五）拓宽城镇建设投融资渠道。建立政府引导、市场运作的多元化投融资体制，采取市政债券、企业债券、增资扩股、上市融资、信托计划等形式多渠道筹集建设资金。规范和完善城市建设投融资公司管理机制，强化资本注入和资产整合，努力做大做强融资平台。深化市政公用事业改革，完善特许经营制度，健全管理和服务标准体系，强化政府监管。加快建立有利于资源节约、环境保护和市政公用事业稳步发展的价格机制，足额征收污水和垃圾处理费，新建建筑全面推行按供热量计量收费，建立规范的居住区物业管理收费制度。（二十六）加强新型城镇化工作组织领导。省政府成立推进新型城镇化工作领导小组，各市、县（市）要明确专门机构，给予必要的人员编制和经费保障。各级住房城乡建设、发展改革、国土资源、环境保护、交通运输等部门要加强配合、形成合力。建立科学、全面的新型城镇化评价体系，纳入各地各部门目标考核，作为考核各级领导干部实绩的重要内容。适时举办多层次新型城镇化培训班，开展新型城镇化统计监测工作，每年出版《河北省新型城镇化发展报告》。各地各部门要结合实际，制定本地区本部门实施意见和政策措施。

京津冀都市圈区域规划将出(图)2010-05-21 02:14:00 来源: 山东商报 跟贴 0 条 手机看新闻

5月19日，国家发改委地区经济司官员向记者透露，目前《京津冀都市圈区域规划》已经上报国务院，有望今年出台。

《京津冀都市圈区域规划》是国家“十一五”规划中的一个重要的区域规划，区域发展规划按照“8+2”的模式制订：包括北京、天津两个直辖市和河北省的石家庄、秦皇岛、唐山、廊坊、保定、沧州、张家口、承德8地市。

国家发改委于2004年11月正式启动京津冀都市圈区域规划编制，历经7年之久，但一直迟迟没有推出。国家发改委地区经济司官员认为，历经五年时间调研、编制，京津冀都市圈目前已经形成较为完整的区域经济规划蓝图，有望成为中国经济的“第三极”。

无论是从产业部门或是工业行业的区位上分析，京津冀都市圈具有优势的部门与行业的覆盖面与涉及的领域都是非常全面的。其体系完整的程度是其他区域无法相比的。

与此同时，伴随沿海地区的空间推移和新经济增长极的出现，京津冀区域发展空间结构也得以完善。

其一，滨海地区加大开发力度，逐步成为京津冀都市圈经济发展日益隆起的地带；其二，唐山、石家庄、廊坊3市市域经济的发展成就突出，张家口、秦皇岛、保定等中心城市的经济实力也有显著增强，这些经济中心为京津冀都市圈经济的相对均衡发展发挥了一定作用。“河北拖累区域经济的忧虑也有所缓解。”上述官员表示。

尽管如此，京津冀都市圈总体的产业尤其是工业竞争力不强等问题也逐渐暴露出来。该官员指出：一，京津冀都市圈经济发展总体水平落后，人均GDP较长三角和珠三角都有较大差距；二，在工业化为主导的发展阶段，京津冀都市圈第二产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也远远落后于另两个三角洲都市圈地区。

此外，由于缺乏一个稳定的利益协调机制，京津冀经济圈内的“同构化”竞争就从来没有停止过。如京津冀经济圈内，北京的汽车产业实际上已经和天津汽车业出现同类竞争。

据透露，在该《京津冀都市圈区域规划》中，京津冀三地各有明确的产业发展定位。

北京重点发展第三产业以交通运输及邮电通信业、金融保险业、房地产业和批发零售及餐饮业为主。同时，北京发挥大学、科研机构、人才密集的优势，与高新技术产业园区、大型企业相结合，积极发展高新产业，以发展高端服务业为主，逐步转移低端制造业。

而天津在现有加工制造业优势与港口优势基础上，定位为大力发展电子信息、汽车、生物技术与现代医药、装备制造、新能源及环保设备等先进制造业；发展现代物流、现代商贸、金融保险、中介服务等现代服务业，适当发展大运量的临港重化工业。

河北8市定位在原材料重化工基地、现代化农业基地和重要的旅游休闲度假区域，也是京津高技术产业和先进制造业研发转化及加工配套基地。在第一产业中着重发展农业和牧业，为京津的“米袋子”和“菜篮子”。

京津冀区域一体化远非纸面上来的容易。参与规划编制的专家、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发展战略和区域经济研究部高明告诉记者：“北京市三地之间的经济、产业政策、发展规划存在诸多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