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土地制度 促城镇化健康发展

第一篇：改革土地制度 促城镇化健康发展

改革土地制度 促城镇化健康发展

作 者：辜胜阻发布时间： 2010-11-18 9:03:49

在2010年政府工作报告中，温家宝总理部署了新时期的城镇化新政，提出了推动城镇化发展的新战略与新思路，以此来谋划我国城镇化的新发展，是积极有效扩大内需、保持经济持续平稳较快发展的重大战略举措。

城镇化是中国经济发展的持久动力

将扩大内需与推进城镇化紧密结合起来，可以实现经济发展与内需持续扩大的良性互动，是当前扩内需实现经济增长的有效途径。城镇化不仅是消费需求和投资需求的有效结合点，而且可以推动结构调整和劳动者素质的提高。

具体说来，一是城镇化有利于促进农村劳动力转移、提高农业生产率，从根本上提高农民收入，进而启动农村消费市场。二是城镇化有利于推动城镇基础设施投资，刺激旨在满足人口居住需求和企业发展需求的房地产投资，并产生极大的投资带动效应，有效拉动投资需求。三是城镇化有利于推进农业产业化，推动乡村工业的集聚发展和结构升级，并推进经济的服务化。四是城镇化过程本身是一所培养现代农民的大学校，有利于促进农民工作方式和生活方式的转变，提高农民素质，培育“新型农民”。进城农民工需要完全市民化

进城农民没有完全市民化的“半城镇化”状况需要得到改变。30年来中国农民流动呈现三次浪潮：第一次是“离土不离乡、进厂不进城”的以乡镇企业为就业目的地的就地转移。第二次是“离土又离乡、进厂又进城”的以城市为目的地异地的暂居性流动。第三次浪潮则是以长期居住为特征，且有举家迁移的倾向。也就是说，我国农村劳动力流动过程中，其产业转移和地域转移最初是被割裂开来的，并且不同于一般意义上流迁人口地域、职业转换的路径。我国的城镇化需要有“三维转换”：农村劳动力在进入城市的过程中，不仅要实现地域转移、职业转换，还要实现身份变换。

当前，进城农民工并没有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市民化”，中国城镇化进程表现出“半城镇化”的特点。“半城镇化”突出地表现为农民工既不能完全从农村和农业中退出，也不能完全融入城市，身份得不到确认。“半城镇化”现象的产生主要由于农村的“拉力”和城市的“推力”。在农村社会保障体制尚有待健全的前提下，土地制度的保障功能是农村“拉力”的主要来源。在城市无法得到保障的农民工往往把土地作为最后的保障，倾向于维持与土地的长久联系，而不愿割断同土地的“脐带”。这就形成农民工在脱离农业关系时出现“退难”的问题。城市的“推力”主要表现为，由于户籍制度的阻碍，进城农民不能实现地域、职业和身份的同步转换，很难融入城市生活，逐渐被“边缘化”。

利用土地资本化红利

要通过土地制度创新，充分利用土地资本化红利，帮助农民在摆脱土地束缚的同时获得初始资本积累，解决城镇化发展过程中新市民安居和创业“钱从哪里来”的问题。在城镇化推进过程中，政府要承担一部分成本，但大部分还是要农民自己承担。因此，如何解决城镇化发展过程中新市民安居和创业“钱从哪里来”的问题，是当前城镇化顺利推进面临的关键问题之一。我认为，在规范征地制度、保障农民权益的同时，积极探索农村土地流转的合理途径，允许用土地使用权进行财产抵押，有利于盘活土地，大量有能力进城从事第二、三产业的农民就可以获得创业资金，从而顺利实现城镇化。2008年中央十七届三中全会指出：“允许农民不但拥有土地使用权，而且可以自主决定土地的转让、出租、抵押，享有土地增值的最大利益。”这反映出中国土地改革的新方向。目前全国的一些地方已经开始了农村土地经营权抵押贷款的探索，例如成都就是农村土地产权和金融改革深入开展的地区之一，确权、建市和金融是改革的亮点，不仅通过“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集体土地使用权证”、“房屋所有权证”和“林权证”的发放完成了针对农户的确权办证，而且推出了全国第一家农村产权交易所，并组建了专门服务农村金融的农村信用合作联社股份有限公司。

如果说“人口红利”造就了中国改革开放前30年的辉煌，那么未来经济发展要充分利用土地资本化红利。当前，要因地制宜、因人而异，稳步推进土地使用权抵押。对于农民来说，土地主要有生存保障和致富资本两种功能。从地区发展差异来看，在相对发达地区，随着农民进城打工和从事多种经营，土地的保障功能逐渐弱化。从群体特征差异来看，进城的农民从地位上看已经分化为不同群体。大部分农民工处于弱势地位，工作和收入不稳定，家乡的土地是最后的依靠。同时，也有许多农民工经过打工实践，在外开阔了眼界，学会了本领，掌握了技术，拥有了资本，其中一部分或通过创业成为私营业主扎根于城市，或成为精英农民工返回农村创业，土地对于这部分人的保障功能在弱化。

因此，对于那些土地保障功能已经弱化的地区和人群来讲，稳步推进土地使用权抵押，能够有效推动城镇化发展，解决创业的融资问题。土地使用权抵押在形式上也可以灵活多样。同时，稳步推进土地使用权抵押，还要完善相关的配套制度建设。要积极推进农民贷款保险制度以及科学的土地评估体系的建立，加强指导、管理、监督、协调及服务。

总之，土地制度与城镇化存在紧密的内在联系。合理的土地制度能够促进城镇化的发展，相反则会形成城镇化健康发展的障碍。当前，要创新土地制度，引导一部分农民摆脱对土地的依附，使人口在城镇化进程中不断向城镇集中、土地向种田能手集中、产业向城镇工业区集聚，从而保障城镇化的健康发展。

作者：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

文章出处：《中国社会科学报》

第二篇：以改革促进城镇化和房地产健康发展

以改革促进城镇化和房地产健康发展

———访国家发改委城市和小城镇改革发展中心主任李铁

□记者 金辉 北京报道

当前，有关城镇化的话题日益升温。新一届政府把城镇化作为拉动内需和带动经济增长的引擎。官员、学者、企业家纷纷就城镇化发表自己的观点，其中国家发改委城市和小城镇改革发展中心主任李铁的观点值得引起注意，他对于城镇化涉及的科学问题分析切中要害。他认为推进城镇化进程关键在于改革，打破阻碍实现人的城镇化的藩篱。

作为一名城镇化改革的实践者和积极推动者，李铁在从事城镇化政策研究工作的近20年时间里，多次参与了中央、国务院有关城镇化政策文件的起草和制定，而且亲身参与了指导改革试点工作的实践。最近他所在的城市与小城镇改革发展中心又推出《城镇化与社会变革丛书》，把城镇化改革的研究成果集结成册。近日，李铁接受了《经济参考报》记者的采访。

新型城镇化的重点是农业转移人口的市民化

《经济参考报》：十八大报告提出，要推动“工业化和城镇化良性互动、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相互协调”。中央经济工作会议进一步提出着力提高城镇化质量，要走集约、智能、绿色、低碳的新型城镇化道路。新型城镇化蕴含着怎样的战略意义？您心目中的新型城镇化图景是什么样子？

李铁：如何理解中央所提出的新型城镇化道路，目前各方认识还未足够明晰：一些地方希望借此机会上更多的项目；一些学者提出了高质量的城镇化文明理念和相应的指标体系；企业家希望找到新的投资热点；有的人虽然认识到“以人为本”的实质，但是在政策操作层面的设计上还是五花八门，并未触及实质。就我个人理解，中央提出的新型城镇化政策，核心内容涉及以下两个方面：一是人的城镇化问题，就是如何解决农民进城就业后的基本公共服务问题；二是城镇的发展模式和路径，即如何实现城镇发展的可持续、生态、低碳和绿色。

2012年，我国的城镇化率达52.6%，而按城镇户籍人口计算的城镇化率仅35.3%，之间存在着17.3个百分点的差距。这说明2.5亿农民工和约7500万城镇间流动人口在城市还没有享受到与城镇户籍居民同等的公共福利。如果按照每年一个百分点的增长速度，到2020年，我国城镇化率将达到60%，意味着我国的城镇人口将会达到8亿人左右。进城的农民工将会在现有基础上再增加接近1亿人。如果不及时解决他们的公共服务和进城落户定居问题，我国城镇化的质量将不会得到根本改善，反而还会加剧未来可能出现的各类社会矛盾。

所谓新型城镇化，就是要实现城镇化从数量型增长到质量型提升的转变，也就是说要解决农民工进城后公共服务均等化和定居落户难的问题。这也就意味着当前城镇化的工作重点是如何实现人的城镇化，如何坚定不移地进行户籍管理制度改革和逐步完善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进程。

房价变化与城镇化及城市等级相关

《经济参考报》：未来新型城镇化的目标之一就是要解决农民工定居落户，这为房地产业发展带来了广阔的机遇。但是，当前，中国的房价居高不下。根据国家统计局统计，2013年6月，全国70个大中城市中有65个城市房价出现环比上涨。可以说房价已成为中国老百姓最关注的话题，任何与房地产价格变动有关的消息都会牵动老百姓的神经，您认为，造成中国房价不断上涨的原因是什么？

李铁：我们不能笼统判断中国的房价上涨，首先要分析中国哪些地区的房价在上涨？为什么会上涨？为什么房地产成为大家都非常关注、各级地方政府都在全力推动的一个产业？

很多研究都把城市分为一线城市、二线城市，三、四线城市，这直接说明了中国的房地产发展，房价上涨和等级化的城镇管理体制有直接的关系。首先，高房价主要集中在高等级城市，特别是直辖市、省级城市和副省级城市。城市资源分配不平衡，从最低等级城市向最高等级城市集中，等级越高的城市优质资源越集中，行政资源分布影响了市场资源分布。在高等级的城市买房，主要也是购买那里的优质资源和优质公共服务。而土地的限量供给导致这些城市资源的稀缺，高等级城市核心区域土地资源永远是稀缺的，土地资源稀缺肯定会导致这些地段的房价的上涨。

其次，相比于金融、银行存款、证券、基金等领域，房地产是目前相对稳定的投资需求。土地资源的稀缺性决定了它的价格上扬。

第三，经济增长带来社会收入群体分化，基于人口总量的高收入人群基数大，形成对高等级城市高房价的支撑。假如高收入人口占全国的10%，我们会有1.36亿高收入人口形成持续的高端的购买群体，对高端、高层次地产有持久性的需求。他们第一会在本地买房，第二会到省会城市买房，然后到北京、上海买房。高收入人口到等级高的、核心资源好的、优质资源相对集中的城市买住房，这在当下中国是最好的、最合理的选择。

《经济参考报》：对于未来房价走势您有何判断？

李铁：我认为，除了看住房供应量大小外，还需要考虑以下几方面因素：

首先，城市的辐射范围。城市等级越高，辐射范围就越广，北京辐射全国，省会城市基本上是辐射全省。高行政等级城市的资源短缺是常态的，而且不可再生。户籍制度导致了公共服务封闭式的格局难以打破，在这种情况下，资源短缺、公共服务的封闭，也促进高等级城市房价进一步上涨。

其次，城市所在地区的人均收入水平。像浙江、广东、江苏等沿海发达地区，城市辐射范围虽然不如西北地区的城市，但是人均收入水平高，也就支撑这个区域的房价上涨幅度大于中西部地区。

最后，土地出让金制度下的城市发展模式。各级地方政府竞相开辟工业区，压低土地价格，赔钱搞招商引资，形成工业产业，来支撑政府的GDP和财政收入。这个成本要通过房地产开发、高额的土地出让金进行弥补。现在每届政府都要有新的政绩，结果城市摊子越来越大，基础设施、供给的成本大幅度增加。政府税收只能保财政、保吃饭，所以这些成本只能靠融资、卖地等方式偿还，而融资还得靠未来的土地出让金偿还。这就形成了这种恶性循环，导致现在新区、新城不断扩展。

综合判断，在一线、二线高等级的城市，资源稀缺性还存在，房价还有上涨的空间，部分三线城市和四线城市、县城再按照这样的模式发展房地产，恐怕在扩张到一定程度的时候会导致崩盘。

有人认为，中国的房地产会出现像欧美、日本一样一样的泡沫，其实不能简单地进行类比。这些国家城市化率已经饱和，而中国才刚刚过半，户籍人口城镇化率才35.3%。因此对于城镇住房的需求还有很大的空间，启动内需也与此有关。分析中国的泡沫，成因不同，结果也不同，可能会带来局部中小城市楼市的崩盘，但是在高等级城市不仅不会崩盘，还会上涨。

解决房价居高不下需改革

《经济参考报》：高企的房价阻碍了农民工市民化的步伐，不利于推进城镇化，农民工进的来，但是无法在城镇中定居，而且居高不下的房价对于中国经济的发展也带来了很大的隐患，许多地方出现了各种所谓的“鬼城”，您认为要解决高房价需要采取哪些措施？

李铁：新型城镇化的重点就是实现农业转移人口的市民化。要想解决房价居高不下的问题只有通过改革才能实现。

第一，尊重市场规律，不要让稀缺的资源被限定在较低的价格，造成严重的浪费，促进商品房价格的市场化。取消限购政策，认同房价上涨的市场规律，政府通过税收等措施，拿出更多的资源解决公共服务的问题。

第二，提高城区稀缺土地资源的利用效率。现在的二、三线城市，一些城市把自己搞成所谓的生态城市、绿色城市，摊大饼，形成了土地的严重扩张，搞上百米宽的大马路，几千亩的大广场，几平方公里甚至十几平方公里的生态公园，有的城市面积并不大，人口也不多，只有十几万人、二十多万人，根本没有这么大的需求，这样造成土地资源的严重浪费。

第三，合理配置空间公共资源。一是通过市场的规律，或者通过行政的引导，使一些优质资源向中小城市相对均匀分布，合理疏散人口，遏制房价的上涨趋势。二是改变交通状况，原来高速公路连接中小城市，现在要建设轻轨，在相对远的地方，增加中低收入者购房的供给。

第四，加大租房的力度。人口的流动就业和居住，在任何一个市场经济国家都是常态，不能通过所谓的改革，去强化保障房的福利供给，来把这种流动的常态，通过传统的体制，打着改革的旗号固化。在买和租的政策选择下，租房有更广阔的市场。全国2.6亿农民工和7000万城镇流动人口，绝大多数人口以租房的方式在城镇居住。租的过程中我们有更多的选择，可以引导民间资本，甚至在集体土地上进行改革，利用存量用地建造公共租赁房。政府加强设施的配套建设，完善租房体系。稳定的居住条件并没有涉及买房还是租房，只要是租，也可以构成稳定的居住条件，租房的市场、租赁市场的供给，也会为房地产业开辟一个广阔的空间。

总之，推动新型城镇化需要推进户籍制度改革，释放人口红利；坚持集体土地改革，释放集体土地的低成本红利；进一步推进城镇等级管理制度改革，促进城市发展资源的平等分配，释放中小城市的活力，为中国的经济、为房地产企业提供更好的发展平台。

第三篇：如何完善城镇化健康发展新机制

郑风田：如何完善城镇化健康发展新机制？

十八届三中全提出构建新型工农城乡关系，完善城镇化健康发展体制机制。主要内容包括以下五点：第一，新型工农城乡关系“以工促农、以城带乡、工农互惠、城乡一体”构建的关键是加强工农城乡互动。第二，让广大农民平等参与现代化进程、共同分享现代化成果，必须改变二元户籍制度，让进城农民享受平等的公共品服务。第三，城乡一体化要建立城乡统一建设用地市场，让农村集体土地直接入市。第四、赋予农民更多财产权利，该赋予农民集体土地的处臵权、抵押权和转让权。第五，要城乡生产要素平等交换，就应该破除目前单向的抽水机体系，引导城乡要素的平等双向交流。

新型城镇化如何破题？城乡一体化如何真正实现？土地制度改革怎么推进？《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已正式公布，有诸多相关这点。主要包括： 第一，构建新型工农城乡关系，强“以工促农、以城带乡、工农互惠、城乡一体”，强调工农、城乡互动。近年来我国一直把三农问题作为重中之中来抓，提出“以工补农，以城带乡”，通过大量的对农补贴，来着力建设社会主义的新农村。此次十八届三次全会，在总结过去发展经验的基础上，又进行了一些调整，三中全会公报概括提出城乡二元结构是制约城乡发展一体化的主要障碍，必须建立新机制，形成“以工促农、以城带乡、工农互惠、城乡一体”的新型工农城乡关系，让广大农民平等参与现代化进程、共同分享现代化成果。从单纯关注“以工补农、以城带乡”，到“以工促农、以城带乡、工农互惠、城乡一体”。从“以工补农”到“以工促农”，“工农互惠”，把工农并在更平等的地位上来看，城乡关系从“以城带乡”到“城乡一体”，更完成地表述了城乡关系。

由于历史的原因和农业支持工业的需要，我国逐渐形成了城乡二元结构。改革开放以来，资源迅速向城市集中，城乡差距越拉越大，带来诸多问题。其一是二元结构导致资源过分集中在大都市，带来大城市病。我国北京、上海、深圳、广州四个大都，每个都市都有上千万岁的流动人口，城市资源承载出现问题，堵城等都市病难以克服。其二，二元结构过大也导致农村大量空心化出现。不少农村成了386199部队，未来谁来种地成为大问题。其三，二元结构差距过大，农民“相对剥夺感”显化，影响社会稳定。“相对剥夺感”是一种不平衡的心理状态或心理感受。这种心理状态或心理感受来自对自身利益损失的判断和评价，是社会比较的结果。如果我国城乡收入差距过大，农民“相对剥夺感”显化，在经济利益的驱动下，就有可能导致各种极端行为发生，仇富心理增强，对社会的不信任感也逐渐增强，引发社会动荡，影响社会稳定。

四位一体的“以工促农、以城带乡、工农互惠、城乡一体”确定了城乡一体化建设的新方向。以工促农，就是让工业促进农业发展，为农业提供更多的资源和技术，带动农业更好更快的发展。在新中国成立之后，我国实行偏向型的工业发展政策，通过剪刀差为工业的发展打了基础。目前我国已到了工业反哺农业阶段，以工业的发展促进农业的发展。以城带乡，应该是让更多的农民进城，带动农村的发展。工农互惠，就是农业的发展与升级换代，同样也能让工业带来更大的关系，他们的关系是互惠的，并不是单一的工补农问题。城乡一体，是纠正过分地发展城市导致的乡村衰败，城乡其实是连在一起的，要把二者放在一起来配臵资源，不存在消灭乡村建设城市问题。要实现城乡共同发展，共同繁荣。“破除城乡二元结构”需要中央和地方加大对“三农”的财政投入，推动农村综合改革，将城乡作为一个有机的发展整体进行规划和整治，大力开展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将公共服务向着城乡均等化的目标发展，农民的收入不断增加，生活质量不断改善，城乡一体化建设逐步展开。近年来我国持续增加对三农的投入，效果显著。例如，在教育方面，国家推行农村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制，实现了在农村实行免费义务教育的目标，让更多的农村孩子圆了“读书梦”和“上学梦”。在社会保障方面，国家建立健全了农村新型合作医疗制度和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并对外出打工农民的基本权利进行了法律保障，在多个地区进行试点，逐步建立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在基础设施建设方面，国家推行了“村村通”公路建设、农村饮水安全设施建设、农村电网改造、沼气池和清洁能源应用普及以及耕地保护政策，农村的生产生活设施逐步完善，城乡经济社会发展差距逐渐缩小，公共服务均等化水平得到了提高，城乡一体化建设取得了长足的进步。

第二，让广大农民平等参与现代化进程、共同分享现代化成果，必须改变二元户籍制度，让进城农民享受平等的公共品服务。

破除城乡二元结构，让农民平等参与现代化进程意义重大。过去的城镇化被概括为地的城镇化，而缺少人的城镇化，多数农民享受不到平等的城市化待遇。目前统计的52%城镇化是半截子的城镇化，有17%的人口并没有城市户籍，享受不到城市的教育、医疗、社保、住房服务。未来应该采取各种措施，加快农民工融入城市。以下政策尤其重要：应尽快实行居住证制度，剥离户籍挂钩政策，这是农民工融入城市的基础制度。虽然户籍制度的作用在弱化，然而由于就业、社会保险、医疗保障、子女教育、社会福利、住房保障等与户籍紧紧捆绑在一起，让没有城市户口的农民工在享受公民权利上遭遇了排斥性，户籍不仅增加了农民工在城市生存和发展的成本，同时也因其所内含的不平等因素使得进城农民工难以融入城市社会，甚至带来市民化的中断。尤其是大都市，北京、上海、深圳、广州每个城市都有上千万的农民工，对此这些地方，户籍制度的改革相对比较困难，但完全可以实行居住证制度，对于那些有稳定工作与收入的农民工，尽快融入与户籍人口的公共品服务差距。其二是应把农民工纳入城镇保障房体系。如果农民工真正融入城市，一定要有居住场所。而目前农民工在城镇有房比率不到1%，60%自己租赁，49.8%的农民工住在集体宿舍。农民工由于收入低，租住城中村等“脏、乱、差”地方。如果不解决农民工在城里住房问题，农民工在城市难有安身之所，城镇化就成为一句空话。其二是应把农民工子女纳入城镇教育体系。1亿多农民工，4500多万留守儿童。如果不解决留守儿童问题，农民工也难以融入城市。目前流动儿童受教育状况不及全国儿童的平均水平，失学率竟高达9.3%。城镇由于老龄化的加剧，公办学校生源不足，应强制把流动儿童纳入到城市教育体系中去。其三是解决农民工的医疗社保服务问题。新农合如何让农民工在城镇看病是一个大问题，应该让农民工享受到城市居民同等的医疗卫生公共服务。

第三，城乡一体化要建立城乡统一建设用地市场，让农村集体土地直接入市。

城乡一体化建设需要有配套的土地制度改革，实现农村、城市土地“同地、同权、同利”，应该建立类似的土地交易机制，使农民分离城市化中的土地增值收益，使进城农民获得创业资本，这样的城乡一体化建设才是可持续的，才能够促进农民收入的不断增长和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建立城乡统一的建设用地市场其实已提了数年，尤其是上届三中全会，对土地政策迈出的步子很大，如给予农民长久的承包土地权等等。时光已过去五年，目前的确权颁证工作还没有完全解决，最新的一号文件相关部门给出的时间是五年，可见这个工作在实际执行过程中面临的难度。如何真正落实建立城乡统一的建设用地市场，还需要更多的实质性政策来推动。有关农村非农建设用地能否真正做到同地同权同利，虽然各地已进行了诸多试点，如果没有全国性的纲领性文件，城乡统一还会继续争论下去。

目前我国数量庞大的农村集体建设用地普遍存在利用不合理、效率低下等问题。由于各种严格的限制，农民的承包地、宅基地、住房不能作为资本流动，很难带来财产性收入。但现实情况却是农村集体建设用地隐形市场活跃，违法用地屡禁不止，用地流转权利缺乏可靠保障，如何打破坚冰，让工业化与城镇化过程中农民也能够真正受益，需要进一步改革。建立城乡统一的建设用地市场，必须让集体土地入市。集体土地入市，其实各地都在做。各农村建设用地直接入市，至少可以带来四大好处：拓宽了用地来源；增加了农民收入；探索了农村工业化的道路；化解了征地矛盾。早在十几年前，广东、浙江就有地方提出地方性的集体土地入市法规，全国不少地方也都在试点。有报道称：“广东农民的私下交易已较为普遍，并自发形成了一个宅基地流转的地下市场”，“一些村民在靠出租宅基地上所建房屋获得较为长期的稳定收益，而一些村民则将自己手中的宅基地使用权及其附在其上的建筑物通过各种形式出让、出租，再用这些钱在城里买房买车，过起城市人的生活”。

农地直接入市的全国潜力如何？百万亿元农村建设用地入市将带来多大的“农村沉睡资本”？据重庆市长黄奇帆测算，中国城市人口在城里需要的建设性用地是人均100平方米。而农民在农村的建设性用地大概是人均250平方米。如果有1亿农民进了城市，需要城市提供1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但农村建设用地大大节省出来了，所以18亿亩耕地红线不仅能够守住，而且随着城市化进程，耕地可以变成20亿亩。全国城乡建设用地有20多万平方公里，至少可以承载二十几亿人，城镇建设并不缺地，但目前的土地利用方式太粗放太浪费了。据广东省调查，目前至少还有60多万亩的农村集体建设用地闲臵。如何解决实际占地２亿多亩，价值１００万亿元人民币以上的农村建设用地使用权的流转，建构全国统一的土地使用权体系，形成公开化的中国村镇房市和构建中国房市的全流通格局，是一个令人无限想象的大问题。

“农村土地入市”须明确产权主体及权益分配机制，建立统一的产权交易市场。农村集体建设土地入市是未来的必然趋势，但前提是须明确产权主体及权益分配机制，防止公权力侵占。目前我国的农村土地普遍存在主体虚位、主体混乱问题，未来应该确权发证，明确农民的权益，在此基础上建设产权交易市场，开启农村沉睡的资本。当地各地农地直接入市试点也有不少问题，比如随意占用耕地出让、转让、出租用于非农建设，低价出让、转让和出租农村集体建设用地，随意改变建设用途，用地权属不清等。这些都应该在未来试验中逐步完善。

“农村土地入市”还需引入竞争机制。农村集体土地的上市，显然不宜走政府拍卖的老路，必须以打破土地一级市场的垄断为目标，并与政府土地拍卖形成分庭抗礼的竞争态势，地价才有望不受操控。

第四、赋予农民更多财产权利，早应该赋予的是农民集体土地的处臵权、抵押权和转让权。目前官方界定的农民财产权利主要包括农民的土地承包权、宅基地使用权、集体资产受益权。遗憾的是，目前农民的这个财产权利是受到各种约束，真正给农民带来的受益很小。比如以农村建设用地来看，我国所有城镇建设用地是2.5亿亩，给城镇居民带来巨大的财产收益，农村的非农建设用地其实也有2.5亿，但给农民带来的收益极少。农民目前的整体收入中，来自财产权利的收入不足3%，但由于各种制度障碍，农村巨大的土地资产，目前基本上处于沉睡状态，给农民带来的财产性收入很低，这和农民拥有的巨量财产其实是不相适应的。公报提出要加快构建新型农业经营体系，赋予农民更多财产权利，推进城乡要素平等交换和公共资源均衡配臵，完善城镇化健康发展体制机制。这个内容也是此次公报三农方面最大的亮点。农民在农村的房子在家让老鼠住，自己在城里打工却只能住老鼠窝。农民的宅基地、承包地不能进行抵押贷款，城市资金进入不了农村，农民只能陷入衰落之中。

赋予农民更多的财产权利，就应该打破目前的各种障碍，让农民的财产真正为农民带来收益。农民拥有的最大的资产是土地，通过确权颁证，应该允许农民进行抵押贷款，进行出租转让。应该逐步缩小征地范围与面积，允许农民带地迈向工业化与城镇化。改革开放之初，广东珠三角农民建设工厂用来出租出借，至今不但继续拥有增值后的土地与厂房，而且还得到巨大的借金分红。而后来全国一刀切的强制性的低价征地高价卖出，受益的只是地方政府与老板。仅征地一项，改革开放后几十万亿的土地增值收益离开农村，农民却受益不多。未来应该让农民更多地分享土地的增值收益。通过确权颁证，让农民承包的农用土地获得抵押、转让、处臵权，可以唤醒农村巨大的沉睡土地资本。目前农民最重要的资产就是土地，但这些土地却是残缺的，农民既不能用它来抵押贷款，也难以出租出借，进城打工的农民也只能两头挂。如果授予农民承包土地抵押权，将启动农村金融市场，给农村发展带来巨大契机。构建平等的土地市场，让城乡建设用地同地同权同利，可以打破目前的二元土地分割。目前的二元土地制度，导致现有农村经营性建设用地利用效率低下，土地规划与用途管制没有实质性建立起来，巨量小产权房尴尬存在，要通过新的制度设计，消解这些问题。还应该通过建立土地财产税、土地资产经营管理制度与融资制度，改变目前基层政府单纯卖地的土地财产行为，提高土地的利用效率。

第五，要城乡生产要素平等交换，就应该破除目前单向的抽水机体系，引导城乡要素的平等双向交流。我国城乡巨大差距的核心原因是长期以来城乡要素的不平等交换，是农村资源要素向城市单向流动的结果，未来应该改变目前不平等的要素单向流动，允许城市资源要素向农村流动，实行城乡互动的双重循环，让农民分享现代化的成果。

城乡二元结构是目前制约我国城乡发展一体化的主要障碍，也是我国城乡差距愈拉愈大的主因，这种制度不但使城乡生产要素交换不平等，而且形成一个巨大的抽水机系统，单向地把农村生产要素抽向城市：每年高考，数百万的农村青年通过考学离开农村，每年还有近千万的农村青年在完成义务教育后离开农村到城市及沿海地区打工，这些人力资源的输出几乎是单向的，回归的比例极低；另外农村大量的资金通过邮政储蓄及设在农村的金融机构网点输向城市，而农村居民因为主要财产承包地与宅基地难以进行抵押从而很难得到金融贷款；农村每年大量的土地被低价征收用于工业与城市建设，而给予农民的补偿却极低。目前巨大的城乡公共品服务“势差”更加剧农村宝贵的人力、物力、财力大量单向地流入到城市，农村失血比造血多，长此以往，只能造成城市畸形繁荣，农村陷入衰落。

过去几千年来我国城乡差距一直不大，主要原因是城乡双重循环制度在起作用。中国特有的科举制度让农村的有志青年通过赶考流到城市，退休之后一般还会告老返乡，解甲归田，臵数亩良田，成为乡坤。这种城乡的人力双重循环使乡村不至于陷入衰落。我国目前出现的空心村等农村衰落现象都是因为单向的资源流动造成的，必须在制度上进行探索，让城乡要素实现平等交换，城乡互动，实现城乡双重循环回复的链接，让城里的人力、物力、财才也能够向乡村转移，从而真正地实现城乡一体化梦想。

（作者为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教授）

第四篇：新型城镇化下的土地制度

新型城镇化下的土地制度

发布时间：2014-4-4信息来源：中国金融

只有把土地农转非的溢价增长过快和如何公平有效分配这两个问题结合起来加以研究，进行顶层系统设计，才能真正有效推动我国城镇化发展

推进新型城镇化关键是改革

我国的城镇化不仅长期滞后，而且质量和效率严重偏低，当前亟须转变城镇化发展方式，摒弃以土地扩张为核心、“见房不见人”的旧式城镇化模式，走一条以资源节约、效率优先、“见房见人”的新型城镇化道路。新型城镇化需要解决的是人的问题(农民工的市民化)、消费问题(农民工难以市民化使得巨大的消费增长潜力难以释放)和投入问题，而不是以房地产为中心、加快投资的问题。新型城镇化完全不同于旧式城镇化，因为它是围绕着城镇化本质来推动的城镇化。城市化的本质是人的城市化，不是房地产化，不是土地的城市化。

新型城镇化模式要靠新城市发展方式来推动，就是要加快城市资源利用方式转型，形成节约高效的城市发展新模式。这是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重要内容。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既要转变工业发展方式，也要转变城镇化发展方式。随意圈地、不讲土地资源的利用效率和公共资源的合理布局是当前许多地方推进城镇化的通病。2000～2010年，我国城镇人口增长了45.9%，但建成区面积扩张更快，为64.4%，这说明城镇土地利用不是集约，而是浪费，未来我国至少还有3亿～4亿人要城镇化，土地短缺问题将会越来越突出。要使城镇化发展可持续，必须转变城镇化资源利用方式，主要有两个方向：一是由土地铺张型转为土地集约型。建设和土地的主管部门要放开容积率限制。各级政府要摆脱土地财政，重在提高土地利用效率。二是由规划低效型转为规划高效型，主要通过提高城镇化规划水平和建设水平，来提高各级城市的综合承载力。

转变城镇化的发展方式，关键是要改革制约新型城镇化发展的体制机制。城乡二元分割体制是城镇化严重滞后的根本原因，户籍制度、住房制度和公共服务体制都是严格城乡分割的，这严重影响了城镇化的速度和效率，必须通过加快城乡二元体制改革来逐步消除，为此需推进三大体制转型：一是改革农村土地制度和住房制度，二是改革户籍制度，三是改革和完善公共服务体系。本文主要是探讨什么样的土地制度改革才能有效推动新型城镇化发展。

土地制度改革的误区

从有关文献看，人们对土地制度改革与新型城镇化发展关系的研究并不深入。不仅如此，还存在许多误区。有一种观点认为，中国三农问题的难以解决及城镇化滞后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土地没有自由流动，没有按照市场方式进行配置。事实真是如此吗?从理论上来说，土地价格越来越高，土地利用的集约化程度应该也越高，但实际结果却相反，我国城镇用地的“大饼”越摊越大，地价越高越鼓励扩张利用土地，而不是集约利用土地。如果中国的土地市场是被压抑着的，那么

土地市场化就是价格越来越高，这好像与我国的实际情况很相符，但实际上土地价格高涨有两种情况：一种情况是通过市场化推高，另一种情况是因为存在严重的土地供给垄断或市场垄断。我们的土地“招拍挂”制度是土地单边供给垄断的另一种形式，竞标者有竞争，但这种竞争(投机抬价)能够通过住房制度而转嫁，因此，即使出最高的价拿地对于房地产商而言几乎也没有经营风险。

在现行城镇土地国有、农村土地集体所有这一土地制度框架下，土地制度设计出了问题，并提出了土地私有化的建议。城市和农村的土地全部都私有化，这一问题就能解决了吗?笔者的看法是：这不仅无助于问题的解决，反而会使城镇郊区农民暴富。土地私有化后，出售土地变得更容易，而土地的一级市场却被政府垄断，最终导致的结果就是土地价格暴涨，进而推动房价泡沫。当然，土地暴涨推进房地产泡沫还需要一个条件，就是住房的投资属性不断放大而消费属性则不断降低。在这种情况下，土地的增值部分会被土地最初拥有者拿得更多，尽管对政府来讲，这会抬高一级土地市场的成本，但只要存在转嫁机制，那么这一过程照样不会是市场化，而是垄断链的延伸。

与此相关的是土地使用权的年限对土地价格的影响问题。从理论上来讲，土地使用年限受限，价格就会受限。因此，有人提出，一次性征收购房者70年土地使用费，是推动价格上涨的原因。那么一次性收取永久使用费(类似土地私有)价格会更高，所以，一次性收取70年使用费并不是高地价的原因，或者说高地价与土地产权无关。那问题到底出在哪里呢?答案其实很简单：土地农转非所产生的增值部分如何分配与土地的性质没有关系。公平有效的分配成为解决这一问题的核心。由农地向非农地的转换将产生巨大的增值，这里便存在两个问题：一是增值过度问题。垄断与投机力量的共同推动，必然产生泡沫(特别在金融货币政策宽松的环境中)，这种泡沫就是土地价格的过度增长，而土地价格过高必然转嫁到住房价格上，进而明显提高城镇化的成本，阻碍人口城镇化进程，使得城市发展变成了较单一的(或割裂的)土地城市化或房地产化过程，本质型的城镇化(农民市民化)被严重抑制。二是新产生的巨大收益如何分配才更合理、更有利于社会公平呢?在当前体制、政策下，如果采取土地私有化的模式，转化收益将大部分被郊区农民所得，其次是房地产商、政府所得;而采取土地收归国有的方式，土地收益主要被政府和房地产商所得，转换土地的农民有所损失，利益受损的将是新城镇居民(包括农民工、城市住房贫困家庭及外籍城市常住人口)。这种土地增值趋势与土地所有权无关，自由市场化或垄断市场化都无法有效地分配这种超额的增值收益，相反，会产生巨大的寻租空间和财富严重分配不均。因此，解决之道不是土地所有权的变更，而是创造出一套公平有效的土地增值分配制度。

设计和推动土地农转非收益分配制度改革

正如前面分析的，土地农转非的溢价增长过快和如何公平有效分配已成为我国土地制度改革的核心问题。这两者共同作用的结果是城镇化成本过高，土地利用却极端粗放，因为土地越扩张，政府和房地产商获得的收益越高，而集约利用土地的收益很低。要把这两个问题结合起来加以研究，进行顶层系统设计，并研究制定周密的实施改革方案，进而真正有效推动我国城镇化发展。

一是强化土地税收调节作用。土地税收制度要区分两种情况，一种是对土地农转非实行特定的土地征税制度，另一种是对已市场化土地的再利用实行一套普通的征税制度。土地农转非的增值是一次性的，与经济发展水平有关，但与政府管理、房地产商经营能力无关，更不是土地所有者或经营者创造的，因此，这种高额增值收益主要应成为国家税收，既不能主要分配给地方政府作为其预算外收入，也不能主要分配给拥有土地产权(经营权)的农民。土地农转非的增值税应属于共享税，中央占大头，地方和个人占小头。中央土地收益可用于全社会保障投入，包括农民工和郊区农民市民化的社会保障投入，也可作为支持地方保障房建设的资金，地方政府获得的土地收入则主要用于基础设施建设和保障房建设。这样就可以减少地方政府对土地财政的依赖，使土地增值用于全民分享。而对存量土地再利用的征税则是对现有的土地税收制度进行优化。这两种土地征税制度将从多方面促进新型城镇化发展，如抑制土地城镇化和房地产化过程，使地方政府把更多的精力放在土地的更新利用上，加大土地的开发密度，提高土地的集约化使用水平。

二是逐步打通农村宅基地与城市用地的界线，统一城乡非农土地市场。这样做的目的就是打破政府对土地一级市场的垄断，增加土地供应量。按目前的部门法规，农民利用集体土地建设住房是合法的(符合宪法和土地法)，而在同样的集体土地上建房转让给城市居民便变成非法，这样的解释不能令人信服。农民城市化过程是带着土地的，农村的宅基地不能因为它是集体性质就不能进入土地交易市场，相反，在我国土地资源短缺的情况下这是一笔巨大的存量资源，却没有得到有效利用。盘活这部分存量不仅能有效增加土地供给，加快农民市民化，而且将有效打破政府对土地一级市场的完全垄断，形成有效的土地竞争市场，因此，要加快破解宅基地转化为商品土地的体制和政策障碍。增加土地供给还有一个重要渠道，就是对城市存量土地的重新开发。从提高土地资源利用效率和交通效率角度，应把城市发展的重点转向存量土地的再开发上，加密中心城区的住房建设密度。城市楼房是随着经济发展水平和人口密度的提高而不断增高的，如纽约的曼哈顿住房是从平均2层楼改造上升到5层，再上升到10层、20层，最后固定在目前的平均40～50层。而要加密中心城区住房密度，一个重要的政策障碍必须破除，即对住房容积率的过度管制必须明显放松，日本等国的经验均表明，节约土地的最好办法就是提高容积率。

三是尽快完善住房税收制度，抑制投机需求，从需求上为土地扩张减压。房价长期过快增长的一个重要原因是房地产税收政策存在重大缺陷，即长期免征房地产投资所得税和物业税。要建立鼓励一户一套住房的制度，对一套住房可以免征保有环节税收，考虑到我国的实际，对第二套房可采取低税率政策，但对第三套以上的住房则应采取高税率政策，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住房的投资(投机)需求，使房价和地价上涨缺乏根本动力。

第五篇：×××开发区改革土地使用制度初探

运用市场机制配置土地资产是开发区经营城市的必然选择

——×××开发区改革土地使用制度初探

×××开发区自92年建区至今累计出让国有土地使用权面积1035.8305公顷，有偿用地面积占总用地面积（国有）的94%，有偿用地所取得的土地收益，为开发区的起步发展提供了原始积累。但是随着征地费用的不断提高，国家调整土地收益分配制度的政策出台以后，传统的以协议出让方式为主的有偿用地所获取的土地收益几乎为零，逐渐减少的土地收益已经远远不能满足开发区日益发展的需要，开发区基础设施建设的规模越来越大，资金缺口越来越严重，使开发区在建设资金上面临举步维艰的困难局面。因此，如何加强和发挥市场机制在土地资产运营中的积极作用，实现市场机制与政府宏观调控的有机结合，促进资源的集约利用，为政府增加财政收入，解决建设资金困难，显得尤为迫切。

——土地招标拍卖是深化土地使用制度的必然结果，是经营城市的必然选择。

以“公开、公平、公正”为主要特征的招标拍卖方式，将土地的供应、土地价格的确定、土地使用权的获得由政府行为转为市场行为，处于社会公众的监督之下，在增加政府土地收益的同时，也消除了土地出让中腐败现象发生的可能。我国的法律、法规对国有土地使用权招标拍卖的范围有明确的规定和要求。《城市房地产管理法》规定：“土地使用权出让，可以采取拍卖、招标或者双方协议的方式。商业、旅游、娱乐和豪华住宅用地，有条件的必须采取招标拍卖方式。”《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强土地转让管理严禁炒卖土地的通知》（国办发[1999]39号）、《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强土地资产管理的通知》[国办发（2000）15号]和省国土资源厅的有关文件都明确要求，商业、旅游、娱乐和住宅的经营性用地必须采取招标拍卖的方式进行。许多地方认真贯彻国家的政策要求，在土地招标拍卖，显化城市土地资产价值，促进城市土地集约利用，加快建设，增加政府财政收入，强化城市在地方经济发展中的主导地位等方面取得了非常成功的经验。我市在近几年的城市建设中，在这方面也有长足的进展，为今后xxx开发区的改革指明了方向，提供了有力的借鉴。

——xxx开发区改革土地使用制度的现实条件。

一件事物的发生发展必须具备相应的前提条件，就以“经营城市”这一概念来讲，xxx开发区的目前情况，首先我们认为xxx开发区不是“城市”，不具备城市的基本要素，就它的产业结构和经济构成来看，它是以第二产业为主的工业区，与城市的概念差别很大，城市人气不足，用地结构以工业用地为主，占全区总用地面积的90%以上，第三产业发展比例较小，仅占全区国民经济构成的15%，第三产业等经营性用地仅占总用地面积的4%。而土地资产的招标和拍卖的对象则是以经营性用地为主，其他用地不具备采取招标拍卖的条件。其次招标、拍卖方式是以获取最高出让金为目的，而xxx开发区的核心工作是招商引资，提高地价片面追求最高出让金，会使我们在本来就比较被动的竞争中，处于更加不利的地位。目前周边北京、天津等地的开发区和我们竞争非常激烈，他们现在对一些高科技、大规模和外资项目采取地价优势和我们竞争，xxx开发区在这方面本来就处于劣势，如果我们不加选择的改革用地方式，提高地价，势必会影响开发区的招商引资工作。综上所述，我们认为xxx开发区的土地招标拍卖工作任重而道远，需要我们根据政府对用地的要求、国家的产业政策、土地用途和规划限制条件等综合因素来选择最切实际的土地出让方式。

——明确方向、负重前行，为改革用地制度做好积极准备。

虽然目前xxx开发区在运用市场机制配置城市土地的工作上还有相当一段距离，但是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不断建立和完善，作为市场机制中的最基本要素之一的土地，必然会逐步由计划经济下的传统模式向引入市场机制过渡，这是必然的趋势和方向，是解决开发区建设资金不足的良好途径，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客观要求。因此我们必须做好积极的准备，努力寻求政府与市场的最佳衔接点，找准突破口，加大工作力度，积极推进土地资产的市场化过渡，推进国有土地招标拍卖工作。我们主要应做好以下几个方面的工作。

一是引导产业结构的调整，努力发展城市第三产业，使xxx开发区向城市化过渡。在继续坚持高科技、外向型的招商方针基础上，积极鼓励、扶持和引导发展第三产业，提高第三产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通过发展第三产业，聚拢“人气”，提高城市品位，积极创造土地增值的空间。

二是建设政府土地储备制度，强化政府对土地一级市场的宏观调控。建立土地收购储备出让机制，发挥土地收购储备制度对土地“源头”的控制作用。强化政府对土地一级市场的宏观管理，通过抓土地“统一收购权”和“统一批发权”，实行“政府主导型”的土地储备制度。一方面把原先分散在各土地使用者手中的土地集中起来，由政(本文权属文秘之音所有，更多文章请登陆www.xiexiebang.com查看)府统一调配；另一方面，以储备中心为基地，通过政府土地部门一个“口子”向市场供地，强化政府在土地供应上的主导地位，为实行招标拍卖奠定基础。同时政府应加强土地供应的计划性，土地管理部门要依据市场需求，合理确定用地规模，改变过去单纯随项目供地的方式，形成先由政府编制计划，由市场主动选择项目的新机制，以供应引导和制约需求，充分发挥出市场优化配置土地资源的基础性作用。

三是建立切实可行的政策措施和组织体系，为土地招标拍卖提供有力保障。要实行土地招标拍卖，推进土地收购储备，必须加强政府的统一管理和协调，为此要有比较完善的配套政策和组织保障，将市场化的供地方式至于规范运行的轨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