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新城镇化与户籍土地

第一篇：2013新城镇化与户籍土地

新城镇化户籍土地改革分析

户籍制度改革的基本思路是，国家将按照小城镇落户先行全面放开、中小城市落户有序放开、大城市落户继续严格控制的原则，制定公开透明的各类城市农业转移人口落户政策，有序推进农业转移人口的市民化。

其中，户籍改革最先受益的将是有稳定劳动关系、在城镇居住一定年限并按规定参加社会保险的农民工群体。

在推进农民工在城市落户的同时，《规划》中还明确，国家鼓励部分省市积极稳妥地推行居住证制度，解决好流动人口在居住地劳动就业、子女上学、公共卫生、住房租购、社会保障等方面存在的实际问题。在今后较长的一段时间内，中国人口管理将会采取户籍制度和居住证制度有效衔接的制度，等到各方面运行成熟，再进一步实施全国统一的居住证制度，这样也就没有了“农村户口”和“城市户口”之分。

而《规划》中提出的土地制度改革路径是，国家对城镇建设特别是工业用地要严格控制，城镇建设的规模扩展要与农业转移人口落户数量相挂钩，以此来避免走城镇化摊大饼式的老路。目前中国人均城镇建设用地已经超过130平方米，未来人均城镇建设用地将被控制在100平方米以内。

城镇建设用地之外，《规划》还明确，对于农地征占补偿问题，要求在确保提高农民在土地增值收益分配比例的基础上，允许农民通过市场流转方式出让承包地、合规面积的宅基地并获得相应的财产收益，以此来消除农民进城落户的后顾之忧。

很多人关注的农村宅基地权益试点改革，知情人士表示，按照现行《土地管理法》，宅基地属于农民集体所有，公民个人没有所有权，只有使用权，《担保法》也规定，农民所拥有的宅基地集体所有土地使用权不能用于抵押。对此，国家发改委、国土部等方面正在加快完善、修改相关法律法规的步伐。

要破解中国城镇化的改革难题，现行的土地、户籍、财税金融和行政区划等制度都是绕不开的障碍，这些或将需要更为详尽的城镇化改革配套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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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篇：户籍制度改革与城镇化进程

论户籍制度与中国城镇化进程

[摘要]随着我国工业化、城镇化建设的快速推进，户籍制度对人口流动的限制作用正在逐渐减弱，因此当前我国户籍制度改革的探索方向与重心应开始转向如何通过革除当前户籍制度的利益分配功能进而实现公民利益权利的无差别化待遇，如何加快推进城乡一体化进程进而缩小城乡差距，以及如何提高农村劳动力的受教育程度和质量进而解决城乡教育的“二元化”等一系列问题上来。

[关键词]农村劳动力转移；户籍制度改革；教育；二元化

当前，我国已经进入破除城乡“二元”社会结构，统筹城乡协调发展，加快城乡一体化进程的关键时期，而传统户籍管理制度的严重弊端及其负面影响在新形势新阶段下也随之日益暴露和突显，因此社会各界对其进行全面彻底改革的呼声越来越高，而其改革的成败也必将直接关系到我国国民经济的健康发展、城乡社会的和谐稳定以及人民生活质量的根本提高等诸多方面。

一、我国户籍制度的历史成因与功能演变

我国户籍制度的形成与发展有其深刻的历史根源，在建国初期，我国面临粮食生产能力不足、公共基础设施建设薄弱、城镇就业问题突出以及西方世界的排斥与挤压等诸多国内外不利因素，当时的这一系列客观国情使得我国城镇的生产、生活资料极度匮乏，城镇社会的人口吸纳能力明显偏低。并且由于受到前苏联工业化发展路径与模式的严重影响，从而制定了重工业优先发展的赶超型工业化战略。而在新中国成立之初千疮百孔、内忧外患的经济社会条件下，获得发展重工业所需原始积累的现实途径在当时看只能是“牺牲农业及农村，以工农业产品价格‘剪刀差’形式，尽可能压低原材料及农产品价格来降低工业化建设成本，以及不对农村居民实行社会福利保障等办法，最大限度的将农业剩余或农村剩余转化为发展工业化所需的原始积累”（李佐军，2009）这条道路可选择，但是以这种方式完成工业化原始资本积累的前提则是必须保证能够有充足的劳动力在农业部门进行生产，然而城乡之间资源分布的不对称以及不同部门生产率所存在的巨大落差又必然会形成对农村剩余劳动力由农村向城镇流动和聚集的“农村推力”与“城镇拉力”，诱使劳动力不断由农业迁出。因此出于遏制城镇人口过度膨胀、保持城镇社会稳定以及快速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的需要[1]，我国最终形

成了以将农民禁锢在土地之上，保证农业生产稳定，控制农村人口过快流入城镇为主要目的户籍制度。但是我国户籍制度的功能与影响也并不是一成不变的，它是一个不断演变的过程，其变迁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着重登记管理职能阶段，这时的户籍管理政策①最主要的目的在于对人口居住地点与基本信息的登记上面，并不涉及公民的自由迁徙与利益权利的分配等问题；第二个阶段是强化限定人口自由流动权能阶段，其中最主要的是针对人口的乡城流动行为进行严格的限定与规制；第三个阶段则是固化利益分配功能阶段，其最突出的表现在于将涉及诸如就业、教育、住房、医疗、社会保障等与公民切身利益相关的诸多福利权益与户口相联系，且城乡居民之间的差别非常明显，户籍制度在此阶段已经逐渐演变为保护城镇本地人口既得利益的制度工具。

二、对现阶段我国户籍制度改革方向与路径的认识

在对我国户籍制度改革的早期研究中，学者们多将重点放在法律、尤其是宪法角度中公民自由迁徙权的讨论上面，以及为户籍制度的“破冰”寻求法理支撑。然而，我国当前所实行的户籍制度，从表面上看是法律问题，但其根源却要归宿到我国建国初期经济基础的薄弱以及城乡社会发展的不平衡，它的本质是由于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的诸多矛盾而诱发的法律“畸形”。因此我国户籍制度改革不仅需要从法律角度去寻求正义，而且更要从现实出发，追本溯源，找准当前改革过程中的关键难点与核心矛盾，对改革的方向与路径进行重新审视，力争能够在这一问题上取得全面突破。随着国家对农村人口流动与迁徙等一系列限制规定的逐步放宽以及学术界对户改问题研究的不断深入，人们已经开始不再单纯从法理上去寻求正解，而是将其对户籍制度改革的关注点逐渐向破除现有户籍制度的利益分配功能或是使其能够合理流转，进而实现城乡居民在享有公共产品提供与社会福利待遇的“无差别化”[2]等问题上面转移，户籍差异所导致的公民利益权利分配过程中的巨大差别也正是当前户籍制度最为人们所诟病的地方。围绕剥离户口背后所粘附的各种利益权利为中心进行综合改革肯定会成为今后我国户籍制度改革的趋势与方向，但是实现这个目标的基础和前提则是必须要有社会生产力水平的大幅提高以及国民经济的高速健康发展为一系列改革措施提供必要保障，然而就我国的现实国情来看，这在当前绝对不是能够一蹴而就所能实现的。与此同时，农村转移劳动力由于文化素质偏低、技术技能不足而导致其在城镇进

行生产生活时所出现的“低素质屏障”也日益被学界所关注，加大我国农村教育的资金投入与政策供给力度，对农村转移劳动力进行一定的教育与培训，彻底改变城乡教育发展严重不均衡的现状，更是被众多专家学者视为弱化当前户籍制度负面影响，促使农村转移劳动力能够更好完成其“再社会化”过程的一个切实可行的有效途径。

三、城镇化进程中农村转移劳动力的“再社会化”问题

随着我国经济体制的深刻变革以及市场化程度的不断提高，户籍制度对人们的束缚与制约在许多方面都已逐渐减弱，因此在我国城镇化的过程中，大量农村劳动力得以从农村进入城镇。但是长期以来，二元社会结构在事实上已经造成城乡居民在知识文化、能力素质、价值观念以及生活方式等诸多方面存在的显著差别，再加上城镇之中各种正式与非正式制度的影响，这些都直接或间接导致了农村转移劳动力进入城镇之后无法很好与城镇社会相融合，因此他们常常被人们冠以“农民工”的称谓，绝大多数转移农民在城镇之中扮演着“农民”与“市民”的双重角色，在二者之间处于非常尴尬的“边缘化”状态。而“认识和实践中的混乱与含糊使农村转移劳动力感到无所适从，从而陷入经常性的角色冲突之中，因此在努力破除阻碍其身份转化的制度性障碍同时，也必须从根本上改变转移农民的价值观念，提高他们的文化程度，赋予其满足在二、三产业进行生产劳动所必需的知识技能。因此促使转移农民完成‘市民化’的过程，就成为城镇化进程中转移农民‘再社会化’的核心内容与关键。” [3]农村转移劳动力冲出土地的束缚，实现角色的转化，进行职业的变更，并且与城镇之中的先进生产要素相结合从事生产劳动，这就必然会对他们的劳动能力、学习能力以及竞争能力等方面提出更高的要求。而现代社会中，教育被公认为是人们进行人力资本投资的最主要渠道，是劳动者形成生产技能的重要基础[4]，同时更是促进人们社会化的有效途径。因此通过教育活动向农村转移劳动力传授城镇社会的各种文化传统、生活习惯、价值观念以及行为方式，从而使受教育者在知识的积累中逐步完成个人的内化，必将成为促使其最终实现“再社会化”转变的一条可靠途径[5]。

四、我国户籍制度改革应遵循的两步走战略

在我国整体推进户籍制度改革之前，我们必须明确的一点是，任何改革的终极目标都是为了适应经济的发展，推动社会的进步，并使更多的人能够分享到改

革的成果，从改革之中获益。因此如果结合户籍制度改革的短期目标与长期取向进行整体考虑，笔者认为有必要将我国户籍制度改革这项浩瀚工程分成前户籍改革阶段与后户籍改革阶段，并采取先“破冰”，再“融冰”的两步走战略去化解。“破冰”作为前户籍改革阶段的重心，其着力点应立足于制度性障碍的废除。这一过程主要包涵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方面是改革户籍制度本身，从法律上恢复公民的自由迁徙权；另一方面则是改革与户籍制度相关联的整个制度群，打破现有利益格局，进行城乡之间利益资源的实质性“重组”（邓海建，2006）。而在允许公民“自由迁徙”的问题上，我国早已取得实质性突破，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随着国民经济的快速发展，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普遍实行以及农业现代化的持续推进，我国城镇粮油供应紧张的局面得到大大缓解，同时由于改革开放初期我国劳动密集型经济增长方式需要大量的劳动力作为支撑，这就使得城镇二、三产业对劳动力的需求非常旺盛，因此放宽对农民进城限制的条件逐渐成熟，户籍制度制约人口自由流动与迁徙的作用在新的历史时期被逐步地弱化，如今已经在事实上丧失了限制人口自由流动的功能[6]，进而演变为排斥农村人口与城镇居民分享资源，维护城镇居民既得利益的制度工具。因此这一阶段改革的重点与难点并不在于放开户籍制度对人口自由流动进行约束等问题上面，其着力点与突破方向应放在如何打破现有利益格局而不造成新的社会冲突与群体对立，如何革除其利益分配功能而使其回归到仅仅作为对人口进行登记管理的必要手段，以及如何配套教育医疗、社会保障等基本福利但不至于使地方财政捉襟见肘这三个方面。这三个问题处理好了，改革过程中的一系列制度性障碍才有可能彻底瓦解。

而“融冰”作为后户籍改革阶段的难点，其着眼点则必须放在非制度性障碍的化解上面。由于户籍制度的影响作用而形成的我国二元社会结构，已然造成了城乡居民之间在“软实力”方面的巨大差距。长期以来我国农村绝大部分地区在教育经费投入、教育教学质量等方面都大大落后于城镇，农村人口的受教育年限与质量同城镇居民相比始终处于绝对劣势，全国第五次人口普查资料显示，2000年我国农村劳动力人口（15岁～64岁）的人均受教育年限仅为7.33年，而城市劳动力的人均受教育年限为10.20年，农村人均受教育程度比城市足足低了2.87年。并且根据中国教育与人力资源问题报告课题组的研究：“2000年每10 万人

口中各种受教育程度人口的数量，城镇大学程度的人口数量是农村的18倍；城镇高中程度的人口数量是农村的4倍；在初中程度的人口数量上，城乡基本接近；只有小学程度的人口数量，农村大于城镇。城乡之间在人力资本积累水平和积累阶段上存在着明显差别，城镇的人力资本积累目前基本处于中等和高等教育阶段，而农村人力资本积累尚处于普及初等教育阶段。”并且即使是那些进城务工人员及其子女，在城镇接受的教育从总体来看也与城镇原住居民子女有着很大悬殊。因此，在“二元教育”结构下，城乡劳动力之间存在的受教育程度与质量差别，就不可避免的会导致城乡劳动力异质性问题的出现和形成。这也使得绝大部分农村转移劳动力与城镇劳动力相比，在现代部门进行择业、就业与创业竞争时显得“先天不足”，这又会使得我国现行户籍制度的“劣根性”被二次放大。并且根据路径依赖理论，某种制度一但形成，便会产生刚性与自我强化机制，我国户籍制度同样也不例外。周德魁（2008）曾经指出：“即使我国最终拆除了户籍制度的樊篱，建立了城乡统一的户籍管理体制，但现实中农民与农村转移劳动力在文化技能、职业素养、生活习惯等方面与城镇居民相比还是会存在巨大的差异，城镇居民对农村人口歧视观念的改变仍将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因此即便统一城乡户口，并且能够剥离粘附在户口背后的诸多利益权利，农村转移劳动力在城镇之中仍将会处于非常尴尬的弱势地位。而且就当前与户籍制度相关的“住房、卫生、就业、社保、教育”这五个主要的大项来看，户籍差别表现最为明显的当属教育，但教育却偏偏又是对个人今后发展影响最大的一个重要因素，因为其它的不公可能只会影响人的一时，而教育的“缺失”却很可能影响到人的一世。综上所述，对于我国户籍制度的改革，绝对不能只停留在简单的“放开”上面，而必须是一个全方位、深层次、渐进式的系统工程，废除现有户籍制度只是这一具有重大历史意义改革的起点，历史对我国农民的亏欠需要我们现在给予加倍的补偿，特别是在后户籍改革时代，政府尤其需要注意从教育方面给予农村人口以补偿，为他们提供良好的受教育机会，把推进教育公平作为构建整个社会公平的重要基石。

五、结语

户籍制度改革作为当前我国社会变革与发展过程中的焦点问题，从政府部门到大众舆论长期以来都是“千呼万唤”但却仍然还是“不得其解”，其改革的跨

度之长、难度之大由此可见一斑，因此对于户籍制度改革这一重大而深远的问题，必须从理想与现实的双重维度进行更为深入的思考与探索，才能得出一套切实可行的改革措施与方法。在户籍制度的“破冰”方面，我国中央及地方各级政府都做出了积极的探索与尝试，并且取得了一定的阶段性成果，这就为户籍制度的全面改革打下了良好的基础；但与此同时，对于户籍制度的“融冰”，我们更是无论如何都不能忽视与懈怠，因为仅仅针对户籍制度本身进行的改革无论侧重点在哪，也不管以什么样的方式进行，都只能治表，无法除根，户籍改革的最终目的不仅是还农民以迁徙的自由，给农民与城镇居民相等的权利，更重要的一点是使他们获得自由发展的可能，赋予他们与城镇居民竞争的能力。因此只有不断夯实经济基础、缩小城乡差距，努力提高农村劳动力的个体素质与能力，实现社会的全面发展与进步，才有可能使我国户籍制度以及由其带来的一系列问题得到最终解决。

我国户籍制度改革的大幕已经徐徐拉开，但改革的进程不可能总是一帆风顺，必然会遇到许许多多的困难与阻力，而面对挑战，我国的政治家除了要有敢于担当改革重任的非凡勇气之外，更应具备统筹全局、协调推进改革进程的超群智慧，惟有如此，我国户籍制度改革才有可能真正成功，继我国城乡“二元”社会结构之后形成的城镇内部“二元”社会结构等问题才有可能得到避免，长期困扰中国社会的“三农”问题也才能真正得到彻底的解决。

[参考文献]

[1] 胡振飞.迁徙自由与中国户籍制度改革[J].安徽广播电视大学学报，2007(4)：17-20.[2] 赵航飞.我国户籍制度改革阻力分析-基于公共产品提供的角度 [J].知识经济，2009(8):68-69.[3] 杨海燕.城市化进程中职业教育发展研究[D].北京师范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6:95.[4] 韩秀华.中国二元教育下的农村劳动力转移问题研究 [D].西北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6：81.[5] 杨海燕.城市化进程中职业教育发展研究[D].北京师范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6：102.[6] 王列军.户籍制度改革的经验教训和下一步改革的总体思路 [J].江苏社会科学，2010(2)：59-65.

第三篇：“土地财政”城镇化延续

“土地财政”城镇化延续

在今天，以“土地”为核心的发展模式已经问题缠身并发展到尽头。如新华社评论所言，房地产支撑着政府财政、经济发展、企业和个人财富增值利益，这样注册香港公司是不牢靠的，政府就应当果断剥离捆绑在其上的利益。

近日，经济学家吴敬琏透露，过去几十年来的造城运动中，政府获取的土地价差保守估计在30万亿元左右。正是由于政府在土地政策中的利益，才会大力推动造城运动与发展地产业。

建立在垄断土地一级市场上的“土地财政”是中国特有的城市化道路的核心，是中国特有的现象。各个地方政府在过去十几年，通过土地融资，推动城市化，即“经营城市”。这一过程构成了过去20年发生在中国的所谓中国式的“城市化”。其本质是，地方政府为了政绩需要而不断地投资，这需要资金，通过“土地财政”以及城市建设，恰好可以实现个人“政绩”。当然，更大的推动力是其中普遍的巨大的官僚寻租机会，因此，每届政府都不遗余力地卖地，兑现政绩与个人利益，而不管后果。甚至即使没有卖出去的土地也拿去作为抵押的杠杆，借贷（债）搞建设。

这也是一个与民争利的过程，所谓“30万亿”的价差背后，就是对农民以及城市拆迁居民的。由于政府垄断了一级市场，即使农民的集体土地，也要先由政府征用后才能在市场上出售，这个环节形成的价差就是对农民的剥夺。在上世纪90年代末房改时，政府将公房几乎无偿划给了城市居民，这些房产在过去的十几年中获得了巨大的资产升值，但是，农民却无法拥有自己土地的产权，而且被城市化征用的增值部分被政府拿走。

但是，城市居民也并非都是获益者。今天回头来看，所谓受益者，应该主要是参与房改的体制内的公务员以及事业单位从业人员，而他们的获益程度也因为权力等级不同而不同。在房改后，这些部门继续以远低于市场的价格进行福利分房或者变现福利分房，并成为过去十余年房价上涨的最大受益群体。而普通居民则承担了不断上涨的房价，甚至有的家庭需要几代人的储蓄才能为孩子购买一套住房。

实际上，政府在地产业获得的好处不限于“土地财政”，还有巨额的税收。根据统计，过去十年间，仅针对房地产业征收的五大税种，其总收入从 2003年的900多亿元，暴涨至2012年的1.01万亿元，增幅高达十倍有余。土地与税负成本占房价的60%左右，如果再加上高额的抵押贷款利息，购房者基本上是为政府和银行打工。

对于房价上涨的调控屡屡失效，皆因政府在地产业中有巨大的利益，而体制内从业者因福利分房又不承担房价上涨的压力，反而因房价上涨获得资产升值。因此，各级政府对地产调控是“虚与委蛇”。

当然，一种观点是，地产价格上涨是货币贬值推动的，因为过去十年持续通货膨胀，鼓励了人民买房投资以抵抗储蓄贬值。一种估计是，中国有1/3的新增住房属于投资性质。可实际上，货币贬值除了政府控制利率处于较低水平之外，主要原因是政府的“土地财政”释放了过多的货币所致。孰因孰果，还是要搞清楚。

可以看出，过去十余年，中国货币贬值、房价等增速都是迅猛的，甚至是疯狂的。疯狂的主要原动力就是土地。政府近乎失控利用土地发展经济，也造成了通货膨胀、基于家庭资产的贫富差距、经济结构日益失衡、腐败等等问题，并透支了未来中国经济发展的动力和空间。

面对这30万亿，也有声音提出，为在“分税制”下，地方认为事权与财权不匹配，地方政府拿得少，做得多。因此，地方政府才不得不大搞“土地财政”，为城市化融资。如果不搞“土地财政”，地方政府则没钱做事，也没钱搞民生。

第四篇：新型城镇化与土地制度改革

新型城镇化与土地制度改革

发布时间：2014-4-4信息来源：中国青年报

当前持续推进的新型城镇化被视为我国经济增长的新引擎。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01-2011年的10年间，城镇化每提高一个百分点，拉动投资增长3.7个百分点，拉动消费增长1.8个百分点。未来10年，据专家测算，中国城镇化率年均提高1.2个百分点，新增城镇人口将达4亿左右。中国已经步入了城镇化的加速阶段，但是由于土地制度城乡二元结构的存在，一定程度影响了城镇化进程，土地制度改革成了当前亟须解决的问题之一。

现状

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一些处于城乡接合部的村庄，融入城区，但由于历史原因，现在的“城中村”和城郊村规划管理无序，布局结构混乱，基础设施缺失，环境卫生、消防安全、治安计生等问题突出，出现“村外现代化，村里脏乱差”现象。

同时，农村建设用地效率较低。一方面由于长期规划滞后，自然村布局零星分散，功能布局混乱，居民点以分散式或独立式为主，旧宅基地占地多，一户多宅、空心村现象普遍存在。另一方面大量青壮劳力进城打工，只有老年人在家种田，因此有些地方出现了农村空心化和土地粗放撂荒的现象。而同时由于城市房价较高，农民工在城市享受不到廉租房、经济适用房等优惠政策，在城市定居难，造成“被两栖”的生活方式。

随着经济的不断发展，城市近郊和城中村的土地大幅升值，拥有农村户口即可获得更多的经济利益。这使得很多农民即便身在城市务工，也不愿意放弃农村户口，甚至还出现了一些城镇户籍人口千方百计想变为农村户口的现象。为了在城市扩展建设中争得更大的利益，出现了部分村民在一些集体建设用地甚至是耕地上自发、无序地占地建房的不正常现象，扰乱了经济秩序，影响了城市形象，而且造成了许多不稳定因素。

根据土地管理法的规定，征收耕地的土地补偿费，为该耕地被征收前3年平均年产值的6-10倍。征收耕地的安置补助费，为该耕地被征收前3年平均年产值的4-6倍。但是，每公顷被征收耕地的安置补助费，最高不得超过被征收前3年平均年产值的15倍。土地补偿费和安置补助费的总和不得超过土地被征收前3年平均年产值的30倍。因当前的农业多是粗放式经营、农业效率不高，以年产值为标准的补偿费用偏低，这样农民承包使用的土地被征收后得到的补偿很少，无法满足农民被征地后的生活所需。

根源

根据我国土地管理法的规定，土地的所有权分为国家所有和农民集体所有两种形式。其中农村集体所有的土地，依其使用权用途的不同，又可分为：农用地、农建地和宅基地3种形式。在城市化的过程中，有部分农村纳入了城市规划的范围，按照法律的规定，这些农村所拥有的土地就应转化为国家所有。但由于村民的身份等没有及时转变，土地依旧是农民所有，农民依旧固化在集体所有制的土地上，因而成为城市中的农民。

和土地所有权状态相对应，城中村土地使用权也分为国有土地使用权和集体土地使用权，但集体土地使用权比国有土地使用权具有更多的限制：一是宅基地使用权依法不能转让、抵押;二是只有依法承包并经发包方同意抵押的荒山、荒滩等农村集体荒地的土地使用权和抵押乡(镇)村企业厂房等建筑物涉及所使用范围内的集体土地使用权可以抵押，其他集体土地使用权则不得抵押;三是集体土地使用权不能用于租赁;四是一般情况下，集体土地使用权不能作价出资或入股。

这些限制使得集体土地使用权在实质上与国有土地使用权不平等，使集体土地使用权的功能上仅限于住宅、农业用地。而在城中村区域里，这两种土地使用权并存但在效能上差距很大，突出表现为土地使用权所产生的收益上，国有土地使用权人所获得的利益远大于集体土地使用权人所获得的利益。利益上的刺激与诱惑，使得集体土地使用权人不再安分于土地使用的各种规范之中，突破了原规则，寻找与国有土地使用权对等的利益。这就必然出现大量的违章违规建筑存在，存在大量乱占、乱圈地现象，非法租赁土地，以土地入股开办各种实业等非法的房地产开发、经营等。

第五篇：什么是户籍人口城镇化率

什么是户籍人口城镇化率

户籍人口城镇化率是即按户籍人口计算的城镇化率。是相对于常住人口城镇化率的概念。中国51.3%的城镇化率，是按城镇常住人口统计的，其中还包括了

1.6亿的农民工群体。如果按户籍来算，人口城镇化率只有35%左右，远低于世界52%的平均水平。

中新财经上海3月30日电（钟欣）中国国家发改委副主任徐宪平30日表示，2012年中国（常住人口）城镇化率达到了52.57%，但是户籍（人口）城镇化率只有35.29%，中国的城镇化仍处在快速发展的区间。

在上海举行的2013中国城镇化高层国际论坛上，徐宪平指出，中国的城镇化由数量扩张向质量提升的转型发展势在必行。

他认为中国现行的城镇化模式有三个“不可持续”，即：城镇化发展的外部条件和内在动力都在发生深刻变化，主要依靠劳动力廉价供给推动城镇化发展的模式已不可持续；随着资源环境瓶颈制约的日益加剧，主要依靠资源粗放式的消耗推动城镇化发展的模式不可持续；随着新老城镇居民收入发展的差距造成的社会矛盾日益凸现，主要依靠均等化的公共服务压低成本推动城镇化发展的模式不可持续。

他表示，人口多、资源环境恶劣，决定了中国的城镇化必须从国情出发，积极稳妥地走中国特色的城镇化道路。要按照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同步发展的新要求，以人口城镇化为核心，以城市群为主体形态，以综合承载能力为支撑，以完善体制机制为保障，全面提高城镇化发展的质量。

这位官员说，未来中国城镇化发展有五大主要战略任务。第一是要有序推进农业人口市民化，逐步解决现有2亿多和每年新增1000多万农民工的半市民化问题；第二要优化城镇化的布局和形态，合理规划未来城镇人口空间布局；第三要提升城市可持续发展能力，有效预防城市病；第四要促进城乡发展一体化，逐步缩小城乡差距，促进城乡共同繁荣；第五要创新体制机制，厘清政府和市场在推进城镇化过程中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