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项制度纵深改革促国企长远发展

第一篇：三项制度纵深改革促国企长远发展

三项制度纵深改革促国企长远发展

课程背景：

“三项制度改革“即”劳动、人事、分配”制度改革，讲了N多年，可还是”雷声大，雨点小“，真的是”理想很丰满，现实很骨干“，之所以改革推动力度不大，根源在于很多国有企业仍然存在人力资源管理薄弱，体系不完整、绩效管理水土不服、平均主义突出、人才进易难出、制度化管理水平较低……国有企业如何在市场激烈竞争中真正实现国有资本做强做优做大呢？新形势下国企劳动用工如何突破瓶颈与激活体制，如何真正使“劳动、人事、分配”三项制度改革落到实处呢？如何整合现有资源进行变革与创新呢？

古老师以过往在大型外企、民企、国企18年的人力资源管理实战经验，尤其在具有80年历史的老国企及集团公司从事人力资源管理工作12年，主导企业2006年“三项制度改革”、2008年“国有控股改制”、2012年“企业转型升级”、2014年“集团产业整合”、“集团化人力资源管理”等国企各类成功大事件，借助国企改革春风，凡事以结果为导向，结合国企实际过程合法合规、合情合理，通过盘活人力存量资源为突破口，大胆进行国企改革与创新，用战略眼光和思维方式开启国企劳动用工管理新模式，全方位提升国企管理水平，老国企解除285名员工无一劳资纠纷焕起企业新生，项目公司从3亿营业收入三年内增长为12.6亿元，国企改革与创新用事实和业绩说话，全面提升国企核心竞争力。

课程收益：

1．走出国企传统人事管理的困局，以全新视野构建人力资源管理体系；.人力资本使用如何计量价值，高效获取人力资本，企业配置高效人力资本目标的六部曲； 3.快速掌握新时代劳动用工管理核心要领和各项工具与应用； 4．构建助推劳动用工规范化管理新体系的要点及具体实操应用。

课程时间：1天，6小时/天。（可根据企业所需调整）

课程对象：企业高管、人力资源管理人员、中层管理人员及骨干等核心人才等 授课方式：讲授+情境模拟+小组讨论+分组训练+辅导落地

课程大纲

第一讲：新时代的国企人力资源管理 1．人力资源与人力资本的区别 2.从人力成本到人力资本的转变 3．人力资本是企业核心竞争力的源泉 4．阻碍人力资本最大价值化的因素 5．人力资本促进“五力”提升 1）如何增强企业凝聚力 2）如何提高企业战斗力 3）如何增强企业研发力 4）如何提高企业品牌力 4）如何增强企业竞争力

案例分享：从某企业的人力资本管理诊断报告中得出的启示

第二讲：打造人力资本管理新体系

二、人才招聘与内部选拔——选才 1．资本时代组织设计与分工方法与工具 2．资本时代的胜任素质模型 3．岗位分析的方法与工具 4．选才策略与企业发展策略 5．选才渠道与方法 1）人员甄选录用要点 2）素质模型与人才招聘 6．资本时代招聘面试实用技巧

现场实操：如何实施资本时代人才招聘新模式

三、人才培训与职业发展——育才 1．资本时代人才培训与开展规划 2．资本时代的培训需求分析 3．企业培训开发与设计

4．基于资本时代的职业规划管理 1）成功实施职业生涯管理的策略 2）职业生涯管理模型 3）组织职业生涯管理

5．资本时代核心人才队伍的培养

现场演练：如何做好资本时代人才培训与开发

四、绩效管理与绩效评估——用才 案例研讨：如何对小李进行有效辅导 1．资本时代绩效管理实施黄金法则 2．绩效管理的有效工具 3．绩效管理大流程

4．常态的绩效沟通辅导与面谈 5．绩效管理与薪酬激励的关系

五、员工激励与辅导技巧——留才 1．企业战略决定薪酬激励战略

2．基于资本时代薪酬体系设计流程及操作要点 3．资本时代薪酬留人策略新四招 4．资本时代的薪酬调整与改革

案例：这家企业薪酬设计管理存在哪些问题？

第三讲：构建相匹配的人力资本管理机制

一、建立完善的人力资本管理机制 1．人力资本管理运作流程 2．人力资本管理制度体系 3．人力资本管理信息系统 4．人力资本管理权限分配

二、人力资本管理协同其他管控 1．共享平台管控 2．人力资本信息化管控 3．会议管控 4．流程管控 5．预算管控 6．文化管控 7．日常事务性管控

三、如何实施真正意义上的人力资本管理 1．明晰公司的发展战略 2．改变人力资本管理者的定位 3．中高层管理人员的重视与支持 4．真正成为企业战略发展的HR三支柱 5.人力资本时代如何实现逆袭

第二篇：进一步改革土地制度事关我国长远发展

进一步改革土地制度事关我国长远发展

刘守英

《经济参考报》：十六大以来，土地在中国经济发展中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尤其是城镇化进程与土地息息相关，那么，这些年来我国的土地管理制度为中国经济发展都发挥了哪些特殊作用？

刘守英：十年来，我国国内生产总值年均实际增长10.7%，经济总量占世界的份额从4.4%提升到10%，城镇化率快速提高，2011年超过50%，土地资源的有效保障，为经济平稳快速发展提供了重要动力。土地资源的市场化配置改革功不可没。

20世纪90年代末至今。中国经济的高增长，靠高速的工业化和快速的城市化两个引擎拉动，土地成为这两个引擎的杠杆。地方政府通过低价征用农民土地，以创办园区，通过土地的协议出让，避开了我国土地资源禀赋不足可能造成的工业用地成本上升；与此同时，沿海发达地区，尤其是珠三角和长三角成为中国经济高速成长的主角，这些地区大量集体建设用地进入市场，保证了农民以集体土地参与工业化进程。双轨并行的工业化，支持了中国作为世界制造工厂的形成。

进入新世纪以后，中国城市化进程大大加快。面对城市建设的巨额资本需求，土地资本化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利用对土地一级市场的掌控和经营性用地的市场化出让，依靠土地出让收入和土地抵押融资，促进国有土地从资源向资产以及资本转化，推动了快速的城市化。2000年以后，中国土地使用制度改革进一步深化，尤其是2002年以后对经营性用地实行“招拍挂”制度，将土地的功能从传统的生产和生活功能，拓展到资本功能，带来巨大的乘数效应。一方面，土地的资本化，使地方政府财政能够获取土地增值的最大化收益，并以最大化的土地

出让收入保证城市建设资金，以商住用地出让价格最大化来实现城市政府资金的平衡。另一方面，通过建立政府融资平台，以政府财政信用为担保，以土地为主要抵押品，换取银行资金，加大对城市基础设施建设融资。土地制度改革所释放的土地红利，为经济建设提供了巨额土地增值收益，促进了城镇化的快速发展。

《经济参考报》：这种以地谋发展的模式在带动经济快速增长的同时，其弊端也日益显现，不可持续。这种模式的问题主要体现在哪些方面，给中国经济发展带来了哪些风险？

刘守英：这些弊端在经济上主要表现为，地方政府的经济增长过于依赖土地；地方政府收入过于依赖土地出让收入和与城市扩张相关的建筑业、房地产业税收；城市建设过于依赖土地出让和土地抵押融资。这种高度依赖土地的增长方式，形成地方政府债务风险、中央银行金融风险，也放大了宏观经济波动。

1997年以来，中国地方政府性债务规模逐年增长。1998年和2009年债务余额分别比上年增长48.20%和61.92%。2010年的债务余额比上年增长18.86%。国家审计署公布的债务余额为10.7万亿元债务余额，约占2010年GDP的26.9%。再加上名义指标表示的公共部门债务(约相当于GDP的20%)和政策性金融机构发行的金融债券等(约相当于GDP的6%)，中国总体的公共部门债务率应在50%-55%。

地方债务的局部情况更不容乐观，不均衡、不可持续的问题十分突出。2010年底，东部11个省(直辖市)和5个计划单列市政府性债务余额53208.39亿元，占全国总地方债务比49.65%；中部8个省政府性债务余额为24716.35亿元，占23.06%；西部12个省(自治区、直辖市)政府性债务余额29250.17亿元，占27.29%。

2010年底，中国东部地区加计划单列市、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负债率分别是19.2%、24.2%和36.4%。正如政府贷款主要靠土地一样，抵押土地已成为政府偿债的最重要来源，地方的债务偿还对土地出让收入的依赖较大。据审计署调查，2010年底除54个县级政府之外，全部省级和市级政府以及绝大多数县级政府均有政府负债，且承诺用土地出让收入作为偿债来源的债务为25473.51亿元，占地方政府负有偿还责任的债务额的比重为37.96%。一旦各地土地出让收入下降，地方政府的偿债能力就会快速枯竭。

地方政府为了进行基础设施建设，纷纷成立各类融资平台，利用手中收储的国有土地作为抵押品，从银行获得巨额贷款。目前地方融资平台已形成“土地抵押——获取贷款——土地收储——土地抵押”循环。审计署调查结果表明，截至2010年底，融资平台公司政府性债务余额49710.68亿元，占地方政府性债务余额的46.38%。地方各级政府已支出的债务余额中，用于土地收储的就有10208.83亿元，占10.62%。

从地方政府性债务资金的来源情况看，银行是最大的资金供给者。2010年底，银行贷款总额84679.99亿元，占到地方政府性债务资金的79.01%。其中，负有偿还责任的债务中银行贷款有50225亿元，占比为74.84%。

在决定中国宏观经济周期性波动的因素中，除了固定资产投资和货币供应量等变量外，土地供应和以地融资的影响也日益显著。2002-2010年间，国有建设用地增幅跟当年的名义固定资产投资增幅有比较一致的趋势。如果当年的国有建设用地供应量减少，或者增幅下降过快，会导致下一年许多投资项目无法“落地”，固定资产投资增幅会受到很大影响。反过来，如果国有建设用地供应很充足，固定资产投资增幅会较快上升。

由于土地指标由中央政府控制，宏观经济过热时期，中央政府除了收紧“银根”外，还会同时收紧“地根”，即减少全国的新增建设用地供应量，甚至采取“冻结批地”、“中止土地审批权”等行政性调控手段。同样，宏观经济刺激阶段，中央政府在采取扩张性货币政策的同时，还会放松“地根”，大幅增加新增建设用地的供给量。

从实施效果来看，土地参与宏观调控事实上放大了宏观经济的波动性。1997年国家宣布在全国范围内冻结供地一年，这同紧缩性的货币政策一起，加剧了1998-2001年的通缩。2002年起，每年新增建设用地数量迅速上升，2001年全年批准新增建设用地是428万亩，2002年上升至722万亩，2004年和2006年分别是845万亩和771万亩。宽松的“地根”，加上积极的货币政策，2007年出现经济过热现象。

《经济参考报》：在未来10年甚至更长的时间，中国仍将处于工业化、城市化快速发展阶段。随着工业化城镇化的加速，土地利用也将进入农地非农化高峰期、土地供求极度不平衡期。那么，如何才能正确处理好土地利用和发展的关系？

刘守英：正确处理人与土地、土地与其他资源、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事关社会稳定与和谐。必须推进土地制度改革，根本改变以地谋发展模式，促进经济社会和谐发展。

第一，平等保护土地产权。构建以保护和保障农民土地财产权为核心的土地权利和法律体系。由中央政府统一进行覆盖所有土地资源的确权、登记、颁证，确认土地所有者和土地使用者的土地权属关系，为保障土地财产权、便利土地权利交易提供基础性制度服务。赋予集体所有土地与国有土地同等的占有、使用、收益和处分权，对两种所有制土地所享有的权利予以平等保护，实现宪法和相关法律保障下的同地、同权。逐步实行对失地农民的土地财产权的公平补偿，以被征地的市场价格进行补偿为最终目标。尊重和保护被征地农民在征地中的话语权和谈判权。

第二，确认不同主体土地平等进入权。以用途管制为唯一的准入制度。打破目前因城市和农村的区别，对圈内圈外土地按不同所有制准入的政策。制定城市增长线，明确土地国有的范围为建成区。新增建设用地用于非农经济建设的，除为了公共利益目的征用外，可以保留集体所有。

第三，重构平等交易的土地市场。建立公开、公正、公平的统一交易平台和交易规则，实现主体平等、市场交易决定供求和价格形成的土地市场。活跃土地二级市场，促进土地抵押、租赁、出让市场的发展和完善。

第四，将国有土地经营的职能从土地管理机构剥离。明确土地管理部门是隶属于国土部的土地行政管理机构，行使所辖行政区域内所有土地的行政管理职能。地方政府是受国务院委托的国有土地所有者代表，行使所辖行政区域内国有土地占有、使用、处置、收益各项权能，包括对农村土地的依法征用、征收和对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转让等部分经营职能。地方政府土地经营职能不再由土地管理行政机构行使，而是由政府委派专门的机构来履行，也可以参照国有企业改革的经验，成立专门的国有土地公司等经济组织。这些经济组织作为市场主体，按照统一的市场规则，接受政府的调控和监管。

第五，规范国有土地出让收益管理和监督使用。明确国有土地经营收益不能成为政府财政的当期盈余。专司土地经营的机构获得的国有土地出让收益，应进入与政府财政相分离的专门账户，由专门机构统一管理。土地出让收益的使用应经过本级人民代表大会审批。

第六，进行土地、财政、税收、金融综合配套改革，明确下一个发展阶段土地在经济和社会发展中的功能，厘清土地利益在土地所有者、土地经营者和政府之间的规则。改革土地财政，完善土地增值税，规范土地融资机制，实现土地增值收益的公平分配，改土地涨价归政府和开发商为归社会。

第三篇：“三项制度”改革为矿井发展带来新的生机

“三项制度”改革为矿井发展带来新的生机

激发活力催生动力

“三项制度”改革为矿井发展带来新的生机

杨村矿资源匮乏，条件不如大矿，多年来“引不进、留不住”人才的问题，严重束缚和制约着矿井的快速发展。为扭转这种不利局面，我们坚持以求真务实、与时俱进的精神，深刻实践“不求最大，只求更好”的核心理念，以“三项制度”改革为突破口,建立优胜劣汰机制，创新绩效分配模式，激

活内部劳动力资源，为矿井的快速发展提供了用之不竭的源动力。我们的主要做法是：

一、解放思想，更新观念，努力营造推进矿井改革的良好氛围

在“三项制度”改革初期，虽然大多数职工都能认识到改革的必要性，但对于改革紧迫性的认识不足，仍然感觉改革步子大、速度快、势头猛，一时难以理解和承受。在有些干部职工的心目中，矿井还没有到不改不能生存的地步，对“三项制度”改革的政策只是盲目的顺从。针对这种情况,我们从抓职工的思想教育、观念更新入手，切实采取多种行之有效的宣传教育方式，增强干部职工对推行“三项制度”改革重要性、必要性和紧迫性的认识，大力营造深化改革、加快发展的浓厚氛围。一是组织全矿干部职工全面学习贯彻上级一系列改革工作会议精神和相关政策。二是分批组织相关职能部门人员赴先进企业进行实地学习考察。三是以开展促“三转”、树“三观”主题教育为契机，组织职工进行各种形式的座谈会和大讨论，切实采取有效措施，把座谈、讨论的过程变成职工思想大解放、观念大更新的过程，进而把思想统一到“早改早受益、晚改就被动”的认识上来，为深入推进“三项制度”改革打下了坚实的思想基础，同时也为矿井各方面改革工作营造了良好的工作氛围。

二、立足创新，科学运作，努力形成加快矿井发展的新机制

我们坚持“多创效益是能人，真抓实干是好人，无所作为是庸人，违法乱纪是坏人”的衡量人才标准，立足自身实际，在学习借鉴先进企业改革经验的基础上，以创新进取的精神，着眼于营造公平竞争氛围，构建岗位竞争机制，大力推进“三项制度”改革。

（一）建立科学的业绩考核评价机制。我们分别制订出台了《杨村煤矿劳动力资源优化组合、竞争上岗实施办法》和《杨村煤矿管理人员动态考核实施意见》，在全矿干部职工中大力推行末位淘汰制。在对职工考核方面，把劳动用工权下放到基层，基层单位可随时对达不到考核标准的职工，按照本单位职工总数4％的比例实行末位淘汰。由各单位领导、车间工会主席和职工代表等组成的民主评议小组负责对每位职工按工作业绩、技术水平、遵纪守法、团结协作等8项内容进行百分制量化打分，打分最低者，进入矿教培中心转岗培训。培训期满一个月后，经考核合格者，可根据实际岗位需要，按照“双向选择，择优录用”的原则竞争上岗。转岗培训期间，培训人员1-3个月内执行每人每月600元的培训工资,4-6个月内执行每人每月500元的培训工资,6个月后仍未上岗的，由矿统一安置，既激发了职工工作的积极性和主观能动性，又保持了职工队伍的稳定和活力。我们坚持一以贯之，持之以恒，仅2003年就有178名职工转岗培训，形成了“淘汰—待岗—培训—提高—上岗”的流动机制，彻底破除了“一岗定终身”的僵化机制，使矿井待岗率始终保持在4左右，有效促进了职工综合素质和工作技能得到进一步提升。在对管理人员考核方面，变考核为季度动态考核，坚持以德、能、勤、绩四个方面11个要素为考评内容，区分出优秀、称职、基本称职和不称职四个档次，把每季度考核结果直接与下个季度、月度综合奖励挂钩，并作为年终末位淘汰的重要依据。2003年年初，我们又进一步完善了《管理人员考核办法》，在考核方式上，把主管和分管领导评议、职工群众民主评议、部门、同事之间相互评议与平时工作业绩四个方面紧密结合，既提高了考核过程的科学性和可操作性，又保证了考核结果的客观公正性。在考核内容上，把考核重点由重结果向既重过程又重结果转变，由重学历等客观基础条件向重业务技能、工作质量和实绩转变，做到了“平时严考核，分配靠实绩”。全年分别对43名优秀管理人员进行了奖励，对21名人员进行了处罚。两年来，我们坚持先是不称职的被淘汰下岗，后是虽基本称职但缺乏改革意识和创新能力的也被淘汰下岗，先后共有62名管理人员和21名中层干部被淘汰下岗或降职使用。一年一度的比例淘汰，给矿井每一个管理人员以挑战、考验、锻炼和压力，从而形成了“不改革、不提高、不发展就等于自我淘汰”和“无功便是过”的观念，在竞争中管理人员队伍不断优化、素质不断提高。

（二）营造拴心留人的良好环境。我们大胆创新分配形式，坚持效益优先和兼顾公平的原则，以按劳分配为基础，淡化工资、奖金概念，实行规范化的经营责任制考核，不论是管理岗位还是生产岗位，均打破工资、奖金界限，实行捆绑浮动考核，建立了集浮动性、激励性、自主性于一体的分配新机制。对生产单位实行定额管理，以分计酬；辅助单位与一线挂钩，实行联产计酬；对生产12全文查看

第四篇：以信托制度促融资改革

以信托制度促融资改革

关键词：票据贴现 票据市场 票据融资

百姓金融网导读：信托制度应用在政府投融资改革的法律依据已基本明确，信托资金投向城市重大基础建设项目、支持国企改制的具体实践应用已经开始启动。上海外环隧道、浦东磁悬浮轨道交通、北京CBD土地开发、天津滨海新区管网、苏嘉杭高速公路等信托计划分别实施，信托制度在当地政府的投融资改革方面起到了非常积极的作用。

一、为政府提供融资平台，管理和盘活国有资产

1、开展国有资产信托，支持国有资产结构调整。国有企业的产权改革和国有资本的战略性重组和调整工作已在紧锣密鼓之中进行。在这个过程中，信托制度所能发挥的重要作用之一，就是借助国有资产信托管理方式，完善和强化政府对国有资产的管理。国有资产信托是在国有企业资产清产核资量化的前提下，采取信托方式，委托有管理能力的信托公司为国家管理和运用一部分国有资产的行为。这样做，一方面可以将国有资产通过信托方式转移到非行政化的受托人名下，受托人为了国家利益行使管理和处分这部分资产的权利，使国有资产有明确具体的、市场化的产权主体；另一方面，通过信托方式，委托人、受托人和受益人之间的权利、义务明确，使国家利益得到最大程度的维护。

2、通过信托方式管理各级国有企业、投资主体在以往的投资过程中形成的非流通股股权。非流通股信托投资业务，一定程度上将固化的非流通股通过信托方式集中起来，通过对非流通股股权、收益权打包做成非流通股受益权信托。此信托投资者拥有分享这些非流通股红利的权利，但非流通股的其他权力如表决权等依然由原投资主体享有。这样，投资主体既可以实现原有投资的流动性和一定程度的变现，同时还保留了原有投资的战略作用；对于作为自然人的投资人，由于投资规模的限制，几乎没有机会涉足到非流通股权投资上，通过该信托，在相同净资产收益率下，可以得到更高的投资回报。

3、开展基础设施信托，加快城市基础设施建设，提高城市竞争力。改革开放以来，各地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取得了十分显著的成就，但将来的建设任务依然十分繁重。这些建设资金的解决，仅靠政府的力量和商业银行贷款是不行的，需要充分发挥信托在基础设施投融资运作中的重要作用。利用信托制度，针对政府的总体部署和规划，将基础设施建设分为非经营性公益项目投资、准经营性项目投资和纯经营性项目投资三类，同时针对不同的投资目的和特征，设计出不同的投资方式和切入点，以提高城市基础设施的运作效果。信托制度打破了基础设施建设与社会民间资金相互隔绝的状态，为社会民间资金直接进入城市基础设施建设提供了一个通道，借此通道，能够实现城市基础设施投资主体的多元化和融资渠道的多元化，让市场在长期资源的配置方面发挥主要的和关键的作用，实现基础设施项目和资本市场的有机结合，有利于形成适应市场经济要求的多元化的基础设施投融资机制。在信托参与城市投融资体制改革方面，一些信托计划的成功实施，为我们运用集合资金信托方式，将闲散的社会资金整合起来，参与到城市基础设施建设项目中去，形成多元化的城市基础设施建设投融资体系，提供了宝贵的经验。

二、利用信托平台，创新投融资体制

信托公司在获得保留资格并获准重新登记之后，应当充分利用信托制度平台，积极推进各类交通、城建、水务等基础设施建设项目投融资体制的创新。此外，MBO（管理层收购）、ESOP（员工持股计划）、国有股权代管、国有资产托管等信托解决方案将逐步应用于国有（集体）企业的改制重组中，信托制度优势将显示其中。

1、基础设施建设投资。

信托公司目前信托业务的拓展重点主要集中在利用政府信用为城市基础设施建设筹集资金上，尤其是解决项目公司的资本金或前期启动资金问题，减轻政府在市政建设方面的财政压力，实现融资方式多元化，在促进政府投融资机制改革与创新并降低项目实施主体融资成本同时，使当地投资者享受到一定的投资收益。

根据上海浦东磁悬浮轨道交通股权信托受益权转让、苏州苏嘉杭高速公路股权信托项目、上海外环线隧道资本金投资、北京CBD信托贷款等信托计划的成功实施及方案设计经验，信托公司利用信托资金进行基础设施投资主要有以下几种方式，现以具体案例分析如下：

（1）已有股权设立自益信托，将受益权分割转让。交通局苏嘉杭项目公司中苏州方的国发集团与苏州高速合并持有的22％的股权将通过这种方式进行融资2.6亿元，用于其他建设项目，结余资金成本近400万元。目前该信托项目的准备工作已基本完成，预计在今年年底实施。

（2）实施资金信托计划，进行资本金投入。对于资本金尚未到位的项目，可以由信托公司实施资金信托计划，资金用途为该项目的资本金投入，避免信贷资金用于股本金出资的问题，并有效地降低融资成本。

（3）实施资金信托计划，进行信托贷款。没有成立项目公司的市政项目，可以先由信托投资公司实施资金信托计划募集资金，资金用途为向市政项目进行信托贷款，通过信托计划实现融资手续的简便化并有效地降低资金成本。这种方式，同样适用于重大建设项目的后续配套资金的筹措安排。

2、国有企业改制。

在目前正在进行的国有企业改制、国有（集体）资本从竞争行业及中小企业战略性退出的过程中，信托公司已经为一批国有企业设计出管理层收购（MBO）的信托方案。信托公司接受国有企业经营管理团队的共同委托，按照经营管理团队的目的和要求，通过资金信托方式，由信托公司出面代为收购（以控股为目的）、持有并管理委托人所经营企业的股权，并通过股权信托促进改制后的企业建立激励约束机制，完善法人治理结构。

这种信托方案的好处是：有效地解决了国企改制中管理层参与的资金缺口问题；通过信托合同约定，保证股权管理的规范；由于引入了外部金融机构，从而保证了收购过程的公正、透明和高效。信托公司将在改制过程中履行专家职责，提供从框架设计、融资安排、财务顾问等整体性专业服务。

3、国有资产有效托管。

国有（集体）企业改制完成之后，大多数企业的国有（集体）股权将低于20％，股权结构比较分散，这种非控股权的管理将成为市政府面临的一大问题。信托公司可以发挥财产事务管理功能，按照市国资部门的委托要求，对国有资产进行代管或设立财产信托，行使股权管理的职责，承担国有资产保值增值的责任，避免国有股权主体缺位的问题，并利用信托的破产隔离制度保障国有资产的完整性。此外，信托公司还将发挥为社会公益事业服务的功能，为社会各类公益事业的委托人服务，实现其特定目的；或通过企业年金信托，确保补充养老金的资金安全、增值与发放。

第五篇：改革土地制度 促城镇化健康发展

改革土地制度 促城镇化健康发展

作 者：辜胜阻发布时间： 2010-11-18 9:03:49

在2010年政府工作报告中，温家宝总理部署了新时期的城镇化新政，提出了推动城镇化发展的新战略与新思路，以此来谋划我国城镇化的新发展，是积极有效扩大内需、保持经济持续平稳较快发展的重大战略举措。

城镇化是中国经济发展的持久动力

将扩大内需与推进城镇化紧密结合起来，可以实现经济发展与内需持续扩大的良性互动，是当前扩内需实现经济增长的有效途径。城镇化不仅是消费需求和投资需求的有效结合点，而且可以推动结构调整和劳动者素质的提高。

具体说来，一是城镇化有利于促进农村劳动力转移、提高农业生产率，从根本上提高农民收入，进而启动农村消费市场。二是城镇化有利于推动城镇基础设施投资，刺激旨在满足人口居住需求和企业发展需求的房地产投资，并产生极大的投资带动效应，有效拉动投资需求。三是城镇化有利于推进农业产业化，推动乡村工业的集聚发展和结构升级，并推进经济的服务化。四是城镇化过程本身是一所培养现代农民的大学校，有利于促进农民工作方式和生活方式的转变，提高农民素质，培育“新型农民”。进城农民工需要完全市民化

进城农民没有完全市民化的“半城镇化”状况需要得到改变。30年来中国农民流动呈现三次浪潮：第一次是“离土不离乡、进厂不进城”的以乡镇企业为就业目的地的就地转移。第二次是“离土又离乡、进厂又进城”的以城市为目的地异地的暂居性流动。第三次浪潮则是以长期居住为特征，且有举家迁移的倾向。也就是说，我国农村劳动力流动过程中，其产业转移和地域转移最初是被割裂开来的，并且不同于一般意义上流迁人口地域、职业转换的路径。我国的城镇化需要有“三维转换”：农村劳动力在进入城市的过程中，不仅要实现地域转移、职业转换，还要实现身份变换。

当前，进城农民工并没有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市民化”，中国城镇化进程表现出“半城镇化”的特点。“半城镇化”突出地表现为农民工既不能完全从农村和农业中退出，也不能完全融入城市，身份得不到确认。“半城镇化”现象的产生主要由于农村的“拉力”和城市的“推力”。在农村社会保障体制尚有待健全的前提下，土地制度的保障功能是农村“拉力”的主要来源。在城市无法得到保障的农民工往往把土地作为最后的保障，倾向于维持与土地的长久联系，而不愿割断同土地的“脐带”。这就形成农民工在脱离农业关系时出现“退难”的问题。城市的“推力”主要表现为，由于户籍制度的阻碍，进城农民不能实现地域、职业和身份的同步转换，很难融入城市生活，逐渐被“边缘化”。

利用土地资本化红利

要通过土地制度创新，充分利用土地资本化红利，帮助农民在摆脱土地束缚的同时获得初始资本积累，解决城镇化发展过程中新市民安居和创业“钱从哪里来”的问题。在城镇化推进过程中，政府要承担一部分成本，但大部分还是要农民自己承担。因此，如何解决城镇化发展过程中新市民安居和创业“钱从哪里来”的问题，是当前城镇化顺利推进面临的关键问题之一。我认为，在规范征地制度、保障农民权益的同时，积极探索农村土地流转的合理途径，允许用土地使用权进行财产抵押，有利于盘活土地，大量有能力进城从事第二、三产业的农民就可以获得创业资金，从而顺利实现城镇化。2008年中央十七届三中全会指出：“允许农民不但拥有土地使用权，而且可以自主决定土地的转让、出租、抵押，享有土地增值的最大利益。”这反映出中国土地改革的新方向。目前全国的一些地方已经开始了农村土地经营权抵押贷款的探索，例如成都就是农村土地产权和金融改革深入开展的地区之一，确权、建市和金融是改革的亮点，不仅通过“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集体土地使用权证”、“房屋所有权证”和“林权证”的发放完成了针对农户的确权办证，而且推出了全国第一家农村产权交易所，并组建了专门服务农村金融的农村信用合作联社股份有限公司。

如果说“人口红利”造就了中国改革开放前30年的辉煌，那么未来经济发展要充分利用土地资本化红利。当前，要因地制宜、因人而异，稳步推进土地使用权抵押。对于农民来说，土地主要有生存保障和致富资本两种功能。从地区发展差异来看，在相对发达地区，随着农民进城打工和从事多种经营，土地的保障功能逐渐弱化。从群体特征差异来看，进城的农民从地位上看已经分化为不同群体。大部分农民工处于弱势地位，工作和收入不稳定，家乡的土地是最后的依靠。同时，也有许多农民工经过打工实践，在外开阔了眼界，学会了本领，掌握了技术，拥有了资本，其中一部分或通过创业成为私营业主扎根于城市，或成为精英农民工返回农村创业，土地对于这部分人的保障功能在弱化。

因此，对于那些土地保障功能已经弱化的地区和人群来讲，稳步推进土地使用权抵押，能够有效推动城镇化发展，解决创业的融资问题。土地使用权抵押在形式上也可以灵活多样。同时，稳步推进土地使用权抵押，还要完善相关的配套制度建设。要积极推进农民贷款保险制度以及科学的土地评估体系的建立，加强指导、管理、监督、协调及服务。

总之，土地制度与城镇化存在紧密的内在联系。合理的土地制度能够促进城镇化的发展，相反则会形成城镇化健康发展的障碍。当前，要创新土地制度，引导一部分农民摆脱对土地的依附，使人口在城镇化进程中不断向城镇集中、土地向种田能手集中、产业向城镇工业区集聚，从而保障城镇化的健康发展。

作者：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

文章出处：《中国社会科学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