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土地制度赋予农民更多土地权益

第一篇：改革土地制度赋予农民更多土地权益

改革土地制度赋予农民更多土地权益

从60年农村制度变迁看，我国土地制度经历了三次大的变革：一是在20世纪40年代末50年代初实行了土地改革。这次制度变迁，极大地解放了农村生产力，调动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增加和保障了解放初期的农产品供给。二是20世纪50年代中期，通过合作化和人民公社化运动，将农民土地个人私有制改造为土地集体所有制。由于这次制度变迁操之过急，违背农民意愿，抑制了农村生产力，伤害了农民的积极性，使农业乃至国民经济走向崩溃的边缘。三是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在不改变土地集体所有制性质的前提下，将土地的使用权承包给农民，实行土地家庭承包经营体制。由于这次制度变迁是农民自主选择，重新释放了农村生产潜力，调动了农民的积极性，大大丰富了农产品的供给，有力地支持了改革开放。谨防出现“三无”农民

改革开放以来的土地制度变迁基本适应了生产力发展的需要，促进农村乃至国民经济的发展。但是，在现有的土地制度安排下，农民的土地权利仍然不能得到充分体现，农民还没有完全的土地所有权、使用权、交易权、收益权。在土地的征占用方面，农村集体所有土地必须通过国家征用转为国有后才能进入一级市场，农民虽然是农村集体土地的所有者，由于土地的集体所有权被虚化，农民人人都是所有者，但人人实际上都不是所有者。在此情况下，农民和农村集体组织不是农村集体土地市场交易的主体，根本无法进入土地交易市场。因此，土地卖给谁，价格是多少，收益如何分配，完全不由农民说了算。在这种制度安排下，农民的大量土地“被交易”和收益“被分配”了。在土地的征占用过程中，国家征地范围过宽，征地补偿标准过低，对失地农民安置人数过少，土地收益大部分流入各级政府和开发商手中，农民所得只有很少一部分；另外，由于土地开发增值利益的极大诱惑，许多地方还出现了先占后批、少批多占、不批乱占土地的现象。这样的结果是，大量农民失地后，一方面在城乡二元户籍制度阻碍下难以顺利转化为市民，另一方面又难以获得应有的土地损失补偿，导致这部分人变成真正的“三无农民”。在农村土地流转方面，宅基地及地上资产不能跨社区交易，承包地以及宅基地也不能抵押，一些地方乡镇政府和村集体组织违背农民意愿，为了招商引资还强制推行土地流转。在近几年的“增减挂钩”试点中，一些地区任意扩大试点范围，超额使用“增减挂钩”试点面积，还有的地区以损害农民权益搞“增减挂钩”。所有这些都侵害了农民应有的土地权利。

不同的改革主张

面对当前农村土地征占用和流转过程中存在的问题，社会各界提出了不同的改革主张：有国有化主张的，有私有化主张的，也有主张保持现有土地集体所有产权不变的前提下，进一步强化农民的土地承包权利。不少主张国有化的研究者认为，土地所有权收归国有，并使土地所有权纯粹形式化，在此产权架构下实行“国有民营”，明确界定土地所有者和土地经营者的不同权益。他们认为，在土地国有民营制度下，只要土地租赁期限长，经营者就不会因为没有土地所有权而在经营上受到限制。主张土地私有化的人认为，目前世界上有100多个国家实行土地私有制，土地私有制在世界历史上并没有影响工业化和国家现代化建设，也没有造成农村的动荡。如果土地私有化了，如果农民要弃农进城或从事他业，可以卖掉土地，不但是一笔收入，而且也是一笔资本。主张保持现有土地集体所有产权不变的人认为，土地集体所有已经实行了很长时间，即使实行了土地私有，也无法有效解决当前土地经营中存在的诸多难题。持这种观点的人认为，土地改革必须进一步强化农民的土地权利，赋予农民明确的、永久的、完整的土地用益物权。土地利用制度改革重点

笔者持有另外一种观点，在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内，土地利用制度改革的核心问题是保障农民对土地享有更加充分的权利。尽管现有法律法规和文件政策对保障农民土地承包经营权有了许多改进，但在土地征占用、土地流转、宅基地及其房产等方面还留下需要改革探索的空间。今后在现有土地承包关系保持稳定并长久不变的基础上，土地利用制度改革应重点围绕以下几方面展开：

改革土地征占用办法严格界定、区分公益性和非公益性用地界限，一方面要不断缩小公益性征地范围，将那些本该是非公益性并具有明显盈利性质的土地坚决划出剔除公益性范围；另一方面公益性征地也要尊重农民意愿，按市场价格补偿农民。不能打着公益性用地的旗号，人为压低土地补偿价格，以牺牲弱势群

体—农民的利益搞建设。为了保障农民的土地权益，应初步放开土地交易市场，培育多元化的市场主体，要将农民逐渐培育为土地市场交易的重要主体之一。积极探讨农村集体建设用地直接参与土地市场交易的办法，农村土地转为建设用地并不必需都要变更为国有土地，经批准农业用地也可转为集体建设用地直接进入城镇土地交易市场。无论是公益性还是非公益性土地交易产生的收益应按市场原则进行分配。在土地交易过程中是农民应得的收益一定要全足额及时归还农民。严禁各级政府利用各种手段，变相剥夺农民的土地收益。归农民所有的土地收益，怎么使用应由农民自己说了算，政府不能越俎代包。

进一步完善土地流转政策随着农村劳动力和人口大量流向城镇，按照依法自愿有偿原则，既要允许也应鼓励农民以转包、出租、互换、转让、股份合作等形式流转土地承包经营权。同时，在完善荒地、林地使用权抵押制度的基础上，还要探索耕地、草地承包经营权的抵押办法，允许承包经营权进行抵押，将极大地提高农村土地的价值，农民以土地承包经营权抵押获得银行贷款，能增加对土地的长期投资，提高土地产出率和劳动生产率。要严禁一些地区利用各种形式强迫农民流转土地，并侵蚀土地流转收益。即使是已经进城落户的农民工，也不能强制收回他们的承包土地，一定要按市场办法在自愿原则下鼓励他们转让出承包土地。

改革农村宅基地制度随着农村人口的减少和社会保障制度的建立和完善，在对农民实行“一户一宅”政策的基础上，可考虑从法律上实行农村宅基地私有化，并允许农村宅基地及其建筑物依法自愿有偿转让、出租、互换、继承、抵押等，使农村宅基地及其建筑物真正市场化。实现农村宅基地及其建筑物的市场化，如果农民进城就业，就可以依法将自己的房产及其宅基地卖掉，获得一笔资金，将其作为进城的资本。当前各地正在进行的土地“增减挂钩”和“并村上楼”，实质上是地方政府借用公共权力对农村集体所有权和农民财产权的一种变相侵蚀，其目的就是牺牲农村集体利益和农民利益，以保证地方政府在“增减挂钩”中利益最大化。

建立健全土地市场体系促进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完善建设用地交易等，最有效的办法就是培育土地市场。今后土地市场发育不能把农民排斥在外，农村集体土地说到底是农民的，而不是地方政府的，各级政府不应替代农民更不应替代市场包办一切。今后，政府在土地市场上主要是健全土地法规，加强监督和监管，维护土地市场的公正和公平性，坚决禁止各级地方政府在土地市场上既当裁判员又当运动员，以损害农民利益为本级政府牟利。

第二篇：重在保护农民土地权益

重在保护农民土地权益

华 音

2013-4-5 6:29:15来源：2013-4-5 经济日报

近年来，伴随着我国工业化、城镇化的快速发展，征地过程中发生的利益分配、农民安置等问题和矛盾日益凸显。这些问题，既反映了在特殊发展阶段、传统发展方式下土地管理制度的局限，也在深层次上反映出现行征地制度与经济发展和现代市场经济体制不相适应的一面。征地制度改革势在必行。

我国城乡发展不平衡，城乡差距扩大，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城乡资源要素交换不平等造成的，使农村资源过多地流向了城市，突出表现在土地、资金和劳动力等方面。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出：“改革征地制度，提高农民在土地增值收益中的分配比例”；“让广大农民平等参与现代化进程、共同分享现代化成果”；“促进城乡要素平等交换和公共资源均衡配置”。可谓切中要害，温暖人心。

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强调，农村土地制度关乎农村的根本稳定，也关乎中国的长远发展，其核心是要保障农民的财产权益，底线是严守18亿亩耕地红线。这进一步告诉我们，做好征地制度改革这篇大文章，重在加强农民土地权益保护。虽然工业化、城镇化过程中土地占用是难免的，但一定要防止盲目滥占土地、损害农民利益，更不能继续靠牺牲农民土地财产权利来降低工业化城镇化成本，特别是要调整土地出让收益分配关系，提高对农民的征地补偿标准，提高用于农业基础设施建设的投入比重，真正做到“取之于地、用之于地”。

第三篇：维护农民权益 推进土地整治

维护农民权益 推进土地整治

一年来，我们瓦房店市土地整理服务中心在国土局的领导下，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的决策部署，依据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和土地整治规划，富有创造性地开展土地整治工作，取得显著成绩。

土地整治是盘活存量土地、强化集约用地、适时补充耕地和提升土地产能的重要手段。在我国，将土地整治与农村发展，特别是与新农村建设相结合，是保障发展、保护耕地、统筹城乡土地配置的重大战略。“坚决防止违背农民意愿搞大拆大建、盲目建高楼等现象”。国务院日前召开常务会议，强调开展农村土地整治，要以促进农民增收、农业增效和农村发展为出发点和落脚点，把维护农民合法权益放在首位。

然而，在国家严格建设用地指标控制和用途管制的背景下，一些地方把“城乡用地增减挂钩”看作可乘之机，在实践中暴露出一系列问题：

一是盲目投资建设，片面追求增加城镇建设用地指标，擅自开展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试点或扩大试点范围，擅自扩大挂钩周转指标规模；二是追求土地财政，违背农民意愿强拆强建、大肆圈占农村集体土地；三是把“城乡用地增减挂钩”片面理解为建设用地结构调整，热衷于整治区位条件较好、增值潜力较大的村庄，而不愿整治废弃多年的“空心

村”；四是把“城乡用地增减挂钩”简单地理解为整治增地工程，一味追求腾退村庄用地、建设安置高楼，很少考虑生产便民、生活利民因素。

这些问题的滋生和蔓延，严重背离了“城乡增减挂钩”的政策初衷和农村土地整治的战略本意，应予以坚决遏制。

我们瓦房店市土地整理服务中心根据瓦房店市农村土地的总体利用的实际情况，吸取其他地区的经验教训，始终把维护农民权益放在工作首位，切实做到农民自愿、农民参与、农民满意。

土地整治是新农村建设和城乡统筹发展的重要抓手和新的平台，是农民增收的新源泉，耕地保护的新动力，是解决建设用地指标的有效途径，是一项“政府得民心、投入见效益、农民得实惠”的民生工程。农民是土地整治的创造者、参与者和受益者，维护农民利益是土地整治的根本出发点和最终归宿，是开展这项工作的前提和基础。当前，农村土地整治正处在有序建设之际，存在许多新情况、新问题，工作任重而道远，亟需加强引导和规范，充分尊重农民的意愿，坚持“依法规范、公众参与”的原则，解决实际问题，切实维护农民利益。为此，在实践中应注重把握和处理好以下几方面问题：

（一）调动群众积极性，使农民真正成为土地整治的参与者和受益者。党的十七届三中全会指出：“必须切实保障

农民权益，始终把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广大农民根本利益作为农村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土地整治是土地开发整理的新领域，根基在农村，群众对土地整治的不了解会给整治工作带来一定障碍。因此，各级各部门要通过广播、电视、报刊、网络、村内宣传栏广泛宣传土地整治的意义、主要任务、政策措施，宣传农村土地整治的好经验、好做法，引导社会力量和农民群众积极参与农村土地整治。宣传《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基本农田保护条例》、《土地登记办法》及《村民和集镇规划建设管理办法》等相关的法律法规，破除农民土地、宅基地私有观念，并树立节约集约土地意识，营造良好的社会舆论氛围，为农村土地开发整理扫清思想和认识障碍。使农村土地整治深入民心，主动参与和大力支持土地整治工作，让农民真正成土地整治的参与者和收益者。

（二）广泛征求群众意见，做好项目规划设计。在开展土地整治工作时，一些地方片面追求设计的视觉效果，闭门造车，凭经验进行规划设计，而忽视设计的可行性，与实际脱节，未广泛征求群众意见，实施过程中许多工程不得不对设计方案进行变更，影响了施工进度和成本。也有些项目出于资金等考虑，设计标准偏低，与当前发展现代农业生产的要求不相适应，导致施工不完善，不能让农民满意。农村土地整治工作是完全服务于农民的民生工程，也是农民自己的

大事，必须要广泛征求群众意见，对群众的意见归纳梳理，获取翔实的资料，争取他们的理解、支持，消除误解和矛盾，争取群众签字认可，达成共识，制定可行的整治方案，以利于项目实施。凡是村民组织和农民不同意的项目，不得强行立项实施，使群众理解支持土地整治，共同设计、建造、美化他们的家园。

（三）切实做好后期管护工作，使群众长期受益。通过土地整治，实现耕地集中连片，基础设施配套，增加耕地面积，提高耕地质量，为土地流转创造了条件，促进了现代农业发展，带动了农民增收，可谓一举多得、利国利民。但由于管护资金短缺、缺乏重视等原因，部分项目工程后续管护责任落实不到位，土地整治项目后期管护工作往往流于形式，出现了“有人建、无人用、无人管”、“前面建，后面坏”等现象，项目工程设施无法正常运行，引发群众意见。为更好地发挥项目竣工后的综合效益，应按照“谁使用、谁受益、谁管护”原则，与项目区乡（镇）、村签订项目管护责任书，落实专人管护，并宣传动员群众，人人当好管护员，看管、使用好工程设施，发挥长效性，使农民长期受益。

（四）完善相关法律法规，加强监督，狠抓落实。农村土地整治政策性强、影响面广、敏感问题多，需要有完善的法律法规做保障。但目前，国家相关的法律法规在这方面还比较欠缺，导致政府相关部门自由裁量权过大，甚至造成征

地权的滥用，一些地方政府借土地综合整治之名，行变相卖地之事，利用土地综合整治，为本级政府或个人谋取不当利益，侵犯了农民的合法权益。为此我们要加强立法，尽快出台与土地整治相关的法律法规，明确赋予农民以土地权利为核心的财产权利、社会保障权利、居住、迁徙及劳动就业等权利，确保涉及农民权益案件得到公平解决。切实加强对农村土地整治工作的监督检查，狠抓落实，依法追究有关人员的责任，及时纠正工作中存在的问题，从立法层面上赋予农民应有的合法权益，将农村土地整治工作纳入法治化轨道。

于

娜

瓦房店市土地整理服务中心 二〇一一年十月十七日

第四篇：改革土地征用制度 保护集体和农民利益

改革土地征用制度 保护集体和农民利益

现行农村集体土地征用制度，产生于计划经济时期。改革开放20多年来，我国所有制结构已发生根本变化，利益主体呈现多元化，但农村集体土地征用制度未能及时做出调整，改革严重滞后。特别是自上世纪90年代初实行国有土地有偿使用后，土地市场价值迅速提高。政府在低价征用集体土地后，再以出让、租赁等有偿方式让渡土地使用权，获取巨额收益。作为土地所有者，集体和农民的利益受到严重损害。要有效维护集体和农民的土地权益，必须根据《物权法》平等保护国有财产和集体财产的原则，改革农村集体土地征用制度，对《土地管理法》做出重大修改。

农村集体土地征用补偿标准低，集体和农民利益严重受损

我国法律规定，征用农村集体土地，需要根据相应补偿标准，支付补偿费用。补偿标准不按土地市场价格，而主要根据农地年均产值倍数计算，并规定最高限额。征用耕地要支付土地补偿费、安置补助费、地上附着物和青苗补偿费。征收其他土地也要支付补偿费用，具体标准由省、自治区、直辖市制订。征收城市郊区菜地时，还需缴纳新菜地开发建设基金。非耕地的征用补偿，普遍低于耕地补偿。现行的农村集体土地征用补偿标准偏低，严重损害了集体和农民利益。

与农民从土地上取得的收入相比，集体和农民所得的征地补偿偏

低

根据我国农村和城市郊区农业生产结构特征，南方农作物主要为早稻和晚稻，北方主要为小麦和玉米，大中城市郊区主要以蔬菜为主。2001年—2003年，南方早稻和晚稻每公顷平均年产值为1.23万元，北方小麦和玉米每公顷平均年产值为1.04万元，大中城市郊区蔬菜每公顷平均年产值为3.89万元。按照最高标准30倍补偿，南方每公顷耕地的最高补偿为36.9万元，北方每公顷耕地的最高补偿为31.2万元，大中城市郊区每公顷耕地的最高补偿为116.7万元。2004年全国农村居民人均生活消费支出2185元，按最高标准补偿，南方地区集体和农民所得补偿（人均耕地按0.14公顷计算）仅够农民23年生活费用，北方地区的补偿还不够20年生活费用。根据国家农调队统计数据，2005年农户从耕地（即种植业）中获取的纯收入为1098元，农户人均耕地面积为0.14公顷，即每公顷耕地纯收入为7842元。以预期寿命70岁计算，农民一生从1公顷耕地中获得的纯收入为54.89万元，是目前最高补偿水平的1.5—1.8倍，这还没考虑农产品价格上涨因素和土地增值、保值因素。在实际征地时，通常不按最高标准补偿，大中城市郊区也仍然以价值较低的粮食作物产值作为补偿依据。所以，我国目前的征地补偿严重偏低。根据前面计算，只有将征地补偿由现在的30倍提高到45—54倍（南方地区为45倍，北方地区为54倍），才能保证集体和农民征地前后收入水平基本持平。

与政府取得的土地出让收益比，集体和农民得到的征地补偿低 在传统行政划拨体制下，国有建设用地由用地单位无偿使用，政府并没有从土地征用中获得多少收益。自上世纪90年代初起，我国开始城镇国有土地使用制度改革，改无偿使用为有偿使用，行政划拨土地比例不断减少，以出让、租赁等方式有偿使用的土地比例不断增加，政府从土地出让和租赁中获取巨额收益。1995年全国土地出让金纯收入为174亿元，到2005年土地出让金纯收入增长到2184亿元，增长了11.5倍。

1995年全国每公顷土地出让金收入为77.2万元，其中每公顷征地费18.9万元、开发费11.1万元、出让金纯收益40.4万元、其他税费收入6.8万元。扣除开发费用后，每公顷土地收益66.1万元，其中政府收入的出让金纯收益和其他税费占71.4%，集体和农民个人占28.6%，政府与集体和农民的土地收益比为2.5：1。如果剔除青苗及附着物补偿，集体和农民的土地权属收益还会稍低一点。

到2005年每公顷土地出让金收入为355.3万元、出让金纯收益为131.9万元。与1995年相比，每公顷土地出让金和出让金纯收益分别增长了3.6倍和2.3倍，而征地补偿标准最高限额却仅提高了1.5倍，即由20倍提高到30倍。假设2005年每公顷土地补偿为1995年的1.5倍，再假设其他税费不变，则2005年每公顷土地纯收益为167.1万元，其中政府收入的出让金纯收益与税费为138.7万元，占83%；

集体和农民收入28.4万元，占17%，政府与集体和农民个人的收益比为4.8∶1。如果再换一种计算方法，集体和农民所得与政府收益的差距更大。假设土地开发费用与土地出让金同比例（4.6倍）增长，2005年每公顷土地开发费用应为51.1万元。于是，政府、集体和农民从每公顷土地中获得的纯收益为304.2万元，其中集体和农民的征地补偿为28.4万元，政府的土地出让纯收益（出让金纯收益与税费之和）为275.8万元，政府与集体和农民的收益比为9.7∶1。中央政府于1999年提高了征地补偿标准，集体和农民的土地权属所得绝对数有所增加，但与政府取得的收益比，集体和农民的土地权属所得反而下降了，这是近十年征地纠纷不断增加的根本原因。

2006年底，我们在浙江某市的案例调查还发现，在以招、拍、挂方式出让商业用地时，政府获取的收益份额更高。在该市，耕地转为商业用地时，政府与集体和农民所得收益比最高可达49∶1；未利用土地转为商业用地时，政府与集体和农民所得的收益比最高可达197∶1。与征用耕地相比，政府从征用非耕地中获取的收益比例更高，主要原因在于：非耕地的补偿标准低于耕地补偿标准，其中集体建设用地和未利用土地的补偿最低，而这些土地在转为国有建设用地后，却以同样价格出让。

改革土地征用制度，保护集体和农民利

政府为公共利益动用土地征用权，已成为国际惯例，主要区别在于征

地范围和征地价格不同。我国农村集体土地征用制度改革，有两种方案可供选择。第一种选择，即维持现行的农村集体土地征用制度不变，提高补偿水平。第二种选择，即公益性建设用地由国家征用，并提高征地补偿标准；商业性建设用地由国家和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共同供给，并合理分配增值收益。显然，第二种改革方案的难度与艰巨性大于第一种改革方案，但它更符合市场经济的发展方向，更符合《物权法》提出的平等保护国家财产和集体财产的原则，更有利于保护土地所有者的利益。

界定公共利益界限，明确征地范围

一方面，我国法律规定：为了公共利益，国家可依法征用农村集体土地。另一方面，法律又规定：任何单位和个人使用建设用地，必须申请使用国有土地，农村集体土地只有通过征用后，才能转为国有建设用地。也就是说，不管是公益性目的，还是商业性目的，都必须先征为国有。法律条款，前后矛盾。由于未能明确界定公共利益范围，各级政府都以公共利益为名，征用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土地。除中国以外，世界上只有新加坡将工业、商业和住宅用地也纳入征地范围，其他国家都对征地范围做出了严格或详细规定。明确界定公共利益，确实有一定难度。日本详细列出了35种公益性项目，其他国家基本没有采用这样的列举法。我们可以先把用于工商用途的土地，排除在政府强制性征地范围之外。有些项目，比如修建高速公路，可以通过

收取过路费，将开发费用收回，甚至还可能盈利，也不应宜列为公益性项目。

允许农村集体建设用地使用权流转

在确定商业性用地由国家和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共同供给后,农村集体建设用地使用权流转成为必然选择。与国有建设用地一样，农村集体建设用地所有权不允许买卖，但集体建设用地使用权可以流转，即出让、出租和转让等。在农村集体建设用地使用权流转方面，我们已积累了一些经验。自上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国土资源部先后在部分地区开展了农村集体存量建设用地使用权流转试点，广东已在全省范围内试行农村集体建设用地使用权流转。

（作者单位：农业部农村经济研究中心）

第五篇：赋予农民物权性质的土地承包权

赋予农民物权性质的土地承包权

土地是农民最根本的生存保障，是农民的“命根子”。但是，据不完全统计，近几年来，全国有近亿亩耕地被征用，4000多万失地农民务农无地、上班无岗、低保无份，严重影响了经济社会的协调发展。如何确保农民的土地不再受权力和资本的侵害？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农村经济部部长韩俊接受了记者采访。

确立农民按份

共有的土地制度

记者：您认为农民的土地财产权应该包括哪些内容？

韩俊：土地是农民最基本的生产资料，是农民维持生计的依托。只有确定了土地财产权，才能让农民放心。土地财产权包括农民对土地的占有、使用、收益和处分四权统一的土地承包权。尽管经过20多年的不断改革和完善，农民在土地占有、使用、收益等方面已享有更多的权利，但土地处分权从来没有真正赋予农民。这说明农民拥有的土地承包权是一种不完整的产权。因此，应将处分权有条件地赋予农户。处分权的内容应当包括对承包权的转让、出租、入股、抵押等。让农民享有占有、使用、收益和处分四权统一的承包权，实际上就是承认农民拥有物权性质的土地承包权。赋予农民物权性质的土地承包权，有助于从根本上解决现行土地产权关系中内含的不稳定性，增加国家对农民的产权保护。

记者：您认为如何才能让农民的土地财产权清晰起来？

韩俊：我认为，应该将土地农民集体所有制明确界定为农民按份共有制。保障农民的土地财产权利，就是要确定“谁”真正拥有土地，明确界定土地所有者的权利和义务，并保证所有者能充分行使有关土地的权利。一般而言，以最低的一级集体组织作为土地集体产权的主体是最为可行的，因为这样有助于密切关注土地的人作出关于使用权的决定。根据这个原则，明确村民小组作为集体土地产权的主体是比较现实和稳妥的。在明确了农村集体土地的产权主体后，应当赋予农村集体组织的每一个成员都拥有按份分割农地所有权的权利，农民按份共有的农地权利可以合法继承或转让、抵押、赠送等。实行农民按份共有制，有利于农民土地使用权和收益权的分离，既保障了农民对土地的收益权，又有利于农民转变身份，加速向二、三产业转移。农民按份共有这种新型的产权制度，为农村集体土地产权人格化找到了一条可行途径。

不要打农民土地的主意

记者：即使确立了按份共有的土地所有制，但农民在面对强势部门的征地时能够保住自己的土地吗？

韩俊：现在农民上访中60与土地有关，其中30又跟征地有关。我国新修改的《宪法》规定，“国家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可以依照法律规定对土地实行征收或征用并给予补偿”。但什幺是公共利益的需要，什幺是非公共利益的需要？现行《土地管理法》没有进行必要的阐释和界定。事实上，现在的征地项目早已超出“公共利益的需要”。现有的土地方面的各种法律法规远不足以保护农民的土地权利。全国人大应尽快制订《农村土地征用法》，对政府强制性取得土地进行严格限制，对征地目的和范围进行严格界定。工商业等营利性用地只能通过购买获得。土地出售的价格和相关赔偿条款必须经由双方当事人之间协商达成，政府不能利用国家或政府的强制力让一般营利企业取得土地。我国从土地征用的认定到补偿费的确定和劳动力的安置等，基本由政府和用地单位说了算，广大农民在征地过程中完全处于被动状况和不平等地位。要完善征地程序，保证在征用农民土地过程中土地权利人有充分的知情权和参与权。政府在提出用地申请时，先要进行公告，让土地权利人对其合理性和合法性提出质疑；在批准用地后，要公告，并就赔偿等问题与土地权利人进行协商，若有争议可以申诉和申请仲裁。为此，必须建立专门的土地法庭或土地法院。

记者：如何确保农民土地流转的权利？

韩俊：目前，从全国来讲流转的土地还不到10。土地流转是农民的事，绝对不要代替农民，要尊重农民的意愿。从新中国成立以来五十多年的历史看，永远不要打农民土地的主意。土地流转，必须让农民自己去选择。当然，政府也不是无所作为，政府的责任是制定规则。

农地可直接进入市场

记者：允许农民自由地流转土地，是否意味着农村土地可以直接进入市场流转？

韩俊：是的。现行法律明确规定，集体非农建设用地不能出租、转让和抵押。因城市建设和工业发展占用农村集体土地，都必须采取征用的方式，政府先把集体土地变成国有土地，然后再出让。虽然现行政策对农村集体非农建设用地的流转卡得死死的，但在经济发达地区和城乡结合部，农村集体非农建设用地的流转实际上一直在自发地进行。因此，目前法律的规定已大大滞后于经济发展的现实。必须突破现行的政策和法律框框，在农业用地经过有关批准已办理非农用地手续后，应允许除买卖以外的土地出租和转让。集体非农建设用地必须符合规划控制，依法取得，统一管理。要修改相应的法律法规，在符合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城市和集镇规划，在依法办理农用地转用手续的前提下，集体建设用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