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地流转应先保障农民权益

第一篇：土地流转应先保障农民权益

龙源期刊网 http://.cn

土地流转应先保障农民权益

作者：刘英团

来源：《农业知识·百姓新生活》2014年第03期

农村土地流转是中国当前特殊的国情和特殊的土地产权制度的产物。一方面，不少地区的人地矛盾空前紧张，“农地细碎分割，经营规模太小，造成生产效率之低落”；另一方面，不少地区却出现了耕地的大量抛荒弃耕，农民对土地投入的积极性明显下降。土地流转应先保障农民权益，不但是市场经济在农村延伸的必然要求，还是进一步充实土地承包经营权的必然选择。而且，农村土地流转制度作为新鲜事物，很有必要借鉴国内外一些做法，并从制度上给予支持和保障。

如，美国的农地实行农场主私有制。土地转让的主要方式是租佃，拥有土地而不经营的人自找使用者出租，或通过中介出租，采用固定地租和分成地租，价格由交易双方协议确定。土地所有者在土地转让、租赁、抵押、继承等各方面都具备不受干扰和侵犯的权利。

土地流转，一是推动了农村土地适度规模经营，提高了土地利用率和产出率；二是带动了农业结构调整，提高了农业经济效益；三是有利于农科技术推广；四是有利于农业产业化经营的形成和发展；五是促进了农村劳动力转移，增加了农民收入。

当然，我们在看到农村土地流转取得的良好社会经济效益的同时，更应该关注它存在的问题，因为只有找出问题、分析问题并对症下药解决问题，这种良好的社会经济效益才能得到更好的发挥。

如，农村土地流转一般限于特定的农村集体组织内部，非本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受让集体土地承包经营权被作为例外受到了严格的限制。《土地管理法》和《农村土地承包法》中第55条第2款规定：“土地承包方案以及土地发包给本集体以外的单位或者个人承包，应当经本集体村民会议2/3以上成员或者2/3以上村民代表同意。”可见，土地流转受让主体身份的限制造成土地承包权流转的封闭性，从而土地承包权无法按照市场方式自由转让，对土地资源的合理配置制造了障碍。

土地流转应先保障农民权益应成“铁律”。改革的最大难题是农民流动过程中怎么明确自己的财产权利。如果农民选择流动，他在农村的财产权利可以跟他在城里可能获得的财产权利做平等置换，“这才是一个更大范围内的改革路径”。《农村土地承包法》应当贯穿于整个流转的过程中，是承包经营权流转的出发点和基本依据，一旦违反了这些原则必须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同时，强化农村社会保障服务。对农民来说，土地就是一切生活的保障，失去土地就意味着失去安身立命的基础，因此在土地流转中，很有必要探索建立“风险准备金制度”，以避免农村土地流转中的风险。

第二篇：农民土地权益保障调研报告

这是一篇关于调研报告的范文，可以提供大家借鉴！

近年来，随着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的加快，不可避免地征用了大量农村集体土地，各级政府认真执行土地征用的政策法规，努力做好征地补偿安置工作，保证了经济建设的用地需求。但在补偿安置中，还有不到位等情况的发生，损害了被征地农民的利益，由此引发群众上访事件时有发生，影响了社会稳定，引起了各级领导的高度重视和社会的广泛关注。切实做好征地补偿安置工作，维护农民的合法权益，这是当前土地管理需要重点解决的突出问题，也是国土资源部门服务经济发展的一项义不容辞的职责。

一、限制征用土地地范围，减少圈占耕地行为

近几年来，随着我区经济的不断好转，建设占用土地数量大幅上涨。征地数量大量增加，一方面是经济持续快速发展的必然结果；另一方面，征用土地范围过宽，建设占地又控制不严，造成了目前任何项目用地包括一般经营性用地，都可以征用农村集体土地。“有占必征”，既违背了市场经济规律，又不能有效保护农民利益。个别地方脱离实情和项目实际需要，盲目占用土地，征多用少，宽打窄用，既违反了土地利用总体规划，擅自扩大规模，又导致了大量土地征而不用，长期闲置抛荒，人为加剧了建设用地供需矛盾，增大了被征地农民的补偿安置压力。

征地是政府行为，改革征地制度，要求政府加快职能转变，尽可能地减少自由裁量权。征地权不能滥用，更不能损害农民合法权益，不能剥夺农民的生存权、财产权、发展权。要严格界定征地范围，“公益性用地”和“经营性用地”，要通过不同方式取得土地。除国家机关和军事设施用地，城市基础设施和公共事业用地、国家重点扶持的能源、交通、水利等重点工程，由各级政府组织实施征用外，其他建设用地，应充分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一律要通过有偿方式取得。国家也明文规定了对商业、旅游、娱乐、房地产开发四类经营性用地一律纳入招标拍卖挂牌出让的范围。对市场配置土地资源的要求和比例不断提高。这对加快征地制度改革创造了条件。另外，我区为了弥补建设用地指标不足的矛盾，采用了全区建设用地统一调剂使用的方法，也在一定程度上避免了征而不用现象的发生。

同时，要坚持土地用途管制，严格按土地利用总体规划控制用地规模和范围。任何单位和个人都不得违反土地利用总体规划，擅自扩大用地规模，坚持按项目、按产业政策、按建设用地指标、按投资强度提供用地，不断提高土地的集约利用水平，杜绝盲目圈地造成土地闲置、抛荒。

二、依法落实补偿政策，保证费用足额到位

征地补偿安置经费不到位，有的地方甚至存在层层克扣和挪用现象，这是当前引发土地信访多的一个重要原因。对于征地补偿安置经费的落实，现有的法律法规规定得很明确。目前出现的问题，关键是执行上的偏差。因此，严格依法办事程序，是做好征地补偿安置工作的前提和基础。

一要严格执行土地管理实施条例和省土地管理法实施办法规定的征地补偿标准。这是征地补偿的底线。各地应根据经济发展情况，以被征地农民生活水平不下降为原则，逐步提高补偿标准，尽可能给农民多一些补偿。同时要加快建立征地补偿安置区片价格体系，根据土地区位条件确定征地补偿安置区片价格，区片价格总体上不得低于按耕地年产值倍数计算的补偿标准。二要认真执行征地公告、征地补偿安置方案公告及征地补偿登记制度。这是规范征地补偿安置程序、维护农民合法权益的重要保证。要通过召开村民代表大会或听证会，将征地方案及补偿安置标准与被征地农户见面，实行阳光操作，确保被征地农民的知情权、参与权和监督权。三要加强对征地补偿安置经费分配和使用的监管，确保专款专用。对按照规定应支付给农民的安置补偿费用，要全额发给农民，不得搭车代扣，严禁侵占、截留和挪作他用。集体经济组织必须将征地补偿费用的收取、支出、用途等向全体成员公布，接受农民群众的监督。

三、实行以土地换社保，保障农民长远生计

目前，征地大多采取货币形式一次性安置。这种方式简单且便于操作，但只能保一时，不能管长远。失地农民一旦补偿费用完，生活没了来源，就会陷入困境，成了“种田无地、上班无岗、低保无份”的三无“贫民”，也给集体经济组织和各级地方政府增加了很大压力。从被征地农民的长远生计考虑，改革现有的征地补偿安置办法势在必行。近年来，各地都在积极探索保险、留用地、土地入股等安置办法。我区在调查摸准当前征地补偿中存在的突出问题的基础上，借鉴浙江、广东等省经验的基础上，对以土地换社保、建立被征地农民基本生活保障制度进行了初步探讨和研究。结合我区的实际情况，积极鼓励征地补偿费采用分次支付的方式，补偿年期可按承包合同剩余年限计算。目前，我区正在积极地征求各方面的意见，以从制度上保障被征地农民的利益。

积极探索尝试逐步建立被征地农民基本生活保障制度，适当提高征地补偿标准，建立被征地农民基本生活保障资金。对不同地区、不同年龄段的失地农民给予相应的基本生活保障，变一次性补偿作为长远性保障。被征地农民基本生活保障资金的来源，主要从土地征用补偿费和土地有偿使用政府收益及其他可用资金中解决。江苏、浙江、广东等地在这方面取得了比较成熟的经验，也取得了明显的成效。既体现了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的原则，又针对不同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分类指导，区别对待，切实维护了失地农民的长远利益。为我们工作的开展提供了可供借鉴的经验模式。

四、探索集体土地流转，合理分配土地收益

改革现行的征地制度，必须同步推进各项配套制度改革，尤其是加快推进集体非农建设用地使用制度改革。过去我们一直将集体土地当作国有土地的附属和补充，剥夺了农民集体土地的部分财产权。进行集体建设用地使用制度改革，目的就是要在维护集体土地所有权权益的基础上，通过集体土地使用权的合理流动，实现集体土地资产的充分显化，使农民从土地上可以得到永续收益，从而建立起长期有保障的财产收入机制。

鉴于此，我区从盘活集体土地资产入手，鼓励农民流转使用集体土地，既可节省资金，办理手续又方便快捷。其目的就在于还权于民、还利于民。在这一工作中，关键是要抓好基础业务工作，积极构建集体土地市场体系。首先，要适应建立市场经济体制的要求，加快集体土地登记发证进度，理顺集体土地产权关系，明晰土地产权。只有明确集体土地的物质性质，还农民以处置土地财产的权利，才能从根本上保障农民的土地权益。其次，要按照市场经济的原则确定农村土地等级，进行地价评估，显化集体土地的资产价值。通过确定土地等级和评估地价，建立建设用地和农用地相衔接的地价体系，防止土地流转中地价的随意性，规范土地流转市场，保护农民的利益。第三，推动现有集体非农建设用地使用权入市流转。实践证明，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要更加有效地配置土地资源，必须充分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国有土地是这样，集体土地也不例外。在强化用途管制和严格控制总量的前提下，允许集体土地使用权进入有形土地市场进行交易，实行有偿、有限期流转，做到“两种产权、一个市场”，统一管理。在农民自愿的前提下，实行以土地入股、租赁等方式，使农民从土地开发中得到长久的收益。第四，正确处理国家、集体和农民之间的利益关系，合理分配集体土地收益。地方人民政府本着“多予、少取、放活”的原则，确定合理的土地收益分配比例，把绝大部分土地增值收益留给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切实维护集体土地所有者、使用者的合法权利，特别是要保护原土地承包者的利益。集体土地流转收益，应主要用于建立农民社会保障体系，改善农村经济发展面貌，以保护农民的长远利益。集体建设用地土地使用权流转，我区已在城南、太河两乡镇进行了试点，在取得经验的基础上，在全区推开。去年共办理流转手续23宗，面积122亩，处置集体土地资产额74万元，使农民从土地流转增值中得到长久的收益。

五、加大土地执法力度，严肃查处违法行为

当前，一些地方违反规划圈占土地、未批先用、边报边用、低价出让土地等违法行为仍有发生。这些违法用地手续不全，没有法律保障，对农民的补偿安置往往很难落实。杜绝各类违法用地，是保证征地补偿安置工作落实的一项治本措施。必须切实加大土地管理执法力度，强化国土资源部门的执法职能，依法严肃查处各种违法用地行为，规范征地程序和批准手续，维护良好的土地市场秩序。要将落实征地补偿标准作为一项政策“高压线”，作为政治法律来执行，侵占、截留、挪用土地补偿费等严重侵占农民利益的行为，要发现一处，查处一处，并严肃追究有关责任人的责任，以强有力的手段保证农民的土地权益不受侵犯。同时，加强社会舆论监督，畅通土地信访、举报的渠道，调动农民保护自身权益的积极性，做到事前防范、事中监督和事后查处相结合。还要充分发挥新闻媒体的作用，及时对重大土地违法案件进行通报和曝光，做到查处一起、教育一方。去年以来，国务院省政府多次召开了进一步治理整顿土地市场秩序电视电话会议，查处违法用地、圈占土地等违法行为的措施和决心前所未有，土地市场治理整顿的高度前所未有。各级领导对制止违法用地行为，切实保障农民土地权益提出了明确要求，关键在于地方政府和各有关的部门在具体工作中一步一步地抓好落实，切实从实践“三个代表”的高度来认真履行职责。

第三篇：土地流转后农民怎么办

南风窗：土地流转后农民怎么办

作者：李北方 发布时间：2015-01-04 来源：南风窗 字体： 大 | 中 | 小

2014年底，中办、国办印发了《关于引导农村土地经营权有序流转发展农业适度规模经营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在坚持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不动摇的前提下，提出了“引导农村土地(承包耕地)有序流转、发展农业适度规模经营”的目标。《意见》的出台标志着农地流转将要进入新的阶段，但在实践中如何回应这一重要改革议题的现实要求，则还须厘清。

土地流转后农民怎么办

农业部部长韩长赋就《意见》的出台接受记者采访说，《意见》是我国土地制度改革的重大制度创新、理论创新和实践创新。他的理由是，此前农地领域只有土地集体所有权与农户承包经营权的“两权分置”，《意见》则提出了土地所有权、承包权和经营权的“三权分置”。

“三权分置”早就在实践中长时间存在了，从农村向城市的大规模劳动力转移持续了多长时间，农地的“三权分置”实践就已经存在了多长时间。道理很简单，大量外出打工的农民不会任由土地抛荒，所以必定会把土地在村社内部进行流转。

自发的土地流转在熟人间进行，大体上有以下几个特点：一是租金低，相当多的情况下是流转方拿了国家补贴之后就不再收取租金;二是流转期的约定灵活，打工不顺，可以随时回家把土地收回来接着种;三是原本种什么流转后还种什么，使用上没有重大变化。

这种土地流转是适应当前中国的实际情况的。中国的城市化率百分之四十几的统计数字，其统计口径是把2亿多农民工也算作城市人口计算出来的，但他们根本没完成进城的过程，劳动力再生产还严重依赖农村。

2008年危机到来之后，中国出现了一波农民工失业潮，数千万打工者被迫离开工厂。换到任何一个国家，这都将是一个重大的社会问题，但在中国，问题化解于无形之中了。奥秘就在于特殊的土地制度，数千万从工厂失业的农民工不需要徘徊在街头，而是回家种地，等形势好了再出来。

这样的制度，我们不能说它是好的，但要说它是最不坏的，可以防止更糟糕的情况发生。

现在是改变这一制度构架的时候了吗?国家引导农地向家庭农场、专业大户、龙头企业等“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汇集，数年后农村经营格局必定发生了质的变化，如果那时宏观经济再次波动(这是非常可能的)，大批农民工失业，怎么办?

我们担心的是，土地流转之后，如果未来失业回家的农民工再无法拿回土地，回到原来的生活轨道，即便土地流转的租金可以支持他们不至于被饿死，那他们也将成为无所事事的人。

可见，《意见》所提出的目标是正确的，农村土地确实存在过于细碎，需要规模经营等问题，但解决这些问题应该首先解决进城农民工在城市真正落脚的问题。只有农民工真正融入城市，退休了也无需回乡，失业了也可以就地安置，农村土地才可以放心地“有序流转”。

要让农民增收资本赚钱

从农业的角度，土地流转的目的是“优化土地资源配置和提高劳动生产率”、“保障粮食安全和主要农产品供给”;从农民的角度看，土地流转是为了实现农民的财产权利。目的都是好的，但目的能否实现，就是另一回事了。

目前在实践中尝试的土地流转模式大体是这样的：龙头企业按一定的租金流转农民的土地，承诺给农民土地分红，农民也可以受雇企业成为农业工人。逻辑上，农民就有了地租和工资两份收入，比原本种地要赚钱多;农业资本在效率提高之后也可以实现赢利。但这可能吗?

农业劳动不同于办公室工作和工厂的流水线作业，最大的特点是难以考核。农民把种地说成是“伺候庄稼”，既然是“伺候”，态度便是关键的，多弯一次腰，多流一滴汗，对产出都有影响，却没有办法纳入绩效考核体系中。家庭经营被公认为是最有效的农业生产方式，不是没有道理的，因为农民在这种体制下是不计劳动投入的。如果变成农业工人，激励就会再成问题，龙头企业要和当年的人民公社头疼同一件事：干好干坏一个样。

农业规模经营的优点仅在于人均产量要比家庭经营高，如果比亩产，规模经营是注定要输给小农经济的。要想真正发挥土地规模经营的优势，对土地人口比的要求极高，比如在机械化的前提下，一个人管理数千甚至上万亩土地。然而这种经营模式在中国无法实现，因为我国的实际情况是人多地少，就此《意见》也明确提出，土地流转“既要注意提升土地规模经营，又要防止土地过度集中，兼顾效率与公平”。

《意见》的这一要求无疑是对的，但在效率无法大幅提高(甚至还可能下降)的前提下，既让农民有更高收入，又让资本赚到钱，这并不容易。

农民：受益或受损?

对无法实现的双重目标的设定，各级政府恐怕是知道的。亏本的买卖不会有人做，那么推动流转的办法就变成了对各类“大户”予以补贴，这样一来，流转土地的“大户”有利润，政府则有了政绩。未来，土地流转恐怕还得靠这个模式支撑，《意见》明确说了，“新增农业补贴向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倾斜”。

从流转了土地的农民角度看，短期内可能得到实惠，因为地租提高了;但是这个收益是否能够持续则要打一个问号，现实中已经发生不少农业企业亏本跑路的事了，企业都倒闭了，地租当然不会再付。如果土地的用途已经被改变，比如从种粮食的大田改为种蔬菜的温室，农民要把土地调整回熟悉的用途，就要投入资金，到头来是赚是亏，实在难说。

土地是不能移动的要素，这一特性在流转时体现得最明显。每户出资1万，1万户便能聚拢起1亿的资金，形成资金的规模效应;但每户出1亩耕地，1万户却未必能聚拢起1万亩可供规模经营，除非这1万亩土地恰好连成一片。出资者可以随时赎回资金，流转土地者却不能随时赎回土地。

《意见》明确提出，“没有农户的书面委托，农村基层组织无权以任何方式决定流转农户的承包地，更不能以少数服从多数的名义，将整村整组农户承包地集中对外招商经营。防止少数基层干部私相授受，谋取私利。”出于防止侵害农民利益的动机，这样的规定是好的，但是土地的特性又决定了，农地流转需要以土地所有者暨集体发挥主导性作用，因为一个村有一个“钉子户”，规模性的流转就无法实现。这是实践中要面临的难题。

土地流转对农民的意义，恐怕比不上对一些等待着从流转中获利的中间组织的意义大，土地流转电商平台大量涌现，土地流转信托等金融工具的开发，都是明证。如果农地流转的政策目标本身和广大农民的切身利益以及全社会的安定出现冲突，那么，必定是要以后者为重的。

第四篇：农民农业与土地流转

农民农业与土地流转 朱启臻: 最近，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关于引导农村土地经营权有序流转发展农业适度规模经营的意见》，指出要引导土地经营权有序流转，坚持家庭经营的基础性地位，培育新型经营主体，发展多种形式的适度规模经营，巩固完善农村基本经营制度。要使农业适度规模经营发展与城镇化进程和农村劳动力转移规模相适应，与农业社会化服务水平提高相适应，让农民成为土地流转和规模经营的积极参与者和真正受益者。要因地制宜、循序渐进。但是行政瞎指挥的现象并不罕见，崇尚大而洋的农业发展模式，强迫农民流转土地的事件时有发生。导致这些现象的原因，除了少数人追求政绩外，还有对现代农业理解的偏差，也有对耕地流转的认识误区，以至于提出了让农民在土地流转中致富的口号。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要“赋予农民更多财产权利”，一些人误认为耕地可以成为获得收益的财产。于是热衷于促进流转，各种保护或实现农民财产收益的创新涌现出来了，一些地方还制定了土地流转最低保护价，一些地方甚至出现为了流转而流转的现象。自然，流转后的土地不改变用途难以维持运转，于是就有了非农化现象。

地租的本质问题

在封建土地关系下，耕地是农民最重要的财产。土地不仅为所有者提供基本需求保障，还可以租给他人，获得地租。最早人们视地租为“土地耕种者的收获除去成本之后的剩余”，后又认为地租是“农产品(000061)价格提高的结果”。在今天看来，从经济学意义上解释地租，似乎很多现象是难以解释的。

当今社会，耕地不再是个人发财的手段，而是一个国家实现农业安全的保证。我们国家实行最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划定了基本农田，实行农地用途管制制度。因此，耕地不是一般意义的商品，农业产品也不是一些人想象的那样可以任意由市场调节。国际上对农业安全有个定义：在一个国家内部，任何人在任何时候都买得起，也买得到足够的农产品。这个任何人，当然包括穷人，首先是穷人买得起。这就限制了农产品作为商品生产的特征。当农产品供小于求时，国家会动用一切手段，通过进口、不惜成本投入、限制消费等措施，保障老百姓的基本需求。因此，农业生产者想通过农业获得暴利既不可能，也不被允许。任何一个国家，对主要农产品的价格都不会放任自由，这是农业与其他产业最本质的区别。

土地与农民的关系

农民与耕地，或者农民与农业的关系，是目前最为复杂的认识领域。土地对农民来说有两层意义：一层含义是农民对耕地的义务与责任。即农民具有把耕地利用好、保护好，为国家生产出符合需要的农产品的义务与责任；因此，不允许荒芜和改变土地的用途，不使土地肥力下降，不破坏耕地。当然，更不允许制造粮食短缺，哄抬粮价。为了补偿农民因尽义务和责任而付出的成本或受到的损失，各国普遍的措施是给农民补贴。在农业公共产品性质下（当然也可以延伸为农地的公益性），没有政府补贴，农民是难以获得社会平均收入的。因此，也就不存在传统经济学“剩余价值”与“提高价格”意义的地租。第二层含义是耕地对农民的意义。耕地对农民的意义不在于其财产意义，而是对农民生活的保障，这是比任何财产都重要而稳定的保障，是最基础的保障。也是为农民提供稳定的生活来源，或理解为稳定的就业途径。有了地，农民就有了基本生活来源。如果要给失地农民补偿，不是获得所谓类似地租的财产收入，而是要提供稳定就业、养老与生活保障，避免出现“有钱的穷人”。

农民与耕地的关系在错误认识指导下被人为隔离开了。一方面主张耕地的财产权，致使流转租金不断提高，使土地经营者经营农业难以为继，伤害农业的可持续发展和农业经营者的积极性。要维持高地租条件下的农业生产，政府要付出巨大代价。另一方面，在现代农业的口号下，常常发生强迫农民流转耕地的现象，给农民地租作为补偿，致使农民处于无保障或保障不足状态。以上无论哪一种状态都是对农业、对农民不利的。

公共产品视角下的农地流转

要把农用地流转放在农业的公共产品视角下考虑，需要处理好以下问题。

首先，不要过分强调渲染耕地的财产权利，耕地对承包者来说是权利与义务的统一。承包者对耕地数量、质量的保护义务并不能因承包权与经营权的分离而丧失，承包权与经营权分离的目的不在于让农民获得财产性收益，而在于充分利用土地，确保国家农业安全。也为农民留下一条返乡的路，有利于社会的稳定与和谐。要建立土地的退出机制，那些已融入城市的耕地承包者，可把土地承包权与经营权一并流转给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失去农业劳动能力的老年人，可以通过建立完善的社会保障而放弃土地。农业经营者不应为流转土地付出额外的费用，这样才能保证农业生产正常进行。对于那些主要依靠农业生产获得收入的农户，还没有稳定非农收入，没有完善的社会保障条件的农户，不能以任何理由强迫其流转出土地。

其次，农民土地财产权主要表现在土地转变用途过程中，而不是流转过程。当土地转变用途，农民在没有获得其他就业机会时失去土地，应该获得足够的财产权保障，这种财产权益本质上是对失地农民就业、生活、养老、医疗等保障的补偿。2014年中央一号文件指出，赋予农民更多财产权利。片面强调耕地流转获利的观点会导致：伤害了农民的利益，以为农民可以获得眼前的财产收益就理直气壮地制造失地农民，农民获得的收益难以弥补失去耕地而带来的损失，由此失去了承包地的发展权及其可持续的保障，为社会安全留下隐患；伤害了农业经营者，致使他们付出过高的农业生产成本，以至于挫伤了农业经营者的生产积极性；伤害了国家的农业安全，是规模经营非农化以及流转后荒芜与闲置的重要原因。为此，对无人耕种的土地采用政府购买承包权与经营权的方式，由农业经营者无偿使用土地是一条可行的路径。

第三，通过流转形成家庭农场有助于农业可持续发展。调查发现，在众多的土地流转方式中，流转给自己的亲戚、朋友、邻里等，成本最低。这种流转是自然发生，自发形成，自愿流转的，因此，比政府主导的高速度、大规模土地流转更有利于社会稳定。

研究表明，流转给农民，进而形成家庭农场最有利于农业的可持续发展。家庭农场规模是适度的规模经营，有助于激发家庭农场对科技等的需求，便于构建可持续农业的制度保证。家庭农场经营成本低，是对农业贡献最有效的组织形式。政府通过扶持、引导土地向家庭农场流转应该成为未来农业的发展方向。

流转出土地农民应该获得适当补偿，但应该是政府对农民保护耕地的补偿。但是，这样的收入不是地租性质的收益，流转耕地不是为土地流转的承让者提供发财的工具，而是由承让者继续履行农业安全的义务。因此，不该由土地流转的承让者负担流转成本。

作者系中国农业大学农民问题研究所所长。

第五篇：重在保护农民土地权益

重在保护农民土地权益

华 音

2013-4-5 6:29:15来源：2013-4-5 经济日报

近年来，伴随着我国工业化、城镇化的快速发展，征地过程中发生的利益分配、农民安置等问题和矛盾日益凸显。这些问题，既反映了在特殊发展阶段、传统发展方式下土地管理制度的局限，也在深层次上反映出现行征地制度与经济发展和现代市场经济体制不相适应的一面。征地制度改革势在必行。

我国城乡发展不平衡，城乡差距扩大，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城乡资源要素交换不平等造成的，使农村资源过多地流向了城市，突出表现在土地、资金和劳动力等方面。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出：“改革征地制度，提高农民在土地增值收益中的分配比例”；“让广大农民平等参与现代化进程、共同分享现代化成果”；“促进城乡要素平等交换和公共资源均衡配置”。可谓切中要害，温暖人心。

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强调，农村土地制度关乎农村的根本稳定，也关乎中国的长远发展，其核心是要保障农民的财产权益，底线是严守18亿亩耕地红线。这进一步告诉我们，做好征地制度改革这篇大文章，重在加强农民土地权益保护。虽然工业化、城镇化过程中土地占用是难免的，但一定要防止盲目滥占土地、损害农民利益，更不能继续靠牺牲农民土地财产权利来降低工业化城镇化成本，特别是要调整土地出让收益分配关系，提高对农民的征地补偿标准，提高用于农业基础设施建设的投入比重，真正做到“取之于地、用之于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