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台县土地流转催生数千“钟点农民”

第一篇：高台县土地流转催生数千“钟点农民”

高台县土地流转催生数千“钟点农民”

近年来，高台县规模种植和养殖大户日益增多，农村土地流转速度不断加快，许多流转土地后的农民迫切寻找新的务工就业岗位，种养大户又急需大量季节性劳动力，这种状况使“钟点农民”应运而生。“钟点农民”熟悉农业生产基本要求，又实行计时收费或按工作量收费，不但有效解决了种养大户的实际困难，也为农村闲散富余劳动力提供大量就业机会，促进了农民增收。2012年，全县完成土地流转11.27万亩，共催生“钟点农民”近2000人。（高台县委）

第二篇：新型农村养老保险制度催生流转土地换农民养老

新农保制度催生流转土地换农民养老

“这样的养老保险真划算，我家两亩地被流转了，儿女外出打工每人每年挣两万多元，土地流转补偿金每年1200元，？还可以参加新型农村养老保险，60岁开始便可每月领到300元的养老金。”新集乡季圩村今年55岁的施凤元高兴地告诉笔者。从4月21日开始，在新集乡政府院内，来参加新农保的农民人头攒动，一派火热的场面。

据统计，近年来，我国农村老年人口，年增幅高达85万，预计2028年将达到1.2亿。由此可见，在不久的将来，农村养老将给社会带来巨大的压力。而目前在我国符合参加养老保险条件的4.9亿农民中，真正参保的却只有5400多万人，参保率不足12％。为此，胡锦涛总书记在十七大报告中指出：“要加快建立覆盖城乡居民的社会保障体系，探索建立农村养老保险制度，保障人民基本生活”。我县积极落实党中央有关精神，维护流转土地农民的合法权益，践行科学发展观，调动农民流转土地的积极性。近日，在做了大量准备工作的基础上，根据上级有关政策，结合实际，采取激励措施，鼓励农民将部分土地进行流转，在新集乡试点进行流转土地换农民养老的工作。

据介绍，此次采取政府补贴方式鼓励流转土地使用权农民参加新型农村养老保险。对已经流转土地使用权的农户，除每年获取600元/亩转让金以外，该乡还对参加新型农村养老保险的农户给予一定的补贴。土地使用权转让以5年为周期，每流转2亩土地可参保一人，每年每亩地可享受保险补贴100元；流转10年的，后5年可享受每年每亩地120元的保险补贴；流转15年的，最后5年可享受每年每亩地150元的保险补贴。此次新型农保建立了养老待遇增长机制，养老待遇水平根据当地经济增长、物价指数和农村最低生活保障标准等情况适时的上浮调整。参保人员如果发生意外的，可以将个人交纳的养老保险费或者领取余额一次性退给法定继承人。对政府拟土地流转范围尚未流转的农户，采取“先保后补贴”的方式，即先由农户自行交纳保险费，待以后土地连片流转时政府按照土地流转合同，根据有关条款予以补贴。

此举解决了农民流转土地后的社会保障问题，创新了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的扩面机制，让群众得到真正实惠，解决农村老人晚年生活保障问题，全面增强了新农保的生命力，为构建和谐稳定的社会主义新农村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据了解，新集乡为搞好新农保试点工作，建立了财政补助、集体补贴、个人缴费的新机制。凡具有该乡户籍，男18周岁至60周岁、女18周岁至55周岁的农村居民，全部纳入新型农保，实行个人缴费，财政给予20%的补贴。对于年龄较大的对象也可以参加，只需向前补交一定年限的保费（免滞纳金）就可以参加。

据悉，该乡对参保户确有经济困难的，由本人申请，村委会出具证明，可以分批交纳；老农保户达到法定退休年龄的，可予补交养老金；对即交即领型生活特别困难的保户，县农保处还可以为其提供6000元小额贷款。（孙立荣 惠康拯）

第三篇：土地流转后农民怎么办

南风窗：土地流转后农民怎么办

作者：李北方 发布时间：2015-01-04 来源：南风窗 字体： 大 | 中 | 小

2014年底，中办、国办印发了《关于引导农村土地经营权有序流转发展农业适度规模经营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在坚持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不动摇的前提下，提出了“引导农村土地(承包耕地)有序流转、发展农业适度规模经营”的目标。《意见》的出台标志着农地流转将要进入新的阶段，但在实践中如何回应这一重要改革议题的现实要求，则还须厘清。

土地流转后农民怎么办

农业部部长韩长赋就《意见》的出台接受记者采访说，《意见》是我国土地制度改革的重大制度创新、理论创新和实践创新。他的理由是，此前农地领域只有土地集体所有权与农户承包经营权的“两权分置”，《意见》则提出了土地所有权、承包权和经营权的“三权分置”。

“三权分置”早就在实践中长时间存在了，从农村向城市的大规模劳动力转移持续了多长时间，农地的“三权分置”实践就已经存在了多长时间。道理很简单，大量外出打工的农民不会任由土地抛荒，所以必定会把土地在村社内部进行流转。

自发的土地流转在熟人间进行，大体上有以下几个特点：一是租金低，相当多的情况下是流转方拿了国家补贴之后就不再收取租金;二是流转期的约定灵活，打工不顺，可以随时回家把土地收回来接着种;三是原本种什么流转后还种什么，使用上没有重大变化。

这种土地流转是适应当前中国的实际情况的。中国的城市化率百分之四十几的统计数字，其统计口径是把2亿多农民工也算作城市人口计算出来的，但他们根本没完成进城的过程，劳动力再生产还严重依赖农村。

2008年危机到来之后，中国出现了一波农民工失业潮，数千万打工者被迫离开工厂。换到任何一个国家，这都将是一个重大的社会问题，但在中国，问题化解于无形之中了。奥秘就在于特殊的土地制度，数千万从工厂失业的农民工不需要徘徊在街头，而是回家种地，等形势好了再出来。

这样的制度，我们不能说它是好的，但要说它是最不坏的，可以防止更糟糕的情况发生。

现在是改变这一制度构架的时候了吗?国家引导农地向家庭农场、专业大户、龙头企业等“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汇集，数年后农村经营格局必定发生了质的变化，如果那时宏观经济再次波动(这是非常可能的)，大批农民工失业，怎么办?

我们担心的是，土地流转之后，如果未来失业回家的农民工再无法拿回土地，回到原来的生活轨道，即便土地流转的租金可以支持他们不至于被饿死，那他们也将成为无所事事的人。

可见，《意见》所提出的目标是正确的，农村土地确实存在过于细碎，需要规模经营等问题，但解决这些问题应该首先解决进城农民工在城市真正落脚的问题。只有农民工真正融入城市，退休了也无需回乡，失业了也可以就地安置，农村土地才可以放心地“有序流转”。

要让农民增收资本赚钱

从农业的角度，土地流转的目的是“优化土地资源配置和提高劳动生产率”、“保障粮食安全和主要农产品供给”;从农民的角度看，土地流转是为了实现农民的财产权利。目的都是好的，但目的能否实现，就是另一回事了。

目前在实践中尝试的土地流转模式大体是这样的：龙头企业按一定的租金流转农民的土地，承诺给农民土地分红，农民也可以受雇企业成为农业工人。逻辑上，农民就有了地租和工资两份收入，比原本种地要赚钱多;农业资本在效率提高之后也可以实现赢利。但这可能吗?

农业劳动不同于办公室工作和工厂的流水线作业，最大的特点是难以考核。农民把种地说成是“伺候庄稼”，既然是“伺候”，态度便是关键的，多弯一次腰，多流一滴汗，对产出都有影响，却没有办法纳入绩效考核体系中。家庭经营被公认为是最有效的农业生产方式，不是没有道理的，因为农民在这种体制下是不计劳动投入的。如果变成农业工人，激励就会再成问题，龙头企业要和当年的人民公社头疼同一件事：干好干坏一个样。

农业规模经营的优点仅在于人均产量要比家庭经营高，如果比亩产，规模经营是注定要输给小农经济的。要想真正发挥土地规模经营的优势，对土地人口比的要求极高，比如在机械化的前提下，一个人管理数千甚至上万亩土地。然而这种经营模式在中国无法实现，因为我国的实际情况是人多地少，就此《意见》也明确提出，土地流转“既要注意提升土地规模经营，又要防止土地过度集中，兼顾效率与公平”。

《意见》的这一要求无疑是对的，但在效率无法大幅提高(甚至还可能下降)的前提下，既让农民有更高收入，又让资本赚到钱，这并不容易。

农民：受益或受损?

对无法实现的双重目标的设定，各级政府恐怕是知道的。亏本的买卖不会有人做，那么推动流转的办法就变成了对各类“大户”予以补贴，这样一来，流转土地的“大户”有利润，政府则有了政绩。未来，土地流转恐怕还得靠这个模式支撑，《意见》明确说了，“新增农业补贴向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倾斜”。

从流转了土地的农民角度看，短期内可能得到实惠，因为地租提高了;但是这个收益是否能够持续则要打一个问号，现实中已经发生不少农业企业亏本跑路的事了，企业都倒闭了，地租当然不会再付。如果土地的用途已经被改变，比如从种粮食的大田改为种蔬菜的温室，农民要把土地调整回熟悉的用途，就要投入资金，到头来是赚是亏，实在难说。

土地是不能移动的要素，这一特性在流转时体现得最明显。每户出资1万，1万户便能聚拢起1亿的资金，形成资金的规模效应;但每户出1亩耕地，1万户却未必能聚拢起1万亩可供规模经营，除非这1万亩土地恰好连成一片。出资者可以随时赎回资金，流转土地者却不能随时赎回土地。

《意见》明确提出，“没有农户的书面委托，农村基层组织无权以任何方式决定流转农户的承包地，更不能以少数服从多数的名义，将整村整组农户承包地集中对外招商经营。防止少数基层干部私相授受，谋取私利。”出于防止侵害农民利益的动机，这样的规定是好的，但是土地的特性又决定了，农地流转需要以土地所有者暨集体发挥主导性作用，因为一个村有一个“钉子户”，规模性的流转就无法实现。这是实践中要面临的难题。

土地流转对农民的意义，恐怕比不上对一些等待着从流转中获利的中间组织的意义大，土地流转电商平台大量涌现，土地流转信托等金融工具的开发，都是明证。如果农地流转的政策目标本身和广大农民的切身利益以及全社会的安定出现冲突，那么，必定是要以后者为重的。

第四篇：农民农业与土地流转

农民农业与土地流转 朱启臻: 最近，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关于引导农村土地经营权有序流转发展农业适度规模经营的意见》，指出要引导土地经营权有序流转，坚持家庭经营的基础性地位，培育新型经营主体，发展多种形式的适度规模经营，巩固完善农村基本经营制度。要使农业适度规模经营发展与城镇化进程和农村劳动力转移规模相适应，与农业社会化服务水平提高相适应，让农民成为土地流转和规模经营的积极参与者和真正受益者。要因地制宜、循序渐进。但是行政瞎指挥的现象并不罕见，崇尚大而洋的农业发展模式，强迫农民流转土地的事件时有发生。导致这些现象的原因，除了少数人追求政绩外，还有对现代农业理解的偏差，也有对耕地流转的认识误区，以至于提出了让农民在土地流转中致富的口号。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要“赋予农民更多财产权利”，一些人误认为耕地可以成为获得收益的财产。于是热衷于促进流转，各种保护或实现农民财产收益的创新涌现出来了，一些地方还制定了土地流转最低保护价，一些地方甚至出现为了流转而流转的现象。自然，流转后的土地不改变用途难以维持运转，于是就有了非农化现象。

地租的本质问题

在封建土地关系下，耕地是农民最重要的财产。土地不仅为所有者提供基本需求保障，还可以租给他人，获得地租。最早人们视地租为“土地耕种者的收获除去成本之后的剩余”，后又认为地租是“农产品(000061)价格提高的结果”。在今天看来，从经济学意义上解释地租，似乎很多现象是难以解释的。

当今社会，耕地不再是个人发财的手段，而是一个国家实现农业安全的保证。我们国家实行最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划定了基本农田，实行农地用途管制制度。因此，耕地不是一般意义的商品，农业产品也不是一些人想象的那样可以任意由市场调节。国际上对农业安全有个定义：在一个国家内部，任何人在任何时候都买得起，也买得到足够的农产品。这个任何人，当然包括穷人，首先是穷人买得起。这就限制了农产品作为商品生产的特征。当农产品供小于求时，国家会动用一切手段，通过进口、不惜成本投入、限制消费等措施，保障老百姓的基本需求。因此，农业生产者想通过农业获得暴利既不可能，也不被允许。任何一个国家，对主要农产品的价格都不会放任自由，这是农业与其他产业最本质的区别。

土地与农民的关系

农民与耕地，或者农民与农业的关系，是目前最为复杂的认识领域。土地对农民来说有两层意义：一层含义是农民对耕地的义务与责任。即农民具有把耕地利用好、保护好，为国家生产出符合需要的农产品的义务与责任；因此，不允许荒芜和改变土地的用途，不使土地肥力下降，不破坏耕地。当然，更不允许制造粮食短缺，哄抬粮价。为了补偿农民因尽义务和责任而付出的成本或受到的损失，各国普遍的措施是给农民补贴。在农业公共产品性质下（当然也可以延伸为农地的公益性），没有政府补贴，农民是难以获得社会平均收入的。因此，也就不存在传统经济学“剩余价值”与“提高价格”意义的地租。第二层含义是耕地对农民的意义。耕地对农民的意义不在于其财产意义，而是对农民生活的保障，这是比任何财产都重要而稳定的保障，是最基础的保障。也是为农民提供稳定的生活来源，或理解为稳定的就业途径。有了地，农民就有了基本生活来源。如果要给失地农民补偿，不是获得所谓类似地租的财产收入，而是要提供稳定就业、养老与生活保障，避免出现“有钱的穷人”。

农民与耕地的关系在错误认识指导下被人为隔离开了。一方面主张耕地的财产权，致使流转租金不断提高，使土地经营者经营农业难以为继，伤害农业的可持续发展和农业经营者的积极性。要维持高地租条件下的农业生产，政府要付出巨大代价。另一方面，在现代农业的口号下，常常发生强迫农民流转耕地的现象，给农民地租作为补偿，致使农民处于无保障或保障不足状态。以上无论哪一种状态都是对农业、对农民不利的。

公共产品视角下的农地流转

要把农用地流转放在农业的公共产品视角下考虑，需要处理好以下问题。

首先，不要过分强调渲染耕地的财产权利，耕地对承包者来说是权利与义务的统一。承包者对耕地数量、质量的保护义务并不能因承包权与经营权的分离而丧失，承包权与经营权分离的目的不在于让农民获得财产性收益，而在于充分利用土地，确保国家农业安全。也为农民留下一条返乡的路，有利于社会的稳定与和谐。要建立土地的退出机制，那些已融入城市的耕地承包者，可把土地承包权与经营权一并流转给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失去农业劳动能力的老年人，可以通过建立完善的社会保障而放弃土地。农业经营者不应为流转土地付出额外的费用，这样才能保证农业生产正常进行。对于那些主要依靠农业生产获得收入的农户，还没有稳定非农收入，没有完善的社会保障条件的农户，不能以任何理由强迫其流转出土地。

其次，农民土地财产权主要表现在土地转变用途过程中，而不是流转过程。当土地转变用途，农民在没有获得其他就业机会时失去土地，应该获得足够的财产权保障，这种财产权益本质上是对失地农民就业、生活、养老、医疗等保障的补偿。2014年中央一号文件指出，赋予农民更多财产权利。片面强调耕地流转获利的观点会导致：伤害了农民的利益，以为农民可以获得眼前的财产收益就理直气壮地制造失地农民，农民获得的收益难以弥补失去耕地而带来的损失，由此失去了承包地的发展权及其可持续的保障，为社会安全留下隐患；伤害了农业经营者，致使他们付出过高的农业生产成本，以至于挫伤了农业经营者的生产积极性；伤害了国家的农业安全，是规模经营非农化以及流转后荒芜与闲置的重要原因。为此，对无人耕种的土地采用政府购买承包权与经营权的方式，由农业经营者无偿使用土地是一条可行的路径。

第三，通过流转形成家庭农场有助于农业可持续发展。调查发现，在众多的土地流转方式中，流转给自己的亲戚、朋友、邻里等，成本最低。这种流转是自然发生，自发形成，自愿流转的，因此，比政府主导的高速度、大规模土地流转更有利于社会稳定。

研究表明，流转给农民，进而形成家庭农场最有利于农业的可持续发展。家庭农场规模是适度的规模经营，有助于激发家庭农场对科技等的需求，便于构建可持续农业的制度保证。家庭农场经营成本低，是对农业贡献最有效的组织形式。政府通过扶持、引导土地向家庭农场流转应该成为未来农业的发展方向。

流转出土地农民应该获得适当补偿，但应该是政府对农民保护耕地的补偿。但是，这样的收入不是地租性质的收益，流转耕地不是为土地流转的承让者提供发财的工具，而是由承让者继续履行农业安全的义务。因此，不该由土地流转的承让者负担流转成本。

作者系中国农业大学农民问题研究所所长。

第五篇：泉阳镇土地流转催生高效农业

泉 阳 镇 土 地 流 转 催 生 高 效 农 业--------泉阳镇土地流转的现状、存在问题及对策研究

泉阳镇是沙南农业大镇，人口4.4万人，耕地4.7万亩，农业占三项产业比重达30%，稳基固本、强农增效一直是政府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近两年来，我镇紧紧抓住农业综合开发的机遇，连续两年大规模的投入资金用于改善农业生产设施，修桥280座，打井332眼，修路9.57公里，开挖沟渠长达20公里，完成土方近5万方，植树10万余棵，改造中低产田1.8万亩，使东半部黄庄、王烈桥、老董寨、集东四个村的农田基本建设脆弱的现状得到极大的改善和提升，在此基础上，我镇精心培育产业，注重发现农业典型，多角度予以支持，催生了一大批种植大户和养殖大户，农业生产层次从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开始艰难的转变，尤其是种植业方向，随着粮价、菜价的提升和先进农业机械的推广使用，规模农业开始露出端倪，土地流转成为一股潮流正拍打着现存的土地承包制度，改变着农业生产结构，使之适应生产力发展的要求。

一、泉阳镇土地流转的现状

土地流转实质是土地使用权的流转，目前我镇存在的主要形式有转包、出租、代耕三种，转让、互换、抵押、入股等较为少见。流转面积在20亩—30亩居多，全镇有150户左右，50亩左右的有二十几户，上百亩的全镇只有1户，流转总面积在1万亩左右，占种植面积的20%左右，包括家族内部、亲戚、邻居代耕，村集体经济组织内部成员转包，合作社统一经营服务及大户承租，绝大多没有规范的合同或协议，仅有口头约定，1时间一般在3年以内，方式灵活多变，政府基本上没有过问和引导，处于自发状态，但作为一种趋势正在悄然推动着土地规模化经营。如张楼村寿天刚承租耕地150亩，每亩租金最高出到1000元，种植雪里红蔬菜、白萝卜、糯玉米等高效经济作物，一年三茬，错开农忙，蔬菜加工腌制而后包装上市，亩均收入在4000元以上，现成立了合作社，建立了生产加工基地，产品稳占阜城市场，其本人被推评为阜阳市第四届农村实用人才。在他的带动下，2010年全镇种植面积达500亩，就业人数达30多人，2011年面积将突破1000亩。还有如康王庄王子彬，08年从马铃薯农场退休后，在家租地10亩种植大棚马铃薯，提前上市20天，接着种植蔬菜和棉花，一年三茬，亩均纯收入在5000元以上，三年来面积不断扩大，从最初的十几亩发展到今天的近百亩，带动农户30多户，成为泉阳农业的一大亮点。另外，泉阳较好的农业生产条件和流转空间也吸引了外来种植大户在泉阳租地发展高效农业，如舒庄镇储金停租种杨庄耕地40亩，采取小麦+南瓜套种的模式，亩均纯收入在2500元以上，杨桥镇的戴为民租种集西耕地52亩种植生姜、大棚西瓜，一年一茬，亩均纯收入在2万元以上，带动了本镇农业结构调整和高效农业的发展。黄庄村的草莓、翟庄村的反季节大棚，使土地效益倍增，使先进农业技术得到了推广应用，提升了农民素质和致富能力。

二、土地流转过程中存在的问题

土地流转不是新生事物，它与土地到户应该是相伴而生，随着农村劳动力转移和先进农业机械的推广，呈渐次加快之势，国务院于2005年

3月颁布了《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管理办法》肯定和规范了这种做法，各地都有成功经验可以借鉴。大包干的发源地小岗村从2008年开始重走集合作业之路，以每亩500元的价格，将农民的土地反租过来，统一平整，对外招租，引进了一些工业项目和规模高效农业项目，成效正逐渐显现，我镇土地流转量发展较快，但缺乏稳定性，层次低，规模小，存在不少问题，需要加以疏导和规范：

1、连片上规模难：目前流转的土地主要是劳动力转移后摞下的，地块分散零星，生产成本高，代耕较为粗放，许多种植大户要求租种连片在50亩以上的地块往往却难以找到，总有几户从中“作梗”。

2、租金持续走高：因农业是高风险弱质产业，租地从事传统农作物种植一般不超过500元/亩，高效农作物一般不超过800元/亩，但一些种植大户在与农户商谈时，个别地块要价过高，有些农户宁可自己粗放低效种植，也不愿出租给他人，村委会出面做工作也不见效，这其中有市场机制的作用，也有观念滞后的因素。

3、多数流转不规范。主要表现在没有协议，没有发包方的参与，大多属于私下交易，且时间短，一改口就变了，有些土地已转让或互换也没有作变更，一旦产生纠纷，不好调处，找不到证据。

4、供求对接不上。一方面农村有许多土地需要转包或出租，但往往找不到接包者或承租方，摞荒又觉得可惜不合适，只好低价或无偿由他人耕种，另一方面，有许多种植大户，有资金，有技术，有项目，有销路，却找不到合适的地种，尤其是连片地块，配臵效率低下，缺乏有效平台和

值得信赖的中介方。

三、推动土地流转的对策与措施

有专家称：土地流转是土地制度的第三次革命，其益处不言而喻，主要体现在：可以与市场很好对接，增强适应市场能力，可以大规模应用农业科技、机械等新生产力，大幅度提高效益，可以促进劳动力的转移和就业结构的调整，促进二、三产业发展和城镇化，可以提高农业生产率和投入，增强抗灾能力。作为基层政府，如何顺应这一趋势，破除流转障碍，加速推进流转，催生规模农业、高效农业乃至现代农业是一个需要认真研究、探索的课题，就泉阳而言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发力：

1、政府推动。土地流转有外因，也有内因，有法律依据，也有现实需求，政府可以作为的空间很大，要动员村级组织摸清底数，积极参与到流转中来，既要掌握可流转的土地数量，又要掌握种植大户的需求动向，从中穿针引线，牵线搭桥，做好协调、引导、服务、供需对接起来，有意识地推动流转，使农业生产由小而弱的现状逐渐向大而强的方向演进。张楼村两委干部带头成立合作社，采取“六统一”模式从事小麦制种，在“统”字上下功夫，带动农户300多户，亩均增收在200元以上，入社成员逐年增多，为小麦创千斤提供了有力抓手。“十二五”期间，泉阳要催生千亩种田大户1人，百亩种田大户20户以上，50亩种植大户200户以上，流转总面积在两万亩以上，凡不从事务工经商的村干部都要带头流转土地，激活土地资源，提高产出率。同时各项农业补贴集中投放，用于改善农业生产条件，支持流转大户，做大做强农业。

2、机械化跟进。要抓住一批农机大户或农机手成立合作社，通过补贴政策，配臵各类先进生产工具，使其熟练掌握各类农机具的操作方法，做好与种植大户的对接，适应土地流转，降低人工耕作强度，使种植大户与农机大户各得其所，达到合作共赢。2011年合作社要成立起来，人员组织到位，在午收和夏种中能派上用场。“十二五”期间重点在小麦田管和玉米机收上取得突破，助推土地流转。

3、技术服务到位。依托农业站建立种植大户档案，作为服务重点，农技人员要在种子、化肥、农药、补贴、病虫害防治等方面予以支持，提供贴心服务，解决技术难题，大幅度地提高单产和效益。每年都要结合新型农民培训，把种植大户轮训一遍，及时把先进的农业生产技术传播到位，应用于实践，转化为生产力，到“十二五”末参与培训人员达到3000人次。

4、平台要建立起来。按照市里要求，镇里成立土地流转中心，村要成立土地流转工作站，明确专人负责此项工作，把有关农村土地业务拾起来，及时发布有关种植业方面的项目、产品、政策、土地供需、合同管理、农机、培训内容和信息，有计划有重点地培育大户，建立起流转中介市场，为土地流转工作提供综合的、一站式的服务。要走出去借鉴外地经验，帮助村干部洗脑，围绕着土地流转和强农增效，借助外力来推动农业规模化、现代化。（张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