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释放深化土地制度改革积极信号

第一篇：中国释放深化土地制度改革积极信号

中国释放深化土地制度改革积极信号

2011年11月22日 17:50:30来源：新华网查看评论手机看新闻字体：大中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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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化土地制度改革释放出积极的信号——对于刚刚在广东佛山闭幕的2011年中国土地学会学术年会传递出的信息，此间专家普遍给出了这样的评价。

在这个主题为“城乡统筹发展与深化土地制度改革”的会议上，国土资源部副部长、中国土地学会理事长王世元在讲话中强调，要不断深化土地制度改革、实行最严格的耕地保护和节约用地制度，促进城乡统筹发展。

他还表示：“总结各地的实践经验，抓紧完善现行法律和政策，为农村集体土地使用权流转创造良好的法律和政策环境。凡有条件的地方，鼓励集体土地股份制改革。”记者从会议上了解到，近年来，在现有经济制度框架下，中国采取土地利用规划调控、土地利用年度计划管控、土地整治重大项目实施、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试点、征地制度改革试点、集体建设用地流转试点等多项措施，积极推进城乡土地利用结构优化和土地收益分配格局的调整，有效地推动了城乡统筹发展。

但现行土地制度仍然有不少方面与经济社会发展不相适应。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副院长郑风田在接受记者电话采访时说，当前关于粮食安全、城镇化、征地方面的争议依然不少，很多试点地区的土地制度改革经验可以拿出来推广。

“土地作为农民和农村最重要的资产，深化改革才能一方面解决突出的问题，一方面提升使用的效率。”郑风田说。

国土资源部规划院高级经济师蒋仁开也认为，农村集体土地制度现在到了改革的时点。一方面，一些农村的耕地利用效率不高，大量青壮年涌入沿海地区打工，土地抛荒现象严重，在非农用土地这块，一些老的村镇企业搞不下去，土地荒废；另一方面，中国大量的建设需要土地。因此，需要盘活农村的土地资源，对农村的集体土地制度进行改革。

王世元在讲话中多次强调深化土地制度改革的意义。他说，深化土地制度改革、促进城乡统筹发展，是中国工业化、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同步推进中亟待破解的重大课题，是破除城乡二元结构、转变土地利用方式的必由之路，也是落实以人为本、改善民生、促进社会和谐稳定的根本要求。

中国一些地方已经在这方面积累了不少有益的改革经验，例如广东省探索城乡土地利益分配机制，通过农村土地使用权股份化、建立“留用地”补偿制度等方式，探索土地所有权、使用权实现的有效形式；成都、重庆探索城乡统一土地市场建设，注重统筹城乡规划，推动城镇村一体化建设，引入市场机制，探索土地流转新途径；江苏省探索城乡土地集约高效配置，通过实施万顷良田建设工程，对“田、水、路、林、村”进行综合整理，促进土地流转和规模经营等。

对此，王世元表示，各地的实践探索，体现了工业化发展到相当程度后，实现“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的必然趋势。

“当前中国农村土地改革应该从三方面着力”，郑风田认为，一是改变目前泛粮食安全政策，尽快划分出基本农田制度，放开其他农村土地的管制；二是授予农民宅基地与承包地抵押权；三是对征地制度进行改革，压缩目前的征地范围，除了纯公益性用途外，其他的非公益用地应该由用地单位与农民协商解决。

对于鼓励集体土地股份制改革，郑风田认为很有意义。他说，这项改革与农村建设用地密切相关，一些地方使用农村建设用地搞工业，给农民的补偿不够，如果实行股份制，农民以土地入股，可以比较有效地解决农民的就业和收益问题，对农民利益是一个很好的保障，可以有效地缓解征地带来的矛盾，未来可能成为农村征地改革的一个方向。南京农业大学教授曲福田也认为，鼓励进行集体土地股份制改革可以让集体土地的产权更加明晰，此外也解决了分红的问题，使土地得以流转。股份制是现有土地制度框架下较好的机制，尤其是当前集体经济较为强大，解决了土地集体所有和使用权私有之间的矛盾，使得土地的收益分配更加平等，也是对现有征地制度的矫正。

在此次会议上，王世元还表示，深化土地管理制度改革，促进城乡统筹发展还面临着一系列亟待解决的问题，需要进一步完善制度、深化改革：一是统筹城乡规划，促进城乡用地结构和布局优化；二是要严格保护耕地、节约用地，进一步夯实农业发展的物质基础；三是要积极稳妥地推进农村土地使用制度改革，指导农村集体土地使用权规范流转；四是要深化推进征地制度改革，切实维护农民的土地合法权益。

郑风田说，由于农村土地征用制度与失地农民的社会保障制度存在缺失，使得失地农民的生活以及生产面临诸多困难，只有建立相应的农村土地征用制度以及失地农民社会基本保障制度才能从根本上解决这些问题。(记者郭鑫付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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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篇：中国释放深化土地制度改革的积极信号

中国释放深化土地制度改革的积极信号

深化土地制度改革释放出积极的信号——对于刚刚在广东佛山闭幕的2011年中国土地学会学术年会传递出的信息，此间专家普遍给出了这样的评价。

在这个主题为“城乡统筹发展与深化土地制度改革”的会议上，国土资源部副部长、中国土地学会理事长王世元在讲话中强调，要不断深化土地制度改革、实行最严格的耕地保护和节约用地制度，促进城乡统筹发展。

他还表示：“总结各地的实践经验，抓紧完善现行法律和政策，为农村集体土地使用权流转创造良好的法律和政策环境。凡有条件的地方，鼓励集体土地股份制改革。”

记者从会议上了解到，近年来，在现有经济制度框架下，中国采取土地利用规划调控、土地利用计划管控、土地整治重大项目实施、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试点、征地制度改革试点、集体建设用地流转试点等多项措施，积极推进城乡土地利用结构优化和土地收益分配格局的调整，有效地推动了城乡统筹发展。

但现行土地制度仍然有不少方面与经济社会发展不相适应。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副院长郑风田在接受记者电话采访时说，当前关于粮食安全、城镇化、征地方面的争议依然不少，很多试点地区的土地制度改革经验可以拿出来推广。

“土地作为农民和农村最重要的资产，深化改革才能一方面解决突出的问题，一方面提升使用的效率。”郑风田说。

国土资源部规划院高级经济师蒋仁开也认为，农村集体土地制度现在到了改革的时点。一方面，一些农村的耕地利用效率不高，大量青壮年涌入沿海地区打工，土地抛荒现象严重，在非农用土地这块，一些老的村镇企业搞不下去，土地荒废；另一方面，中国大量的建设需要土地。因此，需要盘活农村的土地资源，对农村的集体土地制度进行改革。

王世元在讲话中多次强调深化土地制度改革的意义。他说，深化土地制度改革、促进城乡统筹发展，是中国工业化、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同步推进中亟待破解的重大课题，是破除城乡二元结构、转变土地利用方式的必由之路，也是落实以人为本、改善民生、促进社会和谐稳定的根本要求。

中国一些地方已经在这方面积累了不少有益的改革经验，例如广东省探索城乡土地利益分配机制，通过农村土地使用权股份化、建立“留用地”补偿制度等方式，探索土地所有权、使用权实现的有效形式；成都、重庆探索城乡统一土地市场建设，注重统筹城乡规划，推动城镇村一体化建设，引入市场机制，探索土地流转新途径；江苏省探索城乡土地集约高效配置，通过实施万顷良田建设工程，对“田、水、路、林、村”进行综合整理，促进土地流转和规模经营等。

对此，王世元表示，各地的实践探索，体现了工业化发展到相当程度后，实现“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的必然趋势。

“当前中国农村土地改革应该从三方面着力”，郑风田认为，一是改变目前泛粮食安全

政策，尽快划分出基本农田制度，放开其他农村土地的管制；二是授予农民宅基地与承包地抵押权；三是对征地制度进行改革，压缩目前的征地范围，除了纯公益性用途外，其他的非公益用地应该由用地单位与农民协商解决。

对于鼓励集体土地股份制改革，郑风田认为很有意义。他说，这项改革与农村建设用地密切相关，一些地方使用农村建设用地搞工业，给农民的补偿不够，如果实行股份制，农民以土地入股，可以比较有效地解决农民的就业和收益问题，对农民利益是一个很好的保障，可以有效地缓解征地带来的矛盾，未来可能成为农村征地改革的一个方向。

南京农业大学教授曲福田也认为，鼓励进行集体土地股份制改革可以让集体土地的产权更加明晰，此外也解决了分红的问题，使土地得以流转。股份制是现有土地制度框架下较好的机制，尤其是当前集体经济较为强大，解决了土地集体所有和使用权私有之间的矛盾，使得土地的收益分配更加平等，也是对现有征地制度的矫正。

在此次会议上，王世元还表示，深化土地管理制度改革，促进城乡统筹发展还面临着一系列亟待解决的问题，需要进一步完善制度、深化改革：一是统筹城乡规划，促进城乡用地结构和布局优化；二是要严格保护耕地、节约用地，进一步夯实农业发展的物质基础；三是要积极稳妥地推进农村土地使用制度改革，指导农村集体土地使用权规范流转；四是要深化推进征地制度改革，切实维护农民的土地合法权益。

郑风田说，由于农村土地征用制度与失地农民的社会保障制度存在缺失，使得失地农民的生活以及生产面临诸多困难，只有建立相应的农村土地征用制度以及失地农民社会基本保障制度才能从根本上解决这些问题。

第三篇：开庭复核死刑释放积极信号

开庭复核死刑释放积极信号

结合近期部分冤假错案平反，以及最高人民法院的一连串表态和作为，我愿意为开庭复核死刑案件赋予更多的积极意义。

作者：蓉城阿飞 法律工作者

2013年6月17日下午，最高人民法院3位法官在河北省黄骅市法院开庭，就杨方振涉嫌抢劫罪死刑案件进行复核。辩护律师为北京著名死刑复核律师谢通祥。

这并不是一则无足轻重的消息。实际上，为了贯彻少杀、慎杀原则，早在2007年7月1日新修订的《人民法院组织法》开始实施之后，最高人民法院就重新收回了死刑案件复核权。但采用参照二审开庭的方式来进行复核，于今却尚属首次;在此之前，法官复核死刑案件，往往采用阅卷、询问被告人、实地查看现场以及其他核实方式。

根据相关媒体的报道，最高人民法院的这次尝试：一是事先的沟通准备工作似乎不足，检方单是与法官商量如何开庭并请示领导，就花了一个多小时;二是关键证人李某没有出庭，凸显出让实务界一直头疼无比的证人出庭作证制度仍然在现实面前无比尴尬。而且，除了这两点之外，关于复核死刑案件是否要坚持全面审查还是只能进行法律审(报道所涉该案的复核显然是前者)，法学界尚有争议。但尽管如此，我仍然愿意为最高人民法院此举喝一声彩!

之所以喝彩的理由，首先仍然是死刑案件的特殊性。“人命关天”的观念，古今中外概莫能外。财产受损、人身遭受一定程度的侵害，都还可以通过某种方式得到救济，但人死而不能复生，无力救济、无法挽回。因此，作为一种必要之恶的政府公权力，作为公义的最后一道防线的司法权，在人的生命面前就必须敬畏再敬畏、慎重再慎重。

将以上理念再具体化一些，就是应当将死刑案件与其他刑事案件区别对待，在实体的定罪量刑标准上更加严格，在程序的庭审对抗、证据审查方面也要更加充分。应当承认，我国的死刑复核程序传承延续了中国古人录囚、秋审等等制度的“恤刑”思想，更是符合当代法治主流观念的制度设置。特别是最高人民法院收回死刑复核权之后，一段时期内的死刑乱象得到了有力遏制，该制度的作用有目共睹。

根据现行《刑事诉讼法》第二百四十条的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复核死刑案件，应当讯问被告人，辩护律师提出要求的，应当听取辩护律师的意见。在复核死刑案件过程中，最高人民检察院可以向最高人民法院提出意见。”新修改后的相关司法解释也对这一条做了一定程度的细化。显然，讯问被告人、听取诉辩双方意见，这还仅仅是法律的最低要求;除此而外，最高人民法院可否对自身提出更高要求，在司法权的谨慎行使方面更进一步呢?

开庭复核，显然能够透露出最高人民法院在这一方面的决心和力度。犹记得前不久，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沈德咏先生专门撰文《我们应当如何防范冤假错案》指出，“错放一个真正的罪犯，天塌不下来，错判一个无辜的公民，特别是错杀了一个人，天就塌下来了。”这话出自沈先生之口，在我看来既是一种常识的再述说，更是一种理念的宣示或者说纠偏。通过开庭来展示双方争议的焦点问题，给诉辩双方更为充分的机会，不仅有利于推进案件本身公平正义的实现，死刑复核也还同时有了一种更加令人敬畏的仪式感——这也是一种对每一个人的生命都更加敬重的神圣感。

不仅如此，我为之喝彩，还有另外一层意思。

最高人民法院近期旗帜鲜明地提出要公正司法、全面提升司法公信力。无论是邀请法学专家座谈，还是到各地调研影响司法公信力的各种因素，甚至是沈德咏先生的一些“试探性”(至少在笔者看来)的文章，都在向人们释放出不同于以往一段时期的一些信号。这些信号也许并不显得那么大张旗鼓，但却让法学界和司法实务界满含期待。

只是一个浅显的道理摆在那里：话要说，事要做，否则难免遭人讥笑，也令人失望，让本已脆弱的司法公信力更为不堪。司法公信力不彰的因素很多，牵一发而动全身：有的是体制大环境的问题，有的是人民法院内部工作理念和机制的问题，当然也有一些司法官员能力不够和廉洁不保的问题。特别是在大的体制环境难以一步到位改变的情况下，如何选好一个或一批好的入手点，从小见大，渐次释放改革的诚意，逐步取得民众的信任，并为更深层次的司法改革赢得支持，这是摆在司法改革者面前的难题。

好在俗语有云：一口吃不了胖子。正是从这个层面上，结合近期人民法院系统为部分冤假错案平反，以及最高人民法院的一连串表态作为，我愿意为开庭复核死刑案件赋予更多的积极意义。不过，我们所期待的，当然不会仅仅是从不开庭到开庭这样的一小步。

第四篇：深化土地制度改革是当务之急

深化土地制度改革是当务之急

河北定州因征地引发的6位农民被打死的事件是令人悲伤的。不论这件事情的具体诱因是什么，其背后所隐藏的制度缺陷是不容否认的。如果不从制度变革上做文章，类似河北定州所发生的事情恐怕还会出现。遗憾的是我们的一些同志还想通过一些技术性的调整来解决现在的难题。如果坚持这种思路，只能使问题越来越严重，贻误改革时

机，产生更大的祸患。

“半截子土地产权”的特征

现行农村土地承包制是上世纪80年代初开始推行的。在这个制度下，农民获得了很大的生产自主经营权。农民用“交够国家的，留够集体的，剩下是自己的”这样的俗语来概括这个制度的特点。实行这个制度之后，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得到空前释放，粮食生产总量迅速增加，绝大部分农民在短期内解决了温饱问题。这个制度还支持了我国农村乡镇企业的发展，使一部分农村实现了城市化，一部分农民走上了致富之路。

然而，现行农村土地承包制还是没有解决农民的土地财产权问题。过去的改革称得上是“半截子土地产权”改革。这种“半截子土地产权”有以下两个显著特征：

第一，农民在农业土地使用中的所谓承包权不稳定。承包地常常被村集体领导重新分配，农民俗称“三年一小调，五年一大调”。越是经济发达的农村地区，土地承包期限越是极不确定。据了解，最近某中部大省正在全面调整土地，主要原因是种地比较利益提高以后，一部分原来“放弃”承包权的农民重新要求归还承包权，并形成了社会稳定的压力。为了保护农民的土地承包权，中央政府做了许多努力。先是规定第一轮土地承包15年不变；第一轮承包到期后，政府又规定承包期再延长30年。针对一些乡村干部刻意歪曲土地承包制30年不变的含义的错误说法，中央有关文件明确指出，不仅农村土地承包制度不变，农民对自己所承包的具体的地块也不变。针对人口变动的影响因素，中央政府明确提出“增人不增地，减人不减地”的硬性政策，以约束一些乡村干部随意变更农民承包地的行为。但是，在实际工作中仍然未能纠正农民土地承包权被随意侵犯的行为。

农民土地承包权难以稳定有复杂的原因，但根子是“半截子土地产权”。农户家庭人口变动使土地承包的人均数量发生变化，一些农民希望调整土地，是重要原因。一些乡村干部通过变更土地承包捞取好处是更为重要的原因。现行法规的不配套、不完善也给土地承包权的变更留下了漏洞。虽然有相当多的农民拥护中央的政策，但因为土地的“集体所有”在实践中总被理解为村干部的控制权力，这些农民很难在土地承包权受侵犯时与干部们抗衡。正是由于这些复杂原因，土地承包权15年或30年不变的国家政策始终没有得到不折不扣地执行。这次记者招待会上温家宝总理用“永远不变”这样强烈的语气表达了他对稳定土地承包制本来意义的坚定认识，也预示着中央政府将下决心为稳定土地承包权作出更有效的努力。

第二，农业用地在转变为非农业用地时，农民几乎没有议价的权利，导致大量土地交易徇私舞弊，养肥了一些开发商和一些腐败分子，让国家和农民双双吃亏。因为农民没有议价的权利，使得一些地方的土地交易成为一种黑箱操作，农民极度不满。为了解决这方面的问题，中央政府也出台了许多政策，但因为政策执行主体的利益往往与农民的利益不一致，结果使政策的执行总是被大打折扣。从记者的报道看，这次河北定州的土地交易纠纷与地方政府的违规操作有密切关系。去年中央政府出台了新的土地征用补偿标准，使农民的利益得到了较高程度的保障，但有效实行这个制度的成本仍然很高，因此很难真正消除一些地方政府在土地征用中对农民利益的损害。

“半截子土地产权”的危害

土地承包不稳定对农村发展乃至国民经济成长有极大危害。只要土地承包期限过短，承包地块被经常调整，农民就不会在土地上认真投入，农业经济效率的提高将受到影响。承包权不稳定还将导致土地的使用权价格被严重扭曲，土地使用权的转让市场难以发育，土地资源的合理配置难以实现。更严重的是，现实土地承包制下使农民仍然有强烈的“占夺”公有土地的意识，导致农村大量土地成为农民的宅基地，出现农民住房大量空置与农民继续申请宅基地同时并存的现象，使农村空置房屋难以成为农民交易的对象。对“公地”更强大的掠夺力量来自乡村干部乃至各类“官商”，以至近些年农村耕地流失速度触目惊心，失地农民达到数千万之多。目前的土地制度还成为中国农村城市化的严重障碍，它使大量农民在放弃土地之后不能得到合理的补偿价格，无力在城市购买住房。不合理的土地使用权转让价格鼓励农民守住土地不放，使他们成为身份在农村、打工在城市的长距离迁徙的“候鸟”，创造出一种浪费无穷、痛苦无边的社会生活画面。如果把土地承包权永久化改革看作下一步推动农村发展、深化农村改革的焦点，一点也不为过。

目前这种“半截子土地产权”还导致农村

社会的不稳定。据了解，引起农村“群体性事件”的首要原因是土地纠纷，特别是征地中发生的土地纠纷。

“半截子土地产权”还给国民经济的宏观运行带来了不小的危害。按现行法律，农民进入设区的城市工作和生活，其所承包的土地必须交回村集体，不再享有作为集体成员之一的那种抽象的土地所有权。这个制度使农民在进入城市以后得不到放弃土地财产

权的任何补偿，农民也不愿意放弃土地，使得农民不得不选择定居农村、做工于城市的生活。这个法律规定显然不利于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到城市，也不利于城乡经济的统筹协调发展。这个由政策导向所产生的结果，造成了国民经济的深刻的结构性缺陷，极大地约束了国家对经济总量平衡和结构协调的控制能力。

由于现行土地制度及其关联作用的约束，劳资关系的某种可能的平衡受到破坏，给政府调节企业行为增加了困难。从资本方面看，一个国家的城市经济部门中一半左右的劳动力不是居住在就业点附近，而是不稳定地在大的地域范围里流动，无疑会给城市工商企业的发展增加风险。工商企业因此难以制定用工计划，也难以执行定货合同。2004年上半年出现的“民工荒”已经显示出这方面的后果。企业经营本来要面对产品价格变动的风险、资金运用的风险和各种竞争所产生的风险，现在平添劳动力供应的风险，这自然给国家使用传统手段调节经济增加了困难。从劳动方面看，目前的制度也不利于公正的劳资关系的建立，不利于人力资本的积累。本来，决定劳动力流动方向的主要因素是地区间的平均收益水平，而目前的制度结构使得土地远期收益以及劳动者流动成本也成为决定劳动力流动的因素。后两个因素很难成为政府调节劳动力区域布局的手段，这便增加了政府调节劳动力市场的难度。

现行土地制度给国民经济总量平衡的调节增加了困难。农民工进城就业，他本来既是生产者，又是消费者。他占有了城市的就业岗位，同时也带来了消费的市场，从这个意义上说，不存在农民工与城里人抢饭碗的问题。但是，中国的农民工往往在城里扮演生产者角色，又在乡里扮演消费者的角色。在这里，“萨伊定律”（供应等于需求）的作用被打了折扣。这种情形导致两方面的效率损失。一方面，在宏观上，因为存在收入的转移，城市经济部门的总量均衡状态为总供给大于总需求，而农村经济部门表现为总需求大于总供给。产生“事后均衡”的途径是物价变动。这就可以解释为什么县以下的物价水平常常高于大城市的物价水平。另一方面，在微观方面，这种情况又导致农民作为消费者的福利损失，农民是高昂物价的直接承受者。这种状况同样增加了政府对宏观经济实行调控的难度。

土地制度的缺陷及其关联作用还压缩了中国市场，产生了“资本过剩”与“劳动过剩”一并存在的深刻的结构性问题。因为劳动者的利益保护的困难，使得中国廉价加工业品包含了制度性因素产生的成本“节约”，为国外市场保护主义者所诟病。同时，因为我们并不熟悉国际市场，而国内市场在低工资之下变得狭小，这就造成了“资本过剩”（表现为利率低）与“劳动过剩”一并存在的结构性问题。中国是一个有“有教无类”传统的国家，基础社会的百姓曾经享有高于欧洲国家的教育水平，可是现在竟然成了一个提供廉价劳动力的国家，想来让我们羞愧。我们的廉价劳动力主要是制度的结果，而不是所谓“素质”低下的结果。这个结构性问题加深了中国经济的二元结构的矛盾，同样给政府的宏观政策时时带来了困难。

如何改革“半截子土地产权”？

今年3月14日，温家宝总理在十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答记者问时指出：农民对土地的生产经营自主权将长期保持不变，也就是永远不变。温家宝总理的回答不仅是指我国农村实行的家庭承包经营制度长期稳定不变，也是指农民对现有承包地的承包权长期稳定不变。总理的回答表达了中央政府准备进一步强化农民土地财产权利、真正实现农村土地制度改革预期目标的决心。

农村土地制度如果再不做调整，将误国误民，贻害无穷。解决问题的出路是按照温家宝总理“永远不变”的指示下决心把土地承包权永久地固定给广大农民，使农民的土地承包权成为一种包含使用权、转让权、继承权和抵押权的土地财产权。为了实现这个目标，需要慎重工作，作好各项配套改革。要根据现有农村人口状况，适当调整承包土地，让土地承包更加合理，然后再使土地承包权“永久化”。要对农民的土地财产权的交易给予约束，防止短期内出现“大土地所有制”，避免一部分农民因丧失土地流离失所。要建立农村社会保障制度和医疗保险制度，防止农民因天灾病祸出卖土地承包权。无论商业占地还是国家公益性征地，都要依市场价格与农民交易，使农民在丧失土地后有能力转移到城市从事其他工作。只要方向对头，这些技术性改革并不难做到。许多国家的经验证明，只要有完善的制度，特别是有公正的法制环境，农民不会因为有了明晰的土地财产权而大量地随意出卖土地。常常出现的情况反而是农民不愿意放弃土地而导致土地集约经营出现困难。我们相信，中国农民也会珍惜自己的土地承包权；这种承包权越是因为“永久化”而固定为土地财产权，农民就越会珍惜自己的土地承包权。

当我们通过进一步深化改革，建立起农民的土地财产权以后，农村社会自然不会立刻变成天堂，一些问题不免要发生，但那时的问题一定比现在少得多。那种患得患失、不思进取的保守观念该抛弃了；尤其是那种固守教条、专挑改革毛病的左的思维惯性该改一改了。在关键时刻，政治家的决断具有扭转乾坤的作用。我们希望温家宝总理的土地改革理念能被付诸行动，依此推动新一轮中国农村改革走向深入。至于新的土地改革所产生的一些技术性问题，我以为并不难解决，只是在这里不适宜讨论。“好范文”版权所有

第五篇：宣汉县深化商事制度改革释放经济发展活力

宣汉县深化商事制度改革释放经济发展活力

我县以适应市场经济运行客观规律、尊重商事主体意愿和自治权利为原则，突出转变政府职能，放宽市场准入限制，激发市场主体活力，构建符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规律的商事登记制度，促进我县经济社会健康快速发展。

一、坚持把商事制度改革作为简政放权的“先手旗” 1.坚持立法先行、于法有据。根据《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国务院机构改革和职能转变方案》、《国务院关于取消和调整一批行政审批项目等事项的决定》、《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快推进“三证合一”登记制度改革的意见》和省、市商事登记制度改革有关精神，我县按照中央、省、市的要求，出台《宣汉县人民政府关于促进个体工商户转型升级为企业的实施意见》，根据“三证合一”先关规定，我县推行“三证合一、一照一码”登记制度改革，加强商事制度改革执行力。

2.坚持改革的市场化方向。全面深化经济体制改革的核心是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使市场在资源配臵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在实施商事制度改革中，我们始终坚持市场化改革方向，进一步简政放权、转变职能，自觉做到不代替、不干预，本应由市场机制调节、社会自我管理、企业自主经营的事务，最大限度减少对微观事务的管理，把注册资本实缴登记制改为认缴登记制，把企业年检制度改为年报公示制度，把“先证后照”改为“先照后证”，真正放权于市场、放权于企业、放权于社会。

3.坚持协同推进、形成合力。由发展改革、经信、财政、国税、地税、金融、商务、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工商质监、公安、食品药品监管、文化等部门参与，全县各级各部门紧紧围绕“政策落实、环境整治、提档升级”工作目标，进一步落实对国家以及省、市、县一系列有关扶持商事制度改革各项措施。建立健全日常组织协调工作机制，制定商事制度改革实施方案，明确目标任务，落实责任分工。

二、商事制度改革取得明显成效

1.促进了产业结构持续优化。结合我县实际，本着“主体自愿、市场主导、政府推动、依法规范”的原则，根据目前我县个体工商户的实际情况确定转型升级重点对象，积极引导、主动帮扶，分步推动重点对象转型升级。对实施“个转企”的小微企业，按规定享受国家现行的小微企业税费减免优惠政策；免征小微企业增值税、营业税；减半、减低税率征收小微企业所得税等税费扶持，同时，辅以金融扶持以及财政扶持等措施，加强“个转企”进程。2015年，我县成功实现“个转企”44户。

2.对促进就业贡献显著。改革促进了创业就业观念的转变，提高了人们对个体私营经济在促进就业中作用的认识，形成了以市场为导向、以创业带动就业的良好局面。全县城镇新增就业5750人；城镇失业人员再就业1380人，就业困难人员再就业445人，创业培训514人，青年劳动者技能培训2370人，促进高校毕业生实现创业107人，引领大学生创新创业327人，认定高校毕业生就业见习基地9个，发放创业担保贷款620万元。并引进规模外资企业一家—四川省皓淳农业开发有限公司，落户我县马渡乡百丈村，解决当地村民就业难题。

3.推动了社会诚信体系建设。自企业信用信息系统开通运行后，通过实现信息资源共享，使我县社会公众和政府各个部门、行业组织均可方便、及时、全面地了解企业信息，有效扩大了对企业经营活动的社会监督。商事制度改革促进社会诚信体系建设的积极作用日益显现，企业认缴注册资本比较理性，自我约束意识、诚信意识逐步提高。

三、努力营造充分、公平、有序竞争的市场坏境

1.加快实现工商注册制度便利化。“三证合一、一照一码”实行统一社会信用代码制度，是将工商营业执照注册号、组织机构代码证、纳税人识别号合并为18位代码的统一社会信用代码，企业将拥有全国唯一的“身份证号”。申请人办理企业登记注册时只须填写“一张表”，向“一个窗口”提交“一套材料”，申领一个营业执照，大大缩短了办事流程，便利了群众办事。自“三证合一、一照一码”实施以来，我县共办理了私营、内资以及农民专业合作社共293户。

2.提升市场监管能力的现代化水平。以企业年报的方式加强市场监管能力。一是广泛宣传。充分利用报刊、电视、网络、电子显示屏、电话、短信、微信、QQ群、横幅等宣传工具和载体，全方位、立体式大力宣传年报工作的重要性和申报要求，着力提高年报工作公众知晓率。二是清理“失联”主体。将预留的电话无法联系，经实地检查未在住所地经营的主体进行彻底清理，并登记造册，单独管理，确保主体信息真实、准确。三是提高填报质量。针对部分市场主体对年报操作流程不熟悉的情况，进一步完善年报申报流程图，耐心讲解操作步骤，对确实在申报上有困难的市场主体，安排工作人员采取预约上门指导的方式现场进行指导填报，在提高年报率的同时，切实提高信息填报质量。四是在县政务中心窗口增设了企业信用信息公示服务台，免费提供操作电脑一台，还设立专人对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操作等方面对其进行现场操作演示以及讲解。五是不定时对未进行网上信息公示的企业进行督促督办，确保辖区每一户企业的相关信息都及时公示。截至2015年6月30日，统计得出2014企业已报2413户，年报率为98.53%。（企业年报时间为1月-6月，当年统计去年数据）

3.突出信用在市场监管中的基础性作用。信用是市场经济的基石，在放宽市场准入的背景下，信用约束尤为重要，信用体系建设刻不容缓。创新信用监管方式，推动信用监管、行为监管、综合执法、社会共治一体化，坚持褒扬诚信与惩戒失信并重，将市场主体的信用状况与其品牌声誉紧密结合，促进市场公平竞争、企业诚信经营。认真实施国务院颁布的《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建立健全企业信息公示制度，严格落实企业信息公示、经营异常名录、严重违法企业名单等制度，强化信息公示、信息共享、信息约束，完善信用约束机制，真正实现“让失信者寸步难行、让守信者一路畅通”的严管目标。

三、商事制度改革中存在的问题

(一)投资者对政策把握不准，责任意识欠缺

一是对“注册资本认缴制”认识不足，误以为可以随便申报注册资金，而忽视了其按照认缴额度所应承担的责任和义务，存在申报“一元公司”、“亿元公司”，滥用认缴期限情况;二是对“先照后证”认识不足，误以为领到执照，就可以按照经营范围开展经营活动，忽视了许多行政审批只是从“前臵”变为“后臵”，并没有取消;三是对“企业年检改年报”认识不足，忽视了市场主体自身应对年报公示信息的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合法性、及时性负责，存在在年报中弄虚作假、故意夸大的情况。

(二)相关改革配套措施滞后，执行层面无范本可循 改革涉及修订完善的法律法规较多，机制体制也未捋顺，在这个“空档期“，对一些执行层面的细节问题容易出现政策把握不准和争议。一是营业范围核准的难以规范。对变为后臵许可的经营项目，如餐饮业，按照《国民经济行业分类》的项目核准，餐饮业可分为正餐服务、快餐服务、饮料及冷饮服务、其他餐饮业四类，而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制发的《餐饮服务经营许可证》上将餐饮业细化为“中餐类制售，(不)含凉菜、生食海产品、裱花蛋糕”等，这样就引起经营项目证照不符的问题，不利于规范管理，普通民众更是莫衷一是;二是认缴期限带来的不确定性。如出资期限内，出资完全或部分未到位的，能否进行注册增资扩股、股权转让登记都没有明确规定。三是认缴出资为实物的但实物已经作为抵押物(银行或其他机构作抵押)应通过何种形式告知登记机关，如登记机关在不知情的情况下核准登记，由此造成的相关责任，登记机关是否承担相应的连带责任。

(三)宽进对“严管“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一是放宽场所证明存在安全隐患。“一照多址”、“一址多照”和“住宅办公”政策，使得经营场所登记冗杂，容易引发扰民纠纷、随意用地、违法搭建等问题，造成环境污染、浪费土地资源，存在安全隐患和不安定因素，也给基层监管带来新的挑战。二是 “先照后证”将带来监管缺失。实行“先照后证”后，一些后臵审批仍然难以取得，势必造成一些经营户在未取得相关许可或者许可证过期的情况下营业的问题，这些问题由谁监管?怎么监管?给基础监管带来困惑。三是 “宽进严管”制度与执法力量不匹配。工商登记制度改革后，市场准入门槛大幅降低，催生大量的市场主体，监管难度、广度和深度也随之增加。而与成倍增长的企业数量不相称的是，基层工商质监部门的监管执法人员并没有增加，改革带来的创业潮和市场主体的大增使得监管力量捉襟见肘，可以预见，基层工商质监部门后续监管压力和监管任务将更加艰巨。(四)未实现信息对接，失信严惩机制效果难现

构建市场主体信用信息公示体系，完善市场信用信息公职制度是商事制度改革乃至新一轮全国改革的重要一环，而实际上，目前，各部门开发软件不一致，监管平台不对接、数据不共享，形成“信息孤岛”现象，未实现与公安、税务、银行等部门的互联互通，企业随意认缴注册资金、未经许可开展相关业务的失信行为频现，而监管部门又因信息不通导致监管不力，未形成“一处失信，处处受限”的有效机制，失信严惩的效果难以显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