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国际法的法律性

第一篇：论国际法的法律性

论国际法的法律性

国际法究竟是不是法律.国际法学界一直存在争议，有观点认为国际法不是法律，或者说国际法是一种国际道德或者国际礼让，理由是国际法缺少法的一些基本元素和要件，如强制性....还有一种观点认为国际法是法律,他们认为国际法具有强制手段,另外,违反国际法会产生一定的责任后果,如赔偿,恢复原状等,而且这种责任必须履行是一种典型的法律责任.在实践中,世界几乎所有的国家也都不否认国际法的法律属性和特征,我认为国际法是法律具有法律的属性和特征

首先, 国际法具有强制力.强制性是法律的本质属性，没有强制性的规范不 成为法律。国际法的强制性体现在规范强制和事实强制两方面，强制的方式主 要是制裁。当一个国家违反了国际法以后，各个国家要对这个国家采取单独或 者集体的制裁。

其次，国际法具有法律效力，它来源于三个方面：第一，国际法效力的根据是国家间的协议。第二，国际法效力的根据是各个国家国家意志的协调。第三，国际法效力的根据的本质是各国的自身利益和全人类的共同利益。随着国际社会的发展，国际联系愈来愈频繁，国家间的利益关系也越来 越密切，相互之间的依赖性更大.这种形势 使国与国之间的利益结成一个整体，形成一荣具荣，一损具损的态势.因此比之 以往各个时期，各国更加需要依赖国际法加强彼此间的合作，调整相互间的关 系.这种发展的趋势无疑从根本上加强了国际法的效力，实践也将更加坚定地证明，国际法是一 种具有法律效力和强制性的特殊的法律体系。

第二篇：论证据的法律性

论 文 摘 要：

证据法律性(合法性)也叫证据的许可性，作为诉讼证据的三大基本特征之一，与我们参与诉讼、严格执法、公正司法，依法维护和保护合法权益息息相关和具有关键性意义。在我国无论刑事诉讼法、民事诉讼法和行政诉讼法当中，都对证据做出了关于证据种类、证明的义务、当事人的举证责任和证据的运用规则等一系列的规定。证据必须具有合法形式，证据必须经法定程序查证属实，是证据具有法律效力的重要条件。证据学界还开展了广泛的研究，对证据的客观真实性、证据制度的命名问题、证据标准问题、证人出庭的问题和审判前的证据展示等问题，都提出了新的见解。大多数学者认为，进入诉讼程序并最终据以定案的证据，其“形成到存在，内容到形式，收集到运用”，都必须按照法定程序由法定人员调查、收集、审查，因而证据的合法性是证据所固有的特征，证据的合法性是证据客观性和相关性的重要法律保障，我国立法上确认了证据合法性的特征。在社会主义法制不断完善，实施依法治国方略，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今天，确定证据法律性具有较强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本文拟从证据法律性的相关理论、证据法律性的主要内容等方面展开论述，谈一下自己粗浅的观点和看法，以期引起专家的批评和指正。

关键词：

证据法律性符合法律有关规定按法定程序进行 形式合法

一、前言

诉讼证据的法律性问题，是诉讼证据具有争论性的问题，而且是诉讼证据有基本特征中争议最大的问题。但从我国立法实践看；无论是刑事诉讼法、民事诉讼法，还是行政诉讼法，都对诉讼证据的法律性问题作了规定，都明确要求作为定案根据的诉讼证据应当符合法定的形式，其取得方式或手段应当合法。在我国司法实践中，之所以把刑事诉讼中匿名举报信、民事诉讼中一方当事人未经对方当事人许可而制作的录音，排除在诉讼证据之外，就充分说明诉讼证据应具备法律性这一属性以及对诉讼证据证明作用的重要性。从我国立法实践到司法实践，证据法律性都受到普遍关注且成为判断、采用证据、认定证据证明能力的一条普遍规则之一。

二、证据法律性的相关理论

(一)证据法律性的含义

关于证据法律性的含义，有人认为，证据法律性是指经法定机关和法定人员依照法定程序收集和确认并被纳入诉讼的证明案件事实的客观事实。有的人认为，证据法律性是指证据的形式、收集和运用，都符合法律规范的要求。还有的人认为，证据法律性是指证据应当按法定要求和法定程序取得，并依法具备法定形式，等等。虽然对证据法律性的含义的表述不尽相同，但总的和主要方面尽趋一同。且从中不难管窥证据法律性的科学含义。笔者以为，要科学界定证据法律性的含义，必须从以下两个方面认真把握：首先要明确证据法律性是法律规制赋予证据的一种属性，离开法律规制证据法律性就无从谈起，因此，要认真研究法律规制从而认真把握证据法律性含义；其次是证据的法律性既然以法律规制为前提，因此在不同的法律制度下，对于不同的司法和执法活动来说，证据法律性的含义因此而有所不同；再次是要明确证据是否具备法律性，是否符合法律规范要求，是诉讼中证据被采用的法定标准。结合上述三点原理，综合各位学者观点，证据法律性系指在每一时期每一类诉讼中每一项诉讼证据都符合法律规范要求的基本属性。

(二)证据法律性的必备性

所谓证据法律性的必备性即指证据法律性是诉讼证据的基本属性，是诉讼证据的基本特征之一。关于其必备性，目前在我国尚存有争议，主要有两种根本性的分歧意见：一种意见主张法律性是诉讼证据的基本特征，另一种意见主张法律性不是诉讼证据的基本特征。认为法律性是诉讼证据基本特征的理由主要是：第一，作为诉讼证据，必须依照法律的要求和法定程序收集、调查和审理，经过查证属实，方可以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根据。简而言之，即诉讼证据的取得其方式或手段应当合法。第二，作为诉讼证据，其形式应当符合法律的规定。认为法律性不是诉讼证据的基本特征的观点，其理由是针对认为法律性是诉讼证据基本特征的观点进行反驳，主要观点为：第一，诉讼证据的取得方式或手段应当合法，其所涉及的问题不是诉讼证据本身所产生的问题，而是诉讼程序中所涉及的问

题，不属于诉讼证据本身的属性和特性。诉讼证据是否真实与诉讼证据的取得是否合法是两回事，不能混为一谈。第二，认为诉讼证据应具备法律规定的形式是诉讼证据法律性的要求也是不正确的。因为，证据形式是会发展的，法律对于证据形式的规定，总是基于立法时的经验，原来未作规定的证据形式，随着社会实践的发展，就可能在法律中予以规定。证据形式，只是证据内容的表现，不能将法律性作为诉讼证据的基本特征，只能根据它的内容，而不能立足于是否有法律规定的形式。这些人认为，如果将法律性作为诉讼证据的基本特征，就等于承认了在诉讼证据认定上的主观性，动摇甚至否定了诉讼证据客观性这一本质特征。因此，不能将法律性作为诉讼证据的基本特征。针对上述两种根本对立的观点，本人认为，理论上的争论应当源于实践，应当根据相应的事实。如本文前言中所论及的，从我国立法实践看，“三大”诉讼法都对诉讼证据的法律性问题作了具体规定。在我国司法实践中，许许多多具体执法事实也充分证明诉讼证据法律性这一基本特征的存在及其对诉讼证据证明作用的重要性。诉讼证据的特征是由证据的客观性、关联性和合法性三个基本因素构成的。这三个因素是互相联系、缺一不可的。客观性和关联性是证据的内容，合法性是证据的形式。证据的内容需要通过诉讼程序加以审查、检验和鉴定来确定。合法性是证据客观真实性和相关性的法律保证。客观性、关联性和合法性正确说明了证据的基本要素，表明了证据内容和形式的统一。只有这样来理解证据的概念，才能明确什么样的事实可以作证据，哪些人有权收集证据、审查和运用证据，应当怎样去收集和审查证据。正确认识和理解证据的概念，就为正确地运用证据查明案件事实指明了方向和途径。证据的三个基本特征，实际上就是我们收集、审查和判断每个证据的基本标准，掌握了这三项标准，判明整个案件事实真相就有了可靠的基础。否则，就会一错百错，就会发生冤、假、错案。根据上述理由，因而本人赞成法律性是诉讼证据的必要属性，而且诉讼证据必须具有法律性这一基本特征。

(三)证据法律性的重要意义

强调和确认证据的法律性无论从理论、实践还是法制建设上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从理论上来讲，强调诉讼证据应具有法律性，是由诉讼本身的特殊性所决定。诉讼不是一般学术观点或理论是非之争，更重要的是体现法制文明和法治进步的重要标志。作为为诉讼服务和诉讼活动所依赖的诉讼证据，其法律性到证据的采信，而其采信又关系到相应的法律后果，关系着诉讼当事人的切身利益，尤其是在刑事诉讼中，有时更关系到对被告人的生杀予夺。因此，证据法律性要求诉讼证据必须受到一定的法律约束，这也是诉讼证据同一般证据的重要区别。例如，我国刑事诉讼法、民事诉讼法和行政诉讼法，都对证据的收集、审查、判断等等作了若干条规定，法律明确禁止采用非法手段收集证据。这是诉讼证据必须具有法律性的法律依据。另外，从法律规定所体现的证据“三性”来看，作为诉讼证据，仅具有客观性和关联性是不够的。这是因为：与案件有关联的客观事实，只是具备了“证据能力”；然而要作为诉讼证据，它还必须符合法律的规定和具备必要的“规格”，这是属于“证据效力”的问题。因此，凡不是依法收集的证明材料，均不能纳入诉讼程序，因而也就不能成为诉讼中的有效证据。坚持证据法律性问题也就是坚持法律规制性、维护法制严肃性的根本性问题。从司法实践来看，坚

持证据法律性也不仅是一个理论问题，更重要的是一个关系着办案质量的现实问题。尤其是在司法实践中刑讯逼供、指供、诱供、骗供等非法取证的现象还相当普遍，而且屡禁不止的情况下，如果在证据法律性上稍有松懈，就会在实践中更加助长非法取证的歪风。问题的严重性尽在于此，这也就是坚持诉讼证据必须具有法律性的实际意义。

三、证据法律性的主要内容

如前所述，证据法律性主要是指作为诉讼证据必须符合法律规定的基本属性。证据法律性来自法律规定，作为证据法律性的主要内容，也当然来自法律规定。我国“三大”诉讼法对证据法律性均做出了规定，从法律规定考察其主要内容，虽然理论、学术界对其归纳、总结不尽相同，但以下关于诉讼证据法律性内容是基本相同的。

(一)证据的主体必须符合有关法律的规定

根据我国法律规定，证据的主体应当包括提供证据的主体和调查收集证据的主体。关于提供证据的主体主要指当事人、参与人或者其他公民把自己所掌握的书证、物证及其与案件有关的事实等，提交给有关的执法机关。在执法实践中，当事人、参与人向执法机关提交有关的证据，大体有三种情况：一是当事人按照执法机关的要求，提供或者补充证据；二是当事人如实、及时地报告有关情况，配合执法机关检查监督和调查。例如行政诉讼第34条第1款规定：“人民法院有权要求当事人提供或者补充证据。”三是在执法机关调查时，参与人按照执法机关的要求提供有关的证据或者证据材料。例如，民事诉讼法第65条规定：“人民法院有权向有关单位和个人调查取证，有关单位和个人不得拒绝。”行政诉讼法

第34条第2款规定：“人民法院有权向有关行政机关及其他组织、公民调取证据。”刑事诉讼法第110条规定：“任何单位和个人，有义务按照人民检察院和公安机关的要求，交出可以证明犯罪嫌疑人有罪或无罪的物证、书证、视听资料、”上述三种情况主要是规定了有关单位和公民提供证据和履行举证责任的责任和义务。关于调查收集证据的主体在我国主要是指执法机关和律师，其主要也是指由我国法律规定的执法机关和律师的法定职责和义务。因此，从法律规定来看，证据的主体必须合法，应主要指各种人证和其证人能力。基于以上观点，证据的主体即各种人证及其证人能力合乎法律规定应是证据法律性的题中之义。

(二)调查收集证据必须按法定程序进行

了确保证据的合法性，三大诉讼法对于收集证据、固定和保全证据，审查和判断证据，查证核实证据等，都规定了严格的程序和制度。法律规定只有司法人员才有权收集证据、审查和运用证据。就是司法人员也必须依照法律规定的诉讼程序，去收集、固定、保全和审查运用证据，并且经过查证属实以后，才能作为逮捕、起诉和判决的根据。因此，我国立法规定严格禁止司法人员以刑讯逼供和威胁、引诱、欺骗以及其他非法的方法收集证据。一切用违法的方法收取的材料，原则上都不能作为定案的证据。司法人员只有依照法定程序来收集证据，审查和

运用证据，才能具有法律效力。此外，最高人民检察院在1999年修订的《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中也作了相类似的规定，排除用非法的方法获取的被告人、犯罪嫌疑人供述、被害人陈述以及证人证言的证据能力。调查收集证据是执法机关和律师为了发现和取证据所进行的法律活动，是否遵循一定的程序，不仅直接关系到能否收集的确实、相关、合法的证据，而且关系到公民的人身权利和民主权利。为了保证一切与案件有关或者了解案情的公民，有客观地充分地提供证据的条件，防止可能出现的偏差和错误，使调查收集证据工作能够合法地进行，我国“三大”诉讼法就调查收集证据的具体行为的方式、方法作了原则性规定。例如，刑事诉讼法第9条规定，侦查中讯问被告人，必须由人民检察院或者公安机关的侦查人员负责进行，而且侦查人员不得少于两个；第97条和98条规定，询问证人应当个别进行，还应当告知他应当如实地提供证据、证言以及有意作伪证或者隐匿罪证要负的法律责任；第43条规定，严禁司法人员刑讯逼供和使用威胁、引诱、欺骗以及其他方法收集证据。又如，民事诉讼法第73条规定，勘验物证或者现场，勘验人必须出示人民法院的证件，并邀请当地基层组织或者当事人所在单位派人参加。对勘验情况和结果应当制作笔录，并由勘验人当事人和被邀请参加人签名或者盖章。人民法院在行政诉讼中调查收集证据可以适用民事诉讼法的有关规定，但行政诉讼法对调查收集证据的具体方式和方法也有个别规定。例如，该法第35条规定：“在诉讼过程中，人民法院认为对专门性问题需要鉴定的，应当交由法定鉴定部门鉴定：没有法定鉴定部门的，由人民法院指定的鉴定部门鉴定。”为了保证司法人员依照法定程序收集证据，法律对采用非法手段调查收集证据的行为规定了法律责任。按照法定程序调查收集证据的意义在于，一方面保证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执法机关调查收集证据的行为具有强制性，只有通过法定程序的制约，才能确保执法机关不滥用职权，并取得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理解和配合，减少调查收集证据的难度。另一方面，只有按照法定程序调查收集证据材料才具有合法性，才能作为定案的根据使用。如果执法机关采取非法手段，违反法定程序调查收集证据材料，不但所调查收集的证据材料要排除，以前进行的调查取证工作将付诸东流，而且可能引起国家赔偿责任和执法人员自己的责任。因此，调查收集证据必须按法定程序进行，这既是法律规定的基本要求，更是证据法律性的基本要求。

（三）证据的形式必须符合有关法律的规定

诉讼证据的形式应当合法，是指依据有关的法律规定，作为证明案件事实的证据材料形式上应当符合法律要求，如果不符合法律的要求则不可以作为诉讼证据。我国“三大”诉讼法对证据形式也做出了更为具体、详细的规定，在理论学术界和司法实践中对证据形式合法作为证据法律性的主要内容之一的认识更为统一。纵观我国法律规定，证据形式合法都是作为了证据法律性的重要标准和主要内容。例如，我国刑事诉讼法规定，鉴定结论和勘验检查笔录上必须有鉴定人员或勘验检查人员的签名盖章，因此那些没有上述人员签名盖章的鉴定结论和勘查检查笔录就属于不合法的证据，不可以作为诉讼证据。

四、证据法律性与证据能力

证据的合法性关系到证据力(或曰证据能力)问题，更关系到证据的证明力，即证据的证明作用和价值，它是证据的客观性和关联性的法律保障。因此，作为诉讼证据，必须具有合法性。离开法律的有关规定去收集和审查的一切材料，都不能作为诉讼中的证据。所以说，合法性是诉讼证据的一个重要特征。证据法律性，其核心问题是解决证据材料的证据能力问题。所谓证据能力，又称为证据资格，是证据资料在法律上允许其作为证据的资格。在我国，对于非法取得的证据材料是否可以作为证据采用，刑事诉讼法没有明确规定，法学界认识也有分歧。我国已签署加人的联合国《禁止酷刑和其他残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待遇或处罚公约》第15条规定：“每一缔约国应确保在任何诉讼程序中，不得援引任何已经确系以酷刑取得的口供为证据，但这类口供可用作被控施用酷刑者刑讯逼供的证据。”最高人民法院《解释》第61条规定：“严禁以非法的方法收集证据。凡以查证确实属于采用刑讯逼供或者威胁、引诱、欺骗等非法的方法取得的证人证言、被害人陈述、被告人供述，不能作为定案的根据。”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刑事诉讼若干规则》第265条也规定，以刑讯等非法手段收集的证人证言、被害人陈述、犯罪嫌疑人供述，不能作为指控犯罪的根据。据此，在刑事诉讼中，应当排除以刑讯逼供等非法手段取得的证人证言、被害人陈述、被告人供述。我国目前法律中除了上述规定外，最高人民法院有关民事诉讼的司法解释中也有以下规定：“证据的取得必须合法，只有经过合法途径取得的证据才作为定案的根据。未经对方当事人同意私录制其谈话，系不合法行为，以这种手段取得的录音资料，不能作为证据使用。”综上所述可见，我国相关法律规定，都对非法证据予以排除，即否定非法证据的证据资格和证据能力。这从另外一个侧面充分说明了证据法律性在诉讼中的必要性，只有符合法律规定的证据、具备法律性的证据才会具有相应证据资格和证据能力，也才能在诉讼中被采纳而发挥其应用的作用。因此，解决证据法律性问题才能解决证据能力问题，再次充分证明了证据法律性的必要性和其重要意义。

五、结论

通过对证据法律性的初步探讨，不难看出：证据法律性系法律赋予诉讼证据的特有属性，是诉讼证据的“三大”基本特征之一，其内容主要包括主体合法、程序合法、形式合法三个方面。诉讼证据必须具备法律性。在我国社会主义法制不断完善的今天，证据性问题越来越多地在我国法律规制中得以体现，越来越普遍地在理论界取得共识、得到重视，越来越好地在社会主义法治实践中得以贯彻和实施，从而在维护社会主义法制尊严、保障基本人权方面更好地体现了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总之。坚持证据法律性就是坚持法制严肃、统一性和法治现代化和文明化。在现代法治社会中，坚持证据法律性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

第三篇：论国际法与依法治国

论国际法与依法治国

论国际法与依法治国

09化工—

（二）班 崔涛 0966115229

摘要：中央领导多次强调应加强对国际法的研究和学习、充分运用国际法，但是实践中对国际法在依法治国中作用的认识还是亟待加强；学习和运用国际法是依法治国不可或缺的内容；本文提出了在依法治国中加强国际法研究和运用的几个对策。

关键词： 依法治国 法治 国际法

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是党的十五大确定的基本治国方略，是宪法的明确规定。依法治国，是一项内涵丰富、意义深远的系统工程。本方拟针对现实中存在的问题，论述国际法在依法治国中的地位和作用，并提出建议。

一、对国际法在依法治国中作用的认识亟待加强

中国的法治工作起步较晚，国际法同样走过弯路。[1]但是我国的中央领导高瞻远瞩，对国际法在依法治国中的作用还是有深刻的认识的。

1978年12月9日，邓小平同志在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上明确提出：“要大力加强国际法的研究。”[2]

1997年12月9日，江泽民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听取的中共中央 论国际法与依法治国

国际法衔接，以国情为本”的内容外，其他几本书系统或专门论述依法治国问题，均未明确涉及和阐述。[5]至于报刊杂志中部分领导和其他人在对依法治国的论述中不提或忽视国际法的问题也同样普遍地存在着。

我国的律师资格考试曾是国内最具权威性的国家级专业资格考试之一。长期以来，国际法是律考科目之一，而1997年有关部门竟宣布，取消国际法作为律考科目。这与律考注重实务操作有关，但是，国际法的发展不容得一个国家认为它的法律执业者可以将国际法排除在其法律素养之外，其法律操作水平也将得益于其对国际法的了解和掌握，甚至国际法也有可能成为其实践中予以考虑和处理的必要因素。2000年律师伊始，有关部门宣布：重新将国际法纳入律考科目当中，而且因为司法部《律师资格考试办法》的出台，使其成为法定科目被固定下来，这不失为一项具有远见的决定。最新的司法统一考试继续将国际法作为必考的科目。

一方面，全球化的趋势是日趋明显，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深入的扩大，国际交往的增多，以及国际参与能力和影响力的加强，国际法的作用日益突出，另一方面，我们对国际法在依法治国中作用的认识在许多方面还比较薄弱，亟待加强。

二、国际法是依法治国中不可或缺的内容

首先，学习和运用国际法是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国家的需要。

江泽民总书记在十五大报告中指出，“依法治国，就是广大人民群众在党的领导下，依照宪法和法律规定，通过各种途径和形式管理国家事务，管理经济文化事业，管理社会事务，保证国家各项工作都依法进行，逐步实现社会主义民主的制度化、法律化，使这种制度和法律不因领导人的改变而改变，不因领导人的看法和注意力的改变而改变。”这里的事务、事业和工作既有国内事项，又有对外和涉外事项，依法治国中的“法”既包括国内法，也包括国际法，对此应该有全面的理解。国际法在国内法治生活中有时有直接的作用，比如我国《民法通则》 论国际法与依法治国

列举了中国人谈判的特色，其中 论国际法与依法治国

需求的影响，对大多数本科生来说，从事国际法研究的可能性很小，而且不具有职业的吸引力。[15]一方面，学生攻读国际法的热情不高，另一方面，由于国际法出成果难，实用性差，同时也往往不受重视，国际法教学和科研队伍中的人转攻国际经济法、国际私法或别的学科的人，或者转到其他行业的人也不少。因此，如果任其自生自灭，则有后继乏人之忧。国际法人才缺乏是一个不争的事实。而根据该学科的特点，国家和社会有必要对其加以特殊支持，包括加大投入，提供良好的教学和科研环境。

论国际法与依法治国

[3] 引自《人民日报》，1997年12月10日

第四篇：劳动合同的法律性

劳动合同的法律性

摘要：劳动合同是受法律保护的，劳动合同是否有效是在劳动法的保护下完成的。劳动合同法》从起草之初到最后实施，一直在激烈的争论中前行。本应最中立的学术界，似乎争论更为激烈。本文对劳动法对劳动合同的保护方面做了简短的阐述。

关键词：劳动合同；劳动合同法；劳动科学研究；五大特征；劳动的有效性。

我国《劳动法》的立法目的如同大多数立法一样，是规定在“第一章，总则，第一条”中的。我国《劳动法》第1条规定：“为了保护劳动者的合法权益，调整劳动关系，建立和维护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劳动制度，促进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根据宪法，制定本法。”根据这条规定，我国《劳动法》的立法目的包括保护劳动者的合法权益，确立、维护和发展稳定和谐的劳动关系，促进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三个方面。

《劳动合同法》从2004年起草工作启动，到2008年下半年《劳动合同法实施条例》颁布之后，一直都是在激烈的争议中前行。特别是2005年12月24日《劳动合同法（草案）》首次提交全国人大常委会审之后，更是在全社会引发了广泛而激烈的争论。据统计，全国人大常委会办公厅于2006年3月20日将草案向社会公众征求意见。其后短短

一个月时间内，收到社会各界提出的意见就多达19万余条。参与这场论争的既有用人单位、专家学者、社会团体，也有普通劳动者。如果说劳资双方或者利益团体的争论带有倾向性的话，那么学术界的争论应该是最中立的，但恰恰是最中立的一方，这种争论似乎更加激烈。而且，介入这场论争的不仅仅限于劳动法学界的专家，更有一些经济学、社会学方面的学者成了主要辩手。

很明显，有关《劳动合同法》的争论不仅仅限于法律层面，《劳动合同法》所涉及的问题也远远超出了法学研究的范畴。本文认为，基于劳动的法律性来看待这场论争，或许可以对上述问题做出比较合理的解释。尽管学术界对劳动科学的内涵、边界和学科体系有不同理解，但劳动科学是以劳动问题为研究对象自无疑问。按照这个理解，《劳动合同法》的问题属于劳动科学的大范畴也就不容置疑了。从纯粹学术意义的角度来看，这场由《劳动合同法》所引发的激烈论争，也恰恰反映出劳动科学在研究上的一些特性。

一、综合性

在《劳动合同法》的争论中，“无固定期限合同”是焦点之一。从法律的视角看，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没有明确规定合同有效期限，劳动关系可以在劳动者的法定劳动年龄范围内和企业的存在期限内持

续存在，只有在符合法定或约定的条件的情况下，劳动关系才可终止。可见，它不过是一种特殊类型的劳动合同，所蕴含的法律意义也不过是合同有效期不同、当事人的合同解除权被适当限制了。从企业管理的视角来看，它就涉及到用工机制和用工成本的问题。从社会学的视角来看，这种制度设计一定程度上会改变原有的那种高度竞争的职场氛围。从更加宏观的层面来看，还会影响到劳动力市场的自由流动，进而影响到整个经济的发展。所以，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的问题本身不仅仅是一个法律问题，为了实现对劳动合同的有效规制，也不能仅从法律的视野去分析，还要综合管理学、经济学、心理学、社会学等多学科的知识。

但这种综合不是某一学科的方法或者理论在其他学科的简单借鉴，而是基于经济学、心理学、社会学等某一基础性学科对劳动问题的系统研究。而且，劳动科学研究的综合性特点在涉猎的广度上也是其他研究所不及的。从经济学视角研究劳动就是劳动经济学，从社会学视角研究劳动就是劳动社会学，从法学的视角研究就是劳动法学，从心理学的视角研究就是劳动心理学，从卫生学的视角研究就是劳动卫生学，从保护视角就是劳动保护学，从统计视角就是劳动统计学……内容涉及人文科学、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三大体系。所以，对劳动问题的研究，本身应当是多学科的。正因为如此，袁伦渠教授认为劳动科学严格意义上不属于哪个门类，应该是一门交叉学科。但不 管是作为学科门类也好，作为一级学科也罢，或者只是把它作为一个特定的研究领域来看待，在具体的研究过程中都必须体现综合性的特点。

二、系统性

如果说综合性侧重的是劳动科学研究的广度的话，那么系统性则是强调如何在全面的基础上保证对问题的正确把握。如上所述，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制度的在具体法律制度的设计上要从多科学的视野出发，要综合考虑多个方面的问题，但当我们真正将这样一个看似简单的制度纳入广阔的背景当中进行考虑时，却又很难抓住问题的核心。

首先，不同的学科在关注的重点、研究的范式、价值追求上都有所不同。比如，具体到劳动领域，经济学关注劳动力资源配置的市场经济活动过程中的劳动力需求和供给的行为，及其影响因素的分析和研究。社会学关注劳动者及其行为、劳动关系、劳动组织、劳动制度和劳动过程，由此分析和理解工业社会中与劳动相关的社会结构、功能和运作规律。心理学研究人的劳动活动的心理特点，研究劳动者在劳动过程中，与生产资料、劳动环境以及劳动者相互之间发生联系的 过程中出现的心理现象、心理机制和心理活动规律。法学则研究劳动关系以及与劳动关系密切相联系的其他关系的法律规范。其次，即便是从同一个学科的视角出发来研究某个问题，也会因为研究者的角度不同而得出不同的结论。这样，当人们从多学科的视角乃至同一学科不同的角度来分析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的问题时，会发现结论之间的差别如此巨大。在争论的过程中，当法学界的大多数专家在宣扬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对于维护劳动关系的稳定化、长期化，保障劳动者的合法权益所具有的重要意义之时，经济学界却普遍地发出了不一致的声音，如张五常关于“维护懒人”、“把经济搞垮”；张维迎关于“劳动合同法损害的是工人阶级利益”；王一江关于“吁请对中小企业免除《劳动合同法》”等言论。而且，在法学界也出现了所谓的“北常南董”之争，在经济学界，也有人称赞“劳动合同法来的正是时候”。

那么，在这种众说纷纭的情况下，究竟如何才能更加理性地看待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的制度设计呢？因此，就需要我们用系统的眼光来分析，用整体的观点来把握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和劳动关系的稳定性、企业活力以及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找出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这里面可能涉及到一系列的问题，比如劳动关系的短期化在多大程度上造成了当前我国劳动关系的严峻形势？无固定期限劳动合

同能够多大程度缓解这种现象？因此带来的用工不灵活又在多大程度上影响了企业的活力，进而阻碍到经济的发展？

三、应用性

法律本质上是统治阶级意志的体现，其产生的目的本身就是为了调整一定的社会关系，因此，法律的工具性和应用性自不待言。具体到《劳动合同法》，无论是关于“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试用期”、“劳务派遣”、“竞业禁止”，还是关于“经济补偿金”等规定，实际上都是为了更好地“保护劳动者的合法权益，构建和发展和谐稳定的劳动关系”。从各方的争论来看，出发点不在于是否要“保护劳动者的合法权益，构建和谐稳定的劳动关系”，而在于这样的制度设计是否能够真正实现立法的目的。学术界关于《劳动合同法》的分歧与争论也集中在该法是否适应当前中国劳动关系的现实情况，争论的目的都是希望该法可以更好地满足社会的需要。除开法学之外，其他学科对劳动问题的研究也基本上是基于一定的目的，强调研究的应用价值的。劳动经济学研究的目的是为了更好地实现劳动力资源的有效配置；劳动心理学的研究则是为了根据人的心理活动规律，充分发挥人的能动性和创造性，因人而异、审时度势，进行实效管理。从这个意义上来看，劳动科学的研究基本上属于主要为了达到某一明确而实际的目的或目标，旨在获得新知识的应用研究的范畴。因此，应用性也毫无疑问是劳动科学研究的一大特征。杨河清教授在建议将“劳动科学”设立为一级学科时，就曾说到，这样不仅可以综合发展劳动科学体系，而且还可大大改善和解决由社会变革所引发的各类劳动社会问题。

四、伦理性

在《劳动合同法》出台以前，劳动关系的短期化现象非常严重。在劳动者的黄金年龄被用完之后，就被无情地踢出市场。但这些劳动者被推向社会重新就业面临着极大的困难，而这些劳动者正值中年，如不能及时就业将对其家人的生活构成威胁。这某种程度上比自然界的丛林法则更为不人道，显然也是违背社会伦理要求的。在马克思看来，雇佣关系作为一种“异化的合法化”，天然就存在不平等性。雇主（用人单位）无论是在劳动力市场上还是在劳动过程中都居于优势地位，矫正这种不平等的关系从而实现雇主（用人单位）与雇员（劳动者）的相对平等就成为社会正义原则的必然要求。④

另外，前已述及，劳动科学以劳动问题为研究对象。从劳动的二重属性来看，其自然属性反映的是人与自然之间改造与被改造的关系，这种关系必须符合自然界的一般规律；而劳动的社会属性所体现实际上是以经济为中心的人与人之间关系，因此，这种关系就应当遵 从整个社会的伦理要求。无论是自然属性还是社会属性都离不开人的参与，所以，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对劳动问题的研究实际上是对于劳动的载体，即劳动者的研究，而劳动者是有思想、有感情的人，这就决定了在劳动科学研究的时候必须考虑社会伦理性的要求。

五、中立性

《劳动合同法》的争论，实际上是劳、资、政三方利益博弈的现实反应。劳资双方作为劳动关系的当事人，介入其中并且谋求自身利益最大化是无可厚非的。在现阶段政府作为绝对强势的利益主体，劳动关系呈现“三方四主体” 的独特格局之下，中国劳动者的弱势地位尤为明显。如果有学者摈弃了中立的立场为劳动者呐喊，还可以理解为是其社会责任感的体现而勉强可以接受的话，那么，那些在劳工领域奋斗几十年的学者和劳动法专家们竟然在研究课题的指引下也找出了新的劳动合同法不保护劳工权益的各方面的理由，也就只能用李强教授所说的“可耻”二字来形容了。

学术研究的中立性应该是一切学术研究的共有特性。因为，一个社会学术中立研究的真正意义在于，存在独立的非官方的学术，才会

劳动合同短期化：现状、原因、危害及对策.上海企业，2008有真正的社会良知和明智的判断，民间社会最终对于官方的政策、路线、方针才能有所规范和制约，才能不总是以少数政治人物的是非为全社会的是非。但在劳动科学的研究当中，由于劳动问题本身的伦理性和重要性，其研究更应当保持中立。特别是在犬儒主义开始侵蚀学术界这块净土的今天，强调劳动科学研究的中立性也就显得更有必要了。

总的来说，劳动科学的研究在学术态度上要坚持中立性，在学术责任上要考虑伦理性，在研究过程中，要在综合分析的基础上进行系统思考，其目的则主要是为了解决现实中的劳动问题。最近，有专家呼吁中国高校应设立劳动科学一级学科。如果从研究的特征方面看，劳动科学也有别于其他学科，虽然上述五大研究特征在其他学科和领域也有所体现，但在劳动科学的研究中却体现得更为明显，而且形成了系统性的要求。这在一定程度上也支持了应该将劳动科学作为一级学科的观点。

姜菁.《劳动合同法》出台的前前后后.职业，2007（7）：17.袁方，姚裕群.劳动社会学.北京：中国劳动社会保障出版社，2003，（5）.沈志义.谈谈“劳动科学”及其学科体系.管理教育学刊，1998，（1）.40.④刘诚.劳动法与劳动伦理的调整机制及其相互关系.东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9，（4）：15.

第五篇：论国际法上的台湾问题

目录

摘要..................................................................................................................................................1 Abstract.............................................................................................................................................2 1 台湾问题的性质以及关系现状.................................................................................................3 2 台湾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的领土，有法理根据.........................................................................3 3 从国际法看继承权问题.............................................................................................................4 4 总结...........................................................................................................................................5 参考文献...........................................................................................................................................6

摘要

台湾问题一直是困扰我国内政的问题，根据国际法的内容所知，台湾要取得主权，必须得到大陆的承认，这是因为我国是中华民国的继承者，这也说明我国继承了中华民国的管辖范围，因而台湾是我属于我国领土并拥有主权。当然根据国际法的公民投票原则，台湾也是属于中国的领土，因此，台湾属于中国的领土，中国对其拥有主权不容置疑以及我国内政不容他国干涉。

关键词：国际法,台湾问题,主权

ABSTRACT The Taiwan issue has been troubled by China's internal affairs, in accordance with international law, content knowledge, Taiwan to achieve the sovereignty, must be, that, this is because China is the ROC's successor, this also explains our country inherits the jurisdiction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 and Taiwan is my territory and sovereignty.Of course, according to the international law principle of referendum, Taiwan also belongs to the Chinese territory, therefore, Taiwan belongs to China territory, China sovereignty allow all doubt and our domestic affairs of his country's interference.KEYWORDS：Taiwan, international law, sovereignty

论国际法上的台湾问题 台湾问题的性质以及关系现状

第一，台湾问题是一个带有国际因素的国内问题，首先它是中国内战的遗留问题。台湾于二战后收归中国，由《开罗宣言》、《波兹坦公告》保证，同时也由中国政府接收与实际控制。后来因国民政府大陆战败，退守台湾，失去绝大多数领土人口，以及国际认同，形式上性质上退化为割据的地方政权，与中央的关系是中央与地方。但是由于美国及其盟国的插手，而使中央解放台湾，行使权力遇到巨大阻碍 因此总体上说台湾问题迟迟不能解决时由于国际因素的障碍。

第二，“台湾问题能不能和平解决，如果按照某些人对和平解决的定义是不带有军事基础，军事保证的意义，那么台湾问题是不能和平解决。首先，台湾政权与中央政权是对立政权，互不承认，让台湾政权放弃自身地位，下降为他们认为的地方政权，对中央俯首听命，可能性不大，等于放弃自认为的最高权力。其次，台湾人认同问题，认同问题是核心问题，因历史、教育、经验经历因素，大多数台湾人已经不认同是中国人，而对台湾人的认同达到稳定百分之六十。当台湾公民不认同中国时，任何统一对其而言就是兼并、侵略，对其感受而言无异于亡国，自身沦为亡国奴。”1因此，再次基础上台湾人不可能同意统一 但又因为武力因素存在，使其不能完全明白无误下决心独立。因此呈现大数人变现为实质独立的维持现状，妄图以拖待变，如果中国大陆放弃武力统一。那么无论在经济、政治，上有多大压力也不会改变台湾独立命运。因为经济、文化、政治因素在对国家认同居次要地位，中美俄都曾为独立自主付出巨大经济代价，却并未改变自主决心，可见国家认同力量之强大。再次，美国等势力，要求维持现状，那么也就是台湾人所认为的事实独立。长此以往，中央和大陆人民势必无法接受，一方要统一，一方要维持实施独立，平衡必然打破，因此结论是台湾问题不能和平解决，至少不可能完全不依靠武力。台湾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的领土，有法理根据

台湾，与大陆一脉相承，血肉相连。无论今往，台湾都是中国的一部分。这个事实至今没有改变，得到了世界的普遍认同和肯定。

台湾有文字记载的历史可以追溯到公元230年。当时三国吴王孙权派1万官兵到达“夷洲”（台湾）隋大业六年（公元610年）汉族人民开始大规模移居澎湖地区。到公元12世纪中叶，宋朝将澎湖划归福建泉州晋江县管辖，并派兵戌守。元、明两朝政府在澎湖设巡检司，负责巡逻、查缉罪犯，并兼办盐课。

《一个中国的原则与台湾问题》[ＥＢ/ＯＬ]，2002-08-14

17世纪初，荷兰人、西班牙人殖民者乘明末农民起义，明政府处境艰难之时，分别侵入台湾。后西班牙于1642年被荷兰人赶走，台湾沦为荷兰的殖民地。而当时，明政府根本自顾不暇。任由荷兰殖民者实行强制统治，非法把土地据为已有。1661年4月，在清建国后，南明王朝大将郑成功以招讨大将军的名义，由金门进军台湾。郑成功在进军台湾时，向荷兰殖民者表示，台湾“一向属于中国”，台湾和澎湖这两个“岛屿的居民都是中国人，他们自古以来占有和耕种这一土地”，荷兰“自应把它归还原主。” 1662年2月，郑成功从荷兰殖民者手中收复了中国领土台湾。

后于1684年，清政府设置分巡台厦兵备道及台湾府，隶属于福建省。1884—1885年中法战争，法军进攻台湾，遭清政府刘铭传率军重创，到1885年6月《中法新约》签定，法军被迫撤出台湾。1885年清政府将台湾划为单一行省，台湾成为中国第20个行省。首任台湾省巡抚为刘铭传。

“1894年日本发动甲午战争，翌年清政府战败，于4月17日被迫签订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把台湾割让给日本。虽经协理台湾军务的清军将领刘永福等率军民反抗日本的侵占，坚持了5个多月的战斗，但终遭失败。从此，台湾沦为日本的殖民地达50年之久。在日据期间，台湾人民从未屈服日本的殖民统治，反抗日本殖民统治的民族抵抗运动从未停止。”2

1937年7月 “七七事变“，中国人民开始了全民族的抗日战争。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中国政府发出《中国对日宣战布告》，明确昭告中外：“所有一切条约、协定、合同，有涉及中日之间关系者，一律废止。

1943年12月1日，中、美、英三国政府共同签署的《开罗宣言》，明确规定必须把台湾归还中国。1945年7月，中、美、英三国共同签署《波斯坦公告》，重申了《开罗宣言》必须得到实施。1945年8月，日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战败，8月15日宣布无条件投降。10月25日，同盟国中国战区台湾省受降仪式于台北举行，受降主官代表中国政府宣告：自即日起，台湾及澎湖列岛已正式重入中国版图，所有一切土地、人民、政事皆已置于中国主权之下。至此，台湾、澎湖重归中国主权管辖之下。

“1949年10月1日，新中国宣告诞生。在祖国大陆解放的前夕，蒋介石以及国民党的部分军政人员跑到台湾，依靠美国的庇护与支持，在台湾维持偏安局面。但，无论国民政府还是新中国，从来没有宣布台湾是一个主权国家，台湾，不论是国民政府的一个省，还是新中国的一个省，他的主体地位从未改变。时至今日，台湾地方政府也从未宣称台湾是一个独立的主权国家。”3

《国际法》王铁崖著，北京:法律出版社，1995.P236

周维珩：《由台湾问题谈国际法的承认问题》，《商情》2008

年第4期

1971年联合国恢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合法席位”，承认“一个中国”的原则。当今世界，已有一百六十多个国家同中国建立外交关系（包括美国、日本、西班牙、荷兰、英国、法国等曾经侵略过台湾地区的国家），承认台湾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2007年7月，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在回应台湾当局所谓“入联申请”时明确指出，根据联合国大会1971年通过的第2758号决议，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中国的唯一代表，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这一立场准确表达了国际社会的广泛共识，充分肯定了两岸关系现状的事实。”4

关于台湾问题的几个历史节点，台湾脱离了中国主体政府管辖的时期主要是两个。一是1642年，沦为荷兰殖民地。二是1894年4月，割让给日本。前者被郑成功于1662年2月成功收复。后者被民国政府于1945年10月完全收回。以上两个历史节点，无论是丧失主权还是收回主权，全部以战争方式予以实现，是因主权之争引发的国家战争,是以千百万人的生命换来的主权，是用血肉堆砌的主权，不是任何人可以三言两语可以磨灭和夺取的主权。

从以上看出，台湾就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这一点毋庸置疑。台湾的现状是特殊历史时期造成的特殊历史问题，但这不会改变和影响以上的事实。从国际法看继承权问题

大陆与台湾的关系，其实也可以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政权与中华民国政权”的关系。从国际法上讲，要害在于“政府继承”的问题。

一部分人喜欢在“国号”问题上死钻牛角尖。其实“国号”中表示民族概念或者地理概念的词才是关键，民族概念或者地理概念之外的词语最多代表政府继承而已。正如“法兰西王国”、“法兰西帝国”“法兰西共和国”分别代表不同历史阶段的法国，法国的国家主权没有变。“中华民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中国在不同历史阶段的国号，指的是同一个中国，同一个国家。

“一国两府”的状况在二十世纪以来曾经多次出现，但没有一个是以分裂国家为目的的。就中国而言，除去没有法律地位的伪政府不算，一九一二年曾经有过北京的大清帝国政权与南京的中华民国政权对峙的状况，一九一八年至一九二四年曾经有过北京的中华民国政权与广州的中华民国非常政权对峙的状况，一九二四年至一九二八年曾经有过北京的中华民国北洋政权与广州（后迁武汉、南昌、南京）的中华民国国民政府政权对峙的状况，一九三零年至一九三三年曾经有过南京的中华民国政权与瑞金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政权对峙的状况，一九三三年曾经有过南京的中华民国政权、瑞金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政权、福建的中华共和国 4 刘文宗：《从国际法论主权不可分割及台湾的法律地位》，《真理的追求》1999年第8期

政权“一国三府”对峙的状况，一九三三年至一九三七年曾经有过南京的中华民国政权与瑞金（后迁延安）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政权对峙的状况，一九四九年至今则是北京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政权与台北的中华民国政权（其实先后逃了广州、重庆、成都、西昌几个地方）对峙的状况。这期间对峙的双方（或三方）均认为自己是代表全中国的合法政权，世界各国和国际组织也从来都只在法律上承认一个政府（潘汉年曾经担任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副外交人民委员兼驻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邦大使”实际上只是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苏联在法律上只承认中中国的独立地位华民国政权）。

一九四九年四月南京解放，中国共产党从此宣称“国民党政府覆没”，或者说是中华民国政权覆亡，这不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政权一九四九年才成立，中华民国政权至今也没有覆亡。一九四九年至今中华人民共和国政权与中华民国政权对峙并不影响两个政权各自认为自己在法律上是代表全中国的合法政府，在外交上二者也从来都是“汉贼不两立”。换言之，上至联合国，下至太平洋岛国，都是在法律上“只承认一个中国政府”的。从一九四九年苏联政府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权开始，到一九七二年联合国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权，中国的政府继承在国际上经历了二十余年才获承认。这不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政权“死缠烂打”，而是各国政府实实在在的承认。同时，中华人民共和国政权继承的是全中国的领土和主权，不存在对台湾的任何例外。

海峡两岸的分裂状况与南北朝鲜、南北越南、东西德国不一样。这三国没有经历中国这样一个政权更替的连续过程，他们分裂的的确确不是内政问题。

朝鲜自明朝以来就不是一个主权国家，而是中国的“外藩”（“外藩”与“内藩”不同，前者属于保护国的性质，后者属于国内民族自治地方的性质。今天的加拿大、澳大利亚就是英国的“外藩”，北爱尔兰就是英国的“内藩”），亦即今天所说的保护国（今天仍有少数国家是“保护国”，如亚洲的不丹、欧洲的安道尔），其独立的主权是有由《马关条约》确认的。一九零七年日本吞并朝鲜，朝鲜亡国，无合法政府可以继承。一九四五年后，由于三八线的存在，金日成在北方、李承晚在南方几乎同时建国，朝鲜人民民主共和国政权和大韩民国政权都不是大韩帝国政权的继承者。因此今天二者同时以国家的形式出现在国际社会上是合法的。

越南也曾经是中国的“外藩”，是十九世纪八十年代《广州条约》签订后才确定独立地位的。法国吞并越南，越南亡国，同样无合法政府可以继承。一九四五年后，由于北纬十七度线的存在，胡志明在北方建立越南民主共和国政权，吴庭艳在南方建立越南共和国政权。二者也都不是越南帝国政权的继承者。两个政权自建国以来就一直处于战争状态下，中间还曾经出现过越南南方共和政权的“一国三府”状况。一九七五年越南共和国政权覆亡，越南民主共和国政权和越

南南方共和政权共同组建新的越南社会主义共和国政权，实现统一。

德国在二次大战前的统一政权“Das Deutsche Reich“（第二帝国、魏玛共和国、第三帝国政权都使用这个国号，只能翻译为“德意志国”）已经于一九四五年灭亡，德国国土由美英法苏四国分区占领。一九四九年西部的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政权和东部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分别建立与“Das Deutsche Reich“并无延续性。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政权在一九七二年之前奉行的“哈尔斯坦主义”也是“汉贼不两立”的，一九七二年之后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政权开始转为承认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以求得和平统一。一九九零年两德统一于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政权。

因此，关键的问题不在于国号，不在于某个政权是否覆亡，而在于是否将走向统一。陈水扁的“公投独立”其实就是“蒙古模式”，比李登辉的“一边一国”（其实就是两德模式、朝鲜模式）更危险。大陆的武力统一是最后的方案，只能叫做“越南模式”。我赞同和平统一，实在不愿看到海峡两岸的中国人走向刀兵相见。总结

首先，大陆领导人应当正确认识海峡两岸分裂分治的现实。台湾问题是中国内战遗留问题，是中国内政，但这些都不能说明这是一个“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之间的问题。如果大陆方面能够放下“中原正统”的架子，把中华人民共和国政权与中华民国政权的关系（亦即大陆与台湾关系）定位为“‘一个中国’框架内两个平等政权的关系”，对支持统一、认同中华人民共和国政权者和反对台独、认同中华民国者一视同仁，可以更大程度地彰显大陆方面的诚意。

其次，大陆方面应当尽快制定解决统一问题的法律文件。一方面，应当整理自一九七九年以来的所有声明、谈话、文告，总结经验教训，制订出一份《国家统一纲领》。另一方面，可以采取配套立法的方式鼓励海峡两岸的经济、文化、科技、社会福利方面的往来；鼓励台湾居民到大陆投资、工作、养老、定居；鼓励成立增进海峡两岸交流与了解的民间团体；鼓励成立促进和平统一的民间团体；简化往来两岸手续。

最好，援引一九一九年北京的中华民国政权与广州的中华民国非常政权共同组织代表团参加巴黎和会的先例，在“共享中国主权”的框架下邀请台湾官员以台湾官方身份参加国际组织（如联合国、世界卫生组织），有助于争取台湾民心。

在以上几点成为现实后，海峡两岸政府可以在香港或商定的任何地点成立官方联络机构，在“指向统一、地位对等”原则下展开政治谈判，先期解决结束海峡两岸敌对状态问题海峡两岸的国际地位问题、海峡两岸军事互信问题、三通问题，达成以实现统一为目的的海峡两岸和平协议。

最重要的是，大陆方面必须加快经济建设与政治改革进程，早日实现国家的民主、富强、文明、法治，实现社会的自由、平等、宽容、和谐。我坚信，只要

海峡两岸爱好和平、反对分裂的人共同努力，中国最终必将实现和平统一，实现民主富强。

参考文献

[1]阮国英：《“无主之地”与皇民化心态——从国际法看台湾问题》《法学》，1996年第3期。[2]刘文宗：《从国际法论主权不可分割及台湾的法律地位》《，真理的追求》1999年第8期。[3]刘景岚：《从法理和惯例看“台湾地位未定论”之荒谬》，《东北师大学报》2004年第4期。

[4]苏明忠：《台湾不能成为独立国家的国际法理由》，《神州学人》2005年第5期。[5]范宏云：《从国际法的承认理论与实践论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江汉论坛》2003年第6期。

[6]周维珩：《由台湾问题谈国际法的承认问题》，《商情》2008年第4期。[7]陈烁：《关于国家承认理论的认识》，《技术与市场》2010年第12期

［8］《国际法》王铁崖著，北京:法律出版社，1995.P236.［9］《奥本海国际法》(上卷，第二分册)劳特派特著，北京:商务印书馆出版，1989.P77-91.［10］《中华文化与祖国和平统一》娄杰，.武汉:武汉出版社1999.P55-63 ［11］《中国还是能说不》，宋 强著：中国文联出版社1996年版，第296页。［12］《国际论坛》2003年第1期“有关魁北克主权独立的全民公决程序”王助著。［13］《台湾“公投”就是宣战》刘若非，环球时报，2002-09-04.［14］《论国家主权与民族自决权的一致性与矛盾性》，孙建中.北京大学学报，1999，(2).［15］《国际法》[Ｍ].程晓霞，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P106.［16］《一个中国的原则与台湾问题》[ＥＢ/ＯＬ]，2002-08-14.［17］《当代国际法论》慕海平，周建海，吴惠著，北京:法律出版社，1998.P151.［18］《国际法中的人民和少数民族》1993年，罗萨林.希金斯著。［19］《中美上海公报》，《人民日报》，1972-02-29.［20］《台湾推不开联合国的门》何洪泽，《环球时报》2002-08-22 ［21］《国际法》魏智通著，法律出版社2002年9月，P256-257 ［22］《国家的性质的研究》[美]威罗贝，转引自邓正来编：《王铁崖文选》，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P366 ［23］《论国际法上主权问题的发展趋势》翟玉成：载《法学评论》1997年第3期，P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