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国际法对国际战争的约束力

第一篇：论国际法对国际战争的约束力

论国际法对国际战争的约束力

一、国际法对战争行为约束进程

“战争是迫使敌人服从我们意志的一种暴力行为”,“战争是一种政治行为”,“战争无非是政治通过另一种手段的继续”。这是著名军事理论家克劳塞维茨关于战争的经典定义。该定义从性质上指出战争是一种暴力行为;引起战争最初的动机是政治目的,即追求某种国家利益;直接目的是打垮对方,使敌人无力抵抗。“战争在国际法上主要指两个或两个以上国家使用武力推行国家政策引起的武装冲突和由此产生的法律状态。”在国际法上,战争是一种武装冲突的事实和一种法律状态,战争的主体是国家,其目的是推行国家政策,其手段是使用武力。

人类对战争有一个逐渐认识并予以限制的过程,除国家内部的决策控制机制外,国际社会也存在防范冲突升级和引发战争的制约机制,比如,在国际政治层面有外交协调、多边国际会议、防务集团构成的集体安全体系等;在法律层面,国际法就是对战争进行规范的一种重要方式。国际法对战争的规范,经历了从限制到基本否定的过程。

原始国际法对于规范战争有一定的规则,主要是关于开战和从事战争的惯例。中世纪后期,欧洲封建诸国逐渐获得自主并行使主权,国际法开始萌芽,还出现了一批国际法学者,他们提出了关于战争的国际法学说。西班牙学者维多利亚继承了阿奎纳斯的思想,比较完整地提出“正义战争”的学说。德国学者勃朗认为不宣而战不合法,一切公正的战争,必须在战争前发表宣言。

近代国际法承认主权也就承认民族国家有根据国家利益自主发动战争的权利,即从法律上承认国家有战争权。但在战争肆虐之后,国际社会认识到应在国际法上对战争作出限制。战争依然是近代国际法学者关注的重点,他们继承和发扬了正义战争理论,主张进行战争要有正当的理由。荷兰学者格老秀斯以《战争与和平法》奠定了近代国际法的基础,被誉为“国际法之父”。他继承并发挥了正义战争理论,主张区分正义战争和非正义战争的关键,在于是否符合自然法和其他法律。1864年8月, 12国在日内瓦举行国际会议,签署《改善陆军伤员命运公约》(简称《日内瓦公约》)。之后,国际社会陆续召开多次国际会议并签订国际公约,对阻止战争爆发和减少战争损害作出各种规定。比较重要的是两次海牙和平会议。为缓和国际紧张局势,制定和平解决国际争端并减少战争损害的规则, 1899年5～7月, 26国在海牙召开和平会议,讨论和平解决国际争端、限制军备以及战时法规的问题,会议最后通过了《日内瓦公约原则适用于海战公约》、《陆战法规和惯例公约》、《和平解决国际争端公约》及3 个限制武器和作战方法的宣言。1907年6～10月, 44国在海牙召开第二次和平会议,会议通过了《和平解决国际争端公约》、《限制用武力索取契约债务公约》、《关于战争开始的公约》等13个公约。以上两个《和平解决国际争端公约》都规定,各缔约国应尽量用和平方法解决国际争端,遇有严重争端时,在诉诸武力前,应请一个或数个友好国家出面进行斡旋或调停。此两个公约虽未规定和平解决国际争端是缔约国的强制性义务,更未禁止战争,但公约明确提倡和平解决国际争端,规定在诉诸武力前应尽量先行运用和平解决方式,是对“诉诸战争权”的一个重大限制。

第一次世界大战给人类带来的损失是以前任何战争无可比拟的,战争的巨大损害促使 人们认识到必须采取切实行动制止战争。1919年1月在巴黎召开了解决战后和约问题的和会,会上通过了《国际联盟盟约》,并将之作为《凡尔赛和约》的一部分。《国际联盟盟约》进一步限制了国家的战争权,其序言规定:“缔约各国,为增进国际间合作并保持其和平与安全起见,特允承受不从事战争之义务。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规模和损害都超过了以前所有的战争, 战争结束后,为了惩处发动侵略战争的战犯,纽伦堡国际军事法庭对德国主要战犯进行了审判,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对日本首要战犯进行了审判。纽伦堡审判和东京审判开创了追究战争罪犯个人刑事责任的先例,即除国家要承担发动战争的责任外,个人也要承担发动侵略战争和违反战争法的责任。这是从另一个层面对战争权的进一步否定。意在维持二战后国际和平与安全的《联合国宪章》,不光是否定战争,而且将禁止范围扩大到使用威胁和武力,对国家的战争权利作出新的规范。《联合国宪章》在序言中声称设立联合国的目的是:“欲免后世再遭今代人类两度身历惨不堪言之战祸”,“保证非为公共利益,不得使用武力”。第1条规定:“联合国之宗旨为:

一、维持国际和平及安全;并为此目的:采取有效集体办法、以防止且消除对于和平之威胁,制止侵略行为或其他和平之破坏;并以和平方法且依正义及国际法之原则,调整或解决足以破坏和平之国际争端或情势。第2条第4款确立了在国际关系中“不得使用武力或武力威胁”的国际法原则。1974年4月14日,联合国大会通过了《关于侵略定义的决议》,该决议明确了侵略的定义,对国家发动战争最通常的方式进行了解释,进一步对国家的战争权利作出否定性规定。

国际法的发展史表明,国际法对战争的规范是不断变化发展的，不断变得更加完整系统。

二、国际新形势对国际法战争约束的挑战

国际法反映了世界各国对战争的一些共同看法,表现出一定的普遍性,又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国际社会中主导国家的片面利益,体现出强权政治的特点。因而国际法对现代战争的制约和影响作用,就具有二重性,是一把双刃剑。

1、人道主义干预对国际法提出的挑战

人道主义干涉及其合法性问题一直是国际法理论和实践中一个颇具争议的问题。对人道主义干涉及其合法性的研究,一直是西方国际法学界研究的热点。人道主义干涉仅涉及国际法,而且还涉及国际政治和国际关系。但从国际法的角度分析问题,当前的某些人道主义干涉同现行国际法是冲突的。

从国际关系的历史来看,在国际实践中曾经出现过大量人道主义干涉的事例。被援引为最早的人道主义干涉的案例是1827 年英、俄、法三国对奥斯曼土耳其帝国的干涉:当革命的希腊和土耳其之间进行战争所发生的残暴行为使舆论为之震骇时,英、法、俄三国进行了干涉,19 世纪人道主义干涉或以人道主义为名的干涉是十分普遍的。进入20 世纪以后,随着国际关系的发展,国际法发生了一些变化。特别是一战结束和国联诞生后,国家诉诸武力的权利开始受到特别的限制。二战后《, 联合国宪章》更是完全禁止国家单方面使用武力。但是,在国际实践中,以人道主义为名的军事行动仍大量存在。例如,1948 年阿拉伯国家对以色列的军事行动以及1983 年美国干涉格林尼达等等。这些军事行动或者基于一般的人道主义理由,或者公开标榜为人道主义干涉,有的尽管没有冠以人道主义干涉之名,但包含所谓的“人道主义”因素。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在人类社会即将进入21 世纪的前夕,北约以人道主义为名,在未经联合国安理会授权的情况下,单方面对南联盟进行了70 多天的轰炸,引起国际社会的强烈反响和严重不安。这次科索沃战争被西方舆论界标榜和炒作为人道主义干涉的典范。

科索沃战争后,西方国际法学界又涌起了一股讨论人道主义干涉及其合法性的热潮,学者们或者从习惯国际法上寻找依据,认为人道主义干涉已形成为习惯国际法,或者从宪章条文寻找依据,认为宪章对人权的规定暗含着人道主义干涉的权利,或者认为人权情势构成对国际和平与安全的威胁,因此国际社会有权采取强制措施等。西方一些国家的政府首脑,甚至联合国秘书长也极力提倡以人道主义干涉为理念的“新干涉主义”。但这些主张遭到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的反对,正如我国著名国际法学家、前南战犯法庭法官王铁崖先生所说的:历史经验证明,当“人道主义干涉”被个别国家作为一项权利针对另一个国家加以行使时,它就会被滥用,因为这些国家往往是为了达到自私的目的“, 为了人道”或“维护人权”只是掩人耳目的幌子。所以,认为国家有“人道主义干涉”的权利的观点是十分危险的,因此已经被世界多数国家所否定。至于国际社会为维护人权、制止大规模严重侵犯人权的行为而采取的全球性或区域性干预行为,不是干涉,更不能作为例证支持所谓“人道主义干涉”的权利或原则。

2、美国反恐战争对国际法提出的挑战 “9·11事件”后，美国实施的包括阿富汗战争在内的反恐行动，对现有国际法规则形成了冲击。第一，国际法上的战争是以国家为主体的行为。但是，与对他国的武装攻击做出的反应不同，恐怖分子袭击美国也引起了美国对他国的宣战的行为，从而将法律责任由个人、团体连带到国家。第二，其他国家被要求必须做出支持与反对的选择，否则就有被贴上恐怖或支持恐怖的标签的可能，从而在实际上否定了传统上的中立法。第三，国际法上自卫权的概念被扩大解释。根据国际法，自卫要符合受到他国的武力攻击（不包括武力威胁）的条件。但是，美国政府却提出了预防性自卫的概念，并得到了澳大利亚等少数国家的支持。

不过，美国的反恐活动，最大的问题还在于对联合国及其机制的挑战。从1928年巴黎《非战公约》等国际文件的形成，到1945年《联合国宪章》，战争已经不能作为国家政策的工具，禁止使用武力及武力威胁已成为国际法原则。目前，根据国际法，相关的例外只有国家的自卫和联合国安理会授权的军事行动。2002年11月8日联合国安理会通过的关于伊拉克问题的第1441号决议里没有“自动触发武力行动”的条文，也就是说即使伊拉克严重违反了联合国决议，也没有自动允许对伊拉克动用武力。

美国认为，《联合国宪章》是20世纪40年代的产物，当时针对国际和平与安全的安排现已过时，不能反映新的反对恐怖主义形势的需要；同时，联合国太弱，导致无所作为。因此，在军事打击阿富汗时，它就没有诉诸联合国，甚至没有像当年轰炸科索沃那样，打出北约联盟的旗号。现在，美国只联合了少数盟国就采取单方面的对伊战争。联合国成立的初衷是，各国的联合尤其是大国的联合打败了法西斯国家，创造了和平，那么各国、尤其是大国的联合也能保障世界的和平。因此，联合国安全理事会被赋予维持国际和平与安全的主要责任，并且是唯一有权采取包括武力在内的行动的机构，而安理会常任理事国拥有双重否决权，拥有较其他国家更大的权责。

尽管有很多批评，但自联合国成立以来，新的世界大战一直没有打起来。这其中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尤其是联合国作为协调各国行动的多边外交的中心，发挥着不可替代的、越来越大的作用，对世界和平与安全的确做出了巨大的贡献。现在，美国在对待伊拉克的问题上再度抛开联合国，其政治和法律后果是很危险的：联合国的信誉将大打折扣，集体安全体制将失去光彩，以《联合国宪章》为基础的相应的国际法规则受到冲击。特别是，考虑到近几年来美国为首的北约在科索沃的军事行动、美国对阿富汗的军事打击均没有联合国的事前授权，此次对伊动武引起的后果将愈加严重。

应指出的是，违法不等于造法，国际社会应当继续维护现有国际法和联合国的权威。美国对法律规则的违反本身并不能否定法律规则的效力。虽然国际法理论上也有国际习惯方面的内容，但是国际习惯的形成要求有各国的长期实践和法律上的承认，并不是说一有先例就构成新的法律规则。美国单方面或少数国家对国际法的解释和主张，不能改变既有的国际法。上述美国对伊动武对国际法提出的挑战，尚处于挑战或者违法的状态，并不意味着相关国际法的规则发生了改变。另一方面，各国政府的官方表态在国际法是有法律意义的。根据禁止反言的原则，一国自己已承认的法律规则和事实可能具有不得反悔的效果。所以，及时澄清和表明自己对相关问题的立场和观点，可以阻碍自己反对或不希望接受的法律规则的形成，杜绝相关规则以国际习惯的方式对本国发生效力。

因此，联合国各成员国应明确表达自己对以《联合国宪章》为代表的禁止使用武力原则等国际法规则的尊重和遵守，维护联合国安理会作为唯一的具有合法采取武力行动的国际机构的权威性。事实上，在对伊动武问题上，美国陷于孤立和被动已表明：美国难以“挟反恐而令天下”；国际社会的多数国家仍坚持维护联合国的权威，从而限制美国推行其单边主义。

三、结言

通过国际法限制战争,并最终完全消灭战争,是国际法学界的一个理想。国际法本身并不能消灭战争,由于国际法律斗争是一个牵涉全球而又关系到中国切身利益的大问题,中国有必要将之设定为新时期“有所作为”的重点之一。在外交实践中,中国应成为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的积极倡导者和大力推动者,并在其建立过程中发挥愈益重要的作用。中国需要坚持自己的政策立场,促进大国关系的改善和大国间良性互动关系框架的形成,推动国际新秩序的建立。充分关注联合国等国际组织和各种国际性、区域性论坛、会议在国际新秩序建立过程中的作用。重视国际法在国际关系中发挥其作用,积极参与国际法立法和国际规则的制定。对此,我们必须要有国际化的视野,充分认识国际法在战略指导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

第二篇：论国际法的法律性

论国际法的法律性

国际法究竟是不是法律.国际法学界一直存在争议，有观点认为国际法不是法律，或者说国际法是一种国际道德或者国际礼让，理由是国际法缺少法的一些基本元素和要件，如强制性....还有一种观点认为国际法是法律,他们认为国际法具有强制手段,另外,违反国际法会产生一定的责任后果,如赔偿,恢复原状等,而且这种责任必须履行是一种典型的法律责任.在实践中,世界几乎所有的国家也都不否认国际法的法律属性和特征,我认为国际法是法律具有法律的属性和特征

首先, 国际法具有强制力.强制性是法律的本质属性，没有强制性的规范不 成为法律。国际法的强制性体现在规范强制和事实强制两方面，强制的方式主 要是制裁。当一个国家违反了国际法以后，各个国家要对这个国家采取单独或 者集体的制裁。

其次，国际法具有法律效力，它来源于三个方面：第一，国际法效力的根据是国家间的协议。第二，国际法效力的根据是各个国家国家意志的协调。第三，国际法效力的根据的本质是各国的自身利益和全人类的共同利益。随着国际社会的发展，国际联系愈来愈频繁，国家间的利益关系也越来 越密切，相互之间的依赖性更大.这种形势 使国与国之间的利益结成一个整体，形成一荣具荣，一损具损的态势.因此比之 以往各个时期，各国更加需要依赖国际法加强彼此间的合作，调整相互间的关 系.这种发展的趋势无疑从根本上加强了国际法的效力，实践也将更加坚定地证明，国际法是一 种具有法律效力和强制性的特殊的法律体系。

第三篇：论国际反恐斗争中的国际法问题文档

恐怖主义是当今国际社会普遍关注的焦点问题之一，它已经成为人类社会面临的一大祸害，它严重影响了人类的生命、财产安全，妨害了社会秩序和经济发展。①特别是发生在美国的9·11恐怖事件,其所带来的危害是空前的,也是绝无仅有的。如何有效地惩治恐怖主义犯罪，也成为了目前法学理论亟待深入研究的重大课题之一。本文将主要谈谈国际恐怖主义的相关国际法问题。1．国际恐怖主义犯罪的概述

一般讲，“恐怖主义”（terrorism）是18世纪后从法文“terreur”一词演变而来。[1]一般认为，国际恐怖主义犯罪行为的本质应包括两个基本内容：一是目标的随意性，惟一的方法是暴行；二是结果的无预测性，惟一可预测的结果是在人群中产生直接的极大的恐慌与震撼。［2］正是这种本质决定了恐怖主义犯罪的性质是严重危害社会的国际犯罪，而非纯正的政治犯罪，即国际恐怖主义犯罪具有非政治性的特征。

2．国际社会反对恐怖主义的立法与实践

目前构成有关制止国际恐怖主义国际法的重要法律渊源包括:一是由联合国或国际组织主持制定的有关公约；二是有关区域性国际组织制定的公约：三是各国政府自己制定的相关立法。2.1国际公约

1937年在国际联盟的主持下，签署的《防止和惩治恐怖主义公约》是国际社会上所制定的第一个针对恐怖主义的专门公约。虽然最后未能生效批准，但是它的影响深远，可以说该公约奠定了国际反恐怖主义立法的基础。[3]20世纪60年代之后，空中劫机和破坏事件屡屡发生,在国际民用航空组织的主持下，已经在民用航空领域先后制定了《东京公约》、《海牙公约》等五个公约和议定书。20世纪80年代，反恐立法集中在国际海事领域。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冷战的结束，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和国际格局的变化,国际社会在反恐立法上取得了新的进展。1994年12月9日联大通过《消除国际恐怖主义措施宣言》，1997年12月15日通过了《制止恐怖主义爆炸的国际公约》，1999年12月9日联大又通过了《制止向恐怖主义提供资助的国际公约》，此外，2000年联大通过的打击跨国组织犯罪公约对打击恐怖主义也有重要作用。2.2区域性国际公约

为了有效地控制国际恐怖主义犯罪，一些地区也积极地签订了本区域范围内的防止和惩治恐怖主义的公约。欧洲理事会成员国于1977年在法国斯特拉斯堡订立了《关于制止恐怖主义的欧洲公约》。1971年美洲国家组织通过了《美洲国家组织关于防止和惩治恐怖主义行为的公约》。欧洲公约和美洲公约都确立了惩治国际恐怖活动的两项原则，即普遍性原则和或引渡或起诉原则。1987年亚太区际合作协会成员国签署了《惩治恐怖主义区域公约》，1993年阿拉伯内政部长理事会第15次会议通过了《阿拉伯反恐怖主义斗争协议》等。2.3各国政府

从立法方面看,有些国家制定专门的打击国际恐怖主义活动的法律,如西班牙1984年制定的《惩治武装组织和恐怖主义分子基本法》。有些国家在刑法典中专设惩治恐怖主义犯罪的条款,如俄罗斯联邦刑法典第205条、第277条分别规定了恐怖主义罪、故意虚假报道有关恐怖活动罪、谋害国家要员或社会要员的生命罪,并规定相应的刑罚。2001年10月,在“9·11”事件发生后,美国总统布什签署了一项新的反恐怖法案,给予联邦调查局和其他执法机构更多的权力,加大对恐怖主义犯罪活动的处罚力度,等等。对于纯粹的国内恐怖主义犯罪,如何追诉、如何惩处,完全是一国主权范围内的事,别国不应也不会轻易过问。3．国际反恐斗争中的主要国际法问题 3.1国家主权面临着严重的挑战

自《威斯特伐利亚和约》签署以来,主权一直是国际法律框架中最核心的原则。主权是构成国家的基本要素之一,是国家的重要属性，主权是不可侵犯的。但是,近年来,各国打击恐怖活动的行为对主权的冲击按照传统的国家主权的思维是难以想象的。欧盟2001年9月21日批准的有关反恐怖法案中,决定采取的反恐怖措施共有37项之多，其中包括对恐怖主义及其行为实行统一的司法界定和量刑标准；建立全欧盟范围内对涉嫌恐怖活动人员实行统一的通缉令制度,也就是说，如果一国司法机构对某一个或多个涉嫌恐怖主义犯罪的人员发出通缉令,它将在其它所有成员国自动生效,各国都有义务对有关人员进行追捕,并引渡给发布通缉令的国家；在欧洲刑警组织内部设立专门的反恐怖武装力量等等。这种对国家主权的侵蚀是前所未有的。[4]笔者认为，随着国际合作的加深导致对主权的限制是必然的，也是合理的。但是,这种限制只能建立在国际法律框架范围内进行,而且是为了国际社会的共同利益。即使是打击恐怖主义，也必须遵循这样的原则。

3．2关于打击恐怖主义活动中武力的使用 9·11事件后,美国宣布将对支持恐怖主义活动的国家进行严厉的打击,包括武力措施,在打击恐怖主义活动中，依据一些断定就可以随便地对一个主权国家使用武力，这与当代国际法律框架中的基本法律原则是冲突的。不使用武力是在习惯法中确定的一般规则。虽然使用武力的国家认为是在行使“自卫权”，因为《联合国宪章》51条规定,联合国任何会员国在受到武力攻击时,在安全理事会采取必要办法以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之前,本宪章不得认为禁止行使单独或集体的自卫之自然权利。但国际法中行使自卫权必须满足以下条件： 3.2.1必须是受到武装攻击。

国际法上的武装攻击是指一国的正规部队跨越国际边界的直接攻击,也包括一国向另一国派遣武装部队。从国际上已经发生的恐怖活动看,基本上是爆炸、暗杀、绑架、劫机等恐怖行为,恐怖分子的袭击虽然是一般意义的攻击,但很难说是“武装攻击”,更不是国际法意义上的“武装攻击”。3.2.2要有必要性。

自卫权既要有合法的前提,又要行使得当。即自卫必须是迫切、压倒一切的必要,自卫行动之外没有实际上可能的选择办法。武装自卫行为不能有任何不合理和过分的成分。而恐怖事件发生后,恐怖分子的攻击也已经基本结束,国家没有继续处于被侵略袭击的状态,因此,以必要性为由,对恐怖活动实行武力打击的自卫权也是难以成立的。3.2.3要符合相称性原则。

一国行使自卫权所使用的手段是必须的而且要与引起的自卫权的侵犯成比例,即自卫行动规模与攻击规模相称。一些国家使用武力打击恐怖活动都是在恐怖行动结束后,对一个恐怖分子所藏匿的国家展开进攻,有时还以大量地面部队深入该国领土,这种行为是否符合相称性不无疑问。从上述分析笔者认为，尽管根据一般的道德准则和习惯国际法,一国在遭受武力攻击时应当有权根据自己的判断采取相应的自卫措施；但是另一方面,由于《联合国宪章》和具体的习惯法规则对自卫权和恐怖主义的确认都存在着争议,因此引用自卫权作为武力反恐的依据并不是适当的选择。

第四篇：论信息化战争

论信息化战争

地雷战、地道战、游击战、攻歼战……这是我们常在战争片中看到的战斗场景。在那个狼烟年代,我军英勇战斗的故事和经典镜头影响了一代又一代青年人。在我们的意识中,战场上,无外乎就是机关枪、大炮加飞机,为争夺阵地而冲杀。

近几年来,美国战争大片开始打击我们的视阈,不仅弘大的战斗排场吸引我们的眼球,其崭新的战争理念更是让我们大开视界，尤其是2003年伊拉克战争开始后,美军围绕“斩首行动”实行联合作战,其综合集成、一体化作战模式让我们耳目一新,无论是科幻的战争大片还是真正的伊拉克战争,显然这类作战模式跟我们意识中那些战争模式不一样。

这就是信息化战争

信息化战争萌生于1980~1983年美国提出的以微电子技术为焦点的新技术革命，直至1991年的海湾战争,信息化武器装备,比如卫星、GPS等,开始在战争中发挥重大作用,信息化战争初露端倪。这场战争可以被看作是机械化战争向信息化战争过渡的一个重要转折点。1999年科索沃战争,可以被看作是全球第一场真正意义上的信息化战争。其后是阿富汗战争,实现了网络化、互联互通,前方不再有大的军队,而是一个个小战斗分队,指挥官在后方通过网络监视大荧幕进行指示。2003年的伊拉克战争是一场信息化水平非常高的战争,实现了战争直播,死亡受伤人数很少,进展速率很快。这三场战争都是信息化战争的开始阶段。

从机械化到信息化,信息时代和科学技术是改变战争形态的两大推手。我国从上个世纪90年代就提出要打赢高科技战争,并提出从数量规模型向质量效能型转变,从人的劳力密布型向科技密布型转变，就是说,我军已经开始进行信息化建设。

信息化战争就是要综合集成,技术融合,一体化作战,形成强大的战斗力。信息化战争不是孤立于冷兵器、热兵器之外的,它主要是讲求综合集成和技术融合。新军事变革的焦点,就是信息化和智能化。新军事变革的本质是综合集成和技术融合,实现新军事变革的方法和措施,就是进行精确节制。什么是精确节制,精确节制就是像水龙头那样,一开哗哗的流水不断,一关就滴水不漏了。什么是综合集成呢?坦克、飞机、航空母舰、卫星、导弹这些都是相互分离的武器装备,它们之间没有什么必然的接洽,现在的新军事变革,就是要把互不关联的武器装备联成系统,只有形成系统才气综合集成,综合集成的目的就是集成为强大的战斗力。

随着科学技术、武器装备的发展,军事变革处于不断的发展和变化中。时下我们指的这场新的军事变革,主要是以信息化为焦点,以信息化战争为主要方针的一场新的军事变化,这场新军事变革究竟效果如何?可以通过实战验证。美国发动了四场战争:海湾战争、科索沃战争,阿富汗战争和伊拉克战争,这都是新军事变革创新结果的验证,也是推动军事变革的一大动因。

纵观中国,我们经历了数千年的沉浮今天,我们面临信息化战争的机遇,这次机遇我们必须要抓住,我们从1840年到1949年经历了百年的沉溺堕落史,从1949年建国然后到2050年我们又将经历百年，未来的五十年,我们要实现强国梦，我们要有世界眼光和战略思维。时下的世界眼光就是新军事变革,战略思维就是信息化和信息化运用。把信息化应用到国家的建设,进行电子政务,进行广播电视的网络化,通讯的网络化,对军队来讲就是打赢信息化战争,把信息用在战争准备上。

我们有理由相信,信息化军事变革中的国防信息化是依托国家信息产业的强大支撑作为其发展动力的,并植根于整个国家经济和科技根基之中。我国信息产业经过多年发展,已堆集了雄厚的自立创新和出产能力,这为我国国防信息化建设奠定了坚实基础。随着我国信息产业的蓬勃发展,随着军事一体化的加速实施,中国的国防实力将更上一层楼.

第五篇：论信息化战争对我国国防影响

食品科技学院 包装工程1402 王文铭 2014244030206

论信息化战争对我国国防影响

一、信息化战争带来的影响

随着信息化社会的发展，信息作为战略资源的地位将更高，围绕信息资源获取、信息化军队建设和占领信息优势高地的竞争将愈演愈烈。各国将竟相投入更多的资金进行社会信息化基础设施的建设，竭力保持本国在信息化建设方面的优势。在军事领域，各国将加大信息化军队建设的力度和速度，不断革新军队的武器装备、军事理论、编制体制、人员培训等，尽量拉大本国与它国军队信息化能力的距离。各国在信息力量、信息方面的竞争将白热化。

由于信息技术的迅猛发展、新军事变革的深入和政治战略需求的变化，信息化战争将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催生新的作战方法。战略心理战、网络系统战、全元总体战、太空绞杀战、掏心战、瘫痪战、隐形战、至盲战、点穴战、无人战、精微战、间隙战等等作战方式接踵而至。同时，新作战模式相继登场，信息化战争频繁“变脸”，也使其整体战争形态不断调整和演变。战争的规模将趋小,以天、小时和分计算时间的战争可能一再发生;物资、能源的消耗战将逐步让位给物质、能源的控制战;战争状态与和平状态的转化，以及军事人员和非军事人员的转换将有新的表现;围绕信息资源展开的争夺战将日趋激烈。信息化战争形态的演变将是迅速和明显的。信息化战争的发展使战争体系的效能不断提高，人类的战争能力呈现持续提升的趋势。

我们迎来了前所未有的机遇的同时也面临着挑战，战争信息化带动了世界军事的重新洗牌，让我们更清楚我国与其他国家的区别，然后如何改进并超越。

二、我国如何应对信息化战争带来的影响

（一）做好军事战斗准备

我们要坚持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全面分析国际国内形势，增强忧患意识，做到居安思危，坚定不移地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推动经济、/ 4

食品科技学院 包装工程1402 王文铭 2014244030206 政治、文化、社会、国防等各项事业全面发展，继续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推向前进。经济建设是国防建设的基本依托，国防实力是综合国力的重要体现。我们要深刻认识世界军事发展新趋势和我国发展新要求，遵循国防建设与经济建设协调发展的方针，在国家经济实力不断增强的基础上，逐步增加国防投入，不断提高国防和军队现代化水平，努力建设与国家安全和发展利益相适应的巩固国防和强大军队。这是人民解放军的历史责任，也是全国各族人民的共同事业。

新世纪新阶段，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建设的发展，必须是融入国家现代化战略全局、与国家安全和发展利益相适应的发展，是注重全面建设、革命化现代化正规化相统一的发展，是坚持以人为本、推动军队建设与促进官兵全面发展相一致的发展，是走中国特色精兵之路、速度质量效益相协调的发展，一句话，必须努力实现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建设又好又快发展。

人民军队的历史使命，历来同党的历史任务紧密相连，同国家安全和发展利益紧密相关。为党巩固执政地位提供重要力量保证，为维护国家发展的重要战略机遇期提供坚强安全保障，为维护国家利益提供有力战略支撑，为维护世界和平与促进共同发展发挥重要作用，是新世纪新阶段军队历史使命。切实履行好这一历史使命，是党的重托、人民的期望。人民解放军的全部工作，都要围绕有效履行这一历史使命来展开，各项建设都要围绕提高履行历史使命的能力来进行。全军同志要忠于使命、献身使命、不辱使命，把捍卫国家主权、安全、领土完整，保障国家发展利益和保护人民利益放在高于一切的位置，深入研究新形势下治军特点和规律，全面加强部队建设，抓紧做好军事斗争准备，确保能够有效应对危机、维护和平，遏制战争、打赢战争，努力创造无愧于时代的新业绩。

（二）加强军队思想建设

在前进道路上，我们必须始终把思想政治建设摆在军队各项建设的首位，作为军队的根本性和基础性建设抓紧抓好。高度重视并切实加强思想政治建设，是人民解放军80年建军治军的宝贵经验，是人民解放军的重要优势。在时代条件深刻变化、社会环境日益复杂、使命任务艰巨繁重的情况下，军队思想政治建设只能加强、不能削弱。加强军队思想政治建设，最根本的是要坚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这两/ 4

食品科技学院 包装工程1402 王文铭 2014244030206 条，决定着人民解放军的性质和方向，关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兴衰成败，必须毫不动摇地坚持、始终不渝地贯彻。坚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就要以党的旗帜为旗帜、以党的意志为意志，坚决贯彻党领导人民军队的根本原则和制度，坚决完成党赋予的各项任务。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就是要坚决维护人民利益，永远当人民子弟兵，永远做人民利益忠实捍卫者。要紧紧扭住铸牢军魂、恪守宗旨的根本要求，坚持不懈地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武装全军，大力加强军队和党的先进性建设和干部队伍建设，大力弘扬听党的听挥、服务人民、英勇善战的优良传统，深入进行军队历史使命、理想信念、战斗精神和社会主义荣辱观教育，更好地把全军官兵的意志和力量凝聚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上来，确保军队建设的正确方向，确保军队有效履行历史使命。在前进道路上，我们必须主动适应世界军事变革趋势，奋发有为地把中国特色军事变革推向前进。这是提高军队应对多种安全威胁、完成多样化军事任务的能力、有效履行历史使命的必然选择，是逐步缩小与国际先进军事技术水平的差距、实现军队现代化发展的必由之路。要继续实施科技强军战略，按照建设信息化军队、打赢信息化战争的要求，坚持以机械化为基础、以信息化为主导，走机械化信息化复合发展的道路。要把改革创新作为军队建设的根本动力，大力推进军事理论创新、军事技术创新、军事组织创新、军事管理创新。

（三）增强强军队战斗力

要加快武器装备现代化建设，加紧实施人才战略工程，把军队战斗力生成模式进一步转到依靠科技进步特别是以信息技术为主要标志的高新技术进步上来。要贯彻注重质量效益的要求，优化体系结构，坚持勤俭建军，提高整体效能。要坚持依法治军、从严治军，加强科学管理，不断提高军队正规化建设水平。要加强基层全面建设，打牢部队建设基础。要坚定地相信和依靠广大官兵，充分发挥他们的主动精神和创造活力，大力弘扬求真务实、艰苦奋斗的优良作风，以强烈的事业心和责任感推动中国特色军事变革不断迈出新的步伐。我们必须发扬光大依靠人民建设军队、建设国防的优良传统，进一步巩固同呼吸、共命运、心连心的军政军民关系。我们的军队是人民的军队，我们的国防是全民的国防。人民离不开军队，军队更离不开人民。军政一致，军民一致，军民鱼水情深、患难与共，是人/ 4

食品科技学院 包装工程1402 王文铭 2014244030206 民军队无往而不胜的重要保证，也是新的历史条件下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建设的重要保证。要坚持全民办国防的方针，广泛开展全民国防教育，完善国防动员体制，加强国防后备力量建设，在全社会形成关心国防、热爱国防、建设国防、保卫国防的生动局面。

三、信息化战争带给我们思考

国防作为国家利益的捍卫者，只有巩固和强大。国家才能获得基本的生存和发展权益。国防，是国家为保证国家利益不受外界侵犯而采取的一切防卫措施的总和。只有加强现代化国防建设，信息化军队建设，拥有最新科技的军队设施及先进的领导思想才能保护我们的国家。/ 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