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国际法上的台湾问题（5篇材料）

第一篇：论国际法上的台湾问题

目录

摘要..................................................................................................................................................1 Abstract.............................................................................................................................................2 1 台湾问题的性质以及关系现状.................................................................................................3 2 台湾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的领土，有法理根据.........................................................................3 3 从国际法看继承权问题.............................................................................................................4 4 总结...........................................................................................................................................5 参考文献...........................................................................................................................................6

摘要

台湾问题一直是困扰我国内政的问题，根据国际法的内容所知，台湾要取得主权，必须得到大陆的承认，这是因为我国是中华民国的继承者，这也说明我国继承了中华民国的管辖范围，因而台湾是我属于我国领土并拥有主权。当然根据国际法的公民投票原则，台湾也是属于中国的领土，因此，台湾属于中国的领土，中国对其拥有主权不容置疑以及我国内政不容他国干涉。

关键词：国际法,台湾问题,主权

ABSTRACT The Taiwan issue has been troubled by China's internal affairs, in accordance with international law, content knowledge, Taiwan to achieve the sovereignty, must be, that, this is because China is the ROC's successor, this also explains our country inherits the jurisdiction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 and Taiwan is my territory and sovereignty.Of course, according to the international law principle of referendum, Taiwan also belongs to the Chinese territory, therefore, Taiwan belongs to China territory, China sovereignty allow all doubt and our domestic affairs of his country's interference.KEYWORDS：Taiwan, international law, sovereignty

论国际法上的台湾问题 台湾问题的性质以及关系现状

第一，台湾问题是一个带有国际因素的国内问题，首先它是中国内战的遗留问题。台湾于二战后收归中国，由《开罗宣言》、《波兹坦公告》保证，同时也由中国政府接收与实际控制。后来因国民政府大陆战败，退守台湾，失去绝大多数领土人口，以及国际认同，形式上性质上退化为割据的地方政权，与中央的关系是中央与地方。但是由于美国及其盟国的插手，而使中央解放台湾，行使权力遇到巨大阻碍 因此总体上说台湾问题迟迟不能解决时由于国际因素的障碍。

第二，“台湾问题能不能和平解决，如果按照某些人对和平解决的定义是不带有军事基础，军事保证的意义，那么台湾问题是不能和平解决。首先，台湾政权与中央政权是对立政权，互不承认，让台湾政权放弃自身地位，下降为他们认为的地方政权，对中央俯首听命，可能性不大，等于放弃自认为的最高权力。其次，台湾人认同问题，认同问题是核心问题，因历史、教育、经验经历因素，大多数台湾人已经不认同是中国人，而对台湾人的认同达到稳定百分之六十。当台湾公民不认同中国时，任何统一对其而言就是兼并、侵略，对其感受而言无异于亡国，自身沦为亡国奴。”1因此，再次基础上台湾人不可能同意统一 但又因为武力因素存在，使其不能完全明白无误下决心独立。因此呈现大数人变现为实质独立的维持现状，妄图以拖待变，如果中国大陆放弃武力统一。那么无论在经济、政治，上有多大压力也不会改变台湾独立命运。因为经济、文化、政治因素在对国家认同居次要地位，中美俄都曾为独立自主付出巨大经济代价，却并未改变自主决心，可见国家认同力量之强大。再次，美国等势力，要求维持现状，那么也就是台湾人所认为的事实独立。长此以往，中央和大陆人民势必无法接受，一方要统一，一方要维持实施独立，平衡必然打破，因此结论是台湾问题不能和平解决，至少不可能完全不依靠武力。台湾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的领土，有法理根据

台湾，与大陆一脉相承，血肉相连。无论今往，台湾都是中国的一部分。这个事实至今没有改变，得到了世界的普遍认同和肯定。

台湾有文字记载的历史可以追溯到公元230年。当时三国吴王孙权派1万官兵到达“夷洲”（台湾）隋大业六年（公元610年）汉族人民开始大规模移居澎湖地区。到公元12世纪中叶，宋朝将澎湖划归福建泉州晋江县管辖，并派兵戌守。元、明两朝政府在澎湖设巡检司，负责巡逻、查缉罪犯，并兼办盐课。

《一个中国的原则与台湾问题》[ＥＢ/ＯＬ]，2002-08-14

17世纪初，荷兰人、西班牙人殖民者乘明末农民起义，明政府处境艰难之时，分别侵入台湾。后西班牙于1642年被荷兰人赶走，台湾沦为荷兰的殖民地。而当时，明政府根本自顾不暇。任由荷兰殖民者实行强制统治，非法把土地据为已有。1661年4月，在清建国后，南明王朝大将郑成功以招讨大将军的名义，由金门进军台湾。郑成功在进军台湾时，向荷兰殖民者表示，台湾“一向属于中国”，台湾和澎湖这两个“岛屿的居民都是中国人，他们自古以来占有和耕种这一土地”，荷兰“自应把它归还原主。” 1662年2月，郑成功从荷兰殖民者手中收复了中国领土台湾。

后于1684年，清政府设置分巡台厦兵备道及台湾府，隶属于福建省。1884—1885年中法战争，法军进攻台湾，遭清政府刘铭传率军重创，到1885年6月《中法新约》签定，法军被迫撤出台湾。1885年清政府将台湾划为单一行省，台湾成为中国第20个行省。首任台湾省巡抚为刘铭传。

“1894年日本发动甲午战争，翌年清政府战败，于4月17日被迫签订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把台湾割让给日本。虽经协理台湾军务的清军将领刘永福等率军民反抗日本的侵占，坚持了5个多月的战斗，但终遭失败。从此，台湾沦为日本的殖民地达50年之久。在日据期间，台湾人民从未屈服日本的殖民统治，反抗日本殖民统治的民族抵抗运动从未停止。”2

1937年7月 “七七事变“，中国人民开始了全民族的抗日战争。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中国政府发出《中国对日宣战布告》，明确昭告中外：“所有一切条约、协定、合同，有涉及中日之间关系者，一律废止。

1943年12月1日，中、美、英三国政府共同签署的《开罗宣言》，明确规定必须把台湾归还中国。1945年7月，中、美、英三国共同签署《波斯坦公告》，重申了《开罗宣言》必须得到实施。1945年8月，日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战败，8月15日宣布无条件投降。10月25日，同盟国中国战区台湾省受降仪式于台北举行，受降主官代表中国政府宣告：自即日起，台湾及澎湖列岛已正式重入中国版图，所有一切土地、人民、政事皆已置于中国主权之下。至此，台湾、澎湖重归中国主权管辖之下。

“1949年10月1日，新中国宣告诞生。在祖国大陆解放的前夕，蒋介石以及国民党的部分军政人员跑到台湾，依靠美国的庇护与支持，在台湾维持偏安局面。但，无论国民政府还是新中国，从来没有宣布台湾是一个主权国家，台湾，不论是国民政府的一个省，还是新中国的一个省，他的主体地位从未改变。时至今日，台湾地方政府也从未宣称台湾是一个独立的主权国家。”3

《国际法》王铁崖著，北京:法律出版社，1995.P236

周维珩：《由台湾问题谈国际法的承认问题》，《商情》2008

年第4期

1971年联合国恢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合法席位”，承认“一个中国”的原则。当今世界，已有一百六十多个国家同中国建立外交关系（包括美国、日本、西班牙、荷兰、英国、法国等曾经侵略过台湾地区的国家），承认台湾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2007年7月，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在回应台湾当局所谓“入联申请”时明确指出，根据联合国大会1971年通过的第2758号决议，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中国的唯一代表，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这一立场准确表达了国际社会的广泛共识，充分肯定了两岸关系现状的事实。”4

关于台湾问题的几个历史节点，台湾脱离了中国主体政府管辖的时期主要是两个。一是1642年，沦为荷兰殖民地。二是1894年4月，割让给日本。前者被郑成功于1662年2月成功收复。后者被民国政府于1945年10月完全收回。以上两个历史节点，无论是丧失主权还是收回主权，全部以战争方式予以实现，是因主权之争引发的国家战争,是以千百万人的生命换来的主权，是用血肉堆砌的主权，不是任何人可以三言两语可以磨灭和夺取的主权。

从以上看出，台湾就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这一点毋庸置疑。台湾的现状是特殊历史时期造成的特殊历史问题，但这不会改变和影响以上的事实。从国际法看继承权问题

大陆与台湾的关系，其实也可以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政权与中华民国政权”的关系。从国际法上讲，要害在于“政府继承”的问题。

一部分人喜欢在“国号”问题上死钻牛角尖。其实“国号”中表示民族概念或者地理概念的词才是关键，民族概念或者地理概念之外的词语最多代表政府继承而已。正如“法兰西王国”、“法兰西帝国”“法兰西共和国”分别代表不同历史阶段的法国，法国的国家主权没有变。“中华民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中国在不同历史阶段的国号，指的是同一个中国，同一个国家。

“一国两府”的状况在二十世纪以来曾经多次出现，但没有一个是以分裂国家为目的的。就中国而言，除去没有法律地位的伪政府不算，一九一二年曾经有过北京的大清帝国政权与南京的中华民国政权对峙的状况，一九一八年至一九二四年曾经有过北京的中华民国政权与广州的中华民国非常政权对峙的状况，一九二四年至一九二八年曾经有过北京的中华民国北洋政权与广州（后迁武汉、南昌、南京）的中华民国国民政府政权对峙的状况，一九三零年至一九三三年曾经有过南京的中华民国政权与瑞金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政权对峙的状况，一九三三年曾经有过南京的中华民国政权、瑞金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政权、福建的中华共和国 4 刘文宗：《从国际法论主权不可分割及台湾的法律地位》，《真理的追求》1999年第8期

政权“一国三府”对峙的状况，一九三三年至一九三七年曾经有过南京的中华民国政权与瑞金（后迁延安）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政权对峙的状况，一九四九年至今则是北京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政权与台北的中华民国政权（其实先后逃了广州、重庆、成都、西昌几个地方）对峙的状况。这期间对峙的双方（或三方）均认为自己是代表全中国的合法政权，世界各国和国际组织也从来都只在法律上承认一个政府（潘汉年曾经担任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副外交人民委员兼驻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邦大使”实际上只是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苏联在法律上只承认中中国的独立地位华民国政权）。

一九四九年四月南京解放，中国共产党从此宣称“国民党政府覆没”，或者说是中华民国政权覆亡，这不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政权一九四九年才成立，中华民国政权至今也没有覆亡。一九四九年至今中华人民共和国政权与中华民国政权对峙并不影响两个政权各自认为自己在法律上是代表全中国的合法政府，在外交上二者也从来都是“汉贼不两立”。换言之，上至联合国，下至太平洋岛国，都是在法律上“只承认一个中国政府”的。从一九四九年苏联政府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权开始，到一九七二年联合国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权，中国的政府继承在国际上经历了二十余年才获承认。这不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政权“死缠烂打”，而是各国政府实实在在的承认。同时，中华人民共和国政权继承的是全中国的领土和主权，不存在对台湾的任何例外。

海峡两岸的分裂状况与南北朝鲜、南北越南、东西德国不一样。这三国没有经历中国这样一个政权更替的连续过程，他们分裂的的确确不是内政问题。

朝鲜自明朝以来就不是一个主权国家，而是中国的“外藩”（“外藩”与“内藩”不同，前者属于保护国的性质，后者属于国内民族自治地方的性质。今天的加拿大、澳大利亚就是英国的“外藩”，北爱尔兰就是英国的“内藩”），亦即今天所说的保护国（今天仍有少数国家是“保护国”，如亚洲的不丹、欧洲的安道尔），其独立的主权是有由《马关条约》确认的。一九零七年日本吞并朝鲜，朝鲜亡国，无合法政府可以继承。一九四五年后，由于三八线的存在，金日成在北方、李承晚在南方几乎同时建国，朝鲜人民民主共和国政权和大韩民国政权都不是大韩帝国政权的继承者。因此今天二者同时以国家的形式出现在国际社会上是合法的。

越南也曾经是中国的“外藩”，是十九世纪八十年代《广州条约》签订后才确定独立地位的。法国吞并越南，越南亡国，同样无合法政府可以继承。一九四五年后，由于北纬十七度线的存在，胡志明在北方建立越南民主共和国政权，吴庭艳在南方建立越南共和国政权。二者也都不是越南帝国政权的继承者。两个政权自建国以来就一直处于战争状态下，中间还曾经出现过越南南方共和政权的“一国三府”状况。一九七五年越南共和国政权覆亡，越南民主共和国政权和越

南南方共和政权共同组建新的越南社会主义共和国政权，实现统一。

德国在二次大战前的统一政权“Das Deutsche Reich“（第二帝国、魏玛共和国、第三帝国政权都使用这个国号，只能翻译为“德意志国”）已经于一九四五年灭亡，德国国土由美英法苏四国分区占领。一九四九年西部的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政权和东部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分别建立与“Das Deutsche Reich“并无延续性。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政权在一九七二年之前奉行的“哈尔斯坦主义”也是“汉贼不两立”的，一九七二年之后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政权开始转为承认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以求得和平统一。一九九零年两德统一于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政权。

因此，关键的问题不在于国号，不在于某个政权是否覆亡，而在于是否将走向统一。陈水扁的“公投独立”其实就是“蒙古模式”，比李登辉的“一边一国”（其实就是两德模式、朝鲜模式）更危险。大陆的武力统一是最后的方案，只能叫做“越南模式”。我赞同和平统一，实在不愿看到海峡两岸的中国人走向刀兵相见。总结

首先，大陆领导人应当正确认识海峡两岸分裂分治的现实。台湾问题是中国内战遗留问题，是中国内政，但这些都不能说明这是一个“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之间的问题。如果大陆方面能够放下“中原正统”的架子，把中华人民共和国政权与中华民国政权的关系（亦即大陆与台湾关系）定位为“‘一个中国’框架内两个平等政权的关系”，对支持统一、认同中华人民共和国政权者和反对台独、认同中华民国者一视同仁，可以更大程度地彰显大陆方面的诚意。

其次，大陆方面应当尽快制定解决统一问题的法律文件。一方面，应当整理自一九七九年以来的所有声明、谈话、文告，总结经验教训，制订出一份《国家统一纲领》。另一方面，可以采取配套立法的方式鼓励海峡两岸的经济、文化、科技、社会福利方面的往来；鼓励台湾居民到大陆投资、工作、养老、定居；鼓励成立增进海峡两岸交流与了解的民间团体；鼓励成立促进和平统一的民间团体；简化往来两岸手续。

最好，援引一九一九年北京的中华民国政权与广州的中华民国非常政权共同组织代表团参加巴黎和会的先例，在“共享中国主权”的框架下邀请台湾官员以台湾官方身份参加国际组织（如联合国、世界卫生组织），有助于争取台湾民心。

在以上几点成为现实后，海峡两岸政府可以在香港或商定的任何地点成立官方联络机构，在“指向统一、地位对等”原则下展开政治谈判，先期解决结束海峡两岸敌对状态问题海峡两岸的国际地位问题、海峡两岸军事互信问题、三通问题，达成以实现统一为目的的海峡两岸和平协议。

最重要的是，大陆方面必须加快经济建设与政治改革进程，早日实现国家的民主、富强、文明、法治，实现社会的自由、平等、宽容、和谐。我坚信，只要

海峡两岸爱好和平、反对分裂的人共同努力，中国最终必将实现和平统一，实现民主富强。

参考文献

[1]阮国英：《“无主之地”与皇民化心态——从国际法看台湾问题》《法学》，1996年第3期。[2]刘文宗：《从国际法论主权不可分割及台湾的法律地位》《，真理的追求》1999年第8期。[3]刘景岚：《从法理和惯例看“台湾地位未定论”之荒谬》，《东北师大学报》2004年第4期。

[4]苏明忠：《台湾不能成为独立国家的国际法理由》，《神州学人》2005年第5期。[5]范宏云：《从国际法的承认理论与实践论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江汉论坛》2003年第6期。

[6]周维珩：《由台湾问题谈国际法的承认问题》，《商情》2008年第4期。[7]陈烁：《关于国家承认理论的认识》，《技术与市场》2010年第12期

［8］《国际法》王铁崖著，北京:法律出版社，1995.P236.［9］《奥本海国际法》(上卷，第二分册)劳特派特著，北京:商务印书馆出版，1989.P77-91.［10］《中华文化与祖国和平统一》娄杰，.武汉:武汉出版社1999.P55-63 ［11］《中国还是能说不》，宋 强著：中国文联出版社1996年版，第296页。［12］《国际论坛》2003年第1期“有关魁北克主权独立的全民公决程序”王助著。［13］《台湾“公投”就是宣战》刘若非，环球时报，2002-09-04.［14］《论国家主权与民族自决权的一致性与矛盾性》，孙建中.北京大学学报，1999，(2).［15］《国际法》[Ｍ].程晓霞，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P106.［16］《一个中国的原则与台湾问题》[ＥＢ/ＯＬ]，2002-08-14.［17］《当代国际法论》慕海平，周建海，吴惠著，北京:法律出版社，1998.P151.［18］《国际法中的人民和少数民族》1993年，罗萨林.希金斯著。［19］《中美上海公报》，《人民日报》，1972-02-29.［20］《台湾推不开联合国的门》何洪泽，《环球时报》2002-08-22 ［21］《国际法》魏智通著，法律出版社2002年9月，P256-257 ［22］《国家的性质的研究》[美]威罗贝，转引自邓正来编：《王铁崖文选》，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P366 ［23］《论国际法上主权问题的发展趋势》翟玉成：载《法学评论》1997年第3期，P2。

第二篇：国际法课题--台湾问题

国际法课题----台湾问题

今天我们要讲的课题是台湾问题，主要分为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台湾问题的由来和发展，另一方面是台湾问题的国际现状及其解决方法。

首先我想解释一下“台湾问题”这个名词的由来。其最早出现于当时寓居美国的中华民国代总统李宗仁之【对台湾问题的具体建议】一文，中华人民共和国因袭此词语，并强力宣传而通行于中国民间以及国际社会迄今。

台湾问题的导火索应该要追溯到【马关条约】。1895年4月7日清政府在日本马关签署了包括割台湾、澎湖列岛给日本的【马关条约】，至此开始了漫长的殖民统治。一边是束缚中国几千年的传统文化的改革，漫长艰难而不彻底，另一边是先进的资本主义文化，至此，台湾与大陆在经济制度、思想文化等社会各方面发展差异逐渐拉大，是加剧台湾问题复杂性的根源之一。

虽然1945年9月2日日本无条件投降，台湾顺利回归祖国。但是随着抗战的结束，民族问题已经不是国内的主要矛盾，在蒋介石独霸中国的野心驱使下，国共统一战线再次破裂，1946年6月第二次内战全面爆发。中国古代长期以自己自足的小农经济为主，民族资本主义发展长期受到抑制，所以在中国，资产阶级的力量始终是不够强大的，表现出很大的依赖性和妥协性。相反，无产阶级却是不断发展，共产党在马克思主义和毛泽东思想的领导下，在抗战中表现出的担当和贡献，使之取得了越来越多的无产阶级的支持，共产党队伍迅速壮大起来。辽沈、淮海、平津这三大战役之后国名党损失惨重，渡江战役后更是溃败退居台湾。当然我们会有疑问，共产党解放了整个大陆地区，为什么不进而一起解放台湾。首先最直接的原因就是军事力量不够。国共两党内战之后，国民党败退台湾，但在海军上仍占有绝对的优势，或者说当时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连一支舰队都拿不出来，所以面对隔海相望的台湾确实是心有余而力不足，毛泽东说过决不放弃用武力解决台湾问题，也一直以炮击金门的实际行动在宣告着。作为一场内战来讲，两军军事实力上的差距是台湾没有被一起解放的直接原因。

1949年新中国成立之际，正是美苏争霸，两极格局形成之时，作为一个新生的社会主义国家，站在头号社会主义强国苏联这一边是理所当然的，既是谋求国际安全上的庇护，为国内建设争取一个相对稳定的社会环境，也是制度文化科技建设上的需要。新中国建国之初一穷二白，各方面几乎从零开始。中苏友好有利于引进先进的制度科技思想文化。苏联出于遏制对抗以美为首的资本主义阵营的需要，也乐意与中国结盟。当然也包括了军事上的支持。表面上天时地利人和，台湾已经不在话下。可是当美军的第七舰队入驻台湾之时，当我们秉持正义抗美援朝之时，我相信当时的我们真的是无奈的。经历过两次世界大战以后，人们的反战情绪空前高涨，联合国随之诞生，可是在美苏这两个超级大国面前显得太过稚嫩无力，不仅形同虚设，更是成为其争霸的工具。正是在长达半个世纪的冷战格局下，台湾与美国走得越来越近。虽然台湾当局曾经一度扬言要通过武力手段收复大陆，也一直以中华民国唯一合法政府的身份出现在国际舞台上，但是大陆辽阔的地域，丰富的资源却是小小的海岛所不可匹敌的，所以自90年代以来，他们已经慢慢放弃这种想法，但是不受大陆控制的思想却是根深蒂固，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台湾一直与美国交好，在其庇护下发展。美国是当今资本主义头号强国，他利用自身的强大优势去扶持台湾，使得台湾一改贫穷的面貌，生活水平也长期高于大陆地区。

所以发展到今天，台湾已经不是可以用一个高科技武器就可以解决的问题。我们谁也无法否认，两岸已经分裂分治长达半个世纪。应当承认两岸的政治分歧具有相当深厚的民意基础。我们不能简单的归罪于双方的领导人，虽然政治首脑拥有最高的决策权，也在民众中具有相当高的威信，但是每个政府的存在都是需要民众支持的，所以政府决策在很大程度上体现了广大的民意，同时，也只有民众具有某种潜意思，才有可能被煽动出来。换个角度，不要那么愤青，其实是很容易理解的。台湾的生活现状是明显优于大陆的，那他们为什么要回归大陆，承担各种未知的风险呢？独立之后他们可以为自己牟利，充分表达自己的想法。而不是作为大陆小小的一部分，一切从大陆的整体利益出发。在自由自主和高生活水平面前，最新的各种民调显示，台湾96%以上的民众支持维持现状。

不过历史始终是发展的，我们应该用长远的眼光来对待当下的问题。台湾民众眼中的种种只是暂时的。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大陆的发展是有目共睹的。从落后向小康，从高度计划到市场主导，GDP已经超越日本，成为第二大经济强国。2008年金融危机蔓延全球之际，中国经济一枝独秀，创造奇迹。我们正在努力再创辉煌，重现神话。大陆用一个光明的未来打消台湾民众的后顾之忧。邓小平在80年代提出一国两制，大陆用香港澳门回归后的繁荣打消台湾民众的后顾之。

两岸之间的民间交流始于70年代末，自90年代以后实现突破式发展，交流已经分化在民间、准官方、官方三个层次上。看似形势一片大好的两岸交流，却在今年三月又陷入了僵局，这也充分暴露出两岸间不可忽视的矛盾。美国一次次的插足台湾，台湾内部的分裂势力，大陆对台的实际性政策等等问题上都需要更加规范的约束，或许我们唯有从国际的角度出发，才能更好的依据国际公认的规约来彻底解决台湾问题。

第三篇：论台湾问题

论台湾问题

【内容摘要】天下大势，分久必合，继港、澳相继回归后，早日解决台湾问题，最终完成祖国统一大业成为海内外所有爱国华人翘首企盼的事情。本文先论述了台湾的重要性影响；进而追溯历史论述了两岸关系的总体发展；之后从政治、经济、军事等方面论述了解决台湾问题的必要性和面临的困难；最后重点论述了统一的策略选择和对两岸关系的展望。【关键词】台湾问题；祖国大陆；两岸关系；和平统一；

一． 台湾的重要性

台湾是中国的第一大岛，处于中国陆权与海权交界的“边缘地域”，是中国维护南海海域主权进而有效实现制海权的重要依托。台湾位于中国东海大陆架的东南边缘，东临太平洋，东北毗邻琉球群岛，南面为巴士海峡，西隔台湾海峡与祖国大陆的福建省相望。台湾扼西太平洋航道的要冲，是中国东南大陆的海上屏障和进出太平洋的瓶颈。台湾是中国南海海域的要塞，是中国开发南海及其周边地域资源的依托。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台湾是祖国南海“生命线”上一颗无价的珍珠。对中国来讲它能与海南岛和浙东的舟山群岛共同构成苏、沪、浙、闽、粤、桂六省市的天然屏蔽，其本身处于这个屏蔽的中心点，是中国面向太平洋的门户；对世界来讲它是太平洋航道的战略要冲，谁掌握了它谁就掌握了控制或遏制中国、日本和东盟的最有利的战略支点。独特的地理位置，决定了台湾重要的地缘战略地位，以及台湾在维护中国海上安全方面和维护中国海权利益过程中所处的重要而特殊地位。

二． 两岸关系的总体发展

从1987年到现在，两岸关系经历了一个特殊的发展阶段。于两岸交往而言，机遇与挑战、困难并存。一方面，海峡两岸交流得到飞速发展。蒋经国晚年推行“政治革新”。在其影响下，1987年7月，台湾解除实施长达38年之久的“戒严令”，逐步放宽了台湾民众赴大陆探亲的限制，随后又在一定范围内逐步开放两岸经贸往来。20世纪90年代以后，两岸交往进一步加强，不仅交流领域扩大到经济、文化、体育等各个方面，而且双方的交流也从民间交流，发展到海峡两岸官方机构间一定范围内的协商和谈判。1991年2月，台湾当局公布所谓“国家统一纲领”，表达赞成“开放两岸直接三通”、“推动两岸高层人士互访”的观点。祖国大陆也先后出台一系列促进海峡两岸交流与交往的措施。1992年11月，海峡两岸关系协会与台湾的海峡交流基金会就解决两会事务性商谈中如何表明坚持一个中国原则的问题，达成了以口头方式表达的“海峡两岸均坚持一个中国原则”的共识，由此，“一个中国原则”被确定为解决两岸关系的道德底线，“一中各表”的“九二共识”也成为中国政府处理对台事务的基本准则。而另一方面，这一阶段是“台独”与“反台独”、“分裂”与“反分裂”艰难斗争的时期。蒋经国去世、李登辉继任“台湾总统”后，逐渐背离了“一个中国”原则。1989年3月，李登辉明确宣称台湾“外交”要突破“一个中国”的框架。1993年2月，李登辉公然表示“主张中华民国在台湾，始终没有讲过一个中国”。1995年4月，李登辉提出“李六条”，强调“台湾与大陆分别由两个互不隶属的政治实体治理，形成了海峡两岸分裂分治的局面”。两个月后，李登辉在美国的演讲中再三强调“中华民国在台湾”或“在台湾的中华民国”。1999年7月，李登辉提出“两国论”，宣称两岸关系是“国家与国家，至少是特殊的国与国的关系”，从而彻底背弃了一个中国原则。台湾当局的分裂言行引起了中国大陆政府和全体中国人的强烈反对，中国大陆立即开展反分裂、反“台独”的斗争，台海局势陷入危机，两岸事务性接触与谈判被迫中断。2000年，陈水扁当选台湾地区领导人之后，拒不接受“一个中国”原则，彻底否认“九二共识”，不断推进“台独”分裂活动。陈水扁曾多次重申其“一边一国”主张，明白无误地表达其“台独”意图。2002年7月30日，陈水扁首度以民进党主席身份发表谈话时称：“1999年所通过的台湾前途决议文是民进党党纲的重大里程碑，也是我们目前处理两岸问题的最高原则。台湾是主权独立的国家，目前她的国号叫做中华民国，任何有关现状的变动，必须经由台湾全体人民来共同决定”。陈水扁一再提出要“制宪”、“公投台湾前途”，企图在“民主”、“人权”的旗号下实现其“渐进式台独”目标。而且，主张“台独”的民进党执政台湾，利用行政资源在各个领域进行“去中国化”，同时积极推进“法理台独”，已经直接威胁到中国的主权和领土完整。2008年马英九当选台湾地区领导人之后，则明确承认“一个中国”原则，也可以说也是在延续着为中国人民守护台湾的职责。随着中国国民党、亲民党、新党等台湾在野政治力量与中国共产党交往的不断深化，两岸关系的发展走上了新的历史阶段。

三． 解决台湾问题的必要性

台湾自古是中国的神圣领土，在历史上曾经遭受荷兰、日本殖民主义者霸占，1949年在刚刚回归祖国四年后又在美国干涉下与大陆分离，在中华民族的灾难史上写下了极为痛楚的一笔。分裂不是光荣事，祖国一天不统一，历史所造成的民族耻辱就一天不能洗雪。中华民族是个有着强烈民族自尊心和自豪感的民族，“凡是中华民族子孙，都希望中国能统一，分裂状况是违背民族意志的”。台湾不与大陆统一，民族感情这一关就过不去。台湾与大陆在军备和外交上进行竞赛，消耗大陆大量战略资源，同时对“藏独”和“疆独”有所鼓励并有与之合流的倾向，从而严重牵制了中国的现代化事业，越来越成为中国整体利益发展的障碍。两岸相争，不但拖慢了大陆，搞空了台湾，还为美国遏制中国、干涉中国内政提供了战略支撑，同时也给南海周边某些国家提供了掠我岛屿、夺我资源的可乘之机。某些势力视中国的忍让谦和为软弱可欺，得寸进尺，步步为营，气焰日益嚣张。就一般规律而言，武力的威慑效应在和平年代是递减的，对外国来说是这样，对中国来说也同样适用，对某些势力的惩罚期已到，彰显自己实力，以武力收回我领土、领海，以集中惩罚换取长期平静，坚决捍卫我国家主权与尊严成为选择。但是，饭得一口一口地吃，四面出击、力量分散只会欲速而不达。我们的实力首先应集中到实现和维护国家统一的核心利益上来，在这方面有所作为。而“只要台湾不同大陆统一，台湾作为中国领土的地位是没有保障的，不知道哪一天又被别人拿去了”，所以台湾与大陆的统一问题在目前顺理成章地成为了解决一系列问题的突破口。

四． 解决台湾问题所面临的困难

目前，两岸关系发展面临这难得的历史机遇。虽然两岸统一是大势所趋，但我们应该看到还存在着阻碍国家的因素：

一方面原因是“台独”势力的存在。“台独”活动给两岸关系的发展和国家和平统一投下了阴影。“台独”的产生有着复杂的社会历史根源和国际背景，而台湾当局拒绝和谈、限制交往、在国际上推行“双重承认”和“两个中国”的政策，又实际上为“台独”活动提供了条件。应当说，台湾同胞要求当家作主管理台湾的愿望是合情合理的、正当的，这不同于“台湾独立”，更与极少数坚持要走“台独”道路的人有着根本的区别。极少数“台独”分子鼓吹“独立”，甚至投靠外国，妄图将台湾从中国分裂出去，这是违背包括台湾同胞在内的全中国人民的根本利益的。中国政府严重关注这一事态的发展，对任何制造“台湾独立”的行径绝不会坐视不理。

另一方面是以美日为首的外部势力积极插手台湾问题，严重干涉中国内政，使得中国政府在台湾问题的过程中又面临了外部压力，外部势力与“台独”势力的相互勾结，又成为台湾问题的有一大不稳定因素。

中国政府不能期待美国改变对台湾的战略和政策，一定要做好非和平统一的准备。但是，美国的存在是一个客观现实，中国必须面对，是绕不开的。必须十分重视并加强对美国的外交工作。美国毕竟是一个法制相对完善的国家。和美国打交道一定要充分利用各种法律。因为法理在中国一边，正义在中国一边。

从直观的现象看，过去中美关系充满波折，但又很有韧性，总能在波折后回归平稳，给人的感觉是这一对关系极难预测。事实上，在冷战后的大国关系中，中美关系确实是最复杂的一对关系，同时正在成为最重要的一对关系。要想把握这对重要而复杂的关系，就有必要了解后冷战时期中美关系的几个基本特点：

首先，这是一对政治、经济发展不平衡的关系。两国政治关系不太好，两个政府之间经常有摩擦，但是与政治关系形成对照的是，冷战后的中美经贸关系和社会文化交往成倍增长，两国关系的内容比冷战时期丰富得多。1990年中美的贸易额，按照中国海关的统计是117亿美元，到了2000年是850亿美元，这个发展速度是非常快的。如果按照美国人的统计，这个速度还要快一点，2000年的贸易额达到了1150亿美元。另外，中美之间的社会（教育、文化、人员等）交往也非常频繁。按照美方统计，目前大概有5万多中国学生在美国的大学里学习，这个数字比苏联70多年里送往美国学习的人数总和还要多好几倍，所以中美关系是一个极其复杂的关系。

其次，中美关系不是简单的国与国关系，而是日益成为两个社会之间的关系。特别是在美国，大量的社会团体或政治势力公开地、合法地卷入中美关系，使得很多情况下美国政府不能独立地决定对华政策，只是被动地对社会压力作出反应，结果，政府政策成了因变量，而不是自变量。于是，在有些情况下，中美关系呈现出一种由美国整个社会对相对单薄的中国政府的局面。由于政府永远是社会中的一个很小的组成部分（尽管是最重要的部分），因此上述一个社会对一个政府的关系格局对中国是不利的。另一方面，过去20年中国最深刻的变化是国家与社会的关系发生了转型，从“强国家弱社会型”转向“国家社会相对平衡型”，结果，社会因素在中国外交（特别是在对美外交）中的作用也开始上升。这从短期看是使得中国的外交决策环境更为复杂了，从长期看是使中美关系处于一个新的社会对社会的结构之中。第三，中美关系的一个基本背景就是两国力量是不平衡的，美国比较强，中国比较弱。但是，随着中国的崛起，在冷战后第一次出现了两国力量不断走向平衡的新趋势。这种新现实对两国提出了新挑战。对美国而言，就是要适应一个日益强大的中国。对中国而言，就是要认识到在中美关系中或在中国与国际社会的整体关系中，中国因素越来越重要，中国自己的政策起的作用越来越大，中国塑造外界环境的能力越来越强，因此中国对自己行为和政策的要求也就越来越高，这是一个极其重要的大背景。从这个背景来看，未来中美关系的好坏越来越多地取决于中国的政策。

第四，中美关系不仅对两国是重要的，而且对整个亚太地区都是至关重要的。从某种意义上讲，中美关系已经具有了全球影响。这也就是一旦中美关系出现问题，周边国家和其它大国都非常关注的原因所在。

第五，中美关系被深深地卷入了两国的国内政治，这就愈加增添了其复杂性。大致在1990年代中期，在克林顿政府推出对华接触政策之后，冷战后的中美关系具有一个新的框架。这是一个基于双边利益的、“更正常”的关系结构，其中，既有限制性因素，又有支持性因素。中国是唯一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大国，中国的飞速发展对于美国推行其价值观念和生活方式构成最大的障碍。从国家利益的角度看，美国人认为不实行“西方民主制”的国家在政治运作方面不透明，内部制约力差，因而其对外政策制定和执行中的不确定性和危险性更大。从美国人的理想主义传统看，他们认为在全球（包括中国）推广西方民主制是其“天职”。这些都使得两国在意识形态上处于某种对立状态。

在中国方面看来，美国在冷战后的“一超”地位和美国对“单极”世界的追求，对中国的国家利益和政治利益都有威胁。就中国核心利益之一的国家统一问题而言，美国对台湾的政策和在东亚的军事存在是最大的外部障碍。另外，美国公开声称其最终目标是改变中国政治——经济制度的性质，并把中国纳入美国主导的国际关系体系，这促使中国政府对美国的政策意图始终保持怀疑和警惕的心理，因此，无论从哪种利益的角度出发，中国都确实希望出现真正的多极格局，至少是出现不断趋向多极格局的“多极化”势头，以缓解“一超”的压力。

由于美国对台湾问题的产生和发展负有历史责任，由于美国迄今仍是对台湾岛内政治影响最大的外部因素，因此，台湾问题理所当然地成了两国关系中的最大课题，而且是最具有爆炸性的问题。事涉中国主权和核心国家利益，在这个问题上中国没有让步的余地。作为中美关系基础的“三个联合公报”，实际上都是以台湾问题为核心的

日本离中国最近，其西南岛链与台湾紧密连接，环绕着中国大陆东部，形成一个海上半包围圈，台湾直接关乎日本安全和实际利益。台湾与日本冲绳诸岛实际扼住了中国出入太平洋的门户，中国在东面，与其说一个沿海国家，在地缘上与一个内陆国家差不多。其次，日本与台湾有深厚的历史渊源，1895年甲午战争，中国战败，日本强迫清廷割让台湾岛，以后统治台湾50年，如果没有抗日战争的胜利，现在台湾仍然会属于日本。日本目前仍然保留在台湾很大的影响力，李登辉等台湾政治人物都与日本有着密切的关系和历史渊源，现在很多的台独人士像金美玲等就居住在日本并参与台独活动，日本政府和民间的一些人士对其暗中支持。其三，台湾海峡是日本舰船和商船南下的咽喉通道，多数来自海湾地区的石油以及其他民营和战略物资都经过台湾海峡，如果两岸一旦统一，台湾海峡变成中国的内海，那日本舰船的通过就要看中国的脸子了，而绕道无疑对日本成本太大，并且受制于中国。

首先，日本目前已经实际参与并且在影响中国的两岸统一问题。近期日本海上保安厅要在中国钓鱼岛海域常驻可搭载直升机的ＰＬＨ型巡视船，自称目的是“防范中国海洋调查船的入侵”，其实问题远没有那么简单。这里面日本有3个图谋： 第一，通过在钓鱼岛常驻可搭载直升机的巡视船，造成对钓鱼岛的实际占领，到时候中国要想再进入该领域就不是那么容易了，除非直接双方进入战争状态武力争夺，否则，要通过谈判解决问题基本没有了希望，日本目前掌握了对钓鱼岛的绝对控制权，无论是中国大陆还是台湾，只能被动吆喝而已，即使将来统一后的大中国，在既成事实面前恐也无可奈何。

第二，钓鱼岛地理位置非常重要，它位于台湾东北部，西面直接面对中国大陆东部沿海，处于台湾、中国大陆沿海与日本冲绳岛的三角中心位置，居于对中国两方的咽喉之地，有巨大的战略价值，一旦台海有事，日本的舰只马上可以进入“有事地带”。况且历史上钓鱼岛就属于台湾管理，日本的上述举动，实际等于第二次侵占台湾，并利用的中国尚未统一，大陆无法插手，台湾无力插手的机会，用实际的入侵行动显示给大陆和台湾两方看，来表明自己经过战败60多年以后已经实际“崛起”。

其三，日本的举动是在呼应岛内的分裂分子，为他们撑腰。虽然经过去年的选举，台湾岛内政治力量重新整合，但台独分子仍然幻想外力帮助他们实现自己的台独梦想，巴不得外力介入，日本的行为实际是给这些人在打气撑腰，也迎合了台独分子的需求。

第四，日本与中国的历史恩怨最多，中国的崛起，影响着日本在世界的地位。而目前，日本的军事力量实际已经非常强大，海军空军并不亚于中国，陆军自卫队战斗力也很强，日本绝不甘心在世界舞台上居于中国之下。况且日本人从来就看不起中国人，.抗战前期日本的有关战争报告就说，要想征服世界，必先征服亚洲，要想征服亚洲，必先征服中国，所以，传统历史上对中国的恐惧、愤恨，使日本人天然具有反中国的思维，虽然现在中日关系由于现实需要而改善不少，但日本很国内多人“反华、恐华、制华”心态却是永远改变不了的，“中日人民世代要友好下去”只能是一部分人的愿望而已。

因此，从目前形势看，日本已经感到台海关系改善对自己的威胁，台独势力的萎缩使日本上下感到了忧虑，对中国的两方提前采取行动，阻碍中国统一大业必将是日本今后的目标，中国的双方政府切不可等闲视之，而应该及早采取预防措施，或者达成默契，共同应对日本的挑战，更不可像以往那样互相争斗，让外人坐收渔翁之利。

五．统一的策略选择

（一）不断完善涉台立法

在法治社会中，法对人们的行为起着规范、指引和教育作用。法明确规定人们能够做什么、不能做什么，同时通过对违法行为进行惩戒，为人们提供可预测性的行为模式。立法是我们对台工作的重要内容。涉台立法从立法的角度为规范两岸交往，推进两岸关系提供法律保障。因此，祖国大陆要发展和平稳定的两岸关系，推动两岸在各个领域的交流与合作，实现两岸持续、稳定发展，就必须通过立法来调整两岸交往关系，规范并推动两岸交流与合作，以法律的力量来抵制台湾当局对两岸交往的阻挠。

目前中国已经出台了一系列法律、法规、行政规章等来保障台胞的合法权益，推动两岸交流的深入发展，如《中华人民共和国台湾同胞投资保护法》、《中国公民往来台湾地区管理办法》、《国务院关于鼓励台湾同胞投资的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台湾同胞投资保护法实施细则》等。但是，从总体上说，当前祖国大陆关于调整两岸交往的立法，已经明显滞后于两岸在经济、文化、教育等领域交流与发展的现实需要。目前中国涉台立法尚未系统化，有关处理涉台事务的规定缺乏应有的规范性、系统性、权威性和可操作性，直接影响了它们在实践中能够发挥的作用。

随着中国大陆各地涉台事务的普遍开展，地方性涉台立法的重要性更加突出。地方性涉台立法能够有效弥补当前祖国大陆中央涉台立法的不足，为各地处理涉台事务提供有针对性的、富有实效的依据。而且，地方性涉台立法中的合理内容，也可为我们今后制定全国性的调整两岸交往的综合性法律提供借鉴。

（二）把经济工作与政治工作结合起来

要继续发挥现有的两岸经贸关系对政治关系的正面影响。近年来台湾经济萎缩的原因固然与民间投资及外来直接投资停滞有关，但究其根源，与两岸关系紧张也是紧密相关的。现在的情况是，一方面大陆对台资金、技术的需求相对下降，另一方面台湾对大陆的需求大幅上升。在这样的格局下，台湾当局难以有效阻挡两岸经贸的发展，更不可能切断，两岸经贸关系对两岸政治关系的正面影响更加突出。这个现实，不管将来台湾谁执政，都不能不面对。因此，今后我们应该继续加大对台湾经济工作的力度，使现有的两岸经贸关系对政治关系的正面影响得以继续有效的发挥。要建立两岸统一市场，实现两岸经济一体化。两岸经济上的统一是最终实现政治统一的前提。因为实现经济一体化，可使台湾的经济与大陆的经济形成一个有机的统一体，真正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深度合作、融合关系。同时，要把争取民心的工作寓于经济工作中。一直以来我们的对台经济工作都具有不可否认的政治意义，如国共两党成功举办的两岸经贸论坛，表面上是一个经济层面的工作，但是它带来的是促进两岸关系良性互动、拉近两岸人民心灵距离的政治效应。因此，今后无论是在哪个层面上的经济交流和合作，都应该以能否得到台湾民众认可、能否赢得台湾民众人心为依归。只有这样，经济工作才能真正达到为政治服务的目的，才能为两岸政治最终走向统一提供有利的基础条件和环境氛围。

（三）坚持以人为本，注重民生

台湾问题的解决是需要条件的，最重要的条件是获得民众的支持。而获取民众支持的最佳手段就是以民生为本，更加深入扎实地做好争取台湾民心的工作。台湾人民是发展两岸关系的重要力量，也是遏制“台独”分裂活动的重要力量。只有使台湾广大民众深刻认识到“台独”的危险性，认识到“台独”与他们自身的利益，与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背道而驰，促使广大台湾民众自己站出来反对“台独”，才能取得遏制“台独”的更大效果。

六． 对两岸关系的展望

两岸同胞是血脉相连的命运共同体。包括大陆和台湾在内的中国是两岸同胞的共同家园，两岸同胞有责任把她维护好、建设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要靠两岸同胞共同奋斗，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新局面要靠两岸同胞共同开创，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成果由两岸同胞共同享有。我们要坚持以人为本，把寄希望于台湾人民的方针贯彻到各项对台工作中去，最广泛地团结台湾同胞一道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只要我们共同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一神圣目标而努力，我们一定会迎来灿烂辉煌的新世纪！

第四篇：论台湾问题

论台湾问题

摘要：

台湾问题一词及其相关概念，最早出现于当时寓居美国之中华民国“代总统”李宗仁之《对台湾问题的具体建议》一文，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因袭此一词语，并因强力宣传而通行于中国民间与国际社会迄今。但在台湾内部，此一词语反而从未存在；相关概念或者叫“台海问题”或者“两岸问题”。

关键词：

台湾问题

台湾当局

中国政府

美国政府

国共两党

正文：

一． 台湾问题的由来

二战结束后,根据《开罗宣言》和《波茨坦公告》,台湾同中国的东北和澎湖列岛一起归还中国,无论从法理和事实上都是毫无疑义的,也是国际社会所公认的。为什么这个又成为问题了呢?这就要追溯到二十世纪四十年代国共两党的内战以及以美国为首的外国势力的干涉。抗日战争胜利后，两党本应继续携手，共肩振兴中华大业，但当时的国民党集团倒行逆施发动了全国规模的反人民战争，由于国民党的粗暴行为，遭来全国各族人民的唾弃，中国人民终于推翻了南京的“中华民国”政府。1949年10月1日成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成为中国唯一的合法政府，国民党集团的一部分军政人员退居台湾，他们在当时美国政府的支持下，造成了台湾海峡两岸隔绝的状态。

二． 台湾问题的发展

1949年12月7日，国民党宣布退守台湾，国民党政府迁至台北，海峡两岸从此再度隔绝。1949年12月31日，中共中央明确指出“中国人民解放军和中国人民在1950解放台湾，海南岛，和西藏，完成统一中国的事业”。1950年5月16日，蒋介石发表“告台湾同胞书”提出“一年准备，两年反攻，三年扫荡，五年成功”。1950年5月18日，人民解放军解放舟山群岛。1950年6月25日，朝鲜战争爆发，解放台湾的计划被推迟。1955年5月13日，周恩来总理首次提出：中国人民愿意在可能条件下，争取和平的解放台湾“。1956年，“台独”分子在美国建立组织。1956年7月16日，周恩来在会见原国民党中央通讯社记着曹俊仁时，首次提出第三次国共合作的设想。1958年8月23日，中国人民解放军福建前线部队对金门等岛屿的蒋介石军队实行炮击。1971年10月25日，联大以压倒多数通过2758号提案：回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一切合法权利，将台湾驱逐出联合国。1979年1月1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发表“告台湾同胞书”宣布了和平统一祖国的方针。1979年1月8日，邓小平明确表示，将来台湾实行什么制度，可以根据台湾人民的意志决定。1981年8月26日，邓小平说表示“和平解决不可能，不排除用武力方式解决台湾问题”。1982年1月11日，邓小平首次提出“一个国家，两种制度”的概念。1983年6月26日，邓小平进一步阐述了实现台湾和祖国大陆和平统一的构想。1985年7月4日，台湾当局宣布了转口贸易“不接触，不鼓励，不干涉”的“三原则”。1987年11月，台湾当局有限度开放台湾民众到大陆探亲。

由上可以得出“台独”的出现，其实质是：台湾问题迟迟未解，两岸长期分治，隔阂已深，更兼各种文攻武吓之下，岛内本土意志的复苏与高涨，某些台湾民众的“中国心”日趋淡薄，产生的一种偏安故土的思想，是当地民主思想发展的产物，使得台湾问题解决又增加了难度。

三．台湾问题的现状

(一)外交方面

宣称台湾应广泛参与国际社会，并以寻求国际承认、加入联合国及其他国际组织为奋斗目标。对外不再坚持使用“中华民国”，并以各种不同名称，广泛参与各类官方及非官方国际组织。

（二）政治方面

实行美国式的民主自由政治体制，“排除任何形式的暴力与专制”，建立“以多数人的自由意志、自由决定为基础的法政秩序”，“保障基本人权、国民主权、权力分立与制衡、责任政府、依法行政、司法独立、政党平等与自由”等等。

（三）文化方面

发展“新国民意识”,推动中小学教育教材本土化,重塑台湾民众对台湾历史文化的认知。国民党中国国民党成立于1894年，自1949年迁台后，一直以“执政党”身份掌控台湾政局。在2000年3月的台湾地区最高领导人选举中，因国民党本身分裂导致票源分散，而丧失执政权，沦为在野党。在2000年前，国民党因长期执政而几乎垄断了岛内所有的政治、军事、经济与社会资源，并依凭执政资源在岛内各种大小型选举中获得多数席位。下台后，尤其亲民党从国民党内分裂出去后，国民党的实力迅速下滑。在李登辉主政的12年期间，逐渐偏离一个中国路线，将中国国民党改造为“台湾国民党”，导致党内理念不清、路线争议不断，新党、亲民党相继出走。为凝聚人心，国民党决定重新确立立党理念和路线。

（四）政治定位方面

明确声明国民党是“中华民国的中国国民党，不是外省党，也不是台湾党，更不是台独党”，“本土化”绝不是族群化、省籍化、更不是“去中国化”。

（五）两岸关系方面

全面清除李登辉分裂路线影响，回归“一个中国”路线。强调国民党对于“一个中国”的立场始终如一，依循“国统纲领”，在“一个中国、各自表述”的“九二共识”的基础上，追求两岸和平稳定关系，建立军事互信机制，建构台海和平区，在台湾优先的前提上，逐步迈向民主、自由、均富的统一。两岸搁置政治争议，从事制度竞赛，走向全面政经建设，形朔政治民主、经济自由的现代化国家。积极恢复两岸制度化协商，加强全方位交流，推动城市交流、政党交流、高层互访。推动两岸经贸松绑，促进两岸资金、人员及资讯移动透明化，创造国际企业策略联盟的环境。

（六）在国防外交方面

建构全民参与的现代化“国防”，以精实军队战力，落实“有效吓阻、防卫固守“的战略指导。扩大区域合作，积极参与国际活动及国际组织，巩固、增进与“邦交国”的关系，积极拓展与其它非“邦交国”的实质关系。团结全球华侨，宏扬中华文化，共同建构全球华侨的生命共同体。

四 总结

台湾问题不仅仅是由尚未正式完结的国共内战所导致，台湾问题得以成形，实际上离不开文化间冲突、资本主义与共产主义间的意识形态对立（冷战）、以及美国等列强在亚太地区的利益等原因。台湾问题在形成初期，海峡两岸纠结于“中国的代表权问题”，方有“台湾地位未定论”的法律模糊点；同时，中国国民党作为“台湾新的统治政权”及“旧中国的偏安政权”在台湾长期威权统治、中国共产党担忧被颠覆而长期闭锁中国边境并进行文化改造，从而使两岸差异、隔阂、误解、乃至仇视日益加深。1990年代中华民国不再否认中华人民共和国并放弃武力反攻大陆。某些人士认为至此以后，台湾问题的症结已由“中国的代表权问题”转化为统一与独立之争、专制独裁与自由民主之争、中国化与去中国化（台湾本土化）之争，并且外国势力的介入从未减轻。除了这种为过于强烈的二分法，也有人认为还有第三种中间路线的存在——采用邦联制或联邦制等来解决，欧盟模式是为典型；同时去中国化也不必排斥中华文化；民调也显示，多数台湾民众支持维持现状。

纵观历史可以看到，中国古代的盛世都是出现在大一统时期，而分裂时期就没有太大的成就。因此，海峡两岸，合则两利，分则两伤。事实正是如此，进入80年代以后，由于台湾当局对大陆采取了封闭政策，限制对大陆的贸易，经济发展迟缓，失业加剧，投资减少，GDP的增长率逐渐退居亚洲“四小龙”之末。此外台湾所有问题都被政治化，譬如，台湾当局拒绝北京奥运圣火入台，直接伤害到了中国人民的感情，花巨额资金买美军武器，举行“汉光军演”，使财政赤字雪上加霜。

台湾问题是历史的产物，同时它的解决也需要历史的考验，需要海峡两岸的共同努力，只有通过两岸的努力，中华民族的统一大业的完成定在不远的将来。

参考文献：

毛泽东：《关于台湾问题》，《毛泽东外交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1994年版 邓小平：《一个国家，两种制度》，《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反分裂国家法》

第五篇：论国际法与依法治国

论国际法与依法治国

论国际法与依法治国

09化工—

（二）班 崔涛 0966115229

摘要：中央领导多次强调应加强对国际法的研究和学习、充分运用国际法，但是实践中对国际法在依法治国中作用的认识还是亟待加强；学习和运用国际法是依法治国不可或缺的内容；本文提出了在依法治国中加强国际法研究和运用的几个对策。

关键词： 依法治国 法治 国际法

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是党的十五大确定的基本治国方略，是宪法的明确规定。依法治国，是一项内涵丰富、意义深远的系统工程。本方拟针对现实中存在的问题，论述国际法在依法治国中的地位和作用，并提出建议。

一、对国际法在依法治国中作用的认识亟待加强

中国的法治工作起步较晚，国际法同样走过弯路。[1]但是我国的中央领导高瞻远瞩，对国际法在依法治国中的作用还是有深刻的认识的。

1978年12月9日，邓小平同志在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上明确提出：“要大力加强国际法的研究。”[2]

1997年12月9日，江泽民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听取的中共中央 论国际法与依法治国

国际法衔接，以国情为本”的内容外，其他几本书系统或专门论述依法治国问题，均未明确涉及和阐述。[5]至于报刊杂志中部分领导和其他人在对依法治国的论述中不提或忽视国际法的问题也同样普遍地存在着。

我国的律师资格考试曾是国内最具权威性的国家级专业资格考试之一。长期以来，国际法是律考科目之一，而1997年有关部门竟宣布，取消国际法作为律考科目。这与律考注重实务操作有关，但是，国际法的发展不容得一个国家认为它的法律执业者可以将国际法排除在其法律素养之外，其法律操作水平也将得益于其对国际法的了解和掌握，甚至国际法也有可能成为其实践中予以考虑和处理的必要因素。2000年律师伊始，有关部门宣布：重新将国际法纳入律考科目当中，而且因为司法部《律师资格考试办法》的出台，使其成为法定科目被固定下来，这不失为一项具有远见的决定。最新的司法统一考试继续将国际法作为必考的科目。

一方面，全球化的趋势是日趋明显，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深入的扩大，国际交往的增多，以及国际参与能力和影响力的加强，国际法的作用日益突出，另一方面，我们对国际法在依法治国中作用的认识在许多方面还比较薄弱，亟待加强。

二、国际法是依法治国中不可或缺的内容

首先，学习和运用国际法是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国家的需要。

江泽民总书记在十五大报告中指出，“依法治国，就是广大人民群众在党的领导下，依照宪法和法律规定，通过各种途径和形式管理国家事务，管理经济文化事业，管理社会事务，保证国家各项工作都依法进行，逐步实现社会主义民主的制度化、法律化，使这种制度和法律不因领导人的改变而改变，不因领导人的看法和注意力的改变而改变。”这里的事务、事业和工作既有国内事项，又有对外和涉外事项，依法治国中的“法”既包括国内法，也包括国际法，对此应该有全面的理解。国际法在国内法治生活中有时有直接的作用，比如我国《民法通则》 论国际法与依法治国

列举了中国人谈判的特色，其中 论国际法与依法治国

需求的影响，对大多数本科生来说，从事国际法研究的可能性很小，而且不具有职业的吸引力。[15]一方面，学生攻读国际法的热情不高，另一方面，由于国际法出成果难，实用性差，同时也往往不受重视，国际法教学和科研队伍中的人转攻国际经济法、国际私法或别的学科的人，或者转到其他行业的人也不少。因此，如果任其自生自灭，则有后继乏人之忧。国际法人才缺乏是一个不争的事实。而根据该学科的特点，国家和社会有必要对其加以特殊支持，包括加大投入，提供良好的教学和科研环境。

论国际法与依法治国

[3] 引自《人民日报》，1997年12月1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