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中国不会落入城镇化陷阱
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中国不会落入城镇化陷阱
人民日报2013-06-14
（迈克尔·斯宾塞作者为美国纽约大学经济学教授、2001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本报驻美国记者吴成良采访整理
城镇化对一国的经济发展来说至关重要，因为它是现代经济的根基。挑战在于，如何让城镇化进程在经济发展中发挥作用。与城镇化的推进相并行的，必须有经济增长和就业创造的引擎。
中国城镇化有很大潜力。我预计，中国城镇化将继续扩张，不断吸纳农村劳动力，在基础设施和住房建设方面将有巨大的投资需求。城镇化将为中国提供可持续动力，不仅成为新的经济增长点，而且是中国社会转型和进步的契机。如果在下一个十年中国经济继续高速增长，城镇化将是重要因素。值得注意的是，一些经济体在城镇化中也出现城市贫困、高犯罪率、拥堵、环境污染等问题。中国同样面临这些挑战，但我认为，中国不会落入城镇化的这些陷阱。
城镇化不应被视为一个独立的过程，而应把它作为支持经济结构变革的一种力量。一些经济体经历“坏的城镇化”，是因为人们在没有就业的情况下涌入城区。的确，交通拥堵和城市规划不善也是潜在的问题。要避免这种不良后果，城市须有良好的规划、公开透明的土地使用权交易市场，以及完备的基础设施。
中国领导人强调新型城镇化是以人为核心的城镇化。我认为这是十分正确的。城镇化过程中，应妥善地规划城市空间，注重城市生活质量；应制定规章制度确保城市建筑达到节能要求；公共交通系统等基础设施也要有好的规划和投资。
单纯的城镇化不是经济长期可持续发展的药方，需要有其他结构调整和政策变革的配套。中国“十二五”规划就这些方面的必要改革做出了非常好的部署，这是一份非常全面的路线图。中国新一届政府面临的主要挑战是，实施“十二五”规划业已确定的许多改革议程，促进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如果规划得到有效执行，中国完全能够在经济转型升级和城镇化探索中取得成功。
中国已处在“中等收入转型”阶段，中国经济正在转向由国内消费、更高效投资和更高附加值出口拉动的增长模式。在出口需求低迷的情况下，中国未来的经济增长将主要来自国内需求增长。因此，就长期经济增长战略而言，中国更加倚重生产效率和增加值的提升。而这要求国内市场竞争、合理的监管政策、人力资本和基础设施投资，以及创新的支撑。总之，我认为，竞争、市场化和创新是中国实现经济转型升级的关键词。
第二篇：落入陷阱1000美元如何拍卖成2050美元美文
某个酒会上，塔克先生从口袋里掏出1000美元，向所有来宾宣布：他要将这1000美元拍卖给出价最高的朋友，大家相互竞价，以50美元为单位，到没有人再加价为止。出价最高的人只要付给塔克先生他所开的价码即可获得这1000美元，出价第二高的人虽无法获得一分钱，但仍需将他所开的价码要如数付给塔克先生。
这个别开生面的“以钱买钱”的拍卖会吸引了众来宾的兴趣。开始时，“100美元”、“150美元”、“200美元”的竞价声此起彼落，到价码抬高到“500美元”时，竞拍步调缓和下来，只剩下三四个人在竞价。最后只剩下詹姆斯和维斯特在那里相持不下。
当詹姆斯喊出950美元时，塔克先生弹一弹他手上的1000美元，微笑地看着维斯特，维斯特不假思索地给出1050美元。这时会场里出现了一阵小小的骚动。塔克先生转而得意地看着詹姆斯，等待他加价或者退出，詹姆斯咬一咬牙说：“2050美元！”人群里出现了更大的骚动，维斯特摆一摆手，喝口鸡尾酒，表示退出这个疯狂的拍卖会。
结果，詹姆斯付出2050美元，买到那张1000美元的钞票，而维斯特则白白付出了1050美元。两人各损失的1050美元都进了塔克先生的荷包。
这个游戏是耶鲁大学经济学家苏比克发明的，想拍卖钱的人屡试不爽地从拍卖会上赚到钱。它是一个具体而微妙的人生陷阱，参与竞价的维斯特和詹姆斯在这个陷阱里越陷越深，最后都付出了惨痛的代价。
自古以来，人类为捕杀动物所设的陷阱，通常有下列3个特征：
1。有一个明显的诱饵。
2。通往诱饵之路是单向的，可进不可出。
3。越想挣脱，就陷得越深。
人生旅途上的陷阱多少也与此类似。社会心理学家泰格曾对参加美元拍卖游戏的人加以分析，结果发现掉入“陷阱”的人通常受到两个动机的控制：一是经济上的，二是人际关系上的。
经济动机包括渴望赢得那1000美元、想赢回损失、想避免更多的损失；人际动机包括渴望挽回面子、证明自己是最好的玩家及处罚对手等。1000美元则是一个明显的诱饵。开始时，大家都想以廉价而容易的方式赢得它，希望自己所出的价码是最后的价码，大家都这么想，于是不断地相互竞价。当进行一段时间后，也就是出价相当高时，相持不下的两人都发现自己掉进了陷阱，但已不能全身而退，他们都已投资了相当多，只有再增加投资以期挣脱困境。当出价等于奖金时，竞争者开始感到焦虑不安，发现自己的“愚蠢”，但又身不由己。当出价高过奖金时，不管自己再怎么努力都是损失者，不过，为了挽回面子或处罚对方，他不惜“牺牲”自己的利益再抬高价码，好让“对手损失得更惨重”。
人生到处都有陷阱，在日常生活中，大至商场上的竞争，小至等候公交车，都有陷阱在等待着你。
譬如公交车平常是15分钟一班，当等待的时间超过10分钟后，我们会开始烦躁不安，但通常还会继续等下去，等到超过15分钟公交车还不来时，我们除了咒骂外，也开始感到“后悔”——应该在15分钟前就走路或坐计程车的。但我们还会继续等下去，因为已经投资了那么多的时间，不甘心现在改坐计程车，结果就越陷越深，直到公交车姗姗来迟，你的心理困境才消除。
人生有很多目标，并不像公交车那样必定会来临，而且投资的也不是你个人的时间而已。为避免落入这类陷阱，心理学家鲁宾的建议是：
1。确立你投入的极限及预先的约定。譬如投资多少钱或多少时间。
2。极限一经确立，就要坚持到底。譬如邀约异性，自我约定1次拒绝就放弃，不可改为5次里面有3次拒绝才放弃。
3。自己打定主意，不必看别人。事实证明，两个陌生人在一起等公交车，脱身的机会就大为减少，因为别人也在等。
4。提醒自己继续投入的代价。
5。保持警惕。
这些方法大家也许都知道，但知易行难，一旦掉进人生的陷阱，抽身的确不太容易，我们要有更为果断坚决的思考。
第三篇：谨防乡镇机构改革落入“循环改革”陷阱
本报告对当前流行的一些观点提出了不同的看法。其基本思路是：城乡分治体制是当前农村问题的总根源，农民负担、县乡财政困难、乡镇机构功能不健全等等问题，都是由它导致的。作为农村综合改革的核心，乡镇改革势在必行，但关键在于乡镇机构功能重建，即（间接地）为城市服务转变到全面为“三农”服务，为占人口多数的８亿元农民服务。这应成为改革的总目标。一味地单纯撤并乡镇和精简人员，并以为这样就可以防止农民负担反弹和缓解县乡财政困难，是一个误解。缓解县乡财政困难，防止农民负担反弹，要靠城乡分治体制的全面突破，光有财政加大投入是不够的；要靠整个政府职能的转换，光是乡镇改革而竖立其上的政府职能不转换，难有实质性的进展；简单地寄希望于撤并乡镇和裁减人员有可能与我们的改革目标相悖，使乡镇改革落入“循环改革”的陷阱。
所谓“循环改革”，形象地说就是驴推磨式的改革，今天的改革成果成为明天的改革对象。形式主义的改革是名改实不改，不动真格儿，仅仅是应付或打打改革的旗号；而循环改革则不同，是动真格的改革，既打雷又下雨，但水过地皮湿，要不了多久，又恢复了原状。要说危害，后者更甚，因为需要实实在在的改革成本，而且往往是巨大的。我国的机构改革可谓是一个典型例证，每一次都是轰轰烈烈，撤机构，裁人员，耗费不少人才物力。改革似乎没有尽头，循环往复。这是为什么呢？究其原因，可谓复杂，但至少有一点端倪，那就是改革的目标不明确，时常把改革本身当成了目标，或目标有误。眼下乡镇机构改革又掀起了一场风暴，正在全国蔓延开来。结果将如何？以历史经验观察之，弄不好，“涛声依旧”。
乡镇机构改革自上世纪九十年代就开始了，从统计数据来看，成效是有的。社科院的张晓山所长曾公布了如下数据：截至２００４年９月３０日，我国的乡镇数为３７１６６个，比１９９５年减少９９７０个。据民政部计算，撤并乡镇共精简机构１７２８０个，裁减财政供养人员８．６４万人，减轻财政负担８．６４亿元。但从实际效果来看，并无实质性进展。不然，２００５年就不必再次强调乡镇机构改革了。但这新一轮的乡镇机构改革到底应该如何改？其目标是什么？从一些正在试点的情况和流行的观点来看，未必十分清楚。要回答这个问题，我认为至少要厘清以下关系才有可能。一是农民负担与乡镇机构的关系。农民负担重是不是主要因为乡镇机构臃肿，“生之者寡，食之者众”所致？二是乡镇财政困难与乡镇机构的关系。乡镇财政困难是不是主要通过撤并乡镇，裁减财政供养人员就能解决？三是小城镇建设与乡镇机构布局的关系。是不是在现有的乡镇机构布局下就无法推进小城镇建设？或者说，只有通过撤并乡镇才能加快小城镇建设？如果以上关系不能从理论上做出清晰的阐释，只是从一些表面现象来下结论，乡镇机构改革恐怕避免不了以往的命运，甚至可能带来难以预料的负面效应。
城乡分治体制是当前农村问题的总根源
从经济、社会系统的自然演进来看，作为基层组织，乡镇改革已经是时候了。因为无论从发展的视角来观察，还是以改革的眼光来分析，乡镇这个基层组织已经表现出明显的诸多不适应。原有的乡镇组织虽然与其之上的各级政府具有类似的构架，有行政，也有人大和政协，但其功能被城乡分治的二元体制框定在间接为城市服务的位置上。在城乡分治的体制下，乡镇以上的各级政府及其财政事实上是围绕城市来运转的，谈发展、讲改革、定政策有意无意地几乎都是以城市为出发点和落脚点。细细考量我国发展和改革的历程，这个结论是不难得出的。尽管有时候也十分重视农村问题，但也都是从不影响城市的粮食供应，不妨碍城市的工业和不危害城市的治安而言的。与这个大背景相适应，乡镇这个基层政权尽管身在乡村，但其使命是为城市服务，而不是为乡村居民服务。乡镇的任务就是把八亿农民稳定在农村有限的土地上，同时从农村、农业和农民身上尽可能地汲取资源，以支撑在城市展开的国家工业化运动。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本届政府才有所改变。
在小农经济为主，生产力十分落后的状况下，要快速推进工业化，迅速增强国家实力，从“三农”大量汲取资源来支持城市及其工业，也许是不得已而为之的选择。就此而言，我国的城乡分治体制有一定的历史合理性，进而把乡镇的功能定位在为城市服务上也就不足为奇了。问题是我国的发展长期来形成的路径依赖使城乡分治体制难以松动，并反过来固化了经济的和社会的二元结构。经济的二元结构，使国民经济的循环在城乡之间中断，城乡发展失调，成为经济增长难以持续的主要原因。社会的二元结构，使社会成员渐渐形成了两个不平等的群体，成为社会不和谐的主要根源。正是面对城乡分治体制所引致的公共风险，本届政府才提出了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和构建和谐社会的理念。也正是基于这种认识，中共中央在“十一五”规划建议中提出了“工业反哺农业”和“城市支持农村”的基本方针，这标志着我国的城乡关系已经进入到一个崭新的阶段。
乡镇改革要以乡镇功能重构为目标
从城乡关系的这种历史性变化中，我们不难看出乡镇政府的功能定位及其改革的目标正日益清晰地凸现出来。在新的历史时期，乡镇政府的功能应当是为农村居民提供各类公共服务和公共设施，这包括农村经济发展过程中的产前、产中、产后的信息、技术、法律、政策等方面的服务，社会发展过程中的卫生保健、基础教育、社会保障、社会治安等方面的服务，以及生产、生活的公共设施。很自然，乡镇改革的目标就是调整乡镇政府长期来（间接）为城市服务的功能定位，实现乡镇政府的功能归位，转变到真正为农村居民提供各类公共服务和公共设施上来。如果我们从这个视角来分析，上面提出的问题就会迎刃而解。
既然乡镇功能定位是为农村居民服务，现在大行其道的撤并乡镇和裁减人员的改革就要重新考虑。其实，对于这样的改革是否具有正当性，并不需要太多的实证分析，只需从逻辑上做一个十分简单的推理就可以得知。如果认为撤并乡镇和裁减人员就是乡镇改革的目标，那就无须多言，其改革是正当的，合理的；如果反之，撤并乡镇和裁减人员仅仅是实现乡镇改革目标的手段，那么，这样的改革就要与目标联系起来才能判断其是否具有正当性。我还没有充分的证据可以证明不需要撤并乡镇和裁减人员，同样，我也无法得出大量地撤并乡镇是否与乡镇改革的目标相一致。有的地方定下指标，全省４７０余个乡镇要减少到２００余个，也就是说要撤并的乡镇达到５７％；同时裁员１４万人乡镇干部，认为乡镇干部超编达到８６％。我不知道这样的定量指标是如何计算出来的，在这里不敢妄加猜测。从乡镇改革的方法论来看，如果这些指标不是以为农村居民提供公共服务为归依，或者说不是以乡镇政府在新时期的功能定位为判断标准，而是以诸如过去规定的乡镇编制、财政负担能力、农民负担等为依据，则恐怕这样大规模的撤并乡镇与裁员只具有某种政绩的象征意义，而无助于“真问题”（乡镇功能重建）的实际解决，与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方向背道而驰。赵树凯研究员通过对１０省区的调查表明，撤并乡镇大多停留于形式上，既没有真正减轻财政负担，也没有实现乡镇机构的功能重建。如果功能机制不变，现在“瘦”下去的乡镇机构要不了多久就会重新“胖”起来。１９９８年那场轰轰烈烈的政府机构改革应当能给我们一些启示。
农民负担重是乡镇机构庞大造成的吗？
若是从长期形成的城乡分治体制下的思维习惯来分析，其答案是不言自明的。城乡分治下的思维是：农民的事情农民办。如农村基础设施、基础教育、卫生保健、五保户等都是农民自己的事情，应通过农民自己集资、投劳来解决。至于交纳的“皇粮国税”，则完全是尽义务。即使国家财政出于某种考虑给一些资金用来扶贫、修建农村水利设施、保持水土等，那也是“支援”而已，国家预算科目上至今仍保留着称之为“支援农业支出”的项目。这“支援”二字就蕴含了不是国家财政份内之事的前提性设定这只能说明，农民、农业和农村长期不在国家财政的视野之内，要不然，金人庆部长也就用不着说“让公共财政的阳光逐步照射到农村”。长期来，城乡分治思维在财政上打上了深深的烙印，并固化为一种制度安排。在这种城乡分治的体制背景下，对待“三农”是“多取少予”，甚至是“只取不予”。这不只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如此，在改革开放的２０多年中也是一样。据
那么是乡镇政府的“三乱”造成沉重的农民负担吗？这里不排除了有害群之马利用手中的权力来中饱私囊，但我们能否反思一下，乡镇政府为什么会有这样的行为呢？能否说是整个国家的乡镇一级政府成为农民负担沉重的根源？如果说是，那也离不开城乡分治的这种体制安排。正是在这种体制下，乡镇政府变异成为为城市及其工业汲取资源的一个管道。农民负担沉重是城乡分治这种体制假手乡镇一级政府来无限地来掠夺农村、农业和农民所造成的结果。因此，要巩固农村税费改革的成果，要防止已经减轻了的农民负担再次反弹，以为通过撤并乡镇、裁员就可以断绝其根源，那是大错特错了。只要城乡分治的体制没有彻底改变，二元财政制度依然如故，农民负担反弹就只是一个时间的问题。就事论事地以为，只要精简乡镇机构，农民负担就可不再反弹的想法是只看到了现象，而忽略更深层次的原因。
农村税费改革之后，乡镇政府的出路就是被撤并或变为派出机构吗？
如果与为农村居民提供公共服务的目标相一致，那么，适当地撤并乡镇没有什么不妥，手段是为目标服务的。但如果以乡镇财政的负担能力为理由而大规模地撤并乡镇，甚至改为县里的派出机构，那就犯了本末倒置的错误。农村税费改革取消了农业税、农业特产税以及“三提五统”等各种各样的收费和摊派，农民负担大大减轻了。不少人在为之叫好的同时，却担忧乡镇财政的财源也断绝了，尽管有上级政府的转移支付，但要再担负起原有的乡镇机构和人员，已经力不从心了。这是一个现实的问题。也正是这个现实的问题成为不少地方撤并乡镇的重要理由，也成为学者们把它变为派出机构的一个实际依据。这貌似有理，实际上仍是城乡分治下的思维逻辑，无形之中仍在肯定乡镇政府的运转及其职能的履行靠农民的税费来支撑是合理的和正当的，农民的事情还要靠农民自己来办。进一步延伸一下，也就是，乡镇政府应当在财政上有自己的财源，应该自求平衡，自我保障，最好对上级还有点贡献；如果平衡不了，那就得缩减开支，精简机构和人员，甚至于撤销，至于是否会影响到为农村居民提供公共服务，则全然不顾了。不难看出，这是以财政为目标的改革。当乡镇一级财政成为“三农”这个木桶中最短的一块木板时，首先想到是，把“三农”这个木桶中的其他木板锯短，而不是想办法去把这块“短板”补长，以满足解决“三农”问题过程中的公共需要，以最大限度地为农村居民提供公共服务。
从省以下各级政府财政之间的关系来看，上级政府对乡镇财政的困难至少有两种选择：一是调整省以下体制和加大转移支付的力度，使基层公共财政的这块“短板”加长；二是通过改革的办法来压缩县乡的财政开支。特别是乡镇一级，由于在农民负担问题上背了黑锅，冠冕堂皇地大肆精简也就成为压缩开支的主要措施。站在省市政府的角度看，应该是与自身目标最为吻合的一种选择，既在改革上出了政绩，又减轻了省市财政转移支付的压力。如果说，省市财政很热衷于对县乡财政加大转移支付的力度，以解决它们的困难，那县乡财政困难也不至于到今天这种境地，也不至于要靠中央的行政指令和中央财政的激励。显然，各级政府都有自己的利益，也都有自己的“小九九”。以此角度来看，一些省份以大跃进的方式大搞撤并乡镇和人员精简，也就不难理解了。这至少增加了观察当前乡镇改革的一个视角。城乡分治体制能一直持续到现在，大概也脱离不了这种利益关系的不平等博弈。省市财政属于城市财政；县级财政一条腿站在城镇，另一条腿站在农村，但整个身子是面向城市的；乡镇财政两条腿都是站在农村，但肩负的使命也是为城市服务的。可想而知，其博弈的结果总是会以“三农”受损而收场。尽管中央政府在从中予以调控，比如现在采取了许多强有力的措施来加大对“三农”的投入，但在城乡分治体制被彻底打破以前也难以根本扭转。在新的制度安排建立并得以巩固以前，“三农”形势好转之后，当前的“重中之重”难保不会再次变为“轻中之轻”。这方面我们有深刻的历史教训。
为８亿人提供公共服务，乡镇一级的机构和人员当真是太庞大了吗？
我国有近６０％的人口在农村，提供公共服务的主体自然落在乡镇政府身上。要现实城乡协调发展，要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各级政府的作用自然是离不开的，但最终都要靠基层政府来贯彻和落实。上面千条线，下面一根针。乡镇政府的作用在新时期不是要削弱，而是要加强。面对新时期的新任务、新使命，面对８亿农民，乡镇政府是不是过于庞大了呢？财政供养人员是不是太多了呢？原有的“七站八所”是不是多余了呢？这恐怕都需要重新思考。
我不否认现有的乡镇机构确有“人浮于事”的情况，有的地方还很严重。这有一个人员结构问题，也有一个管理机制问题，暂且不论。但从总体来看，这样的判断说明不了任何问题。因为“人浮”与否，是相对于“事”而言的，在没有弄清楚这个“事”是否到位以前，轻易地下结论，说乡镇一级的财政供养人员太多是否过于轻率了？一位基层干部的话比我们讲得更明了：“有多少事，才能养多少人。一个机构如果没有职能，养一个人都嫌多；如果要搬一座山，１０００个人也不够。”在农村税费改革之前，乡镇政府的“事”（或者说职能）主要不是服务，而是汲取资源和完成上级政府交办的各项要求达标的任务，用老百姓的话说就是“催粮要款，刮宫流产，其他啥也不管”。若是相对于这样的职能定位，在农村税费改革完成之后，乡镇机构的“事”确实大大减少了。以此为基准来判断，认为乡镇机构“人浮于事”是成立的。但问题是如果承认这种逻辑，也就意味着对乡镇政府职能的原有定位是肯定的。依次往下推理，乡镇机构改革就不存在功能重建的内容而只剩下精简机构和人员的任务了，甚至可以一撤了之。喊出“农民减负在于减官”这样口号的人，自然是基于这样的逻辑。也有的拿出数据来说明，认为省以下财政供养的人员在县乡占了７０％，而相应的财力只占４２％，不减人就没有出路。看似有理，实际上混淆了一个概念，即行政官员和财政供养人员的区别。后者在县乡一级，包括了超过半数的中小学教师。农村人口多，上学的孩子多，中小学教师也就多，由此造成的财政供养人员的比重高是很正常的。但为什么总是以“人浮于事”这样似是而非的理由来对待乡镇机构改革呢？如果不以占人口多数的农村居民提供公共服务为目标，哪怕是精减到只剩下一个人，那也是冗员。是不是乡镇提供公共服务的效率将会出奇的高，因而只要少量人就可以满足８亿人口的公共服务呢？未来也许是，但至少在不发达的农村现阶段还做不到，即使是搞市场经济了，农村还离不开基层政府这个主体。农村市场经济秩序的维护、利益矛盾和纠纷的处理、公共资源的管理、各种公共疫情的防范、农村教育和培训的组织、农村文化的建设、公共信息的发布等等，都要靠乡镇机构去具体组织和实施。若真正以人为本，乡镇机构现在不是无事可做，而应当是做不过来。
由此可见，从总体看，现在的主要矛盾不在于人浮于事，而是乡镇机构职能转换不到位。而职能转换不到位的责任也不在乡镇本身，而是其上的决策者从减少财政供养人员角度考虑多，从为“三农”服务角度考虑少；从上级政府角度考虑多，从下级政府的角度考虑少；从短期考虑多，从长期考虑少。因此，问题的关键是如何进一步明确乡镇改革的目标，弄清楚到底是为谁改革，为什么而改革。
推进小城镇建设是撤并乡镇的理由吗？
在不少主张撤并乡镇的文章中，还有一个重要的理由，那就是有助于小城镇建设。言下之意，不搞撤并乡镇，小城镇建设就难以推进。我觉得这是把两个不同层次东西弄混淆了。农村行政区划的设置是政权组织问题，属于政治学的范畴；而小城镇是生产力的组织问题，属于经济学的范畴，两者虽有联系，但很难直接扯到一起。在一定区域内，设多少个乡镇政府，不是随意的，有多方面的政治约束条件，如民族关系、历史传统、边疆安全、社会意愿、管理便利等等，只抓一点，不顾其余，会引致政治领域的公共风险。而小城镇的形成更多地与经济发展、自然地理条件和交通状况相关，中心城镇既可以是乡镇政府的所在地，也可以只是一个具有经济功能的产业集聚地。小城镇的建设有自身的约束条件和演进路径，政府顺势而为，规划得好，组织得好，确实可以推进小城镇的发展。但不是靠主观想象，依靠行政手段就可以加快的。撤并乡镇可以推进小城镇建设的这种想法，其背后暗含有行政推进的意思。以为乡镇变大了，就可以集中人才物力办大事，就可以“造”小城镇，这显然是计划经济体制下的思维方式，其后果是不言而喻的。
至此可以做一个小结了。上面的论述，主要是想阐释乡镇机构改革的方法论问题，至于细节问题还有待于依据这个方法论去进一步研究。乡镇改革是当前农村综合改革的重要内容，事关农村社会的稳定与长远发展，也是关系到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能否切实推进的大事。以上所说，并非反对撤乡并镇，精简人员，而是反对“为撤而撤，为减而减”。当我们在进行改革的时候一定要有十分明确的目标，注意改革的方法论，尤其不能把手段当成目标，更不能头痛医头，脚痛医脚，找错了病因，开错了药方。无论怎样改革，或改什么，始终都要以一定时期恰当的目标来衡量和判断。否则，就会贻误农村改革。我认为，这次乡镇改革的目标是：转换乡镇政府功能，使之从（间接地）为城市服务转变为“三农”服务，为占人口多数的农村居民服务。不论各地的差异和差距有多大，这个目标应当是一致的。缓解县乡财政困难，防止农民负担反弹，要靠城乡分治体制的全面突破，光有财政加大投入是不够的；要靠整个政府职能的转换，光是乡镇改而竖立其上的政府职能不转换，难有实质性的进展；简单地寄希望于撤并乡镇和裁减人员有可能与我们的改革目标相悖，使乡镇改革落入“循环改革”的陷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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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篇：中美如何避免落入修昔底德陷阱（xiexiebang推荐）
古希腊的历史学家修昔底德撰写了《伯罗奔尼撒战争史》这本历史名著。书中记述了公元前431年开始的正在崛起的雅典和当时的守成大国斯巴达之间长达十年的战争。这场战争最终导致了这两个国家的灭亡。
哈佛大学教授格林汉姆?阿里森于2012年撰文指出，如果中国和美国不能做得比古希腊人或20世纪初的欧洲人更好，那么，21世纪的历史学家也将用“修昔底德陷阱”来描述中美之间的冲突与灾难。
哈佛大学教授约瑟夫?奈后来撰文引用了阿里森关于修昔底德陷阱的说法，于是一时间国际上关于中美两国是否会落入修昔底德陷阱议论纷纷。
中美两国作为全球两个最大的经济体，是否会爆发战争的问题，不仅关系到中美两国，而且关系到21世纪人类的前途和命运。
2013年6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赴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安纳伯格庄园会见奥巴马总统，双方达成了构建不冲突、不对抗、相互尊重、合作共赢的新型大国关系的共识。不冲突不对抗本质上是什么意思？就是不落入修昔底德陷阱，不重蹈昔日新兴大国与守成大国发生战争的老路。习近平主席和奥巴马总统后来在不同场合的讲话中也一再重申，决不落入修昔底德陷阱。中美两国最高领导人所表达的上述立场，绝不是一时心血来潮，而是基于我们时代的主题、两国交往的历史和中美关系大发展的实践。
2016年3月21日，基辛格博士在中国发展论坛上讲话，认为美中两国不会落入修昔底德陷阱，因为当时的国际环境和今天很不一样。基辛格博士这个观点是站得住脚的。今天的时代与2000多年前的时代很不一样，就是与20世纪很长的时期内也不一样。20世纪是人类历史上血与火的世纪，经历了两次世界大战、十月革命、中国革命以及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所爆发的争取民族独立和解放的斗争。当时时代的主题是战争与革命。然而，时代主题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随着世界的进步而变化的。从20世纪下半叶开始，在全人类的共同努力下，时代主题逐渐从战争与革命转变为和平与发展。
时代主题的变化是国际关系中最大的变化。时代主题既集中地反映了一个时期世界所面临的主要矛盾，又指出了解决主要矛盾的路径。在战争与革命的时代，战争能解决问题。20世纪上半叶，日本军国主义大举入侵中国，他们是劝不出去的，只能通过战争把他们打出去。中国几千年的帝王专制统治通过改良能解决吗？不行。各种改良的尝试均以失败告终。最后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进行革命取得了胜利。
当世界进入以和平与发展为主题的时代时，战争解决不了问题，和平与发展能解决问题。这是国际关系的一大进步，这就意味着霸权主义、强权政治、丛林法则越来越行不通，而和平与发展则是人类在21世纪走向光明未来的必由之路。
进入新世纪以来，美国等西方国家发动了三场战争：阿富汗、伊拉克、利比亚。交战双方力量对比悬殊，美国等西方国家掌握着绝对优势，而交战的另一方则处于绝对的劣势。这三场战争不仅什么问题都没有解决，而且还给美国等西方国家带来了无穷无尽的麻烦。欧洲所面临的难民危机、恐怖袭击，从本质上看，都与美国发动的三场战争有关。
美国在时代主题发生变化的情况下，坚持通过战争解决问题，撞了南墙，也给中东和北非人民带来了一场浩劫。与之形成鲜明对照的是中国。1978年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作出了一个战略性的决策：摒弃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错误理论和实践，决定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实行改革开放。中国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引导中国取得了历史性的巨大进步。
38年来，中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1978年中国的gdp仅为1481亿美元，2015年突破了10万亿美元。和平、发展能解决问题，中国的成就就是最有说服力的例证。
中美关系的历史也证明中美必须走合作共赢的道路。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中美两国是盟国，我们共同抗击了日本军国主义的侵略并取得了胜利。但是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美国政府对中国采取了封锁、禁运、敌对的政策。双方在朝鲜战场上兵戎相见，都付出了沉重的代价；中美两国还在越南战场上进行了激烈的较量，代价也是沉重的，最后美国从越南撤走了。但是1971年7月尼克松总统派了他的国家安全助理基辛格博士访华，1972年2月尼克松总统对中国进行了历史性的访问。
1971年以来，45年过去了，中美关系取得了长足的进展。1971年中美贸易额仅为500万美元，2015年双方贸易额上升到了5600亿美元，中国成为美国的最大贸易伙伴。过去45年中美关系大发展的历史告诉我们，中美两国合则两利，斗则俱伤。
2012年5月，国际上的著名智库―美国、欧洲和亚洲的三边委员会全体会议在德国柏林举行。我应邀出席了这次会议，并在会议上介绍了中国所奉行的和平发展战略。哈佛大学教授格林汉姆?阿里森教授也在现场听了我的讲话。随后，他发言说：“如果吴大使所介绍的和平发展战略是中国主流社会的主张的话，那是让人放心的。中国奉行和平发展战略对中国、对世界都是好消息。”我告诉阿里森教授：“中国奉行的和平发展战略是中国政府从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的根本利益出发所制定的战略。30多年以来的实践证明这个战略是成功的，中国决不会放弃这个战略。”习近平同志就任总书记以来在不同的场合重申了中国将始终不渝走和平发展道路。
为什么在世界上也好，在中国也好，不断有人声称中美必将走向对抗，两国定会落入修昔底德陷阱呢？造成这种现象有两个根本的原因。
一是零和博弈的思维在世界上统治了几千年，形成了强大的惯性。正如习近平主席指出的有些人“身体已进入了21世纪，而脑袋还停留在过去。”
第二个原因是利益驱使。世界上总有那么一些人唯恐天下不乱，他们能从对抗、冲突、战争中发大财。
当然，事情总有两面，尽管中美双方都一再向世界重申双方不会落入修昔底德陷阱，但是与此同时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这个危险是存在的。看到这个危险会促使我们要加倍努力地来处理好中美关系。处理好中美关系必须抓住两个关键：发展共同利益和妥善处理分歧。中美有哪些共同利益呢？至少在三大领域存在着广泛的共同利益。
首先是应对人类面临的共同挑战。今天人类面临的共同挑战太多了，诸如气候变化、恐怖主义、跨国犯罪、流行性疾病、自然灾害、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扩散等，没有一个国家能够独善其身，人类只有携起手来才能生存下去。
2014年11月中美两国元首发表了第一个应对气候变化的联合声明；2015年9月习近平主席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期间奥巴马总统和习近平主席就如何应对气候变化发表了第二个联合声明；2016年3月31日，双方发表了第三个应对气候变化的联合声明，双方同意4月22日共同签署《巴黎协议》。三个联合声明对人类应对气候变化这个领域的贡献是巨大的。中美联合起来应对人类面临的共同挑战正在成为一个中美之间越来越重要的合作领域。
第二，中美之间的双边合作，诸如经贸、科技、教育、人文领域仍然存在着巨大的合作空间。中美两国正在加速谈判中美投资协定，一旦达成，将会把中美经贸合作提升到一个新的阶段。
第三，中美两国在军事安全领域也存在着巨大的合作空间。毋庸讳言，军事安全领域十分敏感，双方都在防范对方，这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问题的另一个方面是，即使在这个领域里，双方也存在着众多的利益汇合点。中国作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全球最大的贸易国家，我们需要航行自由、飞越自由，我们需要保证国际海上通道的安全。中美完全可以在这个领域开展合作。双方在亚丁湾反海盗合作开创了一个良好的先例，今后完全可以扩展到其他地区。
发展中美之间的共同利益是推动中美关系的重要抓手。中美关系犹如逆水行舟，不进则退。因为两国之间存在着众多的分歧，特别是中国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后，中国作为新兴大国，美国作为守成大国，二者的矛盾、摩擦在增加。合作不发展，分歧就会把双边关系往后拉，这是中美双方需要高度警惕的。
妥善处理好中美之间的分歧和摩擦也变得越来越重要。如何才能妥善处理分歧和摩擦？
首先双方必须认识到中美之间有分歧、有摩擦是必然的。因为中美双方有着不同的政治社会制度、不同的历史文化，又处在不同的发展阶段。今天一个是守成大国，一个是新兴大国。双方的分歧和摩擦是一定会有的。我想不仅现在有分歧，过一百年双方还会有不少分歧。
第二，对中美之间的分歧要有一个客观的、清醒的估量。有的分歧是今天能解决的，有的分歧是明天或者后天才能解决的。今天就解决今天的分歧，而没必要把明天或者后天才能解决的分歧勉强拿到今天来解决，那样是徒劳的。
第三，分歧只能通过对话来解决，而不能搞对抗。对抗解决不了问题。
第四，对分歧要辩证地看。有的时候分歧处理得好，会变成双方合作的新亮点。2015年中美关于网络安全的分歧就是一个很好的例证。在2015年习近平主席9月访美之前，双方就网络安全问题吵的不可开交，但是2015年9月9日至12日，中央政治局委员、政法委书记、国务委员孟建柱作为习近平主席的特使访问了美国，与美方达成了一系列共识，严重的分歧转变为合作的亮点。这就是习近平主席所称谓的建设性处理两国分歧的范例。
为什么分歧能够成为合作的亮点？因为即便在双方存在严重分歧的领域，也同时存在着共同利益。双方如果把注意力都集中在分歧上，那会越吵越厉害，不仅解决不了分歧，而且会使关系越来越紧张。然而，换一个思路，既看到分歧，又看到共同利益，把注意力转移到双方的利益汇合点上，情况就不一样了。
综上所述，有很多根本性的因素决定中美不会落入修昔底德陷阱，但另一方面也必须看到危险的存在。我们必须充分调动各种积极因素就一定能够使中美关系不仅不会落入修昔底德陷阱，而且会在各个领域迎来新的大发展。那样，毫无疑问，不仅会是中美两国的幸事，而且会是21世纪世界和平、发展、稳定、繁荣的福音。
第五篇：中国城镇化研讨会·2013
主持人 涂俊：
尊敬的各位来宾、各位专家，各位媒体朋友们，大家早上好，非常感谢大家光临城镇化与投资研讨会及2013年《投资蓝皮书》发布会。今天的研讨会及发布会由中国建投投资研究院与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联合举办。参加活动的有来自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以及中国建投投资研究院的领导和专家，来自建投投资、中投信托、国泰基金、宏远证券、中投租赁、建银控股、中投科技、中国投资咨询公司、建银咨询、建银饭店等中国建投等成员企业的专业人士以及诸位在京的重要媒体。
首先请我介绍一下到会的领导、专家及媒体朋友们。中国建投投资有限责任公司原董事长《投资蓝皮书》主编杨庆蔚先生，国家发改委规划司副司长袁喜禄先生，发改委投资研究所所长张长春先生，发改委城市和小城镇改革发展中心研究院、原中心副主任袁崇法先生，中国建银投资有限责任公司副总裁、中国建投投资研究院执行院长刘志红先生，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社长谢寿光先生，中国社会科学院城市发展与环境研究所副所长魏后凯先生，中国建投投资研究院高级研究员、《投资蓝皮书》副主编张志前先生，发改委城市和小城镇改革发展中心、发展改革试点处处长王浚丰博士，社科文献出版社经管中心副主任许秀江先生，建投嘉峪（音）北京总经理董建强先生，中国建投投资研究院秘书长王俊娜女士，社科文献出版社王婧怡女士。
我们还有幸邀请到了在京的重要媒体，包括中央电视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华社、人民网、中国日报、光明日报、经济参考报、经济观察报、中国证券报、中国经济时报、经济日报、证券时报、新浪网、中国网、搜狐网、第一财经日报、每日经济新闻、新京报、法制日报、京华时报、南方都市报、新财经、日本经济新闻社等等，欢迎各位专家和媒体朋友的光临，今天的活动主要分为两个环节，第一个环节是围绕城镇化与投资这个主题进行研讨。第二个环节是新书2013年《投资蓝皮书》的发布。首先让我们进入第一个环节，有请中国建银投资有限责任公司副总裁、中国建投投资研究院执行院长刘志红先生致辞。
刘志红：
尊敬的各位领导、各位来宾，女士们、先生们大家早上好。首先对出席城镇化与投资研讨会2013年《投资蓝皮书》发布会的各位领导、各位来宾和新闻界的朋友表示最诚挚的欢迎。城镇化是经济发展的重要主题。当前被市场密切关注和热烈讨论，我们认为这不仅是因为城镇化被看作是扩大内需、推动中/ 22
国未来经济增长的动力，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在中国城镇化向来就是一个充满争论、值得探究的话题。中国建投一直高度关注我国城镇化的发展进程，对城镇化有一些自己的思考和看法。
第一，就我们的观察，我国的城镇化发展已处在一个新的十字路口。按照常住人口比例，2012年我国的城镇化率达到了52.57%，比2011年提高了1.3个百分点。这个数据包含了两个重要信息：一是我国已进入以城市社会为主体的时期，今后将面临新的社会经济问题；二是城镇化增速放缓，过去快速推进状况将有所改变，这一侧面说明，我国的城镇化也在经历重要的转型。当前提出的新型城镇化就是要改变过去大规模造成粗放的城镇化发展模式。
第二，我国的城镇化不仅具有大国经济的一般特点，更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城镇化发展总体上符合一般规律，比如出现的郊区化现象、城市群和城市圈的发展以及大国经济带来的区域不协调等等。尽管具有相似的地方，我国的城镇化也不是先行发达国家时空上的重复，而是展现出鲜明的中国特色。其中一个最显著的差异是我们在城镇化与工业化发展之初，就面临着与新型发达国家不同的人口条件，这对我国城镇化发展的影响是深远的。只有认识到这个差异，我们才能更好地理解过去30年我国城镇化的发展，才能更好地把握未来城镇化过程中人的问题。
第三，城镇化不仅是经济转型的过程，更是社会转变、制度演进的过程。城镇化不是简单的人口从农村向城市的空间转移，最后涉及到深刻的社会结构变迁，需要在社会关系的调整中逐步实现社会融合，更需要在一切制度框架下引导并实现社会平衡。因此，观察城镇化不能只选择经济发展这样一个方面，而是需要拥有更加宏观的、综合的视野，认识到城镇化发展的长期性和渐进性，进而更加科学地把握我国城镇化发展的机遇和风险。
第四，城镇化将对未来投资体系的改革、投资市场的发展产生深远的影响。未来城镇化的投资不能仅仅只围绕“城”展开，而是需要围绕人的更高层次的需求展开。城镇化的核心是人的城镇化，城镇化不仅是人口的聚集，还包括生产方式、精神需求的城镇化。刚才我也讲到了中国以常住人口的城镇化率超过了52%，但是以户籍人口计算，中国的城镇化率才超过35%，这17个百分点的差距，蕴含着巨大的投资空间。在这一过程中，消费的升级带来了新的投资机遇，我们高度关注城镇化过程中人的精神层面的需求所延伸出的消费需求，关注未来文化传媒领域的发展机会。
下面再推介一下中国建投投资评级。我们在对投资市场进行研究的过程中发现，目前投资市场上有各类评级，但是评级结果都仅仅是针对各个市场的内部，比如基金评级、股票评级等等，各个投资市场之间却没有一个统一的比较标准，投资者很难在纷繁众多的投资品中进行恰当的投资决策。为了解决投资/ 22
者在不同的投资市场进行实战配置的需要，我们的研究团队打破了各投资市场的界限，创造性地推出了国内首个覆盖不同投资市场的评级体系，将股票、债券、商品期货、房地产、VC/PE、信托、银行理财、开放式基金纳入到统一的评价方法体系中，通过风险处理等方式，增强了他们的可比性，就收益性与活跃度进行横向对比。在这个基础上，我们对下一年各投资市场的变化做出了预测，为投资者的资产配置提供决策与参考。我们希望投资市场评级体系的推出能够引起学术界的关注，更对中国投资市场有一定的价值和帮助。
袁喜禄：
首先非常感谢各位能够参加我们的研讨，也是投资蓝皮书的发布仪式。因为城镇化和投资，这个问题确实非常重要。刚才刘志红也说，这个问题既关系当前，更涉及长远发展的重大战略问题，各方面也有一些很多不同的观点。大家知道，上个月底在上海市开了一个城镇化的高层研讨会，在这个会上，徐主任对城镇化未来的理念、未来的思路和要解决的重大战略问题都做了一个非常全面、深刻的阐述和介绍。所以，今天参加这样一个研讨，还是从正常的时间工作当中，对城镇化的研究和思考的问题谈一点个人的理解和看法。
刚才刘总也介绍过，未来的城镇化确实是在中国经济发展模式转型的大背景之下，城镇化也面临着转型的一些发展，这种转型的过程其实也面临着许多新的趋势、新的问题、新的挑战，其实这种未来的新的变化，既代表着未来的发展方向，也意味着今后的一些政策的着力点有一些新的变化。同时这是未来新的投资的方向和热点所在，所以按昨天下午简单准备了一下，我感觉最近城镇化有五个方面新趋势和特点：
第一，推进城镇化的宏观经济背景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大家知道金融危机之后，无论是我国的经济还是世界的经济有两大特点，一个是增速要放缓，二是大家都要转型。和以往高速增长阶段推进城镇化是完全不同，在这种背景下，在我们面临的一个问题，怎么辩证地认识城镇化与经济增长的关系。我们一方面认识城镇化确实是拉动未来经济增长的强大动力。另一方面也需要强调，我们不能忽视未来的城镇化，同样要受到经济放缓的一些约束。
金融危机之后，我们国家具有长期向好的前景，一个重要原因是城镇化拥有了巨大的发展潜力，特别是下一步中国经济转型，城镇化承载了一个节奏调整的重任。重大的结构性偏差和结构性矛盾，其实城镇化是一个焦点，在“十五”计划的时候，我们最先提出城镇化战略，当时的汪洋副总理说过一段话，给我的印象非常深刻。他说城镇化是中国结构调整的牛鼻子，这是中国未来发展的关键，其实十几年过后，/ 22
这还是一个前瞻性的判断。这种背景之下，当前我们下决心推进城镇化，确实有特别重要的战略意义。但另一方面，城镇化蕴含着巨大的投资消费的潜力，在其他的因素约束下，城镇化自身的发展也要有约束，城镇化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也不是无限的。在总体经济转型、经济放缓、发展模式转型的大背景之下，今后的城镇化发展也不可能爆发式发展，而应该是一个积极稳妥、渐进发展的历史过程。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强调了城镇化历史的进程，所以我感觉城镇化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也应该是一个长期的过程。为什么强调这一点？最近媒体报道了很多地方都是加快了城镇化的速度，提高了城镇化的指标，希望通过城镇化的加速推进，通过加强土地投资开发力度，带动经济的高增长。这种城镇化的冲动是把一个长远的战略性任务，当成应对当前的短期的应急机制。这种忽视城镇化的基本背景和方向也会脱离城镇化正常的轨道。
第二，未来推进城镇化的动力机制面临新的转变。大家知道，改革开放之后，城镇化主要是依靠工业化来拉动的，这种工业化的模式是通过我们对外开放战略，通过招商引资、承接全球的产业转移，我们成为了世界的工厂，这种工业的繁荣发展创造了大量的就业机会，吸纳了农村人口劳动力的转移，这为农村人口进入城镇创造了有利的条件。只不过我们过去也有失误的地方，没有顺势而为，其实我们丧失了在高增长的时候推进城镇化的一个最好的时机，所以带来的工业化和城镇化的脱节问题这也是大家公认的。所谓工业化超前，城镇化滞后，特别是人口城镇化滞后，这就形成了半城镇化的矛盾和问题。全球金融危机之后，所有国家都在转型，全球经济也面临着再平衡，欧美通过再工业化，通过制造业的振兴，来重振美国和欧洲的这种竞争力。所以在这种背景下，我们未来的需求或者世界经济的放缓，带来了一个重要的问题。这不光是国内的问题，我感觉应该是全球性的问题。在这种需求不足、产能过剩背景之下，以往我们是主要依靠出口、依靠工业、依靠投资带动经济增长的格局是不可能再延续，所以在工业化超前、人口城镇化滞后的背景下，我们再依靠工业扩张推动城镇化也不可能持续。我感觉今后的城镇化只能将从以往工业化拉动经济增长带动城镇化的模式，转向通过城镇化来消化工业过剩产能来支撑未来经济的增长。只有通过城镇化消化我们庞大的过剩产能才能形成投资和消费的良性循环，只有通过人口的城镇化让农民进城安居乐业，才能化解工业化超前、城镇化滞后的结构性偏差。我们看各地现在报道的一些问题，感觉大家更热衷于投资、招商引资、搞产业聚集区，虽然名义上强调城镇化的产业支撑，但很多的做法还是以往发展模式的延续。所以今后城镇化的着力点应该要从过去单纯的关注招商引资、大上投资项目，转变到关注人、关注城市经济本身所蕴含的就业潜力，为城市经济、服务经济的繁荣创造条件。通过市场机制培育出的产业支撑和就业机会，这不是几个大的重化工项目所能替代的，所以这是第二个转变。/ 22
第三，城市空间扩展的模式也要面临新调整。过去我们发展模式城市扩展很大程度上是通过开发区和工业园区，这是城市规模扩张的重要载体、一个重要的体现。开发区的模式有很多的优点，但是这种我们国家的开发区在全球也是最壮观的，大家到各地一看，几十平方公里、上百平方公里的开发区非常奢侈，也非常壮观。但是这一发展模式无限扩张扩展之后也带来了很多的隐患，比如土地的减少过多过快，不是城市化占用了耕地，而是工业化占用了更多的土地；工业对粗放发展占用了更多的耕地，而不是人占用了更多的土地。二是助长了工业的盲目扩张，加剧了重复建设产能过剩。各个园区产能过剩的东西，在信息条件之下，东部沿海能看到，在中西部也能看到，因为市场化、信息化能改变过去所谓的信息鸿沟。第三点来讲大量的工业扩张其实是挤压了城市居住商贸的用地，这也是我们说土地用地结构的不合理是推高房价，抑制了城市服务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的因素。今后我们城市的发展不能都是为了生产，更多的是为人而服务。大家知道，我们的基本国情是人多地少，很多地方生态环境脆弱，今后我们稀缺的土地资源为人的生存发展提供空间、创造条件，这才回归到人的城镇化的本质要求。
第四，城市化的空间布局面临着成型的塑造。城市化的空间布局的塑造，这么多年来我们经济发展或国土空间开发的突出问题是，无论是省区、市县或者乡镇，无论是条件好还是条件差的地区，无论是生态环境承载力高还是生态环境脆弱的地区，大家都要工业化、城镇化，大家都要大开发、大发展。这对于中国来讲是灾难性的，工业化、城镇化不可能在全国960多万平方公里土地上平均分布的格局，这种分散式的大开发带来了许多的矛盾和问题。比如前面说的重复建设的问题，再比如耕地减少过多过块的问题，也包括生态环境恶化的问题或环境污染扩散的问题。为什么现在很多环境污染非常难治理，中西部也要考虑沿海地区、珠三角、长三角、小城镇乡镇企业的模式，如果按照这种模式，我们的工业化、城镇化过程中带来的资源环境问题的挑战是永远不可能解决的。未来中国的城镇化、工业化在空间开发布局的模式上，第一层含义应该是在我们国家资源环境承载能力较强的地方集中分布，因为是主体功能区规划提出的一个概念，叫“集中均衡式的布局模式”，所谓集中，就是未来的人口、经济、城镇化的格局。第二层含义是我们要走集约开发、节约空间发展道路、发展模式。所谓以城市群为载体，就是要通过城市群的产业集群、人口的集中、城镇的密集提高我们的规模效益和集聚效益。第三层，我们的集中也不是无限度的。比如珠三角、长三角，这些地区的城镇化地区要转型，要优化升级，这是集中的含义。所谓均衡，我们说以城市群为载体，这些城市群在小区域集中布局，在全国来讲，衡的大的空间尺度上是一种均分布，这种均衡分布的意义是在中西部培育带动中西部发展的增长极。这种从全国来讲也是和内需战略相适应，是和内需战略空间布局模式的一种支撑，未来经济增长的空间会从改革开放之初由南向北由东向西逐步扩展的过程，这也是释放我们所说的大国内需的潜力；另一方面像其他的地区，比如说像农业地区、农产品主产区、重点生态功能区，这些区域的城市更多的是区域性的经济中心，或更多的/ 22
是未来实现工业服务均等化的重要载体。未来城镇化的空间布局模式要改变以往大开发、分散开发的模式。所有的地方，是个城市就要做大做强，是个城市就要变成国际全球城市，很多城市要变成全球中心、国际化大都市，这是不可能的。其实未来城市的格局有分工、有协作，有一个大中小城市相互支撑的概念。
第五，我们下一步推进城镇化确实制约城镇化的主要障碍变得更加复杂，或城镇化的门槛要更多。过去我们在“十五”提城镇化，更多的侧重于体制上的障碍，比如户籍制度，大家延伸户籍制度隐含的社会保障体系，什么时候我们城乡社会保障体系均等化的程度，这是户籍制度改革能够达到的程度。另外，经过这么多年的发展，我们在传统的体制障碍没有完全消除的同时，有一部分小城镇制度开放，体制进步，但是体制的分隔没有完全消除的同时，城镇化的发展都面临新的障碍或新的经济性的门槛。比如高房价，一方面因为高房价不仅是农民进城的高门槛，其实也制约了城镇化内需潜力的发挥。大家知道，现在房价讨论也比较多，现在的房价已经远远脱离了百姓可承受的能力，因为这种高房价不仅是制约农民工进入城镇的门槛，抑制了内需潜力，还引发了许多社会矛盾，比如说城镇居民的消费。大家投资的空间在哪，今后其实是围绕着人。另一方面这种高房价或房地产变成了暴利的行业，大量的投资远离制造业，因为市场化大家选择的空间是一样的，投资商非常憧憬，这种高额的利润率是吸引大量制造业投资脱离实体经济的重要诱因。中国的高房价之后，中国富豪排行榜大部分是房地产开发商，他们占相当大的比重，这是我们和发达国家不可比的。但是一个国家不可能是依靠这种来持续增强创新的能力，所以如果我们说走出推进城镇化就是房地产化，或发展房地产就是要高房价的误区，我们应该在城镇化的大背景下正确看待房地产业的发展。一方面城镇化绝不应该是房地产化，这是共识；另一方面，没有百姓可承受的房价，没有房地产的健康发展也就没有未来的城镇化。如果所有的内需潜力，房地产是一个重要的载体，为什么这么多年农民工或农民工进了城不是一个真正的消费者，而是一个生产的制造者。
大家看最近四川芦山地震之后，很多打工者花了六年的时间回家建了一栋房，地震之后一无所有。这其实是上一代打工群体，因为咱们没有叫他们真正进入城市，所以这些打工者没有财富的积累，很多人变成了流动的群体。今后只有包括我们，很多年轻人、大学生或者新的社会群体成家立业之后，要有新的居住空间，才能带动很大量的消费。同时人发展之后才带来了城市其他建设投资的需求，这才是弥补投资和消费的链接点的关键环节，也只有通过人的进城，才能解决人口城镇化滞后带来的结构性矛盾，所以这是今后下一步需要解决的很多问题。
简单说了五个方面未来新的变化、新的趋势以及新挑战，新的变化趋势也孕育着新的未来发展方向或新的投资热点。归结到五个方面的核心，其实还是应该回归城市化的本质。我们一说城市化的核心是以/ 22
人为核心的城市化，未来的投资如果脱离人的发展是没有前景的，只有围绕人的消费，围绕人的生存和发展进行投资、进行发展，这种是中国经济未来前景无限、潜力无限的重要基础，谢谢大家。
主持人 涂俊：
谢谢袁喜禄先生，我们有理由相信，城镇化的重要性以及它的复杂性在未来国家经济发展和投资政策中的地位将会明显提升，下面有请发改委城市和小城镇改革发展中心研究员原中心副主任袁崇法先生发言。
袁崇法：刚才袁司长讲了，我们中国的城镇化已经进入了一个十字路口，我经常讲的是，进入一个转型期。但是这个转型期的说法，好像很多人都认同了，到底转型在哪里，它的特点在哪里，真正需要深入研究，所以我今天想谈谈对这方面的看法。
我们去年公布的城镇化常住人口在总人口中所占的比例是52.57%，这已经是世界平均水平了，但有可能略高于一些，因为在上有所差距。按照国际惯例，进入到一个完全城镇化的人口比例，城镇人口要达到70%以上，我们离70%还有20个点。按照我们现在的发展速度，估计到2030年基本可以实现。20世纪50年代的初期中国的城镇化率是10%，到20世纪70年代末期是20%，到目前为止是50%。到2030年实现70%的话，中国的城镇化用了20年的时间。这个速度在全世界看来，就算是快的。除了韩国用了30年，日本用了100多年，美国用了将近200年。在整个的世界进程中，后发展国家城镇化的速度比较快，我们是用了80年的时间，不能算慢也不能算快，因为中国有中国的特色。还有人口，原来的经济发展水平，我们的资源禀赋相对薄弱，所以讲这个的话大家要有清醒的认识，我们以往所取得的成果不容易，今后还有20个点的城镇化率，可能不像以往那么顺利，所以我完全同意刚才袁司长讲的，今后战略性的东西比较多，应该有一个清醒的认识。
我们也要谈一谈转折期，不光从城镇化的比例上可以看出，我们前半年是比较顺利的，速度比较快，后半年的城镇化难度比较大，进入一个高峰往下走的趋势，这叫转型。同时我们面临全国由温饱转为小康，开始进入中等收入社会了。中等收入社会的消费需求与特点并不是以物质性的消费水平为主，而是更多地提出了一些物质消费以外的精神、文化层面上的需求。这样的一种收入水平变化带来了消费结构的变化，会对我们后20年的城镇化产生巨大的影响。
现在大家不太注意，但是今后需要越来越关注，中国现在已经由50年代的无产者的社会变成普遍有产的社会。这样一个社会变化，无论是对整个经济发展也好，从城镇化角度也好，它会带来很多很多的/ 22
和以往不同的特点。我们现在普遍感觉到，无论是城市还是乡村，每一个人都在维护自己的财产权利，都希望得到一份财产，都希望获得平等的增值机会，至少是平等、保护的权利。这样一个社会基础已经不同于20世纪50年代了。所以说，今后的社会变化不仅仅是一个物质条件的改善、完善问题，必须要深入到人的问题上。现在的人需求是什么？未来的城镇化一定是按照大众需求的趋势在发展。
我们讲到人，有制度层面上的，也有社会行为问题，我们谈的最多的问题，包括今后城市体系规划当中，我们要解决2亿多候鸟的定居问题，解决1亿多农民工进城问题，转移就业人口的市民化的问题，解决农民身份怎么样合法的转变为城市的市民，但是同时我们也看到很多典型的城市市民的行为，他是不是已经够市民化了，中国式过马路、交通拥堵，这些说明了什么？我们人已经进城了，但是进城不等于就获得了户口、获得了住房，不等于一个合格的市民。我们现在的社会问题越来越多，很多社会问题固然有制度上的问题，但是我们城市社会的最基本公众行为上也没有构建起来，没有形成一个良好的市民行为。这么说有点抽象，比较一下，一个农民在农村是相对放任的，想唱、想跳、想哭、想笑，甚至随地撒尿都没有人看见，没人干涉他，很自由，他的房产和别人的房产不挨着，自己愿意怎么处理就怎么处理。我们城里人一出门就碰到一群人，他的房产和别人的房产紧挨在一起不能动，虽然有自己的一份资产，但是是共享不可分割。城里人，特别是对公共房屋、基础设施需求很强，但是这些东西对于每个人来讲，你有分享的权利，但是不能分割，我们有这样的意识，在城里归根到底所有人都要高度自律，高度的约束自己的行为，但是我们把约束看成是一种束缚，没有变成一种自觉的行为，造成了很多人为的社会秩序的混乱、矛盾。加上前面讲产权制度、个人财产的保护制度远远没有到位，产生了一系列的纠纷。这样的情况下，我们一边说城市化率要往上走，但是现有城市化率的一堆问题都没有很好地梳理出来，从制度上加以协调。
我非常同意刚才讲的，我们以往改革开放以来，30年的城镇化历史就是一个制造业支撑的城镇化历史。工业园区最典型，工业园区里面主要的产业是制造业，吹破了天是高新技术产业，所有挂着各种各样牌子的产业园区基本上都是以传统的制造业为主，这是一个现实，传统制造业凝聚了大量的劳动力，这样的情况下形成了一大片城市。但是目前为止国内也好，国际也好，整个经济形势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经济结构在调整，在调整的过程中，制造业的规模、体量发生着很大的变化，新型的产业，比如文化产业、旅游产业，包括一部分创意型的产业，甚至包括传统的农业，最后转为现代化的农业。这些产业对人口、对劳动力集聚的要求高吗？不高。而这些恰恰是我们今后发展的主要业态，包括像养老产业等等。这些业态有的是融入式的，有的是分散式的，有的要求劳动者人口贴近他的场所，比如农业，在未来产/ 22
业这样一个业态化上，支撑不了以往的大规模集中人口城镇化形态。所以今后的城镇化规模、布局空间上一定会发生很大的变化。
我们从规划中体现出来的，未来的城市一定是从规模扩张转向品质的提升。以往以房地产来说，特别是在大城市，我拿了一小块地盖两三栋楼就可以赚大钱，可以不考虑别的东西，今后这样的机会就很少了，尤其是扩展到三线，甚至到农村腹地，中小城市、小城镇发展的话，盖一两栋楼一定死定了，这是我们考察得出的结论，越是人口集中度小的地方，中小城市不从综合功能上考虑，投一个片面的城市建筑体肯定有很大的风险。所以小城镇的开发，我们历来主张综合考虑，讲综合考虑不完全是现在热得要命的甚至于过渡的城市综合体，因为有的地方连城市综合体都不需要，但是有一条越是需要小规模集聚的地方越需要全面综合的系统考虑城市的综合、城镇的功能来考虑它的投资行为。
我们以往来看，我们投资往往注重在点上，大城市、小城市、小城镇，但是城市化未来的20年中集中体现为社会行为，因为现在的城市化不是城市人的城市化或想进城人的城市化，这是一个全民的城市化。城市化是一个社会进步，不是搞一批城市出来，我们仔细想想，农村的每一个家庭，你到他家里去看，他的消费产品和城里人的产品有什么区别？我认为没有区别，只有收入上的区别，他的生活方式、消费品绝大部分已经商品化了，很多有的家庭从小到大自己做衣服，家里吃的东西很少，全部是由自己加工制作，能源的供给也是统一城乡布局的，所以从生活方式上讲，追求城市化是每一个人合理的需求，不是70、80%人的需求。从这个角度上来说，我们研究城镇化应该考虑让每一个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公民、人员都能够享受到城市般的生活方式。从这个角度上说，城市化不是点，不是面，而是全覆盖。
讲讲特点，中国的城镇化从制度上有一些问题，不突破，问题可能越来越尖锐。中国的城市是权力城市，不是市场化配置资源形成的，中国的城市大小级别完全是和权力的级别一致，权力有多大，能够动员的资源就有多少，就可以形成多大的城市。如果这样一种模式，我们再做城市体系规划，也解决不了问题，如果按资源配置，北京就不可能有这么大，因为能源昂贵，水资源昂贵，但是天踏下来有高个子顶着，没有水调水，没有气调气，没有煤调煤。这就是权力形成中国的城市。怎么样利用市场机制配置资源的作用？能够多发挥一些市场的作用形成城镇，至少可以避免人为地造成，这个制度迟早要考虑。我们总说每年新增长多少人，需求多少，需要土地产值多少，GDP多少，真的是按这个账对比，对国土资源部提出土地供给和需求。我们现有的城市里面按照规划，工业用地占了50%，我们规划只占了20%，工业一提升，这些地用来干什么？已经圈在城里了，包括农村的计提建设用地、人均占用数不一样，有时300平米，有时200平米，比城市规划法里面要求要高得多，未来的城市发展用地应该更多的关注城市内部和乡村内部现有建设用地存量规划，不要再去占了，我们已经占到了边界，不是占到耕地的红线/ 22
问题，我们连环境的保护用地还围得不能再围了，湖越围越小，生态脆弱区一直占着，这样占下去，我们也把自己毁掉了，将来怎么样有一个新的制度鼓励大家用现有的存量土地而不是新占地，这样涉及问题就多了，主体给谁来搞？另外财政怎么样去搞？商业机会怎么出现？
最后最核心的问题是人口，我们现在的人口是户籍锁定，而不是自由迁徙，我们现在的制度不光是阻碍了农民进城，不同城市之间的流动也是阻碍了，我们很多北漂不是来自农村，我们北京的几百万人你说有多少农民工？没有多少。城与城之间的流动实际上是在调配资源。所以今后我一直在呼吁这个事，但是我们接受规划，说别人没有用，每个地方还是想办法圈一块地，搞一两个项目落地，土地本身也带有价格，盖房子营业税等，以后还有各种各样的税。
总之我刚讲了七八条，我认为城镇化都避免不了，我们现在已经感觉到，社会是进步的，收入是提高了，自己拥有财产了，但是矛盾越来越多，意见越来越大，无名火越积越多，我们不能总是在经济一个领域里来考虑城镇化，我特别强调的是，城镇化一定希望我们更多的注意到这是一个社会进步，从社会进步的角度去多加衡量，毕竟我们在座的都是搞研究的，有一些是媒体，也希望我们这些人以后能不能在这方面更多加些注意和调查研究。谢谢各位。
主持人 涂俊：
谢谢袁崇法先生，在城镇化的过程中，还有很多结构性问题，还有许多矛盾需要解决，也需要我们从社会、经济、人文等等方面进行研究，给我们很多鞭策，下面有请中国社会科学院城市化与环境研究所副所长魏后凯先生发言。
魏后凯：我谈三个方面的观点。因为最近四五年我们一直在做城镇化的问题，第一个方面，中国的城镇化水平已经达到接近世界平均水平。过去我们说中国城镇化严重滞后于工业化，严重滞后于经济发展的状态已经得到了根本性的改变，现在我们的城镇化，统计下来看还有一点点，基本上我们认为是协调的。现在中国的城镇化不是水平比较低的问题，也不是速度的问题，关键的问题是城镇化质量的问题，城市化它的核心实际上就是我们的现在市民化程度比较低。我们也做了一个粗略的估计，2012年城镇化趋势从统计下来看，是52.57%-52.6%。而2011年，根据联合国发布的最新数据世界城市化率是52.1%，过去的11年是从2001-2011年，世界城市化率平均每年提高0.49个百分点。假如去年2012年世界城市发展情况按照过去前11年的平均速度进行推算的话，到去年世界城市化率，我觉得应该是52.6%，这是一个什么概念？也是中国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数据，所以我们说，当前中国城市化水平达到或接近世界平均水平，这是一个我们初步的估计。/ 22
第二点想法，和刚才袁教授讲的有一点类似，城镇化应该是未来20年中国经济中国社会发展的重大战略，过去有个判断，现在中国的城镇化有50%，仍然处于快速推进的阶段，过去说是由快速转变为减速，但还是一个快速推进的时期，这样一个快速推进的时期，今后还有20年左右的时间，我们根据三种不同的方法，对中国的城镇化进行了预测，最后采取一种平均的办法，得出了一个结论性的东西是，中国的城市化率在2020年的时候达到60%左右，这样去年就应该进入中等水平了。2030年，我们估计在68%左右，大约在2033年前后，中国的城市化率达到70%左右，因为70%是一个重要的拐点，过了70%中国的城市化率就要结束这个时期，进入稳定发展的城市化发展的后期阶段。这样我们城市化快速推进，我们预计在2033年接近这种快速发展的时期，应该还有20年左右的城镇化快速推进的时间。但是我们想，城镇化这种快速的推进会带来人口和产业的集聚，因为城镇化是工业化一个重要的载体。同时我们觉得城镇化在这种快速推进的情况下，它会产生一系列的综合效益。
现在我们政府比较强调投资，启动内需等等，这也是比较重要的，但这不单纯是投资、是内需的问题，应该是一种综合效益。我们认为，在城镇化快速推进、产生的综合效益体现在很多方面，一个是投资效益，城镇化涉及的面很广，通过集中显示的投资、公共服务、产业发展、产业建设，能够拉动这种投资，我们也做了大量的测算，这就是我们带来的投资效益。还有收入的效益，城镇化会使居民的收入提高。过去我说过，要解决三农问题，要增加农民的收入，最基本的途径就是实现城镇化，不但会提高城市居民的收入，也会提高农民的收入，这样会扩大内需。第三是增长的效益，城镇化能够刺激促进我们的经济增长，因为产业的集聚、投入的增加、收入的增加、内需的扩大，这一系列的效应叠加在一起会促进经济的快速增长。由于城镇化的推动，加上从空间格局的改变未来形成的沟通新网络开放的一种格局。我们在中西部地区能够形成一批新的国家级的增长极的话，所以我们觉得未来15-20年，中国要保持一个叫高速度的经济增长应该是没有问题的，这就是我们带来的增长效益。第四是创新的效益，城镇化可以带来人力资本的积累，能够刺激我们的创新，能够带动一种创新的效益。第五是环境的效益，我们也做了大量的研究，城镇化会产生两个方面的环境效益，一个是正的，一个是负的，正的是由于城镇化带来的要素、产业、人口的集聚体，这种有利于环境污染的集中治理，有利于居民的观念变化，有利于环境质量的改善。二是会产生负面效益，比如说要素人口产业的大量集聚，会带来这种大量集聚，各种污染，我们的生态环境压力会进一步加大，生物的多样性会减少，带来一系列的环境负面效益。所以我们想，推进城镇化是我们未来20年经济社会发展的重大战略，会产生五个方面的综合效益，尤其是在环境下，有正的，也有负的，所以中国未来的城镇化要走绿色的城镇化道路。/ 22
第三点想法，当前我们推进城镇化，应该走出五个误区，现在中国推进城镇化的误区很多，无论是政府部门还是学术界，我们觉得误区很多，我们要找出五个误区，找中国特色的新型城镇化道路，现在我们很多把城镇化当做一种目标，去追求一种没有质量的、没有市民化的城镇化高目标，所以我们觉得，城镇化不是一个模式，而是一个过程，城镇化是经济社会发展的结果。我们跑到西部的一个区，发展水平那么低，发展条件那么差，不可能在一个很低的水平下追求没有质量的高水平的城镇化。拉美的过度城镇化、蒙古的过度城镇化带来了一系列的问题，在五六十年代大跃进的时候也出现了这样一种问题，所以城镇化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城镇化推进的速度必须适度，你太高了，不行，太低了也不行，不能追求过高的速度。我觉得我们的城镇化要适度，要保持五个适应。一是我们的城镇化应该与我们的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二是我们的城镇化水平应该和工业化的阶段相适应；三是我们的城镇化应该与我们的城镇集中显示的能量和公共服务的能量相适应；四是我们的城镇化应该与我们人口的吸纳能力相适应；五是我们的城镇化水平应该与我们的资源、环境的承载能力相适应。包括北京，我开玩笑说，北京要发展中低端产业，人口吸纳的能力，就业吸纳的能力很大，5000万，但是它的水资源，从很多方面的资源承载能力来看只有2000万左右，北京现在已经超过了规划目标，所以资源环境的承载能力很重要。我们要走出一个误区，就是城镇化的水平不是越高越好，中国是一个人口比较多、发展差异比较大的发展中大国，不可能像新加坡等一些小国家，城镇化率达到95%以上，我觉得难度很大，城镇化有一个饱和度，有一个分值，我们最近在研究这个问题，我个人认为，从中国的情况来看，城镇化的天花板、饱和度就在85%左右。根据我们的预测，2050年中国的城镇化率有可能80%，接近饱和度，接近天花板，到2050年，中国基本实现现代化的时候，我认为基本上就可以了，如果进入到城镇化稳定的时期，一个城市就要像城市，农村就要像农村，不能混为一体。城乡必须要差异发展，城市让生活更美好，“乡村让城市更像”，城乡就应该差异发展，还有一个生态安全。城镇化的本质就是市民化，是人的城镇化，城镇化正在提高质量，但是在过去推进城镇化的过程，我们很多地区要能力不要人口，你到这里就业，但是适龄化不可以，要土地不要人口，我觉得这种思路是一种误区，是不对的。现在推进新型城镇化以来现在很多地区搞学商造城，搞房地产化，其实现在不是，我们想缺少市民化的城镇化是没有质量、不健康的城镇化。现在过去一些年，一些小速的大城市，高房价，超过了居民收入上涨的速度，这样阻碍了城镇化，提高了农民市民化的门槛。这种小速大城市的高房价、房价的过快上涨是造成我们居民财富收入差距扩大的重要原因，由于房价的过快上涨，房价比较高，所以带来居民收入财富的重新分配，造成差距的扩大。
中国的城镇化是在现有城市的基础上搞的，我们1997年冻结了县改市以后，我们先是耕作，已经冻结了16年，我们现在的城市在96年以后不但没有增加，反而减少了，由于城市的数量不增反减，我们/ 22
城镇化的人口在不断增加，城市化的水平在不断提高，从1996年以后，中国单个城市建成区的面积，单个人口规模度扩张一倍以上，同时资源分配的结果是大城市在急剧盘价，我们现在的大城市是有吸纳能力，但是缺乏资源环境的承载能力。我们投资中小城市甚至小城市的数量，中小城市人口的比重都在下降，有一些小城市、小城镇在衰退，中小城市和小城镇是有资源环境的承载能力，但是缺乏产业的支撑，缺乏就业人口的吸纳能力，带来了一个结果，我们的城镇人口的规模结构，从理论上来讲是一种金字塔型的，但是现在是在向一个倒金字塔型转变，我觉得要改变这种局面，我们呼吁要尽快恢复，建制市的挟制，重启县改市，探索政改市，优先把10万以上的建制市先造我们1.92个“建制市”，有一大批我们的建区人口规模有的在20万以上，10万以上的也有不少，五万以上更多的。使中小城市，尤其是新增加的中小城市成为我们吸纳农民转移人口，成为市民化的重要载体。
主持人 涂俊：
谢谢魏后凯先生，刚才几位专家的发言也不约而同地提出了城镇化投资是中国未来发展的重要途径，特别是城镇化要关注人的城镇化，还有城镇化的结构转型，不管是城镇化还是工业化都要从原来的粗放型转向精细，转型升级带来发展。感谢各位专家，第一环节告一段落，下面进行第二环节，有请《投资蓝皮书》主编杨庆蔚先生发言。
杨庆蔚：
谢谢主持人，大家上午好，刚才发改委和社科院的领导和专家对城镇化和投资作了非常精彩的演讲，至少对我来说很有启发。特别是袁司长的讲话，发改委现在研究的城镇化，研究的重点真正是按科学发展的观点提的，以人为本，从人的生存和发展，有一个创新的思路来研究城镇化，对我们来说是很有启发的。我们今年的《投资蓝皮书》，城镇化投资也是提升的一个内容，今天我们把两方面的内容结合起来，去年也是在这里，大家见证了《投资蓝皮书》的发布，今天是今年《投资蓝皮书》的发布，希望能够得到各位的关心和支持。
在过去的一年中，2012年《投资蓝皮书》取得了不错的影响，我们也感到欣慰，坚定了要把蓝皮书做好做精的信心，在这里我谨代表编委会向给我们提供指导意见的领导、专家们，向为本书出版发行工作付出辛勤劳动的工作人员以及支持我们的媒体朋友表示衷心的感谢。
投资一直以来都是我国经济增长的重要推动力，今年两会的政府工作报告也提出，要充分发挥投资的关键作用，我国既有投资能力，又有投资需求，关键在于选准方向，优化结构，提高质量和效益。从投/ 22
资能力看，2012年全国财政收入117210亿元，比上年增长12.8%，财政支出125000亿元，增长15%，虽然收入增长有所下降，但是支出还是保持了较高数额的增长。
今年我国预算赤字12000亿。赤字补助和占GDP明显增加。可见政府的投资空间还会扩大，投资能力也会提高，同时，2012年，多个行业的民间资本准入政策相继落地，未来将陆续进入到新的领域，成为增强人的投资能力的重要驱动。从投资需求来看，在三驾马车中投资仍然是我国经济增长的关键拉动力量。投资需求仍会继续扩大，2013年是“十二五”规划承前启后的关键一年，同时也是经济发展面临诸多挑战的一年，各项基础设施建设对加快推进投资需求进一步增加，同时随着新型城镇化路线的逐步清晰，配套设施不断完善的需求，也刺激了投资需求的进一步提高。既有投资能力，又有投资需求，如何实现供需的有效对接，提高投资的质量和效益。通过投资市场的配置功能，近十年来，随着我国实体经济的不断壮大，经济货币化程度的不断深化，投资市场得到了快速发展。2012年，我国各类投资产品的主要规模均较上年有所扩大，其中A股市场总市值达到23万亿元，同比增长17.26%；债券余额达到了26万亿元，同比增长了17%；基金管理资产净值28000亿元，同比增长了31%；信托资产总规模74000亿元，同比增长55%；银行理财产品发行35800多支，同比增长31%。投资市场的快速发展，提高了资金配置的效益，一方面使投资能力有用武之地，另一方面也满足了不同领域的投资需求，是促进经济发展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在推进结构调整和转变方式发展中发挥着积极作用。
从经济的不同层面和不同主体出发，对投资市场的要求和关注点也有所不同，对国家而言，它是实现资金优化配置的重要途径，对企业而言，是实现融资扩大再生产的重要渠道，对居民而言，这是增加财产性收入，实现资产保值增值的重要手段，尤其是对投资者而言，投资品种的收益水平更值得关心。2012年虽然多数投资市场的规模多较上年有所扩大，但是收益却出现了结构性的分化，股票、债券市场全年指数略有回升，信托平均收益率基本比去年持平，银行理财平均收益率小幅下降，私募股权投资账面回报率大幅度下滑，市场的结构性分化增加了资产配置的难度，在这种情况下，对投资机构的专业能力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2013年《投资蓝皮书》对投资市场进行了系统的研究，既向读者展现出了更为宏观的投资市场概况，又逐个分析了各分市场的走势特点。与去年相比，今年的《投资蓝皮书》更加全面系统深入的在主题和内容上对去年的投资市场热点进行了梳理，新增了信托投资市场、银行理财市场和租赁市场分析，基本实现了对各类投资产品的全面覆盖，并首次推出了投资市场评级体系，通过科学的方式，将不同投资市场用统一的模型进行比较分析预测，对投资者的资产配置提供了更有价值的参考。/ 22
在研究团队中，我们特邀了政府部门和金融界的专家，比如来自国家发改委、中国建设银行的专家加入，他们从各自的专业角度出发，对中国投资市场的形式和相关行业的发展进行了分析判断，同时，中国建投集团成员企业中的宏远证券、国泰基金、中投信托、中投租赁、中国投资咨询以及建投投资也结合各自在业务领域的研究和实践，提供了高质量的研究成果。相信无论是投资者、企业家还是政府决策者，都能在本书中找到有价值的参考内容。《投资蓝皮书》由中国建银投资有限责任公司主持编写，是中国建投在投资实践过程中对投资市场发展各方面的问题进行深入研究和思考后的结晶，中国建投是成立以来非常重视研究工作，在推进集团发展、实现国有资产保值增值的同时，也推出了一批优秀的研究成果。2013年公司组建投资研究院作为国内为数不多的由企业创办的非营利性的研究机构之一。投资研究院致力于组织开展投资研究，提供优质研究成果，促进学术交流，培养专业人才，为社会贡献才智。研究院今后会推出更多的优秀研究出版物，组织专业研究交流活动，盼望能够得到各位专家和媒体朋友的支持和参与。投资研究与其他社会科学研究相似，需要经历一个不断的积累创新进步的过程，我们在今年的蓝皮书策划、架构、内容方面都做了新的尝试，未来还会结合投资领域的热点问题，不断尝试创新和突破，如有欠缺和不正之处，希望各位专家和媒体朋友给予指正，我们会不断改进，为社会贡献更高质量的研究成果。谢谢大家。
张长春：投资是一个比较敏感、热点的话题，由于方方面面的原因，目前在投资的结构和效益方面还有很多令人不太满意，也是大家看的比较多的领域，也是我们关注的领域，正好《投资蓝皮书》的发布对各个方面的释疑解惑有积极的促进作用。应该说，增加和发展以积累为前提，这是一个逻辑，学过经济学的，大概本科一年级就能学到，各个经济体的发展实践也可以告诉我们，有质量和效益的投资才会越做越好。增长规律还告诉我们，凝结了知识和技术的资本形成是推动一个经济体从产能增长、全民富裕水平持续提高的重要动力。欠发达经济体的发展现实也清晰的告诉我们，世界上最不发达的经济体最缺投资，多年来我们将基础设施建设作为动力就是基于基础设施的完善，可以提高社会资本的效益，带动私人投资，促进发展这一基本的逻辑。发达程度像美欧这样的经济体也缺投资，所以他们要再工业化，再工业化或再实业化，就是经济向比原先更依靠资本形成的方向推进，更重视固定资本的投资，包括研发投资，不仅如此，围绕着能够将投资所形成的产能消化掉，还希望我们能够配合实现全球的再续航。
欧债危机国家多年来少积累，多消费，最终陷入了入不敷出的境地。我们的发展规律和国外的发展经验正好相反，按理我们是不是应该庆幸？也不尽然，与我国投资快速增长伴随的是居民的消费能力不足，粗放投资带来了资源的消耗较多，污染较严重，效率较低，出现了严重的产能过剩。我们国家的现实与你们不一致的主要原因，即使在竞争的领域，投资决策也不完全是市场化的。也就是说，部分地区更多/ 22
的是为了增长，为了财政收入而投资，而不是围绕人的发展，为了投资收益而投资。之所以这些行为能够长期存在，根本原因还在于体制机制，所以要解决好导致粗放投资的体制机制问题就需要按照十八大的要求加快完善市场经济体制，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但是要完善体制机制的过程中我们要注意发挥好投资对保证的工业的发展平衡，促进经济持续发展的作用，就是要利用好现在的储蓄力比较多的优势，从管理总需求来看，要保持好包括投资在内的总需求、总供需的需求大体平衡，这些要求宏观经济中紧跟可供需量、审慎地操作好财政货币上的措施，从促进长期增长，持续健康发展看，长效措施是要完善包括投资环境体制在内的体制机制环境，确立企业的市场主体地位。
近期措施：一是下大力气解决能源粗资源粗放利用生态环境恶化的问题，促进履行发展、循环发展、低碳发展，这需要将依法治国的理念贯彻到方方面面，切实解决部分基层政府在某些环境中执法不严的问题，而这又绕不开财税体制、干部管理机制等的改革。二是需要给好的发挥公众，特别是媒体的作用，公众追求良好生活环境的目标与基层政府追求经济总量并不完全一致，对一些以损害公众生活质量为代价的项目，由逆行的受损方的公众、媒体进行直接监督，是一个有效的办法。总之，在体制变革储蓄力、投资力逐步下降的过程当中，要利用好较高经营投资的有利的条件，对推进城镇化、为学有所教、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为百姓过上更好的生活创造条件，积累财富。谢谢。
主持人 涂俊：
谢谢张长春先生，投资也是我们《投资蓝皮书》一直研究和关注的各个方面，它是目前比较独特的全面覆盖各个市场投资研究的权威性的蓝皮书报告。近年来皮书系列已经成为社科文献出版社权威的发布平台，接下来有请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社长谢寿光先生发言。
谢寿光：
尊敬的各位领导、各位专家大家上午好，非常感谢中国建投投资有限责任公司和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共同推出的《投资蓝皮书》，这个蓝皮书今年第二本的，是在整个皮书系列中很有特色的一部蓝皮书。作为这部蓝皮书的出版者，我首先代表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向研究主编，向这部蓝皮书的研发团队表示祝贺，向关心、支持这部投资蓝皮书原创的中国建设银行集团以及所属的各个成员单位表示崇高的敬意。
今天的主题是城镇化与投资，我作为出版者就这部《投资蓝皮书》谈一点建议和看法。投资本身是作为在整个经济领域一个最基本的，就是经常讲的三驾马车的一驾，甚至在中国经济前30年高度增长期的时候，投资始终占着比较大的比重，这两年消费上来了，出口在整个宏观经济里面的份额在下降。但是/ 22
对投资本身的研究，无论是经济学界还是很多具体的投资部门，应当说是不足的。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我觉得有了这样一部投资蓝皮书，我觉得它的作用无论是对于宏观经济的决策部门、研究部门还是指各个行业的投资部门，它的价值和定义是非常大的。在这种情况下，这里面有一个问题，因为我们编蓝皮书有一个规定，你从无到有，第一本的时候，是一个极大的进步，可以给你一个借鉴、参考的东西。所以无论你带着多大的不足，那么读者、使用者上是可以理解、容忍，从有到好是一个困难的过程，所以《投资蓝皮书》从第一本到第二本印出来，从出版者的角度来说，是一个巨大的进步，已经非常符合皮书整个原创的规范。因为我们现在在颁布的新书规范，我们粗浅地看一眼，基本上是符合研究规范的。这里面希望我们的媒体和行业的人士给这本书更多的关注，让他发挥作用。下一步如果能坚持出三本下去，因为现在的“皮书系列”，最长的一系列是23本，如果第三本《投资蓝皮书》出版了，应当说它要比第二本再上一个台阶。
如何再上一个台阶？第一，要明确定位，你的《投资蓝皮书》到底是给谁看的？要细分你的阅读评级、使用评级，从现在的蓝皮书情况看，至少包含两个大的方面，一个是宏观层面，整个中国经济发展层面中，作为投资最大化，这里面提供了很多的数据，提供了对投资市场、投资环节的分析。经济发展行业、关注行业背景方面感兴趣。比如今天我们讨论城镇化与投资问题，我建议应该有一个专题的报告，专门作为你们的研发团队，作为投资者，投资的研究部门，你对城镇化带来了多大投资效益、多大的经济效益，是不是在未来20年中国经济新一轮的增长极和发动机，你要拿出数据来说明。而且这个投资，在城镇化的投资效益里有多大，是直接的还是间接的，它是有很多制约的条件限制，到底是放在大城市还是中小城市，到底是大城市中小城市同步推进还是什么，需要研究的东西非常多，要从实际出发，拿出定量的对象出来，研究的价格就非常高了。
我做行业出版，今年有一部这样的报告，很有分量。问题就来了，我自己做皮书会感兴趣，但是在新闻出版行业的人，他们就想要里面的一篇报告。你的蓝皮书，你的整个系列产品，既有宏观的，也就是某一个投资行业出一份，不一定叫蓝皮书了，也可以出报告，或出你的子报告。现在“皮书系列”在进一步细化，我的建议是除了皮书之外，准备出季度或半年的分析报告。在这种情况下，进一步明确定位，无论是投资者，无论是消费者，你到底是去投房地产，无论是投房子还是投基金，给人家一个有价值的，有相当针对性的指导读物。
在这种情况下，现在在国际上，我们把皮书作为一种智库产品来看的，刚刚公布了宾夕法尼亚大学的各个智库的评价，相当一部分是企业制度，你们中间的投资研究院不一定是非盈利的，可以尽更多的社会责任，但是研究院本身可以作为一个智库来打造。/ 22
要继续向国际化的道路走，包括你现在的盈利能力由这本国际化的土地环境变化，以及我们这些国际投资，它在这方面的内容分量应该加重，为什么说要加重。特别是中国的对外投资，国外的宣传机构特别关注这块，如果有这方面的内容，一般情况下，蓝皮书有英文版和中文版同时发布，我希望中国投资的发展报告能从明年开始起有英文版，那就要按照国际的需求来做，这样的话真正能把这本《投资蓝皮书》在“皮书系列”中成为一个重要的，经过上年的努力，成为一个首要考虑中国投资者，谈中国投资的，或研究中国投资的一本书。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很愿意和研究院密切合作，共同把本蓝皮书打造成“皮书系列”的重要品牌，我们也愿意和你们最大范围的服务于中国社会未来的发展。谢谢大家。
主持人 涂俊：
非常感谢谢社长，下面有请《投资蓝皮书》副主编，中国建投投资研究院张志前博士，他将为我们详细地解读2013年中国投资发展报告的一些内容。
张志前：
各位领导、各位专家，媒体朋友们，大家上午好。刚才我们的主编杨庆蔚先生就蓝皮书的研究、编写情况以及一些重大问题和观点作了一个阐述。刚才谢社长也对我们提了很多方法和建议，非常感谢谢社长。下面我代表中国蓝皮书的投资编写组，对今年《投资蓝皮书》的主要观点和内容做一个介绍。今年的《投资蓝皮书》是第二本《投资蓝皮书》，去年我们首部《投资蓝皮书》引起了一定的反响，尤其是投资界的朋友，对蓝皮书十分关注，一些领导和专家提出了很多的意见，媒体也做出了报道，一年过去了，首部《投资蓝皮书》还是经过了市场和实践的检验，也有一些朋友反映出，你们的《投资蓝皮书》预算还是很精准的，在此我代表研究编写组向关心支持《投资蓝皮书》表示衷心的感谢。
2013年的《投资蓝皮书》主要由总报告、宏观环境篇、市场提示篇、行业投资篇和投资试验篇组成，和去年的《投资蓝皮书》结构上没有大的区别，整个的文章收的论文是22篇，总报告回顾和总结了2012年的投资发展状况，展望了2013年的投资发展前景。主要探讨了影响我国发展的宏观环境、经济政策和面临了风险和挑战，其中有一篇关于城镇化文章，是由发改委宏观研究院的同志提供的，市场篇有7篇论文组成，分别回顾和展望了股权投资市场、股票市场、固定收益市场、信托市场、银行理财市场、租赁市场和房地产市场的发展状况和2013年的前景预测。行业投资篇由7篇论文组成，分别分析了金融及相关服务业、消费产业、商业地产、医疗辅助业、医疗机械、医疗机构、出版传媒、新能源和医疗制造等行业；投资实践篇由3篇论文组成，主要是从投资实践的角度研究了投资市场的法律环境、并购和养/ 22
老金投资管理方面的问题，下面我就把《投资蓝皮书》的总报告和主要的一些观点给大家做一个分享、介绍。
受外需下降，经过我稳政府政策的影响，2012年我国投资市场的规模平稳增长，对于保持我国经济持续健康的发展，发挥了关键性的作用。但是投资的结构进一步分化，投资体制、投资市场还要进一步完善和改善的地方。总体来看，我们认为2012年投资市场发展呈现出以下几个特例：
一是投资市场的规模平稳增长，实体经济投资偏重，无论是股权、债券衍生品还是房地产市场均有所增长，但是投资市场的规模平稳增长不能掩盖经济活力的偏弱。尤其是实体经济的投资的不足，增长乏力的情况。全社会2012年固定资产投资累计增长20.6%，比2011年同期增速下降了3.4个百分点。第二个特点是投资收益略有回暖，私募股权投资市场大幅度下降，相比较2012，投资市场和投资者基本上都是正能的收益，股票市场、固定收益市场、基金市场基本上实现了正收益，但是私募股权投资市场回报率都有大幅度下降，但是也做到了收益。第三股权及房地产市场向导，固定收益类产品比较火爆，2012整个市场扩容非常快，与股票市场形成了巨大的反差，在债券市场中，短期融资券和金融债发行得比较大，占的比重也比较高。第四是资本市场多层次发展，投资产品比较丰富。新三板市场扩容，地方性、强外交易市场均得到发展。中小企业货币发行，投资产品进一步丰富，金融机构总业绩相互渗透的局面开始出现，应该拥有一个新的战略机遇发展期。第五是机构投资者不断壮大，从公墓基金开始，投资市场的公墓投资者不断壮大，目前已经初步形成了与社保资金、公墓及基金、稽核信托产品，券商和理财产品的合格投资者体制，机构投资者对市场的影响越来越大，在市场中成为一个重要的力量。第六是从行业分析看，金融行业的需求比较大，从证券市场的融资总量来看，银行资本货物是公用行业是排名前三，从区域的角度来看，东部市场比较发达。中西部地区尚在发展，我们拿股票市场来说，一级市场排名前三的依旧是北京、上海、广东这些东部发达的地区。第七是对外直接投资平稳增长，海外并购发展迅猛，截止2012年，中国非金融类直接投资是1722.2亿元，连续十年保持增长。尤其是在2012年，央企的海外并购发展迅猛，我们并购的领域从亚非逐渐转向欧美，从行业过去我们主要是资源、能源，逐步向制造服务业方面扩展。
下面我就把2012年我们各主要投资市场作一个回顾。一是证券市场，我们分股票市场、债券市场和商品期货市场，还有基金市场。股票市场2012年表现不太好，但是全面来说，股票实现了上涨，股票实现的是正收益，但是成交量、交易额均创2009年的新低，我们对2012年股票市场收益评级是2星，活跃星级是1星。债券市场相对火爆，我们对债券市场的收益评级是2星，活跃度是3星。/ 22
基金市场出现了分化，货币和债券基金扩容比较迅猛，截止2012年，各类货币基金已经达到了1174支，其中股票型的基金比重有所下降，债券型和货币型的固定收益的基金总额有所上升，成为基金的主要阻力。相比较2011年基金的负收益，2012年基金基本上是正收益，无论是股票还是债券、货币。我们对2012年基金市场的评级收益是2星，活跃是4星。
商品市场呈现震荡格局，收益2星，活跃4星。2012年中证商品指数总体呈现一个反弹回落震荡格局，上半年中证商品指数冲高上涨，然后在工业品的弱势带动下大幅下跌，全年中证商品指数收至177.33，收益率为0.91%，从历史长期来走势看，商品分类指数中金属指数表现最好，工业指数表现次之，表现最差的是农产品。信托市场的回顾，2012年保持继续高速的增长，到2012年底，信托资产的总规模已经达到7.5万亿，超过了保险，成为第二个金融大行业，仅次于银行业，在收益方面，全年的收益呈现一个先降后收的态势，平均年收益率9.2%，比2011年略有上升，在2012年，虽然信托市场也出现了一些风险，但是刚性对付的政策依然被各家公司所采纳。
风险投资与私募股权投资市场，我们对他的收益是4星，活跃是1星，在经济增长的下行区间以及IPO受阻的双重打压下，2012年风险投资基于VCPE市场遭遇寒冬、募、投、退三方面均大幅度减少，VC/PE市场进入洗牌与调整阶段，募集完成金额同比下降49%。
银行理财市场，2012年保持一个比较平稳的态势，收益评级是3星，活跃是3星。在股票市场都是持续低迷的情况下，银行的理财还是持续受到了尤其是储蓄投资者的青睐，居民的青睐。
阐述一下我们关于2013年经济和投资的观点。展望2013年，全球经济复苏之路仍然不平坦，美国经济房地产托底，财政悬崖施压，经济复苏步履艰难，欧洲经济也不会明显好转，日本经济在宽松货币政策的刺激下逐步回升，上升的势头难以预测，新兴市场国家好于2012年。就中国经济而言，随着外需的减少、劳动力的减少、投资放缓以及劳动力价格等要素成本不断上升，中国经济已经进入重大转型期，受其影响，潜在经济增长水平和经济运行特点都已经发生了深刻变化。从目前我们分析的结果来看，我国未来经济增长的速度要下降到7%-8%之间，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打造中国经济升级版已经成为大势所趋，需要把改革的红利、内需的潜力加起来，形成中国经济发展的新动力。
2013年是中国贯彻落实十八大精神的开局之年，十八大明确提出，我们要走中国特色的新型工业化、农业现代化的道路，李克强总理也指出，城镇化是现代化的必然趋势，它不仅可以带动巨大的消费合投资，同时可以创造就业机会，改善人民的生活，创造福祉。我们也对城镇化进行了，城镇化会成为未来/ 22
中国经济发展的新在2013年在政府主导的投资力度将延续2012下半年的增长态势，同时在城镇化等一系列政策的刺激下，消费也将持续平稳地增长，预计2013经济增长的速度在8%左右。
分析一下各个市场，一是证券市场，2013年宏观经济政策走势和流动性状况好于2012年，所以证券市场的表现有所好转。股票方面，我们对他的预测评级是，收益4星，活跃3星。
2012年下半年开始，A股的IPO发审速度明显放缓，处在停滞的状态。我们预测全年在10%以上或10%左右，这几年股市的大幅度调整，股市对投资者的吸引力开始大幅度下降，交易的活跃度不再提高，这也是活跃度3星的原因。债券市场，收益是3星，活跃是4星。2013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要继续扩大社会融资总规模，考虑到大规模债券供给可能对债券市场收益造成一定的冲击，2013年企业在出现大幅上涨的可能性不太大，企业会总体出现一种小幅上扬的态势，商品期货方面，2012年与经济增速放缓，需求不正为主线。2013年整个商品市场会呈现一个结构性的投资机会，在商品期货中，由于石油、黄金等商品受海外因素的影响较大，他们的走势主要依靠分析世界经济。我们认为在全球货币流动性宽松的情况下，商品交易依然会很活跃。
第二大方面，房地产市场，我们对2013年房地产市收益3星，活跃3星，主要是看政策调控力度，国五条出台以后，房地产出现上涨行情，主要是为了在国五条细则出台之前的措施，但是不是很明确，一二线城市刚需的空间较大，房价出现显著下跌的概率较小，但也是调控的重点对象。三四线没有太大调控压力，但是刚需到底多大还需要考虑。信托市场我们分析是，收益评级是4星，活跃是2星，信托的优势在于突破了利率的管制和利率市场化之前的信贷政策的管制，所以受到了资金、供收双方的欢迎。我们对2013年的判断是，信托还保持继续的增长，信托受益仍处于较高水平，但在信托市场在刚性的背后也隐藏着一个风险，投资者和监管层有一个认识，但是我觉得认识不足，应该引起重视。
第四，风险投资与私募股权投资市场，收益3星，活跃度是1星。VCP洗牌过程中导致了中小企业风险的增加，IPO审批继续保持严格，IPO受阻，PE/VC的退出依然困难，2013年IPO退出占比将继续下降，尤其是海外的并购会加大，但是我们认为，在经历了调整和寒冬之后，PC投资风险的特征开始暴露，全民PE的时期很难再现。
银行理财市场，收益是3星，活跃是3星，随着利率市场化的进一步分化，银行的基础压力会增大，银行的理财会保持高度的增长。2012年银行的理财产品收益率和发行量受到影响，预计2013年全年1年期存款基准利率不会发生较大变化，全年通货膨胀也在3%左右，所以我们预测2013年银行理财产品会与2012年收益保持太大的变化。/ 22
这是以上我对蓝皮书关于2012年投资市场和2013年投资市场的预算和判断。
介绍一下蓝皮书的特点。为使蓝皮书更加系统全面科学地反映去年我国投资发展的状况，科学准确地分析和预测今年投资及投资市场发展的走势，给投资者提供一个参考，2013年的《投资蓝皮书》比2012年早得多，去年10月份我们就在喜对这个工作，今年蓝皮书就和大家见面了，今年和去年相比有了很多突破，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一、投资市场，基本实现了投资市场的全覆盖，我们增加了信托投资市场、银行理财市场和租赁市场，对包括：股权投资市场、股票市场、债券市场、信托市场、银行理财市场、租赁市场和房地产市场等投资市场进行的专题的分析，这样全面系统的分析和报告在国内是少见的，二，我们打破了投资市场的界限，按照统一的标准，将不同的投资市场用统一的模型进行比较分析，提出了中国投资市场的投资评级指数和活跃度指数，虽然目前还不是很完善和成熟，但是这个方法还是好于国内的首创，对于广大的投资者有一个直观的思考。
三、报告的深度和水平不断提高，我们的队伍不仅包括中国建投投资研究院相关的投资 企业，包括基金、信托、证券，同时请中国建投投资研究院，总行的机构进行工作，他们完成了相关的报告，凭借着编写人员在各投资领域的专业知识和实践经验，报告的深度加强，给相关人士提供了更有价值的参考。
对于经济问题的分析总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特别是对于投资市场的预测更加相当困难和负责，由于我们的水平有限，资金不足，时间仓促，肯定存在这样那样的错误，希望各位读者和专家对我们的工作进行改进。/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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