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策略研究

第一篇：中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策略研究

中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策略研究

中国怎样才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

“中国在未来的5年或10年，有50%以上的可能性会滑入中等收入陷阱。”这种警示并不是来自西方唱空中国的论调，而是财政部部长楼继伟日前在清华大学举行的“清华中国经济高层讲坛”上提出的。他认为，这是因中国太快进入老龄化社会引起的。

习近平曾在14年APEC会议上说，对中国而言，“中等收入陷阱”过是肯定要过去的，关键是什么时候迈过去、迈过去以后如何更好向前发展。我们有信心在改革发展稳定之间，以及稳增长、调结构、惠民生、促改革之间找到平衡点，使中国经济行稳致远。

温家宝总理在2004年就提出了中国发展前景的两种“可能性”：一种可能性是顺利实现工业化、现代化，进入发达国家的行列；另一种可能性就是落入“中等收入陷阱”，经济社会发展长期徘徊不前，甚至出现社会动荡和倒退。那什么是中等收入陷阱？中国是否难以避免？他国跨越的经验？中国应进行哪些改革来应对？ 中等收入陷阱是啥？

世界银行按人均国民总收入把世界各国分成四组，即低收入国家(低于975美元)、中等偏下收入国家(976至3855美元)、中等偏上收入国家(3856至11905美元)和高收入国家(高于11906美元)。2010年，中国人均GDP为4277美元，迈入“中等偏上收入国家”。

中等收入陷阱是指一个国家（由于某种优势）当一个国家的人均收入达到中等水平后，由于不能顺利实现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导致经济增长动力不足，最终出现经济停滞的一种状态。由于工资上涨，制造商常常发现自己无法和别国的低成本生产商相竞争，但他们仍觉得自己处于高附加值产品的先进经济体内，这就是中等收入陷阱。比如，南非和巴西几十年来一直苦苦挣扎于世界银行称之为中等收入的行列（2010年人均人均国民总收入约为10,000至12,000美元）。中等收入陷阱发生在一个国家的经济高速增长，并在达到中等收入水平后最终停滞。这个问题通常发生在发展中经济体发现自己卡在劳动力成本上涨和成本竞争力下降的中间，无法与高技能创新的先进经济体，或低收入低工资的经济体在制成品的廉价生产上相竞争。

其特征主要是：经济增长回落或停滞、民主乱象、贫富分化、腐败多发、过度城市化、社会公共服务短缺、就业困难、社会动荡、信仰缺失、金融体系脆弱等。哪些国家曾陷入？

当时世界银行列举的例子中，包括一些拉丁美洲国家，也包括日本、韩国、马来西亚、新加坡等在内的一些东亚、东南亚国家和地区，当人均GDP达到4000-5000美元左右的时候，经济往往停滞不前，出现了过度城市化，人均GDP增速显著下降，陷入了“中等收入陷阱”。

中国社科院副院长蔡昉表示，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拉美典型国家都是收入分配不平等的国家。如果以0.4基尼系数作为安全警戒线的话，这些国家都大大高于0.4。因此，陷入中等收入陷阱中，经济不再增长的情况下无法做到收入均等化。

在此之前，二战以后的很多拉美国家经济发展迅速，人均GDP到了5000多美元就停滞不前了。而泰国、马来西亚、菲律宾等国家也曾发展迅速，在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之后，一直未走出中等收入经济陷阱。

不过，同样曾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日本、韩国、中国台湾、新加坡等东亚经济体，已经从中等收入陷阱走了出来。中国是否会掉进“陷阱”？

中央党校经济学部主任、教授赵振华说，“中等收入陷阱，是现象而不是规律。是现象就可以改变，而如果是规律的话，所有中等收入国家都无法迈向高收入国家。而事实上，世界上已有60多个国家已经迈进高收入国家，人均GDP均超过1万美元。”

著名经济学家华生表示，中国不存在“中等收入陷阱”。理由是世界银行提出该理论的数据库时，晚于当时的经济增长近十年，同时，事实上处于低收入阶段的国家，经济未必比中等收入阶段国家更快的增长，而处于中等收入阶段的国家，也未表现经济出比高收入阶段国家更慢的增长。因此，中等收入陷阱的假设并不能成立。

长期以来的“加快增长”目标形成了中国特有的“过度工业化、过度重工业化、过度出口依赖、过度投资驱动、过度粗放增长”的模式，已经严重威胁到中国的可持续发展。这些问题映射到社会、政治和生态领域，就出现了收入分配不平等、官员腐败、城市二元社会(市民和农民工)、环境污染、生态破坏等一系列问题。这些都是中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必须应对的挑战。

他山之玉：韩国如何跨越中等收入陷阱？

1、产业升级助推经济持续增长。韩国上世纪70年代的“汉江奇迹”主要依靠出口导向型经济，但此后韩国就开始了由劳动密集型产业向资本密集型产业升级的阶段。韩国政府意识到由于对技术开发重视不够，面临产业竞争力下滑的问题。因此韩国政府将产业发展方向从制订扶持战略产业优惠政策，如免税、减免关税、外汇支持以及其它保护措施等，转向了创新活动，并废除了所有的个别产业法，将全部产业置于自由竞争的环境下，以激发它们内在的创新能力。

2、新社区运动让农村焕然一新。从20世纪60年代末开始，韩国政府逐渐开始重视农村地区的发展。1971年政府启动了“新社区运动”(New Community Movement)，1973年至1978年，大约一半的政府投资通过“新社区运动”分配到农村地区，集中于基础设施、公共卫生、环境保护以及成人教育等方面。这些政策显著增加了农户收入，缩小了城乡收入差距。

3、大力发展教育，提升人力资本。韩国于1945年光复之前既没有工业化基础，也没有教育文化发展基础，12岁以上人口的识字率尚不足20％。韩国政府深信，国家竞争力取决于人力资源和个人的竞争力。为此，将以往的教育部长提升为副总理，统筹管理有关人力资源的所有部门。经过50多年的努力，韩国在20世纪70年代就使小学入学人数占同龄人口的比例超过100％；高中阶段教育入学率从1980年的50％左右提高到1990年的90％；大学入学率从1975年的10％提高到1995年的50％。中国如何跨越？

楼继伟在清华大学的论坛上讲话时列出“跨过中等收入陷阱”的五项措施：

1、农业改革，减少对粮食的全方位补贴，鼓励农产品[-0.45% 资金 研报]进口，转移农村的劳动力，以弥补制造业、服务业劳动力短缺的问题。

2、户籍改革，打破迁户口的障碍，为外来人员提供教育、医疗等资源，让转移的人口真正稳定融入到城市里面去。

3、在劳动关系上，让企业和员工个体决定，增加就业的灵活性。

4、土地改革，农村建设用地(分为宅基地、工业用地、集体的经济用地)要能像城镇土地那样流转。政府不能征地拆迁，而由农民自主决定。

5、在社会保险上要划拨国有资本，充实社保基金，降低社保费率，调整目前的社保制度的给付、收缴、投资收益及替代率等比率。

著名经济学家林毅夫说如果处理好以下三大挑战，中国就等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继续推动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并在其中继续保持竞争力；解决好收入分配问题；处理好经济增长与环境的关系。

上海金融与法律研究院研究员聂日明：如何解决收入差距？药方仍然在强化劳动力自由流动和推进市场化改革。收入差距的三大根源在于城乡差距、区域差距和行业差距。前两者的差距主要是劳动力难以充分自由流动造成的，农民和落后地区的劳动力是低收入的根源。而行业差距主要是市场化改革不力，国企和财产性收入为主体的职工享受了制度与税收上的优惠，造成不公。为此，需要在未来势必要做出户籍、人口等社会政策的调整。

财经评论员叶檀：真正重要的是法治市场，这恰恰是中国目前最缺乏的。无论是日本、新加坡、台湾地区，二战后都有打散原有经济结构、再塑社会经济秩序的过程。打破身份限制，允许一定范围内户籍开放，彻底打破身份血缘用工制，是建立法治市场的当务之急，是解放生产力的重要步骤。所有人身份相同，而后才能践行法律面前权利义务平等，推行公民的权利与义务才是可行的。打破身份制约，建立法治市场经济，是中国突破中等收入陷阱的不二法门。

浅谈中国如何跨越中等收入陷阱 蔡倩

摘要：中等收入陷阱已成为全球性热点问题，关乎着一国的发展命运。从国际经验来看，成功的例子屈指可数，大部分国家跨越这个陷阱都是很艰难的。在当前这个发展阶段，我国正面对这道坎，在接下来的发展中我们该怎么样成功避开中等收入陷阱呢？

在接下来的5年到10年里，我国跌进中等收入陷阱的可能性在一半以上，财政部部长楼继伟去年在一次演说中这样谈到。这绝不是危言耸听，而是一个风险提示。新常态经济下，我国GDP增长率由2010年的10.4%降到现在的7.0%左右，中等收入陷阱这一问题再度引发广泛的讨论。研究和了解中等收入陷阱，从失败国家那里总结失败的原因，同时从成功国家那里学习经验，可以很好地帮助我国避免中等收入陷阱。在未来的5到10年里，我国还处于由中等收入向高等收入运作的过程中，要实现6.5-7%的经济增长速度，防止出现中等收入陷阱，就要求我国在接下来的几年里做好全方位的改革。

关键词：中等收入陷阱;巴西和韩国;新常态

中图分类号：F124 文献识别码：A 文章编号：1001-828X（2016）027-00000-02

一、什么是中等收入陷阱

中等收入陷阱一词，来源于世界银行在2006年公布的一份文件，意思是那些正在迈向高收入的国家，不能成功实现发展的转型升级，导致经济发展迟缓，在增长方面出现困难。与那些低收入国家相比，这些处在中等收入阶段的国家，工资等方面成本增加，产品在国际市场上就丧失了以前的低成本优势。而在技术创新方面，这些中等收入国家又不能成功地实现转型，不能取得新的优势，因而经济出现滑坡低迷的现象。

世界银行在2014年按收入水平把国家划分为三种经济体：低等、中等和高等收入国家，对应的人均年收入区间分别为1045美元以下、1045至12736美元中间和12736美元以上。人均收入在一万美元以下徘徊，却很难突破这个水平，这是一些国家陷入中等收入陷阱则典型表现。

中等收入陷阱从本质上来看，可以说是一个收入处在中等水平的经济体，在经济在增长方面遇到困难并且很难脱离这个险境。有些脱离低收入贫困阴影的国家，如果继续使用摆脱贫困阶段的经济政策和战略，就很容易出现经济倒退，增长难以为继。2012年，世界银行在另一份报告中进一步指出，截止2008年只有少数十几个国家进入了高收入经济体行列，在当时所占的比例仅为13%。其余未能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国家达88个，他们的经济发展有的继续停留在原来的水平上，有的甚至降到了低收入水平。这些国家呈现出以下特征：经济增长停滞、贫富悬殊、社会公共设施欠缺、金融制度的信用降低、腐败严重、社会发展不稳定等。中国内地已经不同程度地出现这些情况，所以必须予以高度重视。

二、对比巴西与韩国的经济发展

在1980年，韩国和巴西的人均GDP分别超过1689和1371美元，都脱离贫困国家的阴影。而韩国从中等收入国家跨入高收入国家用了8年，巴西则深陷中等收入陷阱近40年，原因则是两国采取了截然不同的经济策略，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1.经济发展战略

巴西长期奉行进口替代战略，致使产业结构失衡，工业生产率未能提高，产品缺乏国际竞争力。同时巴西还忽视出口市场，结果是20世纪90年代，巴西的国际收支严重不平衡，发生巨额赤字。韩国长期以来坚持经济发展实行出口导向型，对产业结构进行优化升级，以产品出口促进经济增长。韩国先是大力发展重工业，再是运用先进的技术对重工业进行升级改造。同时调整纤维、轻纺等低附加值产业，重点发展电子机械、精密仪器等技术知识密集型产业。及时地对产业进行调整，是韩国的又一项对促进经济发展强有力措施。2.企业自主创新方面 受华盛顿思潮的影响，巴西走新自由主义道路，推行“负债增长”模式，大量吸收外资，忽视本土企业自主创新。结果巴西的高端产品市场被跨国公司所控制，本土企业技术发展受阻，不能拥有多元化的具有自主研发能力的制造业体系。韩国在这方面，接受外国直接投资的规模较低，限制外国许可技术进入国内。而且韩国倡导企业在借鉴学习他国的技术的基础上，走自主创新之路，对本国的技术进行升级。3.收入分配公平方面

在社会公平方面，巴西与韩国有很大的不同。1970—1995年，巴西的平均基尼系数达到0.61，严重的收入两极分化导致中低收入的居民消费严重不足，消费难以起到拉动经济的作用。在巴西，寻租、投机、腐败现象严重，收入差距进一步拉大，加剧社会动荡，阻碍了经济发展。与此相反，上世纪90年代末韩国的基尼系数到降为0.31，而且基尼系数一直处在较低的范围内。韩国设立了《国民福利养老金》、《最低工资法》，通过开展新农村运动、改革税制、完善就业政策法规、健全社会保障体系来缩小收入差距。此外，为了遏制腐败，韩国实施官员财产公示制度，金泳总统曾带头进行财产公示，使数千名官员因贪污腐败而受到严惩。4.政府对科学技术发展的态度

巴西长期不受重视技术创新，政府在研究技术方面投入低，技术研发改革停滞。巴西政府曾出现财政严重不平衡的现象，削减在科研方面的费用，技术的发展就被阻滞了。相反，韩国政府对自己国家高端产业的培育给予高度重视，并提出科技立国战略。韩国对RD的投资量不断加大，注重提高产业的知识与技术含量。韩国还重视对人民的教育，对教育发展中不合理的方面进行改革，确保教育的普及与完善。

三、中国在经济新常态下如何面对中等收入陷阱

根据世界银行发布的文件，中国在2010年人均国民收入为4200美元，进入中等收入阶段。到2012年，中国内地人均GDP再次提高，已成为上中等收入国家。随着经济进入新常态，面对中等收入陷阱，我国在发展过程中还存在诸多问题。针对这些问题，以巴西为警惕，以韩国为鉴，寻找出相应的对策，加大力气改革。

1.中国目前发展中亟待解决的问题

首先，我进入中等收入阶段后，劳动力成本上升，人口红利减少，产品的低成本优势逐渐降低。能否培养出新的优势促进经济增长至关重要。其次，我国在收入分配方面仍存在不公平现象，贫富差距拉大，而且官员腐败事件多发。再有，我国在经济发展中存在结构失衡的问题，如城乡发展不平衡、供求结构不够合理、地区发展不相协调等。更值得关注的是，我国的科技创新动力不足，在尖端技术方面还没有形成明显优势。此外，我国经济发展的速度和效益不协调。2.新常态下避免中等收入陷阱的措施 中国已经成为中上等收入国家，接下来的几年时间是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关键时期。中国经济发展的方式要加以改变，而且需要加快经济的转型与升级，避免跌进中等收入陷阱。（1）调整经济结构

首先，调整供给结构。相对于需求一侧，现在我国供给这一方存在较大的问题。中国现在出现一种情况：低层次低质量的产品供给过多，而科技含量较高的产品供给过少即供给不适应需求，所以对产品供给方面的改革势在必行。一方面，要减少过剩的供给，在存量产能方面推进供给侧改革。对效率低下的企业，要及时将其淘汰，让市场及时出清;对一些规模小、结构不合理的企业，要尽可能多兼并重组，促使企业完成内部的改造升级。另外一方面，对于高端的新产品要增加供给的数量，给消费者创造更多的选择。中国亟待培育出如苹果、特斯拉一类的能够引领需求、创造需求的新产品。此外，对于那些传统的产业，要在原有的发展基础上进行改造，促使这些落后的产业升级;还要壮大培育战略新兴产业，如电子信息、文化旅游、城市投资开发等产业。

其次，协调区域之间的发展。对于区域之间的发展，要实行在东部地区优先发展，带动中部地区的崛起，推进西部大开发、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使这些地区的发展能够相互协调。中西部和东北地区要充分抓住东部地区产业结构调整升级的机遇，全面承接“一带一路”的建设，加快开发开放沿江周边地区。

此外，协调城乡发展，加强城镇化改革的力度。巴西因为城市化的速度过快，在改革中出现了许多问题，严重阻碍社会发展。2015年我国的户籍人口城镇化率不到40%，与城镇化率不协调，而且与一些发达国家相比也是比较不可观的。因此，我国城镇化的重点就是民生方面，要对户籍制度进行更改和完善。中国正在走新型城镇化道路，要坚持新农村建设与新型城镇化建设同步发展，加强农村基础设施建设，提高农村公共服务的覆盖率。

此外，中国要使工业发展同信息化等现代高科技发展融合，提高工业发展的质量。经济发展不仅要注重清洁安全，而且要重视向集约型的增长靠拢。为了经济发展而牺牲我们生存的环境，这样的发展代价十分巨大，也是不明智的发展选择。尤其是对于新兴的像信息等高科技的产业，要积极引进与发展，提高这些产业的竞争力。（2）实施创新发展

创新可以说是一个国家发展的重中之重，在发展中的地位是突出的。我们只有发展科技，加强创新，在此方面形成之自己的独特优势，才能在世界上拥有强大的竞争力。从国际上一些国家的经验来看，伴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一国增长动力应该由资本与劳动等“老动力”向全要素生产率和人力资本等“新动力”转换，才会形成可持续的经济增长。目前，全要素生产率和人力资本对美日欧等发达国家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为50%左右，但是这两个新的动力在中国起到的作用还不大，所以要足够重视这方面。

进入中等收入阶段，我国人口结构逐渐进入老龄化，在工资等低成本上的优势逐渐丧失。要提高产品在国际市场的竞争优势，就必须利用创新的力量，给企业注入新的活力。在生产的要素投入上，我们要多利用创新、技术进步和劳动者素质的提高，来使产出增加。

人才是创新的首要源泉。中国尖端技术方面的人才还比较少，因此亟待引进和培育一批新型的人才。在教育方面，政府要给予重视，扩大在教育方面的支出。在人员的激励方面，对人们进行鼓励并且给予有贡献的人更多的报酬;鼓励人们勇于创新、自主创业，可以对这些人在政策上给予一定的优惠。在产权方面，要充分保障人们的知识成果。（3）更加注重收入分配公平

收入分配不平等是许多发展中国家普遍存在的现象，对经济增长造成负面影响，也是一国不能避开中等收入陷阱的重要原因。据2015年社科院的调查，其中觉得中国目前的收入分配不平等的人数占被调查者总人数一半以上。这容易引起诸多的社会矛盾，所以需要我们对人们的收入分配方面给予高度的重视。

政府要分好社会财富这块蛋糕，就必须使公平在分配中得到充分体现。要注意对不同收入人群采取不同的措施，注意扶持中低等收入者，保障这些人的生活水平。经济增长要以中低收入居民的消费增加为动力，这就要求提升这一层居民的收入水平。

在基本公共设施等的供应方面，政府要保障其供给水平，打破地区局限，使各地人民公平地享有这些服务。在居民的最低工资方面，要加以规范，其中要考虑到各地区不同的发展状况。

（4）提高发展的质量和效益

目前，中国的经济增长放慢步伐，发展质量的提高则显得尤为重要。在生产方面，要重视产出与投入比例的提升，同时又要注意不能破坏环境;在产品研发方面，较多地注重其中的科技含量;在人民的生活水平方面，要持续的提升。以往我们的增长方式过于粗放，偏向于增长的规模与速度。而现在我们必须摒弃这种落后的增长方式，取而代之的是集约型。在以后的经济发展中，要提高人力资本，增强人在发展中的地位。

此外，要加大对外开放的力度，因为总体来说我国在这方面的水平较低。实施以质量效益为导向的外贸政策，建立健全对外贸易体系，提升贸易便利化水平，促进国际国内要素自由有序流动。加强与外国的产业投资合作，统筹对外投资与国内发展相协调。同时要注重政府职能的转变，放开管理的权力，为经济发展扫除体制障碍。

四、对中国接下来发展的信心

中国目前已经坐稳世界第二的位置，在接下来的发展中要加大力气改革，奋力赶超。当前，有报道称我国现在具备了以下条件：一是有长期稳定并且支持市场经济发展的政府;二是人力资本方面持续改善;三是坚持实行对外开放。并且中国一直借鉴国际上的经验和教训，采取各方面措施进行改革，在发展路径和政策选择上力避滑入“陷阱”。因此，我们有信心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

科技是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关键

下面再强调一下科技，比如生物、制造、物联网等等。但是我特别想强调一点，我们所讲的科技是自主研发、自主制造，采购部件、系统组装的应该不算，因为这样的科技是靠不住的，必须你自己能够设计。有的人将自主研发变成了自主知识产权，最后把人家研发的结果买来就变成“自主知识产权”了，这不是真正的自主研发，你自己不会设计，产品过时了还得重新拿钱买。真正由自己设计，不是买的一张图纸或者一个现成的产品、配件，应该是能够画这张图纸的人，这才叫自主研发，真正的自己制造。

只有这样的高级科学技术，才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所谓中等收入陷阱，很多人说发展中国家一开始经济发展的速度很快，然后一段时间后就停滞在那儿了。其实不是什么陷阱，而是根本没有高技术人才，科技不行，做的是利润很低的基础产业，还得花钱买高级产业的产品，所以收入上不去。科技是核心。

最后，我们有没有钱？历年房地产投资一路疯狂上涨，大概投了96.8万亿。相应的，投资科研的费用大概是十分之一。现在投资地产的非常多，减少点，把钱换个地方投是不是更好一点？当然科研不仅仅是钱的问题，没有一个科研评估体系，没有科研基金的严格审批制度，那也是要出问题的。但至少从数量关系来讲，我们现在有足够的钱去投，关键是我们要建立一个良好的体制。过去在做“两弹一星”时，没有钱、没有技术、没有人，但只要找到几个人，有一点钱就可以做。现在的条件比那时候不知道好了多少倍，现在最怕的是滥用。看清这个方向，一定要坚定不移，真正做到自己研发、自己投资。

未来发展由市场决定，它会告诉你什么是老百姓真正需要的

中国和世界向着未来看，我们有很好的人力资源规模、经济规模、系统的工业行业布局。我当时做过一些投行的研究，从工业行业布局来讲，中国是少见的有比较大的、比较均衡的产业布局的国家，当然存在产能过剩、质量不高以及技术不高等问题，但是科研潜力仍然是很好的，只是缺乏系统的组织、缺乏系统的奖励。我们若把这些制度理顺，那我们可以为世界经济的发展，甚至国际事务平衡做出贡献。从过去的美苏两极、东西双方到单极世界、美国独大，到现在不知道美国想干什么。其实每个国家都会为了它自己的利益作出某种决策。比如税收的竞争，如果说中国系统经济的分配还是存在不少问题的话，那美国的问题就更严重。他们的企业已经赚了很多钱，甚至居民积累都是负的，但还要再减税，那它会到什么程度？但是它又是一个国际竞争的概念，每个国家都希望我比其他的国家多卖点东西、多占点便宜，至于卖了东西的好处归谁？为什么这些年看到很多关于资本主义、资本市场的新论述评论，它跟社会分配不均有关，尤其是经济危机，放钱放水，使得这个问题进一步加速恶化，所以才产生这个结果。我们要想做到具有国际事务平衡和维护世界和平的能力，为我们自己留下一个良好的发展环境，那我们就还需要国内改革、国际开拓，需要依靠科技、人力、创新，跟世界合作。反恐与和平是我们最重要的保证，不要轻言战争。

要做到这些，最主要的是发展，系统设计、科学完善现代国家的体系制度，这才是能够长治久安的制度大计。这个国家太大，很多事情需要系统体系来作出科学正确的选择。投资很容易，但是真正投资好，能够让经济可持续发展，让经济不断繁荣，这是不容易的。退一步进两步，彻底清理一下，毕竟经济发展近40年了，累积了大量资产堆积的问题，把资产质量问题解决，把潜在的债务风险解决，未来的发展由市场决定，它会告诉你什么是社会真正需要的，什么是老百姓真正需要的。市场经济是一种价格调节机制，是一种信息调整机制，能够让你在经济发展过程中以及经济决策上做得更科学。加上中国这样的人力规模和科技潜在优势，我们的经济发展是毫无疑问的。

中国何以跨越“中等收入陷阱”

“中等收入陷阱”是一个老话题。最近西方媒体又出现一种新论调，宣称中国大力推进环保和扶贫会导致经济增长停滞，陷入“中等收入陷阱”。这种论调反映出非常陈旧落后的发展理念，表明他们完全不明白中国新发展理念的意义。那么，中国何以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为什么说中国经济会因环保和扶贫而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论调站不住脚？本期观察版约请几位专家给出分析解答。

——编者

林毅夫：我国具备顺利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条件

以高质量发展迈向高收入国家(人民观察)

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规划了到本世纪中叶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远景目标和路线图。持续推动经济结构升级，实现更可持续、更加包容的高质量发展，顺利跨越“中等收入陷阱”，进入高收入国家行列，是今后一个时期的主要任务。综合判断，我国具备顺利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各种条件。

准确理解高收入国家的门槛水平

2006年世界银行发布的《东亚经济发展报告》，首次以“中等收入陷阱”刻画这样一种现象：一些经济体进入中等收入阶段后，人均国民总收入水平未能持续提高甚至倒退，因而无法顺利而巩固地进入高收入经济体行列。

准确理解“中等收入陷阱”，首先需要了解世界银行对各经济体收入水平的分类标准。从上世纪70年代后期开始，世界银行在其发布的世界发展报告中对各经济体进行分类，但当时并无明晰而固定的分类标准，只是粗略地参照技术水平、收入水平、经济体制等把各经济体分为这样几类：工业化经济体(即当时的经合组织成员)，发展中经济体(又分为中等收入和低收入两类)，资本富裕的石油输出国，中央计划经济体。

为方便分析，从1989年开始，世界银行以人均国民总收入为唯一依据，划定了一系列门槛数值，对发展水平进行分类，即：以1987年美元计价的人均国民总收入衡量，6000美元以上的为高收入经济体，介于1941至6000美元之间的为上中等收入经济体，介于481至1940美元之间的为下中等收入经济体，480美元及以下的为低收入经济体。之后，在1987年美元计价的门槛线基础上，根据特别提款权货币篮子中币种的物价指数，逐年滚动调整为现价美元。由于物价水平有涨有跌，所以门槛线就有可能随着时间推移有升有降，而并不是像一些人以为的那样直线上升。如2012—2016年高收入门槛线依次为12615美元、12745美元、12735美元、12475美元和12235美元。

其实，虽然门槛线会根据物价进行调整，但扣除物价因素之后的门槛线“真实水平”相对固定。由于世界经济整体发展水平在提升，所以长期来看，高收入门槛线相对于全球和发达国家人均国民总收入水平的比例都呈现降低态势。在20世纪90年代初，高收入门槛线相当于美国人均国民总收入水平的30%左右，而2016年仅相当于后者的22%。同期，高收入门槛线也由全球人均国民总收入的1.8倍左右降低到不足1.2倍。

还需要指出的是，用于划分发展水平的人均国民总收入不同于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二者不是一个概念，不能混同。国民总收入包括四个部分：劳动者报酬、资本折旧、资本的报酬即利润、政府收取的间接税，也即包括企业部门、金融部门、政府部门和居民部门的收入。人均国民总收入用于衡量国家整体经济发展水平。居民可支配收入则仅指居民可用来自由支配的收入。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在数值上显然要小于人均国民总收入。

从经济增长角度看我国迈向高收入国家的前景

跨越“中等收入陷阱”、进入高收入国家行列，直观上看首先是一个经济增长问题。那么，从经济增长角度看，我国迈向高收入国家的前景如何呢？

1996年以前，我国属于低收入国家，1999年巩固地进入下中等收入国家行列，2010年进入上中等收入国家行列。1990、1995、2000、2005、2010和2016年，我国人均国民总收入分别相当于对应年份高收入门槛值的4.3%、5.8%、10.1%、16.4%、35.4%和67.5%。可以看出，我国人均国民总收入向高收入门槛值的收敛速度几乎是指数式的。

综合考虑多种因素，保守预测，我国有可能在今后几年进入高收入国家行列。依据主要有如下几条：第一，2016年世界银行公布的我国人均国民总收入是8260美元。第二，假定我国今后一段时间人均国民总收入增速保持在6%的水平。第三，基于2007—2016年高收入门槛线因物价因素年均提升0.98%，假定今后门槛线按1%的速度提升。第四，假定我国今后物价涨幅为年均1%。第五，假定美元相对于人民币汇率保持在1美元兑6.7元人民币。综合这些假定，我国在2023年可以迈入高收入国家行列。

这一预测的假定条件可能会和未来实际情况有出入，但在各种假定条件组合下，我国于2030年跨入高收入国家行列都是大概率事件。从2010年我国成为上中等收入国家算起，用时13—20年成为高收入国家，与过去30多年间先后成功进入高收入阶段的国家的经验是吻合的。按照党的十九大报告描绘的2035年基本实现现代化的前景，届时我国人均国民总收入水平将明显超过高收入门槛，巩固地处于高收入国家行列。

实现高质量发展才能真正成为高收入国家

由中等收入迈向高收入，从直观上看是经济增长问题，但实际上涉及一系列结构性问题。只有解决好这一系列结构性问题，实现高质量发展，才能顺利而巩固地进入高收入国家行列。这涉及三方面的重要任务。

持续推动技术和产业升级。我国人口规模堪比一个大洲，这样的巨型经济体可以容纳的技术和产业谱系是非常宽广的。在这个宽广的技术和产业谱系中，我国目前只有少数领域处于全球比较领先的位置，还有很多领域如工作母机、成套装备、核心零部件、生物、医药、医用设备、材料等，与技术前沿国家尚有较大差距。缩小这些差距，提高全要素生产率，是我国未来实现中高速增长的源泉所在。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贯彻新发展理念，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作出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加快建设创新型国家等一系列重大部署。落实这些部署，将推动我国技术和产业不断迈上新台阶，进而在劳动力从农业向非农产业转移速度明显放缓的背景下，进一步拓展非农产业内部劳动力向高生产率部门配置的空间，不断推动高质量发展。

缩小收入差距和财富差距，提高社会流动性，实现更加包容的发展。从国际经验看，缩小收入差距和财富差距是成功跨入高收入国家行列的必要条件。收入差距和财富差距拉大的原因众多，有个人能力、努力程度和风险偏好等原因，这是合理的、有利于社会整体进步的；但也有不合理、不利于社会进步的原因，从我国看，主要包括某些税费不合理、一些体制性因素不利于保障农民权益、一些城市房地产价格过快上涨、一些人违法违规谋取利益等。党的十九大报告从机会均等、改善初次收入分配结构、履行好政府再分配调节职能三个方面提出缩小收入分配差距的可行对策。落实好这些措施，不断改善宏观经济政策，使商品和要素的相对价格趋于合理，将使收入差距和财富差距处于比较合理的水平。

改善生态环境质量，提高发展的环境可持续性。生态环境质量较差，已经成为影响人民群众生活质量的突出问题。随着经济发展，人民群众对良好生态环境的需求日益增长。为改善生态环境而采取的措施，如改善大气、水和土壤质量的措施等，固然会增加经济社会运行成本，抑制高污染高排放行业的投资活动和产出增长，但同时也会对经济增长产生带动作用，因为生态环境监管措施会促进绿色环保技术研发和扩散，带动相关投资活动。研究表明，我国环境库兹涅茨曲线的拐点已经出现，未来经济增长和污染排放将脱钩。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构建市场导向的绿色技术创新体系，发展绿色金融，壮大节能环保产业、清洁生产产业、清洁能源产业。推进能源生产和消费革命，构建清洁低碳、安全高效的能源体系。”落实这些部署，构建充分体现生态文明要求的现代化经济体系，满足人民群众对良好生态环境的要求，是我国迈向高收入国家的内在要求。

综合起来看，解决这些结构性问题，不仅不会拖累经济增长，而且将为经济持续增长创造良好的技术、环境和社会条件。更重要的是，这些结构性目标并非仅仅是促进经济增长的手段，它们本身就是经济发展的题中应有之义。

当然，即使我国顺利跨过高收入门槛，在高收入国家中也仍然处于较低收入水平，仍然需要吸取其他国家的教训，避免因战略和政策失误导致收入水平绝对意义上的倒退回上中等收入，避免相对意义上的“逆水行舟、不进则退”，力争在保持比其他高收入国家更快经济增长速度的同时，持续提高发展的包容性和环境的可持续性，持续推进技术和产业升级，朝着全球技术前沿迈进。

中国迈入高收入国家行列，意味着全球生活在高收入经济体中的人口比重将由现在的16%，倍增到35%左右。届时，不仅10多亿中国人的生活水平将极大改善，而且将为其他50多亿中低收入国家人民的发展提供更大的市场空间和更丰富的技术来源，也将提供更多的中国经验用于帮助这些国家管理自己的发展进程。这将是中国对人类发展作出的巨大贡献。

(林毅夫刘培林作者单位：北京大学新结构经济学研究院，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

党报刊文：环保与扶贫是中国经济增长的新秘方

环保与扶贫是中国经济增长新秘方

人民日报 金碚(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

进入新时代，贯彻新发展理念的重要体现之一是：既要继续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又要保护好生态环境，还要坚决打赢脱贫攻坚战，让贫困人口和贫困地区同全国一道进入全面小康社会。在统筹推进环境保护、精准扶贫和经济增长方面，中国理念具有先进性，中国实践具有开创性。可以说，环保和扶贫是中国经济增长的新秘方，发挥着助推创新驱动发展的积极作用，为中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提供了重要保障。

环境保护：调整产业、提升技术、激励创新

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在新发展理念的引领下，我国政策目标体系中环境保护的重要性显著提升，环境大保护比经济大开发更具政策次序上的优先性：既要金山银山，又要绿水青山；宁要绿水青山，不要金山银山。但是，也绝不可因此就认为保护环境必须牺牲经济增长。其实，如果没有经济增长，没有工业化的推进，环境是不可能得到长期有效保护的。例如，如果没有现代能源工业，人们就不得不上山砍柴，这怎么能保持绿水青山？如果没有以强大工业为基础的国土整治能力，怎么能有良好的生态环境和源流水利？反之，如果严重破坏生态环境，也就不能实现可持续发展。因此，强调环境的重要性，绝不是不要经济增长，而恰恰是为了实现长期可持续的经济增长。只要协调好环境保护和经济增长的关系，就能进入经济持续增长—优化环境能力增强—环境质量提高—经济持续增长的良性循环。协调好二者关系的关键是摒弃环境保护与经济增长非此即彼、不可兼得的落后观念，坚持新发展理念，在加大环境保护力度的同时，使环境保护有利于调整产业、提升技术、激励创新。

从调整产业看，应按照生产和消费清洁化的要求调整优化产业结构。这不是要抑制产业发展，更不是要以“零增长”来消极保护环境，而是让不符合环保要求的企业限产停产以至关闭，让环境友好型产业和企业获得更大发展空间，从而在整体上促进经济增长和高质量发展。经济发展史表明，正是不断提升和优化产业结构，才有效利用和节约了人类发展的最重要资源：土地和水源。否则，初始的自然资源根本不可能为数十亿人口提供生存条件。

从提升技术看，保护和改善环境的基本方向是要以更先进的技术特别是环境友好型技术来实现经济增长和高质量发展。环境友好型产业和环保产业具有巨大增长空间，可以形成前景广阔的产业链和循环经济体系。各种科学成果和高新技术在环保领域的运用和发展，将改造提升传统产业，推动形成新兴产业，促进经济强劲增长。

从激励创新看，提高环境保护标准能激励企业进行技术创新和管理创新，提高资源利用效率。在我国的实践中可以看到，节能减排要求的逐步提高并没有损害产业包括资源型产业的发展，而是促使其提升技术或转变技术路线。环保政策的创新激励效应越来越显著。环境保护所激发的创新浪潮和科技应用，是促进我国经济从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的一个非常积极的因素。

精准扶贫：激活基层、启发民智、拓展市场

我国的实践证明，精准扶贫、精准脱贫对经济增长具有积极作用。扶贫脱贫战略的实施，强有力地将经济活动的动能推向基层，渗透到经济体的“毛细血管”和“细胞”中，特别是有效激活了经济发展长期滞后的“老、少、边、穷”地区的创造性经济活动，使之摆脱低收入恶性循环，形成新的生产能力。

还应看到，扶贫过程不仅是物质交流，更是思想交流，可以极大地启发民智，促使贫困地区和贫困群众树立现代观念、产生创新灵感，较快形成新的生产力。笔者曾考察过一个地区，一家企业为了推动电子商务向广大农村腹地延伸，连续举办互联网运用和电子商务培训班，很快形成了地区性创业热潮，使一个经济相对落后的地区变为开展电子商务的特色地区。这个地区的诸多电商将本地产品卖到全国和境外，大大提高了当地投资吸引力，促进了规模化生产。还有一些地方，电子商务向农村下沉，不仅激活本地传统产业，而且带动各种生产性服务业(如工业设计、视频摄制、软件编程、传媒广告、仓储物流、包装保鲜、金融服务等)同当地产业合作，激发和促进原有的“草根产业”发展成为产品行销全国以至世界的大产业，使整个地区走上创新脱贫之路。可以说，只要有效启发民智，就有可能使一些贫困地区成为经济发展的宝地，形成特色经济增长极。

扶贫对经济增长的另一个积极作用就是拓展市场空间。实现更大的包容性是现代经济持续发展的必要条件，也是现代化经济体系的基本特征之一。而经济包容性的主要表现之一就是广大人民群众充分就业和有购买力的需求不断增长。精准扶贫、精准脱贫的深入推进，能大大增加贫困人口的就业机会和收入，进而大大增强经济体系的包容性。可以说，每实现一个贫困户脱贫，就是增加一块有效需求的“蛋糕”，经济发展也就相应扩大一份新空间。

措施到位：优化供给、扩大需求、互促共进

从国家治理角度看，环境保护和精准扶贫在国家政策目标优先次序中的地位提升，实际上改变和优化了企业决策的选择环境，从而增强了环境保护、精准扶贫和经济增长之间的相容性。选择环境的安排既是一种约束条件，也是一种路径指引。在当前新的选择环境中，企业必须更加注重提高供给质量和技术路线的先进性，更加注重将先进技术和经营活动下沉到经济相对落后的贫困地区，使更多传统产业和传统技艺同先进技术特别是互联网接轨和融合。对连片贫困地区进行创新性援助和点对点帮扶，将环保、扶贫与革新创造相结合，特别是进行制度创新，使“输血”机制转变为“造血”机制，既能显著改善环境、提高农民收入，又能促进经济增长和高质量发展，吸引劳动者回乡就业创业。同时，进行扶贫的企业自身也能拓展业务范围和市场空间，得到更大发展。

在实践中，不仅有众多具体案例可以表明环境保护、精准扶贫和经济增长之间的相容性，而且从统计数据也可以看到，一些人均收入水平较低的地区近年来已成为经济增长较快的地区，而且这些地区深刻吸取其他地区的经验教训，非常注重高标准环保，更好体现了“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地区优势。总之，中国丰富的实践表明：只要政策得当、措施到位，环境保护、精准扶贫和经济增长就能形成相互有效助推和激励相容的关系。其中的关键是必须由创新来引领，靠创新驱动使三者形成良性互动关系。

要真正实现环境保护、精准扶贫和经济增长互促共进，需要进行创造性的制度设计和政策安排，形成具有激励效应的体制机制，通俗地说就是“要把激励搞对”。只有在制度设计和政策安排上搞对激励方向，才能形成创新驱动局面，环境保护、精准扶贫和经济增长才能实现目标相容和行为相容。这样，鼓励环保、支持脱贫同促进经济增长的努力就能相互协调和方向一致，汇合成为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强大力量。

党报刊文：环境扶贫非阻碍 反推动跨越中等收入陷阱

自2010年中国进入上中等收入国家行列后，国外一些媒体就不时抛出中国会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论调。然而，在中国经济持续增长、各方面发展取得巨大成就、人均国民总收入快速提高的铁的事实面前，这些论调不攻自破，被中国经济学家评价为“不值一驳”。日前，某西方媒体又抛出一种新论调：经济增长、环境保护、扶贫之间存在矛盾，中国大力推进环保和扶贫，必然导致经济增长停滞，陷入“中等收入陷阱”。这其实是一个很奇怪的思路。事实上，统筹推进环境保护、精准扶贫和经济增长，不仅不是我国发展的阻碍，反而恰恰是我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动力。

环境保护与经济增长同向同行。中国秉持的新发展理念的一大价值追求和实践指向，就是实现环境保护与经济增长相互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那种认为环境保护与经济增长不可兼得的观念终将被历史所淘汰。习近平同志提出的“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发展理念破除了绿水青山与金山银山相对立的认识误区，使人们认识到保护环境就是保护生产力、改善环境就是发展生产力。当前，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已成为中国人民的共识，生态环境已成为当代中国重要的生产力要素之一，绿色发展理念在经济发展过程中被深入践行，生态环境优势正在转化为生态农业、生态工业、生态旅游等生态经济优势。近年来，各地政府都在抓紧落实中央提出的统筹推进稳增长、促改革、调结构、惠民生、防风险各项工作的要求，经济结构不断优化，经济效益不断提高，新经济、新业态、新模式不断涌现，中国经济增长动力强劲，传统高耗能、高污染的发展老路已渐行渐远。

扶贫与经济增长互促共进。消除贫困、改善民生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精准脱贫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必须打赢的攻坚战。在社会主义条件下，扶贫与经济增长互促共进。我们所追求的经济增长是消除贫困的增长，消除贫困的过程也会促进经济增长。一方面，经济增长为消除贫困提供物质基础和前提条件；另一方面，消除贫困能够提高社会整体消费水平，促进经济增长。从实践看，精准扶贫、精准脱贫为我国经济增长提供了强大动力。比如，产业扶贫通过发展产业带动脱贫、促进发展，既促进贫困人口脱贫，又促进贫困地区经济增长和区域经济协调发展。

环境保护与扶贫相互协调。贫困地区往往是生态脆弱区和生态保护区，过去存在着“要温饱”和“要环保”的两难选择。在新发展理念引领下，这些地区因地制宜建设特色生态扶贫产业体系，以生态扶贫带动精准脱贫，真正做到产业发展与环境保护相互促进、经济效益与生态效益有机统一，正在收获减贫脱贫和生态文明建设“双赢”局面。

环境保护、精准扶贫和经济增长相互促进、相互协调，为我国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提供良好条件。无论是从理论界的讨论看，还是从经济发展的实践看，我国经济前景都十分光明。我国经济韧性好、潜力足、回旋余地大，宏观调控科学高效，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措施得力、成效显著，能够有效防范重大风险和抵御外部冲击，保持长期稳定健康发展。2017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多次上调中国经济增长预期，表明世界对中国经济增长很有信心。

党的十九大胜利召开，我国开启了全面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新征程。我们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贯彻新发展理念，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继续统筹推进环境保护、精准扶贫和经济增长，推动我国经济在实现高质量发展上不断取得新进展，顺利跨越“中等收入陷阱”。

党的十八大以来的经济发展实践表明，中国不仅能为世界提供增长动力和发展机遇，而且能向世界贡献先进发展理念和发展经验。新发展理念以及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精准扶贫精准脱贫等，就是对世界经济健康发展具有引领作用的理念和实践。

中国应该如何把“中等收入陷阱”转为发展机遇？ 原创 中国社会科学网 2018-04-07 14:04:13 中国应该如何把“中等收入陷阱”转为发展机遇？

摘要：当前中国具备“人均中等、总量第二”的独一无二的国情优势。“人均中等”，意味着中国仍然有巨大的产业升级潜力，这是发达国家不具备的优势；“总量第二”，意味着中国可以对全球优势资源产生巨大吸引力。如果说中等收入阶段对于有些国家而言是陷阱，对中国可以说是难得的机遇。中国应该充分发挥这一独特的国情优势，进一步推动经济全球化，同时利用互联网技术支撑下的共享经济机遇，向着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目标努力奋斗。关键词：中等收入机遇 产业升级 全球化 共享经济

中国应该如何把“中等收入陷阱”转为发展机遇？

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指出，到本世纪中叶中国将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1]当前中国仍处于中等收入水平，经济增长率由高速转向中高速，成功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必然要跨越中等收入阶段，进入高收入国家行列。改革开放实践证明，新时代背景下中国的快速健康发展奠定了跨越中等收入水平的历史机遇，切实抓住这个机遇，科学制定政策战略，充分发掘产业升级潜力，就可以跨越所谓的“中等收入陷阱”。总书记在刚刚闭幕的十三届全国人大代表会议讲话中指出，要全方位高水平扩大开放，为我们进一步汇聚全球优势资源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发掘潜力实现产业优化升级，提供了实践指南。

2010年，中国GDP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国在中等收入阶段就已经成为全球最大的经济体之一。按购买力平价计算，从2014年开始，中国GDP就已经超过了美国跃升为全球第一，即使按照汇率计算，中国目前也是稳居于第二大经济体，但同时，2017年中国的人均GDP却仍然处于8836美元的水平。[2]中国是全球范围内唯一一个在中等收入水平下就成为经济总量领先的经济体，这是由中国人口第一大国的独特国情决定的。“人均中等、总量第二”这个独一无二的国情特征，[3]意味着中国不但不会陷入所谓“中等收入陷阱”，反而具备独一无二的中等收入机遇。

“人均中等”，说明中国的产业结构升级仍然有巨大潜力，仍然有空间来利用后发优势，吸收先发国家先进经验和技术加快发展，这是发达经济体所不具备的条件。新任国家副总理刘鹤在2018年达沃斯论坛讲话中指出，当前经济从高速增长阶段向高质量发展转变的背景，将为诸多新产业发展创造巨大的空间，比如与消费升级相关的制造业和服务业，与新型城市化相关的节能建筑、智能交通、新能源等诸多绿色低碳产业等。[4]著名经济学家、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原副主任刘世锦将中国未来产业升级归纳为旧新产业、新老经济领域和全新产业等三个层面，其中第二个层面新老经济领域，对中国来讲仍然是全新的，但对欧美日等发达经济体来说已经是旧的经济，并指出主要是生产性服务业。[5]这种产业升级的过程，依然有很大空间来吸收发达国家已有的经验，实现快速发展。

“总量第二”，意味着中国具备巨大的市场吸引力，这是其他处于中等收入阶段的小国（经济体）所不具备的条件。尤其是近年来，中国内需稳步扩大，消费对经济增长贡献率达到58.8%；常住人口城镇化率达到58.52%，比五年前提高了近6个百分点；中国已经具备了全世界规模最大的中等收入群体，形成巨大的国内市场。如果说改革开放之初中国的最大优势之一，是很难国际流动的低成本劳动力群体，那么新时代中国最大的优势就是巨大的市场规模。它有助于中国对于规模经济效应明显的产业产生本地市场效应，并将全球优质的资源吸引过来。汇丰集团2015年底发布的调查结果显示，中国内地在2015年成为亚太区最具吸引力的移居地。接受调查的在中国内地工作的外籍人才中有68%表示，来华工作获得了比原居住地更高的可支配收入，排在中国内地之后的是中国香港地区，再之后是新加坡、印度、澳大利亚与新西兰。外籍人才在华最喜欢从事的工作为教育行业(占1/4)，其次为市场营销(12%)和制造业(11%)。全球流动人才在亚太区获得的薪酬收入最高，平均年收入达到12.65万美元。[6]

“人均中等、总量第二”，是全球范围内中国独有的国情体现，这使中国可以充分利用外部有利条件，抓住独属于中国的中等收入机遇。这里强调两个机遇，一是全球化机遇，二是互联网支撑的共享经济机遇。

全球化机遇是中国经济腾飞以来一直存在的外部机遇。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以规模庞大且国际流动性低的低成本劳动力群体，吸引了来自全世界的资本、技术以及企业家才能，集结在一起在中国形成生产能力，充分利用“两个市场”“两种资源”，实现了经济高速增长，也为世界经济发展做出了难以替代的巨大贡献。而在以高质量发展为特征的新时代，中国依然具备不可比拟的集结全球优势资源的能力，只不过这个阶段的核心竞争力不再是低成本的劳动力群体，而恰恰是“人均中等、总量第二”的独一无二的国情。中国同时具备产业发展空间和市场规模吸引力，这是任何一个发达国家和其他发展中国家（经济体）都不具备的优势条件，这使得我们最具备条件来集结优势生产要素。从这个角度看，我们必须要按照总书记在十三届全国人大会议闭幕讲话中要求的，“要以更大的力度、更实的措施全面深化改革、扩大对外开放”。中国将以新的优势，继续成为全球优势生产要素的集结地，在推进自身高质量发展的同时，继续为世界经济发展发挥无可替代的重要作用。

与传统产业相比，中国的互联网产业发展从一开始就处在一个相对有利的环境当中。互联网产业是1990年代以来发展起来的新兴产业，与世界前沿起跑线差距很小。中国一批企业家更早地充分发挥其熟悉中国国情的本土化优势，所以中国的互联网产业从一开始就是由本土企业家和本土品牌公司所主导的。当前中国更是形成了以BAT为代表的互联网巨头，建立了丰富的数字化生态圈并正在不断拓展延伸。中国市场体量庞大，拥有数量可观的年轻网民，为数字商业模式迅速投入商用创造了条件，更有助于其快速实现规模经济。2016年，中国互联网用户7.13亿，超过欧盟和美国网民总和。另外，中国国内知识产权使用与保护制度日益完善，使中国互联网企业可以更低成本的进行竞争，并将多重功能集成于一个简单易操作的应用程序当中，产生“成为操作系统的通讯软件”。[7]近年来中国金融业对内开放，也为互联网企业的盈利模式带来新机遇，使互联网公司可以通过免费提供服务的方式，来较快地扩大市场并黏住用户。此外，面对这样一个前沿产业，中国政府也采取了“先试水、后监管”的宽容的政策态度，这与政府对许多传统产业的态度很不相同，如今更是成为数字化发展的积极推动者。[8]上述所有有利条件，促使中国在移动互联网领域目前处于世界领先的地位。[9]

“人均中等、总量第二”的国情，再加上互联网产业的优势状况，使得中国的营商环境在全世界看发展共享经济的条件最好。中等水平的人均收入，使得对于不少高端产品进行独享消费可能不具备足够的支付能力，但是如果共享，则可以形成巨大的市场。比如对于豪华汽车，独享模式意味着一个客户要一次性买断一辆汽车的所有权和使用权，对于一个中等收入者会造成财务压力，但是如果可以共享，就可能产生需求。巨大的市场既可以支撑多个企业在其中竞争以提高服务效率，形成良性的竞争环境，又可以保证各家公司享受足够的规模经济效应。

互联网技术支撑下的共享经济模式可以极大地推进产业分工细化，规模经济及外部规模经济等经济增长机制发挥作用的条件也在发生变化，必然带来新的经济增长潜力。这也是共享经济可以在短期内获得迅速发展的动因。比如，共享单车模式就将单车的维修维护工作交到了专门人员统一负责，既促进了分工专业化，也带来了规模经济效应。[10]由于互联网在一定程度上弱化了地理位置和地理距离的重要性，所以集聚经济效应或外部规模经济效应发挥作用所需要的地理集聚条件也被弱化了。[11]比如，互联网普及之前，KTV往往设置在人流密集的闹市区，以便于人们集聚而产生服务的规模经济效应；互联网普及后，只要有网络，分散在各个角落的人所演唱的歌曲或者表演的节目都可以低成本地集聚到互联网上，这时KTV就可以分散在各个角落，而消费者的作品依然可以集聚到互联网上，从而也就可以节省地租等重要成本。类似这种“碎片化服务却可发挥规模经济效应”的现象还出现在健身、按摩椅、借书等领域。总之，正如总书记在第二届世界互联网大会上所讲到的，以互联网为代表的信息技术“引领了社会生产新变革，创造了人类生活新空间”。互联网技术支撑下的共享经济模式，可以充分发挥中国“人均中等、总量第二”的独一无二的国情优势。中国新时代产业升级应该利用好这一重要机遇。

第七，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是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政治保障。改革开放以来的实践表明，中国完全有可能通过前瞻性的战略调整与制度建设，解决发展进程中所出现的各种矛盾。

2007年，世界银行提出了“中等收入陷阱”的概念，指一个国家从低收入国家摆脱贫困陷阱进入中等收入国家后，陷入经济增长的停滞期，既无法在工资方面与低收入国家竞争，又无法在创新能力方面与发达国家竞争。

胡鞍钢认为，尽管中国当前处于中高收入阶段，经济发展仍旧面临诸如经济增长模式转型、资源环境、人口老龄化、收入差距、社会稳定等诸多挑战，但中国已经对这些挑战进行积极应对，中国完全可以跨越“中等收入陷阱”。

第二篇：别让自己陷入中等收入陷阱

别让自己陷入中等收入陷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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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周深圳校友会线下大趴，有读者问我个问题—— 他毕业9年多了，刚开始几年成长很快，收入上涨也不错，大概3年从4000块到了1万，平均每年有2000的涨薪，作为一个非985/211的毕业生来说，还算不错。

但之后的5年，突然陷入了停滞，收入到现在也就是1万4，每年涨幅还不足1000。不仅如此，他也觉得自己这几年，没什么明显成长。实际上，这不是特例，很多人都会碰到这个问题。

在职场的不同阶段，会有不同的天花板。每个阶段，如果不能捅破那层天花板，就会出现成长和收入的停滞。

一.个体的收入是一个偏态分布

如果我们把中国人的收入分布拿出来看一下，你会发现，是这样一个趋势：（来自《中国阶级报告 2009年第一版》）也就是说，整体中国社会的收入分布其实是个偏态分布，而非很多人所想象的正态分布，收入低的群体占大多数，而中收入群体的数量很少，至于高收入群体，就是凤毛麟角了。那么，如果我们抛开几亿农村人口不看，仅看在企业工作的职场人，会不会有不同呢？ 我之前所在的咨询公司，每年都会发布各大行业的薪酬数据报告。

我们做过一个统计，如果把一个公司从最底层到最高层划分成20个等级，那么每一级之间大概相差20%的薪水。也就是说，根据市场薪资水平，如果我刚毕业时候是3级，上涨到4级，理论上讲我能够涨20%的薪资。

当然，很多公司是没有这么多级别的，比如你的公司只有10级，那么就意味着说，每上涨一级，薪资可以上涨44%。

那我们来算笔账：假设一个人从25岁毕业开始工作，到45岁做到企业最高层，差不多是20个年头。

这是不是意味着说，我们从刚毕业开始，每年都能涨20%的薪资呢？ 你也知道，这不可能是真实情况。你可以算一下，自己从毕业开始到现在，薪资收入的年复合增长率是多少。根据我们之前的调研数据，对绝大部分工作超过8年的人来说，每年平均增长不超过10%。

（顺便，我自己刚才也算了一下，从刚毕业到我去年开始创业一共9年，平均每年将近40%，我只待过2家公司，而且那次跳槽是转行，薪资没涨。）事实上，对大多数人来说，工作前几年的涨薪一般都比较快。比如说你刚毕业月薪4000，涨800块就20%了。

但是当你月薪20000的时候，要给你涨20%，就是4000块，这时候公司就要想想，你的价值到底是不是足以支撑这个成本了。所以，如果我们对比“社会整体层级的收入差在20%”以及“单个个体的收入增长不超过10%”这两个数据，就会发现：

从社会整体来看，每个人都是有一个向上通道的，通道里面的薪资是随着职位层级的升高而不断上涨的，但是从个体来看，很多人并没有达到那个收入水平，是有天花板的。二.个体是否也会陷入国家的中等收入陷阱

我突然觉得这个现象有点熟悉，跟前些年很多经济学家一直在说的“中等收入陷阱”很像。

区别在于，“中等收入陷阱”说的是国家，而我们现在说的是个人，但道理都差不多。

2006年，世界银行的经济学家提出，一些中等收入国家，经济增速既不如高收入国家，也不如低收入国家。之后世界银行的经济学家在报告《东亚经济发展报告》中，第一次提到了“中等收入陷阱”，最典型的就是拉美国家，比如阿根廷，在长达几十年的时间内，它都是中等收入国家，但始终没有跨到高收入国家的行列。根据Homi Kharas和HarinderKohli的说法，中等收入陷阱是指——

当一个国家从低收入国家变成中等收入国家后，因为经济发展、收入提升，导致劳动力成本上升，那么过去支撑其发展的劳动密集型行业就失去了发展优势。

但与此同时，该国家的创新技术并没有得到显著的发展，所以技术密集型行业也发展不起来。

这会导致一个结果，就是这个国家既无法在制造业上跟低工资的国家竞争，又不能在高新技术创新上跟发达国家竞争，最终带来经济增速的下降甚至倒退，导致该国家不能发展为高收入国家。

这就是为什么，前些年，很多公司把中国的工厂往东南亚搬的时候，不少人开始忧心忡忡。好，我们类比到个人身上，你会发现，“中等收入陷阱”似乎也成立：

很多人在工作初期，依靠自己的努力、执行力，可以有不断的上升；但是到了一定阶段，突然发现，过去收入增长的方法，无法支撑自己未来的收入增长，自己遇到瓶颈了。而且，随着年龄的增长，自己不光上不去，还要跟追赶上来的年轻人竞争，最终甚至被公司淘汰。我们打个比方来说，如果你是靠体力来赚取收入，那么可能6000是一般情况下的天花板。

如果你是靠听话、执行力来赚取收入，那么可能1万是一般情况下的天花板。

如果你是靠出卖某项技能，那么可能2万是天花板； 而如果你不仅有执行力，还能思考创新，那么天花板高一些，但如果到了某个阶段，你不能带团队，天花板就又出现了……

职业发展的每个阶段，都有一个天花板等着你。所以，我们常常觉得“我跟以前一样努力，甚至更努力，为什么成长和收入都好像停滞了呢？”就是这个原因。三.我们如何跳出中等收入陷阱

好，回到我们开头的那个问题，如果在中等收入不断徘徊，如何才能跨到高收入的行列呢？

我们可以借鉴经济学家对中等收入陷阱的研究，来得到答案。国际上公认的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国家和地区，主要是日本和亚洲四小龙。这个跨越，日本大概花了12年时间，韩国用了8年。（来自世界银行《2030年的中国》图1-3）

对比成功和失败的两类国家，经济学家们发现：对于一个国家来说，能否在中等收入阶段成功转换增长动力机制、调整发展结构，是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关键。对于个人来说，道理其实是一样的，你在到达天花板之后，是否能够及时学习，掌握新的能力，从而调整自己的增长方式，是你能够达到高收入区间的关键。那么，中等收入跟高收入的增长驱动力，到底有何不同呢？ 圈外商学院9月份的时候，曾经联合国内顶尖领导力咨询公司励衿，做过一个关于中国人领导力的测评和调研。

报告有很多有意思的发现，我在各地校友会线下大趴的时候有分享过一些。其中有一项发现，跟我们今天的话题高度相关：我们把收入跟能力项做了个对比，想要找出来，较高收入（比如跨过3万大关）的人，跟较低收入（比如不到1万）的人，普遍来说，能力差异主要在什么方面。最后我们得出的结论是三大方面：

1）思维高度相关的能力：需要把自己的思维视角，从一项任务、一个岗位，上升到一个团队、一个公司甚至一个行业； 2）抓关键的能力：需要从“很好地执行上级规定的每项工作”、“关注工作过程”，变成“直接承担最终责任、对结果负责，然后从结果来倒推自己和团队的工作优先级”； 3）知人善任、打造人才梯队的能力：需要从“自我管理”到“团队管理”，知道如何搭配团队、通过别人来工作。以上这些能力，其实都属于“非执行能力”。如果一个人努力工作，在某个领域有自己的专长，执行力还不错，具备基本的与人相处的能力，那么他达到中等收入是完全没有问题的。

但是，能否达到高收入，则取决于他是否具备以上这些“非执行层面”的能力。因为只有这样，他才能为公司创造更高的价值。相反，如果一个人在达到中等收入（在一线城市，这个数值大概是1万）之后，没有能够提升自己以上能力，那么他的收入再往上增长的速度是非常缓慢的。

四.是什么让我们掉入陷阱

可是，很多人并没有意识到这个问题。大多数人，在职业发展的不同阶段，用同一种方式在努力，最终掉入了个体的中等收入陷阱。

我观察下来，让大多数人掉入陷阱的原因主要有3个： 原因1：被社会红利冲昏头，把红利当成自己的能力 帮我出书的编辑曾经跟我说，他跟一些自媒体人交流，觉得他们走不长。他们吃的是微信红利，但不具备维持的能力。实际上，微信公众号出现之前，媒体渠道是被专业人士占领的，你想发文章、想把你的观点表达给读者，就必须通过几个传统媒体。

而微信公众号是一种新的渠道，并且这个渠道是开放给所有人的，所以任何人都不需要通过传统媒体、就可以直接接触读者了。

但另一方面，微信巨大的用户量，让需求一下子变得很大，可刚开始的时候供给还没有跟上（最初公众号上面的内容非常少），这时候如果你恰巧做了公众号，哪怕随意拼凑一点鸡汤，读者都会如饥似渴。

但很快，大家都看到这个机会了，内容供给多了，不稀缺了，反而优质的内容开始稀缺了。

可是，这些人本来在各自领域的积累就一般，只是误打误撞到了风口，靠一些红利让自己从低收入进到了中等收入，他们是无法提供高质量内容的，所以收入也就不可持续了。这跟我们前面说的中等收入陷阱如出一辙。

如果一个国家，没有意识到自己是因为劳动力低廉带来的比较优势，让自己从低收入到了中等收入，反而沾沾自喜，觉得自己国力强盛、发展快速，没有意识到转型的必要性，那么跌入陷阱是必然的。原因2：过去的增长机制形成了惯性，很难跳脱出来

低收入到中等收入，靠的是努力和执行能力，比如你好好完成老板的任务、听话就好。

但很多人误以为，一直这样做就可以了，然后他们发现自己陷入了停滞。但停滞之后，他们依然没有认识到这个问题，还觉得是自己努力不够，所以更加拼命。

但因为大脑一直处于执行层，所以学的也都是执行层的东西，比如背单词。

你们会在朋友圈看到不少人打卡背单词，实际上，背单词这类学习，除了对考试有用之外，并没有什么实际价值，没有哪家公司愿意为你的词汇量而支付很高的价格。

所以，如果一个人是因为形成了学习的惯性，但思维模式又没能从执行层面跳脱出来，就去学一些重复性、背诵性的内容，比如背单词，那么对他的发展不仅无用、而且有害。因为背单词属于背诵记忆，是非常初级且重复的大脑劳动，一旦你适应了这个模式，就很难让自己进入高级模式去深度思考了，当然也就很难让自己的能力进入高收入区间了。原因3：所有时间都耗尽，抽不出时间精力来投入高收入能力的提升 美国人芭芭拉·艾伦瑞克是一位专栏作家，有博士学位，白人，标准的精英。

但她为了研究贫穷，隐姓埋名、假装穷人、混进了美国社会底层，先后做过女招待、清洁工、收银员等等。

她就是想看看，自己能不能凭借努力成功“脱贫”。她还把这段经历写成了畅销书《我在底层的生活》。但是，当芭芭拉混入底层后，她惊讶地发现，穷人们过着一种无论多努力都无法摆脱贫穷的生活——

如果你做着最苦最累的活儿，收入就不会高，所以为了维持生活，你就不得不工作很长时间，这会导致你没有时间学习和提升自我，然后日复一日，你还是只能做着最苦最累的活儿，进入一个恶性循环。在我们看来，他们有很多办法：比如学习一个技能，好好做自己的财务规划……

但是，他们的思维带宽全部被眼前的柴米油盐占满了，疲于奔命，根本没办法考虑什么长远的未来。

偶尔能够抬头的时候，他们宁愿让自己沉浸在可以获得短暂快乐的游戏、偶像剧里，让自己喘口气，没有一丝多余的意志力用来学习和提升自己。

我现在带团队，跟大家说得最多的一句话就是：不要只埋头苦干，加班通宵我都不会表扬你一句；腾出一点时间来思考，你的效率才会高。

所以，如果你真的陷入了这种循环：工作辛苦且重复—>时间精力被耗尽—>没办法学习提升—>继续做辛苦且重复的工作，那就需要想一想：在哪个环节可以打破这个循环？是干脆壮士断腕、辞职充电学习，还是对自己狠一点、去掉一切娱乐活动来学习？

最后，要时刻警惕自己，不要陷入各个层级的收入陷阱： 1）不要把社会红利当成自己的能力2）搞清楚自己当下以及上一层级的增长驱动力3）什么时候都不要忘记学习，但不要进行重复而无用的学习4）不断提升自己的思维高度、抓关键的能力，以及带团队的能力

第三篇：人民日报聚焦中等收入陷阱 推进城镇化扩大内需

人民日报聚焦中等收入陷阱：推进城镇化扩大内需

2013年06月23日 02:24 人民网-人民日报

制图：张芳曼

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出，到2020年实现国内生产总值和城乡居民人均收入比2010年翻一番。如果这一目标顺利实现，据专家测算，到2022年左右，以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衡量，我国就将从中等收入国家迈入高收入国家行列。可见，今后10年是我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关键时期。那么，我们应如何应对这一发展阶段面临的风险和挑战，保持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顺利实现既定目标？本期“观察”继续聚焦中等收入陷阱问题。

——编者

跨越陷阱关键是打造中国经济升级版(问对)

——访国家发展改革委宏观经济研究院副院长王一鸣

本报记者于春晖

记者：前不久，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微博]在其《亚太地区经济展望报告》中提出，包括中国在内的亚洲新兴市场经济体要警惕陷入中等收入陷阱。您认为，我国进入中等偏上收入阶段以后，要保持经济持续健康发展，需要高度重视哪些问题和挑战？

王一鸣：目前，如同其他从中等收入阶段向高收入阶段迈进的经济体一样，我国经济增长出现了阶段性变化。这种变化虽然有国际金融危机引发的外部环境变化的背景，但更重要的是经济发展的内在条件发生了变化。随着劳动年龄人口 数量减少，劳动力成本不可逆地上升，储蓄率和投资率向下调整，投资和出口对经济增长的驱动力开始减弱，潜在经济增长率趋于下降，正在转向7%—8%的新常态。经济发展内外部环境的变化，使既有发展模式的弊端更加突出地暴露出来。比如，经济增长过多依靠投资和出口拉动，发展不协调特征比较突出；依靠资源和要素高强度投入支撑发展，发展效率总体不高；收入分配差距扩大，发展成果共享不足；资源环境约束持续强化，发展代价过高。特别是产能过剩矛盾突出，劳动力成本低优势减弱，创新能力不足问题更加凸显，能源资源约束持续强化。对此，我们必须保持高度警惕。

记者：如何应对这些问题和挑战，关系我们能否顺利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您认为，应对这些问题和挑战的关键是什么？

王一鸣：关键是加快推进经济转型升级。近期，李克强同志多次强调用勇气和智慧打造中国经济的升级版，这具有很强的现实针对性。

打造中国经济升级版，是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增强我国发展动力和可持续性的重大战略。应看到，我国经济发展的改革红利尚未完全释放，国内市场潜力尚未充分挖掘，创新尚未成为经济发展的主要驱动力。这些是现实的问题，也为打造中国经济升级版留下了巨大空间。打造中国经济升级版，就是要在既有发展版本基础上，形成更高质量更高水平的经济发展版本，是经济发展的质量和效益更高、活力和动力更强、公平性和可持续性更好的发展版本。

记者：李克强同志还提出把改革的红利、内需的潜力、创新的活力叠加起来，形成新动力。对此，您如何理解？

王一鸣：打造中国经济升级版的根本动力在于深化改革。深化改革以释放改革红利是打造中国经济升级版的关键。任何发展版本都要有动力机制的塑造和利益分配体制的安排。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体制机制引导市场主体行为，形成相关利益格局，决定发展版本的选择。只有坚定不移地推进改革，才能破除既有发展版本的体制安排和利益结构，实现发展版本升级。虽然相对于以往，推进改革受到利益格局更加复杂多样的牵制，但如果不突破原有体制机制，不冲破既有利益格局，发展版本就很难升级。

深化改革，要求明确界定政府和市场的边界，用政府权力的“减法”换取市场活力的“加法”。做好政府权力的“减法”，核心是简政放权。简政放权不能仅仅停留在机构撤并上，而应在职能整合、流程再造、效率提升上下功夫，把市场和社会能够承担的职能交给市场和社会。要下决心减少行政审批，抓紧清理、分批取消和下放投资项目审批、生产经营活动和资质资格许可等事项，严格控制新增审批项目。将更多的政府职能由“前置”改为“后置”，并且对“后置”严格依法进行规范。创新政府公共服务供给，推动公共服务提供主体和提供方式多元化。换取市场活力的“加法”，就要更大程度更广范围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基础性作用，发挥企业的市场经济主体作用。营造公平竞争环境，保证各种所有制经济依法平等使用生产要素、公平参与市场竞争、同等受到法律保护。强化政府为市场主体服务的职能，通过保护市场主体的合法权益，维护公平竞争的市场秩序，激发社会成员创造财富的积极性，增强经济发展的动力。

打造中国经济升级版的需求动力来自于扩大内需。应积极稳妥推进城镇化和统筹城乡相关改革，释放城镇化的扩大内需潜力。城镇化是扩大内需的最大潜力所在。与既有版本相比，中国经济升级版更加强调积极稳妥推进城镇化，把有序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作为重要任务抓实抓好，使经济增长由过多地依靠外需拉动转向内需、外需协调拉动，实现新的经济平衡。应积极稳妥推进土地制度改革，分类推进户籍制度改革，统筹推进公共服务、社会保障制度改革，通过城镇化和统筹城乡相关改革，推进以人为核心的城镇化，增强消费对经济增长的基础作用，发挥好投资对经济增长的关键作用，释放城镇化扩大内需的潜力。

打造中国经济升级版的供给动力来自于创新。创新是发展的不竭动力。应通过营造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和深化教育、科技体制改革释放科技创新活力。与既有版本相比，中国经济升级版更加强调营造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充分利用市场的倒逼机制，促使企业加快科技创新、产品创新、品牌创新、产业组织创新、商业模式创新，提升企业整体素质和竞争力。支持有条件的企业加强研发平台建设，加大对中小企业、微型企业技术创新的扶持力度，加快建立高校、科研院所技术成果向企业转移机制。深化教育体制改革，积极创新人才培养和激励机制，造就 高素质人才队伍。深化科技体制改革，推动科技和经济紧密结合，营造有利于创新潜能充分释放的体制环境。

保障和改善民生是发展的根本动力(互动)

提问

网友一筹莫展：

现在老百姓收入低、压力大，连站都站不稳，快要趴下了，哪还能跨？跨不过去，不是迟早要掉到陷阱里吗？

回答

中国科学技术信息研究所高级工程师王新新：

保障和改善民生是发展的最终目的，也是发展的根本动力。近年来，中央高度重视保障和改善民生，采取了一系列重要举措。这必将为经济社会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强劲动力，推动我们顺利跨越中等收入陷阱。

改革收入分配制度。从经济角度看，收入分配不公会极大地挫伤劳动者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堵塞通过创业、创新、创造增加社会财富的源头活水。从社会角度看，收入分配不公会导致收入差距扩大，加剧社会对立，影响社会稳定。改革收入分配制度，应坚持和完善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健全劳动、资本、技术、管理等生产要素按贡献参与分配的制度。初次分配和再分配都要处理好效率和公平的关系，再分配更加注重公平。应通过制定倾斜政策和限制政策，促进收入分配公平。同时，通过制定实施具体的制度和政策，促进起点公平、机会公平、规则公平。

完善社会保障体系。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有助于规避社会风险和自然风险，增强人们对未来的信心，稳定消费倾向和支出预期，保障和促进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应坚持全覆盖、保基本、多层次、可持续的方针和立足当前、着眼长远、逐步完善的原则，加快推进社会保障体系建设。一是逐步改变城乡二元社会保障 制度非均衡发展的态势。实现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全覆盖，完善城镇职工和居民养老保险制度，实现基础养老金全国统筹，有序推进机关事业单位养老保险制度改革。二是推进社会保险制度改革。完善社会统筹与个人账户相结合的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制度。三是健全社会救助体系。重点完善城乡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建立与经济增长和物价水平相适应的救助标准调整机制。

创新社会管理。当前，一些发达国家在不同发展阶段渐次出现的诸多社会矛盾和问题在我国同时显现出来。社会矛盾纠纷本质上是利益问题。因此，要从源头上化解矛盾纠纷，就要创新社会管理，关注群众的利益需求，真心实意为群众办实事、解难题。一是高度关注民生。坚持以人为本的执政理念，让人民群众共享改革发展成果；在制定政策时，应科学严谨、公开透明，最大限度地维护社会公平正义；在项目决策上，应着眼于最大多数群众的利益需求，考虑群众的承受能力，切实让大多数群众得到实惠。二是着力推进依法行政。按照建设法治政府和服务型政府的要求，加强对权力的监督和制约，切实做到依法决策、科学决策、民主决策，保证依法行政。三是不断创新社会管理方式。加快形成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的社会管理体制，形成科学有效的利益协调机制、诉求表达机制、矛盾调处机制和权益保障机制，形成国家、社会、个人多赢共生的利益关系。

完善新阶段的发展战略(观察者说)

李晓西

从中等收入国家行列进入高收入国家行列，需要克服很多严峻的挑战。大多数中等收入国家在数十年间未能实现这一提升，陷入中等收入陷阱，主要是因为在传统成本优势丧失的形势下，没能在转变发展方式、创造新的增长动力方面取得突破性进展，结果出现经济增长长期停滞徘徊的局面，引发了诸如分配不公、腐败泛滥、“城市病”等一系列经济社会问题。

对我国来讲，中等收入陷阱的挑战实质上是对经济体制转型和发展方式转变的挑战。最近30多年，我们已看到了改革在解放生产力方面的巨大力量。现在，我们仍然需要强调改革在保证持续发展方面的根本性作用，在经济体制转型和发 展方式转变中，聚焦点、明战略、增合力，力求在三五年内有较大突破，进入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有利起点。为此，需要调整和完善战略思路。总的看，新阶段的发展战略可以概括为“科学发展、绿色新政”。这样的战略思路既有继承性也有创新性，既立足国情也有国际化内涵。

经济发展战略

在中等收入阶段，传统的劳动力成本和资源价格低廉优势正在失去，如果不能及时形成新的产业竞争优势，就有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可能。因此，跨越陷阱的必由之路是在解决现实问题的同时，更加注重创造经济增长的新动力、新资源，培育新的产业竞争优势，促进信息化与工业化、城镇化融合，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建造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桥梁。事实上，中央早已看到这个问题，并作出了深化改革、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战略部署。现在需要深刻领会和认真贯彻中央的决策部署，并配套好制度、政策和措施，改变单纯追求GDP的倾向，把新战略落实下去。

城镇化战略

城乡发展差距大是中等收入陷阱的重要表现，城镇化则是拉动经济发展的最大内需潜力所在。因此，跨越中等收入陷阱，需要遵循城乡统筹的原则，积极稳妥推进城镇化。同时，大力推进农村现代化建设，使城乡居民收入都有较大幅度提高，从而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这有助于避免或减轻中等收入陷阱典型的“城市病”现象，防止大批进城农民沦为城市贫民，形成城市贫民区。统筹城乡发展，应加大对新农村建设的支持力度，调整创新制度以保证农村发展需要；改革土地制度，保护农民权益，提高农地和城市建设用地使用效率。同时，加快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步伐，积极稳妥改革户籍制度，放手发展中小企业和服务业，创造更多就业机会。加快保障房体系建设，为城市新成员提供住房保障。加快推进覆盖全国的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为城乡人口流动创造良好条件。

环境战略

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出，把生态文明建设融入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各方面和全过程，努力建设美丽中国，实现中华民族永续发展。当前，我国面临越来越大的资源和环境压力。实践证明，只有在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基础上构建环境保护制度，才能真正达到环保目标，才是主动、有效的环境保护。应把绿色发展作为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重要模式选择，以不超出生态环境容量、资源承载能力为前提，以实现自然资源持续利用、生态环境持续改善为目标，在生产、流通、消费等社会经济各个环节都实现绿色化、生态化，为后代人创造更好的生活环境和更高的发展平台。这需要通过大力推行清洁生产、循环经济来实现。

改革战略

应坚持市场取向的经济改革，加快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开放以来，束缚生产力发展的旧体制被一步步破除，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立并不断完善，为我国经济持续增长提供了根本体制保障。面对当前政府与市场关系中存在的越位、缺位与错位问题，应进一步转变政府职能，把行政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应进一步深化国有企业改革，打破一些领域和行业存在的行政性垄断。应进一步加强竞争机制，以发挥各类经济主体的主动性与创造性。同时，应加快推进以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为目标的体制改革，推进绿色发展。绿色发展意味着人民群众的生活质量将不断提高，意味着在工业化、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中可持续发展要求得到贯彻落实。这显然有助于防止经济增长停滞徘徊和收入分配不公，是保证发展质量的关键战略，对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具有重大意义。绿色发展是一项系统工程，涉及产业、财政、税收、金融、贸易以及投资体制等诸多方面的改革。应通过深化改革、健全体制，使资源环境不再被认为是一种可以随意或低价使用的公共物品，使资源价格真实反映市场供求关系和资源稀缺程度。我国经济已发展到必须实行绿色发展的阶段，需要深化各方面改革以适应绿色发展的需要。

(作者为北京师范大学学术委员会副主任)

第四篇：中国百货店策略研究

中国百货店策略研究

一、中国百货店现状分析

随着近几年零售业态形式的多样化，百货店的生存空间受到挤压，连锁超市、专业店、专卖店等零售业态的繁荣抢占了市场，它们充分利用自身经营的特点，以其低成本、效率好，方便灵活，专业性强等优势使得百货店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危机。消费者的流失，利润空间小，管理难度大，竞争环境的激烈化使得百货店丧失了以住的繁荣。中国百货店怎样才能走出困境？应该采取哪些经营策略？

二、差异化定位

百货店的营业面积大，品种齐全，但不可杂而乱，应对市场进行调查和细分，进行不同的定位，以满足顾客的差异化需求。如根据奢华性人群进行奢华性定位，为满足人们对时尚的追求进行时尚性定位，可以定位于生活性的，娱乐性的，品牌性的，主题型的，生活邻里型的，依据特定环境，规模可大小不一，有大型百货商场，小型百货店。在中国大市场中，百货店要以其精准的定位，差异化地经营独树一帜。避免百货店之间无差异，同质性强，增强对其他零售业态的竞争力。

如主题购物型定位：以购物为中心的主题购物型定位是多数购物中心的模式。主题购物型定位的购物中心又可细分为以下几种类型：

1．都市综合购物型

设在都市中心区，由众多中小店铺组成，有的还有1—2家较大的百货店、超级市场，经营多元化。

2．郊外大盒子中心型

在城乡结合部，由众多以大盒子形态出现的大型综合超市、名品折扣中心、大型专业店构成。

3．专业中心型

由经营同一品类商品的各种店铺集合而成，常见的有：家居购物中心、玩具购物中心等。

三、营造购物环境

连锁超市、专卖店、专业店等是小而精，方便的特点，但百货店应充分利用其营业面积大，品种丰富的特点，构造那些零售业态没有的独特的购物环境，让消费者拥有舒畅的购物环境体验。在大型百货商场里，进行创新性设计，对门面、招牌、橱窗、商品摆放、色彩灯光照明室内装潢等进行巧妙构思，精心设计。拥有娱乐休息场所，配以高质量的服务，吸引顾客的到来，更多的客流量。

第五篇：税赋水平高于中等收入范文

我国税负水平高于中上等收入

国家宏观税负水平和公共服务供给水平不对称

中央财经大学财政学院8日发布的中国税收风险研究报告(以下简称报告)认为，与世界各国相比，我国目前税负水平高于中上等收入国家，大口径宏观税负水平过高。从财政支出角度看，我国宏观税负的水平和公共服务的供给水平存在着一些不对称。与会专家在接受《经济参考报》采访时表示，衡量税负轻重应与政府提供的民生支出挂钩。

据世界银行的调查资料显示，一国宏观税负水平与该国人均GDP呈正相关，人均GDP在260美元以下的低收入国家，最佳宏观税负为13%左右；人均GDP在750美元左右的国家，最佳宏观税负为20%左右；人均GDP在2000美元以上的中等收入国家，最佳宏观税负为23%；人均GDP在10000美元以上的高收入国家，最佳宏观税负为30%。“以此为标准：结合我国2009年人均GDP3700美元，我国目前的大口径宏观税负水平显然过高。”报告表示。对于我国宏观税负水平具体有多高，尚无统一的说法，不同部门、单位和机构披露的数据也各不相同。2010年8月，财政部网站援引媒体报道称，按照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的统计口径，2007年至2009年，我国宏观税负分别为24%、24.7%和25.4%，这不仅远低于工业化国家平均水平，而且也低于发展中国家的平均水平。之后不久，中国社科院财贸所发布的《中国财政政策报告20092010》认为，2007年至2009年，我国宏观税负水平分别达到31.5%、30.9%和32.2%。

报告分析认为，之所利用相同数据却计算出不同结果，合理解释就是统计口径不一样。据介绍，计算我国的宏观税负，也就是政府对财富的占有程度，有小、中、大三种算法，小口径只计算政府的税收收入，中口径计算政府的预算内收入，而大口径也就是全口径则计算政府的全部收入，其中政府全部收入不仅包括预算内财政收入，还包括了预算外收入、社会保障金收入，以及各级政府及其部门以各种名义向企业和个人收取的没有纳入预算内和预算外管理的制度外收入等，即它是各级政府及其部门以各种形式取得的收入的总和。社科院财贸所报告测算的宏观税负水平是按照相关标准进行的全口径计算，而此前财政部网站上公布的税负仅包含了政府税收，是按照小口径计算的。报告进一步指出，近年来我国宏观税负增长较快，从年均税负来看，我国大口径宏观税负远远高于中小口径的宏观税负水平。

“税负高低与税负重轻不是一回事，税负高不等于税负重，税负低不一定税负轻。研究税负轻重应与政府提供的民生支出挂钩。”中国人民大学财金学院教授安体富接受《经济参考报》采访时说。

报告认为，从财政支出视角看我国宏观税负的话，福利与税收是不匹配的，究其原因是政府的财政支出结构还存在着诸多不合理之处。资料表明，世界上很多发达国家的边际税率高于我国，但由于他们的国家财政用于教育、社会保障和医疗卫生等方面的支出比重非常大，公民可以享受到相对完善的社会福利。以提供“从摇篮到坟墓”的福利政策著称的北欧国家丹麦为例，2007年政府支出的福利性支出(含教育、社会保障、公共医疗卫生等)占国家财政支出的比重高达70.25%。另外一些发达国家，比如德国、澳大利亚、加拿大、美国也分别高达68.84%、58.73%、56.73%、57.11%，并且我国周边的一些亚洲发展中国家在公共福利方面的财政支出也高于我国，由于“高税负”产生“高福利”，这些国家中的公民并没有对自己国家的税收政策产生很大的反感情绪。相反我国政府提供的公共福利占财政支出这一比重相对较低，2007年我国这方面的数据累计不足30%。2009年中央财政的社会保障支出、医疗卫生支出、教育支出水平分别为7.63%、2.7%、4.52%，与其他国家相比还有差距。“确定一个合理的税负水平是优化我国宏观税负要解决的首要问题。”报告提出，宏观税负合理水平的选择首先要与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我国目前仍然属于发展中国家行列，人均GDP水平不高，因此宏观税负水平不宜过高。除确定合理的宏观税负水平外，在我国宏观税负政策调整上，报告还建议，规范政府收入形式、厘清税费关系，调整税收制度、完善财税体制以及优化财政支出结构、推进公共财政的建设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