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当前军队依托国民教育培养军事人才存在问题分析
当前军队依托国民教育培养军事人才存在问题分析
近些年，国家先后出台了各种相关政策来促进军队与地方院校的教育合作，对军队院校依托普通高校联合培养军事人才进行了初步探索，使我军依托培养工作逐步走上了规范化、制度化的轨道。据统计，截至目前，全军和武警部队已与117所地方普通高等院校签署了联合培养军队干部协议，先后设立了 80 多个后备军官选拔培训工作办公室，全军累计招收选拔国防生6.5万名，接收地方大学生入伍5万余名。但同时也要看到，随着国家高等教育改革的不断深化和军队建设转型的加速推进，依托培养体制机制建设相对滞后，顶层设计不够合理、军地融合不够深入等问题越来越凸显，并主要表现为以下四个方面。
（一）培养机制不够完善
目前，依托培养尚未形成普通高等教育与军事职业教育衔接、科技文化学习与军政训练并举、院校教学培养与部队实践锻炼相结合的培养体系，没有建立起适应军事人才素质要求、符合部队干部成长规律的人才培养机制。比如，对依托培养目标的总体规划和定位不够科学合理，指挥类军官、高学历人才以及高级技术管理人员的培养和引进数量与部队人才需求差距较大，从而使部队某些重要岗位所面临的人才短缺矛盾未能得到有效缓解；培养方案针对性不强，无论培养目标是指挥类还是非指挥类学员，教育管理、军政训练等都是一个模式和标准，尤其对指挥类的还缺乏系统正规的军事素质和指挥管理能力培养，从而导致“培养方案与培养目标相脱节”、“培养方案与培养对象的实际情况相脱节”、“依照方案培养出的人才与部队期望相脱节”等现象；国防生军政训练缺乏制度规范，军政理论和军事体育课没有纳入高校教学计划，军事实践课也没有纳入部队的教育训练计划，缺乏全军统一的军政训练教材，缺少一支专职的教员队伍；考核评价和筛选淘汰机制不够健全，没有针对不同培养阶段的素质考核标准和淘汰办法；军校任职培训的专业教学内容滞后于部队武器装备发展，专业课程和实践教学内容偏少，有的内容与高校军政训练重复；普通高等教育、军事职业教育、部队跟进培养有机衔接、逐级递进的培养链条还没有形成。
（二）跟进监督不够及时
首先,部队缺乏对国防生管理的监督。国防生进入高校后,其日常工作基本由地方学校承担,部队并没有过多的参与其中,也没有向学校提出明确的管理要求,很多院校并没有设立国防生管理机构或针对国防生的专门管理措施,只能按照与普通大学生相同的模式对其进行管理,使得国防生和普通大学生一样生活在地方院校开放的环境中。一些国防生对自身预备役军人角色的认识还不强烈,认为成为国防生就意味着端上了铁饭碗,导致个别学生自由散漫,在思想上产生了惰性,也就弱化了刻苦学习的动力,学习的目标性不强,针对性不足,危机感淡漠, 最终出现了培养出的人才无法达到部队预期要求的现象。其次,部队缺乏对学生学习情况和学校教学质量的监督。地方院校在国防生的课程设臵上可能存在一定偏差,一般院校都非常重视他们文化课程教育,但也有少数学校没有结合部队实际,轻视了军事专业技能和军政素质培养,这对国防生的全面发展是非常不利的。部队如果没有合理完善的教育监督机制,定期或不定期对院校的教育质量、教学管理、教学效果进行检查和验收,则无法掌握国防生培养情况,不能对培养过程中可能出现的偏差及时进行纠正,从而造成培养结果与预期目标相背离的状况。
（三）管理体制不够顺畅
依托培养工作涉及面广、工作环节多，需要建立集中领导、职责明晰、高效顺畅的管理体制。目前，我军实行的是军地联合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大单位人才办——驻校选培办三级管理体制。这种管理体制无论是从组织领导还是从工作运行来看，都不够完善顺畅，难以适应依托培养工作发展的要求。长期以来，依托培养工作主要是干部部门、驻校选培办筹划组织和协调落实，没有纳入各级相关部门的工作职责；全军各大单位间条块分割、各自为战，没有形成依托培养区域协作、资源共享的机制；驻校选培办大都挂靠军队院校或省军区，有的行政领导与业务领导分离，存在管理与工作“两张皮”的现象；选培工作队伍编制员额少，既要承担国防生招收选拔、军政训练、教育管理等任务，又要负责军地协调以及挂靠单位安排的其他工作，开展工作力不从心。另外，地方各级主管部门和普通高校的职责不够明晰，缺乏统筹联动、军地协作的工作机制。
（四）保障机制不够健全
目前，军队依托培养工作经费缺口较大，军政训练经费标准偏低，难以满足正常训练的需要；缺少专门的体检、宣传和文化活动等经费，相关工作开展难度较大；国防生军政训练器材、弹药、被装供给尚未纳入统一的保障体系，没有为高校配发必备的训练器材，也没有为国防生配发统一的被装和标志服饰；大部分省(市)、高校在国防生培养上没有专项经费投入，普遍没有建立国防生军事训练场地，在一定程度上存在着保障乏力的问题。
（参考：对军队人才任职教育和依托培养模式的研究）
（参考：军民事融合式发展体制机制论(上册)）
（参考：依托国民教育培养军事人才理论研究综述）
（参考：军队依托国民教育培养军事人才存在的问题及原因分析）
第二篇：依托国民教育培养军事人才
文章标题：依托国民教育培养军事人才
在新的历史时期，为了迎接新军事变革的挑战，实现我军现代化建设跨越式发展，迫切需要培养大批高素质的新型军事人才。由于受培训定额、教学水平和生源质量等因素的制约，目前军事院校难以完全满足部队对人才的需求。在这种情况下，江泽民指出：“尽快走出军队干部由军队自己培养和依托国民教育培养并举的路子。”“依
托国民教育培养军事人才，不仅是解决军队人才急需、节省军队办院校投入的一项重要措施，也是军队建设高素质干部队伍带有方向性的重大政策。”依托国民教育培养军事人才，不仅能节约大量军费，有利于我军集中力量办好具有军队特色的高质量院校，而且能使我军及时吸收地方最新科研成果，提高军队院校培养人才的起点和质量，对于我军建设高素质新型军事人才队伍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军事教育与国民教育有许多相通之处
军事教育是建立在国民教育基础之上的军事专业教育，它是国民教育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江泽民指出：“军用与民用技术互相融合、转化的趋势正进一步发展，一些管理科学的方法既适用于地方也可运用于军队，基础知识更没有军民之分。军事教育和国民教育有许多相通之处。”
从科学技术的发展和应用来讲，民用技术和军事技术相互融合，彼此难分。人类进入信息社会后，信息技术的飞速发展导致的信息革命，既是推动工业社会向信息社会转变的主导力量，也是引发新军事变革的直接动力。信息技术不仅广泛应用于民用领域，而且也渗透到军事领域的各个方面。美军在海湾战争中使用的F-15战斗机、“海尔法”反坦克导弹和“战斧”巡航导弹，均采用专用集成电路代替原来的标准逻辑电路，取得了显著效果。计算机技术和通信技术等更是如此，被广泛地应用于民用和军用领域。这些科学技术知识，既是国民教育的重要内容，也是军事教育的重要内容。
从管理科学的角度来讲，管理科学的方法既用于地方，也适用于军队。军队院校培养的是集管理、指挥等能力于一身的高素质人才，而社会生产中的许多方面也是以管理为基础的。作为管理的基础知识，如思想政治工作、心理学、管理学、行为科学等内容，既是国民教育的内容，又是军事教育的内容。
从高等教育的基础知识角度来讲，科学文化教育如哲学、马列主义、政治经济学、高等数学、运筹学、物理、计算机、外语、逻辑学、历史、地理、法学、社会学、电工基础、电子学、机械制图等，都是军事教育和国民教育共同拥有的内容。可以说，我军院校的基础教育与国民教育的基础教育是相一致的。依托国民高等基础教育培养军事人才是我军院校教育的必然选择。
长期以来，我军院校和地方高校一直执行着各自独立的教育体制。由于历史的原因，我军除少数专业技术干部由地方院校培养外，大部分专业技术干部和全部指挥干部都是由军队院校自己培养的。我军各类院校担负生长干部的文化知识教育和学历教育的任务过重，对我军院校教育资源消耗过大，以致影响了军事科学和军事专业教育的质量。其中一个主要原因是军队院校的人力、物力、财力等相当一部分教育资源没有用到军事专业教育上去，而被一些基础教育所占用，造成了教育效益不高。因此，军队院校必须利用军事教育和国民教育相通之处，依托国民教育，走军地并举共同培养军事人才的路子。要实现基础教育与地方高校接轨，实行基础课教材通用；并将部分基础类课程和相近的专业类课程交由地方高校施训。这样，才能提高军队院校办学的效益和质量。
国民教育资源为培养军事人才提供了很好的条件
江泽民指出：“由于受培训定额、教学水平和生源质量等因素的制约，全军院校难以完全满足部队对人才的需求。而地方院校招生规模较大，学科专业齐全，课程体系完善，师资力量雄厚。这为我们依托国民教育培养军队人才提供了很好的条件。”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国民教育，特别是地方高等教育的蓬勃发展，为培养军事人才提供了丰厚的人才、信息和教育资源。全国人口平均受教育程度从1990年的6年迅速提高到8年。从人才资源来说，据统计，到1997年底，全国共有普通高等院校1024所，教师人数已达40．45万人，其中教授为3．59万人，副教授为11．4万人。具有研究生以上学位的教师已占现有教师总数的28．2，其中具有博士学位的有1．55万人，占3．8。目前，我国在校大学生人数是1260万，多于美国，相当于俄罗斯和欧洲在校大学生的总和。2002年夏，仅北京大学就有2600多名硕士、600多名博士毕业。2003年全国计划招收硕士、博士研究生约27万，人数比上年增长约35。我国国民素质的大幅度提高，为军队大批吸引人才奠定了基础。地方院校在基础理论教学上有着明显的优势，学科专业齐全，课程体系更为完备，师资力量雄厚，信息来源广泛，教学实验条件、图书馆条件等方面一般都有较强的实力
。一些院校已与国际教育接轨，如清华大学、北京大学、浙江大学等全国重点大学，许多学科处于国际领先地位。依托国民教育资源培养军事人才可以有效地弥补军队院校的不足，有利于尽快吸纳地方先进的科学理论、高科技知识，加快复合型、创新型人才培养的步伐。
我军要完成“两个转变”，实现跨越式发展，需要大量高科技人才。军事院校培养人才的数量有限，不可能满足需要。特别是在信息时代，可以大量运用国民教育资源，为军队培养更多的专业技术人才。现在，我军每年新增干部总数约4～6万，而科技干部就占需求量的40左右。如果全军1/3新增干部均从地方大学生中征召，也不超过2万，还不到每年地方大学应届毕业生的2。这充分说明，国民教育为我军提供了强有力的人才资源。
各国军队建设的实践表明，军队院校无法承担培养全部军事人才的任务，必须依靠国民教育体系。这主要表现在：军官的科学文化知识主要在地方院校打基础；相当一部分专业技术军官靠地方院校培养和输送；某些军队的继续教育和某些专业技术进修课程要在地方院校进行；军事院校的某些课程要请地方院校的教授、专家讲授。军队院校与地方院校合作培训军官，充分利用地方院校的资源优势，发展联合教育体制，培养军队所需要的高质量人才，已成为当今世界各国军队院校教育体制改革的重要趋势。如：美军在400所大学院校里设立预备役军官训练团高级部，可直接向现役陆军、陆军国民警卫队和陆军后备队输送军官。美军根据军队建设需要，每年按计划向社会招募牧师、律师以及部分医生、工程师和科学家等，经训练后授予军衔。美军还经常选派军官上地方大学和院校接受高等教育，陆军军官可离职两年攻读高级学位。英军新任命的军官全部在地方大学受过高等教育，44所军事院校主要担负军官任职和晋升前的培训任务。日军把地方大学代培的学生叫贷费生（即由军方贷款支付学费的学生）。其对象为大学医科、理科和工科在校学生，代培军官占总数的13左右。韩国军队有35的新任军官来自设在地方大学的军事训练团。印军30的新任军官是地方普通高等院校获得学士学位的毕业生。
美国还通过训练娃娃兵，培养预备役人才。现在的美国社会正在掀起一股崇尚武力的热潮。2002年，布什政府推出了“不让一个孩子掉队”的法案之后，军事化公立学校不断增多，现有3000多所公立学校都引入了初级预备役军官训练团计划。这项计划向青少年灌输尚武精神。美国国防部每年要在全国挑选50万名青少年进行训练。接受过初级预备役军官训练的学员中有一半最后选择了入伍。国防部奖励适龄的学员自动进入军队服役。其实早在1916年，美国国会就通过了《国防法》，授权军队在公立学校中培养预备役人才。初级预备役军官训练团计划在数十年中曾一度失去活力，直到1992年，当时的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科林·鲍威尔在洛杉矶发生暴力冲突之后决定重新启动这一计划。而现在，五角大楼在公立学校中推行这一计划，是为了布什总统的反恐战争。美国国会以绝对多数批准在公立学校进行军事训练。被选中的学校有700多所。这些学校从军队那里得到资助并引进教官。学生们从11岁起接受军事训练，他们梦想成为电影中的那种英雄人物。
为了更有效的利用国民教育资源，我们要加大依托国民教育培养军事人才的力度。一是扩大直接从地方院校招收本科生和研究生，进行短期军事专业培训后，再分配到部队。二是军地联合办学培养军事人才。即在部分条件优越且专业对口的地方高校建立为军队定向培养人才的联合培训机制。应在部分地方大学设军官培训机构，借助地方院校科研成果丰富、师资力量雄厚的优势，充分利用国民教育资源的有利条件，培养部分后备军官，择优充实到军队的干部队伍中来。三是逐年加大军校招收地方应届高中毕业生的入学比例。四是实行基础课教育与地方高校接轨。军地院校基础课教材通用，部分基础类课程和相近专业类课程，如音乐、艺术、财务、医疗、体育等课程，由地方高校施训。
现在，利用国民教育资源培养军事人才的步子已经迈开，全国已有50余所普通高校与军队签订了人才培养协议，近万名优秀学子相继加入后备军官队伍，成为我国历史上第一代“国防生”。2003年，北大、清华等65所地方高校，在全国30多个省（区、市）招收国防生4000余名。北京军区依托5所地方高校已经选拔培养了近1000名人才，其中有60人已经毕业补充到部队建功立业。许多部队还选送部分在职干部到地方高校深造，如总参谋部2002年就选派了17名来自教学科研一线的业务骨干到哈尔滨工业大学攻读博士学位。全国大中院校军事训练已基本普及，预备役学校在各地相继建立。但如何更好地利用国民教育资源培养军事人才，如何激励预备役学校的学员入伍，我们应该认真思考，积极探索，并尽快使之法制化。
大批高文化素质的人才进入军队意义重大
江泽民指出：“大批具有较高科学文化素质的人才源源不断地进入军队，在军队这个大熔炉里锻炼成长，将会对军队建设起到十分重要的作用。同时，这对促进地方院校的教育，增强全民国防观念，也具有重要意义。”
我军在吸收高文化素质的人才进入军队，有过成功的经验。战争年代，我军吸收了大量的知识分子，使干部队伍知识结构发生了很大变化，从而提高了干部队伍的整体素质。早在1939年总政治部就要求各部队“大批地吸收纯洁的革命的知识分子参加基层工作。”1940年，毛泽东、朱德、王稼祥指示叶挺、陈毅等，要“大批收容知识分子，只要稍有革命积极性者，不问其社会出身如何，来者不拒，一概收留。”在全军上下的共同努力下，“革命的知识青年成批地投入军队，在八路军中还是一个划时代的事件。”解放战争时期，各战略区更加重视吸收知识分子到军队工作。1949年仅东北野战军和华北军区就招收了9000名知识青年参加军队工作，这对加速解放战争的进程，满足革命发展形势对军事人才的需求，具有重大的意义。建国后，在组建各技术军兵种和国防尖端技术部门时，为了解决军事人才队伍整体素质较低，不能适应国防建设发展需要这一难题，从地方高、中等院校接收了大批毕业生。1975年，邓小平明确提出要把教育训练工作提到战略高度来考虑，继续重视从地方高等院校接收毕业生工作。从1980年起，恢复了从地方大学毕业生中选拔人才的优良传统，开始有计划、成批量地接收地方大学毕业生入伍。1983年3月，国务院、中央军委批转了国家计委、教育部、总参、总政《关于分配一部分大学毕业生到军队培养军政指挥干部的请示的通知》。从1983年起，连续三年从地方大学招收数千名大学毕业生，补充到基层军政指挥岗位工作。历史经验告诉我们，吸收地方高等院校的毕业生到军队工作，决不是解决军队干部数量缺额的权宜之计，而是改善我军干部队伍结构，提高干部队伍整体素质的长治之策，是通过人才战略工程推进我军现代化建设跨越式发展的百年大计。
在新的历史时期，大批高文化素质的人才进入军队，对我军的质量建设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开放式培养军事人才，是世界各国军事人才培养的一个趋势，也是我军培养高素质军事人才必须实行的一个带方向性的重大决策。据报道，美军自1980年以来，每年都有近45的新任命军官是从地方院校直接吸收的。我军要完成“两个转变”，实现现代化建设跨越式发展，急需大批高素质军事人才。但是，我军人才队伍建设的现状，不仅与世界发达国家军队相比存在着相当大的差距，而且与军队现代化建设需求之间的矛盾还在逐渐拉大，人才问题已成为制约我军跨越式发展的“瓶颈”。如何实现我军人才队伍建设质的飞跃，成为当前军队建设的重大问题。目前，我军院校在培训体制、办学条件、生源环境、教学内容和手段等方面的现状，决定了军事院校培养的数量有限，短期内难以解决人才紧缺这个问题。为了迅速解决军事人才生长起点低与军队建设要求高的矛盾，尽快提高我军人才队伍的整体素质结构，缩短与世界发达国家军队现代化的时间差，吸收大批高素质的地方人才进入军队，必将给我军人才队伍建设注入生机与活力，进而增强我军的战斗力。
依托国民教育培养人才，能够节省教育经费，提高军队院校教育质量和办学效益。人才培养作为一个系统工程，其中很重要的一个因素就是要有一定的物质条件作保障。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和军队武器装备科技含量的不断提高，人才培养的费用越来越高。美军审计局的一份报告说，美军陆军院校培养一名毕业生需要25万美元，而在地方大学后备军官训练团培养一名军官仅需要6万美元，是军事院校的四分之一。据总后勤部财务部1996年对全军院校经费投入的统计：目前军队院校培养一名本科生年均费用为2.59万元，4年总费用10.7万元。而地方大学培养一名本科生年均费用约1万多元，4年总费用4至6万元。如发放国防奖学金，接收一名学生年均0.5万元左右，4年为两万元左右，比军队培养每人可节省经费8万元。由于军队院校教育经费的投入是有限的，不可能满足全部需求。通过依托国民教育，培养大批的人才进入军队，可以有效地缓解财力不足的矛盾，把有限的经费花在刀刃上，提高军事教育投入的效益。
大批高文化素质的人才进入军队，对促进地方院校的教育，增强全民国防观念，具有重要意义。依托国民教育培养军事人才，不仅可以使地方院校的教育资源得以充分利用，而且由于军队对人才的特殊要求，可以牵引地方院校教育向综合性方向进一步发展，从而促进教育水平和质量的提高。同时，有助于《兵役法》在高等院校的贯彻实施。依托国民教育培养军事人才，是生动实际的国防教育，有利于增强广大青年学生的国防观念，激发他们的爱国热情和自觉履行国防义务的意识。
《依托国民教育培养军事人才》来源于xiexiebang.com，欢迎阅读依托国民教育培养军事人才。
第三篇：依托国民教育培养军事人才
在新的历史时期，为了迎接新军事变革的挑战，实现我军现代化建设跨越式发展，迫切需要培养大批高素质的新型军事人才。由于受培训定额、教学水平和生源质量等因素的制约，目前军事院校难以完全满足部队对人才的需求。在这种情况下，江泽民指出：“尽快走出军队干部由军队自己培养和依托国民教育培养并举的路子。”“依托国民教育培养军事人才，不仅是解决军队人才急需、节省军队办院校投入的一项重要措施，也是军队建设高素质干部队伍带有方向性的重大政策。” 依托国民教育培养军事人才，不仅能节约大量军费，有利于我军集中力量办好具有军队特色的高质量院校，而且能使我军及时吸收地方最新科研成果，提高军队院校培养人才的起点和质量，对于我军建设高素质新型军事人才队伍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军事教育与国民教育有许多相通之处
军事教育是建立在国民教育基础之上的军事专业教育，它是国民教育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江泽民指出：“军用与民用技术互相融合、转化的趋势正进一步发展，一些管理科学的方法既适用于地方也可运用于军队，基础知识更没有军民之分。军事教育和国民教育有许多相通之处。”
从科学技术的发展和应用来讲，民用技术和军事技术相互融合，彼此难分。人类进入信息社会后，信息技术的飞速发展导致的信息革命，既是推动工业社会向信息社会转变的主导力量，也是引发新军事变革的直接动力。信息技术不仅广泛应用于民用领域，而且也渗透到军事领域的各个方面。美军在海湾战争中使用的f-15战斗机、“海尔法”反坦克导弹和“战斧”巡航导弹，均采用专用集成电路代替原来的标准逻辑电路，取得了显著效果。计算机技术和通信技术等更是如此，被广泛地应用于民用和军用领域。这些科学技术知识，既是国民教育的重要内容，也是军事教育的重要内容。
xiexiebang.com范文网【www.xiexiebang.com】
从管理科学的角度来讲，管理科学的方法既用于地方，也适用于军队。军队院校培养的是集管理、指挥等能力于一身的高素质人才，而社会生产中的许多方面也是以管理为基础的。作为管理的基础知识，如思想政治工作、心理学、管理学、行为科学等内容，既是国民教育的内容，又是军事教育的内容。
从高等教育的基础知识角度来讲，科学文化教育如哲学、马列主义、政治经济学、高等数学、运筹学、物理、计算机、外语、逻辑学、历史、地理、法学、社会学、电工基础、电子学、机械制图等，都是军事教育和国民教育共同拥有的内容。可以说，我军院校的基础教育与国民教育的基础教育是相一致的。依托国民高等基础教育培养军事人才是我军院校教育的必然选择。
长期以来，我军院校和地方高校一直执行着各自独立的教育体制。由于历史的原因，我军除少数专业技术干部由地方院校培养外，大部分专业技术干部和全部指挥干部都是由军队院校自己培养的。我军各类院校担负生长干部的文化知识教育和学历教育的任务过重，对我军院校教育资源消耗过大，以致影响了军事科学和军事专业教育的质量。其中一个主要原因是军队院校的人力、物力、财力等相当一部分教育资源没有用到军事专业教育上去，而被一些基础教育所占用，造成了教育效益不高。因此，军队院校必须利用军事教育和国民教育相通之处，依托国民教育，走军地并举共同培养军事人才的路子。要实现基础教育与地方高校接轨，实行基础课教材通用；并将部分基础类课程和相近的专业类课程交由地方高校施训。这样，才能提高军队院校办学的效益和质量。
国民教育资源为培养军事人才提供了很好的条件
江泽民指出：“由于受培训定额、教学水平和生源质量等因素的制约，全军院校难以完全满足部队对人才的需求。而地方院校招生规模较大，学科专业齐全，课程体系完善，师资力量雄厚。这为我们依托国民教育培养军队人才提供了很好的条件。”
合型、创新型人才培养的步伐。各国军队建设的实践表明，军队院校无法承担培养全部军事人才的任务，必须依靠国民教育体系。这主要表现在：军官的科学文化知识主要在地方院校打基础；相当一部分专业技术军官靠地方院校培养和输送；某些军队的继续教育和某些专业技术进修课程要在地方院校进行；军事院校的某些课程要请地方院校的教授、专家讲授。军队院校与地方院校合作培训军官，充分利用地方院校的资源优势，发展联合教育体制，培养军队所需要的高质量人才，已成为当今世界各国军队院校教育体制改革的重要趋势。如：美军在400所大学院校里设立预备役军官训练团高级部，可直接向现役陆军、陆军国民警卫队和陆军后备队输送军官。美军根据军队建设需要，每年按计划向社会招募牧师、律师以及部分医生、工程师和科学家等，经训练后授予军衔。美军还经常选派军官上地方大学和院校接受高等教育，陆军军官可离职两年攻读高级学位。英军新任命的军官全部在地方大学受过高等教育，44所军事院校主要担负军官任职和晋升前的培训任务。日军把地方大学代培的学生叫贷费生（即由军方贷款支付学费的学生）。其对象为大学医科、理科和工科在校学生，代培军官占总数的13%左右。韩国军队有35%的新任军官来自设在地方大学的军事训练团。印军30%的新任军官是地方普通高等院校获得学士学位的毕业生。美国还通过训练娃娃兵，培养预备役人才。现在的美国社会正在掀起一股崇尚武力的热潮。2002年，布什政府推出了“不让一个孩子掉队
为了更有效的利用国民教育资源，我们要加大依托国民教育培养军事人才的力度。一是扩大直接从地方院校招收本科生和研究生，进行短期军事专业培训后，再分配到部队。二是军地联合办学培养军事人才。即在部分条件优越且专业对口的地方高校建立为军队定向培养人才的联合培训机制。应在部分地方大学设军官培训机构，借助地方院校科研成果丰富、师资力量雄厚的优势，充分利用国民教育资源的有利条件，培养部分后备军官，择优充实到军队的干部队伍中来。三是逐年加大军校招收地方应届高中毕业生的入学比例。四是实行基础课教育与地方高校接轨。军地院校基础课教材通用，部分基础类课程和相近专业类课程，如音乐、艺术、财务、医疗、体育等课程，由地方高校施训。
大批高文化素质的人才进入军队意义重大
江泽民指出：”大批具有较高科学文化素质的人才源源不断地进入军队，在军队这个大熔炉里锻炼成长，将会对军队建设起到十分重要的作用。同时，这对促进地方院校的教育，增强全民国防观念，也具有重要意义。“
我军在吸收高文化素质的人才进入军队，有过成功的经验。战争年代，我军吸收了大量的知识分子，使干部队伍知识结构发生了很大变化，从而提高了干部队伍的整体素质。早在1939年总政治部就要求各部队”大批地吸收纯洁的革命的知识分子参加基层工作。“1940年，毛泽东、朱德、王稼
祥指示叶挺、陈毅等，要”大批收容知识分子，只要稍有革命积极性者，不问其社会出身如何，来者不拒，一概收留。“在全军上下的共同努力下，”革命的知识青年成批地投入军队，在八路军中还是一个划时代的事件。“ 解放战争时期，各战略区更加重视吸收知识分子到军队工作。1949年仅东北野战军和华北军区就招收了9000名知识青年参加军队工作，这对加速解放战争的进程，满足革命发展形势对军事人才的需求，具有重大的意义。建国后，在组建各技术军兵种和国防尖端技术部门时，为了解决军事人才队伍整体素质较低，不能适应国防建设发展需要这一难题，从地方高、中等院校接收了大批毕业生。1975年，邓小平明确提出要把教育训练工作提到战略高度来考虑，继续重视从地方高等院校接收毕业生工作。从1980年起，恢复了从地方大学毕业生中选拔人才的优良传统，开始有计划、成批量地接收地方大学毕业生入伍。1983年3月，国务院、中央军委批转了国家计委、教育部、总参、总政《关于分配一部分大学毕业生到军队培养军政指挥干部的请示的通知》。从1983年起，连续三年从地方大学招收数千名大学毕业生，补充到基层军政指挥岗位工作。历史经验告诉我们，吸收地方高等院校的毕业生到军队工作，决不是解决军队干部数量缺额的权宜之计，而是改善我军干部队伍结构，提高干部队伍整体素质的长治之策，是通过人才战略工程推进我军现代化建设跨越式发展的百年大计。在新的历史时期，大批高文化素质的人才进入军队，对我军的质量建设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开放式培养军事人才，是世界各国军事人才培养的一个趋势，也是我军培养高素质军事人才必须实行的一个带方向性的重大决策。据报道，美军自1980年以来，每年都有近45%的新任命军官是从地方院校直接吸收的。我军要完成”两个转变“，实现现代化建设跨越式发展，急需大批高素质军事人才。但是，我军人才队伍建设的现状，不仅与世界发达国家军队相比存在着相当大的差距，而且与军队现代化建设需求之间的矛盾还在逐渐拉大，人才问题已成为制约我军跨越式发展的”瓶颈"。如何实现我军人才队伍建设质的飞跃，成为当前军队建设的重大问题。目前，我军院校在培训体制、办学条件、生源环境、教学内容和手段等方面的现状，决定了军事院校培养的数量有限，短期内难以解决人才紧缺这个问题。为了迅速解决军事人才生长起点低与军队建设要求高的矛盾，尽快提高我军人才队伍的整体素质结构，缩短与世界发达国家军队现代化的时间差，吸收大批高素质的地方人才进入军队，必将给我军人才队伍建设注入生机与活力，进而增强我军的战斗力。
大批高文化素质的人才进入军队，对促进地方院校的教育，增强全民国防观念，具有重要意义。依托国民教育培养军事人才，不仅可以使地方院校的教育资源得以充分利用，而且由于军队对人才的特殊要求，可以牵引地方院校教育向综合性方向进一步发展，从而促进教育水平和质量的提高。同时，有助于《兵役法》在高等院校的贯彻实施。依托国民教育培养军事人才，是生动实际
的国防教育，有利于增强广大青年学生的国防观念，激发他们的爱国热情和自觉履行国防义务的意识。第四篇：农村当前存在的问题及分析
农村当前存在的问题及分析
农村、农业、农民问题是我国当前改革和发展中碰到的关键问题，它是我国建设小康社会的一道必须逾越的门槛。归纳农村存在的问题，主要表现为五个字，即“钱”、“粮”、“人”、“地”、“权”等。
“钱”：首先是农民收入问题。“三农”问题的核心其实是农民收入问题。农村改革开放头十多年，农民收入大幅度增加，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得到了极大的调动，农业生产也获得了空前的发展。然而随着粮食等大宗农产品产量大幅度增加，农产品供应由卖方市场逐步转为买方市场，价格持续下跌，引发了农民收入增幅的逐步下降。据有关资料，1996年后，我国农民收入增长一直徘徊在4％上下，而这增长幅度包括经济发达地区和从事非农产业的数据。实际上在一些经济欠发达地区以及基本以农业（粮食）为主的地方，其增长率普遍比这个增幅低许多，不少地方其实是负增长。以我镇为例，我镇是一个以粮食（水稻）生产为主的地方，1996年以前的几年，每50公斤稻谷价格在70-80元之间，一段时间曾经达到90元。除了种籽、化肥、农药、农机（具）的折旧、水电等生产资料和规定范围内的“三提五统”开支，每50公斤粮食的利润空间在35-50元之间。农民收入增长较快。从1997年开始，粮食价格连续六年大幅度下降，2001年取消保护价后，每50公斤稻谷价格最低降到40元以内，农民种粮几乎无利润。
其次是乡镇财政问题。我国的乡镇财政是撤消人民公社建立乡政府时，按照“一级政府一级财政”的原则建立起来的。其初衷是为了调动乡镇政府理财的积极性。然而由于财源不足、分成办法不当、事权与财权不对等、管理和运行机制不健全等诸多因素，它至今并没有真正成为相对独立的一级财政，不能履行为本辖区居民和农民提供需求的乡村道路、基础教育、卫生防疫、环境保护、医疗、文化等公共产品和服务的基本职责。事实上，大部分乡镇财政是吃饭财政，有的乡镇连续几个月甚至十几个月发不出工资。据中国新闻网透露，全国乡镇财政负债保守估计在2000亿元至2200亿元左右，平均每个乡镇负债400万元左右，有的乡镇负债竟超过上千万元。造成这些问题的根本原因是我国目前大多数的乡镇不具备建立财政的经济基础，同时，县市与乡镇的财政分成办法也束缚了乡镇的积极性。乡镇财政的留成办法是由县市一级决定的，一般采取的办法是“一定三年，包死基数，超收分成，缺额不补”。包死基数是指在财政收入基数以下的所有收入全额留成，对超过基数的财政收入进行分成。而事实上县市领导出于保本级财政的目的出发，往往采取牺牲乡镇利益的做法，该给予乡镇的不给予，不该收乡镇的则在财政支付时强行克扣，乡镇主要领导则由于其政治命运的决定权掌握在其手中而只能被动接受。如我镇去年上缴的财税任务520万元，实际返还给我镇的只有320万元，仅能保证本镇中、小学教师和卫生院的经费，乡镇干部和乡镇建设支出则要另想办法。而问题不仅仅是这些，名誉上是实行乡镇财政包干，实际上是把税收的负担压在了乡镇，一方面不管你乡镇有没有税源，也不管你税源增长如何，只是在下达税收包干（实际是上缴）任务每年以两位数的增幅增长，从而使大多数乡镇的财政出现了空转。就我镇而言，实行分税和乡镇财税包干后，我镇的财税任务每年以15%的幅度递增，去年仅有人口24000人的我镇上缴财税任务高达520多万元，而事实上我镇的全部农业税（不含用于村级开支的附加）税源不到280万元，工商税（含国、地税）税源不到100万元，实际空转额度为140多万元。另一方面任务下达到乡镇，考评也是对乡镇政府而言，税收完不完成任务，县市问的是乡镇党委书记和乡镇长，因此就出现了财税部门不收税，而没有收税职能的乡镇干部则成了财税收缴主体的有悖法律的怪现象。更有甚者“引税”（不属于自己征税范围的税收以远低于规定的税率标准引过来）这个新时代的税收怪胎也应运而生，很多乡镇就是通过引税来解决当地税源不足的问题，以减少自身的贴补，造成了国家税收的大量流失。
再次是乡村公共建设由谁来投资的问题。长期以来，乡镇的公共建设是通过民办公助来解决，所谓的民办就是由农民出资。比如农村的学校、卫生设施建设、乡村公路（曾经还有县乡公路）、农村的水利基本建设、城镇建设都要由农民来出资出力，加重了农民的负担。随着国家对减轻农民负担工作的重视，特别是农村税费改革后，向农民乱收费、乱收费的问题少了，而乡镇财政又没有能力承担基本建设和公共服务保障的职责，因此出现了农村基本建设投入空档问题。
“钱”的问题，加剧了社会的不公平，影响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影响了农业和农村经济健康和可持续发展，影响了农村的政权建设，影响了党和政府在人民心目中的形象，影响了农村的稳定基础。
“粮”，主要是粮食安全问题。粮食是人类社会存在和发展的最基本物质条件，不仅直接关系到国计民生的安危，也影响到世界的和平与安定。粮食问题曾是千百年来困扰人类和历朝历代统治者的“天”字号的大问题，之所以有“民以食为天”之说大概源自于此。改革开放后，由于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推行，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得到了比较好的调动；同时农业生产技术的改进，生产水平有了大幅度提高，我国的粮食供应由过去长期的短缺转为供过于求，一个千百年来没有解决好的吃饭问题得以解决。然而就在近几年粮食生产形势相对宽松的时候，粮食价格出现了多年的持续下跌，严重挫伤了种粮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在粮食价格持续下降的同时，农民的负担却逐年增加。在这种情况下，农民把土地当成包袱，因而对土地不加珍惜，占用粮田建房的大量出现。据有关资料，我国的粮食产地面积曾经高达15亿亩，年产量也曾经达到5亿吨左右。但现在我国粮食产地面积下降到14亿亩，年产量也下降为4.5亿吨。中国绿色食品协会会长刘连馥说：“照这种趋势发展，如果粮食产地面积和产量都越来越少，而人口却在不断增加，到2030年，拿什么来维持那么多人的生存？”。在中国历史上曾有过因为粮食丰收而忽略粮食安全而带来的沉重教训，现在我国人口已经达到了13亿，这么一个人口大国，粮食一旦出了问题，那不仅是中国的灾难，也是世界的灾难。因此，粮食安全永远也马虎不得。
“人”。人多是我国最大的特点。当前的问题一是农村人口基数大。据资料：我国农业人口占总人口的62%。西部地区的农村人口基数还远高于全国平均水平；二是农村基础教育薄弱，农民受教育的程度偏低，甚至还存在不少的文盲，而农村的职业教育等再教育资源更是贫泛，农民无法得到有组织的就业培训，导致农村劳动力素质提高不快，使农村劳动力在市场经济激烈的就业竞争中处于劣势，严重影响了劳动力的转移。同时由于受资源和农民收入的制约，农村的学生读不起书的问题越来严重；特别是教育产业化的实施，使一大批应该享受中、高等教育的的农民子弟因为交不越高额的学费和生活费而被挡在学校门外。三是农村的医疗保障滞后，农民看不起病的问题非常普遍的现象，很多农民对待生病的做法是一拖二挨，实在挨不过去才上医院诊疗。一些年纪稍大的则采取“小病就挨，大病就埋”的办法消极应付。更有一些农民为了增加收入而进行掠夺性地卖血。我镇邻近一个乡镇，常年卖血的农民达数千人之多，除了肝功呈阳性的人外，几乎家家有人卖血，有的夫妻双双卖血。按有关部门规定，一个人两次抽血的时间间隔不能少于六个月，可有人一个星期卖血一次，极个别人一个星期卖两次，严重推残了自己的身体。四是农村贫困群体缺乏最基本生活保障。应该说绝大部分农民的基本生活是有保障的，但是农村还有一些因灾致贫、因病致贫、因病返贫的家庭和鳏寡孤独的老年人的基本生活得不到保障。五是由此缺乏社会保障，很多农民抱着养儿防老，积谷防饥观念不变，影响了农村的计划生育工作开展，农村的超生现象仍然很普遍，很多人不生儿子不罢休，又引发了非法进行胎儿性别鉴定和选择性的终止妊娠问题。导致了农村新生人口性别比例的严重失调。据《中国新闻网》2003年01月16日资料，海南省近10年来的婴儿性别比例超过了135，大大高出人口性别比的正常值104—107；2001年10月19日《浙江青年报》 报道：浙江省台州市椒江区黄礁乡、章安镇、前所镇等三个乡镇的出生婴儿性别比超出正常很多，第二胎出生婴儿性别比是平均三个新生儿中有两个是男孩。
“地”。农村土地问题包括内部土地承包关系的稳定问题和外部征占土地问题。土地是农业的最基本的生产资料，是农民赖以生存的基础，也是一切物质依附的基础，更是国家稳定的基础。古今中外，国与国之间为土地而互相争夺甚至连年征战，国内的豪强之间因土地而巧取豪夺、豪强与普通民众之间因土地而弱肉强食，演绎着数不尽的血惺故事。我国历史几千年来各朝各代的更迭也无一不与土地有关。建国后，我国经过土地改革到农村互助合作，逐步建立起了农村土地的集体所有制。农村土地的集体所有结束了过去传统形式的矛盾，应该说是一种进步，但土地的集体所有和“一大二公”的经营形式也引发了不少新的问题。改革开放后，我国在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制不变的基础上实行了以家庭联产承包经营为基础、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从而确立了现行的中国农村土地的经营制度，这些新的矛盾才得以缓解，并有效地激发了农民的生产热情，使我国的农业得到了空前的发展。为了稳定这一基本的农村土地经营制度，2003年3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正式实施。《土地承包法》以法律形式赋予农民长期而有保障的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这对于保护农民的合法权益，进一步调动农民的积极性，促进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维护农村社会稳定，具有重大的意义。现在农村土地的问题，一是农村土地所有权的不明朗。我国《土地管理法》规定，农村的土地，除由法律规定属于国家所有的以外，属于农民集体所有。但农村集体有乡镇集体经济组织、村委会（其实承担着村级集体经济组织职能）、村民小组等。土地到底归那个集体所有呢谁也说不清。在人民公社时期，农村的土地是“（人民公社、大队、生产小队）三级所有，队（生产小队）为基础”，从现在的实际来看，很多地方的土地所有权在村小组一级。而严格地讲，村民小组并不是一级组织，只是一个组织下面的活动层次，更不是一级经济组织，怎么能够承担土地的集体所有权责任。二是规模经营与家庭承包经营的矛盾。我国的农业发展到现阶段必须逐步朝规模经营和集约经营继续发展，而以家庭生产的经营形式不利于农村资源的优化配置，不利于非农资本对土地和对农业的投入，不利于规模经营和集约经营格局的形成。三是保护土地与农村建设用地的矛盾。随着农村经济的逐步发展，农村的各项建设也会相应地增加，尤其是城镇化建设和发展乡镇企业。从农村发展的态势可以看出，农村的城镇化趋势越来越明显，在推进农村城镇化中无疑必须占用土地，而由于执行土地保护制度，在审批建设用地时有关部门把关过严，于是就出现普遍的不经审批而违法占地搞建设现象。在发展乡镇企业过程中尤其如此，兴办乡镇企业（包括在乡镇的私营企业）十有八九没有办理用地手续，更有甚者，集团性、规模性占用土地，甚至大面积占用耕地搞开发区的问题也大量存在，遍布城乡的各类开发区中，真正经过审批，办有合法手续不会有一二成。四是土地与农民收入的矛盾。当土地产出的利润空间与其他生产的利润不相上下的时候，土地就成了农民生财的基础，而当农民承包的土地产出的利润空间不合理甚至没有利润时，农民则难以把土地视为自己的生活保障，相反视为包袱，特别是那些人少田多地方的尤其如此。
“权”。既有农民的合法权益问题，也有农村基层政权的问题。农民的合法权益受法律保护，这是见诸于我国的很多法律法规的。但事实上农民由于处在弱势地位，其合法权益往往得不到保障，比如在经济方面被迫接受乱摊派、乱收费、乱罚款、乱克扣，对经济收益的分配不知情等；政治方面有农民的选举容易受党政组织、宗族，甚至社会黑恶势力的操纵而被变相剥夺等。农村基层组织建设也存在很多的问题，一是农村基层政权组织与经济组织的职能混淆不清问题。按道理，村委委员会是农村村民的自治组织，然而由于历史的原因，它实际上还承担着改革前大队这样的经济组织的职能，管理着农村的集体资产，造成了农村政企不分和政经不分的问题，是加重农民负担和引发村级干部腐败问题的根源。二是村党支部与村委会的关系问题。村党组织与村民自治组织的关系是否协调和规范，直接影响着村民自治能否正常有效地运作。村党支部领导村委会这是符合党的领导原则和《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的，但目前的问题是有的村党组织在村委会工作中干预太多，使村委会的“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难以实现，村民自治组织依法拥有的权力难以得到具体落实。而有少数的村民自治组织则把自治理解成绝对自由，不接受村党组织的正常领导，甚至向党组织的领导权威发起挑战。村“两委”的这些矛盾严重削弱着农村基层组织的凝聚力和战斗力，影响了农村的稳定。三是薄弱的村级组织管理缺位与农村的宗族干政的矛盾。由于改革开放后村一级组织对于村民只有索取，没有给予，缺乏维护村民利益和为村民提供公共服务的能力，因而在农民群众心目中没有什么好的印象，失去了村级组织应有的凝聚力；同时由于接受县乡机构的经济盘剥，加上村级经济管理制度的不完善，半数以上村委会都存在着债务问题，导致了村级组织不能发挥应有的战斗力。在这种情况下，宗族势力逐渐壮大，担负起维护本族村民利益的义务，争取了很多群众的支持，从而构成了对村级组织权力的挑战，严重的地方，宗族势力已经把持着村政，包括把持村委会选举、村里的资源支配权力。由于村级组织战斗力的普遍薄弱，造成了村级组织管理的缺位，一些曾经绝迹的社会丑恶现象沉渣泛起，赌博、建庙、抬迎菩萨在农村极为普遍，非法宗教和农村的恶势力趁虚介入，农村的精神文明建设令人堪忧。
第五篇：当前军队会计基础工作存在的问题及对策
当前军队会计基础工作存在的问题及对策
-------------------------
编辑整理: 小小 文章来源： 新浪
军队会计基础工作是我军财务工作的重点内容，解决当前军队会计基础工作中存在的突出问题，对进一步做好我军财会工作具有重要意义。本文针对军队会计基础工作中存在的问题及对策进行了深入分析。
点击咨询 